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研究

2020年7月13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该报告指出：全球面临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6.9亿人面临饥荒。其中亚洲的饥饿人数最多，但非洲的饥饿人数增长最快。本次粮食危机的原因主要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又爆发了非洲蝗灾，以及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随着疫情的持续进行，饥饿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2020年7月31日，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Science 上发表文章，强调了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对粮食系统、全球经济、贫困、卫生以及贸易的负面影响。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国也于近日从国家层面号召节约粮食，加强监督，严禁浪费粮食。整体来说，我国粮食近年来连续丰收，但浪费现象严重。那么除了研发高产农作物、鼓励节约以外，还有哪些帮助人类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法呢？近日，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曹玲与美国、智利、日本、西班牙、阿根廷等多国研究人员合作，在 Nature发表了题为：The future of food from the sea 的研究论文。研究人员分析了三个最大海洋食物领域——野生渔业、有鳍鱼类养殖和双壳贝类养殖，以估算“可持续供应曲线”和未来的海鲜产量。分析表明，到2050年，来自海洋的食品年产量可能增加2100–4400万吨，比当前产量增加36–74％，这将满足2050年98亿人口的全部肉食需求增长的12-25％。全球粮食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粮食供应能否持续增长是个大问题，基于陆地的扩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也会带来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损害其他生态系统等后果。我们的地球是一个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的蓝色星球，然而，野生渔场和海水养殖供应的海洋食物只占当前全世界食用肉产量的17%，海洋显然还有为人类提供更多食物的巨大空间和潜力。为估算“可持续供应曲线”和未来的海鲜产量，研究团队利用全球4702个野生渔场的数据模拟未来产量，并预估全球海水养殖潜力。通过经济管理和饲养约束等因素结合的生物经济模型，研究团队计算了三个最大海洋食物领域——野生渔业、有鳍鱼类养殖和双壳贝类养殖在2050年的全球食物供应量，通过将这些供给预测与需求情景相对比，研究团队还计算了未来海洋食物的可能产量。海洋里养殖和捕获的食物（水生植物除外）野生渔业、有鳍鱼类养殖和双壳贝类养殖三类海洋食物的供求曲线研究结果显示，这三个领域，尤其是有鳍鱼类养殖和双壳贝类养殖两个海水养殖领域，到2050年，来自海洋的食品年产量可能增加2100–4400万吨，比当前产量增加36–74％。海洋食物产量有望在2050年提供到时全球98亿人口所需肉类增幅的12-25％。该研究还表明，未来的海产品构成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虽然目前野生渔业的海洋捕捞在今天占据主导地位，但到2050年，预计高达44%的海洋食物会来自海水养殖。全球粮食需求正在增长，而扩大陆地生产充满了环境和健康问题。由于海产品的营养成分多样，还可以避免或减轻许多陆地食品生产带来的环境负担，因此，海产品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为食品供应以及未来的全球食品和营养安全做出贡献。研究团队估算的来自海洋的可持续食物供应曲线表明，野生渔业和海水养殖未来的扩展潜力很大，而且，这是可以通过实施一系列可行的机制来实现的。我是冰寒童话，致力于创作社会和情感类的文章，希望大家遇到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和交流。请大家多多指教。

新中国经济困难时期是上个世纪指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个以农业生产为突出困难的时期，其中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是指1959—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成为影响全局的揪心问题，人民口粮严重短缺。之后的1962年、1963年开始农业经济恢复，但也依然较为困难。1959年初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15个省发生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5省严重缺粮。到1960年，灾情更加严重。全国受灾面积达到9亿多亩，占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一半以上。——饥饿、逃荒、浮肿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情况出现并呈增加趋势，都因为粮食的极度匮乏。无农不稳，城市依靠农村供应粮食。1960年入夏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粮食库存薄弱，粮食供应岌岌可危，首都北京只能供应7天，天津只能供应10天，处于鱼米之乡、本是“苏湖熟、天下足”的大上海，没有大米库存，而共和国长子、重工业基地辽宁省的10个主要工业城市只能供应八九天。一、掌握实情节制供应1960年秋，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00多亿斤(年终实际数2870亿斤)，缺粮问题十分严重。周总理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发起制作粮食代食品的运动，艰苦奋斗，度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难，度过灾荒。中共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玉米根粉、小球藻等代食品。《指示》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行动的具体指导。1961年2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外市长座谈会，说，农业上遇到的困难，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样大。这影响到一系列轻工业材料，同时也影响某些重工业。因此，今年我们必须节约粮食，增产节约，克服困难，度过灾荒。周总理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粮食实行过秤入仓办法。周总理对新疆自治区棉布供应指标问题作出指示，鉴于今年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对于今年棉花收成决不能估计过高，因此不仅今年春季不发布票，今年秋季和明年春季也要少发布票，才能克服困难。为了保证城市口粮最低限度供应，1960年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人口酌情减少粮食定量。城市饮食行业、糕点和其他粮食制成品，采取凭粮票供应办法。当时，北京少数高级饭馆高价销售和供应外国人用餐不收粮票。1961年，粮食形势更困难，为了减少粮食销售，粮食部提出方案：对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用粮，印制一种专用粮票，凭票供应，测算下来全年可以节约粮食7500万斤。周总理经反复考虑，认为虽然困难极严重，但不能增加旅客麻烦，火车、轮船、飞机上的外宾、华侨也较多，凭票供应，数量不大，影响不好，否定了这个方案。