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项目怎么样

作者 | 青暮“那些坚持做科研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样了？”在这个知乎问题下，阿里技术副总裁贾扬清从科研的意义出发，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青年推动科研，科研使人年轻。”他是这届阿里巴巴达摩院青橙奖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回顾这次做评审的经历，他说道：身边有如此多优秀的年轻人，在还没有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崭露头角，成为领域的专家，并且在带领着同样年轻的硕士生、博士生们推动前沿的科研。30岁的博导，想想就感到压力。另外，他还提醒我们，除了计算机，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是值得关注的，科研是非常广阔的，要将视野放开。关于“科研使人年轻”，贾扬清提到了一位好奇心旺盛的教授，是他以前在伯克利上学时的老师。作为一名二战犹太人的幸存者，到今天一直都在科研一线耕耘，每次碰到的时候都会问“最近有啥新的科研新闻?”，特别开心，特别有好奇心。老太太今年87岁了，桃李满天下，祝她永远健康。因为科研，所以不老的教授Ruzena Bajcsy最后，针对“那些坚持做科研的年轻人，现在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本身，贾扬清表示，这个问题其实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在问，现在的科研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实际上，现在的科研年轻人并不好过。1收入和时间：两样好处都不占不只是普通院校，连北大、清华等条件看似优渥的一些青年科学家也面临很大的生活压力。2018年7月5日，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向11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科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回国后，到底是什么东西限制了你们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投入到前沿的、自由的、甚至是冒险的研究里去？”他们的回答让王立铭感到吃惊，他们的痛点并不在缺少研究经费，而是“安家在一线城市导致的生活压力”。王立铭表示，过大的经济压力和科学研究会出现冲突，“如果你每天走进实验室，跟学生聊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这个月房贷怎么还，或者小孩去哪里上小学，这个本质上是无法甩开负担去做前沿的、冒险的研究的。”高校和研究院经常能拿到几千万甚至十几亿的研究经费，但这其中并不包含人员经费。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在2016年就曾向《人民日报》诉说道：“为啥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设大科学装置，却没有配套的人员管理、薪资发放机制？” “过去10年，我所在高校的年轻科学家的薪酬几乎没有改变。”苏州大学研究机器人的李教授说道。李教授表示自己身上的经济压力并不大，但这是因为他还为企业工作，“对于工程技术领域的科学家来说，单位工资可能只是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分析全国各地共48099名科学家的数据后发现，自2013年上一轮调查以来，科研工作者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经济负担是科研人员压力的主要来源。科学家表示，与其他职业相比，他们的收入水平有所下降。香港《南华早报》2018年11月26日的报道显示，与其他职业相比，中国科学家工作时间更长，但收入更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科研工作者平均年收入为90985元，比2012年增长23%;同期民营企业员工薪酬增幅为50%。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家每周工作50个小时，比法定最高工作时长多10小时。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曾经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有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参与。调查结果表明，青年科学家每周工作时间60小时以上的占30.86%，50～60小时的占32.74%，40～50小时的占27.39%，小于或等于40个小时的仅占9.01%。此外，青年科学家年龄越大，每周工作时间越长。比如，70后青年科研人员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65.79%，而90后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占44.44%。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导致该群体普遍锻炼时间少，健康状况欠佳。工作时间长的一大原因是中国科研工作者背负沉重负担，源于高度依赖发表学术论文的评价系统激发的工作量。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分析中，近半数受访科研工作者同意“科学评价体系存在问题”，而90%以上的受访科研工作者承认，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目标是“晋升职称”。在国内，社会生活成本急剧增加，但科学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资历、留学经历、头衔都是决定待遇的重要因素。面向优秀人才的各种人才计划、人才头衔，可以起到正面鞭策作用，但是倾斜过度则会带来收入待遇的不平等。留学回国的科学家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但是本土科学家却困扰于过度劳累以及薪酬过低。某高校向杰出青年科学家提供不少于45万元的年薪，但未纳入人才计划的研究人员年薪仅为20万元。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职业选择的一般考虑都是“要么多挣钱，要么图轻松”，而从上述情况看来，青年科学家两样都不占。学术圈内经常有很多开玩笑似的吐槽，“读博穷三代，科研毁一生。”“还有什么是人工智能未来无法取代的? 研究生，他们的劳动力太廉价了！”热门专业比如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的高材生可以在企业找到高薪的工作，但对于热爱科研的人而言，倾向于实际应用和市场导向的企业环境可能不会让他们满意，“如果高校收入尚可，我还是想回去做科研。”