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科学研究投稿须知

7月25日，“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老龄社会治理与健康促进”论坛在线上举行。与会学者以老龄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围绕疫情防控中如何保证老年人身体、心理健康等话题展开讨论。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表示，老年人群是此次疫情的易感人群，对老年人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维护，是检验一个国家疫情防控态度、政策及价值选择的试金石。我国老年人群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表示，应对因老龄化而加剧的社会经济挑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高度重视老龄问题，不仅是疫情防控的要求，也是关系亿万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福祉的现实要求。北京市老年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黄石松建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应尽早建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强调全民健康教育网络，科学合理布局设施机构，同时实现信息和支付方式互联互通。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建议，在社区关爱服务中一定要凸显党建引领优势，将社区关爱纳入党建服务平台。还要将智慧社区建设落实到老年人家中，开辟基层老年工作智能服务终端，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和老年健康数据平台的数据共享，精准掌握社区老年人的生活状态。针对如何缓解社会隔离和老年人孤独问题，美国纽约大学迈尔斯护理学院全球健康终身讲座教授吴蓓建议，可以加强老年人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度，发展老年志愿者，在挖掘老年资源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同时，缓解老年人的社会隔离感、维系社会联系。未来，改善全球老年人口的健康和福祉，还需要在支持型家庭环境、年龄友好型社区、年龄友好型医疗保健体系和年龄友好型技术方面加强研究。论坛由北京市老年学学会、中国人民大学“老龄社会的政策实践与养老产业综合研究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

去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回应此前多地频繁发生的老年人智能技术运用难题。方案提出到2022年底前，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便捷性不断提高，线上线下服务更加高效协同，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老龄科学研究》主编党俊武认为，“数字鸿沟”是数字化与老龄化两大浪潮交相碰撞产生的必然结果，未来，老年人如何融入数字化进程值得充分关注。填补数字鸿沟需强有力的数字反哺新京报：疫情期间，多地曝光老年人健康码使用难的新闻，这也成为国办方案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你怎么看这一情况的出现？党俊武：这个问题很现实，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老人接纳数字化程度慢。它暴露出一个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理念问题，高科技快速发展，如何落地，如何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服务，这是科技发展的第一尺度。我国数字化的技术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社区网格化管理细致，只有树立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现有技术完全有能力处理好目前存在的大多数问题，包括无障碍使用健康码等问题。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危机？党俊武：老年人数字鸿沟，其实就是社会数字化和人口老龄化这两大趋势相遭遇，出现的一个新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可将老龄化将其孤立看待，视作数字化进程的绊脚石。我们需要换个眼光来看人口老龄化。数字化和老龄化交织下，可以产生出的巨大的红利。2019年末，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54亿，“十四五”期间，将突破3亿人。老年人是数字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未来商家眼中十分重要的“流量”提供者。数字化技术真正要全面落地实现红利，我认为还需要更强有力的“数字反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包括家庭中的子女，不仅仅是提供基础的帮助，还要开展数字化技术的培训学习，将这一项行动的重要性提高到全社会层面上来。新京报：在你的研究和观察过程中，老年人对数字技术是更积极的态度，还是更回避的态度？党俊武：老年人对于新技术有天然的保守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需要一个观察和接纳的过程。一旦老年人能够感受到技术带来的益处，他们也会欣然接受。以我个人为例，因为工作原因两三年前才开始使用手机微信。我可能认为它不利于视力保护，加剧时间碎片化，占用我过多读书时间。数字化是一个中性技术，也有它的弊端。我们应当秉持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就是不能让数字化取代一切。数字化技术发展的一个真正瓶颈在于，老年群体对它的信任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数字化的法治化进程，当务之急是相关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出台相应监管政策，针对数字化违法犯罪行为，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加大曝光力度。新京报：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接触互联网、学习技术简单，如何让他们掌握数字思维呢？党俊武：没错，这个很重要。即便是有意愿、条件和能力学习和了解数字化的老人，形成数字思维也并非易事。数字思维不是从外面灌输的，而是从新的生活方式和新习惯的使用过程当中形成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老人已经接触到的数字化的技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思维自然会慢慢养成。对未“触网”老年人要分类看待新京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有3400万老人在去年短短三个月之内成了网民。你怎么看这个急速增长？党俊武：受疫情的客观影响，更多老年人发现互联网技术提升了生活的便利。首先，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有能力上网的，可能日常生活的非必需性，还没有接触；第二，本身中老年人“触网”人数基数就较小，因而潜力巨大。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还有1.57亿老年群体没有接触网络。其实可以将他们分类看待。分类标准基本有三个：收入情况、健康状况以及文化程度。无法“触网”的，通过保留传统服务方式实现兜底，同时加强线下服务；有发掘潜力的，通过适老化改造，简化使用流程降低门槛，让他们更快融入数字化生活；已经接触的老人，让他们加深了解，提升数字素养。这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方案中也有明确：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环境和习惯的老年人，分类梳理问题，采取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解决方案。新京报：国办方案发出后，相关部门也已经陆续出台文件，这些措施要如何落地？党俊武：我国老年人口群体庞大，解决老年人适应智能化发展困难问题，我认为政府要发挥职能作用，负责兜底，更重要的是，应当确立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后，交由社会和市场，发挥各自能动性。例如，现在许多商家已经认识到，不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就等于把客户挡在门外。有了这个意识，他们自然会想出很多办法。毕竟，意识是第一位的，办法是第二位的。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要找到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抓手。政府机构层面有老龄办主抓，但目前我们看到，许多县级老龄办已经取消了。因此，应健全组织建设，强化老龄工作系统的职能，要加强基层老年群众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的作用。新京报：你所说的“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是什么？党俊武：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主要是指能从中尝到甜头的各种做法。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好的转变。比如家门口的超市，开始没有健康码是绝对不让进门。