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当时，煤矿工人的粮食定量从60斤降到45斤，而且是粗粮，其它副食品肉、酒、糖供应很少，工人体力大大下降。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井下工人恢复到60斤，而且粗粮、细粮适当搭配，其它酒、糖等井下工人生活必需品也适当解决。周恩来说，为井下工人怯寒，需要供应酒，问清一斤酒需要多少粮食，按供应酒的定量拨了粮食。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营养和生活需要。二、全国一盘棋调配粮食为了渡过粮食难关，安排好各地的粮食调拨，通常搞三道“防线”：先由粮食部长和地方协商；然后是主管财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出面商谈；最后周总理亲自把关。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调拨计划也由党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月度调拨计划也都由党中央通知各级党委执行。周总理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际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办公桌上。为了解决亿万人民吃饭问题，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周恩来总理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每一起难度较大的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同志谈话。到总理那里去开会，不让带助手，也不许使用“可能”、“大概”等含混概念。如果不懂装懂的，还会受到总理严厉的批评。粮食部党组书记每次被急召去总理办公室，主要是谈解决粮食问题。周总理日理万机，一般都是晚上找他们去，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总是自己用笔计算数字，逐省逐项地算账，粮食库存多少，每月销售多少，夏粮下来能增加多少，可调出多少，等等，都做到了如指掌、胸中有数。周恩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从 1960年 6月至 1962年 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 115次。其中 1960年下半年 19次，1961年 51次，1962年 45次。主抓粮食调配，周恩来亲自动手，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周恩来还仔细审阅每一张粮食报表和粮食计划表，认真计算每一个数字，周密安排和调拨粮食。在保存的当年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共有994处之多。仅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总理就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它们生动地记录了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智慧与心血。周恩来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江西早稻种植面积在华东数省中是最多的，江西人口却在几省中几乎是最少的，只比福建略多些。为了使江西省同意在12亿斤外调基础上再加3亿斤粮食外调，周恩来耐心、细致地做江西省的说服工作。周恩来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心里有数，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的一天深夜，周恩来与粮食部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各省粮食调拨安排。周恩来亲自排出表格，相加数字，结果出现了5000万斤的差数。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他逐省逐项逐笔核对计算，但数字还是无法平衡。周恩来思考片刻，然后问粮食部负责同志：“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经总理提醒，粮食部负责同志猛地想起，是他们漏记了，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次，总理请李先念同志及粮食部领导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总理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计划司司长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只要事关粮食调运，周总理都亲自过问。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因运力不足，遇到了许多困难。此事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即与外贸部门打招呼，迅速从苏联进口1200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增加了中央机动运粮力量，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关系中，中国还要勒紧裤带对阿尔巴尼亚等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援助包括粮食援助，如1960年8月3日周恩来回复阿方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的请求，答应在三、四季度分两批援助阿方5万吨小麦。周总理还紧抓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粮食年度是从7月1日到下年6月底，而夏收小麦在6月即开始入库，正好跨了两个粮食年度。总理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应当改一下，要让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上。经反复研究，粮食年度改为从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这样，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库，南方最早的粮食还未收割，可以做到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使用。这虽然是个具体问题，但牵涉面很广，各省过去的统计概念和数字都要重新改过。周总理把这件事向毛主席汇报并征得同意后，亲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周总理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指示。他提出农村要建立集体储备粮。国务院决定，把国家储备粮列入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从此，国家、集体的粮食储备逐年增加。还决定由国家基本免费代生产队保管储备粮的办法，使国家粮食储备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三、打破禁忌进口粮食解急1960年底，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和受灾范围的继续扩大，单靠省际间粮食调拨已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了，潜力用尽。进口粮食，粮食部是不敢设想的，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送交分管粮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又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口粮食的意见。1960年12月30日，周恩来离北京前往缅甸访问。