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多少科研青年的心声。2年龄：延毕只是第一道坎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收入尚且放在一边，毕业才是真正的心头痛。我国博士毕业的平均年龄在33.17岁左右，博士生的延毕率高达39.68％，且女性博士延毕率略高于男性博士。一般来说，如果顺利毕业的话，博士的平均年龄应该是29岁左右，看来顺利毕业的博士生并不在多数。而延毕的主要原因，就是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未达到毕业要求。绝大多数高校都对博士生科研成果有明确要求，比如：以一作身份在重要期刊发表两篇论文、两篇SCI论文、两篇北大核心、3篇南大核心等等。尽管已有大学出台新规定，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博士水平的唯一标准，但真正践行的仍是极少数高校。延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拿到博士学位时，年龄偏大，这为后面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少麻烦。很多博士为了进心仪的高校，还要从事博士后工作。不过近年来，我国博士后申请对年龄有了新的限制，要求35周岁以下，甚至是32周岁以下。 即使是选择直接应聘高校教职的博士，也面临着年龄限制。目前本科二本以上高校讲师普遍只招35岁以下的博士、博后，甚至有些学校引进副教授，都要求不超过35岁。拿到教职之后，申请项目经费时，年龄又成了一个问题。以青年科学基金为例，科研资助项目申请难度逐年增加，但年龄限制却始终没有放松，男性年龄不得超过35周岁，女性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2019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总体获批率约为17.90%，其中数理科学部平均获批率最高，达到29.89%；而医学科学部青年基金项目申请的竞争最为激烈，5年平均获批率仅有16.75%。加入年龄限制原意是为了让青年科学家避免和学术大牛同台竞争，没想到反而增大了他们的压力。加上项目经历被看作是评职称的重要参考，青年科学家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3竞争：数量、数量、数量除了收入少、工作时间长，其实青年科学家最大的压力来源是竞争。在中国青年报社调研的1066位青年科研人员中，有46.15%的人认为最大的压力在于科研项目和基金的竞争，其次是职称评审、学术论文的发表以及科研成果的研发。在科研之外，他们有66.7%的时间花在申报经费上。最后，仅有22.14%的人认为科研经费是充足的。每年的7月都是青年科学家最焦虑的月份，因为这时距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的公布，只有大约一个月了。这种焦虑不难理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难度是真的高。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出的官方数据，2018年，基金委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各类型项目21万余项，全年共计资助项目4.4万余项，资助率约为20.77%。也就是说，在2018年的自科基金评审中，共有大约16.6万个“本子”落选。根据统计数据，在2009年-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从9.7万项增长到了24万项，并且其资助量总体上也呈现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申请量。所以，落选的项目数量和比例是逐年增长的。在自科基金评审结果公布前夕，很多科学家都会到学术论坛上“祈福”、“散金币”，还有很多人彻夜难眠，并不禁自嘲“一把年纪的我，感觉自己很好笑。”他们对自科基金如此执迷，皆因“拥有一个国家级项目”对职称评定的重要性。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部分高校讲师职称是无编制的，合同期一到，非升即走，所以很多教师拼了命也要评上副高级职称，这样其事业才算安稳下来。而拥有自科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的经历，已成为很多高校评选副高级职称的基本条件。现实的残酷在于，每年都会有80%的项目得不到资助，但职称评定指标并不会因此妥协。人才项目虽然多，但竞争过程遵循马太效应，一个项目错过了，就很可能再也追不上去，眼睁睁看着他人平步青云。由于现在学校排名、学科评估以及人才评价都非常看重数量，包括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经费数量、人才头衔数量等等，并且必须在指定年限内，这使得现在的青年科学家面临短跑式的竞争。短跑式的竞争带来的，是科研心态的短视，这对于原创性基础研究、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以及长期积累科研规划都是非常不利的。更糟糕的是，真正有能力的科学家还可能因为短期内出不了成果而遭到逆淘汰。目前来看，青年科学家身上的竞争压力丝毫不会有缓和的趋势。近几年来，我国SCI论文数量和NS等顶级期刊发文数量稳步上升。截至2017年，中国SCI论文连续9年世界第二，高校占比80%以上。中国发表 SCI 论文 36.1 万篇，占世界总量的 18.6%，比上年提升1.5 个百分点。我国已连续第九年排世界第 2 位。美国排名第一位，论文数量为52.4 万篇，占世界份额的 27.0%。这些成果与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截至2017年，中国高校专任教师总人数为165万人，科研机构人员3.2万人，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有近90万。从业人数的激增使学术界“供过于求”，早已不是90年代初学术人才“青黄不接”的形势。以自科基金中的青年项目为例，2001年，青年项目的申请数量仅有3441项，而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至8.6万。近三年平均增速9.41%，资助率也已经连续4年持续下跌。论文与项目是职称评定中的两大指标。项目的申请难度越来越大，但却越来越“不值钱”。2019年，华东地区某211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已经与2014年尚在实行的华东某985高校正高级职称的评定标准基本持平，甚至还要更高。而在未来，博士研究生的规模毫无疑问将继续扩大。这也意味着，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自SCI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中国后，逐渐被推上了“神位”，科研领域某些人员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导致“SCI至上”或“唯SCI论”现象的产生。