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什么

【文/ 陈平】中国道路的实践远远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解的范围，也突破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局限。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市场、财富、知识、制度、效率等基本概念必须全面革新，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整合现有各派经济学的知识，构建新的经济学范式，才能把握当代西方衰落、中国崛起的历史趋势，并探讨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经济挑战。一、中国经济的超常发展改变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格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1950年以来的基础建设，以及1978年以来的超常增长，中国创造了世界史上古文明大国复兴的奇迹。这一现象超出了现有各派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范围。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历史数据出发，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便于国际比较的角度出发，本文没有选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而采用国际公认的三个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局(1)、荷兰麦迪森项目数据库(2)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览》（WorldFactbook）(3)，前两者汇总的各国人口和人均GDP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中情局的数据截止到2017年。笔者认为这三个数据库的中国数据测算依据是中国官方的数据，但是按西方的评价方法做过调整。在中国发展出国际经济数据的评价体系之前，采用国际公认的数据可以减少对数据本身的争论，但这并不代表笔者对西方数据的定义和分类没有批评和修正。本文修正了联合国三次产业的定义，首次提出“广义工业”的概念，即第二产业加上第三产业中的运输和通信。调整后的中国广义工业的实际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比购买力平价计算GDP超过美国更能说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以及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后果。现有的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对增长问题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有两个重大问题：第一，忽视经济规模的量级差距。(4)计量分析把十几亿人口的超大国家和几百万、几十万人口的小国平等对待，如何能理解中国发展的困难所在？如果演化生物学家把全部生物放在一起，从细菌到哺乳动物按数量做回归分析，如何能发现生物演化的规律？第二，经济分析的线性理论对历史上人均GDP的指数增长没有历史发展的阶段观念(5)。我们发现，新中国前28年提高人均GDP走过的历史进程，相当于英国现代化初期700年，日本的300年，而中国人口规模比英国和日本要大几十倍。如果和新加坡等东亚小龙相比，人口规模更是大了几百倍。如果考虑到西方从地缘政治出发对中国持续几十年的科技禁运和封锁等不利条件，那么前28年的历史进程就更有历史意义。新中国后38年人均GDP增幅确实比前28年大得多，按照后38年的增速，中国的人均GDP在几十年内就可以达到英国、日本、美国的水平。因而，有人试图用新中国后38年的成就否定前28年的成就，用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即政府和国企在现代化基础建设中的作用，这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早期的市场经济和苏联的指令经济，是新型的混合经济，兼顾了计划经济的长远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灵活竞争以及非营利部门的教育和创新。如何总结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经验，重新检验经济史和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出发点，是本文探索的目标。（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和结构演化表1给出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6)。从公元1年到1500年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前，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各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亚洲人口远超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使“美国”人口在1500到1700年间下降一半以上，目前印第安原住民的人口比例仅为约1%。印度在1500到1950年间、中国在1820-1950年间的人口规模也因西方殖民和入侵大幅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但是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世界的人口大国。经过1500到1950年450年的急剧扩张，欧美人口也只占世界人口的20%左右。由于老龄化，1990年后欧美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下降到低于20%。中国人口规模大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总和。所以从人口规模角度看，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大致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约500年的进程（见表1）。世界人口的历史变迁也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文献对革命战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攻击。在革命成功和独立之后，中国和印度分别都恢复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趋势（参见表3）。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入亚非和拉美的主要大国。选择比较中国道路的参照样本，这里有三个考虑：一是中国现代化的难度。必须考虑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或地区，如美国、西欧（欧盟）、苏联（俄罗斯）和日本。用中小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北欧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在数量级上没有意义。二是经济和科技实力足以影响世界格局。例如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英国、德国，在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中的影响超过它们的人口规模。三是古文明复兴的艰难。在属于人口大国的伊朗（当年的波斯帝国）、埃及和土耳其中，中东的文明大国只列了土耳其。一是因为历史上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属于稳定超过千年的大帝国，和中国文明可以一比。土耳其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全盘西化的代表，但是它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无法摆脱西方控制的阴影。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将影响北约和伊斯兰世界的格局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综合考虑在世界历史和发展战略上的地位，比起人口近1亿的埃及、墨西哥和人口约2亿的印尼、巴西，人口0.8亿的土耳其与中国具有更强的可比性。从表2看，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比例于2017年重回世界第一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印度、土耳其的地位有所上升，但远不如中国。发达国家的相对地位由于中国崛起而相继衰落。其中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回落到1700年前的地位，德国回落到1820年前的地位，美国回落到1900年的地位，日本回落到20世纪60年代的地位，俄罗斯回落到苏联1950年的地位。西方学者把中国崛起称为中国复兴是有道理的。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文明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在短短四十年间，把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例提升了3倍以上，等价于西方世界250年间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在经济、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全面进入世界大国的前列，创造了人口1亿以上的大国现代化的奇迹。从表2可以看到，在农业社会的公元1–1500年的1500年间，印度、中国和土耳其（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三大经济体，其中印度和中国加起来的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的一半。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规模迅速上升，在1700年达到高峰（世界经济总量的10.2%），但在1900年被美国超过。美国经济规模的高峰于1950年到来，高达27.3%，此后不断下降。2017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中国位列第一（18.2%），欧盟第二（16.4），美国第三（15.2%）。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三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土耳其的经济规模不断下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1820年达到世界历史的最高峰（32.7%），鸦片战争后不断下降，到1950年降至最低（4.6%），新中国建立后不断增加，直到2017年恢复世界第一。印度从1978年后才开始回升。而老牌帝国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虽厉行全盘西化的改革，最早加入北约和西方富国俱乐部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但始终没有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14，在意大利和墨西哥之后。令人遗憾的是俄国及其继承者。1900年俄国的经济总量接近德国，1990年苏联经济总量与日本相当（8.6%），科技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就一路下滑，2017年俄罗斯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下降超过一半，只有军事力量依然算是世界强国。大国兴衰的历史充分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战略和国家政策发挥着重大作用，包括英国早先的重商主义，如航海法案。(7)从表3可见，新中国前28年（1950–1978）人均GDP的增速高于印度、英国、美国，低于日本、土耳其、苏联。后38年（1978–2016）人均GDP的增速中国最高，其次是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增速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的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最低。后38年的发展结果表明，休克疗法的自由化、私有化后果远远不如中国的混合经济以及有自主政策的新兴经济，如印度和土耳其。高科技的发展使人均GDP的增长呈非线性的过程，而不是随时间平稳增长。为了展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必要与主要大国历史发展的路径做出对比，见表4。从表4可见，新中国前28年走过的人均GDP提高的路途，土耳其花了1900年。原因不难理解，土耳其前身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处于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是世界贸易中心和富裕帝国。后来的西方国家能够后来居上，靠的是发现绕过地中海的大西洋航线以及市场规模扩大诱发的工业革命。新中国前28年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一成就英国用了700年，日本300年，美国115年。而中国同期的人口起点规模是土耳其的68倍，英国的273倍，日本的29倍，美国的547倍。新中国后38年，从中等收入的基础工业国飞升到中高收入的工业强国，英国用了261年，日本303年，美国166年，苏联85年。土耳其虽然只用了102年，但其科技水平无法和中国以及西方强国相比。而中国同期的人口起点规模，是英国和美国的106倍，日本的21倍，苏联的4倍，土耳其的64倍。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仅超越其他文明古国如土耳其，并且先后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应当指出的是，目前通行的西方GDP和人均GDP的测量，不能反映真实的国家经济实力。尤其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之后，虚增的第三产业GDP，有不少是对国计民生有害的成分，例如过度医疗、过度诉讼、过度军费等。产业的分类也不科学。西方把运输、通信等现代工业划入第三产业，和传统的商业、餐饮、旅馆等服务业放在一起，掩盖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有害趋势。本文采用修正的工业定义，把第二产业加上运输、通信合称广义工业，把第三产业扣除运输、通信合称狭义服务业。类比物理学的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重新分类的产业结构见表5。从表5可见，中国广义工业的比例最高，后38年比例提高近乎翻倍，德国、俄罗斯、日本次之，美国去实向虚的趋势最明显。虽然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总量依然大于中国，但是中国2016年的广义工业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购买力平价GDP中国第一，欧盟第二，美国第三。（见表6）从表6可见，中国广义工业的总量和购买力平价的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美国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依然大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人口分别是美国的4.2倍，欧盟的2.7倍，俄罗斯的10倍。相应地，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5倍，欧盟是中国的2.4倍，俄罗斯是中国的1.6倍。由于西方主导着国际贸易体系，高科技和金融服务的定价权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才会有西方已经无法支撑的高收入（人均GDP），因为收入越高，过度消费、过度借债的可能越大，失去国际竞争力的速度越快，造成实体经济外移。所以中国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是可实现可持续的，西方的高收入高消费是不可能持续的。这是美国发动贸易战，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理由。（二）中国与西方调控经济能力的比较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大萧条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全面攻击和逆转，诱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大萧条。特朗普最近发动的贸易战使世界经济重新受到大衰退的威胁。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在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旗号下，反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中国政府在危机中的干预政策。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和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进行比较，以观察各国的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的长度、深度及恢复期（见表7和表8）。依据荷兰世界经济史的人口数据（表7和表8），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口下降10%以上（即峰谷人口小于90%）的历史事件有11次。其中最严重的当数英国殖民者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掠夺导致的人口大规模减员，使1600–1700年间的美国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目前美国原住民的人口不到美国人口的1%。战争和动乱造成的人口大规模减员有5次。包括波兰在二战中人口下降到75.7%，印巴分治的动乱致使人口下降到83.3%，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使人口下降到86.9%，柬埔寨战争后人口下降到88.5%，苏联在二战后人口下降到88.7%。令人惊奇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指导下的休克疗法给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造成的人口减员，影响比两次大战还要严重。最严重的是拉脱维亚，人口下降到73.5%（持续29年至今）。其次依序是：立陶宛77.6%（持续28年至今），保加利亚79.5%（持续27年至今），爱沙尼亚81.9%（持续29年至今），乌克兰85.2%（持续23年至今）。与此形成对比，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纯减少1%，恢复时期只有2年。俄罗斯转型期人口下降3.6%，恢复期长达7年。联合国给出的人口数据更令人震惊。1989年到2016的27年间，东欧人口从3.83亿人下降到2.93亿人，人口减少了8920万，即1989年人口总数的23%。同期，西欧人口只增加了1847万。1970到1997年的27年间西欧人口增长了1.097倍。如果保持同样的人口增长率，西欧1989年后增加的人口，2016年应当到1.93亿，实际却有1.94亿人。如此则移民可能的来源只有100万人。所以，剔除移民等其他因素，东欧转型27年间“非正常减员”的人口数，估计至少有8000万人，即21%。人口减少的原因可能是老弱者死亡、年轻人推迟婚姻和生育等。（三）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1978–2016）用联合国真实GDP的数据，可得表9。从表7可见，近半个世纪以来，各大国经济衰退幅度最大的是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休克疗法使其经济下降达43%，恢复期长达9年。经济衰退超过5%的有6次，按衰退深度排序，分别是日本2009年的衰退6.5%，巴西1983年债务危机的衰退6.3%，土耳其2001年的衰退5.9%，德国2009年的衰退5.6%，韩国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衰退5.5%，印度1975年的衰退5%。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只下降了3.1%，下降较少的可能原因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其得以对外转嫁危机。中国1976年的衰退只有1.6%，远低于英国自由化改革导致的1975和1981年的两次衰退（–3.9%、–2.8%）。由此可见，中国管理宏观经济稳定的有效性，不仅远高于拉美和东欧，而且优于东亚和西欧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德国。如果考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规模和幅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和稳定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奇迹，超越了西方和东亚的工业化模式。这是本文研究的前期观察基础。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对中国前28年的发展成就估计不足，对中国学习现代化过程中的代价估计过高，包括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员影响的估计以及文革经济损失的估计，都没有考虑国际比较的历史而言过其实。本文的国际定量比较只是重估中国道路的一个探索，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国际比较的研究和对话。对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能力破解西方经济的困境。我们下面就来分析，哪些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中国经济的复兴和西方经济的衰落。二、中国经济的发展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预言新中国前28年和后38年的经济增长，加上中国发展出原子弹、导弹、核潜艇、载人空间飞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全球先进的电网、核反应堆、高速计算机以及高产优质粮食品种等成就，远远超过北约扶植下的土耳其，依赖美国经济的亚洲小龙和拉美、非洲的大国，如巴西、墨西哥、南非和菲律宾等。只有个别中小国家，如几千万人口的韩国和几百万人口的新加坡，可以在少数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但是和日本、德国等依赖美国的大国一样，没有中国这样独立自主的科学、工业和国防体系，也就没有中国央行这样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下面具体讨论中国道路的发展历史挑战了哪些经济学的流行理论。(8)（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首先，笔者曾在2014年国际熊彼特经济学会的专题讲演中指出，包括索罗的外生增长论(9)和罗默的内生增长论(10)在内，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都无法解释现代化过程中大国兴衰的历史。(11)理由很简单，索罗外生增长理论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推论是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趋同；罗默内生增长理论假设知识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推论是先进与后进国家的差距必然发散，这和世界史上大国兴衰的事实相矛盾。我们观察到的技术革命史都有生命周期，其规模经济从发育期的规模报酬递增，到成熟期的规模报酬不变，到衰老期的规模报酬递减以至衰亡，是技术竞争中必然出现的优胜劣败的自然选择过程。因此，才有历史上观察到的后起国家的后来居上。从方法论看，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模型是没有历史观的优化模型。技术革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可能进行优化设计。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是依据生态学的物种竞争模型（数学表达是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和小波表象）取代索罗模型（用噪声驱动来描写技术创新），如此才能兼顾经济增长理论的长期非线性趋势和经济周期的中期结构演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用短期随机游走模型夸大“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所谓的索罗剩余（Solowresial）只是经济增长未知因素（或黑箱）的代名词，和技术创新没有可观测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计量增长模型从来无力解释世界经济的大历史，包括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和军备竞赛对当代经济社会的最大影响。（二）交易成本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在最近三十年引进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取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国家贫富差距的原因。影响最大的当数科斯（Coase,R.H.）的交易成本理论(12)以及依据交易成本理论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13)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用市场交易取代政府监管，以及否认经济组织的成长是消耗能量而非节省能量的生物过程。(14)诺斯（DouglasC.North）后来也发现美国从1870年到1970年的交易成本在GDP中的比例从25%增加到50%。(15)美国制造业外移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交易成本太高。私有化并没有节约所谓的交易成本，包括营销成本和诉讼成本。从中国改革的经验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和市场投机是一个竞争过程。放松监管可能促进竞争，也可能增加漏洞引发更多破坏性投机。(16)科技发展也会相应增加对监管的需求以促进建设性的合作。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20世纪50年代，西方最看好的东亚国家应当是菲律宾。因为在两千万人口以上的中等国家中，菲律宾的资源、海运条件最好，人均GDP比韩国、泰国、印尼、印度等国都高，又是美国的前殖民地，完全照搬美国法律，英文和教育普及，保护私人产权，经济政策是标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亚行也设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然而，几十年过去后，东亚小龙不仅远超菲律宾，而且人均GDP也增加到菲律宾的数倍；人均GDP在1950年不及菲律宾一半的中国，如今人均GDP几乎是菲律宾的两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菲律宾没有搞过土地改革，所以大地主家族垄断经济和政治资源。中国和东亚小龙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土改和产业政策，才会比菲律宾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内生增长论片面强调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没有强调知识的更新换代。菲律宾的技术升级落后，经济政策的观念落伍。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保护私有产权，却不区分鼓励创新还是保护收租的私有产权。(17)在南亚和拉美，受保护的是私人大地主和外国公司寡头的产权，而不是中小企业和农民的产权，所以才会导致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经济发展停滞。（三）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的脱钩，80年代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和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引发卢卡斯（RobertE.Lucas,Jr.）发起的反凯恩斯革命，其理论依据是所谓的微观基础论和理性预期论，(18)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宏观经济学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卢卡斯否认西方宏观经济学观察到的经济周期是内生不稳定性造成的，他认为大萧条也是工人的理性选择，即工资水平下降时，工人会选择休假而非工作，所以无需政府干预。他看不到金融巨头引发的投资波动的幅度远大于家庭消费波动的幅度。(19)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更是鼓吹市场自由化可以解决一切西方的社会问题，(20)包括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例如失业、通胀、贫困、婚姻、教育、吸毒、犯罪等等，他认为市场竞争会自动稳定市场经济，而没有看到投机竞争会放大市场的不稳定性。(21)弗里德曼亲自出马，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政府献策，后来被西方国际机构总结为“华盛顿共识”，(22)先后在拉美和东欧国家推行，又被称之为“休克疗法”。(23)该理论的推行在拉美造成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在东欧和俄罗斯造成长达一二十年的转型萧条，经济损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乌克兰等国至今还未摆脱经济和人口持续下滑的趋势。历史经验证明，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非线性的延时过程，调节时间可能长达几年到几十年。一般均衡理论假设市场调节的速度极快、代价极小，完全没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只是黑板经济学的纸上谈兵。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是对市场经济发展内生矛盾和历史条件的否定。(24)其核心政策是只考虑资本自由运作的空间，无视民众的利益和后果，也不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结构性问题，而采用一刀切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方案。分别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在英美主导的自由化造成了英美经济脱实向虚的结果和西方的衰落，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休克疗法在东欧推行的自由化也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例如，英国铁路的私有化降低而非提高了铁路的效率，因为私营的铁路公司各管一段，破坏了铁路的网络效应。里根同时减税和扩军，导致财政赤字和大量负债，使金融资本主义架空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实体经济，直接埋下2008年金融危机的定时炸弹。金融寡头主导的拉美经济，在油价高涨时过度借债，在油价大跌时又陷入债务危机，对民生造成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拉美、东亚和东欧国家的危机援助，都采取所谓“硬约束”，即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要求发展中国家保护外国债权人而非本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即要求政府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汇率贬值以及金融自由化，使外国金融资本可以廉价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核心企业，包括韩国这样已经进入高收入的亚洲小龙。东亚金融危机前，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外国资本拥有的股份不到百分之五，而金融危机后则超过百分之五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欧日采用的量化宽松政策，则大规模推行保护垄断资本的“软约束”，与IMF的传统方针背道而驰。即政府加大财政赤字，降低利率，央行购入巨量垄断企业的坏债和股权，以避免金融寡头和核心产业，如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破产，阻止外国资本收购核心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同时炒高股票市场和捍卫汇率，但是让投机资本大规模冲击新兴市场，转嫁金融危机的损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双重标准，值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度警惕。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分化，包括中产阶级萎缩，社会过半的财富向百分之一的人口集中，造成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三、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经济学理论的检验中国文明的复兴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提出新的挑战，包括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25)因为斯密的国富论片面强调市场对劳动分工的作用，低估了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市场不稳定性，以及政府在协调市场分工上的关键作用。马克思没有看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西欧模式的不同，中国和印度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同。中国文明的复兴突破了几派西方经济学的预言，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亚当·斯密理论的局限和矛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776年发表时，英国还处在工业革命初期。斯密只注意到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模式只需要小政府，没有预见铁路出现后，协调国际和国内的劳动分工远非“看不见的手”可以企及。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也隐藏了我们发展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斯密公认的贡献是提出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他也承认“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26)被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称为“斯密定理”(27)。斯密定理有两个严重后果，完全被当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第一，市场份额的限制首先源于自然资源的限制，这是非线性理论生态学的基础。它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开辟了道路。其理论含义是演化经济学否定无视资源限制的人性自私假设，也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观念，因为在生态资源上不可持续。第二，市场规模竞争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和多均衡态的存在。这就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设。因为规模经济不存在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多均衡态产生系统内生不稳定性，必然要求政府在危机时进行干预。(28)更为严重的是，斯密的两个错误猜测误导了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第一个错误是斯密认为市场交易会自动导致贸易平衡，不用政府干预。他在《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里举了个案例，说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从东欧的哥尼斯堡运了一船粮食到西欧的葡萄牙去卖，返程的船会装上葡萄牙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东部去卖。这样，贸易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斯密的错误在于忽略不同货物的重量、体积和单价不一样，往返贸易实现的总价值不一定相等，这是美国要和欧洲、日本以及中国打贸易战的原因。当年英国为了扭转对中国的茶叶贸易逆差，发动了鸦片战争不够，还在印度种茶，持续了170年。(29)美国贸易逆差从1971年到现在，进行了多少次贸易战争和热战，还逼日本签署广场协议，依然没有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的市场是原子论，而非网络和层级论的世界观，形成的原因是国际分工的格局在资源、交通和技术条件上都不是平等的交易关系。第二个错误是分工不能保证国富。斯密的问题是他自己不知道财富是什么。因为在市场规模竞争下的定价权不是平等的。斯密不得不承认霍布斯（ThomasHobbes）的话，“财富就是权势（Wealthispower）”。在西方的殖民主义史上，垄断海运的暴利加上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供养强大的海军，侵占海外殖民地，抢劫其他国家的财富。西方列强的兴衰史是列强“看得见的手”的争霸史。“自由贸易”只是强国打开弱国市场的口号，一旦强国自己的竞争力下降，就转而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这被目前的贸易战证实。所以，我们必须发展新的劳动分工理论和非均衡竞争下的经济学，同时关注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和金融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纯粹的经济行为。（二）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总结中国经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预言了社会主义将会取代资本主义，产生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理论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看到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所以马克思经济学不足以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问题。中国实践的经验突破了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们应当总结当代的新经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回答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新问题。笔者认为有三个新问题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第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马克思原来的设想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应当发生在生产力先进的地方。当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是英国，后来寄希望于德国。他没有想到，革命先发生在半资本主义的俄国，然后是还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苏联和中国的改革经验表明，科技革命引发的国际分工的发展是非均衡的。科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剥削发展中国家来赎买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阻止革命和改革的发生。所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边缘区，而非核心区。列宁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突破了马克思的预言。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证明，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发挥政党、领袖和干部的领导作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也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复杂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第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不仅在经济分配领域，而且在科技创新领域。如果片面强调分配公平，片面强调计划经济，会忽视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发展的多样性，这一缺陷一度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的混合经济，必须兼顾马克思经济学的按劳分配，西方经济学的流通效率以及熊彼特经济学的创新机制。否则，不能兼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科技创新，也就不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竞争力。第三，马克思低估了文化、宗教和社区对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影响。马克思乐观地估计，科学可以取代宗教，但却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双刃剑使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各种新宗教有复活与深入民间的趋势，成为西方消费主义和东方官僚主义的劲敌。反而是韦伯宣称的新教伦理在西方的衰落，造成巨大的文明冲突和西方福利社会的危机。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如果不重视精神文明和基层社区的建设，任由西方私有产权膨胀的高消费主导，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西方的“高收入陷阱”，包括经济的脱实向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愿结婚和生育，社会老龄化和依靠外劳，染上富贵病“富不过三代”，如此等等。要想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增长，必须研究和发扬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传统文化，发展多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学应当和文化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合作研究。四、从代谢经济学的新视角理解中国道路的发展经验我们准备把解释中国复兴的“代谢增长论”发展为更一般的“代谢经济学”，以实现毛泽东的非均衡发展理念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并整合各派经济学的成就。下面是我们提出的具体思路。（一）自主型的开放和双轨制的改革笔者不同意国内有些说法，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简单片面地描写为“市场化改革”和“对美国开放”，因为这不能说明为什么拉美、东欧的对美国开放和自由化改革遭遇了重大挫折，而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出乎西方预料的成果。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是自主型开放，东欧是单方面开放，而拉美是依赖型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依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推行的是渐进自主开放。开放的时间、范围和速度取决于中国经济实际的需要和竞争力。中国首先开放少数经济特区，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让特区内的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和外国公司的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学习和提升中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自己的人才。这给中国企业和政府带来宝贵的学习机遇和调整空间。以家电产业为例，中国迅速引进日本的生产线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营销渠道，从进口日美产品到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从逆差转为顺差，再实现人民币双轨制的并轨，取消外汇兑换券。在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东欧采取的是片面对西方开放，但西方没有取消贸易壁垒，导致巨额贸易逆差，货币大幅贬值，企业大量倒闭，核心国企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拉美是在国有和民族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对美国资本的开放，被跨国资本控制了本国的自然资源和金融市场。即使技术先进的德国和日本，也因为没有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蒙受了比美国还严重的经济损失。有上述前车之鉴，加上美国一直没有解除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所以如果只片面强调对西方资本开放，而低估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和经济政策，就无法理解中国道路的自主性。换言之，经济体系的开放只是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对西方的经济开放带来的经济政治风险，包括国际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兼并和压制，以及分离和瓦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可能乃至战争的风险，都必须保持警惕。因为斯密自己承认，国家财富是一种权势，必须依靠科技、军事、金融和政治的强权来保卫。单纯依靠经济分工，不可能掌握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控制权。中国的开放能够自主，关键在于坚持实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国际资本的双轨制，实行混合经济但依然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权。即使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也都在实行不同形式的双轨制，不存在新制度经济学鼓吹的纯粹的私有制。（二）中国的竞争优势在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凸显了西方经济学的自相矛盾，说明经济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三大产业，包括金融、汽车和农业必败无疑。理由是中国金融业的坏账率高，产权不清，银行对国企是“软约束”，汽车业的技术落后西方近半个世纪，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生产技术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但是，十几年之后，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排名居世界前十名之首，超过美国的银行巨头。汽车产量和销售量世界第一，与西方的技术差距迅速缩短。农业不仅产量世界第一，品种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中国人餐桌上食品的丰富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此外，中国大量的小商品和机电产品价廉物美，畅销世界，严重打击了美欧产品传统的垄断地位。西方经济学家无法消解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只好求助于反倾销法，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经济学理论完全自相矛盾。如果西方经济学能自圆其说，私有经济效率高于国有经济或混合经济的假设成立，则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会在国际竞争中失败，怎么可能打败美欧企业？其实西方媒体经过调查已经发现，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在于规模经济。因为大批量生产可以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这证实了斯密定理的观察，即规模经济在国际劳动分工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就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市场优化的条件是只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但是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没有均衡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自动保持市场稳定性，包括国际贸易的自动平衡。经济复杂性的研究表明：规模报酬递增是类似硅谷那样典型的非均衡集聚过程。(30)美国市值超万亿美元的苹果手机只能在美国研发，但是必须在中国生产，因为中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产业集群有高效的零部件配套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成立，则中国在资源优势上不如东欧和拉美，在劳工成本和私有产权保护上不如印度和南亚，在资本和技术输入上不及多数发展中国家。然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国能够复兴，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化的统一。这一点使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和欧盟美国相当；但是人口规模高于发达国家之和，使中国的基础建设，包括电网、互联网和高铁的规模效应高于美欧日等发达大国；而中国执政党的长期规划和全国协作能力远大于联邦制的美国和邦联制的欧盟。发展基于规模经济的复杂经济学是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混沌研究开始的原创贡献。(31)（三）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是比资本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把资本的原始积累作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起点。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以殖民扩张积累原始资本的可能；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又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国民教育素质和人均GDP也不如东欧和中东国家。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三要素理论，加上西方国家在资本和技术输出上对中国的限制等不利条件，在2000年之前，没有任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会预言中国经济的崛起。只有我们在1987年提出的劳动分工模型引入了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和文化因素，发现后起的集体主义文化，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以后的中国，如果人均消耗资源比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节省资源，同时学习新技术的速度超越西方，则有可能在经济竞争中获胜。我们同时发现，集体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也优于个人主义经济。