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麻省理工的官网中,有一位麻省理工双专业学生托尼·张的故事报道。他在这篇报道中,提到了自己是如何同时兼顾物理学、数学与钢琴三门学科,并且还拿到艾默生奖学金的。在他的经历中最大的特点,其实也是他学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早早建立了跨学科的知识和视野。STEAM教育中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跨学科学习,那跨学科思维有多重要,我们又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跨学科思维呢?橡皮筋激发对物理学的好奇心今年大四的麻省理工物理系学生托尼·张,他说自己最初对物理学的好奇心,是被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东西激发出来的——橡皮筋。“我小时候会把橡皮筋穿在柜子和抽屉把手上拉扯,橡皮筋不同的材质和受到力度的不同,会在弹开时发出不一样音调的声音,”托尼·张说,“所以我当时好奇能不能做出一个完整的音阶。”(托尼·张坐在实验室的钢琴前)当托尼·张真的做成了以后,他就很好奇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从那以后,托尼·张会更关注一些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还演奏出了更传统意义上的音阶。在麻省理工,他主修计算机数学科学与物理学双专业,辅修音乐。托尼·张说,他的双专业让他能够同时追求三方面的兴趣。托尼·张说:“我之所以对这些学术领域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分析事物,计算机很酷,而数学又很有趣,不过我真正喜欢的还是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能够从最基础的基本原理中理解事物。”成为一个会弹琴的科学家进入麻省理工后,托尼·张一度以为,虽然他对自己的学术追求很有信心,但还是要放弃弹钢琴的爱好,才能专注于自己的学习。但是,作为从7岁就开始弹钢琴的音乐爱好者,托尼·张意识到了自己对钢琴的深厚感情,他做不到为了学业彻底放弃钢琴。事实上,托尼·张不仅没放弃这个爱好,还对麻省理工的音乐学院的所有课程都印象深刻,最后他甚至因此申请了艾默生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可以为那些天赋异禀的学生,支付钢琴课程费用),并且成功获得奖学金。现在,除了主修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之外,他还辅修音乐,跟着麻省理工的音乐高级讲师大卫·德沃学习。托尼·张说:“钢琴渐渐成为了我生命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而没有越来越淡出我的生活。”“人们经常会问我音乐对物理学是否有帮助,或者反之。”托尼·张说,“我觉得答案是:并没有,但是我觉得它们是互补的。这是因为,能思考并去做一件和学术完全无关的事情,还是非常棒的。”弹钢琴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休息,也是他结识新朋友的好方法。比如,他在学校里的一次演奏会上认识的小提琴手,现在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烂舞蹈”成就非凡自信力在麻省理工上学的第一年,托尼·张还参加了另外一项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非学术活动——在朋友的鼓励下,加入了麻省理工亚洲舞蹈队。“我来麻省理工之前真的毫无跳舞经验,但是我整个本科时间一直在跳舞——补充一下,我跳得比较烂。”虽然他自嘲说自己跳得并不好,但这段跳舞的经验,除了让他减压和锻炼身体之外,对他本人的成长也非常有帮助。比如,音乐让他更懂得关注时间的利用方法,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学习和练习时间。跳舞和弹钢琴的经历,也让托尼·张变得更自信。他说:“我进麻省理工的时候并不害羞,但对自己也并不是很满意。我认为深入弹钢琴和尝试跳舞,两者都让我更加自信,对自己也更加满意。”托尼·张的麻省理工学习经历,呼应了我们一直在说的:真正有远见的教育,不会把孩子培养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专才,而是培养成为具有完善世界观、知识面广泛且在自己领域能有所深耕的T型人才。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说,建立跨学科的知识和视野,比只懂读书更重要。只有视野非常开阔,接受新事物、新信息的能力非常强的,才是能更好适应未来的孩子。学生固然可以在学习和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跨学科思维,那我们的教师在课程设计中又可以怎么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什么是跨学科?第一个定义是由戴安娜·罗顿、马克·秦等人提出的,他们将跨学科教育定义为:一种课程设计与教学模式,由单个教师或教师团队对两门及以上的学科知识、资料、技术、工具、观点、概念或理论进行辨识、评价与整合,以提高学生理解问题、处理问题、创造性地使用多学科的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定义由维罗妮卡·曼西拉提出:整合两门及两门以上的学科知识与思维模式以推动学生认知进步的能力,例如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创造产品或提出新问题。第三个定义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促进跨学科研究》中提出:由个人或团体对两门及以上学科的信息、资料、技术、工具、观点及理论进行整合的研究模式,为了提升基本认识或解决问题,而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通常超出了单学科或单个研究实践领域的范畴。第四个定义是最权威的,由艾伦·雷普克在《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中提出:跨学科研究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进程,这些问题太宽泛、太复杂,靠单门学科不足以解决;它以学科为依托,以整合见解、构建更全面认识为目的。依据四种学界广泛认同的跨学科定义,我们可以抽取出跨学科概念的四大要素:1.跨学科要以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为依托;2.跨学科要以学科为依托,但要超出单学科研究的视野,关注复杂问题或课题的全面认识与解决;3.跨学科要有明确的、整合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4.跨学科还旨在推动新认知、新产品的出现,鼓励在跨学科基础上完成创新与创造。真正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从现实情境中提炼出更多的跨学科课程研究的视角,进而整合生成全新的课程。跨学科课程要注重两方面内容搞清楚“什么是跨学科”后,“如何设计一个好的跨学科课程”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根据跨学科概念的几大要素,我们还要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内容:1.选题上要注重现实情境下真实问题的研究与解决真实合理的情境是学习的重要一环,在情境中解决真实的问题,可以帮助学生明晰学习目的,进而提高学习兴趣。在跨学科课程设计实践中,很多教师都觉得现实情境中的真实问题难以寻找。笔者根据帮助国内学校构建跨学科课程的经验,在这里给出几种常见角度供选择:(1)有效利用国家课程标准或重要知识点。课标呈现的是各个学科下重要的能力范畴,会涉及项目实施操作中的相关知识、技能、方法、策略的目标要求。比如开展语文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写作课程,写各种主题、话题的研究报告或者小论文。(2)利用网络搜索。目前,许多网站有针对各个年级、各个学科开展得十分成熟的项目介绍,可以借此激发灵感,形成自己的跨学科研究选题。比如,研究水果电池、太阳能应用、3D打印、Arino、传感器与物联网等。(3)联系人们的日常工作。跨学科学习的核心目标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最实际的问题为出发点,所以要把关注点聚焦到校园外的社会环境下,寻找人们在各行各业工作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并给予解决办法。比如,桥梁的设计与搭建、能源的生产与使用等问题。(4)结合当地或国家大事。跨学科的项目学习,要培养学生关注国家大事、城市大事、身边大事。比如,如何更好地向北京市民宣传南水北调工程进而影响市民的节水行为?如何实现校园内的垃圾分类与回收?(5)结合服务于社区的理念,调研一些非营利机构、公司、政府、高校,从他们现阶段的需求中寻找跨学科项目灵感。比如,从身边人的健康问题想到如何寻找并引导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6)充分调动其他可利用的资源。比如,又雾霾了,我爸爸今天开车走西直门桥又绕晕了,我们学校有一半的同学戴眼镜,科学家发现了引力波,等等。这些真实的事件都可以提炼出非常好的研究主题作为课程选题。2.内容上要注重学科核心概念及学科间的大概念学科不扎实,跨学科也就无从谈起。学科之所以自成体系是因为其具备完整的知识架构和研究方法,这是完成跨学科的基础。因此,即便是跨学科课程,其涉及的学科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也必须是严谨的、经得住推敲的。对于跨学科课程而言,除了学科内容精准、选题真实外,还要利用学科间的大概念支撑。大概念一词伴随STEM教育的兴起而进入公众视野,是指能够用于解释和预测较大范围自然界现象的概念。培养孩子的跨学科思维,整合多学科领域内容,螺旋式上升地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教师逐渐打破单学科的思维壁垒,适应并掌握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和教学方式,迁移到学科教学中,最终培养孩子的跨学科思维能力。文章来源:STEAM在线