在飞机场，周恩来还在与相关同志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到昆明后，外贸部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陈云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总理对随行的外贸部副部长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外贸部副部长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了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了研究。不久，基本解决了货源、运输、外汇等问题。1961年3月1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关于粮食进口的意见，说明截止到2月22日的计算，二、三季度的粮食尚差74亿斤，因此，决定1961年进口粮食100亿斤(合500万吨)。现已签好合同52.4亿斤，正在谈判中的还有50亿斤。在进口粮食运输过程中，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把外贸部副部长叫去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船只航行等情况。1961年，我国总共从国际市场进口了500万吨粮食。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从哪些国家进口粮食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因中美关系处于对抗，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订购粮食成为首选。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就通过法国运进中国。1961年，周总理到东北调研，看到东北粮食困难，就提出与苏联协商，从远东借20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改革公社食堂大锅饭及相关制度毛泽东1961年2月6日至12日分别听取了江华、霍士康、林乎加、田家英、胡乔木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和农村整风整社工作的汇报时，谈到公社太大，是出现平均主义、瞎指挥的原因，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其职责和权力，生产小队的权必须增加；政策不宜多变，要固定下来，以解除农民的顾虑，要使干部懂得不能剥夺农民、等价交换、按劳付酬等原则；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否则势必要垮台；政社合一后党委不能什么都管，干部一定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并提议修改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在“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1960年春天，受总理委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调研，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折粮21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同志将了解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小鹏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1960年12月下旬至1961年1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农村工作作出新的决策，一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二是社员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允许有适当发展。社员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要从十二条紧急指示规定的5%提高到7%，三是对农村集市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要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过多限制。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他指出，关于社员分配办法比例三七开的规定，供给部分占三成，工资部分占七成，以及按劳动等级或按工作定额定工分的，都为群众所不赞成。到1961年夏收后，全国各地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普遍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说，人民公社在整社后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使它在所有制方面更加切合实际，强调：1961年、1962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打算放在调整关系、巩固成果、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上面。同时提出了经济建设总的任务，一是过农业关，使每个人每年粮食达到800斤；二是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即60年代各大区又独立又协作的体系；三是突破技术尖端；四是培养专门人才；五是坚持勤俭建国，节衣缩食，继续压缩城市人口；六是坚持增产节约运动，反对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七是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理论学习；八是加强国内大团结。1962年6月下旬，周恩来在东北考察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邓子恢等支持这一做法。30日，周恩来回京后到陈云家中谈话，陈云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剌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表示赞同。五、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支援农业生产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必须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求全党坚决从各个方面挤出一切可能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从根本的和长时间起作用的因素看，要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工业支援农业，发挥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对农业增产的作用。但是，从应急的措施看，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解决问题。进口粮食是增加供给。此外还需要减少需求，周恩来、陈云认为必不可少、非采取不可的措施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中央考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么，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当农民投入增加粮食的生产运动。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国内经济问题讲话，指出，要加强农业第一线，农村人口出来太多，农忙时应当把80%的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现在农业第一，无论如何城市建设不要再挤农村，三五年内不从农村中调劳力出来，相反，还要动员一些人回农村。