这一结论在1987年复杂系统的国际研讨会上引起演化生态学家和军备竞赛研究者的注意，(32)2014年则以“代谢增长论”的新视角赢得熊彼特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的认同，成为我们发展“代谢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四）产业生命周期的四阶段论和政府作用的相应演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西方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对“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质疑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和是否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攻击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政策威胁到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比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产业政策更能削弱美国竞争力。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都主张小政府甚至无政府，所以他们都无法解释西方列强的军备扩张。凯恩斯经济学只重视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角度调节宏观经济的波动，但是没有讨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没有注意军备扩张推动的产业，如核能、航天、计算机、互联网、GPS等等，不是单靠“看不见的手”或央行加财政部的干预就可以产生。原因在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假设企业寿命无限，没有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所以无需政府干预。代谢增长论把生命小波引入产业的新陈代谢过程，可区分为发育期-生长期-成熟期-衰老期等四个阶段，(33)助于理解政府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在发育期，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大，只有政府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的大学能够投入基础研究。在生长期，基础研发进入应用阶段，企业竞争使市场迅速扩大，实现了规模递增，此时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竞争起主导作用。政府监管的作用是及时制定技术标准，同时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在成熟期，规模报酬不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这一阶段。政府的反垄断法有助于防止成熟产业的既得利益形成垄断，阻碍新技术的进入。在衰老期，规模报酬递减的结果可能不是趋于均衡，而是走向衰亡。政府需要帮助夕阳企业转型，包括给失业工人提供救助和技术再教育等等。中国政府在这四个阶段的发展经验，都值得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在代谢增长论的框架之下，我们解决了在混合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和政府的兼容问题以及产业政策的作用问题。考虑到各国工业革命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私有产权优于混合产权。关于产业发育期的基础研究，显然是非营利机构占主导地位。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混合经济也可以兼顾民营经济的灵活性、集体经济的稳定性和国有企业的攻坚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期间的高增长和低动荡显示了混合经济比单纯私有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五）理解市场功能的三个维度，发展经济学的统一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显然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这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的不少误解。虽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让几亿人口摆脱贫困，但是中国社会依然与西方的福利社会有巨大差距。有人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或重商主义，有人则认为中国是专制集权主义。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及官员的选拔都面临比西方跨国公司和议会民主更激烈的竞争淘汰过程。中国在兼顾发展和民生方面的成就超越西方任何大国。为了澄清经济学的理论混乱，理解中国混合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功能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分配和竞争。新古典经济学只考虑市场的交易功能，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分配功能，熊彼特经济学强调新旧产业的竞争功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我们同时兼顾市场的交易、分配和竞争功能，如此才能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日益发展的国际劳动分工，要求日益紧密的社会协作，包括国家间的协调。单靠市场交易不可能稳定国际分工市场、解决社会分化的矛盾冲突。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简单概念，即线性交叉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产生唯一稳定的市场均衡，见图1。因为消费者喜欢价廉量多，而生产者喜欢价高量多。由此推理说人性是自私的。图1描绘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构造的理想市场。因为线性的需求曲线DD和供给曲线SS只有一个交点，即唯一稳定的均衡态，代表市场可以自动平衡。没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当然就无需政府干预。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供求曲线不同，经济复杂性研究引进有限的资源约束，得到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市场行为就复杂得多，见图2。图2(a)给出行为经济学的S形需求曲线描写从众行为。市场可能在冷门和热门的两个亚稳态之间大涨大落(34)，金融市场也有类似行为。(b)图是信息经济学描写的效率工资，产生Z形的劳动供给曲线，(35)可以描写不同工资等级之间激励机制的效果不同。依据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生命过程存在物质的生存下限和饱和上限。所以，劳力的供给曲线是Z形，而非正斜率的直线。在小康区之内，物质激励有积极作用，可以实行按劳付酬的混合经济模式。生存线以下，是抱团取暖的集体主义模式，才能牺牲小我拯救大我。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模式。在生存区的饱和线以上，收入越高反而工作越少，人们的积极性不是来自物质奖励，而是兴趣爱好。这是我们在若干北欧国家已经观察到的经济模式，将来可以成为走向共产主义的创新社区。高科技时代的信息分享、开源代码、免费资讯和可再生的能源与绿色经济，可能会创造新的经济社会模式。这里描写的非线性供求曲线可以整合现有经济学不同学派的观察，理解市场内生的多均衡态，不稳定性以及物质和精神的多种激励机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国有、集体和民营的多种所有制下，兼顾了市场的稳定和创新。结论如果用从毛泽东、邓小平直到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来总结中国发展的道路，总结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就必须做出比对，从头检验从斯密开始的西方经济学。也要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并吸收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我们的一个初步尝试就是把代谢增长论系统化为代谢经济学，用技术和产业新陈代谢的视角来理解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推动中国文明复兴和超常增长的动力，不是资本，而是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资本和劳动力只有和新技术结合才能创造价值。劳动分工只有经过社会协作才能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参考文献(1)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 Base.(2)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3) The CIA World Factbook.(4) 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2011, p.1076–1151.(5) 陈平：《中国道路的争议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卷，第2期，第39–75页。(6) Maddison Database 2010.(7) 参见文一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8) 陈平：《历史作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自然实验》，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9) Solow,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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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London: Routledge(2010). 陈平：《经济复杂与均衡幻象：关于市场非稳定与宏观生机的论文集》，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3辑，第16–26页。(29) 参见 Pomeranz, Kenneth, and Steven Topik,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2nd Ed., M.E.Sharpe, New York ，2006.【中译本】〔美〕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著：《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0) 参见 Arthur, W. Brai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I: Ann Arbor,1994.(31) 参见 Chen, Ping.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Chapter 14, London: Routledge,2010.(32) Che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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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采取的是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特征的追赶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十九大以后，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主体，因而要把创新制度的供给，当作政府调结构的“抓手”，政府要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给市场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环境。“扬长补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扩展，同时会对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 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采取的是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特征的追赶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十九大以后，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一是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即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比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前了15年；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显然目标上了一个新的层级。二是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指人民群众对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民的上述需要，在数量、质量、结构、空间等方面，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供给的情况。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将面临怎样的发展环境？这个环境对我国的中长期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改革体制机制，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一、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提出定量的经济增长指标，但坚持“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提法。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仍将是中国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逻辑基石。GDP增长率仍是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之一。因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按现在的币值要达到2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从2020年开始接下来的15年中，或者在2016年8260美元的基础上，年均得保持4%—5%的增长速度，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全球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持续保持了30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高速增长了40年，如果年均把4%—5%左右的增长速度持续到2035年，意味着中国要保持近60年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要高度重视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远景上，这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得深入，这个“陷阱”会顺利地迈过。这意味着十九大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增长的数量目标，但中国经济不能进入低速增长轨道。速度问题仍然是追赶战略中必须高度重视的、有一定约束力的硬性政策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说明未来的追赶战略是追求增长速度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混合体。速度很重要，但提高收入、增加福利、改善公共设施等转型发展问题更加重要。为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我们的非均衡发展采取的是“扬长避短”战略，倾斜发展某些重点部门和领域，目的是为了高速度发展。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到了“补短板”、“扬长补短”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实现追赶目标之前，我们的发展工作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据此来看，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特征所界定的追赶战略，在战略目标、政策取向等许多实质性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以经济发展的质量发生变革为例，进行一些阐述。过去落后生产力条件下，我国商品和资本双短缺，导致经济发展中偏重于数量的满足，发展质量、产品性能和服务重视得不够。现在进入新时代，出现了商品和资本双过剩现象，商品供给数量充足，竞争充分，开放度高。如果实体经济仍然维系低质量的供给体系，必然导致老百姓把货币投票转向国外高质量商品；如果不能供给足够收益的优质资产以满足理财需求，民众必然会把储蓄转向对房地产的投资活动。前者会导致国内经济循环不畅，商品进一步过剩；后者会导致出现严重的“资产荒”，从而推动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扬，推动虚拟经济泡沫化。这两个问题叠加，最终会表现为效率低下，甚至发生经济金融危机。这就是说，要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提升商品的供给质量，提供更多优质金融资产，以平衡经济发展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二、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环境与着力点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的增长轨道。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率降到10%以下，2012年降到8%以下，现在稳定在6%—7%左右。未来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我们可能不得不习惯于长期面对相对低速的经济增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经济建设的环境和着力点的变化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看到，新一轮赶超战略面对的中长期问题有很多。例如，国际环境和市场容量等条件，过去可以支撑中国的全面小康进程，但是未来一个大国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崛起过程，不可能再次依靠出口导向，我们如何成为内生性需求大国，在为全球提供市场的同时，支持创新驱动国家的建设？再如，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三农”，“三农”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是城市化，城市化也是创造内生性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城市化怎么搞，是搞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并举，还是搞连绵的城市群？城乡居民公共福利怎么均等化？还有，收入分配政策怎么调整，才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基本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力量？如此等等。在这一串长长的问题清单中，我选择补短板及其影响这个问题进行重点论述。实施相对均衡协调的追赶战略，其实就是要重新审视过去忽略的东西，重新在资源配置上把过去非均衡发展战略造就的短板拉长，把过去暂时搁置和未付的社会成本重新补偿回来。做不到这一点，短板效应将会引起社会边际成本急速上升，从而制约发展水平提高。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如农村贫困人口、科技进步水平和生态环境、金融安全的制度短板等。因此，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的“短”，释放制度性红利。如消除二元结构关键在于城市化的制度设计，生态环境保护关键在于实施绿色产业政策，导致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主要在于法治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关键在融资体制完善，等等。总的来说，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主体，因而要把创新制度的供给，当作政府调结构的“抓手”，政府要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给市场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环境。“扬长补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扩展，同时会对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本的影响及其效应可以总结如下：第一，中国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正在形成。近年来，中国上游产业掀起了涨价潮，各类能源成本飙升、用地价格飙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叠加上工资上涨、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追求全面均衡协调发展，尤其是补民生工程和社会建设短板，一方面意味着更加重视增进人民福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各种内外生因素驱动下，面临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投资、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和福利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的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依靠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第二，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一方面倒逼经济升级，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冲击力。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农产品、服务消费等所有产出品的价格水平，同时使产出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以及对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二是如果上述通胀传导机制为某些因素阻隔，不能转化为由消费者承担，就会转化为中下游、进而上游企业都必须承担的成本，表现为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第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可能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促进生产率上升的创新因素，才能够消化成本上升的副作用。这预示着中国将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但由此会导致经济增速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的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将会因此而丧失市场竞争力，甚至出现破产倒闭，这是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可能会导致经济滞胀。谨防经济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涨漩涡中。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次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更多地转向扩大内需；三是要把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资本和劳动较大幅度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可能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就可能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可能陷入发展的“陷阱”。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面对新一轮追赶战略可能遇到的挑战，转型是惟一正确的出路，但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十九大报告提出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来全面、系统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改变长期以来在赶超型旧体制下形成的速度、数量偏好的粗放型发展特征，才能使供给结构较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和不断升级的趋势，才能真正化解过剩产能，降低经济杠杆，加快振兴实体经济。第二，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大力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才能在符合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和新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同时使传统产业得到更新改造、焕发生机，使落后产业得以淘汰。第三，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鼓励各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和机制，才能不断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第四，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在高水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创新经济，才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导向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根据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性问题，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重点要在“破”、“立”、“降”三个字上下功夫，将追求供给体系高质量落实到具体行动。破：需要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现代高技术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同时要掌握和运用好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立：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和科技投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增加高质量部门的供给；二是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传统部门，降低对过剩部门的资源投入；三是以优质的技术创新类资产为基础，通过金融部门的资产证券化，为社会提供更多质量更高、收益更稳的可投资资产。降：为了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增加其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前要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和物流等成本。（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What is Value?” –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Facilitating Entrepreneurial Value Creation什么是价值？--一种分析和促进创业价值创造的框架子谦译文英文原文作者：Martin Lackéus 马丁·拉克乌斯文章来源：www.inn.no翻译：高文、朱燕空推荐语从创业教育理论的演化来看，创业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一直在更迭。在内容上先后出现了特质论、过程论、认知论与方法论（海迪 M.内克，Heidi M.Neck）以及最新的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基于“创造新价值”这种创业认知视角，重在学生的创业思维培养，能够更好地将创业融入教育，实现创业教学的三个匹配（理论与实践的匹配、学习内容与学习对象的匹配、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匹配），培养出富有创业精神的、能够创造社会创造价值的接班人。今年最值得关注的一本书是高瓴资本张磊出版的《价值》。张磊以乐观主义创业者的心态创立高瓴,坚持价值投资理念,以长期主义和研究驱动发现价值,创造价值。他认为“价值投资已经从只是单纯地发现静态价值向发现动态价值并帮助被投企业创造价值转化”，“只要是为社会疯狂创造价值的企业，它的收入、利润早晚会兑现”；“任何创业都不可能一夜成功，但如果坚持不看短期利润，甚至不看短期收入，不把挣钱当做唯一重要的事，而把价值观放在利润的前面，坚信价值观是这个企业真正核心的东西，那么利润将只是做正确的事情后自然而然的结果。”2020年，阿里巴巴深陷“伪金融创新”的旋涡；小罐茶风光不在，跌落"神坛"消声灭迹......只有抓住商业的‘根’和‘本’，专注创造价值，而非创造概念，就一定能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契合了张磊的观点，既关注经济价值，也关注娱乐价值、社会价值、和谐价值和影响力价值；既关注利己的价值，也关注利他的价值。既不单纯关注狭义的创业实践教育，也不能只谈广义的创业者教育，而更多关注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从核心价值出发，不仅关注人在专业的提升，更强调其在专创融合方面的成长、能力体系培养，实现对整体价值的提升，让人不仅具备干事的水平，更要学会成事的能力。这种教育更适合所有的的高校本专科阶段的学生和教师共学、共创、共享，所以在大学低年级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应具体体现在“创业思维层面”，高年级则体现在价值创造层面即创业能力+专创融合。创业教育作为通识必修课也成为更具时代感的教育理论。ABSTRACT摘要Entrepreneurship viewed as new value creation is a perspective gaining ground in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Ecators have found it to be a helpful approach in order to escape a situation where the two established ways to infuse entrepreneurship into ecation are both quite problematic. A value creation view on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currently lacks a clear answer to a crucial question: What is value? Responding to this research gap, the article presents a value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economic, enjoyment, social, harmony and influence value. Each kind of value can be experienced and created both for oneself and for others, thus constituting a total of te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value. This value framework has in practice been useful for teachers working with ecational design. It has also been useful for research o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has on students, leading to new insights that coul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The value framework also casts new light on what entrepreneurship is and why people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A limitation of the work presented here is the inherent difficulty in conct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a term as generic as“value”.创业被视为一种新的价值创造，是创业教育中一个正在兴起的观点。教育工作者发现，这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可以避免将创业融入教育的既定方法所造成的两种困境的情况的出现。然而，关于创业的价值创造观这个关键问题，到目前还缺乏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什么是价值？因此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本文提出了一个由经济价值、娱乐价值、社会价值、和谐价值和影响力价值五种不同价值构成的价值框架。每种价值都可以为自己和他人体验和创造，因此构成了总共十种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框架在实践中对从事教育设计工作的教师非常有用。它对评估创业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也很有用，可以帮助学生提出新的见解，从而提高创业教育的有效性。价值框架也为什么是创业以及人们为什么要从事创业提供了新的解释。但本文的一个局限性是，在对“价值”这样的通用术语进行系统的文献综述时还存在内在的困难。Keywords 关键词entrepreneurship, valu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ecation, enterprise ecation, valuation studies, economic sociology创业，价值创造，创业实践教育，创业者教育，价值评估，经济社会学1INTRODUCTION 导言There are two established ways to infuse entrepreneurship into ecation (QAA, 2012; Jones & Iredale, 2010). One approach is called entrepreneurship ecation, and is based on entrepreneurship being narrowly defined as starting new businesses (Gartner, 1989). The aim of entrepreneurship ecation is to ecate those relatively few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business start-ups, i.e. to prepare people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The other established approach to infuse entrepreneurship into ecation is called enterprise ecation, and is based on entrepreneurship being more broadly defined as identifying (Shane, 2003) or creating (Sarasvathy, 2001) new opportunities. Here the aim is to develop students’ creativity, self-confidence, sense of initiative, opportunity orientation, uncertainty to lerance and perseverance, i.e. to make people more entrepreneurial (QAA, 2012).现在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创业融入到教育当中去。一种方法被称为创业实践教育，其基础就是狭义地将创业定义为创办新企业，目的是对那些对创业感兴趣、且数量相对较少的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为成为创业者做好准备。另一种成熟方法称为创业者教育，它基础就是将创业更广泛的定义为发现或创造新机会。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自信心、主动性、机会导向、对不确定性的宽容和保持毅力的能力，即让人更具创业精神。A new third way to infuse entrepreneurship into ecation has been discussed by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 (Sarasvathy & Venkataraman, 2011; Neck & Greene, 2011; Blenker et al., 2011; Lackéus et al., 2016). While this new approach does not have an established term yet, it is here provisionally termed value creation-based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It is based on entrepreneurship being defined as new value creation for others (Bruyat & Julien, 2001; Moroz & Hindle, 2012). According to Bruyat (1993, p. 69), the greater the novelty of the value created, and the greater the impact the process has on the indivial managing it, the more people tend to describe a process as entrepreneurship. Such a 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is well established among both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Gartner, 1990), but has Christian Bruyat and his colleagues (Bruyat & Julien, 2001; Bruyat, 1993; Fayolle, 2007), there is little recent work to rely on.近年来，研究人员讨论了将创业融入到教育的第三种新方法，虽然这种新方法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术语定义，但在这里先暂时称之为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它是基于为他人创造新的价值的创业。根据布鲁亚特（Bruyat）的说法，创造的价值越新颖，对个人管理的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就越大，人们就越倾向于把这个过程描述为创业。这种创业观在学者和实践者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确立，但是对克里斯蒂安·布鲁亚特（Christian Bruyat）和他的同事布鲁亚特和朱利安来说，最新的研究依据几乎没有什么可依赖的。The emphasis on learning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in a value creation based 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makes it particularly relevant to ecators. It offers teachers a solution to the troubling dilemma that the two main approaches to infuse entrepreneurship into ecation are both quite problematic (Lackéus, 2017a). Entrepreneurship ecation based on a business start-up logic (Gartner, 1989) is problematic for many teachers e to its connotations with capitalism (Rae, 2010).Enterprise ecation based on a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logic (Shane, 2003; QAA, 2012) suffers from fuzziness and weak effects on students (Moberg, 2014; Leffler, 2009). The resulting dilemma where many teachers are caught between two inappropriate alternatives could explain why infusing entrepreneurship into ecation has remained a challenging and marginal endeavor in practice (Eurydice, 2016; Pittaway & Edwards, 2012).在以价值创造为基础的创业观中，强调学习和个人发展使其与教育工作者产生了很强的关联性，因为它为老师提供了一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即将创业融入教育的两种主要方法都是相当有问题的。基于商业创业逻辑的创业实践教育(Gartner, 1989)对许多教师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资本主义的内涵(Rae, 2010)；而基于机会识别逻辑的创业者教育的模糊性和对学生的微弱影响，由此而产生的困境，令许多老师被夹在两个不合适的选择之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将创业和教育融合在实践中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仍处于边缘的原因。The value creation approach in ecation is fundamentally about letting students learn by applying their knowledge to create something of value to external stakeholders (Lackéus et al., 2016).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uch an approach is capable of escaping the teacher dilemma by allowing for strong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deep integration into the core curriculum and good alignment with many teachers’ humanistic values (Lackéus, 2017a).Yet, as much as this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a promising path, teachers have also raised a crucial and vexing question that begs for clarification: What is value? If entrepreneurship is claimed to be about new value creation, a clear answer is needed to this question,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e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ttempt to provide exactly that. It is achieved by develop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through a necessarily opportunis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he resulting framework has been deemed useful by scholars analyzing entrepreneurship in ecation and by teachers attempting to infuse entrepreneurship into ecation.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 framework can be used also to analyze and facilitate entrepreneurship more generally.教育中的价值创造方法从根本上讲就是让学生通过应用他们的知识来学习，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创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方法能够通过强大的创业能力发展，深度融入核心课程，并将它与许多教师的人文价值相吻合，从而让老师摆脱困境。尽管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但老师们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却又令人烦恼且需要澄清的问题：什么是价值？如果创业是关于新的价值创造，那么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无论是在教育内部还是外部，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它通过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文献进行必要的全面的回顾，从而开发出针对不同类型的价值分析框架来实现的，由此产生的框架已经被分析创业教育的学者和试图将创业融入到教育的老师们认为是有用的，但这个框架是否也能被更广泛地用于分析和促进创业，还有待观察。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 brief background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and value creation-based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This is followed by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ingular and plural conceptions of value, informing the articulation of a framework with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Finally, some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e summarized.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创业实践、创业教育和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的背景。接下来是单一和多元价值概念的文献回顾，一个框架下的五个不同类型的价值。最后，对研究与实践的启示进行了总结。2BACKGROUND 背景Entrepreneurship 创业It has been argued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research strand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Fayolle, 2007): studying entrepreneurship (1) as the creation of new organizations, (2) as the discovery or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 or (3) as the creation of new value. The new value creation strand has a long history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with roots in work by Cantillon (1755) and Say (1803). Gartner (1990) has empirically identified new value creation as a main focu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subjective view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ers, business leaders and politicians. The value creation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was further developed by Bruyat (1993), who proposed a defini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wo dimensions: the novelty of the value created for others, and the resulting impact of the process on the indivial. Bruyat presented entrepreneurship as a dialogic between the indivial and the new value created. Entrepreneurship is often assumed by many to be primarily about economic value creation (Korsgaard & Anderson, 2011). This risks neglecting other kinds of value such as social, ecological, mental and physical value potentially created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Hindle, 2010). Clarification and widening of the term value in connection to entrepreneurship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advance scholarly work in bot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 ecation.有人认为在创业研究中有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创业：(1)创建新公司，(2)发现或创造机会，(3)新价值的创造。在创业研究中，新价值创造方向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坎特隆（Cantillon)和萨伊(Say)当时的研究。高德纳(Gartner)在创业研究者、商业领袖和政治家的主观性的观点中，确定了新价值创造是创业的主要关注点。1993年，布鲁亚特（Bruyat）进一步发展了创业的价值创造视角，他从两个维度对创业进行了定义：为他人创造价值的新颖性，以及在这个过程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布鲁亚特将创业描述为个人与新创造价值之间的对话。通常许多人认为创业主要是关于经济价值的创造，但这可能会忽视其他类型的价值，比如通过创业过程可能创造的社会、生态、精神和物质价值，因此明确和扩大与创业相关的术语价值，是推动创业和教育学术工作的必要条件。