从跨学科的STEM教育谈起近些年来在基础教育中风靡全球的STEM引起了教育界诸多的重视,虽然至今我国对于STEM教育还有许多没有弄清楚和透彻的地方,但是不妨碍去了解和观察STEM教育。STEM是科学( Science) 、技术( 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的简称,强调多学科的交叉融合。STEM教育并不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将四门学科内容组合形成有机整体,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STEM教育就是一种典型的提倡跨学科的学习方式。将知识按学科进行划分,对于科学研究、深入探究自然现象的奥秘和将知识划分为易于教授的模块有所助益,但并不反映我们生活世界的真实性和趣味性。因此,分科教学(如物理、化学)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高度发达的今天已显出很大弊端。针对这一问题,理工科教育出现了取消分科、进行整合教育的趋势。STEM教育因此应运而生,跨学科性是它最重要的核心特征。美国学者艾布特斯(Abts)使用“元学科”(meta- discipline) 描述STEM,即表示它是代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的统整的知识领域,它们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彼此不可或缺、互相联系。跨学科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在STEM教育中,不再将重点放在某个特定学科或者过于关注学科界限,而是将重心放在特定问题上,强调利用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等学科相互关联的知识解决问题,实现跨越学科界限、从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角度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教育目标。其实,STEM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培养跨学科的理工型人才的教育方式,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中,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成为了一种优势与趋势,对于理工类学科我了解也不多,也就停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一谈跨学科的问题,我为什么认为未来的研究方式是跨学科?跨学科的优势在哪里?每一种教育的理念都必须探究其带来的好处,相比于其它或者传统的方式,它有什么优势。跨学科,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学科之中利用多个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研究,不拘泥于专业本身。有的学科开放程度高,也就是跨学科水平高;有的学科内敛程度高,跨学科水平则相对较低。从数据统计来看,通过分析一些学科文章发文和引用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宗教学等学科,开放性程度较高,通常会引用其他学科的资料作为补充;其次是管理学、历史学、地理学;再者是经济学、教育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学科,而内敛型最明显的学科则是语言学、图书情报学以及体育学。这几种分类是站在学科界限的他引来率情况进行大数据分析的,但仅仅只能够说明学科的开放程度,其实对于跨学科的优势也无法说明。简单的说跨学科的优势就是发文章容易,更容易产出学术成果,更容易成为知名学者。跨学科的优势主要在于在多门学科之间交叉,利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往往能够得出与传统单一学科方法不同的观点或者是新的启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方法的运用,在某一个研究领域中,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结论的得出和研究的完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将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新闻与传播领域、将测量的方法运用到历史考证之中、将大数据的方法运用到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谈论方法的时候,就需要涉及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质性研究、量化研究、思辨分析。在不同的学科之中侧重于不同的理论,但是随着科学对于各个学科影响的加大,讲究科学性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果判断研究的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最简单的就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就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排除人为的主观判断,得出尽可能符合事物本身的解释。这种潮流实际上是一种量化研究方法的胜利,利用各种计算机工具、软件来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得出科学运行的结果而可以不用添加人为的解释。连在最思辨的哲学研究领域,也有量化的文章出现,至于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的学科,量化研究早已经成为了备受欢迎的“宠儿”。但不是人人都会这些方法,大多数缺乏这些计算、数学、统计学科背景的学者,只能够不断的学习的新的研究方法,必须不断学习。在这种时候,跨学科的学术背景成为了一种优势。如果要问这些年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最有优势的本硕博专业背景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最有潜力的专业背景都离不开数学与统计领域,无论是大数据研究还是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类的学科研究与计算机方法、数学统计分析的知识都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数学作为三大基础学科的重要价值。再举一些例子,一位哲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说他招博士,最希望就是数学类的本科背景、经济金融类的硕士背景,然后再来读哲学类的博士,这种跨学科的学生往往能够利用不同的专业背景来分析传统的思辨问题,更接近与西方倡导的分析哲学的主流。国土与边界研究的博士生导师希望招收测绘或者遥感专业背景的博士,因为当前,确定边界的历史不仅仅依靠文献和考证,还需要技术的测量与验证,需要的技能背景肯定更受欢迎。我自己的学科感触就比较明显,教育学领域,目前发文量比较厉害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基本都是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进行,一些的人的专业背景就是经济类、统计类的本科,然后进入到教育研究领域,取得了往往比一直在教育学领域攻读本硕博学位的人更大的学术成果。可能会有人会从学术的理论价值与思想性来谈论研究的价值,但是在当前以及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中,文章发表以及影响因子往往决定了科研的水平高低,也是科研的标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教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多数人都只是研究者和从业者,研究的目的在于推动实际行为的开展。这也是学术界关于思辨和量化争论较多的地方。思辨研究的认为量化的研究虽然充满了科学,但是思想性不够或者根本没有,研究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数据分析归纳统计而得出,时间一久,就全都没有价值了。量化的认为搞思辨研究的写出来的东西太主观,没有科学性,怎么说仿佛都有理,没有什么多大的使用价值,就一些闭门造车的研究成果还想流传千古,做梦吧。当然,现实中也没有哪些人专门用一种方法来进行研究,不过两种研究方法的文章确实具有很大的对比性。为什么需要跨学科?