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研究是核心

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之后，世人对黑天鹅有了全新的认知，它的可怕，恰恰在于它彻底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巨大灾害的可能性，而普通人根本无法预见潜在灾害的严重性。经济在面临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有巨大杀伤力的冲击时，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的其实是它的韧性。经历灾难的经济会以什么方式重启？政府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市场又会涌现出什么新物种？……这些问题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研究最核心的问题。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理查德·戴维斯的新书《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了后疫情时代的大问题，而且他回答问题的视角和他给出的答案同样重要。《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理查德·戴维斯著，冯毅、齐晓飞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什么是经济的韧性？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也是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和劳动者——能够迅速重新组织、恢复生产和生活的能力。戴维斯在书中用了许多篇幅去描述这种韧性。他曾前往遭受过海啸侵袭的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由于叙利亚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约旦的难民营，以及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绰号为“安哥拉”的监狱，去寻找存在于社区和人性中的韧性，同时思考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种韧性，甚至在哪些时候管制和规划应该为这种韧性让路，从而让经济能更充满活力且茁壮地重启。无论是海啸过后流离失所，还是圈禁在高墙之内，身处其中的人们无不面临巨大的外部困难，但也恰恰是这种外部困难的压力激发了人们非凡的适应力与创新。这种适应力与创新源自社会本身的组织能力。社区需要有非正规的社交网络、甚至是非正规的财务网络，民间发展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多样化、多层次、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是经济拥有韧性的基础。比如亚齐当地就有一种传统，黄金是当地人储值资产的主要方式，在丰收的年份，家里的主妇会把收成换成黄金，在歉收的年份，又可以卖出黄金来补贴家用。由于黄金是全球定价，就排除了当地供求关系变动所导致的价格剧烈波动。2004年，海啸摧毁了亚齐当地的经济，也摧毁了正规的银行网络，但是每个家庭都能依靠当地非正规的黄金交易网络快速地把自己的积蓄（黄金）换成用于灾后重建的资金，从而确保了社区后续发展的韧性。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知识和新思想比财富的积累更重要。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大转型的当下，知识和人才的积累奠定了创新韧性的基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摊子，能在十几年内就实现经济腾飞，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能够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培养的人才派上用场也是重要的推手。灾难冲击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一代的“后浪”扫除前人的束缚和负担，可以让他们更开放、更迅速地拥抱未来。这种拥抱新思想的开放，也是危机的“副产品”。需要为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创新营造出宽松的环境，但很多自上而下的设计可能会与当地的现实脱节。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为了给难民提供生活救济，联合国难民署的设计不可谓不费心思，每个难民家庭都领有一张电子储值卡，卡里按照家里的人数每人每月发放20第纳尔，而且分成五个不同的种类，比如食物、衣物等，从而确保资金不会被滥用（比如用买食物的钱去买衣服），难民可以用电子储值卡从难民营里的官方超市购买商品。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官方超市和电子储值卡的缺乏变通上。严格计划的市场供应满足不了难民多样化的需求。结果是催生了兴旺的“二轨市场”，难民会大量采购自己不需要但可以卖到难民营外换钱的商品，再用换来的钱在非正规市场上采购自己需要的东西。难民营里“二轨市场”蓬勃发展的例子可能是对市场作用的最佳诠释。黑天鹅的冲击必然带来巨大的转型，而转型需要额外的呵护，转型期的表现决定了未来的发展前景。一个刑满释放的罪犯能否适应监狱外全新的环境就是最极端的适应社会的转型实验。戴维斯在书中引述的研究发现，获释之后最初的72小时对于一名前罪犯融入社会至关重要。罪犯服刑久了，适应快速变化的能力会逐渐退化（因为监狱里的大环境是几十年不变的），尤其是当新科技和新模式在外部世界层出不穷的时候。但是，如果前罪犯能在72小时内适应新环境，他的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就可能更高。毕竟，要在监狱里好好地生活，也需要韧性、适应力和创造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恰恰也是全球经济经历的一个大转型期，原先熟悉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原先稳定的增长环境也发生了巨变，在有效疫苗被研制出来之前，每个人和每家企业都需要适应与病毒共存的全新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应对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为小企业和个人纾困上。黑天鹅冲击并没有剥夺个人与企业的“动物精神”，相反，外部压力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关键是要让个人与企业能顺利度过转型期。转型期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压力测试，为各种社会实验搭建了舞台，很多被增长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加速暴露，曾经在大潮中“裸泳”的僵尸企业也被加速淘汰，大量新模式和新物种不断涌现出来。从这一视角去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大灾之后的复苏与增长，是因为：抗疫期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会被推广；暴露出来的组织协作和治理领域的问题会被反思；教训会被汲取；涌现出来的能够独当一面的，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人才会被破格提拔和任用。新陈代谢，即对现有管理模式的一次考核，淘汰不合格的管理者，也为新的管理者扫除障碍，让他们能更快有所建树。这才是危机之后真正的否极泰来。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流程编辑：U016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均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这是就业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顺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反映了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对就业工作的新要求，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人口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赵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只有不断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更加牢固。”赵文表示，一直以来，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内在要求。因此，扩大就业容量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重中之重。我国有七亿多就业人员，非农就业和城镇就业总量还将不断增加。我国既要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要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空间，还要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三个方面，“十三五”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未来，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影响就业的新的因素还在增加，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继续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充分就业。”赵文说。“近年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逐渐显现，高质量就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就业优先的重要内涵。”赵文指出，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提升就业质量才能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追求高质量就业既是劳动者的自然需要，也是美好生活的经济基础，还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同步增长。企业用工更加规范，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率都在不断提高。劳动关系更趋稳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处理争议数量、涉及劳动者人数、涉案金额持续下降。赵文表示，“十四五”期间，提升就业质量的重点是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就业优先有了新的内涵。赵文说，在和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相关的新经济领域，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往往更新颖，他们是创业者，或是撰稿人、艺人、网络主播、教练、美容师、翻译员等自由职业者或多重职业者。不论是哪个层面的社会群体，都可以借助新经济获得不低的收入。因此，即便传统意义上的标准就业机会很少，人们仍会找到工作，这就是新就业形态的核心意义，也是高质量就业的延伸。“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这是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的关键。（本报记者 邱玥）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奠基人。他对前经济知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为后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国富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划时代的杰作，它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该书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政治经济的目的是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该书指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为人们提供足够的收入或生计；二是为国家或社会提供足够的收入，以便公共事务得以开展。总之，它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富民。”一、人皆自私在亚当·斯密看来，人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在伦理道德领域有同情心；另一方面，人们在经济活动领域有私利。亚当·斯密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中是以自身利益为主导的。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这自然会给全社会带来普遍利益。这一思想成为史密斯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二、看不见的手国家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只会阻碍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增长。只有实现经济自由，才能充分体现“经济人”的利己本性，满足“自然秩序”的要求。市场自由竞争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自发地调节生产过程。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生活往往起到阻碍作用。这一思想实质上反映了18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消除封建制度残余和重商主义桎梏，开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自由发展道路的要求。三、国家财富的来源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克服了只有农业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强调所有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强调，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增加国民财富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数量，减少非生产性劳动者数量。前者依靠加强分工，后者依靠增加资本。国家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只有实行经济自由才能充分体现“经济人”的利己本性，才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发地调节生产的进行，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生活往往会起妨碍作用。这一思想实质上反映了18世纪英国产业资产阶级力图排除一切封建制度残余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经济充分自由发展开辟道路的要求。他首先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指出劳动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计量，考察了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价值规律的功能形式。

【文/陈平】我生于抗日战争后期，亲历重庆解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深感历史潮流的非平衡发展趋势。探讨中国的复兴之路，是我求学和探索过程中始终关注的问题。我受华罗庚感召，于1962年进入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学习，深受前辈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临照的影响，不仅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有浓厚兴趣，也反复思考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历史原因。1973年，我在成昆铁路当工人期间，业余时间读到普里戈金刚发表的论文“演化热力学”，该文章成为跨越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桥梁。出国留学后，我在1981年加入普里戈金领导的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目标就是架起经济学和物理学之间的桥梁。我们的工具是非线性动力学和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研究的起点是主流经济学的“老大难”问题——分工机制和经济周期。我曾经问过我的博士生导师——比利时籍俄裔物理学家普里戈金，为什么他对跨学科研究保持终身的兴趣。他告诉我，他十月革命期间生于俄国，后随家庭流亡西欧。饱经革命和战乱的经历让他深感世界历史是非均衡、不确定和不可逆的。他的科学兴趣在物理学，爱好在历史和人类学。让他迷惑的是，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都是时间对称的（物理学对可逆过程的抽象表述），这和他观察到的历史相矛盾。时间箭头的起源成为他终身思考的科学问题。普里戈金因为对物理和历史不能取舍，就用物理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开创了非平衡态物理学。我自己的经历和普里戈金产生了共鸣，我成为普里戈金二十余年的学生与同事，有幸参与复杂系统科学的奠基，开拓经济复杂性的新领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有能力解决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留下的难题。我们认为数理经济学走过的弯路，不是用了太多，而是用了太少的数学工具。方法论的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不理解物理系统的基本分类，他们企图用封闭系统的静态数学工具来分析开放系统的动态演化，得到许多似是而非的结果。经济是高度不平衡的耗散系统，有显著的生命节律和代谢周期。计量经济学用噪声驱动和布朗运动来刻画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就不可能理解持续的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目前对读者来说陌生的经济复杂性，将成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学的常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多是应用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不关心数理模型的现实性和理论基础。我是从事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深感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重要。