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实验外包服务

由于现在国内科研环境越来越好，临床医生与基础科研工作者手头也有机会拿到更多的科研课题，提升自己的科研基础与科研地位。但是有碍于自己所在工作单位的基础设施不完善，自己临床、教学工作任务繁重，导致自己有了想法，有了经费但是仍然无法开展自己的科研课题。这个时候国内孕育而生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科研外包行业。从2000年开始，国内每年的生命科学专业毕业生都不下千万，也使得这个行业人员与企业参差不齐。下面小编就以一个从业有一定时间的内部人士的身份为大家分析一下如何选择课题外包公司：首先肯定是分析一下公司性质，现在科研外包公司大致分为四种类型：a、有着独立的大型实验室，独立运作，并不接触零散小课题。独立运行的大型实验室往往都是有一些国家背景的，仅仅是部分空闲平台用于商业运行，但是这些实验室并不接待零散的客户，一般都是有着稳定合作的客户才能进去。如高校实验室或某测序公司；b、商业实验室（外包公司）。这是外包公司自己有着一套完善的实验体系和成体系的实验设备，由于投资量过大，所以市场上这类型公司并不多，而且多是由第三种企业发展而来；c、商业实验室/大型实验室下游网络公司，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代理公司。依靠着商业公司或者实验室承接客户；d、实验室资源整合公司，此类公司更多的是由一些商业实验室独立出来的小公司，手里收集大量的实验室资源，接待客户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帮客户寻找合适的实验室，但是这类型公司由于成本低也是最为混乱的。从小编的内容不难发现，对于一般的科研人员来说，第二种、第三种公司选择做外包是较为稳妥的。但是别急，接着往下看：其次是价格，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公司因为实验室资源来源单一，切都是有较大的办公场所和较多的办公人员，所以成本往往都是要高出市场平均价格的。第四种公司因为手头实验室资源较多，能快速的帮客户匹配合适自己的实验室资源。所以价格往往是一般科研工作者能接受的，但是安全性又较低。那怎么办那？其实小编的建议是，第一多走多问多对比。1、对比实验室帮您做的实验设计的专业性；2、多问问市场价格，要是对方给您的报价比绝大多数公司报价都低，而且低到耗材都买不全的程度，还是不要考虑了。第四种公司其实是更注重于服务的公司，服务态度一定相对较好一些。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只需要把自己的方案制定好，在合作之前把协议签订好，保证自己的权益不要流失；合作开始之后付款根据自己的实验进度分成多批次的支付还是不妨一试的。

来源：证券市场红周刊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科学服务提供商。目前公司服务的领域涵盖生物医药、分析检测、食品日化、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石油化工、研发外包、化工建材、环保水质等领域,为客户的研发实验室和分析实验室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覆盖客户的研发准备、研发过程、研发后期、生产质控等各个阶段,提供“一站式”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公司拥有多个自主品牌,在科研试剂、实验室建设、科研信息化等产品线上具备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公司通过开发新产品,整合、引进三方合作品牌等手段,不断丰富产品线,能够更好的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积极开拓新客户;持续加强软硬件投入,提高探索平台使用的便捷度,增加产品资料的丰富性,不断提升客户体验。随着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使得企业和高校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公司将持续受益。同时,随着客户的投入加大,客户对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会倾向于选择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公司优势进一步凸显。盈利预测根据对行业状况及公司情况的分析,预测公司2018、2019年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为4545.88万元和5664.02万元,每股收益0.92元和1.14元。风险提示市场竞争风险,技术创新风险,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客户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