我国科研领域没有与时俱进地优化和合理限制SCI这个客观量化工具在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在最近揭晓的2020年未来科学大奖中，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教授王振义获得了“生命科学奖”。王振义教授表示，他为现在的科研年轻人感到担忧，“我们的标准是看论文，不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年轻的人才为了论文而工作，发表了高级别的论文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这样是做不出工作来的。”然而如果没有人才头衔，收入会很低，发论文、做项目有奖励，不少年轻的科学家认为，这也是无奈之举。还有人甚至专心做校外兼职项目，把高校职位当作副业。而且，青年科学家所处的年龄阶段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包括工作压力、职称压力和家庭压力，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都算是新手，要全部兼顾真的很困难。他们还表示，非常羡慕老科学家的状态，可以专注、心无杂念地做研究。但是，明明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才是做研究的黄金时间，难道真的要等到年华老去，才能享受单纯的科研吗？Nature曾经发起一项对青年科学家的调查，根据3400份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青年科学家对学术界的工作仍有强烈的偏好。然而，也有超过60%的受访者称，他们很可能会去企业找工作。其实，科研本质上也是淘汰率非常高的职业，在竞争激烈的当下，青年科学家被迫开始思考自己选择做科研的源动力。4出路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到“要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说明国家政策已经开始重视青年教师的低水平薪酬和科研评价压力问题。此外，近年来，政府和企业也频频联手，推出“科学探索奖”、“达摩院青橙奖”等奖项，给予一批青年科学家大力支持。当然，相较于对少数人才的奖励，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能否被普及化，人才待遇能否得到改善，才是任重而道远的问题。今年3月，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SCI论文相关指标直接用于科研评价，具有以下几个局限性：1）SCI的本质是文献索引系统，而非评价系统，不能把SCI论文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文。2）SCI论文的引用数反映的是论文受关注情况，而不能对应于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高被引论文更多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热点，但并不直接说明其创新贡献。3）论文主要是基础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SCI论文相关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创新贡献，不适用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的评价。如果SCI论文数量不再成为科研人员的“KPI”，青年科学家又该怎么展现自己的学术实力？近日，科技部召开中青年科学家发展座谈会，旨在研究破解支持中青年科学家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会上一个热议的问题就是：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之后，评价标准如何定向？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指出，破“四唯”的关键在于政府机构减少对学术评价的干预，因为外行人的评价难免限于单纯看数据，评价科学家应该让小同行去做，也就是让真正懂行的人去评价。无论如何，在新一代科研年轻人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关于科研年轻人的生活状况，贾扬清指出，中国社会过去是实用主义占优，小时候比分数，长大了比工资。但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评判方式。在与年轻几岁的后辈们相处的过程中，贾扬清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正呈现出这样的多样性，比以前的人更不在意社会评判，而更在意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理想。他还提到，做科研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实用主义者很难走这条路，“在这条路上，更多的是对于自我的追求，对于知识的追求的满足感。参加青橙奖的评选，我感受到的是，每一位我遇到的年轻专家身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闪耀着知识的光。”青橙奖的获奖者将会获得达摩院的资源支持，贾扬清也亲自表态：“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作为同龄人，我希望我能够在工程的道路上做得更多，在科研的同行需要AI和大数据平台，需要大规模计算能力的时候，能帮他们一臂之力。”参考资料：https://www.hu.com/question/420083383http://www.shifenzi.com/news/multiple/4503.html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fgEBhttps://www.cingta.com/detail/2286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7-05/31/c_1121059693.htmhttps://www.hu.com/question/2141333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726788https://zhuanlan.hu.com/p/8818097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7180https://zhuanlan.hu.com/p/148532550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9/445310.shtm[赠书福利]在AI科技评论9月11日推文“《柏拉图与技术呆子》：探讨人类与技术的创造性伙伴关系”留言区留言，谈一谈你对本书的相关看法、期待等。AI 科技评论将会在留言区选出5名读者，每人送出《柏拉图与技术呆子》一本。活动规则：1. 在留言区留言，留言点赞最高且留言质量较高的前 5 位读者将获得赠书。获得赠书的读者请联系 AI 科技评论客服（aitechreview）。2. 留言内容和留言质量会有筛选，例如“选我上去”等内容将不会被筛选，亦不会中奖。3. 本活动时间为2020年9月11日 - 2020年9月18日（23:00），活动推送内仅允许中奖一次。EMNLP 9月16日出录用结果了！