现在出现了各种替代措施，因为商家发现，逛超市的主要是老人，没了客户货架上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一句话概括：数字化是做大自己潜在消费群体的最简单、最低成本的办法，也是保住自己客户的最简单办法。新京报：对于市场来说，老年人的钱可能比较难赚。党俊武：对，这就涉及老龄经济的问题。可能目前商家的眼光还是更多放在了年轻人这个活力群体，主要是商家没想通，从整个社会财富的年龄结构来看，钱主要掌握在中老年人的手里。我们一直都在主张扭转一个概念，数字化鸿沟可怜的不是老年人，是商家。只是要注意，任何消费都是需要激情。年轻人只要有品牌效应，消费是件很容易的事。老年人不是。他需要反复观察、试验、比对。老人接受速度慢，但粘性相当好，一旦打开便是非常稳定的市场。正规保健品的销售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商家现在都是用的更多是挣快钱的那套老路子，所以还很难接受慢慢培养消费群体的老龄经济这种真正的新经济。认知新经济是一个大话题，要认识到，中国未来消费主要靠中老年群体，内循环也要靠中老年群体的巨大消费动能。老龄社会不仅仅是老年人问题新京报：数字化与老龄化交织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否也说明我们在关注老年人数字鸿沟时，更应关注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变化问题？党俊武：数字化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浪潮，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进入了老龄社会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要树立三个视角。第一，树立人生的老年期视角。老年人是人的老年期，我们不能把老年期与年轻期割裂开来。主要是要让全社会认识到人人都有老年期。否则，只谈老年人，让年轻人似乎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第二，树立全生命周期视角。生命有从青年到老年的演化过程，相应的数字化技术要充分考虑到人的整个生命发展过程，年轻时候如何，老了又如何。例如现在人人整天看手机，高龄阶段就会积累大规模的眼科疾病问题。如果不纠正，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要知道，一旦视觉出了问题，生活质量将会大打折扣，更无法谈美好生活。第三，树立老龄社会视角。我们现在已经迈入老龄社会，而不仅仅是老年人多了的问题，还有一个年轻人在减少的问题，总体看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要从全局来谋划、来应对，而不仅仅只是关注解决老年人的健康养老等问题。对此，中央作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总体部署。简单来说，就是要举全党全国之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各种问题。老年数字鸿沟问题也要纳入这个框架来系统解决。新京报：你刚才提到，关于老龄社会还存在不少认识误区，能否详细解释下？党俊武：现在很多人“谈老色变”，而且对老龄社会持悲观思维的认识误区是全球性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用传统年轻社会的思维来看待老龄社会。年轻社会中年轻人多老人少，现在进入老龄社会，老人在增多，年轻人在减少，用年轻社会的思维看，当然只能是悲观结论。但是，我们用老龄社会的思维看老龄社会，结论就是乐观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在老龄化，但个体在年轻化。另一方面，大家活得长寿，这是有人类以来的梦想变现。这是个伟大壮举。老龄化不可怕，关键是不能过度老龄化。另外，把人口老龄化就当做老年人增多，这是个绝对错误的概念。老龄化指的是老人增多和年轻人减少的过程。这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规律。规律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结构性变动背后，是我们的观念、发展方式、制度体系等要适应这个规律。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简单解决老年人的医疗、吃饭、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问题就万事大吉了。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编辑 陈思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田晓航）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5日在京发布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显示，我国城乡享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均超过98%。新一轮医改启动至今，我国着力织牢织密医疗保障网，不断惠及广大城乡老年人。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深远当天在发布会上介绍，根据报告，2015年，城乡享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比例分别达到98.9%和98.6%，比2006年上升24.8个百分点和53.9个百分点。报告显示，有网上购物和旅游消费行为的老年人比例分别为12.4%和14.31%，旅游日益成为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新选择。随着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入人心，不少老年人还主动融入社会。老年大学、公益活动、社区公共事务讨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老年人的身影。报告也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面临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较大等严峻挑战。此次发布的报告主要依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国家统计局批准，每五年开展一次，自2000年起至今已开展四次。

央广网北京12月17日消息（记者车丽）由中国老龄协会指导，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协办的“2019老龄科学年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国家卫健委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王建军指出，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它不是简单的民生问题或者养老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它既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甚至生态问题。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要加强老龄科学研究，全面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规律，搞清楚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才能及时、科学、综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此，我们要深刻认识老龄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高度重视老龄科学研究，加强学科建设，加快人才培养，不断推进老龄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相关政策出台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次研讨会以“加强老龄科学研究科学应对老龄社会”为主题，紧紧围绕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和老龄科学建设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副司长蔡菲、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进行了阐述和研讨。在老龄科学建设研讨部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荣誉教授邬沧萍，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会长范利，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原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莉莉、伍小兰，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贾旭东分别做了题为《新时代老龄科学的任务》《健康老龄化与慢病管理》《老龄人口学的未来》《老龄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产业经济学视角下的老龄服务产业发展》《认识老龄健康的复杂性》和《老龄文化学的发展方向》的精彩演讲。据了解，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央广网北京11月15日消息（记者车丽）记者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4日举办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专家座谈会上获悉，老年旅游已经成为未来健康活力群体的重要养老服务需求。据中国老年科研中心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达48.9％。空闲时间的增多、空巢家庭的增大、可支配资金的自由，“候鸟式”旅居养老将会成为老年人养老的一种方式。