记者 | 金淼1昭衍新药已通过港交所聆讯，于2月16日-2月19日招股，并将于2月25日确定最终发售价格。公司拟发行4332.48万股，每股招股价为133元至151元，集资最多65.42亿元。其中，初步安排香港公开发售389.93万股，约占全球发售总数的9%；国际发售3942.55万股，约占全球发售总数的91%。自香港公开发售截止日后起30日内(即2021年3月21日前)，联席全球协调人(代表国际承销商)还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要求公司额外增发不超过649.87万股H股。根据昭衍新药招股书，此次募集资金用途为翻新苏州实验室、兴建新实验室及为其配备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司现有科研能力。招股书显示，昭衍新药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分别为3亿元、4.08亿元、6.39亿元、6.31亿元。昭衍新药此前于2017年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此次香港IPO后，将成为继药明康德、康龙化成、泰格医药之后的第四家A+H股上市的CRO企业。CRO即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通过合同的形式为制药、器械企业提供临床前和临床试验在内的专业化服务组织。随着生物科技行业的发展及分工的不断细化，CRO行业也迎来更多关注。新药的研发大体可分为临床前和临床试验部分，临床前研究则包括新药发现、先导化合物和活性药物中间体的合成及工艺开发、制剂研究、药效评价、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评价研究等工作，临床试验部分涉涉及到协调临床资源进行人体的药物试验。根据2020年前三季度财报，昭衍新药的业务包括药物临床前研究，药物临床CRO服务、药物警戒服务及试验动物的供应。虽然昭衍一直试图同药明康德一般建立CRO的全链条服务，但是根据三季报，临床服务在公司收入占比有限。2019年报显示，公司全年合计收入6.39亿元，其中药物临床前研究服务收入6.29亿，临床服务部分仅贡献275万。昭衍新药的核心业务即为临床前部分中的药物安全性评价，通过实验室研究和动物对于在研药物的安全性进行评估，这是在研药物进入人体临床试验和获批的必要程序，此环节约占到整个药物研发成本的15%左右。对于国内生物医药企业而言，在港股上市除了能够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外，有利于其全球化布局，尤其是为未来可能的跨境收购进行平台搭建。昭衍新药曾于2019年收购Biomere，后者也为临床前CRO公司。根据当时收购披露的资料显示，该公司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前三大临床前CRO公司之一，该收购完成后能够帮助公司开拓在美市场。CRO通过收购布局海外市场，也已有先例。同样以药明康德为例，其在美收购了包括Pharmapace在内的多家公司，实现全球和全产业链布局。由于2020年因疫情在美业务受到影响较大，以药明康德2019年财务数据为例，2019年，药明康德中国区实验室服务收入64.73亿人民币，而同时间美国区实验室服务也贡献了15.62亿的收入。但对于昭衍新药而言，想要进一步成长为跨境CRO巨头，仍需要时间。根据2019年年报，公司境内收入5.94亿，境外收入0.44亿，两部分毛利率分别为53.15%和48.21%。wind另外，wind数据显示，目前公司董事长、创始人冯宇霞和其丈夫周志文合计持股比例超过43%，存在股权集中风险。

一手要项目，一手“转包”“分包”，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工程承包领域，在科研领域也时有发生。当前，科研“以项目论成败”的导向使得科研人员不得不积极争项目、囤项目，干不完再分包出去;一些学阀垄断大项目，充当项目“二传手”;甚至个别科研人员在项目中“藏猫腻”，通过假分包、假外包，虚报劳务费等方式违法套取项目资金。囤项目，再“分包”：学阀当起科研“掮客”“在高校，虽说教书育人是主业，但做项目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某985高校青年教师李纯(化名)点出了当今学界对于科研项目“格外重视”的原因。科研人员反映，科研项目在职称晋升、人才计划评选、学科评定等方面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许多高校、科研院所都在积极申请项目。“科研就是以项目论成败，项目附带着论文，项目多论文也就多，项目多招的学生也就多。”一名科研院所工作人员透露。某高校生物教师告诉半月谈记者，自己一年多次申请项目，“中签率”差不多是25%，即便知道做不完，也要多拿几个。目前，他正在做一个立项资金近百万元的项目。“这个项目分解成任务A、B、C……有的是由自己的学生做辅助工作，有的则是外包给相关公司去做，最后交给我汇总处理。”这名教师说。部分科研人员坦言，要跑项目，某种程度上就要靠托关系。某知名高校副教授对半月谈记者说，请客吃饭，搞好关系，这样才好拿项目。官大学问大、权多项目多。不少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还反映，当前科研项目按照行政级别分配的现象十分常见。