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配图“有的人扎实的成果没做出来多少,就急急忙忙捞钱变现,在社会上沽名钓誉,自封或默认什么‘××之父’的称号。当它沦为谋求利益的工具,其应有的神圣性和严肃性遭到极大损伤,也让欣赏杰出科学家的人们感到失望。”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之父”的称号,来凸显科学领军人物在某个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开拓性贡献。然而,一些科学家被称为“××之父”以后,既在学术界内部引发争议,也导致公众对其功绩和影响产生片面认识。一些科学家本人也明确拒绝“××之父”的称号。近日,有媒体便报道了科研领域“××之父”被滥用的情况。“××之父”的提法来自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力学之父”阿基米德、“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等说法。后来,随着学科分类日益细化,“××之父”的称号越来越多。比如在区块链概念大红大紫的当下,最受关注的大概就是“比特币之父”中本聪了。带有显著西方文化印记的“××之父”的说法传到东方以后,中国科学界经历了对这一舶来品的接受过程。由于中国科学长期落后于西方,缺乏世界级的开拓性成果,在“××之父”的前面不得不加上“中国”的定语。改革开放以后,科研工作者越来越受到尊重,社会上形成了普遍的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家的氛围。国内“××之父”的称号,在这段时间遍地开花。做出重要科研成果的科学家,受到了社会应有的尊重。然而,高度分工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多数科研成果不再由一个人独创,而是科研团队成员的共同成果。即便要褒扬某个科研领域领军人物的功绩,也不太适宜用“××之父”的称呼,因为现代科研成果大多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重大科研成果是不同团队甚至几代科学家循序渐进推进的结果。因此,遍地开花的“××之父”显得不够审慎。应当承认,在当下赋予某位杰出科学人物“××之父”的称号,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在社会重商风气浓厚的时代,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要习惯于坐冷板凳,也有难以言说的寂寞。对那些默默推进科学事业整体进步的杰出人才,对他们不仅要在经济上给予恰当的回报,也要赋予他们相当的精神荣誉。对其中的顶尖人物,“××之父”无疑是形象且易为人理解的表述。但是,“××之父”的称号不应该成为浮躁学术风气的投射。有的人扎实的成果没做出来多少,就急急忙忙捞钱变现,在社会上沽名钓誉,自封或默认什么“××之父”的称号。最恶劣的案例之一,莫如当年骗取高达上亿元科研基金的“汉芯之父”陈进。当“××之父”沦为谋求利益的工具,其应有的神圣性和严肃性遭到极大损伤,也让欣赏杰出科学家的人们感到失望。更不要说“××之父”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的侵袭,沦为商业营销的工具,甚至某些保健品的商人也大言不惭地自封为“××之父”。不管怎样,赞誉科学家“××之父”需要更加慎重,需要来自科学共同体的普遍认同,更要基于对科学家功绩的客观描述。而对尊重科学家的社会大众而言,也要对“××之父”的称号形成判断力,不盲目崇拜个人,不被片面的舆论宣传误导,让科学精神而不是哪个具体的人在心底深处扎根。(来源:科技日报)
来源:中工网“自从侯晋芳担任岩土所总工以来,科研产值逐年增加。以前,岩土所平均每年的科研产值占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去年我们岩土所科研产值突破性地达到了21%。”提起侯晋芳,中交一航局港研院岩土所的同事都会先说出这样一个数据。这份成绩,正是源于她12年来坚持扎根在施工现场,带领着团队不断攻克一项又一项科研难题。“公司这些年参建了许多大型工程,我就想去多接触现场,让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能发挥出实际价值。”侯晋芳说,“想要搞研究,必须要‘接地气’,到一线掌握最真实的数据资料,‘闭门造车’是肯定造不出来的。”工作中的侯晋芳(资料图)记得入职第二年,侯晋芳就主动申请去哈大客专进行课题研究。当时哈大客专正在如火如荼大干中,但出现了一个让人棘手的难题。“这个工程业主要求比较高,必须达到全线零沉降,但偏偏那里还有冻土,这样一来要保证全线零沉降难度就增加了好几倍。”侯晋芳回忆道。冻土,简单来说就是土里含有水分,遇冷便凝结在了一起。而哈大客专沿线属于“季节性冻土”,到了春夏之季天气转暖,就会发生沉降。“我去哈大客专的时候是个冬天,天气特别冷,我里面穿了羽绒服,外面还要披上一件厚厚的大衣,就算这样也不觉得暖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侯晋芳深入现场进行试验,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环境里开展研究工作,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沉降得到了有效控制。时光荏苒,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接触到的课题逐渐增多,侯晋芳对科研工作也有了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科研不仅要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还要注重现场的应用效果,成果只有实现了转化,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带来更大的发展。遵循这个理念,侯晋芳让许多浮于纸面的科研理论,插上了服务企业的“翅膀”。在港珠澳大桥工程建设中,针对疏浚淤泥固化处理方案,侯晋芳主持开展了“水泥拌合体强度室内试验和耐久性分析”,通过对1000多个试样的分析试验,得出了“该地区软土进行固化强度难以达到设计要求的”结论。经过多次讨论,设计方最终采纳了她的研究成果并改变了设计方案,为大桥建设节约了资金,缩短了工期。正是靠着勤奋与努力,侯晋芳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省部级和局级课题近30项,获得省部级、中国交建、局级科技奖励16项,参加了《港口工程地基规范》等多部标准规范编写工作,并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10篇被EI和ISTP检索,4项发明和8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她也逐渐成为交通部、天津市、中国交建岩土工程重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还被评为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荣誉接踵而至,但这些并没有让侯晋芳自满,用她自己的话说:“搞科研、做课题不仅是我的兴趣,更是一份责任,这让我必须时刻开足马力。”(据《天津工人报》报道 天津工人报记者 崔晓雪)责任编辑:姚怡梦