近年来，老年旅游，或者叫做候鸟养老、旅居养老等，逐渐成为健康活力群体喜闻乐见的一种养老基本服务形式。2019年中国在线旅游平台携程网发布的《老年群体旅游行为报告》显示，65%的受访老年出游用户每年出行3次以上，且越来越多的老人能够独立完成在线预订。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涛表示，根据老年市场所体现出来的“慢旅游”的特征，度假属性的休闲产品是老年市场的主导产品，在老年市场对养生、保健、养老等旅游需求的刺激下，度假住宅、康体疗养两大产品有望成为未来老年旅游的主流。两大产品的设计对气候的适宜性和综合配套服务比较敏感，所以气候适宜、环境良好的近程区域最具有潜力，能成为养老住宅和康体疗养度假产品开发的热点区域。王海涛建议，在旅游养老产品设计时需要注意按照老年人总体对时长、交通、居住等偏好来进行设计。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旅游养老产品的一般持续时长不应超过20天，但不同经济情况的老年人对于旅游时长的接受程度也不同，经济情况越好的老年人会更能够接受较长时间的旅游行程，而旅游行程的具体时间则比较灵活。老年人会更偏好去名胜古迹、自然景观、园林景区、海滨沙滩等地度过旅游时间，并且很在意目的地护理专业问题和老年活动丰富性的问题。老年人主要偏好选择飞机或者高铁出行，喜欢住宿酒店或者养老机构。在设计旅游养老产品的时候应该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体特征而注意这些细节问题上的差异，同时建议应该统一给老年人购买旅游保险。影响到老年人旅游消费决策的主要因素有：获取的旅游养老资讯、老年人对旅游养老的担心、老年人选择旅游养老的目的和老年人对行程安排在意的问题。而老年人能够通过什么渠道获取旅游养老信息，能获取多少有效信息，又会对后面三项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调查结果表示，通过养老机构推荐获取信息是被访者在所有信息获取方式中占比最高的一种，但同时报纸杂志、电视、网络、手机资讯、子女亲戚介绍，这些方式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占比高且有效的信息获取方式，因此旅游养老机构在对老年人进行产品宣传工作时，既应该注重和养老机构的合作，也需要关注各类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的传播。在旅游养老产品设计上，应主要解决老年人所担心的安全、食宿和服务质量差的问题，通过活动和行程的设计帮助老年人参加旅游养老的目的。同时，老年人是一个对价格比较敏感的消费群体，绝大部分被访者(91.6%) 只愿意为单次旅游养老花费5000元以下，因此旅游养老机构应该尤其注意旅游养老产品的定价策略。大部分被访者在旅游养老中每天能接受花费只在200元以内，只有13%左右的人表示愿意把钱花在养生调理或购买当地特产上。旅游养老过程中，老年人购买附加服务或保健产品的消费市场一直被看好，但就目前老年人的消费习惯来看，旅游养老服务附加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引导培养。但这也是市场盈利的保障，关系老年旅游市场能否蓬勃发展。王海涛认为，老年旅游服务市场亟需积极引导。目前，全国关于旅游养老产品的规范没有出台一个统一的标准，包括价格标准、服务标准、赔偿标准、旅游标准等。统一制定标准内容，有助于老人提前了解相关标准信息，市场做到规范化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老年旅游的市场不断壮大，但与此同时也滋生了许多市场乱象。如老年人参团被加价是旅游市场中存在的潜规则之一，国内如云南、四川，出境如澳新、东南亚都是“被加价”的重灾区。另外，虽然国家明确要求旅行社不得拒绝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参团，但不同的旅行社对老人出境游体检机构、体检项目的要求、年龄限制等也大相径庭。由于老年人“对价格敏感”，且老年人应对强制购物和自费等现象时维权意识较低、沟通能力有限，因此，很容易步入不合理低价团的“陷阱”。“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健康活力老年群体对老年旅游服务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强烈。无论是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都需要认真对待，这也是关系着近两亿老年人晚年生活品质提升的重要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的大事，在积极应对人口老年化战略中，也必然占据一席之地，需要在‘十四五’时期更加关注，并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王海涛表示。

央广网北京7月27日消息（记者王启慧）近年来，我国老年健康服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理念逐步树立。同时，随着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不断提升，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中的问题逐步凸显，疫情防控常态化对传统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又提出新的挑战。据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黄石松研究发现，从数次人类遭遇的重大传染病事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来看，老年人群体在疫情中的健康保障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因此，构建起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尤为重要。疫情防控常态化，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应该如何完善？哪些方面需要补齐，哪些方面需要持续发力？目前的健康服务体系存在哪些缺陷？黄石松介绍，以北京为例，从2009年北京提出《健康北京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2009—2018年）》起，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理念逐步树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目前来看，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着机构设施布局不均，药品、仪器、检测等物资供应储备不平衡，医护人员下沉仍有困难等问题。“此外，总体上，老年人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健康服务存在结构性不均衡问题，以综合连续的方式向老年人提供健康服务的能力尚待提升。政策支持上，包括资金支持、医保支付等力度尚待进一步提升。”黄石松表示。针对目前北京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中的问题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实需要，黄石松认为，必须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分类保障老年健康服务，既要保障基本健康服务，解决兜底的问题，又要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服务，使老年健康服务内容要更加丰富。坚持就近就便，科学规划、优化设施及机构布局，推动服务资源下沉到社区居家，把养老服务和健康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周边、身边、床边。抗疫过程中，智慧技术助力检验检测，服务物资管理和调配，助力社会动员和社会管控。“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智慧技术对普及在线就医、线上社区交流、远程照护和远程安全监控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公平可及、综合连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黄石松表示，必须要推进老龄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基层社区能力建设，加强社区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加大家庭床位巡诊服务供给，做实老年人家医签约服务，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老年人应急防控机制和社区基层治理的作用。”同时，他提出，要将农村老年人健康评估与管理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定期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常规体检、就医就诊教育，提高农村医保报销上限和比例，建立山区农村集体配置急救车制度，制定实施村卫生室医护人员培养、使用、晋升和补贴倾斜政策。此外，黄石松认为，要加强中医药的作用，让中医药在老年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六个环节中发挥作用。同时，需要破除制度障碍，推动社会办医。“那怎么去办？怎么精准施策？这是我们躲不开绕不过去的一个重大问题。”黄石松说。