院长、校长、院士等身居“高位”的人更容易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关系，“拿项目”“揽课题”，然后再转手出去。“几个大佬拿项目，拿到大笔经费再转包给同事或自己带的学生做。”一名高校科研人员说，一个立项资金200万元的项目，分给别人去做，可能就给他们180万元经费。他坦言，年轻的老师往往只能申请到“豆腐块”项目。在华东地区从事信息科学研究的一名青年科研人员说，自己的导师是某科研院所所长，业内有一定知名度，与相关部门关系到位，自然容易拿到数额巨大的项目。拿到项目后，再找几家外面公司和学生一起做。假分包钻空子，项目资金有流失隐忧目前，项目分包自有其存在理由。许多大型科研课题复杂程度高，一个课题组往往难以独立承担，需要与其他科研院所或者科研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完成。某科研院所信息科学科研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大项目下面有若干子课题，这些子课题难免与其他项目存在内容交叉，将部分子课题分包给有研究基础的其他学者或公司顺理成章。同时，项目分包有时也实属无奈。某高校科研处负责人说，有的课题上半年立项，下半年就要求结题，只有半年时间，老师们只能将活儿外包出去。但项目分包行为，很容易让人打起违规套取科研资金的歪主意。正在参与某科技专项的一位科研人员直言，课题分包给关联公司的惯常做法是以承租实验设备、委托科研的名义将课题经费转移至关联公司。以他参加的项目为例，该课题部分经费就是以委托科研的名义分包给长三角地区的两家公司。而这两家公司实际都是有关联的自办公司，他本人则在公司里领取“专家费”。业内人士透露，一些科研人员以子课题需要相关单位提供技术协助或者咨询为借口，通过与相关单位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的手段，将科研经费拨付给该单位或企业，事后以其他名目将科研经费套现后返回到自己手中。有的则是找一个“中间人”注册公司，把项目分包给这个公司，而“中间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科研人员自己。而在此过程中，利用“中间人”公司虚列劳务费，成为套取项目经费的常见手法。至于“中间人”公司能不能“接得住”项目，有业内人士表示，项目通过验收其实不难，评审专家互相认识，你给我行个方便以后我也给你行个方便。(半月谈记者 关桂峰)

打造算法与实验深度结合的创新服务模式！这两家重磅级企业合作了来源：晶泰科技战略合作“云签约”仪式2020年3月10日，以计算驱动创新的药物研发科技公司晶泰科技宣布与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J-Star Research, Inc.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药物结晶技术和工艺研究开发、智能药物开发平台、生物及制剂市场开拓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进药物研发和生产的智能化升级，提高药物设计与临床前开发中关键环节的效率与成功率。 博腾股份重庆主会场晶泰科技的智能药物研发平台ID4 (Intelligent Digital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可以实现对复杂分子体系快速、高精度的晶型预测，并对各晶型在不同温度下的稳定性排序、共晶与溶剂合物倾向性等关键信息精确模拟，从而指导更具针对性的实验筛选设计，提高研发成功率与效率。博腾股份作为行业领先的医药研发生产外包组织，在过去十五年中为全球多个治疗领域的创新药及重磅炸弹药提供了定制化的药物工艺研究开发及大规模制造服务，拥有高水平的实验队伍与丰富的行业经验。二者基于各自的优势资源与技术强项的战略合作，将行业前沿的预测技术与高标准的实验筛选有机结合，可以进一步提高药物固态筛选工作的效率与完备性，减少实验试错的时间与资金耗费，保障药品质量与研发周期，为药企提供安全、可靠、快速的一站式创新解决方案，并促进两家公司国际与国内的市场扩容与服务升级。签署合作协议签署合作协议在这一战略合作框架下，晶泰科技与博腾股份的美国子公司J-Star签订了关于结晶技术的业务合作子协议，将率先开始在美国提供计算与实验结合的结晶研究与工艺开发服务。同时，双方还将以晶泰科技的量子物理与人工智能算法云平台，结合J-Star高质量的实验数据与快速的实验验证能力，针对晶型研究相关领域内尚无有效解决方案的研究难点与效率瓶颈开发和优化算法驱动的创新解决方案，进一步赋能药物开发的关键环节。5个办公室共同线上签约由于这次合作正值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两家公司一致决定以线上“云签约”的新颖形式代替传统的签字仪式，通过五地连线开启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战略合作。仪式过程中，博腾股份的重庆总部、苏州分会场，与晶泰科技的深圳计算研发中心、北京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分别在线上接入。两家公司的科学家代表还在J-Star 新泽西会场见面，共同完成了子合同的签约。仪式结束后，双方科学家就如何快速推进合作落地展开热烈的讨论。“博腾股份作为一家领先的CDMO公司，专注于建立全球领先的制药工艺研发和制造平台。