科学范式变革的起点是观察“反常”的经验现象和提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来自1967年春季对太原重机厂做的一次田野调查，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主题：“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当时我注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苏联引进的现代企业长期亏损，生产能力达不到设计水平的原因，是国内市场狭小。因为中国经济在西方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利用国际市场来实现重工业的规模经济。令我惊奇的是，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不强调规模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创造性毁灭”的核心地位。1967年我被分配到四川成都铁路局，在成昆铁路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工人。我的自号“眉山剑客”，说明我经济学研究的灵感，不是源于教科书，而是来自铁路工人的经验观察，以及学派交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铁路网络的连续安全运作，既要求集中的计划性，也需要横向的大协作，不可能只靠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跨时空的分工。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和经济的复杂现实比，还处在工业革命前的小农经济加手工作坊时代。我在劳动之余，除了保持对理论物理的兴趣，还系统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技术史、科技政策史和经济发展史。李约瑟问题（即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引起了我的注意。启蒙运动家通常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于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儒家文化。1973年我读到《今日物理》杂志上普里戈金的论文“演化热力学”，立刻产生新的思路。普里戈金注意到热力学和生物学的演化趋势是矛盾的。热力学预言孤立系统的熵只会增加，系统趋向均衡的结果是无差异的“热寂”。达尔文观察到生物演化的趋势是多样和复杂的，这种非均衡的现象只存在于开放的热力学系统。开放系统中生命结构维持的前提是维持耗散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这和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论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开放竞争的不同模式成为我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新方向：从研究战争类型开始，进入分工模式类型的研究。我发现资源环境制约了技术经济的选择，后者又对文化和制度的演化产生定向的影响。出国后，我才知道我在国内的独立思考和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思路更为接近。我把非平衡态物理学的研究系统用于经济研究，始于1981年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做研究生，跟非平衡态物理学的奠基人普里戈金研究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我对经济复杂性的兴趣从生态系统的演化动力学开始，1984年起转为探索经济混沌。我的第一个课题是推广布鲁塞尔学派的蚂蚁分工模型，试图引入经济的分工演化，基础是理论生态学的物种竞争模型。为了解释中国农业精耕细作和西欧农业规模经济所需的人口—资源前提，我把文化因素引入学习策略的选择。在1987年关于分工起源和社会分化的论文中，我用中西、美日不同的学习竞争策略，来解释大国兴衰的多种规律，引起系统工程学派的注意。金融危机后中国崛起的机制给西方主流经济学带来困惑。我在2012年国际熊彼特会议上，把1987年的学习竞争模型改名为“代谢增长论”，该模型与主流经济学的外生和内生增长论比较，更能解释文明兴衰的生态经济学机制，得到西方演化经济学派的重视。要理解多元文明演化分岔的非平衡机制，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史学的年鉴学派、社会学的世界体系、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唯物论，都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有益的启示。非线性动力学的数学表象和人文的历史观察可以相互参照。中国道路的崛起引发了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我们提出的一般斯密定理，即系统稳定性和复杂性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不仅可以解释文明演化的多样性，也有助于理解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以及邓小平开放竞争的混合经济模式，突破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列宁国有托拉斯的指令经济模式。我在1984—1987年间做的第二个课题是搜寻经济混沌的经验和理论证据。非线性动力学方程从两个边缘学科发现混沌解：气象学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和生态学的非线性差分方程。“决定论混沌”是数学家取的名字，用来刻画非线性决定论方程在某些条件下产生的不稳定的紊乱轨迹。物理学的另一术语是“奇怪吸引子”，奇怪之处在于数学解的测度维度是分数而非整数。最初物理学家没有注意混沌的发现，一度认为混沌只是计算机的数字解，缺乏物理意义。1984年普里戈金的弟子尼科里斯夫妇在从深海岩心提取的温度数据中，发现气象吸引子的经验证据，使普里戈金的态度立即发生了转变。他建议我寻找经济混沌的证据。我当即放下即将答辩的分工演化的课题，从头开始研究经济数据。我发现经济混沌显示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经济观察的优越参照系，也就是要解决宏观经济观察的哥白尼问题和开普勒问题。我在1988年发表的“货币指数”一文中提出的经济混沌的经验证据和理论模型，否定了货币学派的外生货币理论，支持了奥地利学派的内生货币理论，引起了萨缪尔森对经济混沌的兴趣。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资料图）经济周期的专家扎诺维奇来访时介绍我试用真实经济周期学派（RBC）使用的冯·诺依曼原创的HP滤波器，极大改善了经济周期和增长趋势分离的结果。信号处理专家钱世锷发展的时频分析，整合了量子力学的维格纳变换和量子光学的伽伯小波，最终解决了小波和噪声的分离方法，使我们得以在1996年得到金融和宏观指数中广泛存在色混沌（具有特征频率的非线性振荡）的经验证据，修正了以白噪声理论为依据的有效市场假说。经济复杂性研究的结果显示，非稳态的经济现象远比稳态的物理实验复杂。研究非线性、非稳态、非均衡的经济动力学，需要引入新的数学工具，其结果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以线性、稳态、均衡解为基础的计量模型。对西方经济数据的分析证明，熊彼特的创新演化经济学，把生物学的视角引入经济分析，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还原论和机械论更接近工业经济的现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单靠数理方法的进步，难以改变社会科学的思维范式。和复杂科学在自然科学中的进展相比，经济复杂性研究面临的来自主流范式的阻力要大得多。为理解主流经济学家敌视经济混沌的思想基础，我从1997年开始，用非平衡态统计力学的方法，系统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我在1999年发现计量经济学的弗里希噪声驱动周期模型是永动机模型，该模型理论上不成立，历史上也从未正式发表，是诺奖史上的一大怪事。卢卡斯用以挑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模型，无力解释宏观指数的大幅涨落；宏观经济周期的根源是中观的金融中介，不是微观的家庭或企业。我们又在2005年发现期权定价的基础模型布朗运动不适合刻画持续的金融市场，因为其本质是单体模型，随时间发散。现实的金融市场既不是有效的，也不是脆弱的。我的学生唐毅南发现用群体的生灭过程可以统一刻画平静与危机的金融市场，包括期权定价和金融危机。2006年我实地考察和对比调查了中国与东欧的转型经济，发现价格调整的难题不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而在于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导致宏观协调的不确定性极为复杂。微观经济学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假设产品周期无穷长，价格调整速度无穷快，结果产生了误导东欧转型的“休克疗法”，使价格自由化政策瓦解了苏东已有的分工体系，造成严重的转型萧条。中国经济的改革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来应对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价格改革的双轨制给不同产业的结构调整创造了开放竞争下的学习时空，兼顾了技术代谢的创新和宏观经济的稳定。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经济学界的新思维运动，中国经济的崛起强化了多元文明历史观的发展。萨缪尔森早在1995年对笔者工作的评价信中就曾预言，我们的工作可能成为新的理论范式，能否取代主流理论有待未来检验。我们在跨学科的国际交流中意识到，生态学发现的小波模型可以统一刻画微观、中观、宏观和史观经济学，包括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技术更新和体制演变。复杂演化经济学的生机论和系统论，可以大大拓展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体原子为基础的世界观。新古典经济学可观察的均衡模型可以被看作对经济运动的短期近似。陈平著，《代谢增长论》，北京大学出版社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观察员·大参考：

来源：一财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致力于外向型发展，依托国内资源禀赋和丰富的劳动力优势，积极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尤其是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大力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从而实现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飞速发展。毋庸讳言，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确实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挖掘内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忽视，进而导致了今天“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局面。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另一面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向型经济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帮助中国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我们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但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具有另外一面，它固有的弊端也逐渐被大家所感知。首先，如果过度依靠海外市场来发展经济，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中可以得到反映。数据显示，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其次，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也受到一定影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常常是，“一卡车日用品换一个电子元件”。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既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欧美发达国家“卡脖子”。再者，近年来外部环境急剧变化，海外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向型经济模式很难再实现稳定增长。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尤其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深刻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体系。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增长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深度挖掘。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笔者曾在第一财经发文指出，盘活内需是当前中国经济带有确定性的发展之“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来都是建立在可靠的内生力量上，自身有足够的免疫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疫情及全球经济形势加速新发展格局实施进程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会议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焦点，被各方观察人士热议。特别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内循环”“外循环”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选题，中央确立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二者不是取舍，而是权重问题。事实上，这种新的发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今天才开始布局的。中央强调“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换句话说，只是当前的疫情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倒逼，加速了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进程。如此前所述，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来说，深挖内需、发展腹地经济的“内循环”未必是一件坏事。有一个区域经济学里“资源的诅咒”理论说：当一个地方的食物随便就能从树上采集到的话，人们往往就懒得去精耕细作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商业贸易，之前由于海外贸易的利润丰厚，导致利润率相对较低、需要提高效率加以细分应对的国内市场的开拓就被忽视了。我们经常会发现，国内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产品，质量很好却没有机会被国内消费者认知，许多国外品牌质量没有明显优势却因为品牌效应而大量挤占了国内产品的市场空间。基于此，“内循环”将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企业家关注国内市场，通过将一部分原计划迁到东南亚的工厂和设备投入到中西部，可以增强企业深耕内陆腹地市场的动力，从而让一部分有潜力而没有机会的国内企业成长起来，进一步带动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从短期看，“内循环”也有不利的一面，突出表现在，阻碍国外先进技术的交流和扩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外包，也伴随着技术进入，正是得益于这种技术支持，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快速发展。不过，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即便我们不搞“内循环”，国外先进技术也已经很难“拿来主义”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利因素又可以转化为积极的一面，它可能会倒逼中国自主产权的研发，企业将不得不增加研发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以尽快补齐产业链中的缺口环节，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当然，短期内的困难和冲击是难以避免的，市场主体不得不由此增加研发和营运成本，尤其小微企业将面临“生死”压力。而民间经济的活力和就业市场对我国的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将成为稳经济的重中之重。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的趋势显而易见，“内循环”绝不是关起国门。“封闭式”思维，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逻辑：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世界级市场互通有无所产生的巨大收益，超过所有国家内循环的总和。任何经济体，只有同其他经济体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赢共进。市场融通的一个功能在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人员的交流往来，是大势所趋，虽时有逆流，但大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中国历来是全球化的倡导者、推动者，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畅通和扩大而努力着，越是在“逆全球化”沉渣泛起之时，越是坚持改革开放。从“一带一路”、稳外贸稳外资、扩大自贸区试点，到自贸港建设、举办进口博览会，中国积极“走出去”“引进来”，大力拓展新兴市场贸易，是顺应时代发展主流的国家战略，不会因为某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施压而动摇、改变。我国乃至几乎所有国家的成功实践都证明了一条：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务必还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与2019年相比，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有新话题、新表述，也有老话题、新提法。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达成，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是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元年，也是中国迈向高收入发达国家目标的新起点。在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十四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极其重要。上周五刚落下帷幕的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同时也定调明年经济工作总体思路：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2019年的会议公报内容相比，本次会议公报中既有新话题、新表述，也有老话题、新提法。