“新时代中国老龄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现场。中国网记者 伦晓璇摄影(中国网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新时代中国老龄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获悉，中国将探索建立老龄科学新兴学科群，旨在为落实党中央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提供理论支持。此次研讨会于2018年12月15日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由全国老龄老龄办指导，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联合主办，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老龄战略研究中心协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51家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参加，卫健委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卫健委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致辞。中国网记者 伦晓璇摄影王建军指出，人类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这是当今影响全球的重大世情，也是我国今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国情。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2.41亿，占到总人口的17.3%，预计本世纪中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5亿，占到总人口35%左右。老龄社会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群，也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国际竞争等诸多领域，也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众多多学科，需要在老年学的基础上，探索建构新的学科群体系进行联合攻关。着眼长远看，老龄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群，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王建军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老龄科学研究事业。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同年，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学习时进一步指出，“要加强老龄科学研究，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搞好顶层设计”。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孙春兰提出要全面加强新时代的老龄工作，并对加强老龄科学和老龄调查研究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本次研讨会回顾总结过去应对老龄社会的历程经验，展望未来科学应对老龄社会的光明前景，共同研讨老龄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这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老龄社会重大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建军指出，这次会议是我国首次召开的老龄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也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事业乃至老龄事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年将适时召开全国性的老龄科学大会。他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好老龄科学的学科定位，重点研究老龄社会的一般规律和中国老龄社会的特殊规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老龄科学学科体系，着力找到系统性解决老龄社会相关问题的中国方案。要以新理念创新学科研究方法，关键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站在老龄社会条件下去思考老龄问题，系统梳理现有理论，创新研究方法，防止仅仅埋头于研究一些具体问题，重点研究一些带有长期性、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要充分整合研究力量，动员各个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开展联合攻关。要搭建平台，努力改变老龄科学研究还处于自发的各自为政状态，通过学术会议、大数据库、成果转化展示等方式，促进老龄科学研究成果全面共享，推动转化为各级党委政府落实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具体政策。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邬沧萍发言。中国网记者 伦晓璇摄影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邬沧萍指出，没有理论，应对老龄社会就没有方向。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老龄社会，要拿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必须加强老龄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着力理论思维，为新时代人类知识体系增加新内容。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深远发言。中国网记者 伦晓璇摄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深远指出，在我国步入老龄社会并开始向超老龄社会进发的背景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老龄科学学科体系，重点是建立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核心是探索研究老龄社会的规律，以此作为研究中国老龄社会诸多问题的总钥匙，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为此，需要建立国家级老龄科学研究交流平台、成果信息共享发布平台，联合建立老龄科学重要成果研究报告发布制度。专家互动。中国网记者 伦晓璇摄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研究员指出，应对老龄社会所进行的战略安排和政策设计，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需要老龄科学的理论体系支撑，只有做到老龄科学理论与应对老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才能确保党中央关于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部署落地有根有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发言。中国网记者 伦晓璇摄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提出，建立老龄科学新兴学科群对于应对老龄社会具有重大开拓意义，根本是要转变观念，从研究老年人的养老、健康、医疗等具体问题超拔出来，提升理论层次，结合中国国情，探讨老龄经济学、老龄社会学、老龄健康学等理论问题，从老龄社会的基本规律上探索相关问题背后的逻辑，提出系统性、战略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建议，旨在关注长寿时代全体国民全生命周期的新生活。研讨会主办方向邬沧萍颁发从事老龄科学研究40年纪念杯。中国网记者 伦晓璇摄影本次研讨会主办方向邬沧萍先生颁发从事老龄科学研究40年纪念杯。会议得到了老龄系统、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和老龄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刘英出席。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十几次提到“养老”字样，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4亿，占比达到17.3%。快速老龄化的中国，如何养老是无可回避的大问题。养老服务的社会供给够不够?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还能不能“养”?社区养老可否广泛推行?互助式养老效果如何?筹谋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养老策，我们须于压力中前行。几位老人在一个幸福院内晒太阳。邵瑞 摄老龄化加速，我们准备好了吗记者 双瑞 牛少杰 邱冰清 高一伟“最怕一个电话打来，是爸妈生病的消息。”在江苏南京工作的陆璐说，去年自己的母亲动了个小手术，她请了一周假回去照顾，这件事让她开始考虑要不要回老家，“父母年龄越大，越觉得有个兄弟姐妹该多好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4亿，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6亿，占总人口的11.4%。一般认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达10%，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从数据看，中国的老龄化来势汹汹，满足养老需求将是巨大的社会难题。速度快基数大，中国的老龄化有些特殊“速度快、规模大，同时还伴随着‘少子’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家庭保障功能快速弱化的现象。”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界上前所未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短短18年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17.3%;200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去年底上升到11.4%。