1961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就粮食和外贸问题讲话说，当前粮食情况仍然紧张，今年粮食总产量要达到3500亿斤，还须经过极大的努力。而征购和销售量尚差70亿斤，要靠进口解决。强调：目前的问题，最集中的表现主是农村到底能供应城市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和工业原料，解决多大的市场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城市能搞多大的工业。提出使粮食过关的三大措施：一是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大抓经济作物，实行机械化，不断增产；同时，供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二是在全国特别是城市继续提倡节衣缩食；三是坚决压缩城市人口，争取从1961年麦收到1962年底压缩1000万以上的人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再次指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已经压缩了一部分职工，打算今年到明年再压缩一些，压缩下来的人，一部分回到农村，一部分下放，一部分转到农村。”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粮食问题。周恩来指出：“1960年至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要解决问题，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人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又主持起草了《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6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经中央批准下达。根据这个精神，中国开始了三年调整时期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1962年2月7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粮食问题指出，就目前情况看，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三年到五年，在1961年我们初步压缩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后，1962年国家统一支配的粮食还差100亿斤左右。1962年是国民经济计划以调整为主的关键年。提出克服目前的困难的八条具体办法，其中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这是克服困难的最重要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重要环节。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首先要裁并，要“拆庙子”，同时要“搬菩萨”。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多万，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2800多万，全国非农业人口口粮和食品工业粮食销量共减少138.4亿斤。六、以身作则廉洁节食1960年10月，在调运粮食最为紧张的时候，青海省在请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的同时，给中央送来了5万斤青海湖打捞上来的鱼。周恩来得知后十分生气，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这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他请李富春起草通知，对此进行通报，并明令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粮食部负责人到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经常同总理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总理在自己家里同李先念及粮食部负责人4人讨论粮食问题，到了中午，邓大姐招待他们吃饭，也是四菜一汤，而且盘子也不大。1962年6月上旬周恩来总理赴东三省调研，他对有关工作人员交待，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鱼、蛋、肉之类东西不吃，肉制品也不行，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周恩来到长春时，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要求对地方管理员讲明了，但他们不听，结果，邓颖超只好自己出面，把管理员找来，亲笔写下山珍海味不准吃，肉、蛋和油炸东西不吃，一切按中央规定办伙食，做饭的师傅看到后十分激动，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厨师，还没有见到过像总理这样这不准吃，那不准做的。”同年，河北省反映他们口粮中的红薯干顶粮的比例过大。周总理决定，把薯干调到北京，适当搭配供应，他自己带头在家里吃起了薯干，并让各地来开会的干部也尝尝薯干味道。

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袁隆平袁隆平 新华社发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居世界领先水平。袁隆平，1930年9月生，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不畏艰辛、执着追求、大胆创新，勇攀杂交水稻科学技术高峰，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创建了一门系统的新兴学科——杂交水稻学，实现了我国超级稻第一、二、三、四期大面积种植平均亩产700、800、900、1000公斤的目标。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袁隆平毕生的追求。他积极推动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致力于将杂交水稻技术传授并应用到世界几十个国家，帮助提高水稻单产，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为人类战胜饥饿作出了中国贡献，获得了世界粮食奖。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袁隆平为国家担负的责任。他对杂交水稻和它背后维系的国家粮食安全怀有的赤诚初心，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未变。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等称号。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和人民授予他“共和国勋章”，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给他颁奖。来源：《求是》2019/23