要让科学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课题选择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让他们放开手脚、按照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和各自领域的特点组织研究、尽情施展才华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给他们充分的人财物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鼓励优秀青年人才勇挑重担。“这话讲到了我们心坎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在科技界引发广泛共鸣,广大科技人员深受感动、备受鼓舞。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施一公、潘建伟、付巧妹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他们矢志报国、创新为民,奋勇攻关,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中国特色的科学家精神: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今天,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弘扬科学家精神,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主动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之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汗水,在各自的领域潜心研究、砥砺创新,为各行各业解难题、破难关。一方面,当今世界科技进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学科日益交叉、理工日益交融,其速度、深度、广度和专业度、精细度都是前所未有,局外人很难看得明、说得清,更不用说具体指导了。另一方面,无论是探索未知的基础研究还是攻坚克难的技术开发,都属于困难重重、复杂缜密的脑力劳动,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很难做到目标明确、路径清楚、进度可控。因此,不能用计划思维和线性逻辑管理科研活动,要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能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要让科学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课题选择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让他们放开手脚、按照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和各自领域的特点组织研究、尽情施展才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信任不等于放任,放权不等于不管。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改革,让项目设置、经费使用、考核评价、薪酬分配等关键环节更加尊重规律、符合实际、科学合理,进一步优化科研生态,从源头上把科学家从论文考评、“帽子”导向和报账审批等藩篱中解放出来;同时,对极个别突破道德底线、故意造假的科技人员实行零容忍,该处理的处理、该通报的通报,坚持做到风清气正。(赵永新)
战胜疫情,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要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综合多学科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尽快攻克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这对科技战线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是科学技术,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抗击非典、埃博拉病毒等疫情的战斗中,我国许多优秀科学家和科研团队冲锋在前,彰显了为医学事业和人类健康奉献的精神。同时,广大科技工作者提高了攻坚克难的科研意识和运用正确的科研思维与方法有效解决问题的水平。目前,我们在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推动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生产生活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传染病呈快速增长态势。面对传染病流行的新形势新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坚定战胜各种疾病(包括眼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是一项战略之举,不仅是应对当下疫情的应急举措,而且是面向未来的长远之计。比如,针对疫苗研发,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疫情防控,加快推进已有的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发,争取早日推动疫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又要放眼未来,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此外,还要加大医学科研投入,加大对重点医院感染科团队和平台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对研发重要传染病疫苗和药物的投入,做到有备无患。同时,要大力培育具有科研精神、科研意识、科研方法的优秀人才和团队,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加强多学科和跨学科联合攻关,尽快拿出切实管用的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不仅要把冲锋号吹起来,而且要把集合号吹起来,也就是要把最强的力量积聚起来共同干,组成攻关的突击队、特种兵。”加强抗击疫情所需要的科技研发,不仅需要调动医院、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方协同、形成合力,在政策、资金、项目上给予支持,而且需要进一步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以医学界为例,应调整“SCI论文至上”的评价体系,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加大中文期刊论文的权重,让更多论文、成果和最新进展能被一线医生阅读、理解、使用,让科研真正对临床起到支撑作用,进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为战胜疫情作贡献,广大科技工作者使命在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一定会进一步做好科研攻关工作,努力将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护佑人民健康,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国家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日报 》( 2020年03月20日 09 版)
作者|赵广立 中国科学报3月30日,公益科普活动“巾帼之美—女性科技论坛”在京举行。两位“80后”女科学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颖,同台侃谈各自的奋斗历程。付巧妹在分享中谈到,一路走来最大的感受是“只有找到自己的热爱,才能坚持下去”,并且认为做对选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勇于承担选择失败后的结果,在过程中要尽力而为。刘颖说,自己自幼就对生命充满好奇,大学报考时更是只填报了生命科学一个志愿。但自己的“生命科学博士之路”最初并不顺利,在艰苦地坚持和付出后终于得到回报。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学专家李兰娟,中国科学院院士、密码学家王小云也分享了她们的科研成长故事。该活动由中国工程院指导,腾讯院士专家工作站发起,腾讯北京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及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以下为付巧妹和刘颖的演讲实录。付巧妹为了感兴趣的事情,每天都在努力,觉得很幸福人物名片付巧妹,200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2009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2013年在德国马普进化人类研究所获演化遗传学博士学位。