根据预测，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5%左右，我国将提前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衰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衰老时还没变成有钱。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我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发达国家正在遭遇的问题，我们更快面临，更加措手不及。尤其是我国城乡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贫困率约为17.5%，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养老服务正在成为刚需，特别是对高龄老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来说。”河南省焦作市民政局福利老龄科科长李霞说，焦作常住人口354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53.1万，其中80岁以上老人6.99万，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3.2%。这部分人群对养老服务高度依赖，迫切需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事实上，人口老龄化问题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养老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最近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多达几十个。但与公众对养老保障的期待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形势相比，现有的养老能力仍面临严峻挑战。子女少压力大，家庭传统养老功能弱化“我妈经常劝我爸少喝点酒，不要等老了生病了，给孩子增添负担，这也是对独生子女无力赡养老人的担忧。”在上海工作的杨羽告诉半月谈记者，她父母总是半开玩笑地说，老了就去住养老院，因为指望不上女儿。每到这种时候，她就感觉尴尬又愧疚。“养儿防老”，是我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都是通过生养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早在1983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了我国养老的“反馈模式”——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父母，否则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不过，这一传统模式正受到各种因素的冲击，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杨羽的处境就是许多城市独生子女的共同写照。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大量步入老年，“421”家庭模式作为今后几十年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个风险型的家庭架构。从养老角度讲，无论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亲情慰藉，老人能从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都很有限。“我的孩子2岁，日常工作加上照顾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父母有个小病小灾都不敢告诉我，说了也是白着急，我帮不上什么忙。”30岁的徐晓博是家中独女，虽然跟父母同住在洛阳，但见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她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经济压力不大，她最担心的是老人一旦生病，没有人照料。“我老公也是独生子，将来四位老人年龄都大了，想想就发愁!”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表示，未富先老、子女数量减少、传统养老观念受冲击等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致使家庭养老的功能不断弱化，必须提高社会养老能力，才能应对加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社会化养老痼疾未消，顶层设计还需加力“条件差的不愿去，收费高的不敢去，好的养老院还是一床难求。”李霞介绍，焦作市有各类养老机构98家，各类养老床位1.58万张，养老床位数为每千名老人30张，仍难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力量对养老服务业投入不足。河南省武陟县民政局副局长韩国有表示，养老服务业投入大、周期长，现有扶持政策离民间资本的期望还有一定距离。武陟县养老中心是一家有300多张床位的民营养老院，总投资8000多万元，目前入住210位老人。投资人王小明说，自2015年9月运营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感觉压力很大。此外，养老机构用工难，也限制了社会化养老的服务水平。河南省修武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军萍介绍，专业护理人员待遇低，月平均工资仅1600元左右，优秀医护人才不愿去就业。目前，当地养老机构聘用的多数是农村中年妇女或城市待业下岗的中年妇女，医疗护理能力欠缺。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养老金面临的形势也很严峻。中国社科院2018年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指出，养老金的收入增速已经下降到10%以内，但支出增速却在高位运行，目前累计结余增速已经下滑到5%的水平，基金备付能力相比过去5年下降1/3。挣钱的人越来越少，要花钱的人越来越多，会影响到老人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的能力。多地基层社会保障部门呼吁，养老服务业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打通部门之间政策衔接的壁垒。以医养结合为例，目前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指导文件，医疗、养老、报销归三个不同部门管，如何对接仍存困难。张明锁表示，要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养老问题，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但仅仅靠出台一些好政策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从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给予保障，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各类养老模式，灵活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服务。居家养老，重在“能养”记者 邱冰清 双瑞 胡林果 高一伟 牛少杰儿子坐在中间，两边病床上，分别躺着爸爸和妈妈。前段时间，这幅名为《独生子》的摄影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老人开始担忧：自己病倒了，谁来照顾?孩子开始焦虑：作为独生子女，如何面对“421家庭”的养老困境。当前我国提出“9073”工程：90%老人采取以家庭为基础的居家养老;7%老人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3%老年人通过机构养老予以保障。作为养老模式的主力，居家养老不是把养老责任简单推给家庭，而是要合力为家庭创造能养老、好养老的条件和环境。“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在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三香新村的祝奶奶家里，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她做饭。“帮我少放点盐吧。”工作人员根据老人的口味和要求来烹饪。老人们借助“虚拟养老院服务平台”，在家就能享受到便民家政、陪同就医、人文关怀、文体娱乐等6大类53项养老服务。“我不会在父母老的时候把他们送进敬老院，一方面因为父母有紧急情况身边没人，不放心，另一方面会有人说‘你看看，把他养大了就把自己父母送到敬老院了，不管了，不孝顺’。”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后高村村民程小斌说。很多老人也表示，只要有一口吃的，有儿有女，就坚决不去敬老院。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是需要的，“家里就是养老院”成为居家养老的目标。江苏的互联网+养老模式，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虚拟养老院”，老人在家中通过电话或APP，将自己的要求提交至平台，平台从老人就近的机构、社区中心派人上门服务。对于独居在家的老人及其家人来说，防止老人摔伤、第一时间救助也是刚需。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平安宝呼援平台通过运营中枢定位，实现线上平台与线下服务相连接。老人佩戴智能手表，实现与平台的链接，为常住的独居、高龄老年人提供紧急呼援、定位、健康监测等服务。“一方面大多数老人适合并习惯在家中享受养老服务，另一方面居家养老的成本最低。”