知识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被划分为各个非常详尽的领域,任何人都不再可能像古代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古代主要是学科分界线不明显,知识的总量也不大,许多学科都没有。中国古代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西方古代的七艺是文法、修辞、辩论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总体来看,东西方古代的学科体系并不庞杂。经过上千年的发展,知识被分成了各个领域,谁都无法掌握全部的知识领域了,如今,一些学科的细微研究领域就让人研究一辈子都有可能没有什么收获。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在详细的分科之中,似乎陷入了一种“隧道视野”,对于本学科领域的研究越深入,对其他学科的了解反而更少了,就像进入隧道一样,越深入眼睛所能够看见的领域也永远也无法扩大。专业性带来的狭隘是一种普遍的问题,这种现状需要改变。跨学科无疑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从这几年大肆报道的新工科、新理科再到今年的新文科,实际上还是一种跨学科的新。在论及提倡新文科的理由时,马费成认为:此前,人们们在没条件认识事物全貌时,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事物,不得不将作为整体的科学划分为一个个专深、狭窄的学科专业。这样,虽然提高了研究效率,但随之出现了学科间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局面。新文科似乎很好地契合了这种跨学科的趋势。所以,如果谁要想致力于在学术领域创造一番成果,跨学科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最好掌握某一门学科最受欢迎的其他专业背景,制定一个长远的规划,最终可能更快的成为一个著名学者,比起乱七八糟的捷径好多了。
一跨学科教学是STEAM教育中的一种重要教学方法。然而,这种教学却并不好做。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因STEM教育出色,去年曾公开办了一场跨学科教学示范课。他们以清洁能源为主题,融合了数学、物理、地理、生物四个学科的知识,通过动手实践和探究思考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环境问题。在课程设计中,各学科知识的衔接十分紧密。然而,学校也表示,将跨学科课程常态化是个难题。交大附中的姜华老师说,这节示范课要由四个学科老师一起备课,以一个主题为核心,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点穿插进去,最终再由一个老师展示。课是好课,但我们也明显可以看到,它耗费了大量人力资源和时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钟柏昌曾经将STEM教育分为4个层次,其中最高级别就是学科融合型的STEM教育,但是这种课程,既要有一个系统的课程框架,又要保证各学科内容的内在逻辑性和外在关联性。他说,这种STEM教育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极高,个别中学可以试一试,大部分学校能发展到第三层,就非常成功了。我们许多老师都是在学科严格分离的时代长大,读的专业也细致到各个学科,进入工作后更是只负责自己那一小摊儿:你要么教语文,要么教数学,要么教物理,不可能什么都是,尤其进入初高中,更没有跨学科代课的机会了。甚至有时候,你一个教地理的,跑去教政治,还会被学生“怀疑”不专业。二即使在跨学科教学似乎已成为常态的美国,这事儿也不好做。上海高东中学的郑钢老师曾在美国加州约翰·格伦学校跟岗学习,这所学校“混搭”和“跨界”非常流行,他们的数学能和科学一起上;数学能和英语语言教学一起上;英语也能和科学混搭;学校不单独上信息技术课,但所有课程中,学生都要用计算机收集信息、编辑和设计。虽然这所学校的跨学科教学很成熟,但郑钢老师也看出一点问题:他们的英语科学课不是两个老师上,而是一个老师教,这对教师的跨学科整合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么N个学科老师一起备课,小心翼翼地穿插知识点;要么从头了解一门学科甚至两三门学科,深入、内化,与自己教的本职学科各种融合……这样的跨学科教学难吗,你还敢尝试吗?然而,在教育界,真的有一批老师愿意尝试,并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三Ed Kang自幼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经过不懈努力,他最终取得了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十多年前,他认为芝加哥的学生之所以不喜欢科学,是因为缺少热爱科学的老师。于是,他离开学术界,到高中执教,并认识了自己的妻子,高中英文老师Amy Schwartzbach。有一年,他俩有幸教同一批高中生。两人决定做一个跨学科教学的实验。Amy 说,这种教育方法真的很有用。他们发现,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了,能在英语课上想起科学课学到的东西。然而,他们的教学并不适应传统高中的日程与结构,学校的很多老师和领导,还是只关注考试分数。于是夫妻俩一合计,在校外搞起了“小兼职”。他们办了一系列科学营,并取名“实验室”。第一个创意是让孩子们沉浸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接受科学与工程学的洗礼。8到12岁的孩子通过一道砖墙进入实验室,就像进入霍格沃茨学习魔法的小巫师。他们穿着巫师长袍,第一天就要设计自己的魔法杖——用电路使其亮起来。为了学习“法术”,他们还要上拉丁语课。一开始并不好做,Ed很容易设计过量的科学内容,不符合学生的接受程度。Amy说,他们经常“累得半死”。然而,孩子们被故事世界吸引而来,却因爱上科学而留下来。夫妻俩的科学营越做越大。Ed不得不辞职,全力设计科学营的课程。因为课程实在新颖又有用,家长和学生纷纷化身“自来水”,狂热宣传学校。有个小男孩叫Whitman,他对这段学习经历始终念念不忘。甚至跑到学校里告诉了所有老师,连着几周都“叨叨”个没完。他的艺术老师也很激动,还捐了一笔资金,将这种STEAM教学法整合到全校的K-8课程中。之后又拿出一笔钱,带全班学生去实验室参观。Ed和Amy的勇敢尝试,终于得到了学校和更多老师的认同。而经过奋斗泪泉滋养的芽儿,才能开出令人惊羡的成功的花。四现在许多大学,也开始提供跨学科的专业,如计算生物学、环境政策学。美国顶级文理工程学院哈维穆德,是首批开设数学&计算生物学专业的大学之一。生物学教授Eliot Bush和计算机科学教授Yi-Chieh(Jessica)Wu正在这个项目中进行合作。其他大学的计算生物学,学生的入门课程会开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两个方向,但是哈维穆德学院将两个学科充分融合了。大一新生刚来的时候全部要上计算机科学入门课。其中一个课程叫CS 5 Green,以生物学为主题。学生学的是计算机编程,但解决的问题都是生物学问题。等到下学期,所有学生又要上生物课Bio52,这是一门以基因组和人类健康为主题的生物学入门课。Bio52课程每周都有计算机编程作业。生物学教授Eliot Bush在讲授 CS 5 Gree大学的跨学科教学依然很难。Bush说,由于这门课以前没上过,所以没有课本。他和一个计算机科学教授为此合著了一本名为《计算生物学:Python编程和原理》(Computing for biology: Python Programming and Principles)的教科书,以培养学生的编程技能,解决一系列生物学问题。另一个难点是课后作业。因为没有教科书,他们也没有课后作业。两位老师要自己设计大量课后作业。这些作业还要紧密结合教科书,方便学生完成。Jessica Wu虽然是计算机科学教授,但她上学时非常喜欢生物。上大学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完成测序,她突然意识到,如果想用大数据集来解决生物学问题,就要努力学好计算机。于是,她选修了计算机科学课程,并最终获得了计算进化生物学博士学位。Yi-Chieh(Jessica)Wu回忆起大学的学习生涯,Jessica说:“我很幸运在本科阶段就有机会从事跨学科研究,这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读研究生时,我爱上了教学,所以毕业后当了一名大学老师。很高兴能有机会给新一代的大学生带来同样的机会。”谈及学生的未来,Bush说:“我相信在未来,所有的生物学家都会成为计算生物学家——甚至实验室或野外从事研究的生物学家也是如此。数据分析将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我们的跨学科教学,正是让学生为这样的未来作好准备。”—完—亲爱的朋友:对于目前的学校和老师来说,跨学科教学并不是容易的事。相信身在一线的你更深有体会。凡事都有开始,“开始”难免是艰难的。但再难的事,在有心、有梦想的人面前,都不是问题,只是机会。希望本文对你有所启思。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们在这个领域的探索。祝安! 智能观 灵米2018-11-24 于北京中关村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发展迅速,受到全球各界的关注与重视。日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官网发文探讨跨学科研究发展现状,多位专家学者就跨学科研究存在的挑战及应对举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学者普遍认为,当今世界,单靠一个学科几乎难以解决任何宏大问题,但如何界定跨学科概念、深化跨学科研究等仍有待探索。 