晶泰科技作为国内人工智能药物研发领域的先行者，在短短5年时间里，汇集了量子物理、人工智能、化学等各类优秀人才，在多个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成功经验。” 博腾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居年丰先生表示，“我们相信此次战略合作，可以将前沿的科学进展与结晶、制剂研发的行业最佳实践相结合，共同打造药物固态研发服务的行业新标杆。我们也期待着来自双方不同背景、不同领域的科研团队，在药物研发和生产领域的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让新药更快惠及更多患者。”晶泰科技联合创始人、CEO马健表示，“晶泰科技致力于对人工智能药物研发技术的新探索，密切关注行业的突破口；而博腾股份是CDMO中的佼佼者，有丰富的实验经验。在过去的两年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药企将晶型预测纳入常规研究流程中，特别是面对具有挑战性的复杂新药分子。我们相信计算与实验密切结合的智能研究模式是药物研发的未来。期待两家公司的上下游协同与优势互补，能带来双方服务能力的升级，并通过挖掘实验数据中的潜在价值，开发出可以攻破药物研发难点的创新技术，加快其验证与落地，从而进一步赋能药物研发。”谈到签约的背景，马健还表示，“全球疫情当前，大家都在期待一颗 ‘magic bullet’ ——一款能够抑制疾病的传播和肆虐的特效药。然而在这颗子弹上膛之前，需要大量的准备与铺垫。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让所有飞向疾病的子弹瞄得更准、飞得更快、出现得更早。期待晶泰科技与博腾股份的战略牵手早日催生出具有广泛行业意义的创新成果。”关于晶泰科技晶泰科技（XtalPi）总部位于深圳，并在北京、波士顿设有分部，是一家以计算驱动创新的药物研发科技公司，在全球有近200名员工，包括40余位来自MIT、Harvard等世界名校的科学家。公司基于前沿计算物理、量子化学、人工智能与云计算技术，为全球创新药企提供智能化药物研发服务；希望通过提高药物研发关键环节的效率与成功率、降低研发成本，为患者带来更多优质的药物。公司创立于麻省理工学院（MIT）校园，核心团队由来自学术界、IT互联网界及医药产业界的优秀人才组成。成立至今，晶泰科技已经成功为来自美国、欧洲、中国、日本的40余家先锋药企提供了药物研发服务。关于博腾股份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7月，是国内领先的医药研发生产外包组织（CDMO），致力于为全球制药公司、新药研发机构等客户提供从原料药到制剂端的小分子CDMO服务以及聚焦单抗和基因细胞治疗的大分子CDMO服务。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中国（重庆、成都、上海、江西、苏州、香港）、美国、比利时、瑞士、英国设有运营及分支机构，拥有全球雇员2000余人。公司致力于建立全球领先的制药服务平台，让新药更快惠及更多患者。通过十余年在CDMO领域的积淀，我们已经为全球近400家跨国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客户提供超过1000个项目的良好的认证和交付记录，在创新药定制研发生产服务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关于J-StarJ-STAR Research, Inc. 成立于1996年，由Andrew Thompson博士离开默克后创立，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是一家为全球制药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提供创新药医药定制研发服务的机构（CRO）。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J-Star在复杂有机化学合成领域和结晶领域已形成领先的技术优势，在北美积累了卓越的服务口碑。2017年，博腾股份全资子公司Porton USA, LLC全资收购J-Star，经过两年多的并购整合，J-Star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00人的科学家团队，其团队拥有深厚的医药研发及工艺开发背景经验，其中博士科学家团队达到67人。J-Star凭借其二十多年深根美国医药研发及工艺开发的经验基础，依靠博腾股份的全方位的CDMO服务能力，能够为全球制药企业和中小生物医药公司提供最优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这所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术型高校因为一则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必修课项目被外包”的新闻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口诛笔伐之势，同时由此衍生的“学生的权益该怎么保障”、“学生到底是不是廉价劳动力？”等话题也让众多读研读博的同学感触颇多。