江苏省民政厅福善处副处长孙才洋说，城市养老机构一个床位的成本需三五十万元，一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床位需三五万元，而提供上门服务一年仅需三五千元。目前来看，政府发展居家养老是花小钱，办大事，能让更多老人有幸福感。还要迈过几道坎养老市场无疑是一片蓝海，但目前盈利空间不大却成为制约居家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孙才洋说，居家养老所需的投入较大，包括建立网络、培训队伍、制定服务标准等，平台运营商都要从头做起，顾虑会比较多，影响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上门提供服务的助老员、护理员等是开展居家养老的必要条件，其数量和素质也关系着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河南焦作市民政局福利老龄科科长李霞说，很多年轻人更愿意去医院做护士而不是护工或助老员，尽管都是照顾人，但是不少人认为在医院就是医护人员，有面子，薪资待遇也好。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乐泰老年公寓院长朱瑜表示，养老行业人员流动性高，普遍缺乏专业训练、不具备专业知识，可从事一般家政服务和生活照料，但难以提供高层次养老服务。不同于过去要求吃饱、穿暖的养老，随着老人消费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当今人们养老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有地方居家养老项目内容简单，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代餐服务，以及基本的生活照料等，缺乏康复护理、医疗保健、文娱活动等项目。江苏苏北某县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居家养老服务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除了上述行业发展的具体难题，不少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把养老视作家庭责任，承担意识不强，主动作为不够，成为制约居家养老发展的关键问题。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认为，对老人的许多服务应该是福利性的，政府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更高效、更专业、更多元实际上，居家养老不是家庭养老，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孙才洋介绍，江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保证居家养老运营商的平稳运行。“我们把三无老人、低保老人、优抚老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等约占老人总数10%的群体，由政府出钱全部委托给平台。”孙才洋表示，这样一方面保证平台的日常运营经费，另一方面也可督促平台提高服务质量。焦作市修武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军萍表示，在重点院校开设高端护理专业的不多，一般高职高专类院校开设护理专业比较常见，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政策，引导和支持对高素质专业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的培养。“还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孙才洋认为，应提高护理员、助老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否则养老服务队伍的专业性难以得到提高。他建议政府通过特殊岗位津贴等方式提高他们的收入;通过最美护理员、助理员评比，宣传先进事迹等方式，增进社会对他们的了解和尊重。随着中国加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医养融合逐渐成为老年人主要诉求。“要让懂医学、懂老年心理的人加入到养老服务队伍中来。”江苏南通如皋市如城镇长巷社区党总支书记许燕说。此外，不少专家表示，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形成一种以在家把老人养得健康、长寿为荣的社会氛围。比如新加坡就利用税收优惠对奉行居家养老传统的家庭给予鼓励，凡是与老人合住的家庭都会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而计税则是以家庭收入做标准，充分考虑家庭的收支需求，而非个人的收入水平。江西赣州市章贡区三康庙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在休闲娱乐。彭昭之 摄社区养老，幸福在一步之遥记者 胡林果 邱冰清 双瑞 高一伟 牛少杰出门10分钟即可走到配餐用餐点、社区养老中心实现长者日托……随着社区养老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嵌入到社区内，受到老年人的欢迎。然而，当前不少社区养老机构的生存发展并不容易，面临入驻、运营等各方面困难，亟须政府搭台，聚合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社区养老健康发展。社区养老一条链广东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周家巷的独居老人梁旺，每天上午11点左右就来到六榕街长者综合服务中心长者饭堂等着开餐。该服务中心负责人、美好家园养老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主任岑彩萍介绍，长者饭堂午饭三菜一汤的价格是12元，街道户籍老人年满60岁可享受政府补贴以9元每份的价格购买。半月谈记者在服务中心看到，600多平方米的服务中心内，长者饭堂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棋牌室、康复室、阅读室等配套设施齐全。今年87岁的梁姨同样是六榕街周家巷的独居老人，她告诉半月谈记者，服务中心的设施人性化，墙上有很多呼救铃，来这边日常交流的朋友也多，工作人员也很热心，“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据了解，六榕街60岁以上老人有2.17万人，孤寡、独居、高龄人员达8000多人。截至2018年2月底，广州市共有长者饭堂928个，街道(镇)、社区(村)覆盖率达到100%。如今，类似这样的社区养老机构已经不少。如江西的小微型社区养老院、北京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新疆乌鲁木齐市推出的智能养老社区……它们为老年人提供了大量便利，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晚年。更多的地方也开始发力社区养老。2018年，河南省将建成不低于500个规范化社区养老场所;江西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建设小微型社区养老院;重庆市从2017年起，计划用3年时间在全市范围内新增100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覆盖重庆80%以上城镇社区和60%以上农村社区……入驻运营存难题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登记处处长印锐表示，社区养老需要撬动社会资本，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养老企业的积极性和资源汇聚能力。尽管目前发展很快，但仍面临一些难题。“既是居家养老、又是社区养老，政策支持说不清。”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工作人员严福长表示，目前，我国提出“9073”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90%老年人实行以家庭为基础的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但很多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是介于“90”和“7”之间，导致一些社区养老机构较难享受国家政策支持。河南焦作市武陟县民政局副局长韩国有则反映，“城市的养老机构补贴力度大，县域以下补贴支持力度就很小，其实农村地区养老机构更需要支持。”此外，养老机构入驻社区也不容易。有居民表示，“赞成建设社区养老机构，但是不要建在我家楼下。”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社区居民对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在自家楼下、小区内表示反对。一是怕抢占公共资源，老人家来来去去走得慢，年轻人害怕不小心撞着老人;二是一些人对“老态”的排斥，看到小孩子活泼向上，感觉小区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老人家聚集的地方则感到暮气沉沉。华邦控股集团旗下美好家园养老集团执行总裁谢三林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开发商标出“小区有幼儿园”，房价都能上涨，但是很少有开发商大张旗鼓地说“小区有养老院”。除了居民的意见之外，一些老旧小区也难以找到可供选择的改造场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与此同时，在不少养老企业、社会组织看来，养老市场确实是一片蓝海、要提前占位置，但是当下的可持续运营难题却阻碍了很多社会力量的进入。河南焦作市民政局福利老龄科科长李霞表示，目前不少民营养老机构都是微利经营，投资回收周期将会很长，非常考验投资方的实力。“要实现养老企业的可持续运营，起码要保本。”谢三林告诉半月谈记者，类似于长者饭堂这样的服务，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很难保持企业收支持平，结果可能是赔钱赚吆喝，从长远来看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要搭台，参与要多元养老服务产业既具有社会公益属性，同时其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需求也决定了养老机构必须学会在市场上存活，在公益性和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谢三林看来，养老已经是一个产业，不能仅仅依靠承接政府项目，要实现更大的发展需通过增加服务和产品的附加值，学会走向市场。