交通银行研究中心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了去年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词频比较，改革、创新、开放依然是高频词，同时科技、消费、安全成为新一轮的高频词，另外反垄断、住房等话题也成为今年市场的关注重点和话题热点。重点一：“需求侧管理”大有深意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具体提出“需求侧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信号。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大家普遍关注到，这与12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表述不同，将“需求侧改革”表述改为“需求侧管理”。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虽然只有两字之差， 但意义却大有不同。中央明确了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供给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需求端内需扩大，提高供需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循环的畅通。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认为，从“改革”变为“管理”表明中央力求以稳为主，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不使需求下降太快，不急于求成立刻开展改革。 浙商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李超也认为，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还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需求侧管理将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供给创造需求，一方面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另一方面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需求侧改革需要在投资端发力，做到有效投资，拓宽投资空间，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连平建议，有效投资应围绕“两新一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在消费端应侧重于推动消费升级和提高消费能力，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在外贸端，通过加入 RCEP 和其他贸易多边体系平滑波动，出台相关政策扭转历年以来“重出口+轻进口”的结构导向与市场传统认知，通过加强进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重点二：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市场普遍认为经济复苏迹象较为显著，保增长压力较去年有所缓解，这释放出更加平稳和节制的信号。“公报回应了市场和社会的关切，2021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个是积极，一个是稳健，基本取向不变。与今年的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操作做比较，未来政策方向不会变。”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周景彤认为，2020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增长、就业、企业资产负债表等方面产生了较强的支撑作用，市场担心2021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会回归常态，担心融资是否变得困难，利率水平是否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三个关键词都是有具体所指。周景彤认为，“可持续性”是从货币和财政政策来说的，从政策的中长期的空间和风险与短期效果之间达到平衡的角度看的。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会持续，但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力度会有所减弱。周景彤预测，2021年宏观政策不会很快收紧，但政策的力度可能会要小于今年。从今年抗疫的特殊政策回到常规政策。其中，财政政策除了提出要“提质增效”，还强调要“更可持续”，指的是政策不能持续加码，一味的宽松是不可持续的，要为未来留下操作空间。具体来看，公报提出积极财政政策突出“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认为，会议对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了全新的要求。一是要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二是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另外，会议还提到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因此明年财政赤字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 “2021 年进入后疫情时代，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回归常态的节奏与经济恢复的节奏将保持一致，当经济修复至疫情前水 平，财政工具的力度很可能适当回调，广义赤字下降。 ”浙商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关于下一步财政政策预测，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预计，明年财政赤字率可能回到3%左右，赤字额度下降至约3.4万亿元，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应该也会有所缩量。但财政支出力度不会减，可能超过2020年至25.5万亿元左右。货币政策提出“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不会再加码、却也不会很快收紧，全面降准降息的概率都不大。但为了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排除仍有定向降准投放流动性、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可能性。重点三： 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不急转弯” 再来看货币政策，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 对于货币政策提出“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专家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唐建伟解读认为货币政策不会再加码、却也不会很快收紧，全面降准降息的概率都不大。但为了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排除仍有定向降准投放流动性、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可能性。而李超则认为，这意味着 2020 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主基调将延续至 2021 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最后退出，并预计 2021 年一季度央行将开启紧信用。 李超的理由是“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措辞与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表述一致。他还预计，后续稳定宏观杠杆率将逐渐成为政策重点，金融稳定可能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即货币政策基调转向稳健中性，出现边际收紧。预计货币政策收紧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连平看来，“不急转弯”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货币政策的要点。“不急转弯”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货币政策要稳健，不急着转弯，不应该出现大幅的收紧和调整；其次是不要搞“急转弯”，即考虑到经济增长已经逐渐恢复，货币政策即便要调整，也是相对平稳的微调。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逐步回归到正常区间，货币政策基调也在从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转为支持经济向潜在产出回归。另外，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表明 2021 年经济增速或已经接近潜在增产出对应的名义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趋向回归中性，一方面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让市场缺钱；另一方面也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 重点四：“科技”与“创新”是明年首要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位列八大重点工作之首，是2021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科技”与“创新”是本次会议的高频词，总共被提到30次，被认为这与“十四五”规划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重要精神相呼应。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 关键产品保障能力。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科技与创新进行了重点论述：加快形成“科技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局面，必须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和资源配置优化，集中力量办大事。“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中央意图引导资本更多投向硬科技领域，而非平台经济。”连平认为，未来，必须要把资金投入到创新、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去，这才是中国未来解决技术卡脖子的关键。 2021年将主要从哪些具体方面促进科技创新？公报已明确指出：一是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未来迫切需要制定实施基础研究行动计划，加快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到2035年，我国要建成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科技园区，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三是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重点五：首提“反垄断” ，剑指互联网巨头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业内解读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强监管时代或将到来。 反垄断是当前国际上的总体趋势，尤其对于互联网平台。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发布《<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 求意见稿)》和《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前者修订领域和后者核心内容均指向互联网平台经济。多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专家认为，企业形成垄断往往与资本密不可分，且两者相互助推，反垄断可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入手。反垄断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强化反垄断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维护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可引导和激励平台经营者将更多资源用于技术革新、质量改进、服务提升和模式创新，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动力。 “近些年，部分互联网巨头依靠流量对生态进行垄断，依靠补贴获取市场地位，最后通过提价赚钱的模式屡受诟病。从长远看，这一做法对中国的科技进步是没有帮助的。”针对互联网巨头垄断行为，周景彤如是说。周景彤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重在保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减少不正当竞争。 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过于集中，导致资本及其他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利于我国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容易导致贫富差距、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对于如何加强反垄断，连平建议，国家需要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重点六：破解“大城市住房”供给不足与2019年围绕困难群众住房保障不同，本次会议的住房政策将重点转向了“大城市住房”这一突出问题。在坚持“房住不炒”基调上，首次明确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供给不足问题，继续实施“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为解决大城市住房供给不足，要增加大城市土地供给指标。会议指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连平认为，这意味着在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时期，大城市将可能获得更多建设用地指标，一方面可以使得农村人口或者城市非户籍人口更快在城镇“有房可住”，另一方面也可以抑制房价上涨过快，缓解局部地区房价过高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会议提出了城市更新和租赁住房的实施细节：城市更新中，“旧改”替代“棚改”不仅是投资的新增长点，也是新型城镇化得以纵深推进的途径；租赁住房则细化到了长租房政策的完善、土地供给的倾斜和单列、税费负担的降低、市场秩序的规范和整顿等具体抓手，租赁住房建设的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有望更加完备健全。会议还强调了“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大城市住房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李超解读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核心政策基调，要做到有疏有堵。一方面要打击投机性需求，另一方面要房地产市场要推进扩大供给，通过丰富对刚需人群、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落实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同时，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等政策措施。大城市还可以通过人才引进等政策优化劳动力结构，并促进“大国大城”的要素积聚、产业升级和创新培育。 对于未来住房政策预期，连平认为，政策还将保持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差异化的调控思路。他预计，明年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与政策导向保持一致，行业景气度保持平稳，住房销售增长稳定，土地供应有所减少，住房信贷趋紧，贷款利率适当提高，规范房企融资行为，投资增速适度放缓，房价涨幅总体可控。长期来看，随着住房市场向租购并举的方向发展，全国房地产市场不平衡的问题将逐步趋于合理，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提供支持。（作者：李小玉 编辑：李博）〖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来源：金融界网站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等发文称，此次获奖的两个主题共同指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正转型高质量发展，两位诺奖得主的经济思想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政策意义：1、加强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向基础科研倾斜，降低高科技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探索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员工资的增值税抵扣，落实并继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2、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度，预算管理上放宽薪酬发放的限制，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3、加强产权保护，稳定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信心以利于长期投资。4、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的知识、科技交流与合作。5、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减税清费、放开行业管制、打破垄断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引起外资和民间资本，促进市场竞争、知识外溢、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6、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执行，适时开征碳排放税，作为地方税，提高资源税税率，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并提高消费税税率。7、提高环保政策制定的专业性，避免一刀切式的懒政和惰政，尤其要避免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误伤。