正确认识跨学科概念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李·克罗宁(Lee Cronin)认为,相较于跨学科研究的热度,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显然还不够充分。有些大学将太多经费用于成立跨学科研究机构,但这些研究机构只是围绕一些模糊的跨学科概念展开工作。在他看来,跨学科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为了追赶潮流。澳大利亚科研战略专家托马斯·巴罗(Thomas Barlow)为新南威尔士大学撰写的一篇报告也提出,反对高校因资助诱惑而进行内部大调整,追赶研究热潮。巴罗认为,传统学科分裂为众多亚学科是促成现今很多领域提倡跨学科研究的原因之一。悉尼大学2019年2月的一项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的跨学科研究工作更多的是一些相近领域的合作,而非在跨度较大的学科之间架起桥梁。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社会科学家拉克希米·巴拉钱德兰·奈尔(Lakshmi Balachandran Nair)表示,如果只是相近领域之间的合作,跨学科便失去了意义,如有些学者把策略和组织行为结合起来称之为跨学科。如果各学科都进行如此严格的细分,然后再把它们结合起来成为跨学科,那么任何科学研究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称作跨学科。学者们强调,应理性看待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很多跨学科研究项目看上去很热闹,很容易受到关注,并得到短期资助。但是,如果这些研究不能有所产出,这种热潮终将散去。不过,跨学科研究的前景依旧是光明的,人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来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推动评估与管理机制革新 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校长莫林·克罗斯利(Merlin Crossley)认为,跨学科研究的风险在于可能导致冗余浪费、精力分散以及成果平庸,因为鲜有人真正有能力评估如此大跨度的研究项目。有些跨学科研究人员担心其研究成果及价值因评估团队的单学科构成而得不到肯定。悉尼大学副校长迈克尔·斯彭思(Michael Spence)认为,重视跨学科研究是出于一种道德责任感,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大学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并不认同重视跨学科研究是为了逃避学科间资助分配困难的观点,也不认同这是校方为了争取政府经费的策略。那些在学科内非常优秀的研究人员往往能够立于学科前沿,被多学科研究环境所吸引。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副校长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提出,对于高校领导而言,应当创造环境让卓越的研究人员在其学科内做前沿研究,同时也鼓励他们跳出本学科,参与解决更宏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有些研究机构尝试在内部结构中取消传统的学科划分,围绕具体问题对研究人员进行分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该所所长初田哲男认为,在日本大学中,跨学科研究的热情不高,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建立工作联系会非常耗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克·绍斯塔克(Rick Szostak)也认同这是展开跨学科研究的一大挑战。但他表示,有很多简单的策略可以让跨学科团队克服沟通困难,如举办研讨会、用自己的话复述同事的观点等。虽然这些策略看上去平淡无奇,但研究团队在最初可能正是因为缺乏这种基本交流而最终分崩离析。有学者认为,教学活动及教职评定严重聚焦单一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凯瑟琳·莱尔(Catherine Lyall)表示,很多大学热衷于成立新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但并没有将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纳入职业架构。她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做一名跨学科学者:体制如何塑造大学职业》中提到,一些学者在接受培训后成为跨学科研究人员,但只有那些在某一专门学科担任讲师职位的学者才能获得一份长期工作。她认为,人们需要开始重视跨学科教学的价值。绍斯塔克认为,如果大学真想鼓励跨学科研究,就必须保证相关研究人员在争取职位或晋升时能够按照跨学科标准被考量。这意味着,大学可能要设立一些跨学科部门来雇佣跨学科人员,或者确保各学科在评估跨学科研究时能够更加合理。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4日总第1914期 作者:本报记者 王晓真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1、 夜空为什么是黑色的?多普勒效应让大多恒星光芒变成红外线,相对我们来说,因为膨胀,宇宙有些地方离开我们的速度超过光速,我们永远不可能看到它们。(可观测宇宙是有限的)2、 幼态延续保证了我们的智力持续发育,而闭经又使得成年女性有大量的经历去照顾幼崽。我们的祖先可能对童颜少女十分的爱好,这促成了我们这个种族。而人类社会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女性吸引男性。而动物界则是雄性吸引雌性。这是因为动物世界里雌性要照顾幼儿。而人类社会,男性却主导这社会。所以我们的牙齿歪歪的,因为我们还是个孩子,却长着成年人的牙齿。3、 生物的演化趋于相似,这就是趋同进化。这种殊途同归表现了强烈的方向性。自然选择会留下最逼近最优解的后代。这就说明,物种会朝着某个方向持续发展,体现了极强的方向性。当一个环境有多个最优解时就会产生辐射进化这种现象,及产生不同的物种。随机突变没有方向,但是自然选择有。4、等角螺线就是生长螺线,动点相对于定点的连线,以恒定的角度旋转离开时形成的螺线。(等角螺线之间的形状恒定,能容纳一个物体一边放大一边滑动及其自相似只是大小而已)(其与速度无关只与曲线与定点之间的角度有关)(星系,龙卷风,蜗牛,鹦鹉螺,捕猎的老鹰的飞行方式,飞蛾扑火)。等速螺线动点以恒定的速度远离定点,并以恒定的速度环绕定点。(其螺线间等距。)5、质量源于F及力。6、 在两点之间有无数的路径,光只能沿着所需时间为“驻点”的路径传播。这个驻点可能是最小值,可能是最大值,可能是拐值及更长与更短的临界点。还有一种解释,光是沿着所有可能的路径传播,甚至包括了那些歪歪扭扭的路径,但是光会在这无穷多条的路径上自相干涉,不同位置上的干涉程度并不相同,在给定的两点之间,几乎所有的路径因为相位差异而相互抵消了,但是驻点之所以成为驻点是因为不同路径的相位差异在这里最小。各路干涉不会完全抵消,而会留下完整的波动,及我们能观察到的光的路径,是所有可能的路径同时厮杀之后的结果。这就概率99%。7、先有自然才有人类,但是先有人类才有自然科学,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现象的模型,而不是现象本身。8、 费曼的多重路径积分表述。简单描述就是概率世界的大数原理。9、系统的稳定状态一定是系统的能力最低状态?推到的杯子。及系统趋向于能力最低状态及稳定状态。这可能就是惯性的原因及向生性原理却表达着死。引出最小作用量原理及最节能的方式达到目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就是概率最大的结果。10、 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是基于因果链的法则。而钟慢效应则是则是基于光速不变原理,其本质是最大速度不变原理。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最大的速度那么因果链就会被破坏。而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V=L/t,而路径不证自明。所以我们牺牲时间,说时间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得出速度越快,时间越慢。F=AM质量越大。沿运动方向长度越短。(如果你先看到了子弹再看到了开枪的手指,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可想象的现象)11、 可想性错视,看见的人脸(原理:人类有专门处理熟悉面孔的大脑机制)读茶术和视觉占卜。这些都是斑图效应,及人类赋予他们意义。