现为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古DNA实验室主任。2019年,获首届“科学探索奖”;2021年3月,获“中央和国家机关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要点提示:●回顾过去最大的感受:找到自己的热爱,才能坚持下去。●自己小时候都算不上“学霸”,只在数理化上有优势。高中起变得努力,是因为“想让脑子动起来”。●曾在大学放弃保研、加入考研大军:做选择就要有承担失败的勇气。●本科阶段积累的数理化、编程基础,在看似不相干的博士阶段发挥奇效。●无论科研和生活,每天都在努力,觉得很幸福。●不管怎样,“活在当下,把想法变成行动”。我为什么要研究古DNA?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因为这是一个很前沿的学科,所以去研究它。其实并不是,在我走上科研道路的过程里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曾面临对自己人生迷茫的阶段,比如“可能有学习的动力,但有时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学习它”等一系列的困惑。作为过来人,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回顾过去,最大的感受是:找到自己喜欢的,才能够让你更坚定地走下去。把你的研究当作生命去热爱,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不会感觉到辛苦。即便很辛苦,你也会感觉到幸福。为什么?我想用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这些经历其实也是身为一个平凡人很平凡的经历,其中面临过很多选择、很多波折。我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一些感悟,也是从现在的视角回看当时才有的一些体会。小时候,我其实都不算是“学霸”,一直属于由兴趣驱动,看起来中规中矩、但还算有一点性格的人。我在一开始也不是那种非常努力的人,但是后来因为想去做一些事情,想让自己的脑子动起来,便变得十分努力起来。大学时,我的专业跟现在从事的领域差别很大——本科学的是“文物保护技术”,而现在从事的是遗传学。大家可能会觉得跨度这么大,你是怎么“转型”的呢?待会儿再说。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读高中和大学时,我曾有过很长时间的迷茫和困惑,但庆幸的是即使迷茫,也在很多专业课和基础课程上打下了“很煎熬”的功底,这些基础在后来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想法是,要做好当下我能做的事。可能梦想离我还很遥远,但如果不把一些想法变成行动力,可能永远没办法实现梦想。可能有同学面临另一种情况: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有很多选择,比如要不要考研、要不要出国等等。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你要清楚你面对选择的心态是怎样的?是试试看吗?选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能否承担后果。在做选择之前,要问问自己:你是否能承受选择以后的失败?是否能够尽力地去做到?是否有尽力去做的勇气和决心?我曾在大学最后时刻放弃保研、鼓起勇气考研,选择了一条在别人看来比较有挑战、有难度的路。回看这段历程,当时的我知道这条路一定能成功吗?当然不。其实当时的想法是,考不上也没关系,只要我尽力就好。这段经历里,我想传达的意思是,希望同学们能在选择的同时,学会去承担选择以后的失败。最后再分享一下在德国马普读生物遗传学博士学位的经历。当时跨专业要学习的领域属于古遗传学,主要是古DNA研究。德国的规则是先考核半年, 如果通过考核,就可以留下来读博,否则就会被淘汰,遣返回国。我心里知道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与我一直想做的“生物学”工作更相关了。从残存的考古遗迹提取出DNA,分析、研究人类的演化历史,也就是去弄清我们祖先的故事,想到这个过程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一件让我觉得兴奋的事情。然而当时很有挑战,虽然古DNA研究还是和骨骼打交道,是属于考古学、生物学、遗传学、统计学等交叉的学科,但本质上更偏遗传。这对于仅有文物保护技术和稳定同位素背景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组会上,团队成员们讨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草图,我就好像是听天书一样,“非常痛苦”。当时的我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唯一的想法是只要尽力就好!每天问一问:我是不是比昨天更有进步了?是不是尽力而为了?如果我尽力了,什么样的结果都能接受。而这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竟然得到实验室的认可,在别人眼中“我很不错”。那一步虽然很难,但也走过来了;当走过之后还发现,每一步都没有浪费。比如我在本科读的专业,跟博士阶段的遗传学完全不相关,是不是我在本科期间的努力完全没有意义?事实上,我在本科时培养的数理化基础、编程基础,在博士阶段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那时正处在生物信息大爆炸的时候,而我恰恰就是有这种数理化、编程等的基础和一点天赋,让我在这个领域里走得相对更远一点。而且当时本科的学科,在现在追寻一些关键科学问题时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无形中体现出交叉学科的优势。这些都是当时的我所想不到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句话:“不必或设限于眼前的意义,每一步努力都有其价值,在不清楚方向的时候,只要做好当下、做好自己能做到的,尽力就好。”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倾尽全力。直到现在走上科研岗位,我的心态从来没有变过。不管科研上还是生活中,每天都在努力。这个努力并不是别人告诉我“你需要变得更优秀”,所以要去努力,而是因为在努力满足好奇心的过程中,我很开心,我在动脑子,我觉得很幸福。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告诉大家,不管你以后要做什么,重要的是把你的想法变成你的行动,不要让它停留在想法阶段;要有很强的执行力,才能让梦想离你更近。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有很多机会,但机会的同时必然伴随很多压力。正是因为这样的机会和压力,我们也可以做得非常好。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更是如此。你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和平台,有更多的可能让你们去创新。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有一些需要你们自己去考虑的坚持或问题,要你自己想清楚。不管怎样,“活在当下,把想法变成行动”。刘颖在科研的精神世界做自由国王人物名片刘颖,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2006~2011年留学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2013年底入职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细胞应激与稳态调控研究室主任。2019年获“科学探索奖”。要点提示:●从小对生命充满好奇,中学的实验课让我和生命科学结缘,考大学只报了“生命科学”一个志愿。●出国留学上课跟不上,每天反复听课程录音,学习到凌晨。●在实验室拿到不理想的结果,并没有特别沮丧,反而更有兴趣。●诺奖得主“捧场”获奖纪念,开始对“世界的边界才是我们的边界”有了理解。●在异国他乡领奖时唱起国歌,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作为中国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做科研最大的感受是,生命科学研究本身带来非常多的乐趣。