以下是文章全文：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想综述及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马家进实习生马燕妮对此文有贡献核心观点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此次获奖的两个主题共同指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依赖要素转向依靠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建设；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增强，“污染防治”提高到三大攻坚战的位置，经济不再片面追求GDP规模，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梳理两位诺奖得主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贡献，同时提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与建议。经济学围绕“经济为什么会增长？”、“经济为什么会波动？”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周期理论。各流派的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解释分析，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探索不断推进，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马克思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均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索洛模型意味着现代增长理论的成熟。索洛模型提出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外生变量，该模型并未回答什么决定技术水平，没有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与此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始终无法解释两大现实问题：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全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建立了内生技术变化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从而能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核心主张是投资教育和提高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经济学的核心是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追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约束之一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诺德豪斯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要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为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主张建立全球碳税机制和用“净经济福利指标”衡量经济产出，奠定了“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当前我国正转型高质量发展，两位诺奖得主的经济思想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政策意义：1、加强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向基础科研倾斜，降低高科技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探索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员工资的增值税抵扣，落实并继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2、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度，预算管理上放宽薪酬发放的限制，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3、加强产权保护，稳定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信心以利于长期投资。4、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的知识、科技交流与合作。5、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减税清费、放开行业管制、打破垄断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引起外资和民间资本，促进市场竞争、知识外溢、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6、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执行，适时开征碳排放税，作为地方税，提高资源税税率，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并提高消费税税率。7、提高环保政策制定的专业性，避免一刀切式的懒政和惰政，尤其要避免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误伤。正文一、罗默与诺德豪斯生平简介罗默（Paul Romer）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提出“宪章城市”理论，集学者、创业者、世行官员身份于一身。罗默于198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1986年，罗默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知识投资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罗默在城市化研究方面提出“宪章城市”理论，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可以香港为蓝本，辟出一块试验区，借用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将该实验区交给发达国家托管，并计划在洪都拉斯将该理论付诸实践，但因被质疑为“殖民主义”的新形式而未能实现。罗默还是成功的创业者，2001年创立以“知识付费”为主要模式的Aplia，Aplia汇集各类科目与权威教科书相对接的网上预习、复习、网上测验等功能。罗默曾专任总裁，后将Aplia出售给Cengage Learning。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罗默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是环境经济学的开拓者，奠定“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美国经济周期，提出“机会主义周期理论”，因与萨缪尔森合著教科书《经济学》为公众所熟知。诺德豪斯于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萨缪尔森和索洛等经济学大师，其间接触的“外部性”理论成为其后续经济学成就的重要思想来源，此后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现为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运用“负外部性”研究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并将家政服务、社会义工等活动纳入GDP核算，奠定“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诺德豪斯相对其他经济学家，重视政治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美国经济周期，提出“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与经济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布鲁金斯经济活动小组的成员和高级顾问，于1977-1979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曾在国家科学院的多个委员会任职。其研究领域覆盖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并因与萨缪尔森合作著名教科书《经济学》而被公众所熟知。二、主要经济思想与理论贡献罗默与诺德豪斯研究的主题共同指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一）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知识、技术和创新是经济增长动力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马克思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均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索洛模型意味着现代增长理论的成熟。索洛模型提出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外生变量，该模型并未回答什么决定技术水平，即未能够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与此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始终无法解释两个现实问题。第一，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资本的边际产品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而技术是外生变量得不到解释。第二，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从长期的发展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是可以与发达国家趋同的。但根据以往资料，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有不断拉大的趋势。经过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1970年代初期以来，有关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西方各主要学术期刊上基本消失了。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技术内生，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1983年罗默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动态竞争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递增》，被视为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作。该文提出了经济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在以收益递减和稀缺为特征的物质世界中是什么维持经济的增长？1986年罗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文章构建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长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完全竞争并采用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罗默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和政策含义在于：（1）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率，解释了收益率随着时间变化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率不一致的原因。（2）与资本一样，知识是一种生产要素，国家必须以对待机器投资的同样方式对待知识投资。（3）由于过去的资本对知识积累是有益的，因而存在着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加能够长期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一点突破了传统理论的观点，同时说明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国总可以比小国增长得快，从而推翻了新古典绝对趋同的结论。该模型的缺陷：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实用性，无法较好地描述知识和技术商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殊属性。因此，罗默开始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2、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四要素三部门模型，投资教育和提高研发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引致经济增长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进步》中又提出了他的第二内生增长模型，即四要素三部门模型。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第二，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罗默特别强调知识商品的特殊性：使用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和占有上的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1）使用上非竞争性的商品可以无限地累积增长；（2）不完全的排他性和不完全的独占性使知识可以产生溢出（spillover）效应，经济具有长期的收益递增性。该模型的经济可分为三个部门：研发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把知识产品卖给中间品部门用于生产机械等，中间品部门将产品卖给最终品部门，研发部门因知识的部分排他性（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期）获得利润。有四种投入要素：有形资本、非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指熟练劳动力，用受教育的时间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在所有经济中短期是固定的，技术水平隐含在先前的创新产品之中。知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力资本，它具有竞争性；二是技术水平，它是非竞争性的，可实现无限的增长。模型假定人口是固定的，人力资本用于最终品生产和新知识的生产。该模型的经济含义和政策结论是：（1）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以及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无关。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直接支持中间品的投资政策无效；（2）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经济落后国家人力资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资本少，增长缓慢，经济将长期处于“低收入的陷阱”。（3）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实施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4）开放有利于增加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与积累。3、罗默的政策主张：投资教育和研发，促进技术进步罗默的政策主张核心观点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投资教育和提高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罗默既不赞成新古典市场调节的政策建议，也不同意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他认为，政策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应着力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政府应较少地投资基础设施，使基础设施投资私人化是正确的选择。政府应补贴以大学为基地的科学和技术的开发，或建立法律框架以鼓励风险资本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等。对于科技政策，罗默认为大学的作用在于探索基本的概念，着眼国家的安全和需要，追求长远利益。大学不应以商业和经济为目的，应给大学提供良好的环境，不能把大学里的研究推向私人部门。（二）诺德豪斯：开拓环境经济学，研究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经济学的核心是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追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外部约束之一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某地能源或矿产的发现带来繁荣，资源的耗竭又引发衰落，不同地区之间通过自由贸易交换资源，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经济学家更关注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典型代表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而往往忽视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低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产生的不良后果。近年来极端气候出现的频率不断上升，几十年一遇的灾害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诱因便是全球变暖，背后则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大量碳排放。诺德豪斯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要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为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1、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的交互影响诺德豪斯对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当时科学家越来越关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该领域属于交叉学科，自然科学可以查明全球变暖的前因后果，但缺乏对经济活动与政策制定的理解；经济学擅长于后者，但对前者无能为力。诺德豪斯集自然科学与经济学之所长，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纳入碳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的负外部性，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关于全球经济-气候系统的简单、动态且量化的模型框架，即综合评估模型（IAMs），以研究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双向反馈循环。