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多个国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表示,疫情或致粮食危机在4月和5月预计出现糟糕情况。全球粮食危机来了吗?在多位专家看来,疫情不会对全球粮食的生产和供给带来太大的影响,而是对全球粮食供给链条带来较大的影响。也有专家提醒,疫情之下,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危机。”3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国在采取措施遏制疫情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粮食供应链的冲击,防止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粮食危机。中国是否将面临粮食危机?在多位专家看来,从数量上看,中国的水稻、小麦等主粮的数量是足够的。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预计大豆的供给问题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6个国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 多个粮食出口大国“封国”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近期6个国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越南宣布,从2020年3月24日零点开始,各种大米产品都要被列入禁止以任何形式出口;3月26日,泰国宣布禁止鸡蛋出口7天;哈萨克斯坦已经宣布禁止出口小麦、胡萝卜、糖和马铃薯等11种农产品;埃及自3月28日起未来3个月内停止各种豆类产品的出口;塞尔维亚停止了葵花籽油等货品的出口;柬埔寨总理表示,柬埔寨从4月5日起,除了香米,将禁止白米和稻米出口。全球粮食出口大国的疫情形势以及近期一系列表态也给全球粮食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全球粮食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美国近年粮食出口量占据全世界的10%左右。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8万。3月24日晚8点10分,印度总理莫迪突然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印度民众无论身处何地,未来三周都不得外出。”禁令从3月25日零时生效。莫迪的这一讲话意味着,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国开始“封国”。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近期也透露不排除实施出口禁令。同时,有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农业部已经提议建立粮食出口临时配额,从4月1日到6月30日,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等出口量不得超过700吨,粮食种子除外。“已经发现粮食在多方面遭遇多重挑战,例如粮食运输和家畜养殖等。疫情或致粮食危机在4月和5月预计出现糟糕情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表示,截至当前,食品供应依然充足,粮食产业所受冲击颇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致使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可能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保护最脆弱环节,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通畅,缓解疫情蔓延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影响,否则我们面临粮食危机迫近的风险。”“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疫情是否会导致全球粮食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全球粮食生产并未因疫情而出现明显减产,主要是国际流动不畅带来的国际贸易受阻问题,疫情不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且一般国家都会有至少三个月的储备粮食,以应对自然灾害或者突发事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持有类似的看法。在刘守英看来,疫情对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会对全球粮食供给链条带来较大的影响。“疫情的主要发生地在大城市,对粮食生产地的农村影响不会太大,因此不会对全球的粮食生产和供给量带来太大的问题。”刘守英同时表示,疫情的传染性太快,每个国家都必须在生命至上和经济损失之间做出平衡,全球多个国家不得已实施战役体制,严格限制境外人流和物流入境,切断了全球经济活动的正常流通,这也同时切断了粮食在全球的供给链条。从粮食出口国看疫情之下的粮食危机,刘守英认为,应该关注美国、拉美这两个重要的粮食出口地区的疫情防控情况。“美国有比较完整、最好的医疗防控体系,全球粮食供给的情况部分取决于美国疫情防控的情况。一旦美国的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全球的粮食供应就能得到很大的恢复。”刘守英同时表示,与美国相比,拉美的应急体系、医疗体系、防疫体系并不完善,一旦疫情在拉美地区蔓延,将对全球的农产品供给带来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具体多大,还要评估,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同时,刘守英特别提醒,讨论全球是否会出现粮食危机,还应该特别关注疫情在非洲的蔓延情况。“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会加剧全球粮食的危机,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非洲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本来就不够,非洲地区的医疗防疫体系非常不完善,医疗资源更是不足。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有大量的人群需要救助——既需要医疗方面的救助,也需要食品粮食方面的救助。”刘守英说,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各个国家必须参与到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救助中去,这会给全球的粮食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供给。“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也是我目前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危机是——疫情一旦在非洲蔓延,势必会加重全球更大人群的健康、生命和全球粮食食品的安全。”据新华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3月31日,非洲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国家升至49个。非洲疾控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东非时间3月31日下午5时,非洲总确诊病例达5413例,总死亡病例172例,已有28个国家出现本土传播病例。“中国的水稻、小麦等主粮数量充足”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不畅,这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粮食供给的担忧。其中,中国的资本市场首先闻风而动。截至4月1日收盘,农业种植股金健米业过去8个交易日内6天涨停,农发种业过去5个交易日内3天涨停,新农开发、亚盛集团3月31日涨停;食品饮料股华资实业过去5个交易日内4天涨停,京粮控股过去5个交易日内3天涨停,惠发食品和科迪乳业连续2天涨停;猪肉概念股天邦股份、正邦科技、傲农生物、新希望3月31日均涨停。“目前粮食的生产端和供给端并未出现问题,但在多个国家封国封城的背景下,部分粮食供应链暂时中断。作为应急物资的粮食食品最容易引起恐慌,而恐慌本身会加剧粮食的囤积,也容易带来资本市场的炒作。”刘守英说,一定要防止从恐慌新冠肺炎过渡到恐慌粮食短缺。而在刘守英看来,目前中国粮食的问题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从数量上看,中国的水稻、小麦等主粮的数量是足够的,主要是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疫情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的冲击不会对中国主粮的需求构成威胁。”数据显示,中国小麦的产量在1.3亿至1.4亿吨,已经保持了多年,作为调剂品的进口量在500万吨左右;2019年中国稻谷及大米总进口量255万吨,占当年国内消费量的1.28%。其中,从越南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0.24%;与稻谷和大米一样,中国的玉米需求也主要依靠国内供给,2019年玉米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比重为1.72%。“中国进口的主粮并不多,主要是工业用粮、种子用粮、饲料用粮等。中国有比较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库存的量非常大,可以应对危机。”党国英说。而在近期,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表示,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近年来粮食储备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粮食储备充足,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库存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出口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可能会加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但对目前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有利于消化不合理粮食库存,减轻国内部分粮食品种库存压力。”“大豆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稻谷、玉米不同,中国大豆的需求主要依靠进口来解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中国2019年大豆进口总量8551.1万吨,同比增加0.5%,为历史第二高峰。其中,巴西、美国、阿根廷是中国大豆的主要进口国。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大豆从美国的进口小幅下降,进口来源向巴西、阿根廷进一步集中。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从巴西、阿根廷进口的大豆占国内大豆总消费量比重为55.62%、8.49%。“虽然美国、巴西、阿根廷地区疫情对大豆出口的影响,还需要评估,但在短期内中国无法把这部分短缺补上,中国大豆市场的供应量都会受到影响。进一步来看,如果经济活动之间的畅通不能及时恢复,大豆进口难的压力就会传导到价格上,价格会上涨。”刘守英说,疫情对中国粮食的总量供给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会加剧结构性矛盾,大豆的供给问题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党国英也表示,大豆等饲料进口受影响,会给猪企或者养猪场带来压力。“非洲猪瘟至今,今年养猪的数量明显增加,对豆粕等饲料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了。在当前粮食的供给中,饲料粮食的供给会比较短缺。”目前看,巴西、阿根廷的疫情形势严峻。截至当地时间3月30日18时,巴西全国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579例。巴西政府宣布3月30日起,所有不持有巴西身份证的外国公民均不得搭乘飞机入境巴西。而在此前,巴西已经对外国公民关闭了所有陆上边境。作为全球第一大豆粕和豆油出口国的阿根廷,目前已有820例新冠肺炎病例,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3月29日表示,将把全国强制隔离期延长至4月中旬。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徐超 校对 薛京宁