“不打招呼就觉得是不重视、不尊敬”“甚至要用本子记下给谁打招呼，以后怎么还人情”“会做工作、沟通能力强现在是一个正面评价”……半月谈记者在国内知名高校采访时，一些专家教授和从事人才工作的学者对当前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中的不良风气表达了愤慨，呼吁加强监督，完善惩戒，净化科研评审环境。打招呼、做工作，滋长“人情评审”歪风时值年中，不少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陆续启动。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中打招呼拉票、做工作等现象屡禁不止。“评审打招呼、做工作成了自保的方式，别人打了招呼你不打，就觉得你不重视。而且普通人打招呼还不行，往往得单位一把手如校长、书记出面才行。”一位在知名高校担任学院院长的教授说，现在人才计划、项目评审都会打招呼，作为学院领导，他深感无奈。“人情评审”风气盛行之下，不仅本院的人才引进和项目申报会找该教授去帮忙做工作，一些校外学术圈的朋友也会找到他。“每个月请求帮忙打招呼的短信、电话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作为院长，我甚至要用本子记下跟谁打过招呼，考虑以后怎么还这人情。”他无奈地表示。这位教授几年前回国，他说，“作为学术项目领头人，现在申报项目，除了考虑学术水平，还要看关系网有多广，把通讯录拉出来看看”。和他有同感的一位高校从事人才工作的学者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他们学校引进人才参与国家的人才项目评审，函评结果非常不错，因为提交的文章、科研成果等书面材料很过硬，但面审淘汰的比例却出人意料地高。“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学术方面了，因此吃了大亏。”不仅在做人才工作参与评审过程中遭遇了拉票尴尬，该学者自己申报国家人才项目时也亲历了拉票歪风。他说，评委工作一般分评审前工作和评审中工作。评审前，申报人和所在单位得知评审专家信息后，要及时去“拜门子”。一般来说，申报者会通过四种方式来做工作：一是自己本人给评委发短信或打电话，请求关照。二是所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评委做工作。三是请业界知名的老专家、院士出面做工作。四是知名老专家、院士带着申请人一道上门向评委汇报工作。评审中，则需要有更大的公关力度。有的申请人所在单位会出面做工作，要么派专人找评审做工作，要么单位主要负责人到评审宾馆驻点做工作。如果评审组织特别严密，还会有人专门蹲守在评审点捕捉评委信息，甚至拍照回传给后方，再去查找评委关系继而做工作。“逢到重要的项目和人才评审，可能申请人和所在机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忙着做工作，跑公关。”他说。数字政绩冲动，一些高校争戴人才帽接受采访的科研学者坦言，这几年一些科研评审中的拉关系、打招呼风气有愈演愈烈的苗头，令人愤怒，让人担心。“一旦到了评审集中期，根本没法干正事儿。”他们表示，谁不做工作谁就会吃亏，最后被歪风绑架，浪费大量精力去做和学术无关的事情。受访的一位学者向半月谈记者展示了他在朋友圈所发的上述感叹，短短几十字的吐槽收获了近百条学术同行的点赞和评论。有人留言说，现在评审不打招呼是对评审的不尊敬；还有人打趣道，现在科研人员会做工作、沟通能力强已经成为一个正面的评价。在这些学者看来，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中出现的打招呼、拉票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竞争激烈、僧多粥少的缘故；另一方面，还缘于科研GDP、人才政绩驱动下，有项目、有人才帽子，才意味着个人和单位有资源、有地位，才能活下去。以高校为例，去年教育部搞“双一流”评估，标志着高等教育新的转折。为了适应“双一流”要求，不少高校急需有大的科研项目和“戴帽子”的高级人才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术水平或者整体实力一般的院校机构，为了生存发展，往往会举全校、全机构之力去确保重要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过关。学术帽子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应该按照学术标准来公平、公正、公开地评价。“打开高校科研机构的网站，如果遮住校名看简介，模式都差不多，论文数、科研项目数、拥有‘戴帽子’的高级人才数等。”上述从事人才工作的学者指出，在数字指标导向和一些领导的政绩驱动下，评审人、申请人、用人单位、学术圈都被绑架了。一位受访者说，评审中的上述乱象让他们深感愤怒，十分担心。愤怒是因为这种人情公关歪风的滋长让科研和人才的评价标准扭曲，让好的科研成果和好的人才得不到公正评价。担心的是这种风气污染了学术圈，大家被裹挟着在互相打招呼中渐渐成了利益和资源交换共同体，影响国家的科研水平。消除灰色地带，划出科研项目人才评审高压线受访的科研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打招呼公关已经发展到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学术权威或者负责人，因为他们参加的评审多，可以互相交换评委资源，互相支持。“说实话，绝大部分评委都是好人，但是有时人心里的‘秤’也是容易被打招呼影响的，特别是有的打招呼者对评委来说是领导、朋友或是恩人时，难免有还人情的思想。难免因‘感情’因素造成优秀的人和项目被PK掉。”受访者深感无力。科研人员表示，一些评审拉票公关的现象就像皇帝的新衣，没有人敢喊。一喊就破坏了规则，大家以后肯定就不带你玩了。但是不喊，就必须跟随在里面随波逐流，如果只是埋头做学问，就会吃亏甚至很难存活。“做科研要无欲无求，保守初心才能做得好。如果只想着求名头被欲望绑架，势必会造成学术风气的败坏，也造成科研水平的下降。”受访学者认为，现在干部拉票贿选都有严格的处罚措施，而学术评审拉票却还处于灰色地带，这是不对的。他们建议，应该出台相应的惩罚举措，增加学术评审中拉票公关等行为的违规成本，比如将评审列为保密项目，一旦有接受公关说情的行为就视为违反保密条例等，给予相应惩戒，让科研人员和管理者有所敬畏。对参与说情公关的双方，列入黑名单，或者予以曝光，限制其参加科研学术活动，或给予失信认定，通过这些举措净化评审环境，真正做到学术优先，不拼关系、不拼圈子。(来源:半月谈)

2021年度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下达了，本次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1668个、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计划立项项目703项。通过分析立项数据，发现高职院校和高职院校老师申报省部级项目难度相当于买彩票的中奖率。一、立项数据分析结论1:1所浙江大学立项相当于1081所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度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全省2371项。浙江大学一共有546项，中标率23%。全省一共47所职业技术学院中标25项，中奖率约为1%。因此我得出来的结论是：1所浙江大学立项相当于1081所职业技术学院。二、立项数据分析结论2:高职院校老师中标省部级项目基本相当于买彩票以全省高职院校老师一共申报数量是1000项为计算依据，高职院校老师中标省基础公益项目的中奖率是2.5/10000，意思是高职院校老师申报1万项当中只能中标2.5项。这样的申报成功率基本相当于买彩票了吧。看看这两个数据分析结论，如果你是高职院校老师，你还会去申报这种课题吗？