糖友提倡吃粗粮区别于大米、小麦等细粮，杂粮主要包括玉米、小米、高粱、荞麦等，以及绿豆、红豆、芸豆等淀粉含量较高的豆类。粗粮能降低胆固醇和血糖，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还能促进消化，缓解便秘。吃粗粮的误区一、用粗粮制品替代粗粮速溶麦片、杂粮粉、全麦糊等号称粗粮食品，但很多都经过精加工，含有大量糊精，它比淀粉还容易消化吸收，升糖指数更高。不妨自己烹饪健康的粗粮食品，以便更好地保留膳食纤维等营养素。二、品种吃得单一吃粗粮的品种过于单一，集中在小米、玉米、燕麦、薏米等食物上。这不利于营养均衡，也很难保证吃到占主食1/3的推荐量。建议尽量把不同的粗粮融入三餐中，比如早上喝杂粮粥；中午吃煮玉米；晚上吃个蒸地瓜土豆等。三、粗粮吃得多细粮吃得少粗粮的优势在于其膳食纤维含量高、体积大、饱腹感强，能减少主食摄入总量。有些人过于迷信粗粮的营养功效，于是顿顿只吃粗粮，结果影响消化、导致腹胀等问题。建议：粗粮占主食的1/3—1/2即可。吃粗粮，蒸比煮好专家建议：吃粗粮最好用蒸的方法。煮粥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粗粮的健康特性。把粗粮熬成非常软烂的粥是最大的错误。粥越软烂、黏糊，粗粮中的淀粉糊化的程度越高，使血糖上升的速度也就越快。杂粮饭把谷类和豆类按照3:1或者2:1的比例混合，浸泡过夜。然后，把泡好的粗粮放到蒸锅里蒸熟，一般10—20分钟即可。蒸好的粗粮可以和大米混合煮成饭。杂粮面如果喜欢吃面食，也可以把蒸好的粗粮和白面、玉米面等和在一起，还可以加上葡萄干和坚果，增加口感和营养。杂粮菜还可以将粗粮先蒸好，再放些鸡蛋和西红柿、青椒等蔬菜一起炒着吃。杂豆类蚕豆、豌豆、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等富含淀粉的豆子。大多的杂豆类蛋白质含量丰富，高出大米3倍，且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钾含量尤为丰富。餐后血糖反应比所有粮食都低，对于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十分有益。杂粮类小麦粒、大麦粒、燕麦、全麦、黑米、紫米、糙米等杂粮类。它们的饱腹感、营养素含量以及对糖尿病患者的作用大大超越了精白米面。燕麦富含β-葡聚糖，能延缓血糖、血脂的上升；全麦的维生素含量是白面粉的4倍，纤维含量5倍以上；黑米、紫米等杂粮，富含花青素，对糖尿病人的视力和皮肤有一定帮助。因此，上述的杂豆类和杂粮类都非常适合糖尿病人食用。建议每天摄入粗粮50~100克，与细粮搭配食用，让每一餐的餐后血糖都平稳。

作为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 成绩之外，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还在面对触目惊心的粮食浪费。现在食物浪费的情况究竟怎样？哪里是重灾区？制止餐饮浪费有哪些好的措施？《新闻1+1》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共同关注： “触目惊心”的餐饮浪费，如何治？中国粮食浪费的情况，哪里是“重灾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祥：现在粮食储备技术水平提高，粮食浪费大幅降低。从田间到餐桌来看，现在损耗较大的还是在田间地头。在餐饮中，特别是朋友宴请或各种礼节性的宴请，主人不知道客人要吃多少，往往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而在新兴的业态中，外卖确实要引起关注，但整体来说，桌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快餐盒饭浪费整体相对要少得多。中国的粮食浪费，副食比口粮更加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介绍，关注粮食浪费问题一定要突破对“口粮”的狭隘认识，我们往往一讲到粮食会想到大米、米饭、面食，这些是口粮。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在餐饮行业，不管是桌餐还是外卖消费，真正的口粮份量并不是很多，这块儿遏制的效果根据我个人观察还是比较好。但是说到副食，肉、菜、蛋、奶、水产品、水果等，这些如果“不对口”，浪费的现象更加严重。餐桌外的食物生产环节，浪费问题同样需要重视收割浪费。现在粮食作物，比如小麦，基本靠机械化收割，很少有劳动力收割的，但劳动力收割，损耗会相对低一点。如果用拖拉机收割，像现在都是小型拖拉机或马力相对较大的拖拉机，使收割损耗和浪费变得比较严重。储存损耗。如果农民家里的存粮，仓储设施不太好，老鼠啃食、霉变，都会造成损耗。制止餐饮浪费有哪些好的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李国祥：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好，有些食堂、餐馆会在醒目位置提醒顾客，特别是自助餐厅，会提醒消费者少量多次取食。一个人在饥饿时，你感觉到你能吃多少东西，跟你真实能吃完的量，可能是有误差的，所以这种提醒非常重要。但也有一些餐馆，可能出于自身盈利的需要，鼓励消费者多点餐，有些餐馆一份食物分量比较足，没有设置可半份购买。在杜绝浪费方面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差异非常大。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广网武汉9月21日消息（记者熊峰 通讯员吴珊 朱加豪）9月19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气候智慧型农业碳减排及碳交易市场机制研究”举行开题论证会，该项目由湖北大学商学院王红玲教授担任项目首席专家，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会议现场（央广网发 通讯员供图）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谢红星表示，此次开题论证的项目是湖北大学在经济管理学科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对学校下一步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社会学科重大项目的谋划、培育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启示意义，同时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此次开题论证的项目在研究中国农业碳排放的最新状况及态势基础上，获得几类典型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碳排放量的最新数据。在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碳减排的研究基础上，开展农业碳交易政策研究，探讨建立中国农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用市场的手段推动我国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快速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危机、环境污染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为我国碳减排和低碳农业的发展开辟一条全新的路径。据了解，2019年全国共有36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批立项。其中，湖北大学4个项目获批立项，立项总数居全国第21位、湖北省第3位。

本文转自【新华网】；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题：以法立行：中国探索珍惜粮食、反对浪费长远之道新华社记者任沁沁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旨在加快建立法治化长效机制，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以法治方式对浪费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9月10日以来，专题调研组分赴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5省（市）开展调研，并委托黑龙江、上海、广东、海南、云南、陕西等6省（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调研。 节粮减损，需建立法治保障长效机制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事关国运民生。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连续多年超过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然而粮食损失和浪费严重，情况不容乐观。