来源:新京报网原标题:粮食危机来了?专家称问题核心在非洲 大豆是中国一道坎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多个国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表示,疫情或致粮食危机在4月和5月预计出现糟糕情况。全球粮食危机来了吗?在多位专家看来,疫情不会对全球粮食的生产和供给带来太大的影响,而是对全球粮食供给链条带来较大的影响。也有专家提醒,疫情之下,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危机。”3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国在采取措施遏制疫情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粮食供应链的冲击,防止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粮食危机。中国是否将面临粮食危机?在多位专家看来,从数量上看,中国的水稻、小麦等主粮的数量是足够的。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预计大豆的供给问题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6个国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 多个粮食出口大国“封国”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近期6个国家宣布禁止粮食出口:越南宣布,从2020年3月24日零点开始,各种大米产品都要被列入禁止以任何形式出口;3月26日,泰国宣布禁止鸡蛋出口7天;哈萨克斯坦已经宣布禁止出口小麦、胡萝卜、糖和马铃薯等11种农产品;埃及自3月28日起未来3个月内停止各种豆类产品的出口;塞尔维亚停止了葵花籽油等货品的出口;柬埔寨总理表示,柬埔寨从4月5日起,除了香米,将禁止白米和稻米出口。全球粮食出口大国的疫情形势以及近期一系列表态也给全球粮食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全球粮食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美国近年粮食出口量占据全世界的10%左右。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8万。3月24日晚8点10分,印度总理莫迪突然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印度民众无论身处何地,未来三周都不得外出。”禁令从3月25日零时生效。莫迪的这一讲话意味着,全球最大的稻米出口国开始“封国”。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近期也透露不排除实施出口禁令。同时,有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农业部已经提议建立粮食出口临时配额,从4月1日到6月30日,小麦、黑麦、大麦和玉米等出口量不得超过700吨,粮食种子除外。“已经发现粮食在多方面遭遇多重挑战,例如粮食运输和家畜养殖等。疫情或致粮食危机在4月和5月预计出现糟糕情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表示,截至当前,食品供应依然充足,粮食产业所受冲击颇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致使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可能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保护最脆弱环节,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通畅,缓解疫情蔓延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影响,否则我们面临粮食危机迫近的风险。”“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疫情是否会导致全球粮食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全球粮食生产并未因疫情而出现明显减产,主要是国际流动不畅带来的国际贸易受阻问题,疫情不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且一般国家都会有至少三个月的储备粮食,以应对自然灾害或者突发事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持有类似的看法。在刘守英看来,疫情对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会对全球粮食供给链条带来较大的影响。“疫情的主要发生地在大城市,对粮食生产地的农村影响不会太大,因此不会对全球的粮食生产和供给量带来太大的问题。”刘守英同时表示,疫情的传染性太快,每个国家都必须在生命至上和经济损失之间做出平衡,全球多个国家不得已实施战役体制,严格限制境外人流和物流入境,切断了全球经济活动的正常流通,这也同时切断了粮食在全球的供给链条。从粮食出口国看疫情之下的粮食危机,刘守英认为,应该关注美国、拉美这两个重要的粮食出口地区的疫情防控情况。“美国有比较完整、最好的医疗防控体系,全球粮食供给的情况部分取决于美国疫情防控的情况。一旦美国的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全球的粮食供应就能得到很大的恢复。”刘守英同时表示,与美国相比,拉美的应急体系、医疗体系、防疫体系并不完善,一旦疫情在拉美地区蔓延,将对全球的农产品供给带来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具体多大,还要评估,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同时,刘守英特别提醒,讨论全球是否会出现粮食危机,还应该特别关注疫情在非洲的蔓延情况。“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会加剧全球粮食的危机,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非洲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本来就不够,非洲地区的医疗防疫体系非常不完善,医疗资源更是不足。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有大量的人群需要救助——既需要医疗方面的救助,也需要食品粮食方面的救助。”刘守英说,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各个国家必须参与到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救助中去,这会给全球的粮食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供给。“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也是我目前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危机是——疫情一旦在非洲蔓延,势必会加重全球更大人群的健康、生命和全球粮食食品的安全。”“中国的水稻、小麦等主粮数量充足”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不畅,这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粮食供给的担忧。其中,中国的资本市场首先闻风而动。截至4月1日收盘,农业种植股金健米业过去8个交易日内6天涨停,农发种业过去5个交易日内3天涨停,新农开发、亚盛集团3月31日涨停;食品饮料股华资实业过去5个交易日内4天涨停,京粮控股过去5个交易日内3天涨停,惠发食品和科迪乳业连续2天涨停;猪肉概念股天邦股份、正邦科技、傲农生物、新希望3月31日均涨停。“目前粮食的生产端和供给端并未出现问题,但在多个国家封国封城的背景下,部分粮食供应链暂时中断。作为应急物资的粮食食品最容易引起恐慌,而恐慌本身会加剧粮食的囤积,也容易带来资本市场的炒作。”刘守英说,一定要防止从恐慌新冠肺炎过渡到恐慌粮食短缺。而在刘守英看来,目前中国粮食的问题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从数量上看,中国的水稻、小麦等主粮的数量是足够的,主要是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疫情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的冲击不会对中国主粮的需求构成威胁。”数据显示,中国小麦的产量在1.3亿至1.4亿吨,已经保持了多年,作为调剂品的进口量在500万吨左右;2019年中国稻谷及大米总进口量255万吨,占当年国内消费量的1.28%。其中,从越南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0.24%;与稻谷和大米一样,中国的玉米需求也主要依靠国内供给,2019年玉米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比重为1.72%。“中国进口的主粮并不多,主要是工业用粮、种子用粮、饲料用粮等。中国有比较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库存的量非常大,可以应对危机。”党国英说。而在近期,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表示,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近年来粮食储备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粮食储备充足,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库存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出口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可能会加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但对目前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有利于消化不合理粮食库存,减轻国内部分粮食品种库存压力。”“大豆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稻谷、玉米不同,中国大豆的需求主要依靠进口来解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中国2019年大豆进口总量8551.1万吨,同比增加0.5%,为历史第二高峰。其中,巴西、美国、阿根廷是中国大豆的主要进口国。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大豆从美国的进口小幅下降,进口来源向巴西、阿根廷进一步集中。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从巴西、阿根廷进口的大豆占国内大豆总消费量比重为55.62%、8.49%。“虽然美国、巴西、阿根廷地区疫情对大豆出口的影响,还需要评估,但在短期内中国无法把这部分短缺补上,中国大豆市场的供应量都会受到影响。进一步来看,如果经济活动之间的畅通不能及时恢复,大豆进口难的压力就会传导到价格上,价格会上涨。”刘守英说,疫情对中国粮食的总量供给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会加剧结构性矛盾,大豆的供给问题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党国英也表示,大豆等饲料进口受影响,会给猪企或者养猪场带来压力。