该模型框架能够模拟经济和气候在不同的自然、市场与政策假设下如何共同演化，进而在不同的全球场景和政策干预中做出最优选择。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包含三大相互作用的模块：碳循环模块分析了全球的CO2排放如何影响大气中CO2的浓度，刻画了CO2排放如何在三个碳库（大气、海洋表面和生物圈、深海）之间循环。该模块构建了大气中CO2浓度的时间曲线。气候模块分析了CO2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如何影响进出地球的能量流之间的平衡，刻画了全球能量收支随时间的变化。该模块构建了气候变化关键指标（全球气温）的时间曲线。经济增长模块分析了经济主体如何运用资本、劳动和能源进行生产活动，描述了不同的气候政策（碳税或碳配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CO2排放。该模块构建了GDP、社会福利和全球CO2排放的时间曲线，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破坏的时间曲线。上述三大模块共同组成了一个简单、动态交互的世界模型，有两大版本：区域综合气候-经济（RICE）模型以及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能够模拟出保持现状或者采用不同政策干预产生的结果，有助于将市场经济引向平衡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合理碳排放水平。2、诺德豪斯的政策主张：碳税和绿色GDP核算诺德豪斯建议，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高效方式是建立全球碳税机制。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一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进大气层，引发全球变暖，最终造成他国受损。环境污染的总成本并不完全由污染者自身承担，从而导致污染高于均衡水平，社会福利减少。政府需要通过征收庇古税来纠正负外部性，使用碳税或碳交易等政策干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诺德豪斯的量化模型为计算最优的碳税安排提供了条件。考虑到外部性问题，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主张把城市中的污染、国防开支和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入以往通常被忽略的经济活动，例如家政服务、社会义工等，奠定了“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3、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政党政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诺德豪斯是一位研究兴趣广泛且高产高质的经济学家，除了上述环境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外，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也有突出表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5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周期》，被引次数高达4786。诺德豪斯在该文中提出了“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会对经济周期产生显著影响。在以往的经济周期理论当中，政府通常扮演超然无私的社会计划者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进行逆周期调控以平抑经济波动。但是事实上组成政府的政党和官员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个体，其机会主义行为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执政党和在任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下届连任。而选民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根据通胀和失业等经济表现选择是否支持，二是较为短视，近期的经济表现对其投票决策影响更大。因此执政党和在任官员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选举之前通过财政扩张等方式刺激经济来吸引选票，在选举之后再进行政策紧缩弥补赤字抑制通胀。定期选举和政党操纵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从而使经济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周期。三、对中国发展的启示罗默提出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于知识技术的生产，诺德豪斯提出的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诸多启示。1、加强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降低高科技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探索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员工资的增值税抵扣，落实并继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增速较快，研发支出/GDP达到2.1％，但与美国的2.7％仍有差距，更低于韩国和日本，总投入为美国的1/2，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人员仅为美国的1/4。在研发支出构成中，我国侧重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与美国比低11.8个百分点。因此，第一，继续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向基础科研倾斜，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第二，降低高科技研发企业的增值税税率。第三，针对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企业难以取得足够增值税抵扣的情况，探索员工工资的增值税抵扣。第四，目前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比例已经提高到75％，需全面落实并加大力度逐步提高至100％。2、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度，预算管理上放宽薪酬发放的限制，国外经验表明人员费是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强化多来源的成果评价机制，区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基础科学成果由学术共同体评价，聘请国际科研人员，主要考核其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由第三方应用部门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评价。加强基础研发，降低政府机构研发的比重，提高高等院校研发经费的比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夯实基础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投入，放开教育行业管制，改革教育理念，充分给予学术讨论的自由，生产思想与人才。与美国比，我国学前教育较好，但高等教育严重滞后。3、加强产权保护，稳定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信心以利于长期投资。知识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产权保护的缺失将导致技术创新放缓，研发投入不足。要实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除了支持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性研究以外，还要建立适当的产权保护制度，充分保障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激励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积极投入应用性研究，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良性发展。4、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知识、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封闭的国家。5、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减税清费、放开行业管制、打破垄断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引入外资和民间资本，促进市场竞争、知识外溢、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当前中国的生产效率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开放带来的竞争和技术引进将助力中国实现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升级。6、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执行，适时开征碳排放税，提高资源税税率、改革消费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污染防治”被列入三大攻坚战之中。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保，可以适时开征碳排放税，作为地方税，提高资源税税率，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并提高消费税税率。7、提高环保政策制定的专业性，避免一刀切式的懒政和惰政，尤其要避免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误伤。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存在代际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和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作用，因此环保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学的分析框架和专业的智力支持。制定环保政策时要考虑经济个体的激励约束，通过激励相容达到最优效果。要通过完善而长期的制度安排抑制污染排放，而不是采取运动式的行政手段一刀切关停相关企业。四、代表性文章罗默主要的学术论文："Growth Cycles"， with George Evans and Seppo Honkapohj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98）."Preferences， Promises， and the Politics of Entitlement" （Indivi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ild Care， Ecation， Medical Care， and Long-Term Care in America， Victor R. Fuch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43 （1994）， pp. 5–38."Looting: 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t" with George Akerlof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William C. Brainard and George L. Perry （eds.）， 1993, pp. 1–74）."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with Luis Rivera-Batiz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VI， May 1991, pp. 531–55）."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Cake Eating， Chattering and Jumps: Existence Results for Variational Problems" （Econometrica 54, July 1986, pp. 897–908）.诺德豪斯主要的学术论文：“Resources as a Constraint o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64, No. 2, 1974.“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pril 1975.“Economic Growth and Climate: The Case of Carbon Dioxi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7.“How Fast Should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72, 2, May 1982.“A Sketch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1.“To Slow or Not to Slow: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The Economic Journal， July 1991, vol. 101, pp. 920-937.“Rolling the 'DICE': An Optimal Transition Path for Controlling Greenhouse Gases，”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vol. 15, 1993, pp. 27-50.“A Regional Dynamic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 of Alternative Climate-Change Strategies，” with Zili Ya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4, September 1996, pp. 741-765.论文列表来源：https://ideas.repec.org/e/pro45.htmlhttps://sites.google.com/site/williamdnordhaus/cv

来源：新浪财经11月20日消息，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2020数字经济领航者峰会——数字化转型的红利蓝海”在京举行。久其软件副总裁钱晖出席主题为“‘用数——新实体经济的生产要素与商业变革”的圆桌论坛。钱晖表示，数据治理这个事情是一个单位在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事情，高度要非常高，简单的讲可以用9个字来做：第一个立规章，第二建平台，第三想服务，数字治理本身内容很多，立规章要做自己数据资源的规划，要摸清家底，建立数据资产的目录，这点非常关键。以下为论坛实录：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领导和专家，大家下午好，今年数据是特别火的话题，无论政策层面上发改委出的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方案也是把数据使用作为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在我们企业一线实践中也涌现出非常多优秀的数据驱动型企业。今天请到这五位嘉宾都是在一线实践中总结了非常多案例和经验，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有一个问题是请问五位嘉宾，是共性的问题，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要深化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文件，这个文件里第一次把数据作为要素提出来，以前我们说在农业经济时代，或者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生产要素是技术、劳动力、资本，今天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要素，这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在座各位企业家，我们建立数据要素市场，重点需要解决哪些核心的问题？首先有请秦总。秦芳：今年四月份国家发布这份意见体现了国家对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价值的高度认可，四维图新本身也是一家大数据企业，意见发布以后为我们企业解决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有助于打通数据与民间数据互通共用机制，我们公司生产处理的是数据，给客户的产品也是数据，我们一部分数据是自己采集的，还有一部分是政府买过来的，能实现共享的话降低企业数据获取成本，以及提高企业数据效率，另外一方面在数据规范使用方面形成统一标准，包括对于企业有商业秘密，个人有个人隐私数据，数据分级以及如何管理。还有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以后，对未来数字经济会有一个推动，我们公司在积极打造自动驾驶的业务，未来在大的政策推动下自动驾驶落地会更加快一点。何东炯：非常荣幸参加这个论坛，拿到这个问题我在想，因为我们也是比较老牌的大数据企业，从大数据概念提出来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这次咱们提到要素和要素市场的建立，要素是一个非常好的高度，数据已经成为生产资源的资产，到市场我们经常被问到，大数据的交易市场，大数据的交易所，之前几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发现做的时候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有这种现象？我们说数据要素市场，首先是数据产品市场或者数据消费市场的繁荣，要把数据要素市场做好前提是有非常繁荣的数据消费市场，这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基于数据产品如何创新，过去我们说的产品是工具性的，钉子、锤子或者资源，现在数据已经出来很多产品，比如说导航，它是一个数据产品，没有数据提供不了，我们买的电商，他把数据内容变成商业的一种载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种数据产品，我们将来要想数据要素市场繁荣起来，有越来越多的数据产品创造出来，这样成为拉动经济的资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大家做数据产品的时候往往基于自身的数据来做数据产品，一个好的市场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可以流动，这种流动问题往往涉及一个数据定价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难的，我们看到过往几年里大数据谈到的，大数据变现其实就是一个数据的定价，在某种场景下卖的很贵，某种场景下卖的很便宜，过去比较好的数据定价，百度的搜索引擎关键词是很好的定价，这一个词马上有人定价，包括很多广告的网络，钱总有这方面的业务，他把标签打的很细，在交换网络里面把数据定价，最后大家共享数据把网络投放，这些做很多细致工作，他往往要求有一个大的希望平台，或者有一个主导方，在一个生态下把数据定义出来，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出来才能做好，今天国网领导谈的，他们电力大数据怎么样，他有他的生态，他在这生态里面上下游数据定价，进而在不同的实体之间产生数据交换，最难的一件事数据确权还有怎么脱敏，数据拿出来交换，数据到底是谁的，这个事情是比较难的。