事件梳理——由小小的作业引发的“骂战”相信有很多“吃瓜”小伙伴对此已有所耳闻，在这里小编不过多赘述：这次事件的开端主要是因为中科大今年春季必修课《软件工程》在进行教改之后，采用了老师照常上的课内理论课程以及外部公司（即“计蒜客公司”）提供的实践教程，由学生自行完成相关实践编程作业。而在3月19日，上课的学生们发现计蒜客布置的几个实践项目，都是真实公司的真实项目，故学生们提出希望使用有自身版权保护力的GPL协议，而不是可以被他人修改而占为己有的BSD协议进行编程。BSD和GPL协议的区别然而学生们反馈，计蒜客方面对此的回复是“清华也用BSD，怎么就你们有问题？”，态度其强硬。而之后随着矛盾的爆发，计蒜客的创始人俞昊然发布微博疑似抨击有意见的学生，随即“骂战”便爆发。那些年我们一起“打过的工”！通过事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引发矛盾的并不是课程改革，而是一场关于“学生是不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的误会，毕竟提供项目的计蒜客公司是有业务的实体，当自己为了课程而编写的代码被他人随意商用（这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侵权行为）时，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而涉事公司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了强硬态度的毛病，火上浇油才会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毕竟具体使用哪种开源协议发布是他们的权利。而由此引发了更多人关于学生们对自身版权利益的探讨，“读研/读博期间，一大半时间都用来给老师打工”这样的声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鸣。新华社早在2018年就有因“寒门博士轻生”事件而撰写的调查专题文章《导师变老板学生变学徒？新华社调查：有研究生将读书称为打工》直指此类现象。在无数感慨和激烈讨论下，越来越多被扭曲的师生关系成为了我国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让教育回归本质，为了版权意识的建立，也为了年轻人的未来此时，让教育回归“培养人”，这样简单而纯粹的本质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导师在学生培养的过程中，布置的实验项目本质是为了锻炼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以启发后续研究课题。但是因为很多高校学生培养计划中没有明确项目的各项要求和规则，而很多导师在校内外都有实体项目，便会布置一些实际与学生科研课题不完全相关的项目让学生操作，这就不免引起舆论和争论。另一方面，在现如今我们越来越多的提倡版权意识的情况下，学生的这类“打工”常常会在关键课程的学习中，产出具有个人标识的“产品”（可能是数据、论文或者是实体）。据了解，目前这些产物常常会被实习单位或导师低价买断或直接占为己有，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明显的侵权行为。如此反复下，打击了学生科研积极性的同时，版权意识也会被视为“空头支票”。管理应该跟上改革的步伐，学生的权益应该得到重视和保护，唯有让这些年轻的学生及科研人员真正享受到了版权的保护和尊重，才会在未来不断提高我国版权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同时，为外来中国科研注入热情和精力。本文为AEIC学术交流中心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否则即为侵权，我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需转载请联系小编授权

（健康时报记者 谭琪欣）随着新药审批进入快车道，健康时报记者据国家药监局数据统计发现，2018、2019年均有9个国产1类新药获批，2020年则有14个。而一款药品在抵达患者、治愈疾病之前，需经历分子发现、工艺开发、生产放大、动物试验进行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上市申报等重重关卡。“不夸张地说，每一关都是九死一生。” 信达生物产品开发及工艺开发副总裁周凯松告诉记者。受访者供图研发：耗时10年、耗资10亿美元，成功率不足10%研发一款新药究竟有多难？“业界一直流传着“双十定律”的说法，但我觉得是三十，即新药研发平均需要耗时10年、耗资10亿美元，并且成功率低，不足10%。”周凯松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拿最初的分子发现来说，找一个抗体要在10亿、甚至于100亿的抗体库里，通过一种方法一步一步筛出来，做成一个单克隆抗体成药，初步估计这个过程里至少有1000步，这1000步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 周凯松说。