“非洲猪瘟至今,今年养猪的数量明显增加,对豆粕等饲料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了。在当前粮食的供给中,饲料粮食的供给会比较短缺。”目前看,巴西、阿根廷的疫情形势严峻。截至当地时间3月30日18时,巴西全国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579例。巴西政府宣布3月30日起,所有不持有巴西身份证的外国公民均不得搭乘飞机入境巴西。而在此前,巴西已经对外国公民关闭了所有陆上边境。作为全球第一大豆粕和豆油出口国的阿根廷,目前已有820例新冠肺炎病例,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3月29日表示,将把全国强制隔离期延长至4月中旬。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每个国家都需要在各个方面向每个国家发展,要求发展,科学与技术齐头并进。村庄发展到城镇,城市和城市正在扩大到更大的视野。这种扩张是通过多年来科学技术的扩展而发生的,并且在未来几年将会更多。基本上科学被称为知识研究,它被制成一个系统,依赖于分析和理解事实。技术基本上是这种科学知识的应用。对于任何成功的经济体,特别是在当今对知识经济的追求中,科学,技术和工程是基本要求。如果各国不实施科学和技术,那么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能被评为未开发的国家。科学与技术在各方面都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是快速发展的重要工具。生活各方面的现代化是每个国家实施科学技术的最好例证。随着各行各业中现代小工具的引入,生活变得简单,只有通过共同实施科学技术才能实现。如果没有所有部门的现代化设备,无论是药品,基础设施,航空,电力,信息技术还是任何其他领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进步和利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不能以这些理由繁荣的国家永远无法维持那里的生命,可能不得不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基本要求。这就是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当您考虑开发时,科学可能不是首先想到的,但它通常是解决一些世界上最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例如确保人们可以种植足够的食物。今天是和平与发展世界科学日,这是展示科学,知识共享和技术对全球发展,特别是粮食和营养安全的重要贡献的机会。获取基于科学的信息可以使繁荣或失败的收成之间产生差异。虽然发达国家的农民很容易获得大量农业信息,但许多其他农民仍然无法获得。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是建立一些世界上最贫困的小农的生计的关键,这些小农种植粮食或小规模销售。令人惊讶的是,移动技术正迅速成为通过这些信息联系农民的最佳方式之一。发展中国家约有40%的人现在积极订阅移动服务,每年有1.3亿新用户,大约95%的用户可以使用移动2G覆盖。这使得通过手机传递信息成为接触小农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政府和组织希望接受的现象。例如,通过语音信息移动提供农业咨询服务可以帮助克服不识字率或低识字率以及语言障碍。这些服务的创新提供有助于解决这样一个事实,即受过培训的人员太少,无法将农业知识直接带给世界农民。例如,有关土壤综合健康管理的信息可以帮助小农户将作物产量提高两到三倍。同样,有关作物和植物健康的信息可以帮助农民减少植物病虫害的巨大损失,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储存和运输农产品。这很重要,因为在收获后的生产过程中,世界上高达40%的食物都会丢失。共享的知识必须着眼于帮助农民增长更多,减少损失。分享以科学为基础的营养信息也很重要。营养不良是全球儿童死亡率的最大单一因素,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帮助人们实现均衡的饮食将有助于解决营养不良导致的“隐性饥饿”问题。充分食用水果,豆类,蔬菜和其他作物的饮食是缓解这一严重健康问题的明显关键。移动服务可以结合农业和营养信息,帮助农民不仅了解生长什么,而且还了解如何准备和烹饪新产品,并通过将其与辅食相结合,从营养上获得最大收益。例如,如果在烹饪过程中加入一些番茄和少量油,那么每天食用绿豆(一种豆类)的南亚少女的铁生物利用度至少可以增加一倍。移动服务可以共享有关被忽视和未充分利用的作物的信息,这些作物由于其恢复能力,能够产生可持续的产量和良好的营养价值。他们可以向最需要的人提供正确的信息,通常是十几岁的女孩和母亲。支持妇女是支持粮食和营养安全的核心。同样,知识共享和科学可以大大提高。在世界许多地方,为家庭种植粮食,通常是在小型菜园里,是家庭中女性成员的责任。帮助女性了解种植一系列水果和蔬菜的营养价值,可以对整个家庭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挑战在于找到向女性提供正确信息的手段,因为在某些文化中,她们并不总是像男性那样容易接触。除了移动服务,面对面培训学校,女孩和妇女可以接受农业技能教育,正在帮助改变现状。教育女孩和年轻女性关于农业并帮助她们建立农业职业是很重要的。虽然年轻人可能认为农业没有前途,但恰恰相反。到2050年,预计全球粮食需求将比2005年增长60%。因此,有效,高效和可持续的粮食生产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培养年轻妇女在农业方面的职业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部分。以合作为重点,以科学为基础的计划,如植物智慧,也可以帮助发挥重要作用。植物智慧汇集了168个合作伙伴,以支持各国开设由植物医生组织的植物诊所,帮助农民诊断和解决植物健康问题,从而增加产量并减少产量。考虑到性别在咨询服务中的作用,该计划鼓励了女性植物医生超过25%的吸收率,而这些女性植物医生正在接触更多具有管理害虫知识的女性农民。不言而喻,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科学技术状况。一个科学不成熟的社会意味着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在分析日本和美国等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的国家处于最高发展阶段时,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如果没有适当的科学和技术实施,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长,所有那些被标记为低增长的国家已经证明了它们在今天所处的位置以及仅仅因为科学和技术而发生的一切。知识共享尤其是重要科学知识和现代技术的共享是成功发展的核心。比如我们如何种植足够的食物来养活和滋养快速增长的全球人口。我们作为国家的公民,对增长负有同等的责任,应该为我们的青年提供一切可能的设施,以便他们的研究渴望和支持并激励他们,因为我们国家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得到更多比现在更先进的水平。
来源:澎湃新闻原标题:国家发改委征集经贸课题: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重点问题研究6月1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经济贸易领域发展改革课题研究征集公告》,征集两项课题,分别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物流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研究”与“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重点问题研究”。国家发改委表示,为充分利用社会研究力量,深入研究涉及经济贸易领域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为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组织开展2020年经济贸易领域发展改革课题研究征集工作。“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物流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研究”的预算经费为12万元,研究要点是:结合物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研究物流与对外贸易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关系及其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物流和对外贸易发展现状,研究分析制约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物流瓶颈,提出物流适应、支撑、引领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实施路径和措施建议,统筹推动物流与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重点问题研究”的预算经费为10万元,研究要点是:根据2035年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的目标,研究与之相适应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围绕粮食总量安全、结构安全、质量安全、优质绿色产品供给等,提出主要指标。结合国内外形势,研判未来15年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并分析粮食生产、储备、物流、进出口、加工等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措施建议。研究全球典型国家和我国历史上关于粮食安全的管理经验和教训,分析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启示并提出政策完善建议。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表示,国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以及经济贸易司审查符合条件的其他机构或组织可按照要求自愿申报相关课题。