我们知道很多政府数据非常有用，不敢拿出来用，泄露机密或者谁来授权，包括以什么价格来用，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接下来几年采取方式来解决，我个人观点倾向市场方式，我们投资的时候可以有政府数据资源，政府如果有机制，听证会或者招标把数据拿出来看，提供给社会机构来用，包括企业上下游定价，包括脱敏，很多人说我们公司为什么不能和海外机构比，他们能把数据拿出来，我们只能给公安提供工具性的服务，数据拿不出来，使得数据能力受到了限制，怎么把脱敏做好，未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主持人：数字交易所没有想象那么多，我看到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也有一种观点，数据真的没办法资本化或者资产化，我很想问一下接下来企业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能不能像资本劳动力这样可以资本化的？隋国栋：非常渴望有这种数据可以交易，我讲讲我心得，我们是一家去年上市的互联网公司，过去上市是比较困难的，相对来讲你属于轻资产，我们打动证监会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消费互联网里面手里握着很多数据，大部分数据的获取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自己的业务，真实产生了业务数据，另一方面和上下游进行紧密合作，我们和电商合作拿到了很多数据，过去很难有数据采买的机会，上市之后还会采取行动，我们看好那些真正拥有消费数据的公司，我们会采取类似于并购或者投资或者合作的方式，实际上对于何总讲的，您讲的大数据交易所，或者数据资产的采买，我们非常期待或者渴望的，以我过去的经验真正明码标价怎么采买回来，可选的落地应该不是很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还有一个观点是，涉及到采买，涉及到数据的交易一定会牵扯到类似于安全性或者私密性的问题，我们所在的电商过去经常被挑战或者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到底用了多少用户数据，做了类似于用户骚扰的事情，一直问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工信部隔三差五发布一个榜单说APP又有哪些侵犯隐私，所谓的侵犯隐私就是他接入某一个插件，实现了一些功能的同时还有一些不那么合规，从业务应用角度，我们是非常希望中国的个人隐私保护或者数据安全是有规范，是有标准，可以被严格执行，知道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对我们做业务的人来讲更安心。主持人：希望有一个更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隋国栋：以及明确讲明白什么是合规，什么是不合规。钱晖：对于数据的定义，到底是怎么样来做，实际上这里面从法规层面还需要国家有进一步的一些法规出台，2018年5月25号欧盟出的GDTR以后，每年出台数据主权报告，相应的法规层面，我们希望肯定还是要有一些认知。第二个层面是机制层面，作为资产，作为要素来考虑，对于所有数据的相关的一些机制，包括所有的规范制度，甚至于对于数据作为资产是不是可以做，而且怎么进行处理，这些配套的措施还是需要，需要中央部门在机制层面做更多的创新。第三个层面刚才几位也提到了，数据作为资产价值层面的问题，数据资产最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产权属性和资产属性，能不能确认，因为它的特征不一样，应该作为独立的资产类别，今天很多专家提到，数据的特性可复制性，它在使用过程中间有可能还会增值，它怎么来做，这又牵扯到第四个层面，数据可不可以，不使用交易所模式，是不是能做一些新的创意性，交易所模式对于数据来讲，真的是不太合适，久其一直做数据业务，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想的比较多，从宏观层面还有一些问题，法规层面，机制层面，资本层面都需要综合的考虑，光一个意见仍然不够，谢谢。主持人：数据确实要不断的用才能把价值发挥出来，有请赵总。赵丽萍：我自己是看科技行业的，我们主要工作是深入调研行业以及覆盖在市场上已经上市的上市公司，您刚刚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们9月份的时候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也发布了数据经济的大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我们提出来数字经济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特点，是所谓的非竞争性，你一个数据有了之后给A使用还是给B使用都是可以用的，不是像单纯的资源消耗了就没有了，这个劳动力被你占用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一点，在做数据市场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难点或者痛点的，难点在于数据资产的确权，这个资产到底属于谁，谁可以使用，包括使用过程中获得的收益由谁来分享，其实是一个在做资产交易的时候比较大的问题。我举个简单例子，大家都会用淘宝、京东平台，大家去平台里面搜索产品的时候这时候就产生数据，数据来源于用户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产生在类似于淘宝平台所谓的IT系统里面。这些平台利用用户数据获得收益的时候，我给他推类似别的厂商的产品，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应该给大家怎么样分享，这个会在交易中产生一些确权的问题。另外一个难点，刚刚前面老师提到过，数据资产定价的问题，到底应该给他什么样合理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同时也是将来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主持人：赵总谈到模式问题，在第三方平台的角度，我们研究来看，用户输入一些个人的数据，地理的位置信息数据，搜索偏好数据，基于数据第三方平台可以形成数字化的解决方案，第三方接入平台的商家为了买数字解决方案会付费，这一个闭环数据的价值就体现了，这些数据形成数字化解决方案，为第三方平台或者互联网公司带来收益。个人和平台公司之间也有一个闭环，我的用户我是输入个人的信息，反过来第三方给你更便捷的结果，整个这两环中我觉得数据价值体现的比较充分，不论看国外的亚马逊，还是国内的大型的第三方互联网企业，还是比较明显的。中金公司在研究这些企业的时候，这些企业拥有的数据资产会不会增分呢？赵丽萍：那是肯定的，毋庸置疑，很多公司并购事件里面，很多买另外一个公司付费的人其实愿意付出非常高的对价，如果说被收购的公司有比较好的数据资产的话。举个例子，百度当时19亿美金收了91助手，还有阿里巴巴花了一百亿美金收购饿了么，这两家公司当时产生的收益并不多，为什么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就是考虑到用户积累下来的数据将来对于两个公司之间有非常大的协同，这个数据资产受到大家共识，受到认可的。主持人：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钱总和秦总，您从业这么多年来大量的数据，从采集到后期应用，您是怎么去完善数据治理的过程，从企业本身来讲，先请钱总。钱晖：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宏观，大家知道久其1997年成立，一直做数据业务，现在是做数据处理服务的业务，自己并不能有太多数据，但是我们见过太多的数据，见过海量大数据的客户，我们有国内高端客户资源，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到分析，整个全生命周期来做，数据治理这个层面，我觉得是这样，应该说作为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不管政府，一定要高举高打，数据治理这个事情是一个单位在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的事情，高度要非常高，简单的讲可以用9个字来做，第一个立规章，第二建平台，第三想服务，数字治理本身内容很多，立规章要做自己数据资源的规划，要摸清家底，建立数据资产的目录，这点非常关键。对于数据本身来讲要对自己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的管理，建立自己分级管理规范，哪些数据可以公开，哪些数据可以交换，哪些数据不能拿出来，是隐私级的。另外一个数据采集到处理的保证体系和安全体系，这种时代数据资源规划，整个这套东西做出来以后，你不能光停留在规章制度层面，要形成数据汇集采集的一套流程。第二个层面这些东西要建立数据治理的一套平台进行管理，数字化手段管理数据自己的东西，这点非常关键。自己的平台在全公司全集团全单位统一管理，第三块有了平台以后也不是说一个部门，或者一个主管单位自己管数据治理，数据治理是全员的，要把它变成共享服务的中心，要想服务。要把它变成真正的把数据资源做好非常好的要素，数据自己的内容包括很多，我们往往做数据业务的时候往往是说这些数据我们什么数据，很多很多，没有一套治理体系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大数据的服务都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个任务，久其我们做了一些项目，就是客户没有完整的治理规范和要求，见到数字就想怎么处理，这是不行的，基本上我认为是这样。主持人：您觉得共享的过程里面，企业会有什么问题不愿意共享数据吗？先把数据看起来，不拿出来。钱晖：有些安全角度有一些东西，很多单位特别是涉密的数据基本上不能动，数据处理过程中间大家有顾虑，这些顾虑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间有一个事情也要做，数据脱敏的处理，很多单位不想把数据拿出来担心担责任，数据拿出来以后大家都在使用，发现问题怎么办？数据脱敏大数据时代变成非常关键的要素。往往有一些人提出来说脱敏脱密是两个层次的事情，脱敏更重要，数据并不是所有都要公开的，分级分类非常重要，建立什么标准，单位是什么样的，建立数据的分级分类的标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数据采取不同策略，有些拿出来共享，有些需要交互，有些需要公开，这样的方式来做的。真正来讲，数据资源角度来讲，特别从我们做电子政务里面，现在工业大数据和物联网之前数据80%掌握在政府手上。主持人：政府数据往往有更多社会价值，秦总。秦芳：我们公司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像主持人所说我们是一家大数据企业，我们为客户提供了很多数据，这么多年公司内部数据从采集到发布的过程，我们通过专业的采集设备，采集技术，作业团队，采集高质量高精度地图数据，还有通过车机端摄象头采集现场信息，进行更新，大量的图象数据放在云端，我们自己开发自己用的云，云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处理，处理完以后云端发布，地图实时更新，跟我们很多车里面导航是静态数据未来一定是动态的数据。我们在数据的接入包括发布，进行加密处理。主持人：听到您说您有高素质的团队，人才团队。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何总和隋总。今年经合组织发了一个报告，把现在企业分成两大类，一个数据驱动型，一个叫数据赋能型，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二位企业属于数据驱动型企业，数据驱动型企业，这类型企业业务来自于数据，没有数据没有自己业务模式或者商业模式，我特别想知道，作为数字驱动型企业我们怎么通过数据打造商业模式，带来更好的价值？隋国栋：数据驱动型和数据赋能型我们都有，从企业内部角度，现在互联网公司非常依赖于数据做拓展，甚至基础业务在数据模型基础上，数据赋能型是这样子，值得买努力帮上下游解决问题的公司，我们帮用户解决消费决策的问题，简单说让他知道什么值得买，买东西的时候花钱该怎么花，我们用技术能力赋能消费者得到更好体验，同时我们在另外一端帮大量商家，京东、阿里、苏宁、亚马逊这样公司，帮大量品牌主，帮他们解决营销诉求，这个营销诉求基于数字对数据的理解，也能极大加速营销效率，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对外也是赋能型的角色。再说数据对我们整个业务的帮助，我们去年IPO的钱用在了内部系统建设上，什么样人进来了，大概通过你很快的几次的点击，看了什么，掠过了什么，我们知道每个消费者消费能力或者层次，最近的品类喜好，以及他的品牌喜好，汽车这个层次到底喜欢保时捷还是大众，基于这个快速提升我们服务消费者端的能力，从这个角度应该说我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据的理解，或者数据算法能力。同时我们进一步结构化整理整个世界消费信息的机会，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原有APP型互联网公司变成消费大数据公司，因为我们过去希望通过各项业务看到非常多的用户是谁，行为是什么，我们知道哪些品牌现在在哪些电商或者哪些新零售渠道里面成长的更快，哪些品牌在起飞，哪些在下落，有了这些数据可以设计出来更多商业产品服务上下游，现在最火的网红经济，非常多品牌老板下了决定，我们要去抖音快手，我们品牌要有所表现，可能带货翻车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同时很多主播做了非常好的内容，但是根本找不着好的品牌主带货，这有非常大的撮合的机会的。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对于数据的理解，让内容把什么商品卖的出去，什么主播适合带什么货，今年刚上线做了十几亿撮合的GMV，明年能做40亿GMV，网红经济始终有存在的理由和可以被改良的，有很多品牌理应在网红时代里面通过网红被用户认识到，我们拿到数据之后设计出来新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数据应该始终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极其重要的和极其依赖的。主持人：有请何总。何东炯：我们也是一个又有数据驱动又是数据赋能的公司，我们更偏向于赋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数据管理，特别是非结构化数据管理软件公司，我们现在提出的口号成为中国语音智能的平台，偏向语意的人工智能的技术，这些技术大量依赖于我们对大数据的掌握和分析，特别在具体场景中具体行业里，需要对行业数据有很多掌握，这块使我们不断的项目过程中积累很多数据，反过来提升我们技术，这是数据驱动。另外数据驱动方面应用到业务上，我们在卖软件卖系统的时候，客户拿到软件和系统还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这些数据同时用的话，可以把问题解决的更好，从2011年开始，推出基于大数据的在线服务，建立了互联网大数据的数据中心，给他做引擎等等这样一些在线服务，我们规模已经做的比较大了，这块我们逐渐把自己从一个卖软件公司变成卖软件+数据的公司，从卖产品的公司变成卖产品+服务的公司。我再举几个例子，数据驱动和数据赋能，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他是数据驱动，现在这个时代所谓的数据赋能一定是超出以往，就像刚才钱总讲的，要强调共享，从我角度强调数据创新场景应用，现在海量大数据情况下，如果只是数据大了有没有更好系统把数据管起来还是按原来思路做，我做的很精细，很高精尖，并没有为业务带来增长，很多情况下都是用创新的思维创造新的场景，给我们下游企业，用互联网数据采集服务，给我们金融客户做风控，我们政府企业给他做招商，上下游数据的分析，企业的画像，股东关系分析这也是原来没有的，过去政府招商就是打打电话问问，动态的环境中我这个图谱缺谁还要找谁，这都是创新的产品，包括我们做融媒体，提供热点，还有发展形式的分析，他知道他热点是不是很热的传播，或者谁在传播，什么人群关注他，这些产品也在做，确实能把互联网空间情况描绘出来，这些服务方式原来是没有的，原来是做媒体、金融、企业招商，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数据赋能或者驱动一定要有创新的思维。主持人：谢谢何总精彩介绍，时间关系我们圆桌论坛即将结束，特别感谢今天五位优秀企业家，还有我们所介绍的实践的案例，就是因为有这些企业才使我们数据要素市场，或者价值充分发觉出来，助推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我个人来讲虽然文件相对比较宏观，但是也是向我们指出发展的方向，挖掘数据要素价值，一方面要有良好的数据要素市场，像刚才各位企业家讲的我们有交易的主体，有交易的特点，有消费者还有企业，还有第三方商家，同时要一个非常完善的数据保护的机制，我们数据的合规，我们数据的治理，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更多的使用我们的数据才能把更多价值发觉出来，这也是我们第二场圆桌论坛的主题，谢谢各位企业家。主持人：谢谢高所长，也感谢第二场圆桌论坛的五位企业代表。接下来进行最后一场圆桌论坛环节。

据新华社最新消息，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刘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出生于1952年的刘鹤，早年曾有过从军经历，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此后长期在宏观经济决策管理部门任职。2003年3月，刘鹤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开启了在中财办的职业生涯，后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于2017年当选为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刘鹤同志简历刘鹤，男，汉族，1952年1月生，河北昌黎人，1969年4月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研究员，教授。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9－1970年　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1970－1973年　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高炮团五七营二连战士、副班长1973－1979年　北京无线电厂工人，团委干事、书记1979－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83－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师1983－1986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1987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1987－1988年　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干部1988－1991年　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副处长、处长1991－1993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处长（其间：1992.01－1993.01美国西东大学工商学院访问学者）1993－1994年　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4－1998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其间：1994.07－1995.06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8－2001年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局级），中经网公司董事长2001－2003年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2003－2011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1－2013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3－2014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14－2017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被称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的《环球人物》杂志曾在2015年报道过刘鹤。