例如，对于一些困难家庭就维持现有收费，甚至承担一些战略性亏损;对于有自费能力的家庭，可考虑提供更多服务，如糖尿病餐、康复治疗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养老行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企业不是看中现在的市场，是为5年、10年之后的市场做准备，因此不能有投机心态，要耐得住寂寞，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打响品牌。对于入驻难题，严福长认为，一方面地方政府、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搭建平台，促进社区居民与养老机构的沟通;另一方面，养老机构要多做一些前期功课，可以到社区开展培训、讲座等活动，让社区居民体会到专业养老机构的价值。谢三林说，广州孝慈轩养老服务中心在入驻社区前，工作人员就积极到社区讲授养老护老知识，比如老人在家里摔倒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帮助家里老人洗澡等等。许多家里都有老人，他们就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养老机构在社区里，不会碍什么事，反而很有价值，从而转变对社区养老机构的抵触态度。此外，政府必要的扶持也十分关键。岑彩萍告诉半月谈记者，美好家园六榕街周家巷项目在2017年获得了政府35万元的运营支持，对初创项目来说意义巨大。在不少养老从业者看来，政府扶持其实是释放一个信号，包括政策走向、未来资源投放方向等，也是为新兴的养老市场提供了一个经济上容错的机制。“只有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和社会组织唱戏、社会各界多元参与的方式，才能构建起全覆盖、多层次、多支撑、多主体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印锐说。在河北阜城县南张庄村互助幸福院，老人们在餐厅择菜。李晓果 摄互助式养老，让“空巢”变“蜂巢”记者 高一伟 胡林果 双瑞 邱冰清互助式养老，简单来讲就是老年人之间相互照料彼此的日常生活，彼此提供精神慰藉。作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和对传统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互助式养老将养老的个体形成联合体，将“空巢”变为“蜂巢”，缓解养老服务不足带来的压力。然而，如何充分释放互助式养老的潜力，丰富互助式养老的形式和内容，还需要社会进一步探索。“空巢”互助成“蜂巢”去年，家住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操场乡上松村的黄金秀老人和其他20几位老人一起住进了村里的颐养之家。入住不久，她就自愿义务担任颐养之家的理事，每天一大早，起来打扫卫生，帮着炊事员准备饭菜，并在每餐开饭前，挨个问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这是我们过上好日子的新家。趁着自己身体还没事，能为其他老人做点事，我心里高兴!”上松村党支部书记黄永飞告诉半月谈记者，颐养之家是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专设的共同生活空间。老人们在颐养之家相互陪伴、互相帮助，不仅餐餐能吃上“有肉有蛋”的热饭热菜，也能在茶余饭后“有说有笑”。自2016年底以来，江西新余全力探索低成本、可持续的颐养之家农村互助式养老新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建成622个农村颐养之家、惠及老人7660名。目前，颐养之家已在新余全市413个行政村全面推行。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类似“颐养之家”这样的互助式养老，在城市社区也出现了因地制宜的做法。在江西南昌东湖区，通过“时间银行”模式，吸收低龄老人和志愿者，为高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推动形成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的互助养老新格局。在广东广州，健康的老人会帮社区内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并观察老人的生活状态，如有摔倒、生病等异常情况都会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在云南昆明，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老年社区产生一个个互助组，在此基础上结成“蜂巢”状的互助养老网络。“互助组成员的年龄段不同，对于年纪大一些的朋友，我们经常去探望。当天如果看见谁没有在网上‘活跃’，都要打电话去问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情况。”一位老人说。半月谈记者发现，在城市中，也有老人共同出资租一处房舍，合伙雇护工、雇厨师、雇司机……互帮互助，一起外出旅游，其乐融融!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分析，目前互助养老模式形式多样，在农村主要是互助幸福院，在城市主要有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三种。老年人互助，既解决了老人无人照顾之忧，又让老人找到了存在感和归属感，使得社会中增添了很多“有效养老床位”。“蜂巢”壮大有何难预计到2020年，我国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纯粹依靠家庭养老显然不现实。而多数老人享受不到无偿或低价服务，购买有偿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又比较有限。江苏省民政厅福善处副处长孙才洋表示，在当前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触角”还不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的时候，互助式养老是过渡阶段中一个比较好的形式。它既节约了成本，也弘扬了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是对现有养老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目前，大部分地区的互助式养老都处于探索阶段，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首先，我国不少地方推广互助式养老主要依托敬老院等养老机构来实施，但许多老人、子女对进敬老院有抵触，觉得丢面子，这成为推广互助式养老的一个重要障碍。其次，我国互助养老创自民间，是城乡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自发性策略。在互助式养老的政策扶持上，国家层面系统的支持政策尚未出台，省市财政仅起到辅助作用，且各地做法不一，资金链存在断裂风险。河南省武陟县民政局副局长韩国有告诉半月谈记者，尽管社会对互助式养老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但有的就是从上级到基层的文件传导，真正落实下来的资金不多。此外，一些地方盲目复制互助式养老的一般做法，老人的参与度不高，未能满足老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在互助式养老中存在“走形式”现象。王伟进表示，当前互助式养老服务有限与需求巨大的关系紧张，主要表现为：服务内容与项目不全面，在医疗护理与其他养老服务提供上严重不足;在互助养老机构中，专业老年社会工作缺位，缺乏对入住老人适应集体生活的专业指导等。优化完善，筑得“蜂巢”满院香在当前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养老成本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互助式养老作为一种积极的、民间的、经济的养老服务模式，如何进一步优化服务供给，扩大养老效益?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向运华认为，目前互助式养老在管理、服务、监督机制上缺乏规范性，导致其运行质量不高、规范性不够。他建议政府出台相应的制度举措，在自发的生活照料等内容基础上，嵌入医疗服务，为互助式养老的开展和完善提供框架指导。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认为，互助服务是互助式养老的核心，应进一步拓展互助内容，挖掘长者潜能，不断丰富老人“老有所为”的新形式，让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中有所作为，在服务他人的同时体现自身价值，创造社会价值，赢得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登记处处长印锐建议，可充分发挥慈善公益组织的力量，汇聚更多的社会资源，让“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的理念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现在年轻人一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很多捐助信息，互助式养老体系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凝聚成一种社会广泛的共识。”新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简桂生也表示，应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支持、帮扶互助式养老的具体实践，满足老人个性化、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据了解，新余颐养之家的前期实践，已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商会回馈家乡互助式养老事业的路子。