因为吃饭问题,唐中宗李显发了很大脾气。大唐景龙三年(709年),由于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再次出现粮荒,于是,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没想到,唐中宗却发了好大脾气,他愤怒地说:“岂有逐粮天子耶?!”1说起来,“逐粮天子”还真的有,而且为数不少。隋唐两代,隋文帝就是“逐粮天子”的首创者。隋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为此,立都长安的隋文帝不得不带着一干王公大臣东移到洛阳就食,因为在当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地窄人稠,所产的粮食在平时就已经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一旦出现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关中地区更是经常发生饥荒和“人食人”。鉴于关中地区出产日益不足的困窘,隋朝大业元年(605年),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发动男女百余万开凿通济渠,从而掀开了隋唐大运河的浩瀚工程,以方便立都关中的帝国,方便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由于开凿大运河功臣浩大,隋炀帝又急于求成使得民怨沸腾,因此唐朝人在论及隋朝灭亡原因时,普遍认为大运河工程,是促成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唐朝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二首》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在皮日休看来,大运河是惠及千古的交通工程,隋炀帝若不是急于求成滥用民力,其治水之功,甚至不亚于大禹,而大运河的核心功能,是由于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有逐渐向江淮地区转移的趋势,而定都关中地区的隋唐两代,正是通过大运河得以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确保帝国的运转。而此中,粮食运输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缺粮,一直是困扰隋唐两代帝国的魔咒,隋炀帝为了到江淮流域“就食”,甚至最终被困死扬州。中华帝国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开始,此后两千多年间,帝国的首都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来回摆动,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逐渐不堪重负。以长安城为例,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在巅峰时期,人口高达百万之巨。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了唐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的0.62万顷。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定都关中长安的隋唐帝国愈发困窘。618年唐朝建立后,尽管帝国新生,但缺粮的魔咒仍然像隋朝一样,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随着唐朝逐渐进入盛世,关中地区人口不断膨胀,而粮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摇直上,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最高峰时期,缺口达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705年间,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拥戴太子李显上位,武则天被迫退位,由于武周正式定都洛阳,为了恢复李唐,唐中宗李显于是在第二年(706年)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但是回到长安的第四年(709年),关中地区就由于水旱灾害,再次发生饥荒,尽管唐廷紧急调运山东和江淮地区的谷米,但是由于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而运入长安的粮食却仍然严重不足,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大臣们集体请求唐中宗效仿唐高宗和武则天前例,东迁“就食”洛阳,由此惹得唐中宗发了好大脾气。2但缺粮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帝国。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712-756年),唐玄宗就有五次由于关中地区缺粮,而迁到洛阳“就食”。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第一次前往洛阳“就食”前,当时长安城内太庙由于梁柱腐朽崩塌,为此唐玄宗认为是上天警示,就犹豫要不要前往洛阳,宰相姚崇于是劝唐玄宗说:“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己备,不可失信。”姚崇以“不可失信”的名义劝说唐玄宗东迁,但根本原因仍然是“关中不稔”粮食歉收供应不足。就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第五次东迁洛阳“就食”后,唐玄宗终于受不了了,于是,他广召臣下商讨对策。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当时的粮食运输,仅仅是从洛阳含嘉仓转运进入陕西,1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早期长安城每年运粮20万石,就需要运费10万贯;而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400万石,仅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就需要200万贯,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而官吏为了催促运粮更是驱使百姓,使得民怨沸腾。不仅如此,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通过漕运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百姓的怨恨,以及运粮的损耗,种种原因,使得从隋文帝到唐玄宗的隋唐两代帝国多位皇帝为了“就食”,一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往返奔波疲于奔命,为此,唐玄宗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对策,一是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二是优化漕运的办法,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策被付诸实施后,史书记载,按照裴耀卿的改革措施,唐朝在三年间共漕运粮食700万石,仅仅运费就省下了“三十万缗”。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每年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从而使得地窄人稠粮少的关中地区得以粮食充裕,唐玄宗终于不用再为了“就食”东迁洛阳了。唐玄宗为此非常高兴,此后,立了大功的裴耀卿被逐步升至宰相。而在解决了关中地区吃饭问题的基础上,大唐帝国逐渐进入了开元盛世的最高峰,为此,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3安史之乱,则使得大唐帝国的粮食运输再次进入困境。755年,安禄山在河北起兵叛唐,“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哥舒翰20万大军兵败潼关后,唐玄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出仓促,唐玄宗一行在离开长安几天后,就遇到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以致当地百姓在献上一些粗粮后,昔日锦衣玉食的皇亲贵戚和王公大臣们,竟然争相用手抓着吃饭。由于逃亡路上粮食问题越来越突出,太子李亨和大将陈玄礼于是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和骚动,逼迫唐玄宗处死了奸相杨国忠和杨贵妃,后来,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但杨贵妃之死,并不能拯救大唐帝国的粮食危机,随着安史之乱的持续发酵,叛军开始向位处江淮流域要冲的睢阳城发起了冲击,以求将大唐帝国的粮食生命线彻底掐断。于是,为了保卫江淮流域这个大唐帝国的粮仓,守卫睢阳城的名将张巡前后坚守两年,与叛军交战400多次,最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到了763年,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但是大唐帝国的粮食供应,又出了大问题。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人口,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的891万户、共5291万人,锐减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的293万户、共1692万人,由于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人民逃亡南方、或是躲避徭役“匿户”,例如李白就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就使得大唐帝国的征税基础锐减了三分之二还多,为了恢复税收,于是到了780年,唐朝开始改变以往按照人头税收的办法,改而实施按照土地征税的“两税法”。但是随着帝国对于人口等控制力的减弱和财收的锐减,加上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时常割据、阻碍大运河等粮食生命线的运输,这就使得大唐帝国此后时常进入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当时,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以后,从关中地区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是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与此同时,不断崛起的吐蕃则趁着唐朝衰弱,不断侵入边境,甚至在763年一度攻占长安,尽管在郭子仪等名将的反击下,吐蕃最终退却,但是为了应对吐蕃的攻击,唐朝却因此不得不在边境陈列大量军队。当时,吐蕃趁乱占据了唐朝的河西走廊和陇右等地,不仅掠夺了唐朝的大量土地和人口,而且深入到了关中地区的肘腋地带,成为了大唐帝国的心腹重患,此后唐朝与吐蕃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的唐蕃长庆会盟才基本结束。为了供养规模庞大的防御吐蕃和威慑藩镇的中央军队,唐朝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而粮食供应就是其中的首要问题。唐朝初期,全国军队约为60万;安史之乱后的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军队总数为“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到了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唐朝军队已经扩张到了“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尽管这时期唐朝中央政府能控制的户口增长到了335万户,但也仅有开元盛世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二左右,户口、财源锐减,但要供养的军队却不断激增,这种“三户资一兵”的沉重枷锁,也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并只有通过加重剥削百姓来解决粮食供应和征税等问题,但这又导致了人民继续逃亡“匿户”等恶性循环和财收继续减少等恶果。当时,为了应对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入侵,在朝廷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大唐西北边境的军队士兵长期处于缺衣少食的境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唐朝中央于是调派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人前往助阵平叛,当时平叛的士兵经过长安,大多携带子弟,希望能得到一些赏赐养家糊口,没想到唐朝中央却仅仅供应粗茶淡饭应付了事,为此泾原士兵大怒说,“我们为朝廷去送死,却连饭都吃不饱!”于是,暴怒的泾原士兵鼓动着攻破长安城,并杀死唐德宗的皇叔彭王李仅,和唐德宗的皇弟蜀王李溯,还大肆抢掠国库,唐德宗只得带着皇妃和太子等人仓皇出逃,尽管泾原兵变在第二年就被平定,但唐德宗却因此成为了继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第三位被迫逃离长安的大唐皇帝,从此以后,大唐天子的威严更加扫地,中央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而唐德宗经过泾原兵变以后,更加猜忌将领,并大肆重用宦官掌兵,从而为后续宦官控制唐朝中央、多次刺杀皇帝打开了魔鬼之门。