当我被问到想要分享什么主题时,脑海中闪现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未来是星辰大海。”因为我希望大家一直能够保持着对宇宙,对生命最原始、最纯粹的好奇心。我们很小的时候,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我小时候就经常会想:树叶为什么到了秋天会变黄、脱落?我也很喜欢蹲在地上去观察蚂蚁,看它们是如何发现食物、召唤同伴、把食物分成小块然后再一起排着队运回家。我觉得生命是非常神秘的,我对它们有太多的好奇。直到中学的一次实验课上,我们把一根香蕉捣碎,然后通过几个简单的实验步骤分离出香蕉的DNA。当我看到香蕉纤维状的DNA大量出现在试管时,那一刻在我的心中是非常神圣的。我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刻,坚定了我学习生命科学的信念,让我和生命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只填报了生命科学作为唯一的志愿,并且在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去美国留学,继续生命科学研究的深造。出国读博士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虽然申请的是全奖,但这些学校的申请费加在一起,对于工薪阶级的父母而言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我爸也提出过质疑,他觉得女孩子留在国内好好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结婚生子挺好的。但我知道我对科研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希望能够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在当时很坚定地支持我,让我最终得以成行。飞去美国的航班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当航班夜晚降临在美国达拉斯的时候,整个城市华灯初上,我站在那里满是无助感和疏离感。刚到美国时,我在学习、生活上都很不适应,花了很久时间才适应。那时候每天一大早要去赶校车、去学校上课,下午和晚上去轮转的课题组做实验。到了晚上,还要再把白天课程的内容重复放几遍——因为老师语速非常快,上课时根本跟不上——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直学习到凌晨。有的时候实验做晚了,就赶不上回家的最后一班校车。走过杂草丛生的荒地,自己一个人回家。所以在美国的前几年,各方面都很难。但我一直在跟自己说,我希望自己勇敢一点、努力一点,我想看看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在美国读博士的前两年,科研也不是很顺利,接连做了几个课题,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所以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到了晚上十点、十一点,我在实验室拿到一个与最初预想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但我并没觉得特别沮丧,反而感觉生命科学研究越来越有趣。它对我像是一次次的智力挑战,需要我不断去假设,然后通过设计实验、开展实验、拿到实验结果后去验证、修正假设,然后再一轮实验。在每一次等待这些实验结果的过程中,我都充满着希望。在博士二年级下半学期,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并开始寻找导致这个现象的蛋白质。由于实验材料保存时限很短,所以每当拿到材料之后都要“连轴转”完成一系列的实验。那段时间,在实验室熬通宵成为常态。所有的坚持不懈,最终都有回报。在我追寻了大概两个多月以后,我还是发现了那个蛋白质,我们的科研成果也很顺利发表了。科研教会我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有了希望你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了你才会有希望。因为博士研究期间的这些成果,我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优秀博士生奖。到斯坦福领奖时,包括1980年因重组DNA技术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保罗·伯格教授在内的斯坦福生物化学系的几位创系人为我颁奖——我出生于一个小城镇,在我此前的这么些年里,我从来没有或者说我不敢想象在我的人生中还能有这样的时刻。所以我觉得这些年的经历、在科研上的成长,让我越来越理解那句话:“世界的边界才是我们的边界”。这让我敢于去追寻我自己的星辰大海,去设想自己未来的种种可能。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时刻,是我在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时,去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去领奖。因为当时已在国外待了多年没有回国,在总领馆领奖时,现场突然开始放起国歌,然后所有领奖人一起唱。真的,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开始流眼泪。那是我在异国他乡第一次真正感觉到我作为中国人的那种归属感和责任感。因为这些经历,我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多博士后,坚定地选择了回国,在北京大学创建自己的实验室,做感兴趣的研究。这么多年科研做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科学研究本身给了我非常多的乐趣,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从事科研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这精神世界的自由国王。那种感觉,非常的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因为这是自己喜爱的工作,所以我的各方面精神状态、人生的状态很好,我觉得这份工作能够很好地去反哺我的生活。比如我也在不断去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包括长跑、包括做一些蛋糕装饰去做裱花,最近又开始迷上了跳舞。另外,我也会非常开心地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这让我能够体会到不同的人生,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生命科学研究让我找到了一个精神上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当下的社会处于一种高压、高速、不停旋转的状态中,大多数的人可能就是被动地随波逐流,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很多人到了中年之后开始对生活疲倦、麻木,所以相比很多人,做科研让我有一个精神依靠,能够让我在这种现实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精神依托。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社会上的某些标准,包括大众的眼光有时候是很难忽视的,但我还是希望在今后成长的过程中,心中能有一杆秤,你能够对自己期望的生活和期望的工作做出一些取舍。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爱我所爱,行我所行,听从我心,无问西东,希望你的未来是星辰大海。