目前，在新余市水北镇已形成了850多万元的农村老年人养老基金。当地用养老基金每年的增值收入，在10个行政村建立了27个颐养之家，为近400名老人实现可持续的互助式养老提供资金保障。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方燕： 老龄工作从务虚到务实，建议成立老龄人口事务部统一管理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王峰 北京报道老龄化社会来势汹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上升至1.7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2.6%，仅在2019年这一年中，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就增加了900多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从2035年到2050年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攻坚克难的重点难题，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中度老龄社会向重度老龄社会的转变已经迫在眉睫。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协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今年围绕应对老龄化带来了多份建议，她建议成立直属国务院的老龄人口事务部，专注老龄人口问题；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维护失能老人权益；建立符合养老保障功能的养老信托设计、管理和保障机制等，系统化应对老龄问题。缺乏统一权威的领导机构《21世纪》：目前我国已设立多个老龄工作机构，为何还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部委？方燕：目前我国针对老龄问题的主要管理机构有卫健委的老龄健康司、民政部的养老服务司、人社部的养老保险司以及中国老龄协会和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这些机构虽然切实推进了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但仍然不够强力有效，其相互间的职能交叉及错位现象也时有发生。但各职能部门缺乏统一权威的领导机构来组织、协调老龄人口事务。省、市、县区三级老龄工作机构设置也不尽统一，有的是独立设置，有的设在民政部门，有的归口民政部门管理但独立开展工作；设在民政部门的，有的是内设机构，个别甚至没有机构人员。目前许多县级老龄办专职人员仅为2-3人，镇（街道）基本没有专职人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基层老龄工作现状。《21世纪》：设立专门的老龄人口事务部，似乎也因应了老龄工作从务虚向务实的转变？方燕：是的。这些年来，老龄工作从务虚走向务实，老龄部门职能任务呈数倍增长，比如被赋予了牵头建设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老龄产业等重任。在职能分散的情况下，各部门都是依据自身功能定位和特点来制定政策、实施职能，比如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机构和职能偶有交叉，可能导致办事程序的复杂，还带来了资源浪费的问题，一些养老设施无法充分共享。所以，建立一个直属国务院的老龄人口事务部，有利于引导发展多层次的老年人保障体系，并引导社会和家庭负责建立起多维度、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设立我国第六个社会保险《21世纪》：目前，我国已计划在29个城市和两个省份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你认为是否应该加快推进这项制度？方燕：长期护理保险是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慢性病患病和失能人群数量不断增加，且少子化、家庭核心化及快速城市化迅速发展，传统的家庭式长期护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老人护理需求；公立护理机构供给能力严重不足，而民办社会护理机构则往往收费高昂，使得大多数家庭难以承担。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政府应当尽快构建长期护理保险系统，并赋予我国社会保险的第六险种的地位，从而更好地维护日益庞大的失能老人群体的切实利益。《21世纪》：构建长期护理保险系统应该如何完善相关配套的体制机制和产品？方燕：首先需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的标准体系，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日常生活能力评估标准、长期护理需求认定标准和服务等级评定标准等标准体系。其次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让全社会广泛参与进来。一方面，扩大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领域和范围，比如政策研究、服务市场摸底调研、经办服务、基金分析预测、政策回顾评估等。另一方面，提升商业保险公司在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保险上的有效供给能力，为社会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有益补充。此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我国护理服务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切实解决护理服务市场供给严重不足，护理人员数量、质量有待提升，护理机构监管不严等问题。丰富养老金融产品《21世纪》：养老信托因其兼具金融与服务属性的优势，且信托公司面临业务转型，目前发展养老信托似乎正当其时？方燕：养老信托是信托公司开展的养老金融业务。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养老金融产品，以信托为载体，可为受益人提供一揽子、全方位的服务，比如老年人医养消费、资产保值增值、资产隔离、财富传承等。目前，少数信托公司进行了养老信托的尝试，布局了TOF、固收+业务，这些业务与养老金金融的投资理念是契合的，但不能称作完全意义上的养老金金融产品，需要根据政策导向与客户需求调整。养老金产品的投资周期长、注重相对收益的特征可以为信托公司、资本市场注入长期资金，同时也有益于压缩营运成本和平滑经济周期波动，符合信托公司战略转型发展需求。所以我认为，在老龄化问题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提供契合老年客户需求的金融服务，将成为信托公司不容忽视的重要战略方向，养老信托正是金融机构发展养老金融的有效着力点。《21世纪》：发展养老信托是否需要解决监管政策对集合类信托产品资金门槛和财产来源的问题？方燕：目前，受制于相关监管政策的约束，集合类的养老信托需要满足于合格投资者的要求，即“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家族信托类的养老信托“金额或价值不低于1000万”。就目前养老产业市场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来说，人数限制无疑过于严苛，另外资金门槛也过高。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对合格投资者的要求以及委托人数和委托资金的限制。我国目前的信托投资财产主要是资金，但在我国老年人财富结构中，财产形式多元化特征非常明显，所以我建议拓宽信托财产来源，如房屋、有价证券、黄金、土地、知识产权、各种收益权等。构建家政服务标准化体系《21世纪》：家政服务业是与老龄问题紧密相关的行业，但长期以来面临发展不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你对推动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有何建议？方燕：我认为，根据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应全方位地构建由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组成的家政服务标准化体系，为打造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队伍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培育一批管理规范、运行科学的家政服务企业提供制度保障。三套标准的层次和侧重点不同。比如要建立国家统一的家政服务行业人员、机构准入标准，而根据家政服务业的分类，可以针对每一类具体的家政服务项目制定分类行业标准，如居家养老服务标准、母婴护理服务标准等。健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1世纪》：相对于城市老龄化，农村老龄化其实更为严重，相关应对举措和服务设施也更为薄弱，你认为应该如何从体制机制方面加强农村老人养老保障？方燕：应当尽快制定农村养老保障法，对农村养老的原则、模式、分类，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障机构如何监督，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进行系统的规定。随着地方经济发展，财政实力增强，各地区要增加对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投资额度，加大政府财政的扶持力度，逐步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同时，要科学分配地方各级财政间的责任，在一省内财政紧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依据省市政府承担补助主体，县乡政府财政承担为辅的原则，加大省市两级政府的投入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