Entrepreneurial ecation 创业教育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ccupying the border space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ec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wo main approaches: a narrow approach termed entrepreneurship ecation, and a broad approach termed enterprise ecation (Jones and Iredale, 2010). Entrepreneurship ecation focuses on developing competencies needed to set up a venture for oneself, and enterprise ecation is often self-oriented in terms of aiming to develop student self-reliance, self-insight, self-efficacy, creativity, initiative taking and action orientation (QAA, 2012; Mahieu, 2006). In order to avoid the conceptual confusion that two such different approaches could result in, the term‘entrepreneurial ecation’has been proposed as a unifying term for entrepreneurship ecation and enterprise ecation (Erkkil, 2000). This unifying term will be used here, instead of the more common but also more confusing term ‘enterprise and entrepreneurship ecation’.占据创业和教育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狭义的方法称为创业实践教育，而广义的方法称为创业者教育。创业实践教育的重点是培养为自己未来创办企业所需的能力，而创业者教育往往以自我为导向，旨在培养学生的自力更生能力、自我洞察力、自我效能感、创造力、主动性和行动导向的能力。为了避免两种不同做法可能导致的概念混淆，特提议将“创业教育”一词作为创业实践教育和创业者教育的统一术语，而本文将使用这个统一的术语，而不是更常见但也更令人困惑的术语“创业实践教育和创业者教育”。Value creation based entrepreneurial ecation基于创业教育的价值创造 One of the first—or perhaps the first—entrepreneurial ecation scholars to focus on entrepreneurship as new value creation was Alain Fayolle. In 2007 he published a book (Fayolle, 2007) containing a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of key parts of Bruyat’s (1993) seminal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French, presenting entrepreneurship as a dialogic between the indivial and the new value created. Fayolle’s book made a value creation-based 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more widely available and brought these ideas into the scholarly field of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According to Bruyat and Julien (2001), the dialogic system of the indivial and the value created is an open system, implying that value creation requires inter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Student interaction with external stakeholders thus constitutes a key recommendation in value creation-based entrepreneurial ecation.阿兰法约尔(Alain Fayolle)或许是第一批将创业作为新的价值创造加以关注的创业教育学者。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其中包含了布鲁亚特具有开创性的法语博士论文的关键部分的英文译本，将创业作为个人与创造的新价值之间的对话。书中提出了一个基于价值创造的更广泛应用创业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带入创业教育的学术领域。根据布鲁亚特的观点，个体与价值创造的对话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意味着价值创造需要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因此，学生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构成了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的重要建议。The next important step in a value creation-based view of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came in 2011. Three key contributions were published this year. An attempt to define entrepreneurship as an ecationally useful method for value creation was published by Sarasvathy and Venkataraman (2011, p. 120), stating that value creation tools should be taught on a large scale and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basic ecation.” The same year, Neck and Greene (2011) stated that a focus on methods for value creation represented a new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A third article the same year published by Blenker, Korsgaard, Neergaard and Thrane (2011) proposed that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value creation in its broadest sense, as an everyday practice. The following year a defini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leaning on value creation was proposed by the Danish Foundation for Entrepreneurship (Vestergaard et al., 2012, p. 11):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2011年，当年有三篇关键性的文章进行了发表。萨拉斯瓦西（Sarasvathy）和维卡塔拉曼（Venkataraman）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将创业定义为一种有助于创造价值的教育方法，指出应该大规模地教授创造价值的工具，并使之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Neck和Greene指出，对价值创造方法的关注代表了创业教育的一种新方法。而Blenker，Korsgaard，Neergaard和Thrane发表的第三篇文章提出，创业教育应该将重点放在最广泛意义上的价值创造上，就像日常实践一样。就在第二年，丹麦创业基金会提出了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的定义。Entrepreneurship Ecation is defined from a broad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is when you act upon opportunities and ideas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value for others. The value that is created can be financial, cultural, or social.创业教育的定义来自于对创业的广泛理解：创业是利用机遇和想法并将它们转化为对他人有用的价值，它可以是有关经济的、文化的，或者是社会的。This definition has,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come to influence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round Europe. According to a researcher at the Danish Foundation for Entrepreneurship1 , the idea to place value creation at the core of this definition came after Alain Fayolle had visited them and talked about his book from 2007. Based on these developments, and on access to rich empirics from a number of different learning environments, Lackéus, Lundqvist and Williams-Middleton (2016, p. 790) recently proposed a more detailed definition of value creation-based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Let] students learn by applying their existing and future competencies to create something preferably novel of value to at least one external stakeholder outside their group, class or school”.这个定义在较短的时间内，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理论和实践。据丹麦创业基金会的一位研究人员介绍，将价值创造置于这个定义的核心的想法，是在阿兰·法约尔(Alain Fayolle)拜访了他们并谈论了他2007年写的一本书之后提出的。在不断更新发展的基础上，以及从一些不同的学习环境中获得丰富的经验，lackéus，lundqvist和williams-middleton等人最新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的定义：”让学生通过运用他们现有的和未来的能力来创造一些新的价值，最好是跟他们所处的群体、班级或学校之外的至少一个外部利益相关”。3VALUE AND ITS CREATION 价值和创造The main proponents of the value creation strand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have not provided much guidance on the deeper meaning of value and its creation. In their seminal article on entrepreneurship as new value creation, Bruyat and Julien (2001, p. 170) merely stated that they did “not need to take up this old (and somewhat outmoded) debate”. Fayolle (2007, p. 46) at least hinted that value “relates to exchanges between market players at prices determined by the market”. Hindle (2010, p. 610) outlined a more pluralistic but equally brief view by stating that “new value may take many forms: economic, social, monetary, ecological, mental, physical, etc.” While these views on value might be enough when studying entrepreneurship in isolation, they do not give teachers enough guidance when the purpose is to infuse entrepreneurship, viewed as new value creation, into ecation. This review of value creation therefore needs to venture outside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在创业研究中，价值创造链的主要支持者并没有提供太多关于价值及其创造的深层含义的指导。布鲁亚特和朱利安在他们关于创业作为新的价值创造的开创性文章中仅仅表示，“不需要进行这种老式的(有点过时的)辩论”。阿兰·法约尔至少暗示了价值“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换有关，其价格由市场决定”。亨德尔（Hindle）概述了一种更多元但同样简短的观点，指出”新的价值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经济、社会、货币、生态、心理、身体形式等。虽然在单独研究创业时，这些观点可能足够了，但在将被视为新价值创造的创业融入教育时，这些观点并没有给予教师足够的指导。因此，这种对价值创造的回顾需要在创业领域之外进行探索。The review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singular and plural conceptions of value. The roots of singular conceptions are traced to 18th century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roots of plural conceptions are traced to 20th century sociological thought. These two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value are then summarized and integrated into a value framework.本文首先对价值的单一和多元概念进行了概述。单一概念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经济思想时期，而多元概念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社会学思想时期。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被总结并整合成一个新的价值框架。Value versus values 价值与价值观 The term “value” has been frequently used in the domain of economics. Among classical economists such as Marx (1867), Smith (1776), and Ricardo (1817), there was consensus around a framework of three phases that value progresses: proction (or creation), circulation (or trade/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or use/destruction) of value (Mirowski, 1991, p. 143). However, value is more elusive as a concept than such simple frameworks would allow us to believe. Sociology scholars have assumed a more pluralistic view of value. In fact, discussions around value could be viewed as divided between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Parson’s Pact, a deal struck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ments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You, economists, study value; we, the sociologists, will study values” (Stark, 2011, p. 7). Such a division between singular and plural views of value is ultimately a question of degrees of commensurability, calculability and compar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more or less incommensurable kinds of value (Kornberger et al., 2015; Kjellberg et al., 2013).“价值”一词在经济学领域中经常被使用。在马克思（Marx)、史密斯(Smith )和李嘉图(Ricardo )等古典经济学家中眼中，他们对价值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框架有一个共识，即： 价值的产生(或创造)、流通(或贸易/交换)和消费(或使用/毁灭)。然而，价值作为一个概念，它比这些简单的框架更难以让人捉摸，因此社会学家拟定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事实上，围绕价值的讨论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分歧，帕森的契约就是一个例子。20世纪中叶，哈佛大学不同部门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 “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家的价值，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学家的价值”。单一价值观和多重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划分归根结底是一个不同的、或多或少不可通约性价值之间的可通约性、可计算性和可比性程度的问题。A singular and standardized measure of value is often viewed as a requirement for scientific calculations, for example in economics, where such calculations are used to mathematically determine prices and predict markets (Mirowski, 1991). In any such attempt to arrive at a singular notion of value, there is a logically necessary but at the same time detrimental assumption around assumed stability and conservation of value, leading to major difficulties and inconsistencies. This makes modern economic theories apt for treating mature markets where focus is on routine value creation, prices, consumption and situations of equilibrium, yet less useful for analyzing entrepreneurial value creation, innovation, co-creation and proction (Lopdrup-Hjorth, 2013; Mirowski, 1991;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 Narrow economic value calculations also marginalize and silence other values such as fairness, ecology, equality and the common good (Lopdrup-Hjorth, 2013; Kjellberg et al., 2013). Economic sociologist Stark (2011, p.6) asks:：What counts? Each of us confronts this question on a daily basis. Faced with decisions involving incommensurable frameworks – work versus family life, career opportunities versus loyalty to friends or attachment to a locality, vacations versus investments for retirement, and so on – we ask ourselves what really counts. What is valuable, and by what measures?单一和标准化的价值衡量常常被视为科学计算的必要要求，例如在经济学中，这种数学计算被用于确定价格和预测市场。在任何这种试图达成单一价值概念的尝试中，都存在一种逻辑上必要但同时又有损于假定的稳定性和价值守恒的假设，从而导致重大困难和矛盾，这使得现代经济理论易于处理常规价值创造、价格、消费和均衡情况的成熟市场，而对于分析创业价值创造、创新、共同创造和生产则不是那么有用。狭义的经济价值计算也使公平、生态、平等和共同利益等其他价值边缘化和沉寂。经济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问道：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面对涉及到不可衡量框架的决定——工作还是家庭生活、职业机会还是对朋友的忠诚或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度假还是退休投资等这些问题时——我们扪心自问，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衡量它？Stark draws on Dewey (1939) to point out the dangers of separating the intellectual from the emotive through dichotomies such as value versus values, economy versus society, calculation versus judgment, or estimate versus esteem. They both state that such separations lead to flawed assumptions around human action and valuation. Stark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the term “worth” is a bridging term in that it has both an economic and a moral meaning. While semantics does not offer a solution, it helps to illustrate and make us aware of the many false dichotomies at play here. Other bridging terms, such as “socioeconomics,” have been proposed to describe new arenas and forms of value creation in today’s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sharing, co-creation and global networking, which defy singular categorizations of value (Bollier and Pavlovich, 2008). An emerging scholarly field labeled “valuation studies”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 unite a broad number of scholars from many different disciplines grappling with issues related to value and valuation (for an overview, see Helgesson and Muniesa, 2013).斯塔克引用杜威(Dewey) 的理论，指出诸如价值与价值观、经济与社会、计算与判断、估计与尊重等二分法将知识分子与情感分离的危险。他们都指出，这种分离会导致围绕人类行为和价值的错误假设。斯塔克指出，“价值”一词是一个连接术语，因为它既有经济意义，也有道德意义。虽然语言学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它说明和让我们意识到二分法在这里起的错误作用。其他连接术语，如“社会经济学”，已经被提出用来描述当今社会中以开放、共享、共同创造和全球网络为特征的价值创造的新领域和新形式，它们颠覆了单一的价值分类。一个被称为“估值研究”的新兴学术领域试图将来自许多不同学科的大量学者联合起来，研究与价值和估值有关的问题。Value according to economists—a singular view经济学家的价值——一个单一的观点A common basis for economic views of value is the assumption of homo oeconomicus, i.e. that humans are strictly rational in their daily utility calculations, always aiming to optimize (or at least satisfice) their own interests (Hirshleifer, 1985; Lemke, 2001; Lindenberg, 1990; Ghoshal, 2005). A well-quoted passage in a seminal book by the founder of modern economics, Adam Smith (1776, p. 7), illustrates this well: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Such a utilitarian position was also developed by Bentham (1776, p. ii), who stated that what is deemed valuable should be guided by people’s perceived pleasures and pains, and that society therefore should strive for “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Economists have conceptualized value in at least three main different ways: as an objective substance inherent in valuable artifacts; as a subjective utility perceived by a consumer, and as a creation process where the ability to create value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circumstances. They will now be briefly outlined.经济价值观的一个共同基础是经济人的假设，即人类在日常效用计算中是完全理性的，总是以最优化（最少的牺牲）为目标。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 · 斯密(Adam Smith)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期待我们的晚餐，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边沁（Bentham）也提出了这种类似的功利主义立场。他指出，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应该由人们感知到的快乐和痛苦来引导，因此，社会应该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奋斗。经济学家至少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对价值进行了概念化：有价值的工艺品中的客观实体；消费者所感知的主观效用；创造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不同环境的创造过程。现在我们来对它们进行简单介绍。Classical economics—value as objective substance 古典经济学ー客观实体的价值The term “classical economics” refers to ideas developed by a small but influential group of classical economist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A key theme in classical economics was the substance-based value theories developed by Quesnay (1758), Smith (1776), Ricardo (1817) and Marx (1867). These now largely abandoned value theories all stated that the “natural” value of goods was determined by some objectively identifiable substance used for its proction, such as corn, stock or labor time (Mirowski, 1991). The shift in the 1870s away from such objective substance theories of value (see next section) was so abrupt that the term “value” was deemed too ambiguous, unscientific and dangerous, and therefore abandoned and delegated to “the stbin of history by mainstream economics” (Lopdrup-Hjorth, 2013, p. 179). The following advice from Jevons (1871) is illustrative of the challenges:“古典经济学”是指18世纪和19世纪由一小群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思想。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关键主题是由魁奈（Quesnay）、史密斯（Smith）、李嘉图（Ricardo）和马克思（Marx）发展的基于实体的价值理论。这些现在基本上被抛弃的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自然”价值是由其生产的某些客观实体所决定的，如玉米、库存或劳动时间。19世纪70年代这种客观实体价值理论(见下一节)的转变是如此突然，以至于“价值”一词被认为过于模糊、不科学和危险的，因此被放弃，并被扔到了“主流经济学的历史垃圾箱中去了”。杰文斯（Jevons）以下的建议阐述了这些挑战。I must, in the first place, point out the thoroughly ambiguous and unscientific character of the term value. Adam Smith noticed the extreme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value in use and value in exchange; (...) I often detect myself using the word improperly; (...) To avoid all difficulty, I shall discontinue the use of the word Value altogether (Jevons, 1871, p. 81–83)首先，我必须指出“价值”这个术语的完全模糊和不科学的性质。亚当 · 史密斯（Adam Smith）注意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意义的极端差异；我经常发现自己用词不当。为了避免这一切，我决定完全停止使用“价值”这个词。The resulting emphasis on demand (i.e. utility) and consequent neglect of supply (i.e. value creation) led, however, to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the ability to explain phenomena pertaining to creation of new value (Mirowski, 1991), which is a key topic in entrepreneurship.然而，由此而产生的对需求(即效用)的强调和对供应(即价值创造)的忽视，导致解释与创造新价值有关的现象的能力受到重大限制，而这是创业的一个关键主题。Neoclassical and neoliberal economics—value as subjective utility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观效用的价值Neoclassical economics studies supply and demand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markets consist of rational indivials maximizing their own benefit (or that of their firm). Neoliberalism i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urned into politics, asserting that society maximizes well-being of the collective by letting each indivial maximize their own benefit (Harvey, 2005). Neoclassical and neoliberal economics both take a similar position to value as that expressed by Smith and Bentham: what is valuable is simply up to the recipient of value to determine—the utility-maximizing consumer exerting her freedom of choice. Here the term used is not“value,”but instead“utility,”semantically and conceptually in line with Bentham’s utilitarianism. This represents a subjective view of value (Meynhardt & von Müller, 2014), and was introced in the 1870s by Walras (1874), Menger (1871) and Jevons (1871). These theories of value were all,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inspired by new discoveries in physics around field energy equations (Mirowski, 1991). They allowed for solving the puzzling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natural” (i.e. objective) value of goods and fluctuating market prices (Meynhardt and von Müller, 2014). The solution was simply to say that the market value is the value of goods, illustrated in mathematical terms as a force field of differing levels of utility, and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natural” value of goods. The use of field equations also allowed for unprecedented mathematical precision and complexity in economic calculations of utility, opening up for new levels of analysis,explanation and prediction (Mirowski, 199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在这样的假设下研究供给和需求：市场是由使自己（或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组成的。新自由主义是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政治化，主张社会通过让每个个体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实现集体福祉的最大化。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采取了与史密斯和边沁所表达的价值相似的立场：价值只是由价值的接受者来决定——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行使其自由选择权。这里使用的术语不是“价值”，而是“效用”，在语义和概念上都符合边沁的功利主义。这代表了一种主观的价值观 ，并在19世纪70年代由Walras ，Menger 和杰文斯引入。这些价值理论都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的灵感来自于受到场能量方程的物理学启发而新发现的。它们解决了商品的“自然”(即客观)价值与波动的市场价格之间令人费解的差异。简单地说就是，市场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用数学术语表示就是效用程度不同的力场之间不存在商品的”自然”价值这种东西。场方程的使用还为效用的经济计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学精度和复杂性，为新的分析、解释和预测水平开辟了新道路，Strategic management—value creation as strategic capability战略管理----战略能力的价值创造A practitioner oriented scholarly field that has embraced the term“value” is that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firms. Normann and Ramirez (1993, p. 65) start a seminal article in the field by stating that“Strategy is the art of creating value.” Ever since Porter (1985) introced the idea of analyzing a firm’s “value chain,” i.e. the chain of activities that generate value for a firm’s customers, the term value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strategic management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alike (Lopdrup-Hjorth, 2013). According to strategic management literature, there are a number of more or less tangible factors determining a firm’s value creation capacity: activities (Porter, 1985), resources (Wernerfelt, 1984), core competencies (Hamel & Prahalad, 1990), social networks for co-creation (Normann & Ramirez, 1993),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ntellectual assets (Teece et al., 1997). All these attempts to explore where value comes from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n unexpected revival of ideas from classical economics, since they all try to trace the journey of value through the proction system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abandoned substance value theories (LopdrupHjorth, 2013). In recent work studying an increasingly common co-creation logic, such a linear view of proc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of value however falls apart to some extent. In today’s networked society,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tell procers of value apart from consumers of valu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banks are particular examples of this (Fuchs, 2012).一个以实践为导向的学术领域，已经接受了术语“价值”是企业战略管理的理念。Normann和Ramirez在这个领域开创性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战略是创造价值的艺术。”自从 Porter提出了分析企业“价值链”，即为企业客户创造价值的一系列活动的概念以来，价值这个术语就被战略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广泛使用。根据战略管理文献，有或多或少的有形因素决定了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活动、资源、核心竞争力、共同创造的社交网络、动态能力和智力资产等。所有这些探索价值从何而来的尝试都可以被解释为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意外复兴，因为它们都试图以类似于被抛弃的物质价值理论的方式来追溯价值通过生产系统的旅程。在最近研究一种日益普遍的共同创造逻辑的工作中，这种对价值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线性观点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推翻了。在今天的网络社会中，区分价值生产者和价值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困难，而社交媒体平台和银行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Value according to sociologists—a pluralistic view社会学家的价值----多元化的观点A common basis for sociological views of value is the assumption of homo sociologicus, i.e. that humans are socializing, role-playing, volitional, meaning-seeking and docile indivials acting not only on self-interest but also on advice, social status, and norms and values they perceive in society (Simon, 1993; Lindenberg, 1990; Fehr & Gintis, 2007). Sociological views on value are more pluralistic than economic views. This section will therefore necessarily be an arbitrary selection of value related frameworks and perspectives, included based on their utility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社会学价值观的一个共同基础是社会学人的假设，即人是社会化的、角色扮演的、有意志力的、寻求意义的和温顺的个人，其行为不仅基于自身利益，而且还基于他们在社会中感知的建议、地位以及规范和价值观。社会学的价值观比经济学的价值观更加多元化。因此，本节必然是一个与价值相关的框架和观点的任意选择，包括基于他们在本文的目的--实用性。 Economic sociology 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 is the study of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phenomena (Smelser & Swedberg, 2005). A key argument in the field is that markets need to be viewed as embedded in society (Polanyi, 1944; Granovetter, 1985). Polanyi claimed that any attempt to disembed markets from society will hav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and that such attempts will trigger dangerous counter-movements such as authoritarianism and fascism (Gemici, 2008; Smelser & Swedberg, 2005; Harvey, 2005). This has positioned economic sociology as an attack on both neoclassical and neoliberal views, united as they are in their view of the free and rational homo oeconomicus outlined above (Peck, 2008; Smelser & Swedberg, 2005). Economic sociology has not advanced only through the work of sociologists (Swedberg, 1990); economists have also made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 two field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Amartya Sen has stated that “we should not fall into the trap of presuming that the assumption of pure self-interest is, in any sense, more elementary than assuming other values” (Ben-Ner & Putterman, 1999, p. xii).经济社会学是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学观点的研究。该领域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市场需要被视为嵌入社会当中去。波兰尼（Polanyi）声称，任何将市场从社会中分离出去的企图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尝试将引发危险的反运动，如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将经济社会学定位为对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观点的攻击，因为它们在上述自由和理性的经济人观点中是统一的。经济社会学不仅仅是通过社会学家的工作取得进步的，而且经济学家曾经还试图整合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个领域。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曾经说过: “我们不应该落入这样的陷阱，即在任何意义上，假定纯粹的利己主义者都比假定其他价值观更基本”。(Ben-Ner & Putterman, 1999, p. xii)。Boltanski and Thévenot (2006) have developed one of th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value analysis in economic sociology. The framework consists of six different “worlds” of value. In the “world of inspiration,” it is qualities such as creativity, imagination and passion that are valued. In the “instrial world,” what is valued is proctivity, predic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The “market world” celebrates competition, rationality and desire for scarce goods and self-benefit. In the “domestic world,” worth is determined by hierarchies, or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associated esteem. The “world of fame” positions valu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gain their recognition through reliance on “appearance, stardom and superficiality” (Boivin & Roch, 2006, p. 411). Finally, the “civic world” encapsulates collective common good values such as fairness, democracy and solidarity. These six worlds of value are shown in Table 1 below.波尔坦斯基（Boltanski）和泰弗诺（Thévenot）开创了经济社会学价值分析的主要理论框架之一。这个框架由六个不同的价值“世界”组成。在“灵感的世界”中，诸如创造力、想象力和激情这样的品质是有价值的；在“工业世界”，重视的是生产力、可预测性和表现；“市场世界”崇尚竞争和理性，赞美对稀缺商品和自我利益的渴望；在“家庭世界”中，价值取决于等级制度，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相关的尊重程度；“名人世界”的价值在于通过“表现、明星和肤浅的外表”获得认可的人的数量。最后，“公民世界”涵盖了公平、民主和团结等集体利益价值观。这六个价值世界如下表1所示。Behavioral economics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 combines economics with other fields that empirically study human behavior—primarily psychology, but also other fields (Weber & Dawes, 2010).