但因为粮食导致的兵变只是开始,泾原兵变三年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当时由于漕运不济,当时关中地区再次爆发粮荒,由于没有饭吃,有的禁军士兵公开解下头巾怒掷在地上说:“把我们束缚在军队中却不给饭吃,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罪人!”面对禁军的骚动,鉴于泾原兵变导致长安城破、大量皇族被杀的惨剧,唐德宗日夜忧心忡忡,这时,刚好韩混运送三万斛米进入陕西,在得知消息后,唐德宗喜出望外,特地跑到东宫,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米己至陕,吾父子得生矣!”4在缺粮的魔咒下,大唐帝国陷入了循环死结。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帝国中央能控制的户口、税源锐减,这就使得唐朝更加加紧了农民的盘剥,为了征收更多粮食,唐朝则更加重农抑商提倡农业,这就使得商品经济始终受到重度的压制,无法为唐朝创造更多税源。在这种愈加“重农抑商”的国策下,农民被压入了恶性贫困的死循环,因为帝国的边境战争、对内威慑藩镇和庞大的军队、政府开支都需要粮食供给,但供给只能是从农业、从农民来,农民不堪重负只能逃亡、“匿户”,这就使得政府收入更加减少,剩下的农民生活更加举步维艰。对此,后来官居宰相的李绅(772-846年),就在广为人知的《悯农二首》中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的诗歌,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农民在官府催粮等重压下,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的真实写照。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关中地区大旱粮食歉收;随后贞元十五年(799年)郑滑地区又发洪水,诗人韩愈对于中唐时期的这些民间苦状,也在《归彭城》中纪实地写道:“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民生艰难、长期艰难,于是,就在公元806年,当诗人白居易前往长安,前往拜见著作佐郎顾况时,顾况看着白居易的名字发了好一会呆,然后才说:“长安米贵,居住不容易啊!”面对中晚唐时期的民生艰难,白居易又在《杜陵叟》写道:“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在这首诗的注释里,白居易特地写道:“伤农夫之困矣。”鉴于关中地区长期缺粮,加上安史之乱后大量粮食产地被藩镇控制,于是在安史之乱后,国力大为削弱的唐朝中央不得已,将供应军粮的任务转向地方,“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本路自供。”另外,唐朝中央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耗费,还经常将军队分散到地方供养,这就使得地方节度使更加得以从赋税到粮食,更加掌控了军队的命脉,这种将军队供应权下放到地方结果,就是使得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弱干强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从而加剧了藩镇割据和唐朝的衰亡。在这种内外的困境下,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私盐贩子王仙芝在濮阳(今山东菏泽市鄄城县)起兵;随后875年,另外一位私盐贩子黄巢也在山东菏泽一带起兵响应,而两人得以募集大军,就是因为当时河南、山东地区持续多年大旱,而官府仍然催缴租税、差役,百姓“仍岁饥”,最终导致“盗兴河南”。王仙芝死后,黄巢带领军队继续转战四方,并于广明元年(880年)攻陷长安,由于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组织,导致没有稳定的粮食和赋税来源,这支流民军队始终未能稳定在某个根据地,在唐军的反攻下,黄巢军队随后又退出长安继续流徙,由于极度缺粮,黄巢的军队甚至一度以人肉为食,“人大饥,倚死墙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于是粮竭,木皮草根皆尽。”在唐军的合围下,黄巢最终于中和四年(884年)被杀,但唐末的这次流民起事,却使得唐朝遭受了极大打击,此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而从黄巢军队中叛投唐军的军阀朱温最终日益坐大,控制了唐朝中央。到了天复四年(904年),朱温最终强迫唐昭宗,迁都到了更靠近黄河水运的洛阳,以方便接收江淮地区的财赋和“就食”,两年后,公元906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至此,陷入缺粮魔咒的大唐帝国,最终在各种恶性循环中走向灭亡。粮也,命矣,古今皆然。参考文献:杜海斌:《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李维才:《唐代粮食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粮食问题研究洪蔚:《古代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危机 》吴宾 党晓虹:《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6期吴宾 党晓虹:《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分配与粮食安全 》吴宾 党晓虹:《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对古代粮食安全的影响》吴宾 党晓虹:《试论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嬗变》王军、李捍无:《面对古都与自然的失衡:——论生态环境与长安、洛阳的衰落》蔡云辉:《战争与古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历史考察》陈东:《唐长安城毁灭的历史地理考察》
来源:新京报经济新闻近期6国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专家表示,全球粮食生产、供给问题不大,中国水稻、小麦等主粮充足随着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近期已有越南、泰国、哈萨克斯坦、埃及、塞尔维亚和柬埔寨等6国相继宣布禁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危机来了吗?在多位专家看来,疫情不会对全球粮食的生产和供给带来太大的影响,但会对全球粮食供给链条带来较大的影响。有专家提醒,疫情之下,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危机。”3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国在采取措施遏制疫情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粮食供应链的冲击,防止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粮食危机。中国是否将面临粮食危机?在多位专家看来,从数量上看,中国的水稻、小麦等主粮的数量是足够的。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预计大豆的供给问题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中国水稻、小麦等主粮数量充足”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不畅,这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粮食供给的担忧。其中,股票市场首先闻风而动。截至4月1日收盘,金健米业过去8个交易日内6天涨停,农发种业过去5个交易日内3天涨停,京粮控股过去5个交易日内3天涨停,惠发食品连续2天涨停。“目前粮食的生产端和供给端并未出现问题,但在多个国家封国封城的背景下,部分粮食供应链暂时中断。作为应急物资的粮食和食品最容易引起恐慌,而恐慌本身会加剧粮食的囤积,也容易带来资本市场的炒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说。在刘守英看来,目前中国粮食的问题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从数量上看,中国的水稻、小麦等主粮的数量是足够的。”数据显示,中国小麦的产量在1.3亿至1.4亿吨,已经保持了多年,作为调剂品的进口量在500万吨左右;2019年中国稻谷及大米总进口量255万吨,占当年国内消费量的1.28%。中国的玉米需求也主要依靠国内供给,2019年玉米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比重为1.72%。“中国进口的主粮并不多,主要是工业用粮、种子用粮、饲料用粮等。中国有比较完善的粮食储备体系,库存的量非常大,可以应对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而在近期,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表示,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近年来粮食储备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粮食储备充足,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库存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出口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可能会加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但对目前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不大。”“大豆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小麦、稻谷、玉米不同,中国大豆的需求主要依靠进口来解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中国2019年大豆进口总量8551.1万吨,为历史第二高峰。其中,巴西、美国、阿根廷是中国大豆的主要进口国。“虽然美国、巴西、阿根廷地区疫情对大豆出口的影响还需要评估,但在短期内中国无法把这部分短缺补上,中国大豆市场的供应量都会受到影响。进一步来看,如果经济活动之间的畅通不能及时恢复,大豆进口难的压力就会传导到价格上,价格会上涨。”刘守英说,疫情对中国粮食的总量供给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会加剧结构性矛盾,大豆的供给问题会是今年中国粮食的一个“坎”。党国英也表示,大豆等饲料进口受影响,会给猪企或者养猪场带来压力。“非洲猪瘟至今,今年养猪的数量明显增加,对豆粕等饲料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了。在当前粮食的供给中,饲料粮食的供给会比较短缺。”目前看,巴西、阿根廷的疫情形势严峻。截至当地时间3月30日18时,巴西全国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579例。巴西政府宣布3月30日起,所有不持有巴西身份证的外国公民均不得搭乘飞机入境巴西。作为全球第一大豆粕和豆油出口国的阿根廷,目前已有820例新冠肺炎病例,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3月29日表示,将把全国强制隔离期延长至4月中旬。“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疫情是否会导致全球粮食危机?党国英认为,全球粮食生产并未因疫情而出现明显减产,主要是国际流动不畅带来的国际贸易受阻问题,疫情不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且一般国家都会有至少三个月以上的储备粮食,以应对自然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刘守英持有类似的看法。在刘守英看来,疫情对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会对全球粮食供给链条带来较大的影响。“疫情的主要发生地在大城市,对粮食生产地的农村影响不会太大,因此不会对全球的粮食生产和供给量带来太大的问题。”刘守英同时表示,疫情的传染性太快,每个国家都必须在生命至上和经济损失之间做出平衡,全球多个国家不得已实施战疫体制,严格限制境外人流和物流入境,切断了全球经济活动的正常流通,这也同时切断了粮食在全球的供给链条。