很多家长在夏校、竞赛以及科研中徘徊，搞不清楚这些活动究竟可以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帮助。今天呢，就从各类活动的作用、侧重点等方面，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刚入学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到了11年级，人家竞赛奖牌拿到手软，而你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那么首先，我们从广度和精度方面，来看看各年级活动规划侧重有哪些不同。其实，10年级是活动规划的"分界线"，在9年级时，大家的主要任务是拓宽兴趣、培养个人爱好，而10年级以后就是要把握活动的"进阶"，专攻喜欢和擅长的方向。那么该如何向招生官展现一个全面的申请者形象呢？这就要通过搭配不同的活动，同时体现学术能力和个性。将不同的活动按照重要程度来进行组合，实现相互配合、相互佐证。另外，持续时间久、投入度高的活动，可以让招生官加深印象，其次是学术探究类活动，能够展现学术能力以及对某一专业的热情，最后则是一些影响力比较强的活动，也能够展现个人能力。

我国已在科技经费投入上世界遥遥领先，财力投入第二、人力投入第一的成绩是国家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最有效实践。然而较低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又与我们的投入远远不匹配。随着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展开，对科研项目的投入不断增大，也意味着国家对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有着更高的需求和要求。勘察设计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勘察设计的好坏不仅影响建设工程的投资效益和质量安全，其技术水平和指导思想对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勘察设计院作为典型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一向注重科研创新，尤其是一线院所作为行业领头军，通过引领研发创新，结合工程实际应用，加速成果转化，为未来的新业态贮备新技术、新产品；能推动整个行业、产业的创新升级，创造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为什么要做科研项目管理？当前，勘察设计行业科研人员、科技资金投入稳步增长，但成果转化率的提升有所滞后；如何进一步提升众多勘察设计院的科研项目管理水平，亟需解决线下、纸质、人工管理方式带来的项目信息准确性问题、规范性问题，提升流程管控精细度管理。数字化时代，全新科研项目管理方式，通过电子化的科研信息管理平台，将对科研项目进行全周期的科学管控，提升项目管理水平进而赋能科研成果转化，支撑企业创新发展。（图片或文字，二选一）科研项目信息量增长迅速，从单一的科研项目内容，已拓展至各个流程环节的审批和项目阶段性文档的整理，传统管理方式无法满足需求；由于缺乏管理平台，对科研项目、人员、科研成果的自查功能弱，难以快速实现追踪，且无法进行实质上的、快速的查重；统计功能缺乏。对项目的数量、预算管控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到项目决策；现有线下管理手段缺乏对科研成果、专家团队的管理，由此带来的管理漏洞和缺陷，无法做到科研项目有序的管控；传统线下管理无法使员工遵循科研项目的规范流程，导致项目进度无法把控蓝凌RDM为科研项目管理赋能蓝凌设计院科研项目管理平台，简称RDM（Research & Development Management），由深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面向设计院用户推出。通过平台对科研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创造无纸化科研管理，实现科研项目网上申报、审核、审批、业务协同。在加强对科研项目过程管控的同时，提升业务整体的动态跟踪和管理，用一体化的管理手段，高效率、高质量支撑科研业务，实现科研业务的规范化、信息化。（1）突破传统管理：实现公司对市场、客户需求的全方位征集、整理、分析，满足科研业务对规范研发管理工作程序、提升研发管理效率和水平的需求，为公司科研创新规划提供管理支撑；（2）实现科研信息化：加强科研项目过程管控，提升研发质量、凸显研发实效的要求；实现业务网上申报、审核、审批、业务协同，研发项目的全程动态跟踪和管理，满足科研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化需求；（3）加强科研信息数据支撑：实现科研信息与资料数据等知识的积累、共享、传承，满足公司科研人员信息资源共享的需求；多维度数据查询、统计、分析，满足公司决策层、管理层等各级角色的研发统计与决策分析需求。RDM科研项目管理实现企业各层级人员工作效力的提升对决策层：可宏观把控项目资金、资源分配；可实时查看科研项目核心业务数据报告并进行深度分析；可实时监控各个项目动态。对管理层：可实时监控科研项目的运行情况，真正监督项目，做到项目有序进行；可精确了解财务流通情况，合理控制科研项目所占的财务资源对操作层：通过系统流程规划预设，了解科研项目规范流程，项目进度清晰明了；通过数据关联及共享提升科研项目进度跟进，减少以往反复的沟通成本；通过系统的进度跟踪，时刻跟进院所对项目的要求，顺利完成项目。

“不打招呼就觉得是不重视、不尊敬”“甚至要用本子记下给谁打招呼，以后怎么还人情”“会做工作、沟通能力强现在是一个正面评价”……半月谈记者在国内知名高校采访时，一些专家教授和从事人才工作的学者对当前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中的不良风气表达了愤慨，呼吁加强监督，完善惩戒，净化科研评审环境。　打招呼、做工作，滋长“人情评审”歪风时值年中，不少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陆续启动。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中打招呼拉票、做工作等现象屡禁不止。“评审打招呼、做工作成了自保的方式，别人打了招呼你不打，就觉得你不重视。而且普通人打招呼还不行，往往得单位一把手如校长、书记出面才行。”一位在知名高校担任学院院长的教授说，现在人才计划、项目评审都会打招呼，作为学院领导，他深感无奈。“人情评审”风气盛行之下，不仅本院的人才引进和项目申报会找该教授去帮忙做工作，一些校外学术圈的朋友也会找到他。