活动现场。红网时刻12月31日讯(通讯员 邹理 张絮飞)12月28日,首届全国“新闻传播学跨学科研究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近200位来自全国的新闻传播学、文学、影视艺术、管理学、医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专业的学界与业界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媒介融合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带来的重大变革——跨学科研究的崛起,分享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景升表示,当下全媒体不断发展,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中南大学重视特色文科的发展,倡导学科融合,支持学科交叉。他希望以此次新闻传播学跨学科研究高峰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中南大学文化传播、健康传播等领域的探索,坚定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发展道路。在论坛的主旨发言中,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探讨了新闻传播学学科的融合与分化问题。他表示,当前我国正需要“全媒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新闻传播学学科与专业体系应以问题为导向,融合研究为方法,融合学科为目标;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单波教授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分享了中国对外报道的“方法与目的”研究心得。他认为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报道要进行观念更新,应用多元化的世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多元化,走向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中国与世界互为目的对外报道方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探讨了当前智能媒体的学术热点与如何善用科技的问题,她指出当前智能技术与职业新闻理念受到各方重视,技术作为中介的模式逐渐被打破,新技术正在重新形塑新的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此外,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及数据科学学院祝建华分享了在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进行跨学科合作与竞争。他说道,计算社会科学的出现是基于网络数据、数码数据及计算方法的普及和成熟,走进计算社会科学需要用网络的方法来研究网络,用技术的方法研究技术;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胡国清教授研究了新闻媒体的“伤害”报道,呼吁伤害专业预防组织及政府新闻传播部门尽快倡导改进新闻媒体“伤害”文章的质量,认为新闻传播在遵循核心价值观理念外,更要遵循专业的原则;韬奋基金会秘书长张增顺聚焦新闻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两点:一是守正,即坚持政治导向,提高政治站位,履行政治责任;二是创新,要以融媒体、跨学科、变体制为导向,发挥出创新在融媒体发展中的作用。本次高峰论坛还设立了4场平行论坛,来自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分别以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边界与跨界、社会文化/健康传播、计算传播/智能科学和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为主题开展学术交流。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办此次高峰论坛旨在追踪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沿,汇聚全国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现当下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促进新闻传播学跨院、跨校、跨专业的思想和经验交流,增强新闻传播学领域青年学者的创新意识,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纵深发展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青年论坛上,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教授陆朝阳同桌的,都是完全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我身边有做石墨烯的安德烈·盖姆(Andre Geim,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有做粒子物理的戴维·格罗斯(DavidGross,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还有研究宇宙辐射的乔治·斯慕特三世(Geroge Smoot III,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大家的研究领域都不一样,但都对量子计算很感兴趣。”陆朝阳与同组的论坛参与者讨论一番后向第一财经记者说道。分子生物、材料工程、基因组医学、技术物理、有机化学、土木环境、神经科学……此次参与论坛的二百余名科学家几乎都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要让这一群学科背景迥异的科学家在论坛讨论中达成共识,则需要一个共同的兴趣点。“量子力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话题,具备很多不同学科的探究动机,做能源、化学、材料、理论物理的都会有兴趣”,陆朝阳向记者表示,“我们从动机、原理、材料、应用各个角度都可以找到和自己相关的,就像一个粘合剂一样把大家都粘合起来。”另一组参与讨论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材料科学中心教授江颖同样对于大跨度的学科交流很有兴趣,他自己的研究方向就存在交叉学科特质,“我是物理出身,现在往化学和生物方向有些交叉。”江颖在完成敏感和非侵入性扫描探针显微镜的研发后,又投入到对工业界复杂环境下高分辨成像技术的研究中,他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该研究项目已初步完成了模型仪器的搭建,从实验室走出后还需要工业界的配合才能真正实现应用。此次论坛的跨学科讨论又给了江颖新的灵感,“我现在就有做星际化学研究的想法,我们实验室做扫描显微镜的超过真空和低温环境和太空的环境一样,完全可以用我们现在的技术用到星际领域。”江颖认为,交叉学科能为科研碰撞出新的火花,“在如今学科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要在单个学科中寻找金矿是很困难的,但在交叉学科方面会有一些捷径。”说罢,江颖又冒出了新的跨学科研究的想法,“也许还可以往生物方向走一走,水在生物体中扮演什么角色?目前的了解非常有限,如果能把我们的学科拓展到生物领域,能够打开新的大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教授周慧芳在临床中感受到了材料工程学科对医学的革新,“材料工程学科加入以后,机器人手术可以取代一部分医生的手术”,周慧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青光眼、白内障等眼科常见病都可以用机器人进行手术,“人们开始有一些疑问,是医生做手术好还是机器人做手术好?”据周慧芳介绍,九院正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合作研究疾病的机械治疗,但同时,跨学科趋势也在提醒他们思考,医学本身还能做些什么, “对于那些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希望通过基础研究从根本上发现疾病的发病机制和形成过程,从预防的角度来治病。”美国国家科学院、IBM阿尔马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蕴瑶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更是一个必须借助跨学科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们提取大量文献的文本,帮助材料学家更快发现新材料;我们还通过自动抽取病患的病史,帮助医生快速找到病历中重要的东西。”但青年科学家们对跨学科研究的难处同样深有感触。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副教授特蕾西·斯拉泰尔(TracySlatyer)曾与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参与同一个主题的会议讨论,“大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来互相理解,确认彼此的认知是否准确。”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金贤敏在跨学科的沟通障碍之外,又对记者提出了另一个困难,“交叉学科意味着学习新东西,要脱离舒适区去研究我不太了解的领域,比如生物领域里的量子成像,这种交叉就比较难。”这些困境在2015年阿尔巴尼医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谢晓亮眼中,是必须要克服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饱和甚至下行的时候,如果一直停留在原来的领域,就不可能成功。”