文章写道：对刘鹤本人，业界已有诸多评价：“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刘鹤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财办曾做过一个课题：“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负责人正是刘鹤。他在当时判断：危机不仅有破坏性，还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只要牢牢把握住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的重大变化，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可以妥善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和平崛起。基于这个课题，刘鹤2012年发表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并于2015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8年正好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跌宕十年，世界格局已是地覆天翻。在此不妨来回顾文中要点，以史为鉴。太平洋宏观：刘鹤30年经济思想脉络梳理与思考今年1月底，太平洋证券发布题为《思想的格局：刘鹤30年经济思想脉络梳理与思考》的研究报告，研报通过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进行梳理，从供需结构及金融风险两条主线总结了刘鹤的经济思想脉络，其中的一些观察角度值得深度思考。文中通过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学习，得到以下几点心得：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从而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基建的重点预期将集中向城市网连接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而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正文：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出席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我们通过梳理刘鹤发表的68篇论文以及23次公开讲话，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图1是我们梳理的论文及讲话中所展现的经济思想脉络，全文观点梳理也将以结构性问题及金融风险治理两条主线展开。一、以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一）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早在90年代，刘鹤就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上。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面对潜力巨大的温饱型国内市场，在重工业生产加工能力和农业基础设施雄厚，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的条件下，中国开始了结构转换，资源配置方向摆脱了旧的积累模式，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倾斜，同时，资源配置机制大胆地使用了市场手段，结构转换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实绩。农业丰收和居民收入提高，从供求两方面拉动着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后者又导致潜力巨大但长期缺乏市场的重工业走出谷底。以满足温饱型消费需求为主导，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良性循环开始轮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良性循环并未能长久地沿续下去。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生产潜能使中低档主导产品具有相对无限供给的条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低档产品市场相对迅速饱和。在这种情况下，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丧失其主导地位，消费需求的偏好己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条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偏差，把国际贸易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结构性问题持续地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刘鹤清楚地认识到，“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须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静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在本世纪初，刘鹤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十五”应该说是一个结构调整期。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在讲话中提到“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1．需求结构失衡根源在城乡结构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多一点，而工业化率达到52-53%，二者之间相差20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20个百分点，才造成农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制造业产品没有空间，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的重大改革无法推进。因此，“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同时，也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消费需求同供给之间出现了断裂。随着人口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家用电器转向高档、大宗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消费偏好变动的大趋势是，“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千元级耐用消费品需求饱和；服务性和交际性消费需求增加；住房及关联产品需求旺盛；汽车需求逐步扩大。”不仅对于商品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正在向每平方米2万元迈进，目前还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迹象。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2．供给结构失衡根源在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对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刘鹤曾这样描述，“在通货紧缩的1998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上涨了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在产业层次，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短缺现象，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过短缺的内容不一样。现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务业。用1998年的数据同1990年相比，工业的比重从37%上升到了47%，而服务业的比重下降了6-7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20个百分点，我们的金融、保险、旅游、咨询、教育、医疗等等，以及为市场体系建设和配套的服务业是短缺的。因此，要调整的第一个重大结构比例就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1998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4.1%，工业品价格下降4%，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上升了10%，这说明服务业的供给仍不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对于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的问题，刘鹤也很重视。他以汽车工业为例，阐述了行政垄断对新产业发展的制约，“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内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他还指出，我国存在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就是说，“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盾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层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三）结构性问题必须以结构性调整应对1．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以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服务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现在，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咨询、旅游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进入壁垒，现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碍正常的价格竞争，所以造成了这种短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特别的，要在金融业打破垄断，“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促进投资性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相互基金，为居民投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和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鼓励正常的竞争，反对垄断，扩大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完善其竞争秩序和规则。”制造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使之处于比较符合产业发展属性并保持消费者利益的竞争状态。”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更要防止垄断，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早在上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刘鹤就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构建，“电子工业的发展也不能走封闭的模式，要强调面向市场，放开搞活……建立市场秩序，提倡竞争，反对垄断。”刘鹤高度重视熊彼特增长和罗默增长模式对中国借鉴意义，希望要用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指出，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定律之一就是比尔盖茨定律，“比尔·盖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企业家，他认为一个企业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理念和企业家创新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今后的网络经济时代，对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创新。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就是要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做为市场的领导者，要不断地讲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来。如果把三个定律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的企业家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互联的覆盖范围，使全球经济在技术更新加快、价格不断下跌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对于企业家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刘鹤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2．制度结构调整：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完善产权激励企业家刘鹤高度赞扬了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他指出，对于开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放开一般，保证重点，国家保护，国家关税有期限地支持，国家贴息等。第二种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寻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用新的办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21世纪初期全球终极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做法。”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再次向世界宣布，“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企业家创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进行保护，“由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知识和人才，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如鼓励竞争打破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激励机制等”他认为，务实的产权制度在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刘鹤认为，产权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硬的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交通；二是软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十五”期间，重点应放在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上。……关于这一点，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微观的公司治理问题，这是整个经济环境运行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增长命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的，外资就进入，储蓄就能比较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这个国家就能享受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如果不然，整个信息披露系统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外资就不敢进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实质问题就是产权的界定和股东利益的保护。”在未来的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也是核心任务之一，“中国还应该加强以产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改革目前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成分，并且在发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础上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旧账’。”在达沃斯论坛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3．城乡结构调整：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建造工程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二者孰重孰轻……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要寻找城市规模的平衡点，使得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协调发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如何确定均衡点的难题。