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was Nobel laureate Herbert Simon, who modified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 underlying neoclassical economics by stating that rationality is “bounded” (i.e. limited) by lack of information, limitations in human cognitive power and the presence of multiple and shifting personal wants (Simon, 2000). According to Simon (1993; 2005), humans respond to this by carefully listening to others’ advice, constantly learning in social settings and internalizing rules of thumb and heuristics that can be used for future decisions on which actions to take. This results in behavior that at times appears altruistic, i.e. helping others with no expected reciprocity, thereby deviating from the mainstream economic assumption of elf-optimizing behavior. Whether it is in fact altruistic, or rather a futureoriented, dynamic and “intelligent” form of subtle egoism is a question often discussed by scholars (Batson et al., 2008; Simon, 2005; Axelrod & Hamilton, 1981).行为经济学结合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实证研究人类行为----主要是心理学，但也包括其他领域。这一领域的先驱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赫伯特 · 西蒙(Herbert Simon) ，他修正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指出理性受到信息缺乏、人类认知能力有限以及存在多重和不断变化的个人需求的“限制”。根据西蒙的研究，人类对此的反应应该是认真听取他人的建议，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学习，内化经验法则和启发式教学法，这些经验法则将来可用于决定采取何种行动。这导致了有时表现为利他主义的行为，即在没有预期互惠的情况下帮助他人，偏离了自我优化行为的主流经济学假设。它究竟是一种利他主义，还是一种面向未来、动态的、“聪明”的微妙利己主义形式，成为了学者们经常讨论的问题。A widely applied value framework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has been developed by Sheth, Newman and Gross (1991). They took consumer decisions as a starting point of empirical analysis and ended up with five different values influencing consumer choice: functional, emotional, epistemic, social and conditional value. Functional value refers to consumers’ perceived utility in terms of proct function or performance. Emotional value stems from a capacity of procts to arouse feelings that consumers value. Epistemic value is based on consumers’ curiosity, novelty, and desire to learn. Social value is derived from utility related to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in groups. Examples include jewelry, clothing, gifts and cars that convey a desirable image to others (Sheth et al., 1991, p. 161). Finally, conditional value depends on needs that arise out of situations such as seasons and cultural events, where consumers would otherwise be at odds with the situation they find themselves in. With its focus on how consumers choose between alternative procts, this framework aligns more with the singular view of a self-serving homo oeconomicus. Still, the framework illustrates how consumers combine multiple values to form perceptions of utility. These five consumer values are shown in Table 1 below.谢斯（Sheth），纽曼（Newman）和Gross提出了一个广泛应用于行为经济学的价值框架。他们以消费者决策为实证分析为出发点，最终得出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五种不同价值：功能价值、情感价值、认知价值、社会价值和条件价值。功能价值是指消费者对产品功能或性能的感知效用；情感价值是源于产品唤起消费者情感的能力；认知价值是基于消费者的好奇心、新奇感和求知欲；社会价值来源于消费者参与群体的效用；这些例子包括珠宝、服装、礼物和汽车等，它们可以向他人传达理想的形象。最后，这个条件价值取决于季节和文化活动等情况下产生的需求，否则消费者将发现与他们自己所处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这个框架聚焦于消费者如何选择替代产品，才能更符合自我主义的经济人的独特观点。尽管如此，这个框架还是说明了消费者如何结合多种价值来形成对效用的认知。这五个消费者价值观如下表1所示。Psychology 心理学Motivation and well-being theories stemming from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stitute one possible starting point in an investigation of what humans find valuable. Fiske (2008) has synthesized the vast literature on motivational research into a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fi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ccording to Fiske, human motives differ depending on whether we study patients on the psychoanalytic couch, examine our own consciousness, watch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use the computer as a metaphor for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r study group members in a collective. On the psychoanalytic couch, people appear hedonistically self-focused on maximizing pleasure and avoiding pain, in line with utilitarian economics. When studying people’s conscious experiences, they appear optimistic, futureoriented, trust-based and focused on functional potential to get things done, i.e. an emphasis on the emotional enjoyment and flow inherent in human valued activity. In the classroom, the clear-cut incentives in a construc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make for behavioristic motives based on students’ expectation of achieving a goal and the perceived value of achieving it. When using the computer as a metaphor for researching human cognition, scientists have studied ment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how people process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reach a coherent understanding, i.e. aiming to reach a harmonious experience free from indivial and collective disharmony and disjuncture. When studying groups, the motives for belonging to a social collective seem endless, ranging from surviving, reprocing and conforming to collectively acting,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izing. These five perspectives in motivation theory are shown in Table 1 below.源于心理学研究的动机和幸福感理论构成了一个对人类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进行研究的可能的起点。约翰·费斯克（Fiske）综合了大量关于动机研究的文献，形成了一个由五个不同视角组成的框架。根据费斯克的研究，人类动机的不同取决于我们是否在为病人做心理分析，检查我们自己的意识、在课堂上观察学生、用计算机作为认知理解的隐喻，或在集体中研究小组成员。在做心里分析时，人们表现出一种享乐主义的自我关注，专注于最大化快乐和避免痛苦，这与功利主义经济学是一致的；在研究人们的意识体验时，他们表现出乐观、面向未来，以信任为基础，关注完成事情的潜力，即强调人的价值活动所固有的情感享受和流动；在课堂教学中，构建一个学习环境中，明确的动机促成了学生对实现目标的期望和价值的感知，进而形成了行为动机；当使用计算机作为研究人类认知的隐喻时，科学家们研究了人们如何处理信息的心理，以便达成一致的理解，即旨在达到一种摆脱个人和集体不和谐和分离的和谐体验；当研究群体时，归属于一个社会集体的动机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从生存、繁衍和到集体行动、理解和同情。动机理论中的这五个观点如下表1所示。Another value framework anchored in psych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by Seligman (2012), consisting of five measurable eleme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ositive emotion, engagement, relationships, meaning and achievement. Positive emotion is interpreted as a mood inced by a pleasant life. Engagement is interpreted as being in “flow,” being completely absorbed by a task and losing track of time. Relationships are interpreted as meaningful experiences shared with other people, often in close and long-term relationships. Meaning is interpreted as belonging to and serving something that is bigger than the self, often despite its sometimes detrimental impact on other elements in the framework. Achievement is interpreted as achieving one’s goals solely for their own sake, isolated from any eventual resulting impact on the four other elements of the framework, i.e. winning just for the sake of winning. These five elements of well-being are shown in Table 1 below.马丁·塞利格曼（Seligman）提出了另一个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价值框架，它包括主观幸福感的五个可测量元素：积极的情绪、参与、关系、意义和成就因素。积极情绪是指由愉快的生活引起的情绪；参与情绪是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完全沉浸在任务中，忘记了时间；关系因素是与他人分享的有意义的经历，通常是在亲密和长期的关系中；意义因素是为属于并服务于比自我更重要的东西，尽管它有时会对框架中的其他元素产生不利影响；成就因素是指完全为了自己的目标，与框架中其他四个因素的任何最终影响相无关，即仅仅是为了成功而成功。幸福的这五个要素如下表1所示。Entrepreneurship 创业Given the centrality of value creation to entrepreneurship (Bruyat & Julien, 2001; Moroz & Hindle, 2012),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all the previously outlined perspectives on value have already been discussed to some extent by entrepreneurship scholars. The most obvious kind of value associated to entrepreneurship would arguably be economic value. Indeed, Korsgaard and Anderson (2011) state that it is even taken for granted in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value is another major theme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llustrated by a focus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an et al., 2005). A less obvious value was put forward by Schumpeter (1934)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roposing the joy of creating to be an important value for people acting entrepreneurially (Goss, 2005). While a quest for harmony through a search for disharmonies in one’s everyday life is perhaps not a common theme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t has been proposed as a useful and theoretically wellgrounded 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for ecational purposes (Thrane et al., 2016). A fame and achievement oriented 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as societal change through economic or political history-making has also been proposed in an influential book by Spinosa et al. (1999). These five perspectives on entrepreneurship are shown in Table 1 below.鉴于价值创造对创业的核心作用，有理由可以预测之前概述的关于价值的所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创业学者讨论过。与创业最相关的一种最明显的价值可以说是经济价值了。事实上，Korsgaard 和 Anderson 指出，在创业中，这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价值是创业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以社会创业为例，熊彼特在20世纪早期提出了一个不太明显的价值，认为创造的乐趣是人们创业行为的一个重要价值。虽然通过寻找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来寻求和谐可能不是创业研究的共同主题，但也有人提出，这是一个有用的、理论上有充分根据的观点，可以用于教育目的的创业。Thrane et al。Spinosa 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有影响力的书中也提出了一种以名誉和成就为导向的观点，认为创业是通过经济或政治历史改变社会的。下面的表1显示了这五个关于创业的观点。Table 1. Five prototypic kinds of value creation derived from sociological theories.Notes: a (Boltanski & Thévenot, 2006), b (Sheth et al., 1991), c (Fiske, 2008), d (Seligman, 2012), e (Korsgaard & Anderson, 2011), f (Spinosa et al., 1999), g (Goss, 2005), h (Tan et al., 2005), i (Blenker et al., 2011)Value creation for oneself versus for others 价值创造：为自己与为他人 A key theme emerging from the value literature review is for whom value is created: for oneself versus for others. The scale stretches from Smith’s (1776) famous assertion that the butcher acts solely on self-interest, through Sen’s claim (Ben-Ner & Putterman, 1999) that such an assumption so common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inking is in fact a trap, to Simon’s (2005) explanation tha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altruism in social and economic everyday life comes from people’s strong desires to learn from, belong to, contribute to and develop relations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Since space here does not permit a lengthy discussion on altruism versus egoism, some key conclusions from an article by Lackéus (2017b) on this topic will be used to complement the value framework. Instead of making a futile attempt to disentangle doing good from doing well, the differing perspectives will instead be viewed in a Hegelian dialectical way: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Hegel labeled this ‘sublation’, implying a unity of opposites without eliminating or recing either end position (Hegel, 1807/1977; Palm, 2009). In the resulting value framework in Figure 1 this unity of opposites is therefore illustrated graphically with the yin and yang shape found in Chinese thinking, representing “two primal, separate standing, yet complementary forces found in all things” (Chen et al., 2010, p. 175). This view also aligns with arguments put forward by Dewey (1939), Polanyi (1944) and Stark (2011), all stating that disembedding and dichotomizing self-oriented value creation from others-oriented value creation is a detrimental and dangerous path to take.价值文献综述中出现的一个关键主题，是：价值是为谁而创建的， 为自己还是为他人？从史密斯的著名断言——屠夫的行为完全出于自身利益，到森(Sen)的说法：这种假设在新古典经济思想里，实际上就是一个陷阱。再到西蒙的解释——利他主义之所以在社会和经济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是源于人们强烈的向他人学习、归属和促进、发展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原因。由于篇幅有限，无法就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进行冗长的讨论，因此特引用lack éus一篇文章中的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关键结论来补充价值框架。不同的观点可以用黑格尔（Hegelian）的辩证方式来看待，而不是徒劳地试图将行善与做得好来区分：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黑格尔给这个“分离”贴上标签，意味着对立和统一，且不消除或减少任何一端的位置。因此，在图1的结果价值框架中，这种对立统一被生动地用中国人思维中的阴阳形态表示出来，代表了“万物中存在的两种原始的、独立的、但又互补的力量”。这一观点也与杜威、波兰尼和斯塔克提出的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将自我导向的价值创造与他人导向的价值创造相分离是一种有害而危险的做法。Figure 1. Framework for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Notes: 1: Korsgaard & Anderson, 2011; Goss, 2005; Tan et al., 2005; Blenker et al., 2012; Spinosa et al., 1999.2: Fiske, 2008; Seligman, 2012; Frankl, 1985. 3: Sheth et al., 1991. 4: Boltanski & Thévenot, 1991.Five prototypic kinds of value creation价值创造的五种原型The literature review concted here has resulted in five main kinds of value, see Table 1. While the literature could be summarized as consisting of more, less or indeed other kinds of prototypic value than the ones shown in Table 1, the table nevertheless illustrates that opting for these five main kinds of value creation captures most perspectives in a reasonably consistent way. The five kinds are labeled as follows: economic, enjoyment, social, harmony and influence value creation. Economic value creation could be viewed as primarily self-oriented attempts to create value for oneself by delivering what others want. Enjoyment value creation could be viewed as value creation just for the pure joy and fun of it. Social value creation could be viewed as a others-oriented kind of value creation focused on making other people happier or relieving their suffering. Harmony value creation could be viewed as value creation that makes more sense as a whole, culturally or in relation to collective values such as fairness, ecology, equality and the common good. Influence value creation could be viewed as creating value in order to increase one’s influence, power or historical legacy.本文进行的文献综述得出了五种主要的价值，见表1。虽然文献可以归纳出比表1更多、更少或包含其他类型的原型价值，但该表还是能说明，这五种主要类型的价值创造可以以合理一致的方式抓住了大多数观点。这五种类型分别为： 经济价值，娱乐价值，社会价值，和谐价值和影响价值。经济价值可以被看作是主要以自我为导向的尝试，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来为自己创造价值；娱乐价值纯粹是为了娱乐而创造的价值；社会价值是一种以他人为导向的价值创造，专注于让他人更快乐或减轻他们的痛苦；和谐价值在是在整体上、文化上或与公平、生态、平等和共同利益等集体价值有关的、更有意义的价值创造；影响力价值可以看作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力、权力或历史遗产而来的创造价值。Towards a value framework迈向价值框架 While Table 1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views on value, it does not show how the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relate to egoistic vs altruistic perspectives, or how singular and plural conceptions of value relate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a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is shown in Figure 1, showing how the pluralistic views on value discussed in section 3.3 integrate with the singular view on value discussed in section 3.2. The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creation from Table 1 are illustrated in Figure 1. All five kinds of value are pictured as relying on a common integrated core of value for oneself and for others. Figure 1 thus contains ten different value perspectives: an egoistic and an altruistic take on each of the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While the usual view on economic value would be to think of it in terms of economic value for oneself, the framework illustrates that economic value can be created also for others. Social value can be created not only for others, but also for oneself. The white line in Figure 1 illustrates a key point made by Polanyi (1944) and Granovetter (1985) around economic value being embedded in society as a whole, and serves here as a reminder of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isembedding economic value for oneself from the nine other perspectives on value.虽然表1阐明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但它没有说明五种不同的价值观是如何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观点相联系的，或者单一和多元的价值观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因此用图1----五种不同类型价值的图形----来显示多元价值观是如何与单一价值观相结合的。表1中的五种不同类型的价值创造如图1所示。所有五种价值被描绘为依赖于一个共同的、为自己和为他人的综合的核心价值。因此，图1就包含了十种不同的价值观: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对五种不同价值观的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看法。虽然经济价值的观点通常是认为它的经济价值是为自己的，但这个框架却说明了，经济价值也是可以为他人创造的。社会价值不仅可以为他人创造，也可以为自己创造。图1中的白线说明了Polanyi 和Granovetter提出的一个关键点，即经济价值作为一个整体嵌入社会中，并在此提醒人们从其他九个关于价值的观点中剥离自己的经济价值所带来的风险。4DISCUSSION 讨论The resulting value framework will now b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three different fields: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valuation studies. Each sub-discussion will treat issues of novelty, usefulness and implications separately for the field in question.现在将结合三个不同领域讨论由此产生的价值框架: 创业教育、创业和估值研究。每个子讨论将分别针对所讨论的领域处理那些具有新颖性、实用性和影响力的问题。The value framework in relation to entrepreneurial ecation与创业教育相关的价值框架This exploration into different views of value started as a quest for answers to a simple question posed by teachers. The answer now provided is summarized in the framework in Figure 1, representing one possible and relatively clear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hat is value? There are at least te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eachers can take on value: five self-oriented and five others-oriented. While the framework could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are all separate, the literature review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regarding all ten perspectives as simultaneously present in all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s, albeit to a varying degree for different people an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ll ten perspectives could probably be present to some extent in one single day of the life of a business or student entrepreneur, with the emphasis changing hour by hour or even minute by minute, depending on how the day unfolds.这种对不同价值观的探索始于对教师提出的一个简单问题的回答。现在提供的答案都总结在图1的框架中，代表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且相对清晰的回答: 什么是价值？老师们对价值至少有十种不同的看法: 五种以自我为中心，五种以他人为中心。虽然该框架可能给人留下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印象，但文献综述强调必须考虑在所有创业经历活动中同时存在十种不同的观点的重要性，尽管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而言，只是程度各不相同而已。所有这十种观点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在一个企业或学生创业者一天的生活中，不管它是随小时变化，还是随分钟变化，这取决于他的一天是如何展开的。While Figure 1 is indeed a simplification, the broad a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 concted here illustrates the usefulness of a heuristic that can summarize such a complex term as “value” into one single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For teachers who need such an overview in order to be able to apply value creation based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in their teaching, such a simplification could be important. Initial testing of the framework on teachers taking part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has confirmed this. The value framework frequently trigger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mong teachers. It also helped them in designing value creation assignments for their students by making explicit different possible starting points. The framework has also facilitated scholarly assessment of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allowing for detailed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kinds of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along dimensions not previously taken into account (Lackéus, 2017a). An interesting finding from these comparisons is that enjoyment value for others and influence value for oneself seem to be particularly powerful for students in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The framework has thus emerged as a useful tool for both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 recent attempts to develop value creation-based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While certainly not the first value framework to be presented, it is particularly suited for issues related to value creation based entrepreneurial ecation.虽然图1的确是一个简化形式，但是这里进行的广泛和跨学科的文献综述说明了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有用性，这种方法可以将诸如“价值”这样的复杂术语总结为一个单一的图形表示。对于需要这种概览的教师来说，这样一种简化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种概览，以便能够将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应用到他们的教学当中去，教师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框架的初步测试证实了这一点。这种价值框架还经常引发教师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它还通过明确不同的可能出发点，帮助他们为学生设计有关价值创造的作业。该框架还促进了对创业教育的学术评估，允许以之前从未考虑过的维度，对不同类型的创业教育进行详细比较。在这些比较中，老师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人的娱乐价值和自身的影响价值似乎对正在接受创业教育的学生来说影响力特别大。因此，在最近发展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的尝试中，这个框架已经成为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一个有用工具，尽管它不是第一个被提出的价值框架，但是特别适合于与基于价值创造的创业教育相关的问题。The value framework in relation to entrepreneurship和创业有关的价值框架The framework in Figure 1 could also be viewed as an answer to a modified question that is more general: If entrepreneurship is about new value creation, what, then, is value? The answer provided by Figure 1 could thus trigger new perspectives on entrepreneurship, departing from the common alistic view of social versus economic entrepreneurship (cf. Austin et al., 2006). A view of entrepreneurship as consisting of te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shown in Figure 1 is more pluralistic, allowing for ten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integrated motives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The value framework thus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entrepreneurship is, and why people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This also implies a need to avoid separating ou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one distinct kind of entrepreneurship, since such an act could represent a dangerous disembedding of the market from the society (cf. Polanyi, 1944; Granovetter,1985) or a risky dichotomization of value versus values (Stark, 2011cf. ; Dewey, 1939). Since the framework has not yet been tested outside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ial ecation, it remains to be seen if it could be used to analyze and facilitat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more in general. This represents a possibility for future work.图1中的框架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一个修改过、更普遍的问题的回答: 如果创业是关于新的价值创造，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价值？因此，图1提供的答案可能引发关于创业的新观点，偏离了社会创业与经济创业的共同二元观点。而正如图1所示的，由十个不同的视角组成的创业观点，会更加的多元化，它允许在创业中有十个根本不同但同时又经过整合的动机。因此，价值框架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创业，以及为什么人们要创业。这也意味着需要避免将社会创业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业加以区分，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意味着市场与社会的危险分离或价值与价值观的危险二分法。由于该框架尚未在创业教育领域之外进行过测试，它是否能够更广泛地用于分析和促进创业进程还有待观察，但它代表了未来工作的一种可能性。The value framework in relation to valuation studies 与价值观研究有关的价值框架The framework in Figure 1 represents an alternative to the alistic Parson’s Pact-based view of separating value from values (Stark, 2011), since economic value for oneself is part of an integrated pluralistic framework rather than put against other kinds of value. The framework also summarizes graphically some important points made by key valuation scholars, such as the importance of viewing multiple kinds of value as simultaneously integrated (Boltanski & Thévenot, 2006),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both egoistic and altruistic perspectives on value (Simon, 1993) and the risk of disembedding economic value for oneself from the nine other perspectives on value presented here (Stark, 2011; Granovetter, 1985). This summarizing capacity of Figure 1 makes it useful as a graphical heuristic also in valuation studies. Figure 1 could also be one of the first meta-frameworks of value to be proposed, summarizing four established sociological value frameworks and five different kinds of entrepreneurship into one single framework that also integrates singular perspectives on value. The many established and well-researched frameworks and publications informing the articulation of Figure 1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that it covers most of the essential perspectives on value to be found.图1的框架还代表了另一种基于多元的帕森的契约的将价值与价值观分离的另一种选择，因为自身的经济价值是整合了多元化框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其他类型的价值相对立。该框架还图形化地总结了由主要价值评估学者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例如同时整合多种价值的重要性，考虑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从其他9种价值观中剥离自身经济价值的风险。图1的这种图形启发式教学方法在估值研究中也很有用。图1也可以是拟议的第一批价值元框架之一，它将四个既定的社会学价值框架和五种不同类型的创业概括为一个单一的框架，该框架还将单一的价值观点纳入其中。图1借鉴了许多既定的、经过充分研究的框架和出版物的阐述，增大了它涵盖大多数关于价值的基本观点的可能性。Limitations 局限性Any research endeavor spanning centuries of literature in many scholarly fields runs the risk of overlooking fundamental work, rendering the end result less trustworthy. The literature review concted here was also not concted in a structured or even semi-structured manner. Such an endeavor would probably be difficult to undertake given the broad use of the term “value”. Any search in scientific databases for such a broad term would render a useless breadth of results. Faced with these semantic and methodological difficulties, the author has chosen a pragmatic path of presenting the results so far from this admittedly eclectic and opportunistic literature review, letting future appl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form around the usefulness and trustworthiness of Figure 1.在许多学术领域，任何跨越几个世纪的文献研究都存在忽视基础工作的风险，使最终结果变得不是那么可靠。本文的文献综述也不是以结构化甚至半结构化的方式进行的。因此，鉴于“价值”一词的广泛使用，这样的努力可能难以进行下去。任何在科学数据库中搜索如此广泛的术语的努力都可能得到很多无用的结果。面对这些语义和方法上的困难，作者选择了一条务实的途径来展示这个公认的折衷和机会主义的文献综述迄今为止的结果，让未来的应用和交互围绕图1的有用性和可信度展示信息。最新课表点击