读博几年,当然早就有感想。这几年写东西又转到私下,而且跟学业和专业有关的占了很大部分。什么时候又愿意重新在自己的抽屉和笔记本之外写东西,我并不清楚。前几年写了点博客,有的文章被人喜欢,也纯粹因为这些就交到些朋友,我深感幸运。另一方面,有时候文字稍微有点儿人看,高兴之余也会不好意思,我的脸皮本来挺薄,也自知人格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在公共空间里经常走动的时候。现在也许依然不是时候,不过不写又怎么知道呢?那就写吧,依然从这几年的经历而来的感想开始。1)名利很久以前记得看到丘成桐的演讲,说做学问最难的是什么,他说是顶住名利的诱惑。这样的话听着当然一点儿都不新鲜,我一个小孩子当时也觉得很隔靴搔痒:做学问的,包括自己,最初很少有冲着名利去的,真要有名利的困扰也是像他那样拿了菲尔兹奖的人才有的幸福的烦恼。这几年读了点博,才发现远远不是要到了什么菲尔兹奖的程度才算名利,名利的诱惑充满着哪怕起步的学业生活的点点滴滴:选什么课题,找什么老师,去什么学校,写什么文章,露什么脸,甚至在平常吃饭聊天和随便写写的文字之中。读到博士,一般都会在人生中有一些世俗意义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些许“成功”的标签,别人会夸你的脑瓜、知识,分数好或者学校好的还会让你分享经验,写文章做客什么的,被别人夸,自己身上也有点好看的标签和小聪明,也就难免得意。只有自己上了点儿道,多了点硬功夫,才逐渐知道世界之大,哪怕一个学科的小领域的招式武艺、前人的积累、未决的问题都深不见底。这种感觉,稍微入行的人都很清楚(我看到很多最好的教授学者就更清楚了)。学术这东西,越往上走越要付出多的多的努力。若还要敢做点和前人稍微不一样,甚至有所突破的东西,智能、体力(是的,学问要体力!)、眼光、时间、训练、导师、还有运气等等可能一样都不能少;知难而上?可能少了几样”成功的要素”?不做也不知道。亦或者差不多就得了,找相对不那么艰难的课题,或者安然地在既有的小圈子呆好了便也不易,更何况到了后头还要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不过之前我以为,上面的各种要素全了,迟早就能做出好学问,而且好的学问名气会大,引用率会高,会拿头衔会得奖。这几年读书,看论文,见人,逐渐发现不是这样。有名气大的,徒有虚名;有的默默无闻,一些人甚至都很难找得到他们的名字或网页,但功夫了得,定力更深,对待名利有嗤之以鼻也有风轻云淡的。这几年博士经历开始逐渐训练我如何抛开标签辨别——这样的辨别需要有缜密的知识、过硬的技术、也要有学科内外全局的眼光,即便这样也还要告诉自己经常会看错——开始能辨别,便要面临自己如何选择。在极少的情况下,天时地利人和,会有几个一帆风顺者,但做好学问,更有可能的是难上加难,不一定成,成了别人也不一定认,认了翻过一座山头又是更难更高的另一座——知道这些了以后,面对每一步的小名小利,如何选择?前几天又读到人类学家项飚说的“悬浮”:悬浮在标签、头衔、出身、指标、圈子之中,自我安慰,自己给自己圆合理性让自己舒服——作为做学问的人,有没有勇气让自己不舒服,有没有冷静在别人的夸赞、漂亮的简历、名校名师、头衔奖励,或者反过来,在这些一样也没有的时候,都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总而言之,“慎独”不易!2)“学问”与“学术”“学问”不完全等于“学术”。今天的学术是一类职业,需要专门的训练、有专门的规则、和在这个训练和规则下的人和人群。博士训练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职场训练,跟其他行业中,人走入社会要找个工作,进入个行当一样。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的好处和人的问题,跟其他职业也不无不同。一位名校头衔教授可能真的是学问做的好,也有可能仅仅是做“学术”这一门职业的娇娇者。同样,所谓的学术圈也会跟其他有人的圈一样会有体制的问题、成果和上升的压力、投机取巧的空间、私德败坏的学者。每个职业中都会有好有坏。不要混淆在职业之内和之外追求的价值,它们可以有很大的重合,也可以没有。在今天,做好的“学问”多半需要很多的专业化的训练,但专业化的训练可以用来找工作,也可以用来通向自己真正在乎的广阔的个人世界。我本科的一位古希腊文学的老师,在我大一最困难的时候帮我度过难关。她是美国名校最好的古希腊学者门下毕业。文章写的好,演讲、教学激情澎湃,我今天碰巧翻到之前她在耶鲁任教时学生们给她写的评语,很多学生直言(甚至用大写)说她是他们在耶鲁遇到的最好的文学老师。不过她辗转十几年,最后没有拿到任何地方的终生教职。今天我已经不知道她在哪,网络空间里除了她博士论文的题目和几篇文章之外也已经找不到她的蛛丝马迹。荷马、索福克勒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在她的血液中成为她的生命力,我也见到这样的生命力如何感召在她身边的那么多人。在今天的人文学科体制里,她的“职业学术“几乎肯定已经失败。但是”学问“呢?也许只留给了自己和能接触到她的身边人。留给我的问题:我当然在具体的专业选择上最终和她有点距离,但是我自觉今后,不管研究写作还是教课,能达到她在古希腊文学里达到的那样的水准,便已要非常庆幸。如此一般追求”学问“,学术也依然可能会失败。面对职业上的成与不成,能不能心里依然泰然不变,克服更多现实的困难,把”学问“做下去?3)学问与做人今天,不完全与学问相同的“学院学术”与做人可以完全没什么关系。不过“学问”本身呢(如果还可以在任何意义上谈论学问”本身“)?职业化的学者诞生之前,学问与做人多少是分不开的。而在一些古典学问的理想之中,最高的学问就是做人。我进C大读博,学的是神经科学,这几年,得益于周围的师友和学校本身的氛围和设置,最大的收获之一却在社会学科(人类学、历史、宗教、社会学等等)。当年入神经科学的一个基本动机其实跟我之前的人文底色一脉相承:要问的是人是什么。这几年学到的,却是人的局限和对这些局限的无知:被自己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局限而浑然不觉,更不用说超越的可能。激素水平、基因、早年经历、社会环境、偏见的习得、意见的传染、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标签造成的“悬浮”、更不用说小到亲人朋友大到社会国家对个人的塑造和影响——很多学者很好的工作便是在梳理和明晰,我们带着自己生物性的躯体在社会空间里游走,何以完全地不知道随时随地伴随自己的无知和无意识,还大多数时候编织出一个自己”完全知道“的梦境(包括这些工作的研究者本身)。以前说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自己的”能动性“,而现代自然与社会科学提供的多是各种各样的”被动性“, 或者,套用哲学家Nussbaum有名的话讲,个体——不论是凡夫走卒还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面对自我、环境和他人之时,从生理条件到道德选择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脆弱与局限。不过,学理上的些许疏通,影不影响书本外的为人?Nussbaum自己说,她一本接一本的写书教导人的脆弱、友情、爱,却连自己的妈妈病危之时,她还是在开会途中,在飞机上写作。”成功“学者的生活已经让她不想也不愿停下。我没有答案,我也知道任何可能答案的困难(也许我其实也还是不知道)。不过回到我这几年的经历本身,聪明的头脑、渊博的学识、艰涩的理论、流畅的动手能力、机敏的反应和洞察的直觉、个性和老练的文字和口才我这几年见得不少,不管是读书读到,讲座听到,还是身边就有——在我现在的大学,接触到这些也并不新鲜。但能突破不管是自己的局限还是体制的框架,拥有真正的”个人性“才是世所罕见——这种个体性和我们小时候说的”个性“完全不是一码事,反倒或许和我们平时泛泛而论的”人性“不一而同。许多所谓的个性其实是少年走入成人世界之前,没经过什么考验的浪花一现(当然也有极少的例外,比如诗人兰波,早逝的邹容或者伽罗瓦)。而小聪明能成大人格,却万里出一,且可遇不可求耳。我也知道,能说这些,并不代表我就能克服名利、做好学问、或是做好人,仅仅是要越来越强烈地警策自己而已。从前看自己小时候的文字会笑,顺便安慰和小时候相比自己确实是有了些成长;而这几年开始经历成人世界的束缚,回望少年时的锐气倒会有留恋和惭愧。年岁的增长并不是意味着进步。相反,在年轻的横冲直撞之后,只能如履薄冰又毫不妥协,原初的生命力才有壮大的可能。更要放开手脚,也更要小心翼翼。本文来自【意得辑专家视点】,转注……评论席就留给你们了~关注微信订阅号【SCI发表辅导】,科研之路带你飞
8月3—4日,南京大学建筑人类学跨学科论坛暨项溪程朱理学传统文化研学营主题论坛在线下线上同步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跨学科测度——如何图绘一座中国乡村的历史、社会与空间”,从多学科视角对中国乡村的空间、自然、社会、文化等因素进行了全方位研讨。建筑体现社会发展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福建并非文化中心,却是移民迁徙的重要去处。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带来了民间信仰、宗族观念、建造体系等,对迁徙地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赵辰看来,相对于定居,迁徙应该是文明进程研究中更值得关注的因素。建筑物不仅是单一的物体,更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国家,中国各地建筑与文化的地域性源于先民对原生态定居环境的适应,更源于他们对迁徙过程的再适应。原生态定居是人们第一次适应定居环境。例如,适应中原地区自然条件定居而形成的原生态土构行为被称为“掘土为穴”;适应南方自然条件定居而形成的原生态木构行为被称为“构木为巢”。木构框架和土构墙体组合“土木/营造”,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形态。赵辰以闽地的城墙为例,阐述了移民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闽地的城墙是围合性的土楼外墙,虽然在形式上与中国北方的城墙并不相同,但其内部均是木构,两者的营造逻辑并无二致。因此,福建的夯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先民迁徙过程中对环境再适应的一种遗存。