“每个月请求帮忙打招呼的短信、电话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作为院长，我甚至要用本子记下跟谁打过招呼，考虑以后怎么还这人情。”他无奈地表示。这位教授几年前回国，他说，“作为学术项目领头人，现在申报项目，除了考虑学术水平，还要看关系网有多广，把通讯录拉出来看看”。和他有同感的一位高校从事人才工作的学者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他们学校引进人才参与国家的人才项目评审，函评结果非常不错，因为提交的文章、科研成果等书面材料很过硬，但面审淘汰的比例却出人意料地高。“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学术方面了，因此吃了大亏。”不仅在做人才工作参与评审过程中遭遇了拉票尴尬，该学者自己申报国家人才项目时也亲历了拉票歪风。他说，评委工作一般分评审前工作和评审中工作。评审前，申报人和所在单位得知评审专家信息后，要及时去“拜门子”。一般来说，申报者会通过四种方式来做工作：一是自己本人给评委发短信或打电话，请求关照。二是所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评委做工作。三是请业界知名的老专家、院士出面做工作。四是知名老专家、院士带着申请人一道上门向评委汇报工作。评审中，则需要有更大的公关力度。有的申请人所在单位会出面做工作，要么派专人找评审做工作，要么单位主要负责人到评审宾馆驻点做工作。如果评审组织特别严密，还会有人专门蹲守在评审点捕捉评委信息，甚至拍照回传给后方，再去查找评委关系继而做工作。“逢到重要的项目和人才评审，可能申请人和所在机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忙着做工作，跑公关。”他说。数字政绩冲动，一些高校争戴人才帽接受采访的科研学者坦言，这几年一些科研评审中的拉关系、打招呼风气有愈演愈烈的苗头，令人愤怒，让人担心。“一旦到了评审集中期，根本没法干正事儿。”他们表示，谁不做工作谁就会吃亏，最后被歪风绑架，浪费大量精力去做和学术无关的事情。受访的一位学者向半月谈记者展示了他在朋友圈所发的上述感叹，短短几十字的吐槽收获了近百条学术同行的点赞和评论。有人留言说，现在评审不打招呼是对评审的不尊敬；还有人打趣道，现在科研人员会做工作、沟通能力强已经成为一个正面的评价。在这些学者看来，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中出现的打招呼、拉票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竞争激烈、僧多粥少的缘故；另一方面，还缘于科研GDP、人才政绩驱动下，有项目、有人才帽子，才意味着个人和单位有资源、有地位，才能活下去。以高校为例，去年教育部搞“双一流”评估，标志着高等教育新的转折。为了适应“双一流”要求，不少高校急需有大的科研项目和“戴帽子”的高级人才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术水平或者整体实力一般的院校机构，为了生存发展，往往会举全校、全机构之力去确保重要科研项目和人才评审过关。学术帽子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应该按照学术标准来公平、公正、公开地评价。“打开高校科研机构的网站，如果遮住校名看简介，模式都差不多，论文数、科研项目数、拥有‘戴帽子’的高级人才数等。”上述从事人才工作的学者指出，在数字指标导向和一些领导的政绩驱动下，评审人、申请人、用人单位、学术圈都被绑架了。一位受访者说，评审中的上述乱象让他们深感愤怒，十分担心。愤怒是因为这种人情公关歪风的滋长让科研和人才的评价标准扭曲，让好的科研成果和好的人才得不到公正评价。担心的是这种风气污染了学术圈，大家被裹挟着在互相打招呼中渐渐成了利益和资源交换共同体，影响国家的科研水平。消除灰色地带，划出科研项目人才评审高压线受访的科研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打招呼公关已经发展到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学术权威或者负责人，因为他们参加的评审多，可以互相交换评委资源，互相支持。“说实话，绝大部分评委都是好人，但是有时人心里的‘秤’也是容易被打招呼影响的，特别是有的打招呼者对评委来说是领导、朋友或是恩人时，难免有还人情的思想。难免因‘感情’因素造成优秀的人和项目被PK掉。”受访者深感无力。科研人员表示，一些评审拉票公关的现象就像皇帝的新衣，没有人敢喊。一喊就破坏了规则，大家以后肯定就不带你玩了。但是不喊，就必须跟随在里面随波逐流，如果只是埋头做学问，就会吃亏甚至很难存活。“做科研要无欲无求，保守初心才能做得好。如果只想着求名头被欲望绑架，势必会造成学术风气的败坏，也造成科研水平的下降。”受访学者认为，现在干部拉票贿选都有严格的处罚措施，而学术评审拉票却还处于灰色地带，这是不对的。他们建议，应该出台相应的惩罚举措，增加学术评审中拉票公关等行为的违规成本，比如将评审列为保密项目，一旦有接受公关说情的行为就视为违反保密条例等，给予相应惩戒，让科研人员和管理者有所敬畏。对参与说情公关的双方，列入黑名单，或者予以曝光，限制其参加科研学术活动，或给予失信认定，通过这些举措净化评审环境，真正做到学术优先，不拼关系、不拼圈子。（原题为《“用本子记下给谁打招呼，以后怎么还人情”教授自曝科研项目人才评审乱象》）

教授们相比上课更愿意搞科研项目，大学里科研和教学谁重要？大学的教育是很重要的，毕竟这是大学生在学校的最后一段学习的时光，是需要获得生存技能的时期，但是，大学里面教学和科研确实都很重要，是高校发展的两架马车，短了一个都不行。传统上高校一般都重科研轻教学，但从最近的政策来看，高校的教学也应被更加重视才行。教授做科研并非全都是他愿意现在对高校老师的管理制度越来越严格，给老师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除了个人意愿外，至少还有三个原因驱使教授们搞科研。第一、在高校的绩效考核体系中，高校老师不仅要被安排上很多课，还必须完成一定的科研工作量，不同职称的老师考核的指标工作量不同。第二、高校对科研成果都有配套奖励，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就可能奖励他基本工资的数倍，这对老师来讲是很诱人的。第三、学校对各学院每年的科研任务也有目标要求，若完不成目标，会影响整个学院的绩效考核。所以，学院为了完成年度科研任务目标，必须动员全院所有人申请课题和完成定量的科研成果，所以教授有时候也会被动员搞科研。当然学校之间的政策也有不同，有的学校可能对教授级别的可能宽容一些，要求没那么严格，搞不搞科研也就更多地看他们的意愿了。拿不到项目的老师并不会被刻意安排很多课相反的，很多高校会设置一定的科研岗，这个岗位招聘的人员不安排教学任务，只让他们专职做科研，一般都是年轻人，而且他们也不一定就能拿到科研项目或者出科研成果；还有的学校对待新进的年轻老师，会让他进来学校的前几年专职做科研，而不安排教学任务，这都是为了学校在国家级项目和高水平成果上能有所突破。一个老师上课多少还与学科性质和院系老师数量有很大关系，每个学校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有的学校的重要学科小到讲师大到教授的授课任务量都很大，而有的学科则相反，这是在每个学校都存在的不平衡现象，与拿没拿项目没有多大关系。有的教授拿了很多项目，如果实在没有老师可以安排授课，他也必须被安排教学任务。有的教授的课比年轻老师还多，因为他们还有硕博士研究生的课要上。