多罗西亚·兰格的《移民母亲》，记录了加利福尼亚州大萧条时期的贫困采豆人佛罗伦萨·欧文斯·汤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一位有七个孩子的三十二岁母亲。1936年3月摄。通常有人要我谈论一下社会宏观经济形势这类话题的时候，我本能上都是拒绝的。或许是因为浸淫far away和long ago的东西太久，逐渐产生一种思维惯性，觉得当下发生的很多事情无法说得清，因为缺少必要的信息。然而现在要写一篇命题作文，谈一谈一件发生于九十年前的事件——1929年的大萧条。我不仅是本能上，而且出于职业素养，更加地拒绝。这是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事件之一。之所以无法解释清楚，倒不是由于经济学家偷懒，有关这场改变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事件，经济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我们不是没有解释，相反，我们有太多的解释，却依然得不到确定的结论。因为当年这场大萧条实际上引出了经济学的两大“未解之谜”：资本与货币理论。不过在思考了十分钟后，我改变了主意，还是想勉力描述一下发生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因为当下国内学界对那场大萧条存在太多陈旧、矛盾甚至是错误的认知，而且这些误解在最近几年中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在公共舆论中愈演愈烈，严重影响我们对现实经济中资本、货币与金融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理解。再次强调，我只是做一些粗略的描述而已，不做解释。经济学家的误识几年前我参与了学院博士研究生考试的命题工作，其中有一门科目和思想史有关，因为现在这门科目不再考，所以我可以说一说。当时在题库中我特意加了两道和大萧条有关的题目，大意为：（一）罗斯福实行新政的理论依据，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二）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写道“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印象里，历年考试中好像只有一位同学答对两道题中的一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确答案是：（一）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无关；（二）凯恩斯从未在《通论》里写过“政府应当干预经济”这样的表述。什么？罗斯福新政跟凯恩斯没关系？凯恩斯没有主张政府干预？没错。自从2008年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围绕着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还是“重新复活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不断地重复着上述误识。有时候我真怀疑传播这些“都市传说”（urban legend）的经济学大佬们是否真的读过《通论》或是了解过1930年代的美国究竟发生过什么。第一个是事实问题，经济学家们虽然普遍历史不太好，但在这个信息时代即便是经济学门外汉也只需点点手机或是敲敲鼠标就能从万能的互联网中获得相关历史知识。罗斯福的新政开始于1933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当罗斯福的白宫幕僚着手救市的时候，凯恩斯的大作还没有出版，又如何依据《通论》中的理论来制定政策？相反，倒是罗斯福于1933年上台后立刻实施了美元贬值，该措施获得了凯恩斯的赞许，认为这是可以使全球经济得以复苏的有效手段。当然喜欢钻研的读者或许会问：尽管《通论》的出版晚于新政的实施，但是凯恩斯大约从1932年就开始写作《通论》，有没有可能那时候凯恩斯就曾向罗斯福提出过类似的政策建议？答案是没可能。凯恩斯第一次见罗斯福是1934年，而且据记载当时凯恩斯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罗斯福的手上，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因为凯恩斯有一个小癖好：沉迷手相。以致会面结束后罗斯福对凯恩斯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印象。罗斯福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如何理解凯恩斯的思想。凯恩斯主张过政府干预经济吗？在很多场合他都说过类似的话。在《通论》中他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吗？他有暗含这类意思的观点。那么怎么能说凯恩斯在《通论》里没有写“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呢？因为这句话他确实没有写。凯恩斯在《通论》里给出的政策建议主要集中于第二十二章，大致为如下六点：（一）“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二）“对经济周期的正确治疗方法并不在于把繁荣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萧条状态之中；而在于把萧条消除掉，从而使我们永远处于接近繁荣状态之中”；（三）“真正的治疗方法是通过收入再分配或其他方法来提高消费倾向，从而，使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所需要的现行投资量具有较小的数值”；（四）“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我也支持各种增加消费倾向的政策”；（五）“我感觉到，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将要成为大致取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但除此以外，似乎很难证实囊括绝大部分社会经济生活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六）“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来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以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经济生活社会化”（《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332、335、337、391、392页）。如果仅从文本判断，从上述观点中确实可以引申出政府干预的含义，但是倘若因此而将凯恩斯等同于后来持政府干预论立场的凯恩斯主义者——即以汉森（Alvin Hansen）、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代表的哈佛经济学家们，那么就是对凯恩斯的严重误解。而在当今的学术圈，无论对凯恩斯支持还是反对，这样的误解非常普遍。其实如果了解凯恩斯的思想背景，就会明白凯恩斯绝对不会是一名政府干预论者，至少不是那种主张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占领经济制高点的政府干预论者。严格来说，凯恩斯所主张的，是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体系内的一名角色——而且是相当关键的一名角色，应当积极承担起自己在经济领域的责任来。和流行的误解相反，《通论》里的凯恩斯并不十分“信任”政府。因为首先在凯恩斯原初的需求不足理论模型中，是不包含“政府支出”这一变量的，这是哈佛经济学家的“功劳”，所以凯恩斯没有提出运用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其次，凯恩斯原初模型中影响总需求的关键变量只有“消费”和“投资”，但是消费倾向是长期的社会历史经验下演化生成的心理变量，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彻底改变，政府能做的只有引导；而投资取决于利率，利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即人们愿意持有货币的偏好，这又是一个主观变量，它指向的是人们的预期，如果人们普遍对未来持有一种悲观心理，就会陷入“流动性陷阱”，这时政府的货币政策也会失效。如此一来，在面临严重的大萧条时，政府真正能够做的事情实际上很有限。凯恩斯所以凯恩斯在《通论》中的政策建议才会如此的“模棱两可”，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政府”或者“国家”这样的字眼，他并不希望别人误解自己的主张——尽管可能事与愿违，不希望英国成为希特勒的德国或是斯大林的苏联。作为一名坚定的休谟主义者，凯恩斯坚持的始终是典型的英式自由理念、英式个人主义立场和英式市场经济理念，“但无论如何，如果能去掉个人主义的缺点和滥用，那么，它仍然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其意义为：和其他任何制度相比，它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范围。它也是生活多样化的最好保障，因为，生活多样化恰恰来自被扩大了的选择范围”（《通论》，393页）。目前国内对大萧条的基本认知，无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皆存在不少偏差。职业经济学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读者了。所以接下来我想先简单地陈述大萧条期间发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再来讨论面对大萧条现象，经济学家提供了什么样的理论。事实依照《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有关大萧条的历史概述，可以将大萧条期间的关键事件按时间序列整理如下：1929年10月，美国股市震荡；1930年6月17日，《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签署实施；霍利与斯穆特1930年12月，“第一次银行危机”，通货紧缩；1931年夏季到秋季，奥地利实行货币管制，德国实行货币管制，英格兰银行放弃金本位；1931年10月，联邦储备委员提高利率以维持美元币值，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降低到大萧条期间最低水平；1932年1月22日，《金融复兴公司法案》（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Act）签署实施，成立金融复兴公司；1932年2月，参议院通过1932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of 1932），重申维持金本位制；1932年3月至6月，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降低利率，但仅实行了几个月便放弃；1933年3月，罗斯福就职第三天宣布银行休假日（Bank Holiday），同时对所有外汇和黄金出口采取控制；1933年第二季度，第一次新政——即“百日新政”——开始，总统获得确定黄金价格的权力，罗斯福政府开始实行美元贬值方案；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AAA）签署实施，允许政府控制农产品产量，通过限制产量的方式提高农产品价格；1933年6月16日，《农业信用法案》（Farm Credit Act of 1933）签署实施，使农业经营者可以从地区和国家银行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1933年6月16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Banking Act of 1933）正式签署实施，出台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旨在降低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1933年6月16日，《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strial Recovery Act, NIRA）签署实施，成立国家复兴局，该法案的目的是提高就业，提高工人工资；1935年初，第二次新政开始；1935年初，最高法院裁定NIRA和AAA违宪；1935年7月6日，《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签署实施，标志着大量政府管制机构的出现；1935年8月14日，《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签署，新政第二阶段的关注焦点转向个人收入的分配；1937年，美国经济再次转入萧条。根据上述时间线，有关大萧条的事实需要澄清如下四点。首先，通常被称作“1929年的大萧条”，并非发生于1929年。我们先来看几张图。图一：大萧条期间各国人均收入，1925-1940年（美国为最上方黑色实线）。图二：美国工业产值，1928-1939年。图三：美国农产品价格，1928-1935年。从以上三幅图可以发现，基于人均收入、工业产值、农产品价格这些核心指标，大萧条真正显现的时刻至少是1930年之后，确切来说是1930年末到1931年初的时候。并且从各国人均收入比较来看，美国进入萧条的时间反而相对来说是较晚的。而1929年，甚至可以说一直到1930年上半年为止，美国经济形势整体仍处于繁荣状态。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虽然真正的萧条出现在1930年之后，但是其肇端于1929年那场华尔街股灾，即1929年10月的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以及黑色星期五，其中尤以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最为著名，在这一天中股市成交量创新高（一直到1968年这个记录才被打破），但道指仍然以暴跌百分之十二告终，一天之内整个市场蒸发一百四十亿美元。图四：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即图中红色部分）在众多解释大萧条的竞争性理论中，股市崩盘论的历史最为悠久，它与另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理论关系密切，即批判现代性理论，因而也最为深入人心。但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它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一种观点。就像经济学家经常列举的一个反证，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从各项特征性指标来看这场股灾和1929年极为相似，但是却并未引发整体经济的大萧条。如图四所示，实际上1929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盘严格来说还只是限于金融市场的一次波动，并且之后市场很快就做出反应，1930年初的股市甚至有复苏的迹象。真正让华尔街陷入崩溃的时间点要迟至1930年12月，即第一次银行危机。然而此时，金融市场的崩盘实际上是整体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如果要追寻大萧条的肇端，1929年不是起点，更有资格的候选日期恐怕还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那次会后，凯恩斯辞去了财政部的职务，并写下了《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这本小册子恐怕是凯恩斯流传最广的作品，作为对比，《通论》则是他最令人费解的作品。许多人认为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因为他在这本小书中率先预见到了十年后的大萧条和二十年后的世界大战。不过这样的观点恐怕是对凯恩斯的过誉，至少凯恩斯也没预料到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盘——在那次金融震荡中，他的净资产损失四分之三。《和约的经济后果》不过，凯恩斯确实敏锐地觉察到了，《凡尔赛和约》（1919）所确立的战后金融秩序是极其不稳定的，不仅会危及和约各国的经济秩序，还会发生连锁反应，引发政治危机。从这方面而言，将1930年代大萧条的起点，定在1919年更为合适。其次，贸易保护与大萧条的关系。持自由贸易论的学者会将大萧条的起点定于1930年6月17日，因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实行。贸易保护不仅致使美国的进出口降幅高达百分之五十，而且引发全球贸易市场的崩溃。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三分之二。根据标准的宏观理论，如果认为关税壁垒会引发经济衰退，那么其传导机制必然首先是出口需求下降，然后通过乘数效应放大其消极影响，致使国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然而1929年美国的出口额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七左右；1930-1931年，出口下降幅度仅仅是1929年GNP的百分之一点五。相应地，1929-1931年，GNP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十五。即便考虑到所有可能的乘数效应，仅仅是出口需求的下降也不会导致国民收入如此大的降幅。所以贸易保护确实可能与大萧条有关，但不应当是关键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第三，罗斯福新政是否拯救了美国经济。支持政府干预论的学者通常主张，至少就美国来说，罗斯福的新政结束了大萧条。和股市崩盘论一样，这也是众多有关大萧条的著名“传说”之一，因为新政的实际影响，是颇令人怀疑的。图五：美国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变化，1910-1960年（图中红色部分即大萧条期间）。如图一和图五所示，收入指标的高速增长是支持新政有利论和经济复苏论最为重要的证据。确实，自罗斯福入主白宫，从1933年到1937年，美国的GNP增长了三分之一，由此可以认为美国经济大约从1935年就开始复苏。但是如果换作工业产值指标的话（图二），1933年跌到谷底，随后就大幅上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1933年时美国经济就已经复苏了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另一个指标：失业率。图六：美国失业率变化，1910-1960年（图中红色部分即大萧条期间）。失业率指标显示的完全是别样的图景，如图六所示，整个1930年代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从来没有低于过百分之十。实际上当时除了希特勒的德国，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是两位数。以失业率指标来衡量的话，新政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事实上新政在收入方面的刺激作用仅仅维持到1937年，之后其负面效果便开始显现，从图五中便可以发现1937年后的一次小衰退，图六所示的失业率更是在1937年又大幅提高。所有的政策都是有成本的，从第二次新政开始，罗斯福政府便要支付新政增加的成本。可以预料，倘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恐怕也会和胡佛一样狼狈不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罗斯福的新政，拯救了美国经济。希特勒，1935年。最后需要澄清的，则是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在《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1963）中所列出的“事实”。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此书是论述大萧条的“圣经”，每逢经济遭遇衰退或是有衰退的迹象，我们便需要重温此书。此书确实很畅销，从1963年出版以来，已经更新到第五版。此书的基本观点是应用现代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米塞斯的货币理论，结合大萧条期间的历史材料，分析大萧条的成因：并非是由于不受管制的市场失控导致大萧条，相反是由于胡佛政府的胡乱干预，才是引发大萧条的关键原因；大萧条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于前期通货膨胀性政策刺激的结果；解决大萧条的唯一方法是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不进行任何干预，让市场自行出清过剩的产能。《美国大萧条》必须承认我曾经也一度很推崇上述观点。然而要注意的是，罗斯巴德在这本书中为了证明米塞斯理论的有效性，在做出预判的前提下有倾向性地选取和分析历史材料。这不仅不能证明米塞斯是对的，相反使后世学者对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产生了怀疑。事实是，胡佛政府在应对大萧条时确实没有做好，但问题不是出在其过度干预，或是采取了货币贬值等通货膨胀措施，而是过于墨守成规。胡佛政府在应对大萧条时的主导政策是消极的通货紧缩政策——坚持金本位，这正是奥地利学派所主张的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却是恶化了经济情势。早在1928年，美联储就开始警惕股票市场的过度繁荣，并采取了一些紧缩性措施，例如在1928年1月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黄金外流，在1929年2月开始限制“投机性”贷款，并且还在8月允许银行提高贴现率。所有这一切的直接影响就是打击了市场信心，道指从9月就开始有下跌的趋势，到10月更是发展为恐慌性抛售。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说，从深层次来看，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确实是由于之前数年通货膨胀性政策刺激所累积下来的恶果；但其直接的导火索则是通货紧缩性政策的不适当干预所致。可是即便如此，当时的胡佛政府仍然有能力将股市崩盘的影响仅限于金融领域，或者是缓解即将到来的大萧条。这一点从纽约联储早期应对股市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美联储于1932年实施货币扩张政策后产生的影响中就能看出端倪。这些措施不仅缓和了股市大跌的影响，而且使得美国经济在1932年还具有了一丝复苏的苗头。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当华尔街股市崩盘时，没有人预料到这场危机将会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萧条，美联储谴责纽约联储的越级行为，依然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当1931年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崩溃，导致连锁反应时，美联储最初还是期望能够顶住国际压力，结果是工业产值下降到大萧条期间的最低点；1932年美联储终于开始转变态度，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货币供应量，然而伴随而来的利率降低威胁到了国内银行已经不稳定的偿付能力，并且法国、英国都不希望看到美元贬值，在国内外压力下，胡佛政府短暂的扩张政策匆匆废止。随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罗斯福上台后立刻宣布银行休假日，银行休假日实际上标志着胡佛政府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反过来，备受奥派学者指责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应对大萧条时确有“奇效”，事实上到了1933年，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中，几乎所有实行货币扩张政策的发达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暂时的“缓解”。那么这又是否说明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理论是错误的呢？其实也不尽然。米塞斯理论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科在这场大萧条中是受益者。因为其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源自凯恩斯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源自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有关货币理论的争论。早期经济学从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一直到马歇尔的新古典，一直存在两大缺陷。第一，对“资本”缺乏合理的解释。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经济体发展是资本推动型，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之前，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十八世纪，即法国学者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给出的解释，资本是通过储蓄而积累起来的“多余的价值”（《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五十八节）。马克思就认为在他之前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说清楚资本究竟是什么，因而将他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取名为《资本论》。但实际上，直到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经济学还是无法说清资本的逻辑。第二，忽视货币。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基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货币数量论”，虽然有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和休谟等思想超前的学者质疑过货币数量论的解释力，但他们的观点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以后才被承认（休谟要更惨些，一直到现在，国内外主流的思想史著作里依然错误地将他称为“货币数量论者”）。按照洛克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就是和全部贸易成比例的世界上全部货币的数量”（《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62年，47页）。古典经济学继承了这一观点，李嘉图进军经济学界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基于货币数量论重申金本位制的重要性，由此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论”观点：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货币本身不创造价值；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会影响价格水平；因此在货币政策上最重要的是保持币值稳定；为此应当实行金本位制。货币中性论对经济理论发展的直接影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货币性质的探讨仍停留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基础上，即货币起源于交易，货币主要担负着价值尺度、交易媒介、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四大职能。一直要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重视货币问题，并意识到资本、货币和经济周期三者是内在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此时有两位先驱者，费雪（Irving Fisher）和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费雪秉承的是现代版本的货币数量论，他是个非常聪敏且精于理论的学者，他的利息理论将资本和货币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解释。但是大萧条让费雪身败名裂。因为就在华尔街股灾到来之前的10月16日，他还在报纸上刊文对股市作乐观估计。结果，1929年的股市崩盘让他百万家产顷刻间化为乌有；因为不能支付住房抵押贷款，被耶鲁强制退休；去世时还有大笔债务未能偿还。而货币数量论也同费雪一起一蹶不振，直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再度重提。更为重要的则是维克塞尔，他的自然利率理论首度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和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指出货币市场中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不一致，是导致实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从而打破了货币中性论和“古典二分法”（即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二分，互不影响）。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皆受到维克塞尔的影响。早期货币经济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微观基础，因而难以将货币理论和主流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米塞斯率先打破了这一理论僵局。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他的杰作《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该书的英文版名字更为人们所熟知，即《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古典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即庞巴维克（Eugen Ritter von Bhm-Bawerk）的“迂回生产过程”理论，是没有货币的。但米塞斯认为货币很重要，必须在“迂回生产过程”中加入货币，才能解释清楚现实中的资本运作的逻辑，这也是他与自己的老师（庞巴维克）之间最大的分歧。米塞斯的做法是创造了一种货币效用论，即从主观效用入手解释货币的本质，一种依附于商品效用的间接效用：货币的效用来自于商品的效用；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价值，支撑货币的购买力——即价格水平；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本质上是需要货币所能代表的商品（按：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与奥地利学派商榷货币理论的文章，说货币效用论无法解释为何货币没有普通商品那种“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其实就是没有理解货币的效用是一种间接效用）。米塞斯的理论奠定了货币的微观基础，进而结合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和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他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概括而言就是：（一）货币本身确实如李嘉图等古典学者所言，不创造价值；（二）但货币不是完全中性的，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通过生产过程发挥作用；（三）当新增货币注入经济体时，因为其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政府、银行、原材料所有者），并不会立刻出现通货膨胀；（四）此时通过扩大再生产，会促成通货膨胀式繁荣，但是这种扩张性政策无法持久，因为资金主要集中于生产过程的上游产业（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投资品生产会相对过多，消费品生产则相对过少，最终导致生产结构的扭曲；（五）当新增货币从生产过程的上游产业逐步流通到下游产业（消费品生产企业），遍及整个经济体时，通货膨胀就会出现；（六）但此时由于生产结构的扭曲、价格水平的上涨，产能过剩，需求却不足，萧条便会随之而来；（七）这样一切因前期繁荣而获得利益都会随之而被抵消；（八）对政府来说，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对其是有利的（因为它永远是最早获得新增货币并由此牟利的那一方），但这只会让危机加深；（九）这类因人为干预所导致的经济周期实质上是一种财富转移过程——转移到生产过程上游产业的所有者手中，最大受害者是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十）因此应对萧条的正确做法是坚持金本位制，限制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能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出清过剩产能，恢复良性的生产结构。从理论层面而言，米塞斯的逻辑是相当漂亮的，而且在现实中他也是最早预见到大萧条来临的经济学家。早在1924年，他就称维也纳信贷银行（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会面临一场大崩溃。1929年时，还有人为米塞斯在信贷银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被他拒绝了。果不其然，1931年大危机时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因为米塞斯对于经济危机出色的洞察力，所以《货币与信用原理》这本一开始并不被人认可的著作（凯恩斯倒是对这本书表达了赞许之词，但是米塞斯认为凯恩斯没看懂）在1930年代时反而突然流行起来。这也是奥地利学派最为风光的一段时期。当时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不远千里赶赴维也纳旁听米塞斯的研讨班，并邀请米塞斯去英国讲学。但是米塞斯没有去，代替他远赴英伦的，是后来名气更盛于他的哈耶克。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在英国传播米塞斯的理论，并提出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由此引发了与凯恩斯之间的大争论。这场大争论的主角虽是哈耶克和凯恩斯，但实质上是米塞斯和凯恩斯两人的货币理论之争。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一方面是继承自他的老师马歇尔，即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说；一方面则是受到维克塞尔的经济周期理论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则是休谟的《人性论》所赋予他特有的主观分析方法。和米塞斯从微观角度入手分析货币的研究理路不同，凯恩斯更多地是从宏观角度入手。特别在《通论》中，他更为关心的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通论》（）一书的书名取自爱因斯坦的名篇《广义相对论下的宇宙观》（“Cosm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1917）。没错，凯恩斯当年对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能像爱因斯坦的作品一样在经济学界引发一场大爆炸，为此他还特地降低了该书的售价，希望能有更多人来购买。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通论》结果他真的做到了，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却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而是通过一个拼多多版的“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宏观经济学基础。因为《通论》实在太晦涩难解了，称其为凯恩斯最难懂的著作也不为过。时至今日，凯恩斯在其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和表述的观点仍未能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如果要简单概括《通论》的理论逻辑，大致是如下七点：（一）国民收入等于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二）达不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表明支出不足；（三）在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中，用于消费的支出更为消极，倾向于随着收入变化而变化；（四）收入的变化是投资的变化造成的，并以放大的形式反映出来；（五）投资支出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决定；（六）利率反映了公众对以现金形式持有资产的偏好；（七）不足的支出可以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来增加。仔细比较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两人之间“神似而形异”：他们都反对货币中性论，反对古典二分法，强调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相互影响；他们都强调货币需求以及伴随而来的投资波动是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他们都从主观角度来解释货币需求。从思想传承角度来说，二人的货币理论皆受维克塞尔的影响，而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又受到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的影响，可说是师出同门。但是在应对现实大萧条的具体措施上，二人分化为两派。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气宗”，强调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不适当的政策干预扭曲了生产结构所致，所以要根治大萧条，解决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必须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预只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恶化经济情势；凯恩斯则属于“剑宗”，既然问题已经发生，那么就应当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放任不管，所以政府必须承担起挽救经济的责任，像哈耶克等人注重长期影响的观点即便没有错，但也没有用：“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如果只是告诉我们，当暴雨过去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将自己的任务也设定得太容易、太无用了。”（《货币改革论》英文版，2013年，65页）用形象些的比喻来解释，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普通感冒而非流感），米塞斯-哈耶克的建议是让身体的免疫机制发挥作用，恢复健康，多喝水多休息就可以了，不要胡乱吃药；凯恩斯的建议是立刻吃药，即便这些感冒药治标不治本，但是能够缓解症状那也是好的。凯恩斯的理由是，万一还没等免疫机制反应过来人就病死了怎么办；而米塞斯-哈耶克的质疑是吃药会上瘾，反而积重难返、病入膏肓。那么哪一派的理论胜出呢？其实没有赢家。理论与现实的距离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理论与现实的差距。经济思想史在记录这场发生于1930年代的大争论时，通常结论是凯恩斯大获全胜。然而这类布劳格（Mark Blaug）式的、带有偏见的观点其实很有问题。确实，1930年代之后凯恩斯的观点，更确切地说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原因其实很简单，在经历了数年大萧条所带来的痛苦之后，政府救市论不仅占据了公共舆论的道德制高点，也占据了民主投票的制高点：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感冒药没什么好处还有副作用，但绝大多数人感冒了都会吃点药，否则鼻塞、咳嗽、发烧实在难受，更何况当时的民众已经难受了好多年。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是凯恩斯主义最佳的试验田，二战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这时不仅是哈耶克，整个奥地利学派都淡出了主流理论的视野。因为纳粹侵占奥地利，米塞斯不得不远走美国。哈耶克更是由于写了另外一本批评国家干预政策的名著而境况惨淡，且由于家庭因素，战后亦到了美国。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学术圈，两人甚至连找一份体面的教职都相当困难。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哈耶克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不无嘲讽地说：凯恩斯死了，但是他活在人们的心中；我还活着，但是在许多人心里我已经死了。不过凯恩斯主义者的胜利并没有风光太久。就像米塞斯曾预言的，这类打鸡血式的政府干预方案只能在短期内有效，不可持续，它会使得原本已经扭曲的生产结构加倍扭曲，让经济周期性波动变得更加频繁，之后为了加强“药效”，政府只能采取更为普遍、力度更强的干预，效果反而越来越差。更何况凯恩斯主义者不是凯恩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更像是一群工程师而非学者，他们用一种粗糙的机械论观点看待人类社会，期望社会能够像他们的数理模型那样精确运转。结果便是随着战争结束，战后秩序的重建，国家干预政策的弊端逐步显现。到了1970年代，像希克斯爵士（Sir John Richard Hicks）这些思想深刻的学者，开始重提奥地利学派当年的观点。而哈耶克也终于“王者归来”，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塞斯在哈耶克获奖的前一年离世）。贫困的美国家庭，1936年。现在我们得以站在较远的位置重新审视当年那场争论，便会发现，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内核相似，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需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致。米塞斯身处一战之后的奥地利。奥地利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农业国，金融市场不发达，且非常依赖于对外贸易。《凡尔赛和约》之后，面对巨额战争赔款以及战后经济萧条的压力，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货币贬值，结果是奥地利经历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整体经济结构处于崩溃的边缘。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对这段经历印象极为深刻，他们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一现实基础上的。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特别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传导机制对社会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并且因为奥地利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国际金融体系的平衡——在当时主要是金本位制——至关重要，因此米塞斯才会主张以通货紧缩、坚持金本位来解决经济危机。事实上在处理奥地利战后经济问题时，他正是如此做的，并且最终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而凯恩斯面对的境况则完全不同，他的《通论》与其说是应对大萧条，不如说是解决“英国病”问题，即二十世纪初英国所经历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状态。英国的经济环境不同于奥地利，它是工业国，金融市场发达，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而非被动依赖，同时它也没有战争赔款的负担，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因此对凯恩斯来说，他更关注的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在《通论》中提出的核心思想，按照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其实就是“英国优先”。和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凯恩斯所秉持的主观主义方法使得他既不信任财政政策也不相信然货币政策，他所希望的，仅仅是能够在一种不确定的经济情势下克服需求不足的倾向：“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虽然它在产量和就业量上具有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确实，它似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停留于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生活水平，而又不显示出任何趋于复苏或趋于完全崩溃的倾向。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甚至大致充分的就业量是少有的和短时存在的现象……既非绝望，又非满意的中庸情况是我们的正常状态……”（《通论》，256页）然而理论永远是落后于现实的。货币效用论本质上仍然属于前工业时代的一种货币理论，其强调货币作为商品交易媒介的属性，但是却忽视了在当代社会中货币最为关键的角色，其实并非交易媒介，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发挥影响。凯恩斯由于他在金融市场的实践经验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也未能完全解释清楚金融市场内在的运作机制究竟是如何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在他之后如弗里德曼、伯南克（Ben Bernanke）等人，尝试从“第一次银行危机”着手解释，即金融市场的崩溃，信贷紧缩，企业获得贷款的成本增加，传导到实体经济，工业衰退，引起总需求的持续下降，大萧条发生；而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则反过来，认为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主要是农业、矿业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生产者减产，消费需求下降，通货紧缩，引发金融市场投资者信心下降，最终导致大萧条。但是无论哪一条解释理路，实际上都有缺陷，我们仍无法确认，当年人们的恐慌性预期是如何从金融市场弥漫到实体经济的，我们也无法解释，总需求的持续下降为何在整体经济指标都还不错的时候就突然发生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信贷紧缩、价格下跌这些现象，都只是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之间复杂的传导机制中的部分环节而已。所以当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时，人们发现经济学家没有能力去解释。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凯恩斯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特别是在互联网经济下，信息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改变了货币形态及其影响机制，和1929年时的金融市场相比，当下数字货币的扩张是指数级别的。而国内公众舆论对货币现象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黄金白银层面，这种观念与现实相脱节的状态本就是让人忧虑的事实。银行外的人群，纽约，1931年。最后再次回顾大萧条的历史。我们所能确知的是：（一）总体需求的下降，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低迷确实是一个特征性指标，预示着大萧条的来临，但是从金融市场的波动，到消费需求的长期下降，再到工业生产的不景气，其间的传导机制我们不甚清楚；（二）过度管制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同样危险，政府的不作为和任意作为都会挑战市场信心，进而引发恐慌性情绪，危及市场稳定；（三）民众的预期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至关重要，因此当民众对未来持有悲观情绪时，政策的突然改变——无论是干预还是不干预——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胡佛政府的失败在于其不敢逾雷池一步，罗斯福新政的效果源自其一系列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因为无论是货币贬值还是国家干预，在当时的美国都是非常“新奇”的措施，它们改变了公众的预期，因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四）但是这种戏剧性效果持续时间有限，从长期来看，发生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结构的失衡。所以如果要说从大萧条的历史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我只能说：如果我们观察到消费低迷、工业指数不景气、金融市场的过度监管或者不监管以及生产结构失衡四者同时出现，那么可以预料凛冬已至、长夜漫漫。但仅此而已。在有关资本和货币的经济理论缺乏进一步创新式发展之前，我们只能知道这么多。有经济学家声称，金融市场之所以难以研究，是因为其关乎人性——资本和货币的本质是人类欲望的外在延伸，人性过于复杂。我觉得这是废话。真正问题是，自萨缪尔森以降，接受主流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就越来越远离人性的思考。当下经济学“匠人”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反复搜集数据、打磨数据、处理数据，找到那个能够左右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变量，以此验证复杂数理模型的现实有效性。用虚假的数学方法把一个经济分析的体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并假设所牵涉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这种做法的最大的弊端在于：一旦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的假设条件不能成立，那末，它就会失去其说服力和权威性……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和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做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通论》，309页）1934年，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大萧条为背景，写下了她的杰作《东方快车谋杀案》。或许正和这部小说的情节一样，人类社会的经济危机从来不是某一个经济变量所促成的结果。凶手有很多个，而那被谋杀的，正是人性永无止境的欲望。