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就业机会和价格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性供求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结余和自我尊严等社会心理指标……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这时，通过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刘鹤认为，城市网可能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二、关注危机，积极应对，总结经验，加强监管，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本部分主要谈及刘鹤对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的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刘鹤曾在多个场合就危机问题进行表态：首先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2008年）指出要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之后，刘鹤（2009年）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对作客观描述；为进一步探索危机爆发原因，以便更好的进行经济形势预判，刘鹤牵头央行等多部门人员进行了“两次全球危机比较”的深入研究（2010-2013年），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性思考；2016年，刘鹤发文指出“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加强监管，防范风险；2018年1月，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要稳中求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一）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刘鹤在2008年发文提到，我们要特别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因为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明显提高，市场相关性明显增强。他指出，高度关注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次贷危机继续扩散，会对我国产生较大压力。第一，美国消费减少对我国出口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已达66.9%），如果美国的消费下降，我们的出口减速过大，可能会引起国内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二，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全球的油价、粮价就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物价也会面临新的压力。第三，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趋缓，我们面临的外汇压力也会显现出来。刘鹤认为，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外部挑战大于内部挑战。我们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情况要制定应急预案，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增长能够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并且加快推动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改革。（详见[1]刘鹤．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J]．经济前沿，2008（04）：7-9．）（二）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关于危机的应对对策和态度，刘鹤在2009年发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从三个层面概括：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二是努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外需；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中国政府意识到，尽管发生了历史罕见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政府的公共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模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政府还清醒看到，这场危机不但是巨大挑战，而且是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中国政府认为，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好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但有害于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因此，中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努力，呼吁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第二，鼓励出口和进口。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已经采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此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除此之外，面对股市低迷，政府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放弃对非流通股允许流通的承诺，这使资本市场反而有了信心。总的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详见[2]刘鹤．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J]．中国发展观察，2009（04）：11-15．）（三）深入研究危机比较，总结经验预判形势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准确判断经济环境既重要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历史是最好的办法。基于此，为更好的判断风险、应对危机，2010年开始，刘鹤牵头的中财办课题组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组织了一项研究，就是对两次危机进行对比。在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上，刘鹤曾介绍其中间研究成果，就两次经济危机的三个背景和三个结论做分享介绍。三个背景：一是在两次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技术革命，此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达到顶点。二是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不断发生。三是在危机中往往伴随着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结论：第一，本次危机发生后可能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期相对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主要基调，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它是由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由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所决定的。第二，虽然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和低迷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不一样。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和较好时机，在这个时期，各级政府需要转变那种过度依赖出口和粗放投资的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而创新商业模型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需要、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和理解全球经济之争新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我认为，现在重新认识熊彼特的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的成长和走出低迷的全球商业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很多人都盼望经济转折的出现，全球经济转折何时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机会。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我们对此要深入理解和思考。之后，在2013年课题研究的总报告中，刘鹤对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共性表现和政策性思考又进一步做了详细叙述。危机的共同点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人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产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政策性思考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刘鹤课题组主要提出3点思考：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对比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对比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四）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刘鹤提到，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条：第一，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第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第三，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刘鹤认为，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一要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二要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三要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2018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再次强调防范风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他提到，要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在我们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的问题。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经济杠杆率得到有效的控制，经济结构的适应性提高，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三、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几点学习心得（一）对通胀的重新认识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刘鹤并不赞同这种简单的观点引用。在1989年的通胀高企时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而体制约束及技术约束制约了供给扩张。因此，虽然需求高企，并未有效拉动供给的相应增长。反而刺激了进口，消耗了仅有的外汇储备。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甚至全球都同样面临着通胀低迷的问题。发达国家继续采用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过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达到2%的通胀目标。而实际结果却是，货币政策已松无可松的情况下，通胀仍在看原油的脸色。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同样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二）需求侧改革同样重要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中投资与外需相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投资与外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终将收敛于一个均衡水平。经济要实现转型，则要求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及外需，拉动经济实现新的边际增长。从内需的决定因素看，一方面，可支配收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及减税降费的实施。另一方面，“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至此则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由此，我们应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及扶贫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则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刘鹤认为城镇化理想的发展状态是城市网的建设，“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一思想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的要求相类似。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未来基建的投资重点。其次，农村消费能力的释放是现有城镇收入分配格局下，一个潜在的巨大的边际增量。因此，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4年聚焦三农，但今年乡村振兴战略尤为值得关注。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另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三）供给侧改革中的“一补”——新经济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早在2000年，刘鹤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推荐“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同时，他也批判了大部分专家对这种“网络型微机”的漠视。我们知道，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而具体来看，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打破垄断以及市场秩序建设。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垄断。发展新经济，就是希望最优秀的资源配置于这个领域。但若存在行政垄断，将导致资源配置于低效部门。进而造成“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以此思路来看，打破金融业及制造业的垄断势在必行。“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鼓励制造业领域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而在维护市场秩序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产权制度的完善，以激励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四）“长牙齿”的金融监管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经济危机的救助，往往伴随着货币的超发，进而带来金融业的率先繁荣。金融业若远超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过度繁荣，在没有内生反周期性的监管之下，势必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祸端。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发达经济体周而复始的危机爆发。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体经济而服务，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短期内外科手术式金融监管使资本市场下行压力加大。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状况，金融业已明显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同时带来了实体经济债务的快速积累，进而导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因而本轮金融监管的目标，则是有效降低宏观杠杆率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国家负债率/GDP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宏观杠杆水平低于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略高于美国6个百分点。从分项来看，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杠杆水平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排名靠后，而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则在排名中位列第一。企业部门杠杆水平的高企，一部分缘于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快速积累的债务；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代地方政府借债而产生的债务累积。刘鹤在达沃斯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金融风险中影子银行无序输血高杠杆企业的行为以及地方政府软约束下的债务风险。由此，降低企业杠杆需要要求对商业银行表外转表内的监管未来难以放松。不能低估政府金融监管的决心，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银行业务回归表内，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必然下降。增量资金边际增速趋弱，而对应的是商业银行表外回归表内过程中，除表内贷款对接外，股票与债券市场则需扩容以接纳剩余融资需求。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资本市场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加大。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新华社、环球人物、太平洋证券等每经编辑王晓波、余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