历史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会随着人们迁徙而发生变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安介生在谈到闽北区域文化发展时提到,从唐末闽北地区割据立国至宋元,闽北文化有十分显著的变化,这与北方人民南迁有着直接关系。大量文献记载表明,北方移民在唐末及五代进入闽北地区。及至靖康南渡,政治中心迁往杭州,而文化中心也移至南方。乡村振兴助推传统文化发展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也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赵辰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为修复、再建、重塑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机遇,也为年轻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如今,在相当一部分传统村落,村落空间形态与相关口述历史中生动的故事相去甚远。重塑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形式逻辑,或许可以为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提供一些启示。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蓉表示,传承空间结构中蕴含的空间文化,可以滋养空间结构。这里的空间文化是空间叙事逻辑。故事理念要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才能保持鲜活的文化生命力,完成对村落空间形态的供养。由于很多村庄聚族而居,研究我国传统村落就绕不开家族组织,而祭祖习俗是研究家族组织的重要窗口。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认为,家族的本质特征是祖先崇拜,可以从祭祖习俗了解群体的特征,以及礼仪习俗萌发和形成的时间。东南大学国际化(建筑)示范学院教授夏铸九表示,在研究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时,要关注祭祖习俗、家族组织等社会性因素,不能把建筑只当作石头或木头的堆砌,而看不到其中的灵魂。测绘量不出古建筑背后的内涵,而建筑学要结合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才可能有新的发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从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基层社会空间的“法”。他提出,家宅的“法”既是亲属制度与法律的规范要求,也是实际居住形成的权利,家宅的形制与栖居者的相互浸入,形成了家宅之“法”本身。在当代社会,如何更好地维持这种社会赖以维系的秩序,是一个重要的实践与理论命题。城市与乡村是不可分割的城乡地域系统,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高度融合。在福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税伟看来,发展城乡融合人居模式,一方面要利用农村原始生态环境,来促进农村发展,另一方面要把城镇居民的度假、养生、养老、农村文化体验与农村发展融为一体,以实现城乡复合发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理念与生态审美同样不可忽视。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园林学院教授董建文提出,食物链关系、互为环境的关系、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稳定性的关系是生态学的三大关系,乡土植物与乡土建筑在生态视觉审美与文化概念上存在内在联系。论坛由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人民政府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主办,松溪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渭田镇人民政府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乡村振兴工作站承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楠精彩推荐:以民俗文化再造凝聚村落共同体组织参与强化村落治理共同体培育以村规民约为纽带的村落文化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20年12月4—6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首都师范大学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举办的“技术、媒介与人文:跨学科研究范式多元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技术、媒介与人文的关系问题,延伸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大学教育形态、电影范式转型、哲学范式转型、现代性起点的反思、人类学范式转型、文学范式转型、网络电影以及各种技术文化形态的新境地所带来的对艺术认识的技术路径的拓展,还有新的技术语境下中外文化间交流模式的更新等问题展开研讨。大会由首都师范大学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主任易晓明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王德胜处长致辞,强调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并对学术研究的未来提出了展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马自力教授在致辞中比较了中西方人文主义的不同,并指出技术对传统人文范式具有的瓦解性,强调要进行积极应对。开幕式后,人民出版社冯瑶副编审、王德胜处长与作者易晓明教授同时登台,为在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文化现代主义——平面化技术社会与新文学形态》一书召开了简短的新书发布。这本书是从技术、媒介、工业体制社会与现代性等多角度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成果。“技术、媒介与人文:跨学科研究范式多元转型”学术研讨会的第一位发言人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博导、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语言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周建设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智能叙事与模式识别》,从人工智能的智能叙事路径,考察技术与叙事相结合的关系,由此拓展到人工智能极为广阔的应用领域,而智能写作系统则是写作领域发生的一场深刻革命。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新的发言题目是《数字人文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与话语转型》,他试图通过对数字人文与电影研究的批判性反思,探索一种从“人机交互”到新的“人际交往”视域里的电影研究新路径。大连理工大学中文学科负责人梁海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拉图尔行动网络者理论及技术哲学与文学研究结合的途径》,她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文学结合起来,探讨了技术哲学与文学走向有机结合的途径与方法。上海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黄保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人工智能对人之本质的挑战》。他认为当今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逐渐走向“全能”,但人性却永难达到“全善”,两者之间的冲突便成了当今时代的核心问题。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生导师陈永国教授,作了题为《数字人文发展中文学的距离阅读》的发言,认为数字思维模式已经对阅读与研究形成了介入与影响,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姿态观照网络文学与程序媒介的特殊性,他还提出了文学的距离阅读等新提法。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生导师曹莉教授做了《文学与大学:从利维斯、白壁德与纽曼说起》的发言,立足于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梳理了从纽曼、利维斯到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脉络,指出了他们批判机械文明、对现代性的反思,并指出文化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金惠敏《技术人文与审美感知》的发言,延伸到康德对自在之物的忽视,指出当下理论的重点是物的回归,媒介对于这种回归,对于包括物的间在性关系的建立,将对之间的间性理论形成超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胡继华做了《柏拉图的“媒介起源神话”》的发言,从柏拉图《斐德若》中的爱,提出柏拉图是最早的媒介思想家,并展现出了“爱欲与书写”和“灵魂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博士曾国华作了题为《数据文本、算法与数字时代的诠释学》的发言。