根据全球生物技术行业组织BIO、Informa Pharma Intelligence以及QLS联合发布的报告，过去十年(2011年-2020年)，9704个药物临床开发项目中从1期临床到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的成功率平均为7.9%，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10.5年。一份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报告所提出的统计结果则显示，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开发一种新药的中位资本化成本为9.853亿美元(6.836亿美元至12.289亿美元)，而平均总资本化成本高达13.59亿美元(1.0425亿美元至1.675亿美元)。就研究领域来看，目前最热门的肿瘤和免疫类药物的研发投入最为庞大，在20个该类样本中，中位值高达27亿美元(20.518亿美元至53.662亿美元)，平均值更是高达44.6亿美元(31.140亿美元至60.013亿美元)。上市：将近3000个日夜的投入，科研人员的常态是不休息2018年12月份，由信达生物自主研发的明星单抗药物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正式获批上市，周凯松告诉记者，在这背后是长达七年，将近3000个日夜的投入。“信迪利单抗的最终结果很完满，但过程很艰辛。”“人力投入是非常大的，我们科研人员的常态是不休息，节假日我们的实验室都是停不了的，到了争分夺秒的关键时刻，研发人员都日夜颠倒，习惯了。也会有很多实验做到最后发现没有达到预期结果，需要重头再来的时刻，这种时候就只能很平静地重头再来。” 周凯松说。另外一面则是时间和资金的投入。2014年，在产业化基地落成之际，信达生物迎来了国际制药巨头礼来的“橄榄枝”：在研的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在“亲和力”、“靶点占位率”上表现优异。但是，礼来要求信达生物整改产业基地以符合礼来标准，而且这是签约的必要条件。按照礼来的标准，“最终的整改项目耗时36个月、投入了几千万美元。”值得关注的是，新药开发的成本整体仍然呈现持续推高的趋势。“从头开发一个新药至获批上市的成本较2010年几乎翻了一倍” ，Deloitte LLP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首先相关专业人员需要先发现新的化合物，然后通过动物实验了解其毒性反应以及代谢过程，重点观察化合物的作用部位和作用效果，然后才能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经过三期临床试验后才能申请上市，有些药物在上市后还要进行四期临床试验，以观察其长期的副作用。”周凯松介绍，“周期长、耗资重的主要原因在于研发中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失败，一旦失败，那多少员工的青春韶华就付之东流，企业多少亿的投资都将‘竹篮打水一场空’。”未来：医药研发创新，需要更加完善的政策生态系统“研发创新需要更多产业激励政策，需要更加完善的政策生态系统”。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国家药监局修法专家组成员邵蓉认为，我国当前的药物研发创新，有了注册审评审批环节的众多利好政策，得到业界的高度首肯，但从政策系统建设来看，还远远不够。目前国内医药创新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周凯松介绍，“就拿新药审评审批来说，信迪利单抗就受益于药审改革，8.4个月就获批上市，随着新药获批、新适应症获批的速度大大加快，对于承压的创新药企来说，是雪中送炭。”邵蓉进一步建议，鼓励医药创新，并且保持持续创新，应当从国家层面上建立激励创新的政策生态系统。从临床研究和注册上市前端看，首先要有“巧妇”(科研人员、人才政策)，还要“有米可炊”，也即要有“资金”(投融资政策)和“项目”(科技政策，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研究)；产品注册上市以后，也有创新激励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有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实验室研究、临床研究和产业化阶段都存在)；能否快速被医疗机构采购到(采购政策、进院)、能否被医疗机构和医生使用(控费、占比、处方政策)、以什么样的价格被医疗机构采购(价格影响)、患者能否负担(医保支付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专利期补偿等)等等。鼓励创新不是一个部门的事，需要所有牵涉到的政府部门、企业、协会及各种相关组织，从政策、资金、人才等多方面去推进和保障。生物医药行业还在积极探索通过外包CRO(临床试验服务)机构的方式来缩短研发时间，从而降低研发成本。目前国内头部医药外包企业包括药明康德、泰格医药等，根据塔夫茨药物研发中心统计，在CRO的参与下，1/2/3/4新药申请临床试验四个阶段可分别减少23/58/43/31周，总体耗时从497周减少至342周。“创新之路不好走，可坚持创新则有可能开创企业高速发展的全新时代。”周凯松说，“中国创新药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黄金时代，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也大力倡导创新，国家对创新药可及性增加也有一系列的利好政策。作为创新药企，我们将响应国家号召，让更多的创新药惠及全球老百姓。”