2020年热文精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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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诊断,您这是慢性荨麻疹的症状,记得按照医嘱治疗和用药,不要私自调换用药顺序,避免接触刺激性食物,并且一定要保持好心情!”9月11日上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病门诊科,该院教授孙良丹正悉心给病人说出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今年41岁的孙良丹是皮肤病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病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第一附属医院科研处处长。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对待病人的任何问题,他都耐心回答。专程前来找孙良丹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1977年,孙良丹出生在辽宁丹东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的两个姐姐相继辍学。孙良丹从小学习刻苦,初中毕业时,周围很多人劝他去考个中专,尽快毕业找工作,他毅然告诉父亲,自己的志向是上大学,“如果考不上就不继续读书了!”高中时,孙良丹成绩拔尖,但是高考前突然生病,考试的前一天还在输液。“身体素质不好让我励志学医。”最终,孙良丹考上了华北理工大学(原华北煤炭医学院),成为家乡小镇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2001年,孙良丹来到安徽医科大学读研,在导师张学军教授的指导下,孙良丹钻研学术,顺利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孙良丹开始与科研学术为伴。“工作之初,恰逢团队开展疾病基因组变异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在导师的带领下,我开始从事疾病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研究。”孙良丹说。2012年,由于表现突出,孙良丹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不走捷径,才是最大的捷径。做科研就要专注,耐得住寂寞”。孙良丹说,那些年自己的心里只装着科研,时常鼓励自己不仅要做有才的人,也要做有用之人,真正为疾病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将理论转换为实践。十几年如一日,孙良丹几乎将自己的闲暇时间都献给了实验室,还曾因致力于银屑病、特应性皮炎等学术课题在实验室里连续住了4年。“那段时间,困了就睡在实验室长椅上,累了就站在实验室窗口吹吹风,很苦但是很值得!”孙良丹说。孙良丹勇于探索、甘于奉献的精神也为他赢得很多荣誉。他曾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安徽青年五四奖章等;也曾获中国青年科技奖、教育部青年科学奖、树兰医学青年奖等学术奖励,并主持10多项皮肤病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国家和省部级课题。“每个人都有梦想,要想实现梦想就必须经历吃苦和挫折。”“人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科研工作者的进步和成功必然离不开团队的支持。”这是孙良丹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在他看来,所有的科研成果从资料整理到成果发表,都离不开母校的培养和师生团队的付出。“恩师张学军教授孜孜不倦地言传身教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我影响很大。”孙良丹表示,自己也一直在传承老师“求真、求精、求新”的科研理念,让导师的科研精神能够“传帮带”,影响更多年轻学子,希望自己能培养更多青年人才。如今,孙良丹已经培养了多届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学生刚入学时,孙良丹会逐个找他们详谈,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习阶段的区别和着力点,教导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启发并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和临床思维。他还特别强调做科研前一定要先学会做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尊重学术规范,坚决不能触碰底线。“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学生。让他们把握好读研、读博的时间,在不断提高学术科研能力的同时注重自己的临床实践能力。”孙良丹说。近年来,孙良丹潜心疾病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发现银屑病等40多种疾病的260多个易感和致病基因,构建中国人群特异性万人HLA全区域基因组精准变异图谱,为疾病诊断与预测、药物靶点、疗效和预后分析等精准医学研究提供基础。其相关研究取得多项有科学意义和转化医学价值的原创成果,在皮肤病遗传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自己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在科研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尽管每天同时要承担看诊、教学、管理和科研等多项任务,孙良丹还是会利用每天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阅读大量文献并钻进实验室,投入自己的科研“小天地”。“既然选择了远方,便无悔风雨兼程”,是孙良丹科研路上不变的座右铭。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立刻删除。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为拥有包括《柳叶刀》《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的科技和医学信息分析提供商,爱思唯尔近日向媒体发布一份题为《从性别角度看科研人员的研究生涯》的报告,其中提到,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虽然参与科学研究的女性人数在增加,但在论文发表量、引用量、获得资助、合作和认可程度方面,男性和女性科研人员之间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 具体来看,同1999年到2003年的数据相比,2014年到2018年间,每100名男性科研人员对应的女性科研人员的数量,增加了约20人;而在所有科研论文作者中,女性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都表明,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在“科研参与程度”的总体差距正在缩小。 然而,在不同地域和学科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却依然存在。比如,在这项报告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阿根廷在2014年到2018年间有51%的科研论文作者为女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男性科研论文作者的数量,均超过女性。其中,日本女性作者占比最低,在2014年至2018年间,仅为15%。 从在论文数量、所获资助、申请专利等具体的科研表现中,也能看出男科学家和女科学家的一些差异—— 比如,男性科学家的科研足迹更广泛:他们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获得的资助,以及申请的专利数量,均多于女性。 此外,从论文影响力来看,男性科学家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引用影响力高于女性;在有较深资历的作者中,男性科学家的表现也较为突出,在物理和化学相关的学科领域,一般作为通讯作者。 