刘守英特别提醒,讨论全球是否会出现粮食危机,应特别关注疫情在非洲的蔓延情况。“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会加剧全球粮食的危机,全球粮食问题的核心在非洲。”“非洲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本来就不够,非洲地区的医疗防疫体系非常不完善,医疗资源更是不足。一旦疫情在非洲大规模蔓延,有大量的人群需要救助——既需要医疗方面的救助,也需要食品粮食方面的救助。”刘守英说,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各个国家必须参与到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救助中去,这会给全球的粮食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的供给压力。“我现在最担心,也是我目前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疫情一旦在非洲蔓延,势必会加重全球更大人群的健康、生命和全球粮食食品的安全问题。”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在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关乎国运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条件下,依靠自身力量成功实现了谷物供应基本自给,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粮食安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裕,市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但粮食安全的基础仍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供求在未来还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世界粮食安全形势空前严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粮食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对于切实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加强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扎实推进藏粮于地战略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通过粮食生产的科学化和规模化实现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不损害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推广耕地休养制度,有效恢复、维持和提高耕地质量,切实保障粮食生产的物质资源基础。 另一方面,严格遵守耕地利用的优先次序,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避免以经济效益片面决定耕地用途的土地利用模式。通过健全永久基本农田管理机制与合理规划粮食生产功能区,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产量、质量的稳定性,防止出现耕地利用的非粮化,有效保障和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有效降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交易费用,打通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性障碍,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为培育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 推动完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 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我国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背景下,加快形成以财政支持、金融支持、政策支持为主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对于提高种粮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切实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财政保障性资金的稳定投入,充分发挥财政对粮食生产的促进和支持作用。利用财政资金加快农业基础水利设施、气象灾害预警设施建设,为粮食的规模化生产提供有利的外部基础,以降低粮食的耕种成本,减少种粮主体的资金投入负担。通过合理设置农药、化肥、现代化农用器械等生产要素的财政补贴价格,构建以环境友好、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粮食价格补贴体系,充分发挥补贴资金的引导作用,为种粮主体采用现代化的粮食生产方式提供制度性激励,促进粮食生产从传统方式向集约化、智慧化转变。 其次,创新粮食产业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强金融行业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依托不断完善的粮食产业信贷担保体系,充分发挥农村小额信贷、农业保险等金融服务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作用,加快形成以财政保障为主、以金融支持为辅的双重保障格局。 最后,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切实保护种粮主体的合法权益。积极推动粮食安全保障立法工作,形成以粮食安全为导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执法和监督力度,保障粮食产业的健康发展。 加快构建节粮减损长效机制 通过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减少粮食收割、物流和生产环节的耗损率,杜绝食品消费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是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低损耗、高效率的粮食收割方式,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机械作业的精细化水平,降低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耗损率。推广现代化的粮食运输、储藏模式,加快建立智能化的粮食运输与仓储设施,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粮食运输和仓储过程的信息化与可视化管理,提升全链条的智能化监管水平以降低运输与仓储环节的耗损率。切实解决粮油过度加工问题,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的支持和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广力度。加强国情教育和粮食安全教育,加大反对食品浪费的宣传教育力度,营造以节约粮食为荣、浪费粮食为耻的社会氛围,培养科学、文明的饮食文化。餐饮企业应转变经营理念,切实履行提醒义务,鼓励消费者适量点餐,在菜品分量上提供多样化选择,推行健康、文明的餐饮消费模式。积极推进节约粮食、反对食品浪费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加快推进粮食法立法进程,建立有利于促进粮食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法律机制。 强化粮食生产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耕地有限,技术进步无限,“藏粮于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已经到了更多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统筹兼顾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提质的贡献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新阶段。 通过构建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内的多元化研发体系,强化农业基础研究,全面升级农业应用技术,强化生物育种科技创新,着重突破一批影响作物单产提高、品质提升、效益增加、环境改善的关键核心和“卡脖子”技术。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鼓励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通过协同创新开展农用机械研发,推进农业领域产学研融合发展。 加强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和人才投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落实“藏粮于技”战略的必然要求。不断完善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农业知识体系中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内容,依托高校特色农业学科培养一批既具有扎实农业理论和实践经验,又熟知家庭农场及农业合作社管理经营模式的现代农业人才,为粮食的规模化经营与生产提供充足人才储备。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实现科研人员、农业专家与种粮农户之间的精准对接。积极开展线上农业教育和远程农业指导,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对粮食生产的支撑作用。 适度开展粮食进口贸易 粮食适度进口,是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优化粮食供给结构,从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努力构建粮食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已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但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进口粮食,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开展粮食进口贸易,不仅是现阶段优化粮食消费结构、提升粮食供应能力的有效举措,也是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方式。 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适度进口粮食,提升国内粮食供应和保障能力,满足国内消费者多样化的粮食需求,有效缓解国内粮食生产带来的环境、耕地等自然资源压力;另一方面,开展粮食进口贸易应坚持底线思维,进口粮食不能对国内粮食市场造成冲击,不能挫伤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不能损害种粮主体的经济利益。推动粮食进口国别和渠道的多元化,消除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国内粮食供给的冲击;加强粮食进口的配额管理,严厉打击粮食走私,规范市场秩序,确保粮食产业安全;增强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引导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的跨国经营,积极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管理,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中的话语权,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来源 光明日报编辑 周睿编审 杨仪 杨韬