近日，据丁香园报道，知名撤稿观察网站 Retraction Watch 活跃撰稿人，前斯坦福大学助理研究员 Elisabeth Bik 在其推特曝出，超过 400 篇来自不同作者和机构的文章，在标题、图片，特别是 Western blot 的图版上极其相似，似乎都是由同一个「论文工厂」产生的，极有可能存在伪造数据的情况，论文发表单位涉及多家中国三甲医院。图源：Elisabeth Bik 推特据悉，所有400多篇论文中的 Western blot 条带都是非常有规律的间隔，呈哑铃状或蝌蚪状，没有任何通常的污迹或污渍。所有的条带都放置在相似的背景上，这表明他们是从其他来源复制粘贴的，或者是电脑生成的。另外，除了WB条带的问题，流式细胞结果中也被发现了相似制造模式。标题的规律性（论文题目=生物分子+动词+细胞过程+癌症类型/细胞类型+介词+动词+生物分子），论文中的柱状图通常是纯灰色，左边是黑色条，并且有双边的误差条。这些无不彰显着危险信号。图源：Bik 本人的博客 scienceintegritydigest.com图片来自scienceintegritydigest.com图片来自scienceintegritydigest.com目前，很多科研服务单位参差不齐，专业性差。学术造假、骗取佣金、拖慢客户晋升进程等问题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科研外包，那就需要辨别怎样的科研服务单位才能成为可靠地合作伙伴？拥有以下这几点的单位可优先考虑。1、合理设计科研命题；2、对题目的创新性，思路的可行性负责；3、踏踏实实做实验；4、保存好原始数据；以上这些都可以做到，更能承诺所有研究成果（论文及课题）均含有原始数据，且合作伙伴拥有全部版权的科研单位，那就没错了。无论如何，希望大家在选择科研单位时谨慎考虑，因为大家都承担不起因文章在投稿中被拒稿、文章发表后被杂志社查处后撤稿，而面临着单位收回职称及奖励、几年内禁止晋升、甚至辞退的后果。科研是严谨的，值得我们更好的对待。综合整理自丁香园，梅斯医学

学术大佬也沦陷“论文工厂”，数量还不少！近日，德国知名学术打假人、独立科学记者Leonid Schneider在其博客曝光了一批超112篇（还在更新中）来自中国学者的疑似来自“论文工厂”的论文。与之前的“论文工厂”最大不同的是，这次涉及的论文作者大部分可不是一般的科研狗或边缘人，多数就职于国内知名医院，甚至可说是“身份显赫”。其中不乏高校校长、院长、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等一众学术大佬。112篇论文中，55%以上的论文都获得了基金资助，其中，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就有23项，涉及金额高达1457万元，还有一项科技部中俄合作专项基金项目、至少51项省级及以下基金项目，可谓是触目惊心。这批112篇论文中，波及28个高校、54家医院，包括清华大学第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大医学院、武大、华科、协和医学院等众多名校名院。至少有62篇获得了基金资助，其中23项国自然基金，位于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此次一共涉及37篇论文）一家占了8项，这八项资助中有六项来自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江苏省药用植物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同一课题组。涉及单位部分截图这些论文中，大部分都是来自造假重灾区-RNA研究，基本一样的经典套路：xxx-RNA + cell-messaging-pathway + medical-condition（A基因通过B途径影响C疾病的D功能）。目前，这些论文已全部上传至Pubpeer网站上，部分论文已经撤稿。除此之外，Schneider还将这112篇论文分析报告邮件给相关期刊，后续，相关期刊也将与作者进行核实，并根据结果进行相应处理。从发表时间上来看，这批论文均是发表于近4年（2016年-2020年），大部分发表在2017年和2018年，有3篇今年刚出版。从发表期刊看：Cellular Physiology & Biochemistry最多 ：56篇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11篇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11篇因为这篇论文作者在业内的影响力，据Google Scholar显示，很多文章已经被引用几十次，最高66次，平均下来，每篇被引用高达12.2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之前的“论文工厂”多是模板化的流水线作业，这次的论文工厂“作品”可谓是高端的个性化定制。相比之下，它们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发现，危害也更大。