几年前我觉得自己特别穷，所以就想搞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这么穷。看到有一本书，名字写得特别好，叫作《贫穷的本质》，我就买回来读了一下。结果读完了以后发现，这本书讲的人比我更穷。它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每天收入在0.99美元以下的这种家庭，所以我就把这本书放在了一边。结果在2019年，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竟然因为这本书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就赶紧把这本书翻出来，再读一遍。我发现，真的是以前我的视野太窄了。我以前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边只想着我自己，我怎么能够富裕、怎么能够脱贫。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需要我们去了解，怎么样让在最底层的这些贫穷的人口然后摆脱贫困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位经济学家得到诺贝尔奖以后，这本书的影响力也得到大幅的提升，而这本书里面给出的很多洞察和见解，都是我们平常感受不到的。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贫穷的本质。我们每一个人在说到贫穷的时候，都会知道有一个词，叫“贫穷的陷阱”。什么叫“贫穷陷阱”呢？就是说，有些穷人，是生活在这条曲线之下的。这是横轴，这是纵轴，这是现在的收入，这是未来的收入，这是一个十字象限。然后如果这个人生活在这个区域的话，他现在的收入永远都会不断地减少，未来的收入永远超不过现在的收入，所以就会导致他始终徘徊在贫穷的陷阱当中。而如果我们在扶贫的时候，能够想办法帮助他到这条线以上，那么他未来的收入，就可能大于现在的收入，他才会逐渐地变好，因此我们把这部分区域的人叫作贫穷的陷阱。香港曾经有一个富豪，他就觉得，穷人应该创业。所以他认为，我如果是一个穷人的话，我就一定能够从底层爬起来。他还找人做了一个纪录片，跟着他去底层生活，给自己规定了特别严格的要求，绝不能动信用卡，绝不能动家里的钱，然后自己就是白手起家，反正我有力气，我就去干活，然后那个摄制组就跟着他拍，看他能不能够白手起家。搞了几个月下来，这个人崩溃了，这个人说，完全没有机会。就是我每个月挣那几千块钱，在香港那个地方挣那几千块钱，靠体力挣的这个钱，根本没法养活我再去什么投资，或者再去进修，或者干吗，每天被繁重的压力，已经压到快要崩溃，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说的贫穷的陷阱的感觉。所以过去很多援助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给他们资助一些钱，资助一些东西，想办法让他们跳出这个贫穷的陷阱就好了，如果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也就好了。但是这两位作者在15年的研究当中，去到了全世界几乎所有贫穷的这些地区和国家，就发现很多问题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甚至包括有没有这个贫穷的陷阱都不一定。我读完之后的感觉是说，在有些地区，有些情况之下，有些文化环境之中，是贫穷陷阱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不是贫穷陷阱的问题。就是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他是在这条线之上的，但是他依然无法脱贫。就比如说发蚊帐这么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在非洲，只要有蚊帐，你就能够减少得疟疾。一个小孩只要小时候不得疟疾，长大了以后的收入水平就会比得过疟疾的小孩高很多。因为身体条件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去非洲发蚊帐，给当地的人发了很多免费的蚊帐。因为一个蚊帐才几美元，就发，一个这样4美元的蚊帐，能够用5年的时间。他们认为，我这样发下去了以后，不就解决了吗？结果发完了以后，发现很多非洲当地的人，把那个蚊帐改成了婚纱，就是自己把它改改当衣服这么穿。他没觉得这个东西做蚊帐很重要，他觉得穿衣服很重要。然后还有的人，自从领过这第一次以后，就算是有便宜的蚊帐放在门口卖，他也不买。原因是他觉得，反正这都是免费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免费发给他，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他今后反倒再也不购买了。那有人就想办法，那我打折卖，行不行。就是我给他一些补贴，四美元的成本，我卖给他两美元，这种效果好不好。甚至还有经济学家尝试，我就全价卖，全价卖完了以后给他一个奖励，我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粮这样的东西。你看就这么一个发蚊帐这样的小事，就算我们去做慈善事业，我们会觉得慈善事业，不就是送人东西吗？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就是你必须得能够了解到人们的行为需求，了解到人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甚至还有一些受援助的人的特点是，免费发给的东西，他无所谓。他觉得这东西反正免费发来的，所以没有什么价值，就扔在一边，就不用。因为他没有投入自己的成本，他没有重视这件事情。所以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给我们深入地研究了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首先来面对贫困人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当我们想到贫困，我们就想到饥饿。全世界到2009年的时候，大概有10亿人挨饿，10亿人依然吃不饱饭，然后大家的收入大概就是在1美元上下浮动。这里边有一个案例，他找了一个叫作帕克的这个人，在印尼的一个人，这个人有13个孩子。你知道，咱们讲过《事实》那本书，我们就知道，一个人生孩子的多和少，是取决于经济条件。经济条件越差的人生的孩子越多，经济条件越好的人生的孩子越少。原因就是因为，生孩子、养孩子本来是一个很麻烦的事。但是为什么要生那么多的孩子呢？这是一个经济的投资，他不知道哪个孩子将来能给自己养老，所以他需要生养很多的孩子。而且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当中，你的家里边没有足够多的男性，你在村里边说话就不算数。所以这个人很穷，有13个孩子，他每天的工作收入，大概是2美金一天。但是他一年工作不到半年，就是找这种临时工的工作没有那么容易，这是非常可怜的一家人，叫作帕克。然后他们就去调查帕克家里边的食物结构，就去看他在吃什么东西，够不够吃等等。结果很奇怪地就发现，帕克家里边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没有吃的，只要有钱就一定赶紧去买大米。你知道如果一家人没有钱的话，你像我妈妈跟我讲，她童年的时候遭受饥饿，那吃什么糖，就不可能有糖。就是有钱就一定去买能够换最多粮食的东西，能够换最多热量的东西。最好是带着麸皮的那种粗粮，因为带着麸皮的粗粮可以去换成面粉，还能够再换麸皮，麸皮也可以吃，这才是真正饥饿的人口要去做的选择。但是他们发现，像这样的一个贫穷的家庭，家里边有茶，有糖，有这样的东西。他所有的钱并不是用来买那个最高热量的东西，而反过来买了很多享受性的食品，甚至很多贫困人口家庭里边会有垃圾食品。就是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什么营养，也不能提供太多的热量，不能吃饱，但是让你快乐，让你吃了以后高兴。这里边有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对于18个国家的穷人进行了调查以后发现，食品占整个家庭支出的收入，是36%到79%，就不像我们想象的百分之八九十这样，然后城市人口大概是53%到74%，很多人选择了口味好，然后价钱高的食品。英国有一段时间工人都没有钱，但是英国人已经学会了喝下午茶，然后加上糖。对于一个穷人来讲，喝茶加糖几乎不顶饿，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但是很多英国的穷苦的工人，宁肯选择拿仅有的一点钱，去买糖和茶，而不去买面，为什么呢？就是它能带来安慰，它能让你快速地满足，能让你开心，能让你觉得自己活得幸福。所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饥饿。这个书中作者讲，印度人现在大部分都能吃得饱。就是几乎没有我们过去想象的饿死特别多的人，饿死人的这种情况。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来讲，我们说它几乎都是来自于人为的政策和错误，而不是来自于产量。人类现在粮食的产量已经足够全世界的人口吃了，你知道欧洲人口，欧洲的人减肥的花费，就够所有的非洲人吃饱饭。所以我们的产出和我们的消费是足够的，只是因为流通的问题，因为政策的问题，才会导致个别的区域爆发严重的饥饿。而印度人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印度人吃得越来越少。真正的饥饿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尤其欧洲历史上，有很多叫杀死女巫的故事。就是有一段时间突然爆发，说这个村里边有一个人是女巫，然后大家把她烧死了。然后为了鉴定这个人是不是女巫，就把她扔在河里边，如果她能够漂起来，就证明她是女巫，然后就拉上来烧死，如果她漂不起来，沉下去淹死了，就证明她是个人，但是已经淹死了。就是凡是被定性为女巫的人，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后来这个作者就研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杀死女巫的状况呢？所有杀死女巫的状况，都和饥饿的大爆发有关。就是一旦这个村出现了粮食的短缺，这个村里的那些老年的女性，就会被人们发现突然变成女巫，然后烧死。这是非常残酷的状况，这才是真正的饥饿。就是大家觉得实在没饭吃了，必须得清除掉一些人口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现在并不是这个问题。甚至有一次，他到帕克家里边去访问，聊了半天，结果出门的时候一扭头，发现他们家怎么有个电视，还有手机。然后就问你这么穷，你说你这么没有钱，甚至你自己都说你吃不饱饭，你怎么会有电视呢？帕克说了一句话，特别发人深省。他说，电视和手机比吃的还重要。就是他们宁肯花钱去买电视，也不愿意说我把这个钱攒下来，或者干吗去，改变命运。其实核心就是你得理解，在那种绝望的生活之下，电视是能带来安慰的，电视和手机这些东西，是能够带来安慰的，所以卡路里并不是解决饥饿问题的核心关键点。而反过来什么东西是真正带来贫穷陷阱的东西呢？是童年的营养不良。如果孕妇能够吃碘胶囊，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比其他孩子，比没有吃碘胶囊的孩子，平均要高7.5%的成绩，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差距。然后还有补铁的食品，比如说鱼酱。一罐鱼酱如果你买下来吃下来，就吃一年这样的补铁鱼酱，7美元。7美元一年的补铁鱼酱呢，可以让这家人每年增加46美元的收入，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大幅的收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贫穷的陷阱。就是很多家庭的妇女、爸爸妈妈，并不知道她们在孕期，或者孩子刚刚出生、童年的这个时候的这些补充、这些消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导致很多孩子，我们说所谓的，叫作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个是真正地输在了起跑线上，因为营养都解决不了，会得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不了解。因为他看不到，它不是当下能够获得的安慰。电视机是当下能够获得的安慰，手机是当下能够获得的安慰。但是你让我吃一个药片，管什么用，不知道，所以导致这个东西的普及变得越来越痛苦。那为什么穷人不愿意买，第一个就是感受不到，第二个就是他们逐渐地缺少了延迟满足的能力。延迟满足是一种能力。你知道你要每天下班的时候，你要控制自己走过卖泡芙，卖什么蛋糕的那个店，很难的，糖炒栗子都给你吸引过去。原因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已经没劲了，你的抵抗力已经下降了。这时候你闻到任何香味，看到任何好吃的，尤其是跟糖分有关的东西，你就会停下来买。穷人是一样的，穷人他长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然后生活那么痛苦，所以当他看到电视能够带来喜悦的时候，他一定会去买电视。而反过来，这些能够长期带来收益的东西，这需要延迟满足感，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然后这个作者还发现，食品的问题还会出现在哪儿呢？就是当一个地方的人要结婚，要丧葬，要随份子，要娶媳妇的时候。越是贫穷的地区，越重视节日和礼仪。甚至夸张到什么程度，印度这件事每年逼死很多人，很多印度的女孩在这个时候自杀。就是因为印度是嫁女儿，要花很多的钱，如果你不花这么多的钱，你的女儿根本嫁不出去。然后大家必须得约定，约定俗成你必须得花。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家的儿子结婚的时候，还要靠对方给你那么多彩礼。那假如你不给，你说我现在打破了，我跟他们不一样。那好，那整个社会的这条链条彻底要扭转，所以大量的印度家庭是陷在这里边的。非洲也一样，我们来看这里边有一组描述：“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等，这很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由于艾滋病毒的泛滥，很多年轻人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积攒葬礼的费用，便要撒手人寰了，而他们的家人迫于传统仍要大操大办。对于刚刚失去一个未来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为葬礼花费3400兰特（购买力平价约825美元），或者该家庭40%的年收入。在举行这样一场葬礼之后，这个家庭显然没有多少可用的积蓄了，更多的家庭成员则会抱怨‘吃不饱饭’。”就是大量的吃不饱饭的状况，是发生在这些地方。就是大家要拿很多的钱勒紧裤腰带去争面子，现在这个状况。因为随着中国的扶贫工作越做越好，然后中国城镇化的节奏越来越高，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球也是领先的，所以在逐渐地减少。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地区，还是这个样子。作者就说：“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片失去机遇的土地。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不把买那些东西的钱攒下来，将钱投入到真正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地方？然而，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这个我觉得，大家用悲悯的心情来看待，你都能够理解。就是如果你经历过这种痛苦的、压力巨大的生活，你都能够理解。但是作者在这里陈述的是一个事实。就是你需要他们做出长期的投资，拿出钱然后等待未来的一个结果，他们很容易不相信，他们会觉得你们都是骗人，忽悠我的人太多。所以这是我们说食物的这一章，并不是真的卡路里出了问题。第二个就是大家会想到的健康。每年大概有900万儿童活不到5岁，死亡。这其实，其中有1/5的人是死于痢疾。你知道，痢疾这个病并没有那么难治。但问题是，只需要我们花0.18美元，你想，多么小的一个数字，花0.18美元买那个叫净化水的消毒剂，把这个净化水的消毒剂，只要泡到这个家庭喝的那个水缸里边，这个水就是安全的，就是可以喝的。但是大量的家庭不会去买这个消毒剂，很多家庭喝的都是污染的水，然后很多医生和护士非常沮丧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当那些贫穷的家庭抱着孩子，非洲的那些家庭抱着孩子来医院看病的时候，护士说给你发一点糖的补剂、盐的补剂，回去冲着喝就好了，这些妈妈们就再也不来了。她们觉得说，你没给我治病，你根本就不管我。而实际上有效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不花钱的东西，你给他发糖盐的补剂，回去喝一喝就行了。他们更相信的是抗生素和手术。就是必须打吊瓶，你得扎上针，打上吊瓶，或者你做手术什么的，他才觉得这个医生是在认真地对待他们。所以大家对于疾病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疟疾，就是蚊子传播的那个疾病，疟疾的人数能够下降的话，你知道没有得过疟疾的人和得过疟疾的人之间相比，他们的收入差距在50%以上。疟疾会给这个人的童年造成大量的影响，这里边就提到蚊帐的问题。就是只要你买一架蚊帐，4美元，那么你得疟疾的概率就会下降30%，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投入。但是普及这件事情非常困难，那类似糖盐补剂，类似蚊帐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包括什么呢？我们说母乳喂养，如果你能够让一个孩子母乳喂养到6个月，这个孩子的身体会好很多，这个又不花钱，你只要坚持就好了，但是很难做。然后包括疫苗，包括维生素B，包括补铁这些东西，都是价格低、产出高的东西。但是因为它中间存在着大量的知识，就是你首先要普及的是这个知识。不普及知识，就没法让他们接受这件事情。还有家用卫生间。就是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全世界有42%的家庭没有家用卫生间。你到今天去老北京的城中心看，你会发现很多胡同里面依然是有公共卫生间，然后大家每天早上得拿那个马桶出来倒。但实际上这种公共卫生间，包括印度那种，连公共卫生间都没有，都需要在野地里边去上厕所。有一个电影叫《厕所英雄》，就是讲印度的这个厕所问题。这些人，包括男性、女性，都需要到野地里边去上厕所，这个是传染疾病、蚊虫肆虐、苍蝇特别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它的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作者就发现，你去问这些贫困人口说，你们是不是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我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但是这些表达自己非常关心健康问题的人，却不用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简单的方法。他们更愿意去寻找昂贵的药方，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一旦一生病，他们会更多地去找，在印度叫作孟加拉医生，就是在印度人看来是受过医学教育的人。但是这个作者去问了很多这些大夫，好多都是假的。就是很多人你问他说，你是怎么当上医生的？他说，我高中毕业没找着工作，我觉得当医生还不错。就这样，他就当医生了。然后弄一个诊所，然后就开始给人打针，给人吃药，好多人的办法就是发抗生素，就是打针，然后打吊瓶等等。公共医院的缺失和公共医院的服务质量的差，导致大量的贫困人口不相信公共医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叫作心理沉没成本的问题。就是穷人们觉得，免费的东西没有用。就你要给我免费的，免费吃糖丸，免费什么打针，免费接种疫苗什么的，抗拒，觉得这东西没用，他对于政府的这种极度地不信任。为什么他们喜欢打那个抗生素什么的，调查下来的心理结果是因为大家认为，希望很重要。就是我生了病我需要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来自于，有人给我打了药，有人在我体内注射了这个东西。很难接受这种提前的支付，因为疫苗是属于提前的支付。这里边作者就探讨说，我们到底是应该努力地引导他们去理解这些事情，还是应该拿出一些家长式的作风，把这些东西当作一个默认的选项。这个作者认为，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拿出家长作风是非常正确的做法。什么叫家长作风？你们记不记得，你的孩子没有打够疫苗，就不能上学，这就叫家长作风。就你到了点，你必须得有一个卡，你得来这儿划一下，你得吃掉这个糖丸，社区的大夫给你划一笔，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我们国家从解放以后到今天，一步一步逐渐建立起来的，我们从小就开始重视疫苗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政府，做得是相当正确的。就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这些东西成为必要的选项。就你不做完这些事情，你的孩子没法上学，就导致我们的孩子的起点，健康的起点至少是高的。我讲这一段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些贫困的人口为什么这么愚昧，为什么这么不懂得这些信息。你看我们都了解这个，对吗？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明智。这个作者在这儿写了一段我觉得特别感动的话。他说：“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要小得多。”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了解糖丸的原理，你了解疫苗的原理。他说：“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不用想着每天早晨往水里加消毒剂。下水道自行运转，我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运转的。我们大都相信医生会尽力为我们服务，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接种疫苗。即使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没给孩子接种疫苗，他们可能也会安然无恙，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接种过了。如果我们去健身房，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奖励我们，因为他们担心没有奖励我们会不去。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须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换句话说，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够用那种优越感的心情来读这本书。我们始终要站在那个角度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帮到一些人做些什么事。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二个，叫作健康陷阱。其实普及知识，然后用预防的方法，是更有效地把他们从健康陷阱当中带出来的方法。第三个就是上学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扶贫的对策，这里边有两派观点，第一派观点，作者叫作供应达人，第二派叫作需求达人。供应达人说什么呢？说你要普及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盖足够多的学校，你的供给要足够多，供给足够多了，这些孩子们就来上学，然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供应达人做出来这个举措以后，有的地区就使用供应达人的观点，就建了大量的学校。后来有很多人去暗访这些学校，密探去看，看了以后就发现，大量的公立学校教师的缺席状况非常严重。尤其是像印度这样的地方，印度的公立学校教师的缺席率是1/5，然后经常请假，经常就给学生就放假，所以你会发现教学质量极差。差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作者说，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不上学的话，可能比他上学学得还多一点。参加印度的一个大的测试，有70万的儿童参加了这个测试。“7到14岁年龄组中接近35%的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段落（一年级水平），而几乎60%的孩子读不出一个简单的故事（二年级水平）。只有30%的孩子会做二年级的数学题（基本除法）。这些数字令人十分震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在自家的摊位或商店里帮忙，总是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做一些更复杂的计算。难道学校让孩子们变得不会学习了？”咱们看过印度的电影，就是选学区房的那个电影。你就会发现，根本不敢让孩子上公立学校。他们觉得，上公立学校这孩子就完了，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塞到私立学校里边去。调查的结果就是，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真的太差。这个是供应达人的做法，就是你做这么糟糕的供应没有用。然后需求达人的观点是什么呢？说孩子受不受教育，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受教育有没有用，这个叫需求达人。就是如果你能够让这个地方的家长感受到，孩子受教育有用，他一定会让孩子去受教育。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欧美国家在印度建了很多离岸的呼叫中心。就是那种，你打一个必胜客的订餐电话，他是直接接到印度去。因为英语国家，印度人的英语是可以的，便宜，它的价格相当于大概美国的1/10都不到。然后当这个离岸的呼叫中心开设了以后，就发现女童的入学率大幅上升，就是因为离岸呼叫中心大量的是女性。过去女孩子不让上学，但是现在发现女孩子能够做这份工作，所以上学人多了。所以让家长觉得上学值，这才是需求达人的想法。这两边可能都需要下功夫。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尝试，叫作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就是你的孩子如果能够读到六年级，我给你奖励5美元、10美元，如果你的孩子能够读到初中，我给你奖励多少钱，读到高中给你奖励多少钱，用这样的方法来引导家长送孩子上学。但是依然有很多家长选择不让孩子上学，因为他会算这个账。这里边有一个数字，我们大家平常肯定不知道这个数字。因为对于咱们来讲，九年义务制教育，你至少得读到初中毕业。每一年的小学教育会使一个孩子增收6%。就是这个孩子是小学毕业，和没上过小学，他们的收入差距只有6%。每一年的初中教育增收12%，上过初中的和没上过的差12%。而每一年的高中教育则会增收20%。就是如果你上过高中，那你和那些没上过高中的差20%。每一年的小学教育对于女孩几乎没有价值，仅为其增收0.4%，但每一年的中学教育可以为其增收17%。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讲他们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呢？叫作孤注一掷式。你比如说我这里有五六个孩子，我没法让每一个孩子从小学一步一步地熬过去。所以大量的家长到最后，他非常理性地选择，就是其中有三个不上，两个上，然后两个上到中学熬不住了，选一个成绩好的接着上。所以最后这一家能够出现一个高中毕业，或者能够出现一个能上大学的，能够找到一份公务员工作，这个家庭的教育就算成功，他们家很有可能因此就脱贫了，这是很多贫困地区的人口的选择。所以让他们觉得值，这个教育既要自上而下地进行公立学校的教育体系，也要自下而上地允许私立学校的举办。所以贫困地区要想改变上学问题，我觉得这个真是政府有很大的责任，政府有很大的事要去做，要给老师和孩子都构成信心，让老师跟孩子有信心，才能够突破教育的陷阱。真正教育的陷阱在于信心，在于对于教育的看法，就是你能不能够一直做到初中、高中以后。现在目前最缺的就是合格的老师。现在看来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叫救助性老师。就比如说从城里边选一些大学生，然后这些大学生寒暑假愿意去支教，或者有的人就愿意留在那儿，教上一年两年。作者说，这种老师非常管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支教这件事情，支教给当地带来的这种变化，给当地的孩子带来的那种内心的点燃。因为你知道信心很重要，他终于知道说教育是有用的。你看，我看这个大哥哥，看这个大姐姐，我觉得教育是很好的，这个信心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不愿意教育的那个，叫作教育的陷阱。这里边，设立奖学金，还包括使用计算机。就是在目前我们看来，人工智能将很有可能能够减少教育的差距。这里边作者有一个希望，他说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他说：“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所以这句话我希望送给所有做教育的人，有教无类，这是关于上学和教育问题。所以在这儿可以呼吁大家，如果有时间，有空闲，我们可以联系一些这种乡村学校，我们去支教，去做做老师，实际上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扶贫是完全可以做成双赢的一个过程。因为交流，信息的交流，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去体验一下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给双方都带来促进。所以支教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接下来我们说生育问题。大家想到，穷人就是生很多的孩子。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生很多的孩子，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避孕的措施。然后这个作者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避孕渠道根本和生育率无关。就是他们早就知道怎么避孕，甚至没有避孕措施的地方他也有避孕的自己的手段。不愿意生的，他就是不愿意生，愿意生的，就能够生。所以他说，避孕的手段和措施，跟这个东西关系不大。然后有人说，小规模家庭好。因为小规模的这种家庭，孩子有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然后家庭规模太大，孩子受教育机会就会减少。这个作者讲，他们观察到的是，差别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就是有很多家庭的孩子规模很大，但是因为家长有教育的理念，他依然会让这些孩子们上学。那你说这里边，这个家庭的总收入是有限的。支出，如果孩子多的话，就一定会变多。那这个钱哪儿来的呢？并不是家庭收入增加了，而是他们发现所有，多子女的家庭的母亲的待遇都下降。就是妈妈们为了能够让这些孩子们获得公平的生活，能够去上小学，能够上初中，妈妈们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营养条件大幅下降。所以全世界的母亲是一样，就是她们会做出更大的牺牲。这两个作者调研极度贫困家庭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家庭里边作为支柱的妈妈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会生那么多孩子，核心是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比如说凡是出产茶叶的地方，女婴的生存比率就高，为什么呢？因为女孩子采茶。凡是生产粮食的地方，更愿意要男孩子，因为男孩子干活多。就是这些东西是一个经济选择。就是大家的头脑当中有这样的经济，他不知道未来谁能够养活我，谁才是真正给我养老送终的那个人。所以这个作者说他有些建议，他说：“因此，最有效的人口政策或许就是，让人们觉得没必要生很多的孩子（特别是儿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医疗保险或者养老金）或金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这会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或许还会减少歧视女性的现象。”所以很多人想明白这件事以后，他就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养老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说最大的一块，叫作穷人的风险。就是穷人所面临的风险，要比这些中产阶级要大得多。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作者讲特别有意思，他说金融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受伤最重的是中产阶级。因为货币的通货膨胀，什么乱七八糟的，穷人手里本来就没钱。所以货币再怎么通货膨胀，跟他无关，他的劳动力只要涨价，他就通货膨胀就通货膨胀。所以看起来金融危机，什么通货膨胀，对于穷人的影响都很小。但实际上，所有的穷人每天都生活在金融危机当中，只是波动性对他们的影响不大。波动性影响的是中产阶级，影响的是那些手里有钱的人。但是对于穷人来讲，他每天都生活在高度的风险之中。这里边有一个案例。有一家人已经快脱贫了，在印尼，他们家是做针织衫的，自己在家里边有一个小工厂，小作坊的工厂，生产针织衫。生产完了针织衫以后，然后就开始卖。这个其实是一个有很高收入的一个利润率很高的行业。然后就赚钱，眼看就要脱贫了。这时候他的一个朋友找他进了一批货，给了他2000万印尼盾的一张支票。结果这两口子拿着2000万印尼盾的支票跑去兑换的时候，发现空头支票。2000万印尼盾，大概相当于3750美元。这一下子他们家就立刻打回原形，陷入贫困当中，因为那边还有很多货款需要支付。他们去找警察，警察说那你先交200万印尼盾，因为我们要替你办案，你得给我钱。他们为了能够要回2000万，他们给了警察200万，给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追那个人，也没追回来。然后最后这家人把那个厂子也卖掉了，也完全破产，就彻底回归到赤贫当中。这就是我们说，一点点风险，其实也就3000多美元的收入的差别，就能够导致一个即将脱离贫困的家庭打回原形。那为什么穷人应对风险的能力很差呢？这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穷人发现风险发生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增加工作量。就是比如说，我在工地上打工，然后现在发现这个工地不雇我这种工人，那我的办法就是我到处求职，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供给会不断地增加。就是当这个社会上的需求减少的时候，供给会突然大幅增加。因为大家心慌，大家就会努力地再去做更多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他们应对风险的方式，是导致供给增加的方式，供给增加的方式会导致价格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所有的穷人都是兼职的，都是做很多份工作的。那些种地的农民，都会兼职做别的工作，做个泥瓦工，出去干个什么。所以当一个人同时兼了多样化的工作的时候，他很难成为专家，他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中都是小工，都是只能做手艺的那个人，他没法成为一个专家，所以他的价格很难上涨。再加上他们不断地迁居，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跑到这儿，他的人脉也不会固定下来，所以这是他们风险变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过去在很多农村地区发生了这种重大疾病，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婚丧嫁娶这样的风险事件出现的时候，大部分采用的就是叫作互助的方式。你看朱元璋在明朝的时候当了皇帝，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了互助制度。每个村子里边发生什么事，谁家都要给钱，皇帝亲自规定的，每家随份子多少钱。所以他们说，中国人随份子的这个习惯，从明朝正式开始的。我们很多地方是靠随份子来解决危机的。你们家要搞一个婚礼，搞一个葬礼，这需要花很多钱，可能把你们家的经济就击垮了。所以咱们全村一人凑一点，你这事就过去了。但你要知道，在所有贫困地区有一个通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有一个通则，就是重大疾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帮忙。就是你说你们家是临时结个婚，或者是出了个事，有个车祸，大家都愿意凑钱，帮你解决问题，因为大家能够看到这事可以过去。但一旦你们家这人查出胃癌了，所有的人，好一点的可能过来给你一点钱再也不来了，然后差一点的干脆就不来了，大家心照不宣。就是在印度，在非洲，在撒哈拉沙漠的村子里边都一样。就是一旦这个家庭出现了长期的重疾，大家心照不宣地也不去找别人问，也不用互助了，然后你们也不要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事谁也救不了。这就是穷人的这种风险变大的原因。你说他为什么不买保险呢？第一，穷人不相信保险公司。他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而且有那么多故事，骗人的那种故事，只要听几个这种保险公司骗人耍赖的故事，他就不买了，本来那个钱就不多。第二，保险公司也不敢保。保险公司保这么多，风险这么大，额度那么低，对于他们来讲管理难度极大。所以保险公司在这件事上是不愿意插手太多的，这个只能是靠政府的社会保险，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建立这样的保险体系。现在我们中国的农村已经建立了这种大病统筹、互助，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比印度和非洲人幸福太多了。然后还包括打工的风险。就是由于他是打短工，所以经常会面临失业的这种状况。一旦面临失业的状况，就会几个月没有收入。大家看过《平凡的世界》，孙少平、孙少安他们俩一开始在城市里边就是打短工。就是每天能够干一个活，挣两块钱，挣三块钱能够活下去，这些失业率是很高的。那说农民种地呢？农产品价格的风险对于农民来讲是最大的。就是农民是不掌握市场的，农民是把这个东西卖给二道贩子，这个二道贩子掌控着中间所有的这个信息。所以如果农民丰收了，压价，然后如果农民欠收，焦急，收得这么少。中间的这个人起到了一个价格调控作用，而他价格调控的所有方向都是偏向于自己的，他都是想尽办法让自己赚足够多的钱。所以无论是丰收还是欠收，你会发现受伤的都是最底层的农民。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有希望的方法，是物联网。就是假如我们能够让果园，城里的IT人士能够让果园，能够让农田、蔬菜的数据全部上传，那我们就会拥有一个相对公允的价格，然后城里人这些大的卖场可以直接和农民来采购，这时候农民的话语权才能够提高。但是在信息不平等的情况之下，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的风险几乎都是被农民承担，农民是这里边最难以博弈的人。然后包括为什么容易惹祸啊，容易打架或者容易喝了酒干吗。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作者说，他们跟很多心理学家求教过这件事，皮质醇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长期的贫穷会带来极大的压力。压力带来什么呢？压力带来我们头脑当中分泌足够多的皮质醇，而皮质醇这个东西就是压力激素。皮质醇会直接损害人的认知及决策能力，由压力释放的皮质醇会影响大脑的部分区域，比如前额皮质、类扁桃体、海马区，这些都是认知功能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前额皮质，该区域对于抑制冲击响应很重要。就是遇到一件事他容易爆发，他容易愤怒，他容易跟人打架，就是喜欢喝酒，借酒浇愁。就是家庭生活条件越糟糕，他越容易有这样的不良嗜好。这种不良嗜好导致脾气变得很暴躁，结果易惹祸，一惹祸陷入到陷阱当中，然后风险逐渐地变大，这些东西都是每天穷人所面临的大量的风险。那这些东西要解决，要降低，我能够想到的，可能教育是很重要的，那未来可能科技是很重要的，然后政府的保险是很重要。政府对于穷人的长期的这种支持和帮助，然后降低他们皮质醇的含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举措。然后接下来还有，那你既然这么难，为什么不搞小额贷款呢？就是给穷人提供一些小额贷款。大家知道尤努斯，他认为穷人都是天生的企业家。说我只要给他们几十美元，他就能够脱贫。他举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孟加拉的一个小孩，无业，在那儿游荡，给他20美元，拿20美元干吗呢？可以买一个鞋箱，买一个擦鞋的箱子，买点鞋油，他就可以在大街上给人擦皮鞋了。一旦可以擦皮鞋，他就有一份工作了，然后收入开始增加，他就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事了。这是尤努斯当年做小额贷款公司P2P，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原因。这里边有一个案例需要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残酷的现实。“在印度的陈耐市，如果水果贩早上从批发商那里进了1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的蔬菜，那么她晚上平均需偿还批发商1046.9卢比。支付的利息为每天4.69%。要想搞清个中原因，我们可以先来计算一下：如果你今天借了100卢比（购买力平价5美元），那么你明天就要偿还104.69卢比，如果你延迟一天还款，那么后天就要偿还109.6卢比。如果借款30天，你就欠了近400卢比；而如果借款长达一年，应还款就高达1,842,459,409卢比（购买力平价9350万美元）。”也就是说，你只需要贷款5美元，一年不还，你要还1亿美元，这就是那些摊贩每天所面临的借贷的环境。就是你越穷，你借贷的利息就越高。我们过去在中国小额贷那时候很疯狂的时候，我们经常听说这个年息40%，那个年息50%，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做什么生意能挣这么多钱呢？但是有大量的小企业主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去借这个钱，借完后他期待着下个月能够赶紧还上，然后这个导致了大量的金融的风险。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叫蕾迪的女士，一个印度的女士，她有点钱。她就发现，这是个很好的生意，而且这个生意还能够帮到很多人。所以她就降低这个利息的要求，她说我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利息。所以蕾迪的这个做法跟尤努斯是一模一样，就是发展小额信贷，她觉得小额信贷就能够帮到这些人。你不需要借那种高利贷，借那么高的钱，然后用这样的发心去做这样的事。到2010年7月份的时候，蕾迪已经发展了420万户贷款对象，然后贷出去了420亿卢比，你看这生意做得很大。为什么穷人贷款利息那么高，这里边有一个叫乘数效应。乘数效应是什么呢？这些穷人有可能还不上款，因为我担心有人还不上款，所以我就需要增加监督的人手，就监督的成本就变得越高。然后监督的成本越高，导致利息越高，导致不还款的可能性越大，然后不还款的比例越高，我就只能再增加利息，乘数效应就不断地增加，所以才会导致这些高利贷最后高到那么高。你知道穷人往往最后会找一个，有个名词，在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作最后贷款人。各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最后贷款人是什么人吗？在意大利就是黑手党，他是最后贷款人。黑手党的办法是，你向我借钱没问题，不用抵押，钱借给你，然后约好了什么时候还，然后你要不还，黑手党有他的办法，这是最后贷款人。然后在印度，在中亚地区，最有名的最后贷款人叫喀布尔人。这些喀布尔人每天身上带一个袋子，然后在集市里边走来走去，挨家挨户地串门，看起来是卖他们的手工艺品，实际上是问要不要贷款。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小额贷款的困难。咱们再说回那个蕾迪女士，你猜后来怎么样了呢？就是有一天，突然因为，当她发展到了420亿卢比以后，是大量的钱在外边散布的。突然有人发出新闻，在网上各种地方发，说蕾迪跑路了，蕾迪已经躲到美国去了，完啦，这样。然后当这个新闻出来了以后，大量的转发，就是你控制不住。然后蕾迪就赶紧站出来说，我没跑，我在这儿，然后四处演讲，就跟别人讲说你放心不会走。但是你知道那些借她钱的人都希望这个新闻是真的，因为借了钱的人趁机就不还款了。所以借钱的人找到了这么一个理由，一看，她要跑路，我不还了。因为反正别人也不还了，那我也不还了。然后最后导致你只要崩盘，你只要被抓或者你只要倒闭，那你就不会问我要钱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一旦真的跟风不还，那她就真的出现了危机，她就还不上了，她的钱就转不动了。然后这时候，她的选择要么就被警察抓，要么就宣布破产。除了贷款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穷人应该储蓄。就是我们觉得，你既然可以买电视，你把它存起来。然后这个作者就发现，在非洲很多村子里边，这些人都是存砖。就是有了钱就买几块砖，放在那儿，盖那个半截的房子。整个一条路开过去，到处都是半截的房子。这个案例我们在《事实》那本书里边讲过。就是大城市里来的人觉得很奇怪，烂尾楼，这个村里这么多烂尾楼，盖一半。不是烂尾楼，那是人（家）的银行存款。这个作者说，为什么他们会把钱变成砖放在那儿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钱根本存不下来。一旦你给这个家里边很多现金，放在那儿，需求太多了。你说小女儿想买双球鞋，你买不买，那么心心念念地想穿一双球鞋，你不给她。儿子衣服都已经破成那样了，你给不给他买。家里边过节想吃只鸡，行不行。就是太多的地方需要花钱了，所以大量的农民不存钱。他们的办法就是存砖，存化肥。就是你要等到我需要买化肥的时候拿出钱来，对不起，等不到那时候，钱存不住。所以有钱就买点化肥，放在那儿，这些硬通货既能够抵御通货膨胀，还能够把资金固定下来，这是他们的储蓄方式。而银行不愿意给这些人服务，就是因为他们服务的存款额极低。人工是一样的，人工处理一个账户，处理一个有钱的账户，处理一个没钱的账户是一样的，他需要这么多的人工，但是你存这么点钱。所以银行就提高了他们的服务费，导致大量的这些人不去银行存钱。很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是靠轮转基金来做的。什么叫轮转基金呢？大家都把钱凑在一起，有一个人看着，然后当他需要钱的时候，他就找那个轮转基金。他说我存过多少罐，你现在给我多少，拿出来啪一砸，然后再把那个钱拿出来用。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能够想尽办法地留住一些钱。这个作者帮他们算了一笔账。就是如果他每天能够少喝两杯茶，持续三天，也就是六杯茶，假如他能够少喝六杯茶，他就能够减少还款的那个利息，然后就一步一步地形成正向现金流。总之算出来的结果是，只要少喝六杯茶，他就可以远离高利贷。但是做不到。就是大量的这些小贩，每天那两杯茶省不下来，这是他们必要的支出。就好像我们在网上看那个笑话，说你看你这一包烟多少钱，你这一包烟50（元），然后你一天抽两包100块，你这一个月这就是3000块。假如你这一年把这烟戒了，你看你这一辆车就有了，这多好算的一个账。然后这个人就问他说，你抽烟吗？他说没抽。那你的车呢？也没有。就是抽烟这个行为他停不下来，就跟这个小贩他喝茶停不下来，是一样。而那个人为什么没有车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钱存不住，钱到手里边了就出去的地实在是太多。但实际上如果你理智一点的话，你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些所谓真正从底层脱贫的人，其实就是开源节流，他有超强的自控力，他有钱，他知道存下来，他知道拿它买生产资料，他知道用它来生利息，知道用它来想尽办法，帮助自己摆脱贫困。但是贫穷和自我控制之间，是有着这样的生理关系的。就是当你的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压迫，你的皮质醇水平比别人高很多的时候，你的自我控制能力就是要低很多。你想想晚上下班的那个地铁里边你就明白了，只要飘着香味的地方一定排队。就是这样，这就是自我控制的问题。最后一个板块就是创业的问题。尤努斯说，穷人应该创业。这个作者讲，这个印度作者说，他小时候他的叔叔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在证券交易所里面上班，然后他想跟他叔叔学经商。他叔叔就把他带来，说你来，你跟我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经商，把他带到证券交易所门口。他以为是要去看证券交易所，结果不是，就站那儿看三个妇女。这三个妇女拿着很多沙子，当地有海，从海里边拿出沙子来，把那些沙子铺在公路上，然后汽车开过去，汽车不断地开，碾压，然后排气，这样，把那个沙子烘干了。就是她把一些湿的海沙，拿到马路中间，让那个汽车压过之后烘干，烘干以后把那些干的海沙铲起来，放在袋子里边拿走。然后这个作者说，这是干吗呢？她为什么在这儿搞沙子，这是干吗？他的叔叔告诉他说，这就是经商。你看，一个人不需要任何本钱，一个人就可以经商。原因是在当地有很多富裕家庭要用那个细腻的、干净的白色的沙子洗碗。擦洗碗，擦洗什么东西，他用那个东西擦，一擦就很光亮很漂亮，这个东西是要买的。所以这些穷人家的妇女去海边把那个湿沙子拿来，利用大城市里的热浪，利用那个汽车把它烘干，就这么一个工作。所以他从小跟尤努斯一样，他心中也有一个想法，他说，穷人太会赚钱了，就这样的招都能想得出来，白手起家。但是你会发现，再深入一步去观察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穷人创造奇迹只在开始这一下。也就说拿海沙烘焙的这个妇女，你让她搞一个海沙加工厂，她是搞不出来的。然后她做着做着永远就徘徊在这件事上，就是撒海沙在这个地方。所以对于很多的创业的穷人来讲，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创业只是在最初，我们说那个曲线这样上来的那一刻，能够感受到收入从1美元可能变到100美元，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到了100美元以后，一旦遇到经营不善，他就回到1美元。因为要经营一家真正的企业，和开一个小摊，烘干一些海沙来养家糊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多这些底层的人经商，搞一个小卖部，搞个什么，你会发现他经营的种类越来越少，他舍不得投入。他有了钱以后，有大量的这些经过创业赚了一点钱的穷人，最后选择做什么呢？这一点很多人没法想，他们赚了这个钱以后，拿这个钱去给自己的家人买一份工作。就是想尽办法拿这个钱去找路子，让自己家的孩子去哪个地方上班，用这个方法回归到一个工薪阶层，这样的话也是一个脱贫的方向。但是他不愿意拿这个钱再投入进去，把这个生意做大。就是能够真正把这个生意从小不断，从无到有越做越大的状况，是个极少数，非常难以发生的。这个书中用到的几个案例，由小做大真的是从无到有，用的全是中国的案例。就是中国的一个农村的妇女，或者中国一个在城里边打工的一个年轻人，真的是抓住这样的机遇越做越大。中国人是真的很会创业的我觉得，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对于穷人来讲，要想真的学会创业，要想真的能够把一个事业，从糊口做成一个公司，做大，这个是有着一个极大的门槛的，这个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像我们讲《低风险创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有更多的人学会低风险创业，不要花那么多的钱，不要把身家性命都放在里边。最后他们很多人很理性的是，买一份工作算了。最后一章这本书里边讲到，政府能够起到一些什么作用。他说：“在所有极度贫困的地方，伴生性的就是政府的腐败和玩忽职守。”就是一旦政府，像印度的那些医生不去上班，这些教师不到岗也不管，然后疫苗打不了也不管这种状况，这就是政府不管、不作为、不做事。所以政府的腐败和玩忽职守，会导致贫穷的加剧。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中国的实践。我有同学原来在西安的海关工作，然后最近这几年我就发现，他整天就在农村待着。他是扶贫工作，叫对口扶贫工作。这种对口扶贫工作干了几年以后，我就发现他变得越来越开心了。就是他并没有用那种说被要求的，我必须来做这个事，我真倒霉，我去干这个事。他跟那些农村的大爷大妈打成一片以后，他找到了地气，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他帮助那些农村的人致富，帮助那些人脱贫，然后他感受到很开心。就是你会发现，真正到了农村一线，到了扶贫工作一线去做这些事的人，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焦虑和痛苦，反过来他的心胸开阔了，他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助人本身就为快乐之本。所以中国的扶贫经验在全世界我觉得都是值得借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余力，我们有一些能力，有一些技能，有一些财富，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是奉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做好事，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获得更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会让你快乐，往往给你带来的要比给他带来的还要多。当然如果你在去之前，能够把这本书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什么东西对于贫困的人口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说，了解真正的那个贫穷的陷阱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走出这个贫穷的陷阱。希望全世界的贫困人口都能够脱贫，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

来源：金融界网站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所撰写的《宏观经济学困境》（Romer， 2016）一文，把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学的批评和不满引向了一个高潮，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比他的获奖论文更广为人知的争议之作。本文通过分析该文以及相关文献存在的问题而进一步指出：罗默以及很多类似的对经济学的批评都是一种基本理论概念或基本理论分类的模糊导致的对经济学的错误责难。 按笔者的理解，一般所说的理论，包括假想描绘、分类归纳、假说猜想、因果学说、规范论说等五类。理论是人类在观察思考、寻找规律、确定行动准则时，以实证逻辑、现实经验和拟经验的方法，对自然或社会存在所做出的状态想象、概念整理、推测猜想、认知解释和价值倡导。如此理解下的经济学理论有三种类型（即“理论三分法”）：参照型理论、解释型理论、政策型理论。 相对而言，参照型理论是对假想条件下或特定假设下的经济问题进行文字或数理分析的理论学说（如内生增长理论）；解释型理论是对非假想或有较少特定假设的现实经济现象进行因果分析的理论学说（如行为经济学）；政策型理论是在特定参照型或解释型理论的基础上对现实经济提出具体政策主张的理论学说（如发展经济学）。参照型理论与解释型理论的区别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论在相对现实性上的区别，更具现实性的理论就是更趋向于解释型的理论。可是，基本理论概念或基本理论分类的模糊往往会导致出现以下三种错误：一是用对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A型错误”）；二是把参照型理论或现象的描述归纳装扮成了解释型理论（“B型错误”）；三是把以参照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夸大成以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C型错误”）。《宏观经济学困境》一文的失误正是这里所说的三种类型的错误，而罗默自己的相关理论也包含着类似的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理论的三种类型和三种错误是包含个人理解的自创概念，这个视角能否成立还有待学界进行具体的切磋，本文只能算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另外，关于罗默文章中对宏观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批评已经有文章做出了较详细的分析（陈彦斌、陈惟，2017）。该文认为宏观模型并不是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宏观经济学也并未遭遇罗默所说的麻烦。由于问题已经清楚，故本文将不再重复这个讨论，而是在概括介绍之后把重点放在宏观模型与现实脱节的原因上。 本文从“理论三分法”的视角去分析宏观模型与现实脱节的原因，认为与现实脱节正是经济学参照型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学向解释型理论发展的必要基础和起点。“理论三分法”视角的必要性和价值在于：只有清晰区分不同类型的理论，才能看准不同模型的性质、优势和局限，才能避免对经济学整体理论构成的误读和无端批评，也才能更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在强调理论模型的逻辑基础的前提下更多地把参照型理论引向解释型理论。本文对罗默“内生增长理论”和其他四个理论案例的分析还表明，“理论三分法”本身特别简单，可它对澄清经济学的某些混乱、推动参照型理论向解释型理论的发展却起到了令人意外的作用，因为对理论分类的敏感，强化了对现实条件和逻辑基础的更深入探究。 本文的论述将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罗默对宏观经济学及相关权威的批评；第二部分分析罗默的常识主义和道德主义激情以及他误读宏观经济学现状的原因；第三部分用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决定论”为例，分析他对他人的批评如何反过来击中自己的理论；第四部分通过几个典型案例（假设的现实性、需求定律、效用最大化、经济理性），进一步阐述理论概念模糊导致的对经济学的无端责难；第五部分通过分析近代以来人类进行理论探索的两种方式，总结全文关于理论逻辑基础和分类基础的核心观点。 一、罗默对宏观经济学模型及相关权威的批评 罗默《宏观经济学困境》一文的核心论点是：“在过去30多年中，宏观经济学发生了倒退。如今，宏观经济学对识别问题的处理并不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更值得信任，但它却因为更加不透明而逃避了质疑。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忽略了明显的事实，假装不知道诸如‘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引起经济衰退’这样简单的道理。他们的模型把宏观变量的波动归因于假想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不受任何个人行为的影响。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物理学中的弦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中的一种一般的失败模式——当对德高望重的领导者的尊重演变成对权威的顺从，当这种顺从取代了客观事实在科学真理中的最终决定性地位时，这种失败模式就会发生”（Romer，2016）。 罗默把宏观经济学“忽略了明显的事实”和“归因于假想的原因”看成是“对权威的顺从”所导致的“倒退”。可实际上，不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忽略明显的事实”和“归因于假想的原因”一直就是经济学参照型理论的本质规定，是罗默以及许多类似批评者在基本理论概念和分类上的模糊才最终出现了这个误读。 如本文开篇所述，经济学理论包含了参照型理论、解释型理论、政策型理论三种类型。但是，这个本质性的分类似乎很少被清晰地加以表述和传授，以至于人们对经济学最常见的不满和批评其实不过是他们“用对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的结果（“A型错误”）。而参照型理论之所以说是必要的，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理论模型（文字模型、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去完全把握复杂的现实，模拟现实的理论模型必然包含必要的简化和虚设；对复杂现实的进一步把握也只有在此基础上通过放宽假设和逐步向解释型理论靠近才可能实现。 罗默用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利率、通胀率与失业率等相关事实批评了“货币政策并不重要”的观点，批评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用虚构的技术冲击而不是人们的实际行为去解释宏观变量的波动，还批评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用更多的虚构冲击和粘性价格去发展或打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 罗默总结说：“‘所有模型都是假的’这一论断似乎已经被普遍用作一种理由来抛弃那些与流行模型不相符合的事实。这些来自方法论的托词，这些‘无法令人信服的’对事实的抛弃，反映出模型对真理不置可否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讽刺，使得这些模型应该得到它们自己的标签。我给它们起名叫作‘后真实模型’。……当模型中变量的数量增加时，模型识别问题将会更为糟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家在决定出现什么结果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计量经济学家可以去搜寻一些先验分布施加给看似次要的参数上，以找到那些给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参数带来预料结果的先验分布”（Romer，2016）。 罗默还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普雷斯科特和萨金特的“失败”：“当有些人受自身利益驱动时，对科学的威胁就产生了。人们总是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如果科学要求它的参与者是无私的圣人，那它永远也不会存在。就像市场一样，科学是一个使用竞争把个人私利导向集体利益的社会制度。问题是，在科学中的竞争就像市场竞争一样容易出现互相勾结。卢卡斯、普利斯科特和萨金特推动了后真实宏观经济学的发展。1980年以前，他们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做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当这些贡献引起可能是讽刺的、蔑视的、过了头的批评时，他们就都‘躲到了洞里’”。 