1月5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兆力在哈尔滨市农业科学院调研农业科技发展及技术攻关情况时强调,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持续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让科技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到田地间,为哈尔滨打造粮食生产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市领导蒋传海、孙恒义参加调研。王兆力先后到市农科院蔬菜花卉种子温室、水产研发中心、农机研发中心、农业科普馆,详细了解农作物种质资源安全与有效利用、新品种作物育种技术与应用情况,实地察看淡水虾和鱼类自主育种、农机具创新研发项目及成果转化进展,与科研人员交流,勉励大家迎难而上,努力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用科技创新有效破解种源“卡脖子”问题,推进种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期间,王兆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农科院相关工作汇报,帮助研究解决当前在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目前,市农科院有蔬菜花卉、粮食经济作物、水产、畜牧、农业教育等8个研究分院,积累了近9000份地方名特优种质资源。相关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水稻、玉米、大豆等特色品种和本地特色蔬菜新品种的选育,以及淡水虾的引进繁育孵化、土著鱼类品种的养殖与繁殖等研究工作。王兆力强调,作为我市农业科技的主力军,市农科院要把握新形势、明确新任务,坚持服务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以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推动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紧密结合市场需求,聚焦重点领域,集中资源力量,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让优势更优、强项更强,通过持续创新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要坚持以应用研究为主,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这篇大文章,把更多科技成果体现在农产品增产增收、农业高质高效上,真正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王兆力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国内其他农业科研院所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政策支持保障力度,进一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我市是农业大市、粮食大市,要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调动各方面参与农业科技研究推广应用的积极性,推进产学研用企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让农业科技在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作出更大贡献。来源:哈尔滨新闻网-哈尔滨日报【来源:哈尔滨新闻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许昌建安区陈曹乡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自走式喷灌设备为优质专用小麦“解渴”。商水县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田成方、林成网、沟相通、路相连。收割机驰骋在漯河成片连方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西平县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旱能浇、涝能排,连年丰收有底气。遂平县常庄乡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对小麦赤霉病统防统治。周口市淮阳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因为管护有资金、有人员、有标准,可确保长久发挥稳产增收效益。河南日报记者陈慧刘红涛本报通讯员杨广玉“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发挥好粮食生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河南粮食生产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河南省委、省政府牢记总书记嘱托,自觉扛牢国家粮食安全这一政治责任,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二五”以来,河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320万亩,“望天田”变成“高产田”,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89亿斤,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1000亿斤以上,近3年连续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今年,河南夏粮总产750.75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小麦总产750.63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28%以上,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升了耕地地力和产出能力。新一轮机构改革后,河南高标准农田建设连续两年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表示,当前,河南正在编制新一轮粮食核心区建设规划,到2025年要建成8000万亩高标准农田,并打造高标准农田“升级版”,稳定保障13000亿斤粮食产能,更好扛稳粮食安全重任。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上,正在筑就一座座“金粮仓”,河南的农民,将一步步挑上“金扁担”。1坚持高位推动,展现农业大省的责任担当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建设高标准农田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到省农业农村厅现场办公,研究粮食生产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多次到项目区调研指导,帮助解决问题。去年以来,省政府先后3次召开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工作会,动员部署工作,推进项目进展;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列入粮食安全市长责任制、耕地质量保护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将考核结果与政府绩效、资金分配直接挂钩,有力推动项目建设的高质量开展。一方面坚持高位推动,一方面理顺体制机制。为了破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权责不清、部门交叉、多头管理等突出问题,我省推动在省级层面实现了“一个任务清单、一个资金渠道、一套管理体系”,构建了由农业农村部门集中统一管理的农田建设新机制。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农田建设管理新体制一个任务清单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专项两个渠道下达的建设任务由省农业农村部门一个任务清单下达市县一个资金渠道省级配套资金由省财政农业专项一个渠道下达市县一套管理体系项目设计审批、日常监管、竣工验收和上图入库等工作统一由农业农村部门管理实施初步构建农田建设政策制度体系先后出台《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全国重要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实施意见》,制定《河南省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河南省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河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实施办法(试行)》及项目调度、资金监管、建后管护等制度。2强化资金保障,投入真金白银让沃野生“金”农田建设的高标准需要高要求,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我省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多方筹措建设资金,仅“十三五”期间,就累计投入513亿元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1.强化财政投入。2019年起,省、市、县三级按6∶2∶2的分担比例足额落实地方财政资金,建立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十三五”期间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各级财政投入424亿元占总投资的82.7%以上2.用好金融资金。机构改革后,省农业农村厅先后与国开行河南省分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市县使用政策性贷款建设高标准农田提供支持。2019年、2020年,平顶山市舞钢市、叶县和宝丰县,以及信阳市光山县等地先后使用农发行贷款共14.8亿元3.整合涉农资金。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平台,将有关涉农资金集中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充分发挥资金聚合效应。去年周口、平顶山等市共整合涉农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提标2亿多元4.引进社会资本。运用市场化手段、采取总承包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全省共有4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投入0.7亿元,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3明确建设规范,打造经久耐用的民生工程省级层面先后出台工程建设、资金管理、激励评价、建后管护等10多项政策文件和管理制度,构建了1+N农田建设政策体系,实现全省农田建设“五统一”。农田建设“五统一”投资标准统一一般项目每亩投资不低于1500元,高效节水灌溉项目每亩不低于1600元,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每亩不低于3000元技术路线统一明确农田灌溉和耕地地力提升技术要求,研究制定《河南省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创建指南》建设模式统一坚持集中连片、规模开发,支持整乡推进项目实施统一明确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建设规范统一严格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和评价规范,对关键环节全程监管高标准农田“升级版”去年以来,我省开始致力于开展示范创建,打造行业标杆。按照不低于3000元/亩的标准,积极引导市县建设一批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引领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五化”建设标准化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化经营规模化管护规范化4强化项目管护,建立建管并重的长效机制破解管护难题创新管护模式先后在全省推广村组集体集中管护的“共管模式”、委托种粮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管护的“托管模式”、由农民用水协会管理的“自管模式”。理顺配电设施建管体制对新建项目的高压设施,全部由电力部门出资建设及运维,已建项目的高压设施全部由地方电力部门接收运管。如此一来,不但每年可增加新建项目投资10亿元左右,同时也破解了农电设施易损坏、管护难、用电贵等长期以来影响工程效益充分发挥的历史性问题。剑指遗留问题2020年3月开始,组织对全省“十二五”以来已建成项目的灌溉、配电、路桥等9项重点设施进行全面普查、整改提升,分类分年度解决项目区历史遗留问题。