他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文本、文本关系和文本的诠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有的诠释学无法迎接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挑战。针对这一情况,曾国华从媒介物质性理论出发,试图探索能够帮助理解数字时代存在状况的迈向主客体间性的数字诠释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工业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刘圣鹏的发言题目是《后学知识学转型的哲学基础与文化基础》,他梳理了从阿尔都塞、福柯到哈贝马斯的后结构主义哲学脉络,指出这种后结构主义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后现代状态,使得文化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勾连的后学思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导宋旭红教授做了《人文学科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发挥建设作用?》的发言。面对正在到来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她认为人文学科不仅应该借助新科技更新自身的研究范式,更应该利用自身优势为飞速发展的技术保驾护航,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北京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副教授江洋的发言题目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器物观”》,他从“格物”“驭器”“器之用”和“器之道”的内涵入手来阐释了中国哲学对人与工具、人与技术之关系的理解,并认为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中“工具之意蕴”“背景世界”“存在之领会”等概念有内在性相通。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育学博士杜一雄老师题为《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公民跨文化能力的阐释与发展》的发言,他通过梳理“国际公民”这一概念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新型跨文化能力的归类与解读,生成了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公民跨文化能力新的阐释与解读框架。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与博士生导师陈红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一个人类学诗学文本》,陈红薇教授从人类学视野解读《阿伦群岛》,认为这部作品是一部人类学视野下的诗学文本。辛格透过岛民的仪式行为、神话思维及异教信仰,探究了凯尔特民族精神的本源。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导范玉刚作了题为《媒介融合与艺术创新境遇下文艺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的发言,认为当下艺术发展与信息技术在“艺术生产境遇”中不断交融,引发媒介融合与艺术创新实践,原有的文艺学美学范式面临着失语。针对这一困境,我们应建构具有时代特征的文艺学美学学术话语体系,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升中国理论在全球化思潮中的话语权。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钱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庆本作题为《中国网络电影的三种制作模式及多元转型》的发言,梳理并介绍了中国网络电影经历的网络短视频的UGC制作模式、微电影的PGC制作模式到网络大电影的IPGC制作模式三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指出网络大电影的制作模式超越了网络与电影的简单结合,具有“媒介融合”的特点,是数字复制时代的艺术。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单小曦在《超人类文化视野中的智媒生产——人工智能文艺的媒介论阐释》为题的发言中提出,针对人工智能的文艺研究必须经历从人类文化到超人类文化的视野转变,由此,研究范式也必须从基于人类文化视野再现论、文本论、接受论向超人类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论转型。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教授许苗苗作题为《“三感”与网络文学的跨媒介、跨文化审美特征》的发言,梳理了谈论网络文学经常使用的“三感”——即“代入感”“爽感”“网感”概念的内涵及其成因,并指出三感与网络联系紧密,网络媒体多感官接受的表达手段和精准定位目标人群的传播技术是其技术保障,在这其中体现着网络文学跨媒介、跨文化的审美特征。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裴亚莉题为《拍摄“绘画”——对中国电影中美术问题的阶段性考察》的发言分析了电影中的风景叙事,将电影中的风景纳入情感表达,并引用美术史上“如画美”的观念说明不同华语电影导演之间艺术观念的差别。裴亚莉教授认为不同代际导演旨趣不同,在融汇美术要素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存在着丰富的解读空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昕揆《剑桥新批评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的专题发言,挖掘出麦克卢汉理论在伊尼斯传播论影响之外的另一条新批评的影响线索。这种影响对麦克卢汉理论的含糊性、悖论性,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理解途径。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珩教授作《重塑问题空间: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与民族志在场》为题的发言,他梳理了人类学中的本体论转向问题,指出本体论转向会促成严肃对待他者世界的态度,需要培养新的视角与问题意识,并通过本体论转向的三个维度与“园艺和种菜”这一案例相结合,考察打破人与物的区隔,重新塑造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空间。最后压轴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金元浦,他的发言题目是《算法,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艺术的新境地》,他通过回顾算法艺术的发展史,结合诸多当代社会用算法创造出的艺术的案例,指出数字艺术是一种算法,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是实现艺术创作的途径。除了大会发言外,本次参与大会主持与评议的教授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钟志清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博导,苏州大学传播学院曾庆江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包晓光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胡疆锋教授、博导,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刘燕教授,湖南科技学院陈仲庚教授、潘雁飞教授与张能泉教授,以及江西师范大学肖明华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华副教授,中国公安大学社科部尚景建副教授。大会闭幕式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教授与博导、跨文化跨媒介研究中心主任易晓明教授作小结发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冯新华老师进行了大会总结,并宣布大会闭幕。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主办方供图《文化现代主义——平面化技术社会与新文学形态》新书发布现场 会议主办方供图研讨会现场 会议主办方供图【来源:中国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