总之，罗默的批评集中在主流宏观模型忽略明显的事实（货币政策的作用）、迷恋超现实的外生冲击（非现实假设）、随意对待参数识别或取值、夸大宏观模型的作用（“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顺从权威意见并相互纵容等五个方面。 二、罗默的常识主义和道德主义冲动及其隐含的逻辑困境 罗默（Romer，2016）的以下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忽略了明显的事实”，现有的宏观经济模型错误地认为“货币政策并不重要”，科学无法“要求它的参与者是无私的圣人”，科学界的成员们应该“培养的是一切都不是神圣的和权威应该永远受到挑战的信念”，冷漠的容忍比起坚定地维护“一个明显的错误对科学更具有腐蚀性”。遗憾的是，这些看法正确得太普通、太常识化了，而我们更关心的其实是一些更有技术含量的观点及其说服力。 当罗默说“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科学和背叛朋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朋友”（Romer，2016）时，他确实显得形象高大。但是，罗默在常识主义和道德主义上的正确，却不幸扭曲了宏观经济学权威所犯错误的性质。所谓常识主义，是指只考虑理论逻辑与现实的表面对接，而不考虑理论类型的性质、理论传统（特别是新古典参照型理论传统）的惯性以及理论与现实对接背后的政治文化作用。所谓道德主义，是指过分强调利益追求压倒真理追求所包含的败德的一面，而忽视了理论模型的细节选择，也包含着认知局限甚至是价值偏向和理论传统可能限制认知深度的另一面。 宏观经济学权威及其追随者的主要错误，其实不在于忽略了明显的事实或迷恋超现实的外生冲击，也不在于随意对待参数识别或取值及夸大宏观模型的作用，甚至也不是为了维护共同体利益而相互包庇，他们真正的错误是：当宏观经济学家们因为现实的复杂而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参照型理论的范围时，他们的自我设限会形成一种忽略明显事实的“参照型思维惯性”。有时，这种思维惯性会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会误以为自己的参照型理论已经是有效的解释型理论或政策型理论的基础。 也就是说，罗默误以为宏观经济学家们犯了常识错误和道德错误，可他这个看法本身却是因为理论概念模糊导致的“用对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的“A型错误”；而宏观经济学家们犯的错误其实是“把参照型理论装扮成一种解释型理论”以及“把以参照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夸大成以解释型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型理论”的“B型错误”和“C型错误”。不幸的是，罗默的基本概念模糊也使人们可以反过来考虑他自己是否也会犯“B型错误”和“C型错误”，即考虑罗默自己的理论是否已经成为解释型理论而可以避免参照型理论那些挨批评的局限。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参照型理论的局限该不该批评？批评者自己是否已经摆脱这些局限而更有批评他人的资格？批评者也有类似局限是否将陷入“批人批自己”的困境？对宏观经济学的不满应该是一种对常识错误和道德错误的不满，还是一种对参照型理论太多而解释型理论太少的不满？ 罗默看不到问题所在，恰恰说明他自己很可能也大有问题。罗默在该文里提到卢卡斯的自相矛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罗默说：“当卢卡斯和萨金特（1979）写道‘任何人如果声称具有给出定量经济政策建议的能力，那么就必须解决时间序列的结构模型中的识别问题’时，他们使用‘任何人’这个词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得到拒绝回答识别问题的通行证。……卢卡斯（Lucas，2003）提出了一个事实论断，其错误更严重：‘我此次讲座的论点是，宏观经济学在这个原始意义上已经成功了，即它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所有实践中的目标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事实上已经解决很多年了’”。 为什么说罗默批评卢卡斯自相矛盾本身大有问题呢？因为，卢卡斯清楚地知道，“结构模型中的识别问题”会限制“定量经济政策建议”的有效性，但“宏观模型依赖于并不可信的识别假设”却是这类模型所反映的参照型理论的必要局限，正是这种局限以及对此的不敏感才导致了卢卡斯等在看待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时显得犹豫不决甚至前后矛盾。即是说：在参照意义的模型范围内，卢卡斯不太承认货币政策的重要性（2003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讲演）；而在理解现实的模型范围外，卢卡斯又不得不承认货币政策的重要（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讲演）。关键在于，这不是一种常识所理解的“夸大自己宏观模型作用”而自相矛盾的错误（罗默所批评的常识错误），而是一种因为局限于参照型理论又夸大了参照型理论而自相矛盾的错误（“C型错误”）。 当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经济稳定导致卢卡斯自我膨胀地宣称“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Lucas，2003）时，卢卡斯所犯的错误就是他“夸大参照型理论作用”的错误，不是罗默所批评的“维护自己宏观模型局限”而自相矛盾的错误。“夸大参照型理论作用”的结果当然是“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很快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证伪。 同样重要的是，卢卡斯等的模型不太承认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包括货币主义者）没有发展出强调货币政策重要性的模型；而即便强调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的模型就能摆脱参照型理论的特征（包括涉及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的重大区别），从而能完全解释现实中的宏观经济波动。例如，在解释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上，货币主义的模型就不如费雪的“债务-通缩论”更有说服力。 这里要说明的是：（1）参照型理论与解释型理论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多数理论模型往往因为明确或暗含的非现实假设（包括文字模型或数理模型的前提假设、计量模型确定参数的选项假设和参数识别的数值假设）而仅仅是参照性质的，我们只能把其中最具有解释力的看成是解释型理论或更偏向解释型的理论。（2）即便是非常成功的解释型理论，也不意味着现实的经济政策选择一定能按照这种解释型理论来操作，因为有效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决策背后的公共选择过程则完全可能是另一回事。（3）短期经济波动的原因同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样复杂，不管是货币还是信贷都无法单一解释，即便是把货币或信贷当成主次原因中的主因也无法揭示现实的全貌，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可能急需确立一种“要素边际推移”的新观念（参见下节的进一步分析）。 本节的要点是：参照型理论必然有局限，夸大参照型理论不行，把夸大参照型理论当成夸大某些具体理论也不对。罗默对主流宏观模型依赖外生技术冲击的批评自然让人联想到其把技术创新引入宏观分析的“内生增长理论”，尽管前者涉及的是短期波动，后者涉及的是长期增长。因此，下一节要分析的是，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后续的“制度决定论”的局限正是他对他人的批评会反过来击中自身的明证。 那么，为什么说“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决定论”也像卢卡斯等的理论一样都只是有局限的参照型理论？这种局限对罗默的常识主义和道德主义观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三、“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局限 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技术变化是市场激励的内生结果，技术具有近似于可重复共享而不受损和不增加成本的非争夺性质。新知识具有无限性和外部性，运用知识的边际生产力递增，但知识本身的边际收益递减，故政府鼓励知识生产的政策是必要的。人口质量比人口数量更重要，有溢出效应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国别增长存在差异，大国具有规模效应，参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一）“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对比 在为《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经济增长”词条中，罗默把经济增长类比成烹饪，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更好的食谱，不只是更多的烹饪。但是，新制度主义的“诺思诘问”却几乎完全否定了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诺思诘问”说的是，如果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说的那样，资本、劳动、知识、教育、技术、创新等等都很重要，那为什么有些地方能有这些要素而有些地方却不能有呢？ 显然，“内生增长理论”只是一种存在非现实假设的参照型理论，因为它假设制度是增长原因分析中可以忽略的。可在诺思的“制度决定论”看来，问题不是更好的食谱，而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能有好的菜谱和烹饪技术，而有些地方却不能。这个问题的存在自然意味着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也同样包含了“忽略明显事实”，因而也包含了适用范围有限的某些非现实假设。实际上，“诺思诘问”击中了包括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在内的所有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要害：这些理论只考虑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不考虑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诺思看来，资本、劳动、知识、教育、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等等的增加，本身就是增长而不是增长的原因；新古典增长理论说的是增长的来源，可现实需要知道的是增长的根源。 这就是说，同新古典传统的其他理论一样，“内生增长理论”也是一种罗默在批评宏观经济学时所说的“忽略了明显事实”的参照型理论，它也存在罗默所挖苦的“假设A……假设B……等等，所以我们证明了P为真，那么这个模型就被识别了”的类似问题。即便罗默把外生技术冲击内生化了，也还是不可能解决“忽略了明显事实”的问题。这当然是经济学参照型理论的本质规定，也是罗默无形中所落入的自设困境。可是，“忽略了明显事实”的参照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是迈向知识完整性和有效政府政策的必要起点和参照。所以，罗默要拒绝的是用解释型理论的要求去批评参照型理论的思维，是以为自己的理论已经摆脱了参照型局限的幻觉。 这当然也反过来表明，他所批评的那些宏观经济模型并不像他说的那么不堪。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V.V.Chari曾批评罗默对宏观经济模型只会破坏而没有建设，罗默的反应是：“我在说车坏了，而别人却说，罗默是个坏蛋，因为他修不了车”。罗默心中也许有一种对知识完整性和政府政策有效性的追求，但他对这个评论的反应表明的只是一种无言以对。虽然，相互批评总是必要的，但问题却在于能否在此基础上拿出更好的替代性理论。 （二）罗默的“制度决定论”及其局限 罗默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局限性，所以他后来转向了诺思等所倡导的“制度决定论”，认为更好的食谱只能出现在有更好制度的地方。罗默在《新卡尔多事实》一文里开始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一个考虑到创意的模型显示，制度比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的更复杂、更重要。……一个悬而未决的政策问题是，如何设计最优制度以支持非竞争性创意的生产和分配。……像公共教育和大学一样，制度对理解人力资本的增加也相当重要。制度本身也是创意——它是影响资源配置的发明，人们追寻更好制度的努力从不曾停止过。……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有望建立一个制度演进的简单模型。将这样的模型与本文所概括的研究增长的统一方法相结合，一定会形成一个宏大统一的经济学理论”。而罗默在《全球化的哪些部分对追赶型增长是重要的》一文里甚至提出：“如果元制度（即改变制度的制度）的创新能使人们更容易地将现有制度转变成在其他地区已经成功运作的制度，那么它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创新”。 罗默还因此大张旗鼓地推介他的“宪章城市”实验，认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推行西方人治理的方式来实现经济起飞。不管这是一种旧殖民主义模式的复制还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实验，罗默从2009年开始就开始推销这个计划。可是，2011年初在中美洲小国洪都拉斯展开的“宪章城市”实验，不到两年，就因为洪都拉斯当局在具体运作上对罗默及其专家顾问团队的不透明而告终。 罗默似乎未能认识到，“制度决定论”确实使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从参照型理论向解释型理论迈进了一步，可“忽略明显事实”的问题还是未被解决，“制度决定论”仍然可能只是对文化有非现实假设的参照型理论。其实，“宪章城市”实验的制度主义理论依据离真正能说明经济增长的解释型理论还有一定距离，离能指导经济起飞的政策型理论也还相当遥远，其中被“忽略了的明显事实”是：制度与具体制度运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的“制度决定论”本质上只是一种忽视经济增长背后的文化运行特征和公共选择特征的理论。 不管理想状态的“制度决定论”如何，罗默版本的“制度决定论”的盲点在于：制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制度在具体运行环境下的有效程度，制度的具体运行环境因此至少与制度一样重要。制度的运行在文化偏向上是非中性的，制度的运行在利益偏向上也是非中性的，这是制度的文化运行特征和公共选择特征的含义。即是说，不是因为制度在西方国家能有效运行并推动了增长就证明制度重要，而是因为特定制度在特定文化下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才证明了制度重要。罗默那种未把文化纳入分析的抽象制度和元制度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存在的。特定的政治人物和政策有可能推动文化的变迁，但核心文化规则往往是最难改变的。 问题还在于，经济增长是政治依赖的，而政治目的则是多元或非唯一为增长的。罗默喜欢拿中国的经济特区与“宪章城市”进行类比，这显示了他似乎不知道具体政治情景下的公共选择为何物。因为，将洪都拉斯的“现有制度转变成在其他地区已经成功运作的制度”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工程问题。经济增长其实并不单单是在有利于增长的特定制度文化推动下的一种结果，而更主要的是特定制度文化中的各社会主体在寻求自我分配优势的政治博弈后还能碰巧推动增长的一种附带性结果。 （三）参照型理论的思维惯性与增长理论的要素协调 罗默的“宪章城市”实验不仅涉及对制度、文化和公共选择的认识，还涉及一个经济学家对理想参照、理论解释与政策主张之间界线的敏感程度。经济学家确实可以对改造世界起作用，但经济学家的这个作用也是有严格条件的。对这些严格条件的关切往往使一些经济学家更注重于解释世界；而另一些更热衷于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家可能因此把更注重于解释世界误读为“学不致用”，并因此在没学透彻的情况下就匆忙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行动之中。知行合一固然可贵，但知不透则行不果。在这个意义上，罗默“宪章城市”实验的失败不仅是他的增长理论的失败，而且也是他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认知的失败，即他的失败表现在，绕过了一种更贴近现实的解释型理论而从新古典参照型理论直接进入政策型理论。 一个有诺奖级创意理论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提出如此行不通的创意呢？那可能是因为，新古典主义和有强烈新古典色彩的制度主义增长理论的潜意识里都以为，只要有了一个充满公式和模型的菜谱就能够西式机械化地烹饪出一道道美味佳肴。遗憾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对现实的解读就如同青春期的恋人对所爱对象那样充满了自我幻觉。新古典增长理论逻辑上是一种可以从前提推导出结论的社会工程学，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才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成了可以不顾公共选择背景的社会工程师。可如果配角性质的经济政策顾问膨胀成经济增长工程的操刀手，一个经济学家就可能会在升腾为“上帝”的同时陷入自我幻灭。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的认知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因为其实多数人对此是有理解的。这里所说的认知是指能否把一般的知识特意地纳入理论逻辑，并进一步把它方法论化并变成自觉的思维，从而在所有的经济增长解释和其他经济分析中都能避免出现逻辑遗漏。或者说，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的把握是一个“常识认识-纳入逻辑-方法论化”的三层认知过程。别人说完了你马上懂，根本不意味着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思维。实际上，在这个方法论问题上犯错误的经济学家往往都是因为未能把谁都懂的常识彻底地固定在自己的分析逻辑里。 罗默曾经激烈批评经济学中的数学误用和滥用，认为误用导致了滥用，人们对枯燥推导过程的冷漠又加剧了滥用。可实际上，即便经济学用对了数学也会有滥用，人们的冷漠也只不过是在显示过分数学化的参照型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上的局限而已。更明确地说，作为通过远离现实来把握现实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理论本来就无法避免数学滥用，不是数学家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不误用数学（且不去说数学包装的潜规则）；新古典理论也只有用数学化的理论模型来压倒现实化的理论模型，才可能实现“低因果密度的模型”对“高因果密度的现实”的把握。所以，用正确的数学把现实的真问题掩盖掉，这才是真正的数学误用和滥用。这意味着，在新古典思维的支配下，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博弈的认知不是一个“是否有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否把参照型理论转化为解释型理论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在其《经济学规则》里说：“不要被数学吓到。经济学家运用数学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其实，构建数学化的参照型理论和构建现实化的解释型理论是不同的聪明，因参照型理论的思维惯性而把参照型理论当成解释型理论来用那才是真的不够聪明。 对经济增长理论来说，困难的并不在于认为某个因素“最重要”或“也重要”，而在于逻辑地协调自己认为重要的各个因素，或者在各有道理的情况下逻辑地协调自己和他人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罗默的获奖理论“知识-教育-技术”与后续理论“创意-制度-人口”显然无法得到自我协调。例如，前者强调人力资本，后者强调制度创新，这就涉及“人力资本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协调问题；前者强调人口质量，后者强调人口数量，这也涉及哪个因素更为重要的问题；而如果因此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重要，那么，这种大杂烩式的综合就可能会因为面面俱到而完全取消了理论。还有，即便在特定的制度文化前提下强调技术创新，我们也面临着技术发展加速而经济增长率却降低的“生产率悖论”；这个悖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这背后自然也包含着不同增长因素在重要性上的协调问题。 迄今为止，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仍然无法解决各个重大因素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当然也是不同理论依然自话自说，并因多元竞争的假象而让人心安理得的原因。可是，逻辑协调从来不是一个为尊重多元竞争而强调多元竞争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彻底性和现实迫切性的问题。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可能急需确立一种“要素边际推移”的新观念而展开一种新的理论综合。 四、经济学家的常见病：关于“理论类型模糊”的四个典型案例 在“理论类型模糊”的问题上罗默并不是孤单的，本节将用经济学中的四个典型理论案例（假设现实性、效用最大化、需求定律、经济理性）来进一步解释本文提出的“理论三分法”的含义和重要性。 （一）弗里德曼的“预测至上论” 第一个案例涉及弗里德曼的“预测至上论”。罗默提到“忽略了明显事实”的理论模型往往会引用弗里德曼的“理论越重要，其假设就越不切实际”作为辩护。上文已经分析了，“忽略明显事实”是参照型理论通过简化去把握复杂现实的必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所提供的标准辩护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已经被证明是导致理论混乱的一个始作俑者。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被广为引用和争论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认为：我们不能用理论假设的现实性来检验理论本身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给形式化的理论赋予经验含义，形式化的理论很可能也大多得益于经验（不排除灵感和想象），但理论是因为从假设推到结论的内在一致性而不是经验含义而成为理论的；如果理论的假设与现实条件相符合，理论的结论又与经验事实相一致，那么该理论就具有外在一致性；但重要的不是理论的外在一致性（如利润最大化假设与厂商的追求），而是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所规定的理论适用范围（如厂商的商业行为）；理论结论符合所要面对的经验事实，整个理论在特定范围内具备预测能力，才是检验理论好坏的关键。 弗里德曼强调两点：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比经验内容更重要，理论的预测能力比假设的现实性更重要。弗里德曼对理论假设现实性的轻视招来了普遍的不满，但几乎所有批评都没有击中弗里德曼的弱点。按照本文的“理论三分法”，经济学理论有参照型理论、解释型理论、政策型理论之分，对这三种类型的理论来说，理论的内在一致性确实比经验内容更重要，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确实是理论本身的第一生命。但是，不同类型的理论对假设的现实性却有不同的要求，参照型理论（如一般均衡论）的假设无须具有现实性，但解释型理论（如行为经济学）和政策型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的假设却必须具有现实性。 在预测能力方面（包括趋势预测和精细预测），人们对不同类型的理论会有不同的期望。参照型理论的功用在于提供分析的逻辑基点和理想参照，故人们对其预测能力的要求并不高，即便它具有预测力也不值得夸耀（停摆的钟一天也能对两回），而人们对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的预测能力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理论的预测能力面临不确定性的本质规定，理论预测力往往受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并且预测失败是更普遍的现象（否则人就成上帝了）。所以，参照型理论的基点作用比预测力更重要，解释型理论的解释力比预测力更重要（尽管预测力强的理论会更有竞争力），而政策型理论的利害偏向则比预测力更重要。 总之，弗里德曼的“预测至上论”由于忽视了理论的不同类型而夸大了预测力的重要，贬低了假设的现实性对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的要求，最终导致了与假设现实性、解释力、预测力相关的讨论陷入混乱。把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看成“工具主义”也只有在参照型理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解释型理论要求的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工具主义”。另外，那些一直在批评经济学理论前提假设不现实的人特别需要理解这个“理论三分法”，以避免对参照型理论进行没完没了的误读和批评。经济学的底层理论就是当参照用的，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通过放宽理论假设（如科斯定理中的零交易费用假设）发展而来的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 （二）“效用最大化”假设 第二个案例涉及经济学最基础的“效用最大化”假设。在消费者理论中，效用最大化指的是既定收入下的多种消费选择均衡，即个人通过多物品综合选择的边际效用均等化去实现既定收入下的效用最大化。如果用A1、B1、C1表示多种效用物，那么，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就是总量不同的A1、B1、C1在增量上的效用相同。显然，效用最大化是参照型理论，不是解释型或政策型理论。它假定完全理性、完全信息、无交易费用，这些都是分析消费选择的有用出发点和参照点，因为完全抛开参照去理解消费选择的做法只会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 在经济学的解释型理论里，效用最大化会被加入修正条件，最常见的两个修正是：加入预期及不确定性（涉及理性、信息、交易成本），扩大效用概念的含义（涉及物质效用之外的精神效用和情感效用）。由于效用最大化本身的结果论含义，第一个修正之后，它对现实的解释还是可能不对。因为，A1、B1、C1是多个效用物，但在A里可能有A1、A2、A3多个备选，为什么是A1被选中呢？参照型理论的解释是，个人知道A1的结果效用最高；解释型理论的解释是，个人在有限理性下知道A1的预期结果效用最高。然而，结果论的思维考虑的是决策的结果效用，不考虑决策本身所可能具有的效用，可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在家庭或社会中的决策本身可能具有极高的效用，这就是“谁说了算”的效用，即实现个人意志的精神效用和情感效用（第二个修正）。 个人意志自然不从属于有限理性的范畴，有限理性涉及结果的计算和预期的理智限制，个人意志涉及的是可能包含结果的当下满足或意志实现，它是包括并超越了理性限定的个人追求。所以，从现实和解释型理论的角度看，人的行为不再单单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意志最大化。这里，还要注意区分追求意志最大化与实现这个意志最大化。意志一词借用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及尼采的“权力意志”两个含义，生命意志比权力意志少一些人际优势含义。人的一个本质，其实就是追求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含义的分配优势。总之，意志最大化才是真正符合现实逻辑的人的基本行为假设，但是，这并不妨碍效用最大化成为经济学参照型理论的标准假设，这当然也是批评这个假设的人所要注意的。 （三）“需求定律”的有效性 第三个案例涉及“需求定律”的有效性问题。需求定律说的是，在其他因素不变时，商品的价格低需求量就高，价格高需求量就低（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斜率为负）。显然，需求定律是典型的参照型理论，因为“其他因素不变”就是典型的非现实假设，是简化分析，只看需求者代价，不看替代品价格、需求者收入以及需求迫切性与多样性的参照起点。所以，如果有人从“需求者的成本收益决定商品供求，供求是因、价格是果”去批评需求定律，那就完全文不对题，因为这是在拿解释型理论去要求一个参照型理论。 需求定律在与假设对应的范围内，其实已经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过，“吉芬商品”确实是需求定律的反例：在特定情况下，土豆的价格上升会引起需求量的增加而不是下降，因为土豆价格上升会有强收入效应，穷人会因此少买肉而多买土豆为主食。某些炫耀商品或“凡勃伦商品”，价格上升需求量也上升，因为富人愿意花更大代价购买社会羡慕（投机品也因阶段性涨价预期而类似）。很明显，如果考虑了收入和需求迫切性与多样性，参照型理论就已经通过假设的变动而被修正为解释型理论，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因此扩大。这就不是区别“意图需求”与“实际需求”或区别心理规律（不可证伪）与实际规律（可以证伪）的问题，也不是它因隐含“价格外生论”而有误的问题了。 可见，如果不能从“理论三分法”的角度看问题，就经常会犯两类错误：一是改动参照型理论的前提假设（如把价格外生改为价格内生），然后说这个参照型理论不成立。二是把参照型理论当成解释型理论，不改变假设就拿来生硬分析和解释现实（如硬说现实中的价格是外生的）。“理论三分法”如此简单和清晰，但许多参与讨论需求定律的对错和验证问题的中外经济学家都不能如此去看问题，这表明这个分类学思维的重要性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 （四）理性概念 最后，第四个案例涉及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批评经济学的理性概念不现实，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概念确实是理想参照性质的，但是，这也意味着经济学除了有参照型的理性概念，也存在解释型的理性概念。要完整地理解经济学的理性概念，就必须理解以下五个方面： （1）像阿尔钦那样区分事前理性与事后理性。事前理性是主体采用过程标准进行判断的理性，事后理性是评论者采用结果标准进行判断的理性，事后理性是不能用于解释主体行为过程中所面临的局限的；事前理性偏向于有限理性，事后理性偏向于无限理性。 （2）避免拿社会理性去完全否定个人理性。社会理性偏向于社会标准，个人理性偏向于个人标准，不能拿社会客观完全否定个人主观，社会应该为个人偏好留有余地，特别是要考虑西蒙所说的个人的有限理性。 （3）像贝克尔那样把利他主义包括在个人精神自利的范围内。利他也是一种自我满足，行为主义者所说的“强互惠”并没有超出理性的范围，理性是个体-群体演化博弈意义上的理性；行为经济学对经济理性的批评并不完全成立，行为主义是把参照型的理性概念发展成为一种解释型概念的典型案例，认为行为主义将成为经济学的未来，显然是误读了经济学的整体理论结构。 （4）避免拿静态的抽象理性来否定动态的情景理性。理性不仅涉及事前事后、群体个体、利己利他，还涉及财富状态、环境状态、动态分配状态、制度文化状态等。 （5）确立解释型理性与参照型理性的观念。事前理性、个体理性、利他理性、动态理性偏向于解释型理性，而事后理性、集体理性、利己理性、静态理性偏向于参照型理性；这两类理性都有自己的意义和局限，不可偏废或夸大任何一类。有了这种总体把握，就能够避免总是从完全理性的假设去批评经济学，似乎经济学只有参照型理论而未能发展出解释型理论。 另外，理性概念可以只涉及利益而无须引入公平，广义利益可以涉及初始分配与未来分配，还可能涉及相关各方的财富状态、环境状态、安全考虑等等。在常识里，理性是一个结果概念，如果超越常识，会发现用理性和非理性进行事前分析存在本质性的困难。常识性结果论的缺陷在于，它在进行事前分析时，往往暗中套上一个仿佛已经知道的长期结果。马克思和巴菲特的价值论（社会必要劳动、内在价值）都碰到结果论的困境，当然，布坎南的“一致同意”过程论也有困境（过程也可能包含某种结果的知识），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微妙。 理性还可以有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分，训练理性与非训练理性之分，设计理性与非设计理性之分。但是，事前事后理性依然是最基本的，事后理性是指按照某种结果标准来衡量的理性，因此事后理性也是结果论理性。人在事前一般都按照自己的情景确定行为，即便知道社会或别人的结果标准也未必会照办，这个事前理性就是有限理性，而事后理性暗含一种无限理性的观念，这就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观念。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曾被批评为同义反复，适者则生存，生存的即是适者，故整个逻辑接近于事后理性。短期、长期理性说的是有某种客观标准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训练、非训练理性说的是是否用某种合意的结果来训练人们照办；而设计、非设计理性（哈耶克用语）则是指是否包含政治强制的客观工程设计。 新古典理论是经济学的根基，因此经济学家特别容易中结果论的毒，一切都从主体似有似无的参照型理论去思考问题，不少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往往是缺乏自我意识的。但这个问题在社会科学里也很普遍，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包含主体似有似无的幻觉。按布坎南的说法，方法论也许不能干出什么，但它至少能让你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如果从主体思维出发，就不容易陷入客观主义结果论。不过，主体思维也要反思，不能主观相对主义化，不能完全排除结果对过程的影响（“布坎南陷阱”）。经验反过来可能成为过程的参照，这个事实可以被用于控制各种外部性事件（如金融危机）。“市场行为者比监管机构更清楚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已经被证明可能出大的外部性问题，但是，政府的公共决策也是一个自利过程，干预也可能搞乱市场。可见，过程理性与结果理性最后都归结为演化博弈了。 五、小结 纷繁多面的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人们对这个社会是如何理解和增进理解的呢？有两种方法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种方法是对社会进行一些不完全现实的假设，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一些把握现实的因果性或描述性的理论框架；第二种方法是强调某些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因素，并在忽略或暂时忽略其他所有因素的情况下确立一些把握现实的因果性或描述性的理论框架。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近代以来的学科分立发展就是在不同的社会侧面运用这两种方法的结果。 按照这两种方法去理解社会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既然谁也无法完全把握住哪怕仅仅是社会的某个侧面，既然我们只能从不完全现实的假设和强调个别因素这两种方式去逼近真相，那么，增进对社会的理解就可以通过相应的两种方式或两者的某种混合来实现：逐步增加理论假设的现实性，探索和发现被暂时忽略的更重大因素并不断进行综合。 学术进步的要点不是去抽象地说“谁也不会全对”，而是要按公共逻辑规则具体地说出“到底错在哪里”。仅就基本方法而言，前人按照这两种方法构建的理论模型都不可能是全错的。我们只是在采用了更加现实的假设，或者发现了更重要的因素，并证明了新的理论确实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之后，才可以说前人的理论是存在局限的，或者说前人的理论在某个环节上完全错误。同样，后人也可能按相似的方式提出新理论而扬弃现在的理论。 但是，人们在强调自己的进步和正确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走向过分否定前人的四个极端：（1）把基本方法论带来的必然局限或基本假设的有限适用范围当成错误（如罗默对宏观经济模型的批评）。（2）在忽略前人的理论假设已经被改进的基础上，片面地抓住某个问题而把自己的经验研究当成一种理论革命（如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3）忽视前人理论的参照意义和为后人提供前进基础的作用（如许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4）不能把前人所强调的因素当成自己在发现更重大因素或进行理论综合时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的提示。 可以说，对现代经济学的很多批评，都是上述前三种极端的表现。本文从一种经济学的“理论三分法”入手，通过分析罗默的《宏观经济学困境》和“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四个典型理论案例，希望能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经济学的整体理论及其应用，也希望人们能因此避免很多对经济学的无的放矢的批评，更好地促进理论发展。 就罗默批评宏观经济学的反现实和滥用数学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反现实和滥用数学，而是经济学的参照型理论（包括他的“内生增长理论”）很难不反现实和滥用数学。如果反现实和滥用数学是一种“恶”，那也是参照型理论为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提供起点的一种必要的“恶”。 当沉溺于参照型理论（且未能转换为解释型和政策型理论）的经济学家们对解释现实和提供对策显得过分自信时，那就应该马上让他们重温一下那个暴露“参照型思维”的著名笑话：1983年德布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一些记者去找他，想知道他对经济走向有何看法。据说他想了一会后说：“假设一个经济体里有n个商品和m个消费者……”。 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上，偏重数据实证而忽视逻辑实证的倾向，很可能已经妨碍了我们通过确立一种“要素边际推移”的观念去进行一种真正的理论综合。罗默对宏观经济学和数学滥用的不满，实际上是一种对参照型理论太多而解释型理论太少的不满，但由于基本概念的模糊和学术传统的惯性，他自己的研究其实是在强化而不是在突破这种困境。

走进经济生活里的一切 导读： 炒房炒到1500万值得羡慕，但工作赚到1500万更值得尊重和敬佩，因为前者主要靠运气和眼光，后者主要靠知识和技能。人才越来越贵是必然的趋势。1980年代最缺的是粮食，1990年代最缺的是资本，2000年代最缺的是土地，2010年代最缺的是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来源丨金融研究院（msmacro） 作者丨如岩人的收入分两种，一种是作为Employee（打工）的劳动性收入，一种是作为Employer（老板）和Investor（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 劳动性收入 代表一个人创造的实体财富，主要来自增量。 财产性收入 更多的是代表一个人集聚的金融财富，主要来自存量。简单来说，马云的股权从100亿涨到200亿、北京的房子从1000万涨到2000万都是财产性收入，不直接计入GDP，而任泽平博士1500万年薪直接计入GDP。一年通过财产性收入大赚一个亿的大有人在，多到大部分你都不认识，但一年通过劳动性收入赚一千万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基本都是备受尊重的社会精英。 炒房炒到1500万值得羡慕，但工作赚到1500万更值得尊重和敬佩，因为前者主要靠运气和眼光，后者主要靠知识和技能。 人才越来越贵是必然的趋势。 1980年代最缺的是粮食，1990年代最缺的是资本，2000年代最缺的是土地，2010年代最缺的是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谁拥有别人不具备的知识和技能，谁就能成为最贵的人才，资本就会愿意为你买单。尤其对于像恒大这样的大企业来说，不是老板人傻钱多，而是因为一个关键的人才的确可以为他创造数以亿计的财富，或者避免数以亿计的损失。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梳理一下全球劳动性收入最高的人群，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1500万年薪或许只是一个起点。一年赚几千万的经济学家、CEO，还有赚几个亿的球星、作家、画家、明星。这些人才会越来越多，未来人才的价值可能超乎你想象。开始之前，做 几个数据说明 ：第一，统计的只是公开的劳动性收入，包括薪水、代言费、版税等，不包括投资赚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加入财产性收入，以下任何一个人的收入可能都要再翻几番。第二，统计的只是税前收入，由于各国税率的不同，税后收入可能会有巨大的差异。第三，数据不完整的以最近一个年份代替。第四，有些行业国内外差距很大，分别排列以供参考。（以下单位皆为万元人民币） 一、体育明星 （1）足球 （2）网球 （3）篮球 （4）棒球 二、作家 三、首席CEO 四、娱乐明星 五、画家书法家 六、模特 七、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分两类：一类是在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一类是不在机构的独立经济学家。但公开数据只能查到一部分进入上市公司高管序列的首席经济学家的薪酬，比如李迅雷老师，李迅雷老师在2016年12月1日离开海通证券，11个月任期税前薪酬累计获得987.29万元。其他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收入只能靠新闻报道来估算，比如任泽平博士的1500万。对于一些非机构经济学家，可以根据活动场次来估计。 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场均能达到10万以上，更有极个别可以达到30-80万的天价，如果按一年50场活动计算，仅演讲收入就能轻松达到500万以上，如果再考虑到版税、代言费、顾问费、兼职费等收入，综合收入在1000万以上是可以做到的，还是税后。 八、退休政治家外国的政治家在任时不能太商业，但退休之后可以自由的参加商业活动，收入不亚于娱乐明星。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也能通过一些新闻报道大概感受他们的收入量级。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年薪大概40万美元，退休之后要在后面加好几个零。回忆录版税、演讲、广告等都是他们的摇钱树。奥巴马回忆录版税6500万，一场演讲200-300万人民币，奥巴马一年光靠演讲和出书就能轻松赚4亿多。根据希拉里公布的克林顿夫妇收入及缴税情况，2015年克林顿夫妇收入高达7030万元人民币。（文中观点仅反映其研究和学术观点，不代表21世纪经济报道立场，不构成投资建议。） 21君小伙伴们，你今年收入是多少？敢留言曝出来吗？你认为普通人实现财富自由有哪些方法？ 百万读者都在看…… Google发布了2017年最常被搜索的一个词，不觉泪目…2017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中国人即将要面对的五头“灰犀牛”（深刻！） "有本事冲我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看完这些孩子的诗，甘拜下风如是金融研究院

第一版序言 　 近年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开始致力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来阐述法律领域中的各种争议和问题。以前，法律经济学只是反托拉斯和公用事业管制这些领域内的交叉学科；现在，热心于阅读学术期刊的人们会发现，经济分析还被运用于以下领域：犯罪控制、意外事故法、契约损害赔偿、种族关系、司法行政、公司和证券管制、环境问题及当代法律制度中引人注目的其他领域。经济学在法学教育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表现为，许多法学院任命经济学家为其教员，法学院的课程逐渐充满着经济推理和证据。　 由于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学科（而且正日益变得更加技术化），所以，将经济学运用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就给那些没有良好经济学功底的法律院校学生、教师（而且大多数都这样）带来了很多困难。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没有任何可供其使用的法律经济学教材。有两种办法可以明显地用以弥补这种缺陷。其一，用一部基础经济学教材——但它应着重于与法律有着特殊关系和包括着法律阐述的经济学领域。其二，用一部摘录自法律经济学文献的著作。然而，本书所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即试图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它将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编织成一种对法律制度中制度和规则的系统（虽然肯定是不全面的）研究。这种方法能使将经济学运用于法学的主要学术文献得以概括，并在有些方面得以发展，又不受禁止引用技术术语或不适当细节的影响；而且它使读者所面临的经济学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一种相当广泛地运用于法律制度中各种不同问题的有效分析工具。重视具体运用而非抽象理论应该是适合于受案例方法训练的法律学生的。本书中对现代福利经济学术语（如“帕累托最佳状态”等）的严格限制使用（如果不是完全不用的话）是为了防止学生将经济分析与掌握经济学词汇混为一谈。　 本书的主要宗旨在于，用作法学院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兴趣发现经济学对他们理解法律程序所起作用的学生用作补充阅读材料。想更为系统地研究经济学的法律院校学生可能会发现，本书是对两本优秀而又难读的价格理论教科书的介绍。当我最早与法律院校学生（和教师）讨论本书腹稿时，很少以先前的法学知识为先决条件，所以它对研究与法律有关的经济学感兴趣的经济学和商学院校学生也会有用。最后，我认为，由于本书不仅概括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文献，而且增加了一些其他内容，所以它可能会吸引对与法律有关的经济学感兴趣的职业律师和经济工作者成为其读者。　 由于许多法学教师不习惯于用教材讲课，所以对在课堂中使用本书的方法提些建议可能是合适的，我希望本书在许多方面的叙述是很清楚的，不至于要求指导教师用更简单的术语为学生解释。他应该可以用课堂的时间来探究学生理解的程度；既可以按本书向学生提出问题，也可以与学生一起研究脚注和各章末的问题；许多问题涉及本书并未讨论的领域。指导教师还会用课堂时间来探究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和规范工具的局限性。我未能在本书中强调这些局限性，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学生和教师通过提出和论证这些局限性从而对此提出挑战。我相信学生们会积极地从事这一工作。　 脚注中和每一章末的参考文献对那些愿意进一步研究法律经济学文献的读者而言是极为有用的。　 我要感谢费希尔·布莱克、沃尔特·J·布卢姆、罗纳德·H·科斯、哈罗德·德姆塞茨、理查德·A·爱泼斯坦、欧文·M·菲斯、斯坦利·A·卡普兰、海因·D·科茨、亨利·G·曼尼、伯纳德·D·梅尔策、乔治·J·施蒂格勒，他们对我早期的部分手稿进行了有益的评点。我还要感谢参考文献为我提供的帮助，遗憾的是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献没能记载在内。我在本书第一篇中提出的有关普通法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70年哈罗德·德姆塞茨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的财产权研讨班上我与他的交谈。第7章中所提出的反托拉斯法分析深受阿伦·迪雷克托大多数未（依其自己名义）出版的作品的影响。我最为感激的是那些通过其作品和谈话而使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学与法学间的关系有了更丰富的全面理解的人们：加里·S·贝克尔、罗纳德·H·科斯、阿伦·迪雷克托和乔治·J·施蒂格勒。　 理查德· A·波斯纳　 1973年3月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二版序言 　 出版于1973年的本书第1版，主要是在1972年写就的。自那时起，将经济学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文献已增加很多，从而使第1版现在过时了。我写作本书第2版的主要目的就是收编近来出现的文献。在这一版中得到广泛深入修正的论题有：侵权损害赔偿、法律规则制定、契约、家庭法、公司信贷和信托投资法。另外，我还利用这一机会，在修改重要问题的同时也修改了次要问题，在修改实质性内容的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思考题和参考文献，我希望这将增加本书作为一种教学工具的有效性。　 本书的第1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评论，而且我已将评论者提出的一些建议编入本版。然而，有三种批评意见我是不能接受的。第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本书不适当地将经济学在法学研究中的规范和实证运用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本书所强调的一个观点。第二种批评意见认为，本书没有对讨论的各种不同的法律问题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这种观点误解了本书的目的，本书并不是一本旨在研究美国法律制度的专著，而是一本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教科书；由此，这些问题只能得到例证性的研究，而不能得到彻底全面的研究。很明显，我不会认为（例如）联邦税法能在一小章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我的目的不在于研究联邦税法；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些用经济分析来阐述的税收问题。第三种批评意见是．由于本书对法律的讨论只限于经济分析，所以它对法律问题提供了过于窄狭的视野；一应评论者还责备我没有引用人类学家们对财产权的研究。但是．我的目的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为法学研究提出社会学、人类学或哲学的方法；我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法律研究的经济学方法——这对一本书而言已经足够了。　 自本书第1版出版以来，已出版了三种法律经济学读本；我把它们推荐给本书的读者。另外，对不了解和以前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本书读者而言，近来出版了一本特别适合于他们的基础性价格理论教科书。　 而且，本书第1版出版后，经济学家威廉·M·兰德斯被聘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兰德斯教授和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研究，成果摘要被编入本书的不同章节。但是，除了这些研究之外，本书中的一些新思想也来自我们的合作教学和对法律经济学的许多讨论。他对本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我想感谢沃尔特·赫勒斯坦、安东尼·T·克朗曼、伊丽莎白·M·兰德斯、威廉·M·兰德斯、埃德华·P·拉齐尔、罗伯特·H·麦努金、伯纳德·D·梅尔策、乔治·L·普里斯特和乔治·J·施蒂格勒，他们对本书的手稿进行了有益的评点；还要感谢的是：菲力普·哈里斯、安德鲁·M·罗森费尔德和卡尔·E·威特希的研究助理工作，克拉拉·鲍勒的引证查对工作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项目的经济资助。　 理查德· A·波斯纳　 1977牟5月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三版序言 　 20世纪后25年法学理论方面最重大的发展也许是经济学被不断广泛地运用到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那些既很基本但又明显不具有经济性的侵权、刑法、家庭法、程序法和宪法。它为完全可预料的关于这一运动的争议所困扰，运动本身不仅对方法论提出了挑战，而且对许多传统法学家、法律学生、律师、法官的政治倾向提出了挑战——它常被嘲笑为不仅有障碍作用，而且明显是错误的——然而，法律的经济分析仍然致力于引起不断增长的学术和实践兴趣，使文献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发展。　 当本书第1版在1973年出版时，还没有经济学在法学中应用的教科书和专著。那时，本书就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现在，这虽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专著，但它不是仅有的教科书了。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编辑而成的读本，主要是由法学家们特地为学生准备的；也有两部经济学家著的教科书和一部经济学家编的案例著作。但是，其中没有一本在广度和深度上能与本书相匹敌。　 撰写法律经济学教科书最基本的选择是结构上的：是用经济学原则还是法学原则组织本书呢？如果用经济学原则，那么法律原则将被作为例证而依附其上。无论这种研究方法有多少优点，但它还是不足以传播法律原则和制度完整结构的适当观念。法律是一个系统；它有一个经济分析能启发的整体，但要明了这个整体，就必须研究这种系统制度。本书试图使经济原则在系统的（虽然肯定是不完全的）法律原则研究中得到体现。如果看一下索引就会明白，本书讨论了大量微观经济学的论题，虽然其顺序与经济学教科书并不一样。由于很多法律制度是关于非市场行为的——家庭、犯罪、事故、诉讼和其他许多远离传统市场的经济理论的行为——本书与传统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相比，更重视非市场行为经济学。