在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关乎国运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条件下,依靠自身力量成功实现了谷物供应基本自给,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粮食安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裕,市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但粮食安全的基础仍不稳固,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供求在未来还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世界粮食安全形势空前严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粮食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对于切实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推进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加强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扎实推进藏粮于地战略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通过粮食生产的科学化和规模化实现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不损害农民权益的前提下推广耕地休养制度,有效恢复、维持和提高耕地质量,切实保障粮食生产的物质资源基础。另一方面,严格遵守耕地利用的优先次序,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避免以经济效益片面决定耕地用途的土地利用模式。通过健全永久基本农田管理机制与合理规划粮食生产功能区,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产量、质量的稳定性,防止出现耕地利用的非粮化,有效保障和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有效降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交易费用,打通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性障碍,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为培育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推动完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我国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背景下,加快形成以财政支持、金融支持、政策支持为主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制度,对于提高种粮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切实提升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财政保障性资金的稳定投入,充分发挥财政对粮食生产的促进和支持作用。利用财政资金加快农业基础水利设施、气象灾害预警设施建设,为粮食的规模化生产提供有利的外部基础,以降低粮食的耕种成本,减少种粮主体的资金投入负担。通过合理设置农药、化肥、现代化农用器械等生产要素的财政补贴价格,构建以环境友好、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粮食价格补贴体系,充分发挥补贴资金的引导作用,为种粮主体采用现代化的粮食生产方式提供制度性激励,促进粮食生产从传统方式向集约化、智慧化转变。其次,创新粮食产业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强金融行业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依托不断完善的粮食产业信贷担保体系,充分发挥农村小额信贷、农业保险等金融服务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作用,加快形成以财政保障为主、以金融支持为辅的双重保障格局。最后,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切实保护种粮主体的合法权益。积极推动粮食安全保障立法工作,形成以粮食安全为导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执法和监督力度,保障粮食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快构建节粮减损长效机制通过建立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减少粮食收割、物流和生产环节的耗损率,杜绝食品消费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是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低损耗、高效率的粮食收割方式,有效提升粮食收割机械作业的精细化水平,降低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耗损率。推广现代化的粮食运输、储藏模式,加快建立智能化的粮食运输与仓储设施,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粮食运输和仓储过程的信息化与可视化管理,提升全链条的智能化监管水平以降低运输与仓储环节的耗损率。切实解决粮油过度加工问题,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物综合利用率。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的支持和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广力度。加强国情教育和粮食安全教育,加大反对食品浪费的宣传教育力度,营造以节约粮食为荣、浪费粮食为耻的社会氛围,培养科学、文明的饮食文化。餐饮企业应转变经营理念,切实履行提醒义务,鼓励消费者适量点餐,在菜品分量上提供多样化选择,推行健康、文明的餐饮消费模式。积极推进节约粮食、反对食品浪费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加快推进粮食法立法进程,建立有利于促进粮食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法律机制。强化粮食生产的科技和人才支撑耕地有限,技术进步无限,“藏粮于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已经到了更多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统筹兼顾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提质的贡献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新阶段。通过构建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内的多元化研发体系,强化农业基础研究,全面升级农业应用技术,强化生物育种科技创新,着重突破一批影响作物单产提高、品质提升、效益增加、环境改善的关键核心和“卡脖子”技术。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鼓励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通过协同创新开展农用机械研发,推进农业领域产学研融合发展。加强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和人才投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落实“藏粮于技”战略的必然要求。不断完善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农业知识体系中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内容,依托高校特色农业学科培养一批既具有扎实农业理论和实践经验,又熟知家庭农场及农业合作社管理经营模式的现代农业人才,为粮食的规模化经营与生产提供充足人才储备。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实现科研人员、农业专家与种粮农户之间的精准对接。积极开展线上农业教育和远程农业指导,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对粮食生产的支撑作用。适度开展粮食进口贸易粮食适度进口,是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优化粮食供给结构,从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努力构建粮食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已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但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进口粮食,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开展粮食进口贸易,不仅是现阶段优化粮食消费结构、提升粮食供应能力的有效举措,也是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适度进口粮食,提升国内粮食供应和保障能力,满足国内消费者多样化的粮食需求,有效缓解国内粮食生产带来的环境、耕地等自然资源压力;另一方面,开展粮食进口贸易应坚持底线思维,进口粮食不能对国内粮食市场造成冲击,不能挫伤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不能损害种粮主体的经济利益。推动粮食进口国别和渠道的多元化,消除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国内粮食供给的冲击;加强粮食进口的配额管理,严厉打击粮食走私,规范市场秩序,确保粮食产业安全;增强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引导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的跨国经营,积极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管理,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中的话语权,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01月12日 11版,作者卫志民、于松浩,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