教学和科研谁重要这是无法比较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高校的重要职能，少了一个都不行。只不过，现在我国高校的这两种职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以前往往重高校科研而轻高校教学，造成了我国很多大学的毕业生质量不高的问题。但政府也正意识到这一点，最近很多高校已经响应政策要求，清退了很多不合格的学生，这对大学教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高校与中小学有着联系也有着区别。联系是，高校是中小学延伸的结果。区别是，高校拥有一套不同于中小学的运行机制。其中，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中小学往往为未来人才的打造和培育担负起基础性教育的重大使命，其重点所做的就是推进基础性教育及教学。而高校主要所做的则是从事高等教育及科研活动。就科研活动来看，高校所开展的科研活动，所涉及的领域通常是多方面的、多样化的，最终受益的主体也是多元性的，不仅包括高校教师自己，而且也包括社会、民众、政府、国家，甚至整个人类。鉴于高校科研能够产生的这样的一箭多雕的价值。国家及政府当然会对高校科研做出巨大重视，其中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国家及政府便会为此而设立相关的科研项目，以给高校教师申报及申请。与此，学校自身也会拿出一定的经费来设置相关的科研项目，促使高校教师申请。总体上，高校教师的科研项目，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校级层面的，甚至也有国际层面的（即由国际组织，或某些国家及政府设立的科研项目）。这样看来，高校教师确实能够享有更多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的获得，对高校教师而言，就意味着一定资金的享有。这样的资金在数目上基本是让人激动的。高校教师基本都会为争取科研项目而努力着。但是，科研项目的获得，也并非是易事，首先需要看申请课题的教师的实力，其次，要看设置课题的部门试图打算将课题给予哪样的人员，也就是说设置课题的部门的意向性很重要。再次，在竞争课题项目时，还需要相关部门做到秉公执法，而不能徇私枉法，因人设项目，因人立项目，因人分项目。或者说，在竞争课题项目时，存在走后门、拉关系的情形，以至于本应该获得项目的教师因此而失去项目。这也就造成，高校看上去明明有课题项目，也就说说高校明明有经费，但是，不意味着是每个高校教师都能够得到或享有。只有那些具有实力，并且会经营关系的人，也许在科研项目的获得上能更加如鱼得水。否则，不过沦为望科研项目而兴叹的境地。一旦获得科研项目后，又存在一个将科研经费转换为现金的问题。由于现在报账上卡得太严，以至于不能随便找发票去报账，也不能开具虚假发票去报账，并且现在报账还基本要求要刷公务卡。刷公务卡，也就意味着课题中的经费确实是课题申报者本人开支了，还意味着课题中的科研经费，是需要真真实实地去花掉，而这样花掉未必真地有利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方面或减轻生活压力方面。要把科研经费转换为手里的现金确实非常困难。这就是，高校教师明明有科研，可却偏偏穷的原因所在。

在 1 个多月前，有网友发微博爆料，曾发表过 SCI 论文百余篇的古生物学者、以一己之力将任职大学的排名拉进全球前 80 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在申请科研项目时因被评审质疑“天天发微博不务正业”而遭拒，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邢立达本人转发了这条微博，肯定了这一爆料的真实性，并附上评审给出的理由：此人是网红，没有足够时间做科研。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自己对于评审这一质疑理由的失望与无可奈何....勤勤恳恳为微博上 380 多万粉丝做科普，竟有一日会成为科研项目遭拒的原因？ 当时，不少网友为邢立达喊冤，更有网友在知乎上发出灵魂拷问：“一个做科普同时做科研的人，他最后的科研成果好不好，自然有系统而公正的评判。但在这之前，仅仅因为一个人‘做科普’，就断绝他做科研的道路，这样好吗？”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所谓的“正统”学术科研难以容下科普的态度以及当今的科研评判体系问题，然而最终的落脚点，其实是：到底该如何评判一个科学家的价值？换到这个议题中来说，即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科普是否有价值？而实际上，科研学术圈难以容下科普，已有很早的历史渊源。一、学术圈“容不下”科普，早已是历史问题 说起学术科研难以容下科普，就不得不提起“萨根效应”。对于20世纪的科学界来说，卡尔·萨根是一个“不那么一样”的存在，他是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声名远扬的科普作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公众影响力越来越大，“正统”科学圈的同行们开始明里暗里地排挤他、嘲笑他，他们认为萨根的所作所为有哗众取宠的嫌疑，而他向公众做科普宣传也降低了科学家的身价。同行们的偏见，最终让他三次提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却直到撒手人寰也没能入选，理由是：人们认为他花在科普上的时间比研究还多。而这种由于日益增长的公众知名度，导致科学家在学术圈内被孤立的现象，被称为“萨根效应”。在萨根去世25年后的今天，这种效应在科学界依旧存在，而在中国更是普遍。邢立达申请科研项目被拒，评审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此人是网红，没有足够时间做科研。然而这种论调是否正确呢？目前整个学术圈整体还是“默认”了这种论调的合理性，毕竟整个科研评价体系，至今还没有将科普作为一项评价指标，甚至还有像邢立达所遭遇的这一困境——科普反而成了科研项目申请的“减分项”。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到科普中，也随着科普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也有一部分科学家开始正视和思考科普的价值问题。二、做科普到底有没有价值？ 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做科普是否有价值？以及科研圈到底该如何评判一个科学家的价值？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科研对于国家科学创新、进步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长远、突破性的科学进步而言，就一定需要有科研人员踏踏实实、耐得住寂寞地从事基础研究。而另一方面，社会的大部分公众其实都还是非科研人员，他们也有了解科学知识的庞大需求。试想一下，如果父母朋友圈大量转发的一篇篇十万+文章中的伪养生、伪科学得不到专业科学家人士的辟谣、解读，那世界该陷入怎样的混乱！另外在年青一代的培养上，由于科普而对科学萌生兴趣的青少年不计其数，众多科学家在步入科学殿堂后，更是无不感慨科普作品对于自己在未来道路选择上的引导性作用。