在合作方面,男性和女性科研人员都倾向于与同性别的研究者合作。不过,在所有的学科领域和地域中,男性科学家往往比女性科学家有更多的合著者,而且,这一差距随着作者发表论文资历的增长而扩大。 当然,报告也提到,在女性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早期,以及女性所在的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她们发表论文的比例较高。相应地,在护理和心理学领域,女性科研论文作者则占大多数。 报告认为,科研人员对“性别在科研界影响”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以下因素影响,即他们对学术体系公平程度,以及对性别多样化重要性的看法。 据爱思唯尔首席执行官白可珊介绍,这份报告考察了欧盟和全球15个国家在26个科研领域男女科学家的科研参与程度、职业发展和认可程度。该分析基于爱思唯尔Scopus的数据,并结合了来自世界多个地方的专家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方面所提供的建议。 “近几十年来,科研领域的性别均衡取得了重要进展,从这份最新报告中可以看到,全球女性科研人员正在改变性别差距现状,这令人感到欣喜。”白可珊说,然而,新近的发现也表明性别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因此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科研领域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等问题。 在这一报告发布之际,爱思唯尔宣布成立独立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咨询委员会,《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和白可珊共同担任该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颜宁在内的多位相关人士,则是该委员会的创始成员。 “科研领域性别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的问题,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这需要科研生态系统的各个部分共同努力,推动持久的变化。”白可珊说,包容性和多样性咨询委员会成立后,所要关注的领域包括:推动在研究中纳入包容性和多样性原则的公正和强有力的决策;推动包容性和多样性倡议,促进学术研究中性别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的积极变化;在科研资助、同行评议、出版和职业发展方面影响和改善性别平等。 “我非常激动我们成立了这一委员会,它汇集了来自全球科研和卫生领域的杰出领袖,一起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有意识地消除性别、年龄和国籍等方面的障碍来释放学术和应用研究的潜力。”白可珊说,也希望与更多科研资助机构、政府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通过提升科研领域的多样性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人类健康。
作者近影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应用化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攻读了硕士学位,做蛋白质结构方面的研究。后来,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并转向生物化学方向,研究特定蛋白质在细胞中的功能。到开始建立自己实验室的时候,我开始做细菌感染方面的研究,聚焦细菌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细菌感染会引发动物体内的细胞炎性坏死和炎症反应,而这些反应不只发生在细菌感染中,也发生在免疫相关疾病和癌症中。于是,我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研究更贴近临床的天然免疫和癌症。总体来说,我的研究轨迹越来越贴近生物学和医学中的实际问题。我愿意从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角度出发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地球上的生物千姿百态,其中有太多可供生命科学研究的问题。一朵花、一只昆虫为什么会进化成现在的样子,都是值得研究、并且非常有趣的问题。但是人类的研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研究清楚所有这些问题。在人力和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于很大一部分研究者来说,最有价值的还是去研究和人类健康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医学是生命科学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我非常希望能在未来10年中看到更多在重要难治疾病方面的研究进展。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癌症等疾病的发生机制,并且找到更多的治疗方法。说完了我喜欢的研究,再说说我不喜欢的。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容易陷入两种对科学研究不利的状态。一种是永远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像是我会做三明治,就不停地做三明治,可能还会加一点新材料进去,做出稍稍不同的三明治。但是,只有三明治,你是没有办法做出一席丰盛的晚餐的。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一定需要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去学习自己没有使用过的方法。这时,我们就要去突破自己能力的界限,去学习,去和掌握新知识的人交流、合作。只有这样,一个研究者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同时享受到不断突破自己的乐趣,保持对研究工作的新鲜感。另一种是自娱自乐式的研究。一个小的领域,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做,他们自己可能认为这些工作很有意思,也可能会做得很好,发表很好的文章。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对于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对于社会很可能不会产生影响,其他人也并不关心这些工作。在我个人看来,科学研究除了要满足研究者自身的好奇心和成就感,也需要和社会发生联系,为社会和科学整体的发展做出贡献。生命科学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的学科。我们应该明白,一篇世界顶级期刊的文章,不管其中的工作看起来多么扎实可信,都不能百分之百解决一个问题,它通常只是一个开始,或者一个进步,其中的结果还需要更多的跟踪研究去确认和扩充。一名研究者应该能够客观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并选择那些对人类社会有价值的重要问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方法,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科学的持续发展。只有这样,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现象与机制才能最终沉淀下来,成为人类科学大厦的砖瓦,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免疫学家)本版携手科学出版社推出