与大量极重视对法律进行法学的、经济学的规范分析的著作相反，本书注重对法律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学的应用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晰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　 本书没有预先为读者提供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熟悉数学的法律院校学生们不必为本书担忧。本书也没有预先为读者提供法学方面的知识，虽然它对至少学过一些法律知识的人们比没有学过任何法律知识的人更有用，但它的确也向经济学家及其他愿学些法律知识和或许作这一方面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介绍了法律。最后，正如我所说，本书是一部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学术专著，但它确实比预想的要略显简短和不够全面，这是因为本书主要是为学生所写。虽然大部分的思想来自以前的出版物（每章之后都有参考书部分），有的是我自己的，有的是其他学者的，但本书像前几版一样，包含了大量的原始分析。　 读过本书前几个版本的人会惊讶地发现我对本版作了相当广泛的修正。自1977年（第2版出版的时候）以来，不仅已有大量有关法律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产生，而且自1981年以来我成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这促使我努力探究将经济学运用于那些我作为专职教授和法律顾问时未能深入研究的领域，从而使我能对自己相关领域的一些思想作了修正。我希望这些努力能使本书成为一本更完美的著作。我知道本书篇幅比以前更大，为此，我要对教学和学习提个建议；本书要在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内教完是不可能的，本书课程的教学，在法学院最好安排在第二学年的下学期，或第三学年的上学期，我建议尽量只要教第一至三部分（基本经济原则、普通法、垄断管制）加第六部分（法律过程，包括程序）。但我希望学习这一课程的学生要自学本书的其余部分，因为他（或她）会发现其他部分既有利于理解他们讨论的法律领域，又有利于对课程讲授部分理解的加深。　 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非常热情地阅读并评述了本书的各章：道格拉斯·贝尔德、玛丽·贝克尔、沃尔特·J·布卢姆、克里斯托弗·德穆思、弗兰克·埃斯特布鲁克、罗伯特·埃利森、丹尼尔·费谢尔、沃尔特·赫勒斯坦、詹姆斯·克里尔、威廉·M·兰德斯、索尔斯·列夫莫尔、迈克尔·林赛、萨姆·佩尔兹曼、卡罗尔·罗斯、安德罗·罗森菲尔德、斯蒂文·谢弗尔、乔治·J·施蒂格勒、杰弗里·斯通、卡斯·森斯坦、罗伯特·威利斯。我还非常感谢他们：担任我研究助理的德怀特·密勒、基思·克罗和理查德·科德雷；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研究项目为此提供了资助；罗伯特·姆罗夫卡为第13章的图13．2和13．3提供了解释；我的夫人查伦为我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帮助。还要感谢那些经济学家，是他们对我经济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最重要作用——加里·S·贝克尔、罗纳德·H·科斯、阿伦·迪雷克托、威廉·M·兰德斯和乔治·J·施蒂格勒。　 理查德· A·波斯纳　 1985年10月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四版序言 　 这本学术教科书最早出版于1973年，现在是它的第4版。它的主题是对法律规则和制度的经济分析。与有关本主题的其他教科书（没有其他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的范围几乎涉及全部的法律制度并将重点置于非市场行为的法律管制——不仅包括我们熟悉的犯罪、事故和法律诉讼等例证，而且包括（经济学家们）不太熟悉的吸毒成瘾、性行为、代理母亲身份、海上救助、宗教礼仪等例证。本书的组织原则也与其他书不同，它依法律概念而非经济学概念进行排列。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将法律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把握和研究，这一系统可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进行阐明、揭示并在某些方面进行改善。同样，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将经济学看作是理解和改革社会习惯的工具而非是一种复杂的、令人退缩的正式数学系统。本书中的经济学解释强调了经济原则的统一性、简明性和有效性，但也涉及其艰涩性。经济学在这里的出现并不是非常正式的，本书而且假设读者此前对经济学是不了解的。　 你不可能从一本书中就能学好经济学，本书做不到，其他书也做不到。对经济学的感觉、技巧和熟悉随着对法律的感觉、技巧和熟悉而慢慢发展。本书并不重视经济学的正式和系统方面而偏向经济学的运用，从而成为对更为传统的教科书的补充而非替代。与普通的微观经济学或价格理论教科书相比较，本书包含了更多的基础理论。因为其范围不是由某些预先确定范围的经济学所决定而是由法学所决定的，所以其不仅包括价格理论中的标准主题，还包括了福利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务理论、财政理论、人口统计学、家庭经济学、公共选择、产业组织等学科所讨论的问题。这种讨论的广泛性的代价是对有些领域的讨论不够深入。即使是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中心领域（研究财产权、契约和公司等课题），近年的研究进展也非常迅速，以致我在许多方面只能做肤浅的论述。脚注中和章末的参考读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它们能使希望进一步研究书中有关主题的读者发现寻找有关学术文献的途径。　 虽然本书保留了第3版的基本结构，但1985年10月（本书前一版出版时）以来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持续快速发展使本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增加了内容。　 我要感谢简·迪威斯、蒂法尼·哈斯特和卡左西寇·萨诺等研究助理对我的帮助；感谢尤拉姆·巴兹尔、爱伦·西凯斯，尤其是戴维·D·弗里德曼，他们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还要感谢约翰·多诺休、伊恩·爱雷斯在其对本书第3版的评论（《波斯纳第3交响曲：对难以置信的问题的思考》，载《斯坦福法律评论》，卷39，第791页，1987）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我从中得到了启示。　 理查德· A·波斯纳　 1992年3月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中文版译者序言 　 一　 本书作者理查德· A·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是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他将人们从互相自愿的交易中各自获得利益的简明经济理论和与经济效率有关的市场经济原理应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理查德·A·波斯纳，1939年1月1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A. B．）；196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LL．M．）。1963年开始为纽约律师协会会员。1962～1963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J·小布雷纳法律秘书；1963～1965年，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委员助理；1965～1967年，任美国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助理；1967～1968年，任美国总统交通政策特别工作小组首席法律顾问；1969～1978年，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1978～1981年，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李·布雷纳·弗雷曼讲座法学教授；1981年至今，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首席法官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高级讲座主持人。此外，他还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和美国法律学会（AI.I）会员；1971～1981年，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1961～1962年，任《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Law Review）》编辑；1972～1981年，主持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编辑工作。　 波斯纳的主要著述有：《法律的经济分析》（ 1973年，第1版；1977年，第2版；1986年，第3版；1992年，第4版）、《反托拉斯法：一种经济透视》（1976）、《正义经济学》（1981）、《侵权法：案例及经济分析》（1982）、《公司法和证券管制经济学》（1980）、《联邦法院：危机和改革》（1985）、《法律和文学》（1989）、《法理学问题》（1990）、《过失的理论》（载《法学研究期刊》，1972）、《法律程序和司法行政的经济研究》（载《法学研究期刊》，1973）、《经济管制的理论》（载《贝尔经济与管理科学杂志》，1974）、《垄断的社会成本与管制》（载《政治经济学期刊》，1975）、《法律的经济学研究》（载《得克萨斯法律评论》，1975）、《履约不能与契约法相关学说：一种经济分析》）（载《法学研究期刊》，1977）、《功利主义、经济学和法学理论》（载《法学研究期刊》，1979）、《经济学在法学中的运用和滥用》（载《芝加哥法学评论》，1979）、《最近侵权理论中的集体正义概念》（载《法学研究期刊，1981》）等等。波斯纳的著述甚丰，几乎涉及法律经济学的每一领域。他坚定地认为，法律应该在任何领域引导人们从事有效率的活动。　 二　 法律经济学的发端、成长、发展是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一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一块新的领地。尽管它的稳固建立并不意味着没有批评意见的存在，有人将“芝加哥学派”视作“凶猛的风暴”；有人认为经济学是市场科学，所以非市场行为无疑在它的领域之外；有人怕法律经济学研究同时给经济学和法学招致臭名；也有人怀疑经济学工具对法律研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但所有这些善意的批评或恶意的攻击都没有阻碍法律经济学循着它合理的轨迹长足发展。法律经济学家们坚信，“批评只会促进而不会阻碍任何新思想的发展。”具体的明证是：30年来，一些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创立；一批研究项目、研习班和专门学位的开设；“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课程在法学院的普遍讲授；有关刊物和书籍等文献的不断增长。　 也许正是因为法律经济学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要给予它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努力获得一个独立的领域并被命名为法律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的目的是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有关实质性知识结合起来。”如果要给定一个初步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Economics of Law、Eco－nimic Analysis of Law或Lexeconics）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一方面，它以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故成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法理学的一大流派；另一方面，由于它以经济理论和方法为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工具，故又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当法学陷入严重困惑和纷争的时候，法律经济学的开拓者们勇敢地肩负起了改进方法、扩展领域的重任——将经济学这一在现代社会被更适当地看作方法论的学科理论和工具用于解决法律问题，以促进社会的效率、公平和有序。　 三　 尽管作为学科的法律经济学是近30年来的事，但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一直可以追溯到贝卡利亚、边沁、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及阿道夫·瓦格纳甚至更早，还有20世纪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中最著名的代表康芒斯。但又因种种变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1920～1960），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却身败名裂了。经济学家们视之漠然，法学家们则热衷于自己永无尽头的案例分析而无暇顾及这一社会科学方法对法律研究的运用。然而，法律经济学的技术性研究还在某些具有明显经济目的和意义的法学领域内进行，如反托拉斯法、公共事业管制等。　 法律经济学的复兴无疑是与40年代早期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C．Simons）的启蒙工作及其后艾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的努力分不开的。而其发展的真正起步标志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创办，它为这一领域崭新工作的公之于世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这么说，它的创办（1958）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里程碑。　 6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一些经典论文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其中最为杰出的是：罗纳德· H·科斯（Ronald H 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 G·卡拉布雷西（G．Calabresi）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一些思考》和A·A·阿尔钱恩（A.A.Alchain）的《关于财产权的经济学》。科斯的论文在法律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由此引起了至今仍在进行中的激烈论争。科斯将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视作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代价，即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他认为，只有当政府矫正手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收益促成有关当事人的经济福利改善时，这种矫正手段才是正当的。而那种认为市场交易需要成本，政府矫正手段没有任何代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并被实证为虚假的结论。他认为，问题的解决绝没有普遍的方法，只有对每一情形、每一制度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基于成本－收益分析选择的特定法律。他还认为，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不论权利的法律原始配置如何，只要权利交易自由，就会产生高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他含蓄地表明：各种法律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而法律的目的正应是推进市场交换，促成交易成本最低化。这样，科斯的理论就为法律的有效实施和高效率法律的制定的经济评估提供了方法论的起点。卡拉布雷西的论文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侵权法的首次系统尝试。他试图表明这样一种理论：简单的经济原则能使法律产生整体合理化的力量并为社会意外事故的损失分配提供系统标准的基础。阿尔钱恩关于财产权的论文试图将效用最大化理论扩展到法律制度的研究，从而表明：不仅是经济制度决定了特定的经济现象，而且，财产权的进化、发展本身也还是受经济力量支配的。　 几乎与此同时萌发的是另外两个方面的法律经济学发展：其一是经济学家们试图通过追求最高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行为假设以解释政府和官僚行为，旨在发展在基本方面相似于商业市场个人行为的非市场行为模式，即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Public Choice）。这一全新理论的杰出代表是当时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和领导人詹姆斯· 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其二是将微观经济学，即价格理论运用于非市场行为研究，而此项工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的先驱性工作，他将效用最大化假设运用到了所有个人选择领域，包括婚姻、家庭、家务、歧视、犯罪和人类行为一般理论，无论其是否发生在市场。　 以上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使以后法律理论、侵权法、财产权法等一系列问题的经济研究有了理论基础。　 7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成长时期。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以60年代的经典理论为指导，日益深入和广泛地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评估法律。通过法律经济学家们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法律经济学成为法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缺的领域。具体表现为：除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早已以极大热情投入这一运动外，北美和欧洲一些有声望的大学法学院都在这一时期设立了法律经济学研究项目——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牛津大学等；还有哀莫里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两个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先后创设；最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法律经济学经典专著和教科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和一些期刊的创办。　 这一时期甚至直到目前，法律经济学最为杰出的代表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他以其杰出的经典著作和迄今最为优秀的教科书《法律的经济分析》而誉满学界。当本书第1版在1973年出版时，它就具有专著和教科书两方面的意义，因为当时它是唯一关于法律经济学全面理论的一本书。目前，虽已有了其他教科书、专著和案例著作，但由于作者四易其版，1992年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第4版（在1986年第3版基础上作了很大的扩充和修正），故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书能在广度和深度上与之匹敌。首先，他在著述中证实：简明的经济学概念可以被用来讨论法律领域中非常特殊的问题，经济效率的概念可以解释法律制度的结构；其次，他通过自己的著述、讲座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的主编工作促成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在北美真正创立并将法律经济学展示于法律界，从而不仅对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正在改变着许多传统法学家、法律专业学生、律师、法官和政府官员的行动哲学。　 另外几位在法律经济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学者是：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Hayek）、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 M·兰德斯（William M．Landes）、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哀莫里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持人亨利·曼尼（H．G. Manne）教授、斯坦福大学法律经济学项目主持人A·米切尔·波林斯基（AMitchell Polinsky）教授、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教授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维尔杰诺弗斯基（C．G．Veljanovski）、约克大学教授保罗·伯罗斯（Paul Burrow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及韦尔纳·赫希（Werner Z．Hirsch）等。他们以其学识、著述文献和教学研究工作为法律经济学在欧美学术地位的持续上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运动以完全崭新的面目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一，法律经济学日益为各法学院所重视，并逐渐由北美、欧洲被介绍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它在非英语国家的登台，使之真正成为一种国际性法学思潮而为大众认同和接纳。第二，法律经济学在北美以外的其他区域研究日益加强，各语种文献大量增加。第三，法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合作乐观而成效卓显。70年代，法律经济学主要是由法学家从事的工作，而80 年代，大量经济学家参与了这项工作并与法学工作者协作从事一些项目、课题研究，或在法学院讲授法律经济学和经济学。第四，一代接受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教育的年轻学者正在出现并将可能使法律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科学性。第五，将法学、经济学、哲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法哲学（Economic Jurisprudence），从而展现了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更重大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法律问题的前景。第六，法律经济学已为政府机构和公共团体所广泛接受。例如，里根总统在1981年任命波斯纳、博克、温特等三位具有经济学倾向的法学家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并通过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1985年，美国国会在公共选择理论影响下，通过了在1991年确保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第七，法律经济学家开始对法律规则和程序的模型化和数理分析抱有浓厚的兴趣。尽管有人认为这一发展趋势的不利之处是数学方法和图解分析的不断和广泛运用会使之异化——即脱离法学家，并使法律经济学成为一门只有极少数受过专门数学和经济学训练而具备从事和理解此项工作的技能的人才能涉足的抽象和深奥的学科，但是如果真是要使经济学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科学方法，我们就无法回避这种专门性的精确分析将成为法律经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问题的本质不是我们去阻碍这种发展，而是要求法学家和法律经济学家去适应和改善这种发展。　 法律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使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几乎应用到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侵权法、契约法、财产法、产品责任法、犯罪及刑法、环境保护法、家庭婚姻法、宪法、公司法、商法、反托拉斯法、金融法、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贸易法，以及法理学、立法学、法律史学、法律实施理论、惩罚理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程序理论、原始法理论等，以至于我们已没有理由怀疑其存在的意义。有关它在90年代以至更长远的未来发展的前途，也许任何外界的评述都是一种推测，甚至是一种不恰当的设想。我们的任务是拭目以待并竭尽全力为它的兴盛而工作。　 四　 法律经济学运用了众多的经济思想流派来分析法律，从而也就构成了其自身的基本思想、理论原则和分析框架：　 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alism）法律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古典主义经济学，它是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定为其基础的——即，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个人意向和行为研究、考察的基础之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并由此假定集体行为是其中个人选择的结果。这样，法律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即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　 最大化原则（Maximization Principle）功利和利益最大化，有时被指为是经济合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假设，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误解。当法律经济学家宣称个人是理性行为者或功利最大化者时，他仅仅表明：个人会对适合于他的各种优先可能选择作出可逆判别。即假设要求个人的选择或偏好是可以过渡的，如果他偏好X而非Y，并偏好Y而非Z，那他就必然会偏好X而非Z。法律经济学的效用或合理性理论试图描述个人选择的过程并寻觅不同条件下行为过程的相互关系。它并不企图解释个人特定偏好或选择的原因，也不想表明相关个人作出的选择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合适的。它只是努力地争辩：个人是其自身行为的最佳判断者——如在消费、交易等领域。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原则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法律经济学家笔下的理性行为者模型只是一种虚构，但却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证明为非常有效的分析集体行为的方法和模型。功利最大化假定并不关注人类心理学或其实际决策过程，也不认为每个人都在有意识地计算他每一行为的成本-收益，但心理科学的发展及个人和集体的实际决策过程却不断地成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成立的佐证。法律经济学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它并非法律经济学或其他学科中关于合理性的唯一观点，但它的确为法律经济学的实证描述和预测奠定了基础。　 在此要强调的是，人们对“个人主义”一词有了更多的理解：其一是在“自私（selfish）”意义上谈——个人只关心其自身事务而不顾他人；其二即一种新的用法，将它视为“个人（personal）、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同义词而允许个人关心社会其他成员的事务。这样，功利最大化原则同样适用于利他和慈善行为。　 源于合理性假设的几个推论是：其一，假设各种形态的物品是可以替代和交易的（或为货币替代），并因此而使个人状况发生变化；其二，最大化行为假设，个人将永不满足并竭力追求净收益（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它表明，个人行为（由此推导出集体行为）将对未来可预测的客观成本-收益的变化作出反应；其三，最大化意味着均衡边际价值和消除边际效应，即均衡边际原则（equimarginal Principle）。任何行为都为了取得最大效用或利益，而可供选择的资源必然是这样配置的：用于每一选择的资源的最后单元边际利润是相等的。如果边际利润不等，资源单元就会从边际价值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边际价值较高的领域以获得更大的总收益。这样，最大化原则就不仅要求每一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而且要求每一行为处于这样的临界点，即行为扩展的边际成本要与边际收益相当，而正是它才决定了获取最大净收益行为的最佳状态。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简言之，即为了任何目的的资源使用都将产生放弃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另一种选择的成本。这种成本对有限资源的使用选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对通过市场交易作出的选择和通过非市场运行作出的选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法律经济学家强调要在机会成本基础上作 出选择并非是基于对市场的绝对合理性、重要性的考虑，例如，公共部门的决策可能会避免对市场的参照而仍基于对非市场选择成本的考虑而作出。对法律经济学而言，这一点表明，任何法律，只要它涉及资源使用——而事实恰恰如此——无不打上经济合理性的烙印，即使它与市场行为无关或只与不完全相似于市场行为的行为有关。法律实施涉及对可供选择的匮乏资源的合理使用是无疑的。同样，当你依照法律的可能资源量作出判决时，你也正在对资源使用的各种可能进行明确或不明确的比较和选择。无疑，判决必须依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　 激励分析（Incentive Analysis）法律经济学主要从事事前分析研究。它注重于随政策、法律及其他可变因素变化的预期行为刺激。风险决策的经济分析模型假设，个人基于它们是否会给他们招致风险的客观可能性而使他们的预期功利最大化。这样，例如，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就会考察不同规则对安全投入的效应，而不是考察它们解决争议或对个人权利侵犯之损害赔偿的充分性。而且，法律经济学不是在“全部赔偿”的概念下评价对损失的赔偿，而是要评估事故前个人应购置的最佳保险。　 传统英美法学研究主要考察已发生的事件及案例，是一种事后研究（ex post approach）。“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而进行事前研究（ex ante approach）。　 社会成本理论（Social Cost Theory）社会成本理论从外在性（externality）问题出发，通过进一步界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界限，得到一种权利配置结构。权利配置有多种可能结构，各种结构不仅都需要社会成本，而且其社会成本有差异，这就产生了权利配置的社会选择过程和社会成本最低化问题。　 社会成本理论首先认为：假定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只要权利起始界定明确，则资源配置便可通过市场交易而达到最优。在此，市场交易成本是指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即当事人双方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时，搜集有关信息、进行谈判、订立契约并检查、监督契约实施所需要的费用。权利起始界定是指某一要素之归属权的法律规定。　 假设：一家工厂排放污烟造成附近五家居民凉晒物损失各75元，总计375元。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排污权和清洁空气权的不相容行使。在此种场合，这种权利需要在工厂和居民之间进行起始界定，然后才能进行交易。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　 状态A：居民有清洁空气权，工厂购买清洁空气权而使自己获得排污权　 当RA1时，△PA工＞△PA居，工厂在边际上赔偿居民损失后还有剩余，工厂继续购买清洁空气权，增加产值。如它可向每家居民提供价值50元的干燥器或作进一步的赔偿。　 当RA2时，△PA工＜△PA居，工厂在边际上赔偿居民损失后出现亏空，工厂放弃污染权，降低产值，或以比损害赔偿较低的价格安装污烟处理器，以增加边际净收益。　 当RA3时，△PA工=△PA居，就工厂与居民总体而言，边际所得等于边际损害，两者净收益为最高值。　 状态B：工厂有污染极，居民购买污染权而使自己获得清洁空气权　 当RB1时，△PB居〉△PB工，居民在边际上补偿工厂损失后还有剩余，即赔偿低于150元，居民继续购买污染权，以增加收益。　 当RB2时，△PB居＜△PB工，居民在边际上补偿工厂损失后有亏空，即赔偿高于375元，居民放弃清洁空气权，以增加边际净收益。　 当RB2时，△PB居= △PB工，就居民和工厂总体而言，边际所得等于边际损害，两者净收益为最高值。　 结论是：无论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起始配置如何，只要界定明确和允许交易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即高效率结果）点总会出现。要明确的是，它确实影响着收入分配。　 社会成本理论进一步论证：零交易成本假设是明显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市场交易成本不仅不为零，有时甚至是十分高昂的。就最低程度而言，当事人双方通常不得不花时间或资金聚集在一起就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商议，讨价还价、订立契约、寻求可行的实施手段等。另外，还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使居民各家代表达成某些同意协议。　 社会成本理论还证明：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点。在此还是举上面的例子。如果居民拥有清洁空气权，那么工厂就面临三项选择：全额赔偿损害375元，为每家购置干燥器共计250元或安装污烟处理器计150元。工厂显然会安装污烟处理器，因为对它而言是成本最低而对居民又消除了损害。如果工厂拥有污染权，那么居民同样不得不在以下可能中作出选择：忍受损害各计75元（合计375元）、各买一台干燥器计50元（合计250元）、各花费60元进行商议再集体为工厂安装150元的污烟处理器（共计450元），其中交易成本过于高昂。很明显，居民会选择购置干燥器，但这是社会资源配置低效化的选择。为此，基于对社会交易成本的考虑，只有将清洁空气权给予居民才是合理的，它能使社会交易成本最低化，从而促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化，而将污染权给予工厂就难以达到这一目的。　 社会成本理论最后证实；如果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那么毫无疑问，资源配置的最优仍可以达到，只不过引入市场交易成本的最优点会低于无市场交易成本的最优点。由于巳知市场交易成本不可避免，前者当然是实际上可行的最优点。但是，市场并不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配置资源。由于政府资源配置可以不通过市场进行，从而不存在市场交易成本。然而，更重要的是，尽管政府资源配置由于其绝对垄断、市场回避、强制力后盾而可避免市场交易成本，但政府却不能使非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非市场交易成本是政府用行政决定和命令代替市场交易时所产生的管理成本，这包括搜集信息，制定法规、政策和保证其实施等活动所需要的成本。　 社会成本理论最后的结论是：任何一种权利的起始配置都会产生高效率资源配置，也都需要社会交易成本（市场或非市场的）并影响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如何使法律能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权利配置形式和实施程序。这样，社会的法律运行、资源配置的进化过程就是以交易成本为最低为原则，不断地重新配置权利、调整权利结构和变革实施程序的过程。　 效率和平等理论（Theory of Efficiency and Equity）在此，效率指的是在一种状态下总收益和总成本之间的关系；而平等指的是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在效率和平等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实证研究作出的是肯定的回答。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潜在的效率和平等之间的冲突。假设政府要决定是否建一个桥牌馆，而这件事只在纳税人（P）和桥牌馆所有人（D）之间发生关系。在没有桥牌馆时，D收入为100元，P收入为50元，故总收入为150元。修建桥牌馆要花去P30元，而其创造价值将为60元并全为D所有，因为桥牌馆已为D所有。这样一个项目要不要上？　 仅基于对效率的考虑，这桥牌馆明显要建，因为它净创社会收益30元。但我们同样要考虑一下平等效果。在建馆前，D有100元，P有50元。建馆后，D有160元（包括60元收益）而P却只有20元（减去30元建馆成本）。这样的分配结果明显是不符合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的。假设最公平的收入分配是D投资20元，P投资10元，建馆后，D的总收入是120元，P的总收入为60元，其比例即为2／3与1／3。这样的分配是非真正平等呢？是否更扩大了贫富差距呢？如何解决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最终取决于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如果推进平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更多的平等而牺牲一些效率还是有必要的。要注意的是，如果以上的情况都是在一个假设条件下进行的——收入分配无成本，那么分配就可任意进行而不与效率冲突。　 这一例子可以归纳出两个重要的普遍性结论：如果收入不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会有冲突，无论事实上的冲突是源于追求效率的特定分配结果还是为了取得公平的收入分配。但是，如果收入可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不论对追求效率的特定分配结果还是对取得公平的收入分配都是这样。换言之，如果收入可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我们可能尽力将社会总收益最大化并任意分配。而这一假设的事实不可能性向法律提出的任务之一是：通过权利界定和程序规定使收入分配的成本最小化。　 法律经济学在以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大命题：　 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　 科斯定理：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交易成本的影响包括了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希望避免交易成本而产生的低效率选择。　 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　 所有以上的理论和思想，如果不是说全面的话，那也基本上为法律经济学的深化和拓展铺垫了理论基石。　

追寻幸福：西方伦理史视角（一）1哪位心理学家提出需求层次理论是（B）。· A、斯金纳· B、马斯洛· C、华生· D、荣格2下列选项中，生存的需要使人们首先关注的是（B）。· A、自确认· B、金钱· C、权利· D、名望3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的需求是（A）。· A、自我实现需求· B、安全需求· C、生理需求· D、尊重需求4“启蒙”不是指外部世界，多指我们的内心世界。（正确）5文化的高度和起点的高度决定了心灵进化的高度。（正确）追寻幸福：西方伦理史视角（二）1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什么是最低的需求？（D）· A、安全需求· B、自我实现需求· C、社会需求· D、生理需求2下列关于伦理学说法不正确的是（C）。· A、它具有逻辑性· B、它被称为道德学· C、它属于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D、它很早就在西方产生3归根结底，人生的所有的目标是（D）。· A、追求权力· B、追求金钱· C、追求自我价值实现· D、追求幸福4心灵进化的高度包括？（ABC）· A、从头开始· B、从最高点开始· C、文化的高度与起点的高度· D、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5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最高层级的需求是尊重需求。（错误）追寻幸福：西方伦理史视角（三）1在中国，不属于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的是（A）。· A、归属感· B、金钱· C、权利· D、名望2（B）不属于如何追寻幸福的角度。· A、领导力· B、决策力· C、生活质量· D、人际关系3称为存在主义之父的是（D）。· A、昆德拉· B、萨特· C、加缪· D、基尔克果4谁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伦理学代表人物？（A）· A、阿奎那· B、斯宾诺莎· C、马基雅维利· D、边沁5人的幸福指数与人们生活的物质水平是呈正比的。（错误）6每个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因此首先追求的是金钱。（正确）追寻幸福：西方伦理史视角（四）1通过经济发展和什么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C）· A、社会进步水平· B、公民道德观念· C、国民幸福指数· D、国民生活质量2伦理学是研究幸福的基础的原因是（B）。· A、因为学科起步早· B、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与伦理学最密切· C、因为伦理学有基本的方法论· D、因为是基础学科3研究幸福的三种视角分别是（ACD）。· A、伦理学· B、社会学· C、心理学· D、精神病学4在中国民间，忠义的代表之一是张飞。（错误）5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建立起公正体系，那么国民是不可能感到幸福的。（正确）什么是幸福（一）1谁是罗马帝国时期所主要涉及到的人物？（B）· A、柏拉图· B、奥古斯汀· C、黑格尔· D、苏格拉底2人的公正无私是怎样定义的？（A）· A、看他如何对自己公正及如何对别人公正· B、看他会不会说好话· C、看他能不能讨得所有人的喜欢· D、看他的才华和学识3在进入社会开始工作时，哪种问题是我们通常会先遇到的？（A）· A、社会融入问题· B、社会保障问题· C、消费权益问题· D、权力分配问题4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BD）。· A、应聘时专业的才能是最重要的· B、人际关系好的人通常就是擅长拍马屁的人· C、具有公正无私品质的人能得到人的尊重和爱戴· D、爱耍小聪明的人会一直拥有好的机会5公正无私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最核心的品质。（正确）什么是幸福（二）1谁认为，“通过沉思来感受上帝的至乐与至善，从而获得一种神性的幸福，即最大的幸福”？（B）· A、柏拉图· B、亚里士多德· C、黑格尔· D、苏格拉底2什么是人在生存需求层次上主要追求的？（B）· A、名望· B、快乐· C、健康· D、权力3对幸福的正确理解是（B）。· A、幸福是偶然性的· B、幸福就是欲望的满足· C、幸福就是感官的快乐· D、幸福是无法追寻的4是否能够解释你的经验，这是经验主义中是否正确的标准。（正确）什么是幸福（三）1谁是第一个存在主义者？（D）· A、柏拉图· B、苏格拉底· C、马克思· D、基尔克果2属于人和动物所共有的需求是（D）。· A、尊严· B、自我实现· C、意识· D、生存3人对什么进行追求时产生的一种变种称为虚荣？（A）· A、尊严· B、美貌· C、才华· D、权力4以下说法正确的是（ABD）。· A、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人对快乐的追求· B、动物也具有生存的需求· C、虚荣是一种健康的心理追求· D、尊严被侵犯会给人带来痛苦5人的尊严与面子问题是相关的。（正确）6人对社会物质生活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错误）什么是幸福（四）1“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出自（A）。· A、《论语》· B、《孟子》· C、《庄子》· D、《道德经》2“存在就是被感知”这句名言出自（B）。· A、洛克· B、贝克莱· C、卢克莱修· D、奥古斯丁3相对于其他动物而言，人的快乐与痛苦融入的其他更高层次的东西是什么？（A）· A、人对于尊严的需求· B、人对于幸福的追求· C、人对于自由的需求· D、人对于快乐的需求4除了才华以外还有什么能够真正让一个人幸福的？（D）· A、尊敬· B、金钱· C、权利· D、道德5下列选项中，说法正确的是（ACD）。· A、人的尊严和幸福感有关· B、女性的择偶标准历史上从未改变过· C、才华能使人获得尊重· D、爱情不应该只建立在感觉之上什么是幸福（五）1在资本作为驱动力的社会，人们靠什么劳动？（A）· A、刺激人的欲望· B、刺激精神需要· C、完善物质生活条件· D、不断更新观念2什么问题是在生存层次上首先要解决的？（A）· A、物质问题· B、教育问题· C、社会问题· D、精神问题3资本主义社会中，衡量一切的标准是什么？（B）· A、名望· B、金钱· C、生产力· D、权力4压力的增大和幸福感的减少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给人带来的。（正确）5物质问题一定是在生存层次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正确）伦理与幸福（一）1谁写的清华大学的校训？（D）· A、郭沫若· B、康有为· C、孙中山· D、梁启超2关于梁启超的说法正确的是（D）。· A、梁启超以严厉的态度谴责了医生的误诊· B、梁启超曾撰写北大的校训· C、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 D、梁启超为促进中国的医学现代化做出了贡献3以下关于马克思的说法不正确的是（B）。· A、他是无产阶级的领袖· B、他是第二国际的创办者· C、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D、他对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痛苦的事情是可以通过人的内心转化为幸福的。（正确）5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抱负。（正确）伦理与幸福（二）1以下关于幽默和讽刺说法错误的是（D）。· A、讽刺具有针对性· B、讽刺并不都是幽默。· C、幽默是一种刺激自我· D、幽默属于讽刺的一种2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B）。· A、伟大的人物在成就事业时具有更高的幸福感· B、伟大的人物通常眼高手低· C、伟大的人物常产生在时代的转折点· D、伟大的人物通常具有伟大的抱负3凡是一种固定的东西，想要产生幽默的效果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解释？（D）· A、唯物论· B、讽刺性· C、现实性· D、辩证法4伟大的人物时通常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去处理事情。（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幸福观（一）1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D）· A、恩格斯· B、列宁· C、黑格尔· D、马克思2哪位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第一个老师？（D）· A、黑格尔· B、克尔凯郭尔· C、胡塞尔· D、康德3中国选择马克思的历史背景是（A）。· A、中国历史上的大国情结· B、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强· C、中国古代的开放政策· D、中国古代曾广泛吸收了西方哲学4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虽然能够给人带来幸福。（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幸福观（二）1相对其他语言，以下哪种语言更为精确？（A）· A、德语· B、希伯来语· C、意大利语· D、英语2根据2000年BBC的调查，谁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B）· A、牛顿· B、马克思· C、列宁· D、爱因斯坦3我们适用马克思主义正是我国文化什么的体现？（D）· A、兼并性· B、哲学性· C、伦理性· D、包容性4什么是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很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A）· A、语言障碍· B、努力程度不够· C、逻辑思维能力差· D、智商水平不高5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怀疑的原因是（C）。· A、马克思对中国没有了解· B、马克思主义被苏联等国放弃了· C、马克思是政治的产物· D、马克思是外国人6中国儒道佛墨法的哲学复苏可以通过马克思的理论。（正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幸福观（三）1下列哪一家的学派与马克思辩证法相似？（D）· A、法· B、儒· C、墨· D、道2下列对马克思的说法错误的是（D）。· A、马克思受父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B、马克思家庭的社会地位并不高· C、马克思的家庭是犹太家庭· D、马克思出身于贵族世家3下列说法错误的是（C）。· A、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B、社会存在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意识的性质· C、社会意识不具有相对独立性· D、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4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下列哪一项相类似？（B）· A、休养生息· B、大同社会· C、无欲无求· D、康乾盛世5下列哪一项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C）· A、是一种文化继承· B、是一种文化移植· C、指一种文化交融· D、是一种文化侵略6社会意识范畴包括幸福观。（正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幸福观（四）1对柏林大学的说法不正确的是（D）。· A、柏林大学具有浓厚的哲学氛围· B、柏林大学产生了很多德国哲学家· C、黑格尔曾在柏林大学任教· D、马克思曾在柏林大学聆听过黑格尔的教诲2马克思构建自己的第一个法学体系是借助谁的思想？（A）· A、康德· B、黑格尔· C、费尔巴哈· D、克尔凯郭尔3马克思很年轻时在伦敦就被称为（D）。· A、老革命· B、老古董· C、老学究· D、老爹4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是为底层人谋幸福。（正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幸福观（五）1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之作？（D）· A、《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B、《经济学哲学手稿》· C、《共产党宣言》· D、《德意志意识形态》2海涅受马克思的影响写出了哪首著名的诗作？（B）· A、《西里西亚织工》· B、《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C、《我心实忧伤》· D、《乘着歌声的翅膀》3马克思是在什么地方写的《爱之书》？（D）· A、剑桥大学· B、牛津大学· C、波恩大学· D、柏林大学4讽刺鲍威尔兄弟是马克思写《神圣家族》的目的。（正确）5由恩格斯主导马克思誊写完成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幸福观（六）1劳动异化的问题在马克思的哪一部作品提出？（B）· A、《神圣家族》· B、《经济学哲学手稿》· C、《德意志意识形态》· D、《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不属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著作是（D）。· A、《神圣家族》· B、《德意志意识形态》· C、《共产党宣言》· D、《经济学哲学手稿》3谁曾经被马克思指导过写诗？（C）· A、泰戈尔· B、歌德· C、海涅· D、恩格斯4谁写了《共产主义原理》？（B）· A、海涅· B、恩格斯· C、泰戈尔· D、马克思5什么是世界上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党？（A）· A、共产主义者同盟· B、布尔什维克党· C、中国共产党· D、正义者同盟6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本著作是《神圣家族》。（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