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我国每年仅在粮食存储、运输和加工等环节造成的损失就在700亿斤以上。有的在粮食收获时，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机械化收割精细化程度不高等原因，损耗较重；有的在存储环节，因存粮场所简陋，造成虫鼠害侵袭和季节性霉变；有的在加工环节，“过度加工”追求“精细白”，导致浪费。 食物利用环节的浪费现象严重。中科院公布的一项从2013年至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餐饮食物浪费量每年在1700万至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储存和流通以及消费各环节，需要从每一个环节发力。粮食减损降耗和制止粮食浪费成为重要着力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认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将成为我国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以及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契机。 厉行节约是一场“持久战”，要形成长效机制，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遏制粮食浪费的有力保障。当前，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此次专题调研要与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结合起来，注意听取各方面对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融入立法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将节粮减损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规范，强化杜绝粮食浪费的刚性约束和法治保障。” 实地调研，查找问题听取建议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车间全封闭无菌净化生产，不论是手工搓制还是机器搓制麻花，光洁的地面上未见原料残渣。 这是记者日前跟随调研组在天津调研时看到的一幕。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对原辅料采购、加工、包装、储运全链条管理，始终将节约原材料、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抓手。 天津多措并举降低生产、储运、加工等环节粮食损耗，投资8000多万元建设粮食管理信息化系统，实时动态监管，及时抑制虫害、霉变问题；引进国际先进设备，提高粮食加工出品率，对加工副产品“吃干榨净”；天津科技大学研创的“鲜榨米”，以鲜杂粮挤出压榨成“米”，利用好杂粮、米糠等；天津临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粮油码头设有散粮接卸专用港口机械，严控粮食散落和货损…… 不过，餐饮浪费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8月中旬，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以暗查暗访为主要方式的专项检查，发现餐饮浪费方面，家庭和小范围聚餐相对较好、喜庆宴和商务宴相对较差，个人买单的相对较好、单位结账的相对较差，家里吃饭相对较好、单位食堂相对较差。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宁表示，一些制止餐饮浪费的措施现在还是鼓励、倡导多，硬性制约、处罚少，距离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天津市副市长李树起表示，下一步，天津市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止浪费的“制度藩篱”扎得更紧更密，“建议通过国家层面立法，加强对餐饮企业经营行为的规范和监管”。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深入研究论证基础上，加快相关立法，从而为地方立法提供依据和遵循；在加强专题调研的同时，加大监督力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组负责人表示，现有的一些法律中，已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珍惜粮食的条款，但仅是原则性要求，不具体、不明晰，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珍惜粮食、反对浪费要入法，在起草的粮食安全保障法中要设专章，对造成浪费的各个环节都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求和可操作规范。” 立法可期，措施将更有针对性“鉴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相关责任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性，建议采取专门制定反食物浪费法的方式，补充纳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在调研组与天津有关部门的座谈会上，提出了专项立法的建议。 近年来，各方面积极行动，努力营造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的社会氛围，为立法打下坚实基础。 国务院有关部门完善政策体系，推动解决粮食浪费问题。国家发改委与中宣部联合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在全社会宣传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生活理念；商务部组织行业中介组织、大型餐饮企业针对餐饮节约陆续发布一系列标准规范；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抓好农户储粮、粮食流动环节减损，抓好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成立制止餐饮浪费的立法工作专班。有关部门表示将全力配合。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结合市场监管部门职责，积极提出立法建议。比如，在粮食收割仓储运输等环节减少粮食减损、制止申报有关食物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将节约粮食作为学生德育教育和考评内容、明确旅游定点饭店和旅行团接待单位制止餐饮浪费的责任义务、制止第三方网络平台和直播播主大量浪费食物等。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在立法过程中，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具体规定，明确职能部门、餐饮经营者、消费者等各方责任，构建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惩罚并重的体制机制，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真正让法律长出“牙齿”。 孙佑海建议，应抓住食物消费的关键环节，尤其要对各种食物浪费的行为进行清晰界定，制定明确惩罚措施，强化监督主体的责任。 据悉，1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调研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报告。