3月17日,拼多多黄峥辞任董事长。在黄峥辞任的同一天,繁星公益基金与浙江大学签署了捐赠协议,推动浙江大学在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多领域交叉方向展开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这个基金会,正是由黄峥及拼多多创始团队发起并捐赠成立。第一期资助计划是在三至五年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助1亿美元,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学研究项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舆论褒贬不一。黄峥的拼多多在2020年底的时候,年活跃买家数达7.884亿,超越其他电商平台,成为中国第一,且公司市值达到1700亿美元,而且与此同时,拼多多在公司增长及治理方面,还远称不上成熟,还有许多问题待解。这个紧要时间,黄峥辞任董事长,要去做科研,引发社会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笔者作为教学科研人员,对黄峥辞职去做科研,感觉是社会的另一种精彩。在过去的认知中,很多优秀的研究者在清贫或平淡之中坚守,取了巨大成果,让世人钦佩不已。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做学术研究是个奢侈事项,有钱有时间非常难得,不为稻粱谋者更可能静下来心来深入慢慢钻研。所以,拼多多的老板真要能够坐冷板凳从事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和社会价值引领上,都是正面现象,不仅给学术研究增添了新生力量,也给社会展示了人生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黄峥刚过不惑之年,拼多多也来日方长,他做出如此大的决定,让整个社会看到了再出发的人生:黄峥是黄峥,拼多多是拼多多,两者的共同起始不代表必须绑定一生。对个人而言,生命和生活,都可以有另一种精彩;对社会而言,也是另一种精彩,另一种成功学的意向。更重要的是,黄峥辞职做科研,也表明了当代企业家对于科研的一种本能或自觉。技术总是走向更高能级、更高有序度、更低熵发展,从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人类文明经历过的技术转型次数并不多,这导致一些商业企业缺乏对整个技术发展进程的参与意识,因此在新技术爆发时,就被新技术企业抛在后面。直到经历过了技术爆炸的时代之后,企业和企业家才有了这样的“技术自觉”。不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社会,这都是有益的现象。当然,未来的研究结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黄峥自己也有清楚的认知,“成不了科学家,但也许有机会成为未来(伟大)的科学家的助理,那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但笔者愿意期待在有朝一日,能够看到繁星基金或黄峥的科研成果,除此之外,也期待有更多像黄峥这样的明星企业家和拼多多这样的明星企业,助力高校和科研机构,给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更多资源,那么,我们将有取得重要成果的更多机会。当下的国际竞争之中,科学研究是重要基础,中国力量在被世界越来越感知到之时,需要有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整个世界。来源:上观新闻
从学习机械制造到转向原子能研究,从核潜艇反应堆设计到核燃料和元件考验,他时刻响应祖国的召唤,努力实现科研领域的跨越;从服务于祖国的核武事业到领衔引进国外先进试验性核反应堆,从加入致力于核科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科研院所到任职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对外工程公司,他适时转换角色,不断开拓事业和人生的新境界。 临近古稀之年,他再次华丽转身,全身心投入医用核微堆建设和应用研究,为人类抗癌事业孜孜以求,研制出世界首个“医院中子照射器”,使中国在硼中子俘获疗法领域大步跨入国际先进行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生为“核”的他,仿佛实现了科研生涯的裂变,获得超凡能量,让88岁的耄耋之年迸发出科研的青春与热情,放射出璀璨的生命光华。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反应堆工程专家周永茂。 冬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北京西直门外大街首建金融中心大厦六层的一间会议室,我们与周永茂相对而坐,倾听他约一个甲子勤奋攀登的科研故事,感受他科技报国的炽热情怀。 填补空白 期待推广 “你们上午实地进行了探访,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名副其实的微堆,体积很小,结构很简单。更重要的是,堆芯核燃料浓缩铀的浓度只有12.43%,可以确保安全。在医院找个安放的空间很方便,完全有条件成为门诊治疗项目。”一落座,周永茂就询问起本报前沿科创调研组一行当日上午探访“医院中子照射器”的情况,并饶有兴致地阐释起其特点和优势。“医院中子照射器”是周永茂最近十多年的心血之作。为此,他不仅费尽心力,而且把所得的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全部拿出来做起步研究费用。 “您当初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志在必得?”对此,周永茂回答说,核能如果利用好,就是造福人类的天使,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能源,而且为癌症治疗开辟了路径。从居里夫人发现放射疗性及其后的种种应用开始,核医疗特别是硼中子俘获疗法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突飞猛进。中国每年癌症发病率较高,但是此前一直没有专门用于硼中子俘获疗法的核装置,他作为核反应堆工程专家,多年来致力于微型反应堆研究,有技术能力、有责任为国人在此领域做出贡献。 周永茂研究发现,国外中子源是几百到上万千瓦功率的大中型核反应堆,用于临床治疗很不便。他凭借多年微堆研究经验,下决心不仅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硼中子俘获疗法核装置,而且要体积小、造价低、操作方便,可供医院临床使用,使中子俘获疗法惠及普通患者。经过十余年艰苦奋斗,在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天坛医院院长王忠诚等十多位院士的鼎力支持下,一座30千瓦功率、具备两条治疗中子束、配设现代分析仪器的“医院中子照射器”终于在2010年建成,填补了国内空白,并于2012年摘得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3年获评“中国十大核科技进展”之一。 回顾“医院中子照射器”研制和实验之路,周永茂感慨其中的艰难,在缺少有关方面统筹协调和支持的情况下,他只有积极争取科学界的支持和襄助,进行跨学科、跨行业的合作和攻关,充分利用自己多年在业内的影响力,千方百计调动和整合资源。此外,他还要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自掏腰包无疑是杯水车薪,为此,他只得四处寻求支持。“有志者事竟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前不久进行调查发现,中国不仅有了用于硼中子俘获疗法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核装置,而且实现小型化并已用于临床实验了。”周永茂自豪地说。 对“医院中子照射器”的临床实验情况,周永茂坦言有喜有忧:喜的是,从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几例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临床治疗来看,效果都非常好;忧的是,获正式运营许可以来约5年间,仅治疗数例,距离其发挥应有的效能相差太远,也严重制约该领域进一步创新发展。“期待国家卫健委能尽快制订并出台有关以硼中子俘获疗法抗击癌症领域的总体规划,推动相关技术和装置临床应用,满足患者的需求。