既然自己曾从科普作品中获益匪浅，现在又有什么理由“非议”那些做科普的科学家呢？ 因而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言，做科研至关重要，科普同样如是！ 不过从科学家本身来看，尤其是在中国现有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系下，占据核心地位的依然是科研项目经费的多寡、学术论文和专利的数量，科普贡献并不计入考核范围，做科普的“性价比”可能不如做科研高。做科普无可厚非会占用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对申请科研经费、评职称、发表科研成果也几乎没什么用甚至还可能会成为障碍因素，无名又无利，费力不讨好。科学家如果没有重视科普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而仅基于本身的得失来考量，很难走出实验室去做科普工作。因此，现在能够走出去做科普的科学家，无疑需要勇气也需要担当的。正如中国科学院行星科学专家郑永春在为卡尔·萨根的科普作品《宇宙》所做的推荐序言中所说的，敢于做科普的科学家，都是真的勇士。就拿计算机科学领域来说，刘知远、“爱可可爱生活”（北邮副教授陈光）等人就是活跃在知乎、微博等平台上当之无愧的科普“网红”，先暂且不论他们在科研上面的成就，光就其对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学生而言，都有巨大的引导作用，谁能说他们发挥的价值不大？AI 界的“网红”吴恩达，作为顶级的机器学习研究者，同时也因斯坦福公开课里面主讲机器学习而声名远扬，无论是在学术圈内圈外都非常知名，谁又能因此而否定他对于机器学习领域的学术贡献呢？ 三、相比于负面影响，推动意义或许更大？ 回到“此人是网红，没有足够时间做科研”这一质疑本身，做科普到底会给科研工作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呢？毋庸置疑，做科普确实会占用科学家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只要科学家本身协调好自身的时间和精力，这一影响实际上并不大。以微博大咖“爱可可爱生活”也就是北邮副教授陈光为例，作为数据科学圈的科普网红，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每天发微博做科普的时间段基本在早上5点到7点之间，做科普占用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截图自知乎网友实际上相比于“科普浪费时间”的说法，做科普会被学术圈看不起、排挤这一普遍现象，更是科学家对做科普望而却步的一道心理枷锁。然而另一方面，科普对科研工作也有一定的推动意义。 首先，做科普需要将难懂艰涩的专业科学知识变成大众能够听懂的东西，势必就需要自己对专业的理解非常深入透彻，这样反而能够更易于发现一些根本性的、别人难以发现的新问题或解决科学问题的新思路。 其次，在对科学水平普遍不高的大众做科普时，自己的逻辑表达能力和层次性也会得到很大锻炼，无论是在科研论文、成果撰写和展示方面，还是在做科研的逻辑思维上，都会大有裨益。再者，做科普不仅需要扎实的科研基础，还需要对教育、传播等其他领域有一定了解，能够适应并了解更多跨领域的知识，更易于打破“隔行如隔山”的壁垒，找到了更多创新交叉的探索课题。不仅如此，在科普中，也能够从行外专家、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和了解自身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发现自身在科研中不易于察觉到的问题，此外还能够在各类科普活动中收到行内人和行外人的反馈，找到更多的科研灵感和来源。 四、科研和科普到底该如何互相成就？科研人员做科普，相当于在修建一座架起科学与民众的桥梁，从社会效益上来讲，并不比一篇学术期刊少。相比于做纯科研，做科普还涉及到如何更平实地与大众对话、如何将艰涩的专业科学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等等，难度和复杂度都不低于做纯科研，然而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加分”，反而可能因为“此人是网红，没有足够时间做科研”等理由遭“减分”，实在不公平也不合理。 科普和科研，本应该是互为表里、互相成就的战友，而不应该是互相阻碍的宿敌。无论是在科研评价体系，还是学术圈和公众认知中，二者应该是平等共赢的。而在此之前，提高科普的“地位”，是当务之急。从国家政府层面而言，一方面要尽快改革”唯SCI论文是举“的科研评价体系，将科普贡献加入科研评价体系，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目前，以《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为例，就明确指出，建议完善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的业绩考核办法，将其视为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不过操作细则和硬性约束方面，还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如果将科普贡献纳入科研评价体系，可能会导致“一窝蜂乱入”的功利现象，因而应该另开辟一套体系来鼓励和奖励科普贡献，与纯科研的评价体系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引导学术圈和大众形成对科普的正确认识，破除“科研做不下去才去做科普”的论调，扫除不少科学家想做科普却因为这些固有的不当论调而“不敢”做科普的心理障碍。从科研人员本身来说，除了扎实的科研能力之外，还需要掌握将艰涩内容通俗化的逻辑表达能力和足够的传播学知识，把成果描述清楚、传播出去，并且能够让社会和普通公众能明白、看得懂、用得上。另外，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科研人员也应该具备合理分配的能力和方法论，让科普和科研互为表里、互相成就，从而避免学术圈对做科普是否会影响做科研的一些质疑。 就在大概一周前，邢立达领衔中美加三国学者发现史上最小恐龙，成果登上Nature封面，想必也给了“此人是网红，没有足够时间做科研”这一质疑一个很好的答案。 参考资料：敢于做科普的科学家，都是真的勇士，https://www.guokr.com/article/442367/做科普影响科研吗？http://kepu.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2415.htm做得好科普，科研才可能有大格局 http://www.sh.chinanews.com/kjjy/2017-05-27/23688.shtml五院士谈科学家如何处理科研与科普关系？https://www.sohu.com/a/251806758_410558科普与科研同等重要 http://www.bast.net.cn/art/2016/6/1/art_16698_310573.html科普，科研人员不能缺席 https://jiahao..com/s?id=1630938929454138036&wfr=spider&for=pc雷锋网 AI 科技评论雷锋网雷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