来源：澎湃新闻原标题：食为天︱为什么粮食进口不等于粮食缺口？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似乎很容易被粮食安全问题所困扰。一个主要的担忧在于，中国农产品大量进口，尤其是大豆大量进口。根据笔者计算，如果把进口农产品折算成耕地面积，大致为12亿亩，2019年我国内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5亿亩，这么算来，我国农业生产的综合自给率为67%。这个数据怎么看呢？如果把“农产品进口”默认为“农产品缺口”，你很可能会觉得形势严峻；但如果知道人口1.2亿的日本食品热量自给率不过四成，却也没有饿殍遍野，你可能又会松一口气。那么，“农产品进口”到底等不等于“农产品缺口”呢？答案显然是“否”。我们不妨从几个层面进行比较。先看概念层面。农产品进口是双边贸易的结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你情我愿。之所以能大量进口，既是因为中国有购买力，也是因为国际市场上供应充足。不妨做一个极限设想，去年我国大豆进口8851.1万吨，按照“进口=缺口”的思维，缺口为8851.1万吨；假设明年国际市场上突然不出口大豆了，我国进口量骤降为0，按照同样的思维，是否说明大豆就不存在缺口了？显然不能这样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农产品净出口国，直到2001年底加入WTO，才逐步变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在拐点的2001年，中国人口13亿，耕地面积大约为18亿亩，总种植面积23亿亩，国内人口和农业生产资源和现在差不多，不过却是农产品的净出口国，那是不是说明当时我国不存在农产品缺口呢？显然也不能这样说。农产品缺口是一种供需失衡的状态，指对农产品的实际需求或者潜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当前，全球仍然有8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和营养不良，这部分人群存在粮食缺口。而之所以存在缺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进口的能力，说白了，是没钱买粮。从概念上讲，农产品进口与农产品缺口不仅不能等同，甚至属于不同的讨论范畴。如果混淆了概念，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甚至政策误导。接着看度量层面。农产品进口的时间度量以年度为单位，这样划分显然是为了便于统计，不仅进出口贸易，社会生产、人口增长等等，都以自然年度为单位。再者，自然年度循环往复形成了节律，也方便比较——如果切分成季节，有一些东西就不好比了，比如一季度和二季度的粮食产量。总之，年度农产品进口是一个统计数据，以年度计量农产品进口是出于简化认知和经济分析的需要。而农产品缺口很难用“年度”来度量。道理很简单，人几天不吃饭就会饿死，用不了一年。当前我国农产品综合自给率是67%，，如果不进口的话，从机械统计的角度，我们可以推演出三种场景：一是当年所有人每天减少一顿饭；二是当年减少1/3的人口；三是当年所有人4个月不吃饭。即便只是假设，我们也知道这种场景过于荒谬了，原因就在于缺口的时间度量出现了问题。假如粮食不进口了，更可能出现的场景是：国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人们降低食物消费，食物浪费消失了，国内农业投入和生产迅速增加，几个月后农产品供求重新取得平衡，缺口消失。所谓“年度农产品缺口”，不存在的。再看属性层面。农产品具有自然和商品两种属性。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就越是强调粮食的自然属性，亦即提供生物存续的营养的属性。在相对困乏的社会里，食物、水源等不仅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刚性要素，甚至也是发展目标本身。我国改革开放就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第一步的目标。在一个以吃温饱为目标的社会里，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亦即恩格尔系数，甚至会超过80%，而粮食的缺口往往也更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目前我国食品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已经降到30%以下，对于食品，人们的要求不再是“够吃”，而是 “实惠”“健康”或者“好吃”，相应地也就更强调农产品的商品属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农产品的缺口很小或是不存在，包括进口在内的农产品贸易却更为繁忙。简单说，“缺口”对应的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阶段，农产品的自然属性突出；没进口，缺口不会消失，有进口，或许还能填补一二，比如在我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进口”则与购买力成正比，反映了农产品的商品属性，我国从过去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发展成为今天的农产品净进口国，原因也正在于此。至此，我们可以简单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做一小结：当前农产品综合自给率67%，接近1/3的农产品来自进口。这部分农产品不进口，完全由国内生产行不行？当然可以，但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至少翻番。之所以不自己生产，是因为自己生产不合算，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比如说自给率最低的大豆，不是我们不会种，而是国产大豆太贵了，同样的产品，只用一半的价格就能从巴西或是美国买到。目前，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我国国民的食物营养水平处于黄色人种的最高水平。无可否认，这得益于市场经济带来的效率提升——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带来了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参与全球农业生产分工使得农产品价格相对下降，最终令进口12亿亩耕地资源成为可能。也许有人还是不放心——外部环境不好，不让进口了怎么办，那不就成了缺口了？关于极端情形，前面我们已经推演过，大致说来中国的食品消费水平会短暂地倒退回2001年，但不会造成大规模饥荒和普遍性营养不良。需要说明的是，外部环境不好，大概率并不会导致对华农产品禁运。中美贸易战这些年，特朗普政府多次升级对华高科技禁运，但在农产品贸易上恰恰反过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甚至要求中国把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目标设定在2013年创纪录的290亿美元基础上再提高25%。农产品毕竟不是高科技，不那么容易被人卡脖子，因此武器化的价值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更何况农产品出口国的农民也是要卖粮过日子的。-----作者胡冰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前段时间，美国牛肉进口中国的消息一传来，很多人纷纷表示不解。中国并不缺少牛肉，为什么还要从美国进口？难不成美国的牛肉有什么特别之处！事实上，特别之处是有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不是这个，因为不仅仅是牛肉，中国近年来在粮食的进口上也都是逐年递增的。近年来我国粮食尤其是大米进口量大幅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前两位大米进口国，与之对应，我国国内稻谷增产、库存高企，但是大米进口量却是只增不减。此外，我国玉米、小麦进口近几年也维持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却一直处在丰收状态。为什么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明明农业丰收不断，为何还要选择进口别国的粮食，原因什么？跟农业君一起来探究一下！1、生产成本过高中国虽是农业大国，但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并不高，加上农业生产成本，如农药。