不过，它们还是具备了“论文工厂”产品的基本特征和破绽：比如完全不同研究领域的作者用同样的图片；明显伪造的图片；同一研究者两篇论文写的单位不一样等等。比如一篇2018年发表的研究中被标记为人类黑色素瘤的图片中，被发现有明显的图片重复及水平翻转180度图片造假，但就是这些明显做假的图片，却被发现在2017年一篇研究中被标记为人类的食道癌，甚至在2018年的另外一篇研究中摇身一变又成了肝癌。Lu et al (2018)重复及旋转造假的图片用相同颜色标记，部分重复小肿瘤尚未标记相同的图片被发现在Wen et al (2017)标记为食管癌图片左：Wen et al (2017) 右：Lu et al (2018)再如：有四篇论文被发现尖顶图都有几乎相同的体系结构：J.-Q。Zhang et al（2018） ，S.-B. Zhang（2018），Qian等（2018），Wang等（2018）。J.-Q。Zhang et al（2018）是最先发表的，但该论文作者Cheng-Hong Peng在PubPeer回复中称对某些人学术不端和不道德行为感到震惊。作者回复到：“我们发现每一张相似的Transwell实验照片，实际上都是截取自我们实验图片的局部图像。基于这些事实，我们的某些图像很可能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而泄露。”更多详细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大家可在公众号后台回复 “112工厂” 获取112篇论文全名单excel.，每篇都附上了对应的分析及在Pubpeer网站上的连接，感兴趣的可自行查看。需要强调的是：最终是否判定为造假，须由专家委员会认定。之前，我们已曝光超4个大规模“论文工厂”，本批次论文的发现也要归功于“Smut Clyde”、“Tiger BB8”（博客名），他们也是发现之前论文工厂重要贡献者，也都是国际著名打假人Elisabeth Bik博士学术打假志愿者小组。集体沦陷！Bik博士新发现：中国412篇论文或来自一家“论文工厂”！波及几十家医院，数十家三甲 | 附全名单又发现126篇论文来自2 家"论文工厂"！涉及 80多家中国医院又见丑闻：中国学者121篇论文或来自同一“论文工厂”！涉及10多项国自然基金，交大/复旦/浙大等名校名院赫然在列！附全名单剑指“论文工厂”9月1日起实施最严新规这次会不一样吗？关于中国的“论文工厂”，2013年，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曾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a’s Publication Bazaar《中国的出版集市》对此进行了报道，作者Mara Hvistendahl在文章中称，很多已经写好了准备提交，或已经被接受的论文，会以高价卖给中国医生。因为学术论文几乎成为了中国医生晋升的“敲门砖”，众多中国医生或因没时间、或因缺乏相关培训导致科研能力不足，为了晋升，不惜铤而走险走捷径，自掏腰包去买论文。论文买卖不仅屡禁不止，“论文工厂”规模甚至越来越大。但这批的论文作者显然没有这些困境，他们身份显赫，不缺资金，却拿着资助基金去买“论文工厂”的造假论文，这也让Schneider显得尤其气愤，他们不仅占用了本来就不多的科研经费，影响到真正需要的研究，更恶劣的是，因为他们行业影响力，更多学者的研究无辜受到牵连，甚至可能危及患者。有人甚至在pubpeer上装无辜，将责任推给第三方实验外包方。8月21日，国际顶刊Nature在 News栏目中 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a’s research-misconct rules target ‘paper mills’ that churn out fake studies 的报道。介绍了即将在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科技部第19号令，文章评论称，该规定剑指“论文工厂”（ target ‘paper mills’ ），堪称中国迄今最全面的学术不端处理法规。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同样适用于相关单位和人员在开展有关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的处理，具体包括：受托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科学技术活动实施单位、科学技术人员、科学技术活动咨询评审专家、第三方科学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复旦大学研究科学政策的唐莉教授表示说，这项规定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新规表示，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惩罚的范围从从警告到撤销奖金、奖励和荣誉称号，直至暂时或永久性禁止申请科研资助。对于主动承认并试图纠正错误的研究人员将被从轻处罚，但屡犯者和恐吓举报者的将受到严厉处理。不过，对此，也有学者表示，我们缺的不是法规，而是执行。这次会不一样吗？我们拭目以待。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