中国在核技术和医疗水平方面整体实力雄厚,只要统筹安排、协调推进,我认为5年内,就可以实现领跑。”周永茂信心十足地说。 钟情微堆 国际领先 周永茂对中国硼中子俘获疗法治疗癌症技术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小型核堆技术水平的认知。“医院中子照射器”应用的就是微堆技术,而中国微堆技术在国际上处于公认的领先地位,以周永茂为代表的中国核能专家经过多年努力,不仅在国内建成系列微堆,而且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产品打入海外市场。 对于中国微堆技术取得国际领先地位的原因,周永茂的解释是,一方面是被逼出来的,另一方面得益于一些中国核能专家研究重点转向微堆。他解释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受制于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因素,不得不放弃一些大型核能项目的研究和建设,转而研究微堆,他本人当时就受命领衔微堆研制工作。通过对比,他发现,所谓微堆就是自己之前设计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缩小版,建设这类反应堆对他而言没有困难。于是,他带领团队开始微堆建设。令他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微堆建设工作引起了时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的关注,施工期间,布利克斯曾3次来华亲临现场查看并给予热情鼓励。 1984年,周永茂主持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固有安全性、无人照料运行的民用微堆。该堆之后实现产业化,在国内建了4座。凭借优异的性能和技术创新,该型微堆荣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周永茂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摘得2000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我们还实现每年出口一个微堆,连续出口5年。中国微堆赢得了国际口碑。”周永茂回忆说。 在微堆建设过程中,周永茂不知不觉地深深爱上了它。他说,微堆有大型堆诸多不可比拟的优点,比如固有安全特性、建设周期短、资金投入少等。但是他同时强调,微堆建设要解决好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把浓缩铀的浓度降到足够低,确保安全。“布利克斯之所以特别关注我们当时进行的微堆建设,可能是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注意到微堆在民用方面的独特价值和优势,想深入了解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水平。”周永茂说。 “医院中子照射器”是中国微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成功实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而大幅降低反应堆浓缩铀的浓度至12.43%即是其中之一,为大规模应用和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响应召唤 奉献核武 如果说从事民用微堆研发和建设,致力于“医院中子照射器”研制、应用和推广是周永茂出于个人科研兴趣的主动选择,那么从事核潜艇研制则是其响应祖国召唤、无条件服从国家需要的结果。 1958年,在党中央批准了核潜艇研制工作后,周永茂所在的研究所有3名科技人员被挑选组成调研组,参与核潜艇的早期调研与设计,而他就是其中之一,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批研制核潜艇的科技人员。 1958年11月,中国海军方面组织了一个出访苏联的代表团,争取该国在核潜艇研制方面给予支持。8月,周永茂接到命令,在1个月内为代表团准备好核潜艇设计图纸。虽然中国此前从未涉足核潜艇领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但周永茂硬是凭着之前留苏时完成小型沸水堆核电站的毕业设计的一些记忆,如期完成了任务。 代表团访苏回国后,有关方面确定了“大温差、小流量”的核潜艇双流程堆芯结构设计。虽然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核潜艇项目一度“下马”,但周永茂心里却不曾放下,坚持研究。1965年,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1970年,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我们研制的第一代核潜艇服役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两年才被第二代核潜艇替代。”周永茂说。 “亚洲第一堆”——49-3高通量反应堆是中国核能领域的一座丰碑,周永茂功不可没。被委以重任后,他二话没说,带着120人的工程设计队伍奔赴四川。1971年3月,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大三线”,他们开始了建设工作。由于长时间、高强度、高压力工作,周永茂的身体亮起了红灯。“我在四川搞高通量反应堆奋战多年,每天工作都很紧张,劳动强度很大,身体终于吃不消了,心脏出了问题。”周永茂回忆说。不得已,他只得返回北京。功成不必在我,1979年12月,49-3高通量反应堆达到首次物理临界,1981年12月,该项目通过了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营,“亚洲第一堆”由此载入中国核工业发展史。 如果从开始参与核潜艇研制算起,周永茂从事核能事业已约60年。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岁月悄然流逝,中国大地历经沧桑巨变,而他依然坚守着那颗为国为民的初心。今天,他正奋战在用核能抗击癌症的国际科技最前沿,一身戎装,风雨兼程。 人物小传 周永茂,1931年出生,核反应堆工程专家。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1955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中科院物理所(现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长期在科研第一线从事设计、研究和建设工作。 周永茂参与首座核潜艇反应堆的设计,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选定了双流程堆芯方案。之后受命组建中国首个核燃料元件试验研究组,开展了包括金属铀芯在内的多种堆用元件考验。国防工业大三线建设时期,周永茂带队进入四川,协助完成中国首座高通量试验堆的设计与建造。改革开放后,他主持开发出微型中子源反应堆,转向民用微堆领域。 本世纪初,周永茂主持开发中国首座中子俘获疗法专用的新型核装置——医院中子照射器,之后实施了中国首例黑色素瘤患者的临床试治。周永茂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基金2000年度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链接 硼中子俘获疗法(BNCT) 硼中子俘获疗法(BNCT)是一种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的二元放疗靶向治癌新技术。其原理是:为患者注射硼化合物携带剂,可裂变的硼元素选择性富集于肿瘤细胞,受到中子束照射后发生俘获反应,释放出能量高、射程短的相关粒子和离子,从而精确破坏单个肿瘤细胞,对相邻的正常细胞损伤较小。 1936年,一位美国科学家首先提出中子俘获疗法(NCT)原理,为BNCT治疗癌症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日本、美国等的BNCT技术都进入临床水平,但其所用中子源均为几百到上万千瓦功率的大中型核反应堆,难推广到医院实施。而中国开发的“医院中子照射器”体积小、功率低、造价低、操作方便且安全性强,是世界首台专为BNCT提供中子源的核装置,适合医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