化肥、人力等费用逐年上涨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成本一直是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粮食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而对于美国、日本等来说，其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农业生产成本也较低，所以，进口他们国家的粮食，对我国而言是减轻了负担。2、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延续传统的种植结构，并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大的调整，所以一方面，中国的粮食看起来是丰收了，但是在某些农产品的供应上还是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产品在质量远远还未达到标准，所以，低档次产品长期过剩，高档农产品却出现了断档。所以，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粮食不得不迈出国门搞进口。3、耕地面积减少近年来我国农村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这已经成了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趋势。虽说从2007年开始，农村土地整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是农村耕地面积减少的详细那个并未就此改变。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我国农村耕地面积从2009年的20.31亿亩下降到目前的20.25亿亩。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随着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需要库存大量的应急粮食，要不进口还能怎么办？4、生产效率低下中国从几千年到现在一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以精耕细作为主，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的效率极低。这种低效率的竞争，完全无法和真正的机械化生产方式抗衡，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很低，自然难以和进口的高效率的农产品抗衡。5、耕地质量下降伴随着人类的生产活动带来的影响，我国的耕地质量连年下降，入地盐碱化、沙漠化现象突出，再加上土壤污染问题的加剧，中国的耕地质量全面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土壤治污被提到了首要位置，而进口粮食就成了必然事件。6、农村人口减少在中国的农村制约农业生产效率的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农村人口的问题。仙子阿越来越多的人年轻人开始往大城市跑，因为做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挣不到钱。所以留守在农村的往往都是老弱妇孺，可是在中国当前的生产条件下，农业依然是一个重体力的劳动产业，更何况农业科技不仅需要青壮年更需要高素质人才，而这些是留守在农村的妇孺们解决不了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农村地区就出现了弃地打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又陷入了困局。中国是农业大国，地大物博，但人口数量也是客观。适度的进口是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长期以往势必会带来负面影响，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结合实例一起来探究一下！1、紧跟互联网潮流，提高生产效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科技为王的今天，农业生产也必须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才能走的更远。只有提高生产效率，才能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农资龙头金正大作为一家老牌的化工企业，其在农资界的地位不可动摇。但是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兴起，农资电商成为农资企业的发展潮流，业界大佬的金正大必须做出回应。于是率先布局农资电商，将现有渠道进行升级，同时，按照电商的要求对经销商进行升级，以此来提高效率，降低物流费用、财务费用及人员支出。在这种情况下，金正大集团有效的和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专业化的农业公司实现了直接对接，提高了收益。中国农业缺水、缺人才也缺耕地，但是最缺的还是互联网科技，所以，想改变中国农业的现状，必须以互联网为导向，努力提升生产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具备较强的竞争力。2、强化产业结构农业结构的不合理会导致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要适时调整农业结构，提升企业竞争力。新希望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拥有中国最大的农牧产业集群，是中国农牧业企业的领军者。新希望作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其实力不可小觑，但是作为一家农牧企业和饲料企业，新希望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很好的把握了市场机遇。于是有了农牧与食品、化工与资源、地产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四大产业集群，集团从单一饲料产业，逐步向上、下游延伸，成为了一家集农、工、贸、科一体化发展的大型农牧业民营集团企业。新希望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它能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抓住市场需求，各方面发力，占领一线市场。中国的农业也需要有这种精神，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年年丰收还要进口的尴尬局面。3、可持续生产：理念与实践相结合可持续发展农业是指采取某种合理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 革和机制性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需求可以持续发展的农业系统。比如，“稻田养鱼”就是可持续农业生产的典型事例。它是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的“套种”,它也是江南地区因为人地关系紧张而节约土地的新发明。“稻田养鱼”将种稻和养鱼有机地结合起来,田鱼觅食时,搅动田水,搅糊泥土,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氧气,促进水稻生长.田鱼吃了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害虫免去了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田鱼的排泄物等于给稻田施加有机肥料,最终人们获得了鱼肉和稻米,动植物蛋白质齐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中国的农业，其安全问题广受大家的关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必须要坚持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做循环农业，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的问题。未来，中国农业将会在战略上布局，推进产业现代化，解决持续生产与消费的双重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