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路

学术界流行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一入学术深似海，是迷茫之路，漫长之路，痛苦之路，煎熬之路。只有不断的去坚持，去突破，去前进，才会不断的提升自我的科研水平。每个年轻人在最初都会经历这样的迷茫期，面对科研无所适从。1.如何选择科研方向科研新手起初在面对一个研究方向时，应以问题为导向，在实战中学习相应的基本知识，选题方向确定之前要先问一问自己，有没有人真正关心你要研究的问题，你是不是完全了解这个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通过和导师不断反馈式的交流，来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真正重要，以此提高自己做研究的品位。2.如何克服心理障碍刚开始做科研时，必须重视培养坚韧的心理素质，以避免外界各种干扰，若有一点放松警惕，来自学业、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压力会让你忙得团团转，从而忽略了最重要的科研问题。科研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会经历失败、挫折、打击甚至迫害。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就会在挫折、失败面前气馁、甚至失去前进的勇气。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小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做好科研必须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要沉淀自我，不断的自我学习，自我超越。3.如何提高文献阅读能力文献阅读能力是每个科研研究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阅读能激发人的思考、分析、认知和判断，书写和表达等能力。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积累知识并建立起对本学科研究方向的基本认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提高研究问题的辨识能力；加快吸收新知识，提高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不断突破科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大量的阅读和研究积累还能建立起不同知识领域的链接能力，这种链接与应用会随背景知识的积累而更加流畅，学会融会贯通，进而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科研的突破点往往在交叉学科之间。4.如何提高英语写作要写好科研论文，必须先养成读英文文章的习惯，争取每天30-60分钟。刚开始可以选择以读英文报纸、英文新闻为主，逐渐转为读专业杂志。提高自身的英语阅读能力和科研能力，注重英语的写作逻辑和写作能力，不断提升自我的英语科研能力。注意前后句的逻辑关系、相邻两段的逻辑关系。写作时，全力以赴，尽可能不受外界事情干扰，全面进入英语科研写作状态。5.如何提升专注万丈高楼平地起，做事情需要从一而终的专注。明确自己的目标，在自己能力范围累和自己的时间内定好自己的目标，提升自我的工作效率、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不断提升自我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无论是搜集资料过程中，还是在听讲座时，都要有意识地搜集与自己科研相关的信息，这样可以为做科研提供素材和灵感，也是创新点的来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漫漫科研路，需要我们保持专注的心，不断的去摸索去研究，不断的在科研之路中，找寻属于自己的方向和道路，相信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在科研之路上会越走越远，越来越好。文字|天阑 编辑|尹嚞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最近，《金碚学术自传》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在产业经济学、企业理论与实践等领域成就卓著。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金碚的科研成果对经济学研究的基于抽象“假定”的纯理论推演较少，而是选择更多去实践和观察。青少年时代，他曾问老师：“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如何证明这句话呢？”在知识匮乏的时代，金碚希望做个“明白人”，并逐渐对未知世界有了更多的好奇心。心理学家说，好奇心是人类本能。“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才会有更深的探索。”金碚感叹。在这份好奇心的驱动下，金碚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科研之路，以期通过学者的观察视角，为世人提供一个看世界的角度。科研之路开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使中国经济学者有了更丰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在这个过程中脱颖而出，带着推进经济学各学科发展的使命感，他们投身于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科研事业中。金碚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学生，在南京师范学院和南京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198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并于1989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金碚在中国社科院的工作经历最长，前后有24年。“中国社科院当年确实处于改革理论探索的最前沿，国家一些重大的改革方案，都有社科院的人共同参与，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实际，科研工作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对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一批年轻人有较大吸引力。”说起对社科院的印象，金碚这样评价。作为中国较早的国家智库，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曾直接参与了深圳特区、海南岛的开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战略和政策落实的调研和方案设计，是众多学者向往的殿堂。“能进入这样的学术殿堂，与中国最顶级的学术大师及众多师长为伍，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金碚说。然而对金碚来说，这种幸运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他多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在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金碚在南京大学担任讲师，其间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金碚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学术书评，这为其科研之路夯实了基础。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以大胆的理论探索精神撰写出版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高校和政治经济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因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就策划组织对该书作学术性评论，以期引起更多人的研究兴趣，而且希望体现“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不同观点的书评在《中国社会科学》同时发表，以引起更大范围的学术讨论。经过多方沟通，这一任务最终交到金碚手上。“当时主要是期刊编辑约稿，然后人民大学的胡乃武教授推荐我写，但因为当时我还是人民大学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要写这个书评，心理上多少也有些顾虑，后来我请教了我的导师吴树青教授，他鼓励我写，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写。”金碚回忆。1988年第1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刊发了金碚的书评《探索中的进展与困难》，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充分肯定，又指出了其不足。厉以宁教授看到此书评后，给予高度评价。金碚回忆道：“我去他家中请教，他对我说，书评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很好也很尖锐。但这些问题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恐怕是解决不了了，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可以继续探索。”作为年轻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思想启蒙者，厉以宁教授的谦逊和期望让金碚备受激励，正是带着对学术研究的热情，金碚立志于把毕生精力投身于经济学的科研事业中。自1986年在《经济纵横》上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以来，截至目前，金碚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世界》等核心期刊和重要C刊上的学术文章达419篇，为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打下基础。实践检验理论作为学者，能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从而向世界传递自己的思想，是科研人员极力追求的事情。于金碚而言，40多年的科研探索，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论成果被不断地验证。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97年，金碚出版专著《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该书围绕核心论点“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全面系统阐述了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以及在改革中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历经多年，国企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效，但金碚始终坚定地认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这一理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他看来，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应该成为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但不可能成为如同一般私营或民营企业那样完全自利自主的“黑匣子”。即使理论上这样主张，在现实中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国企改革所能做到的或者应该达到的目标是在精巧的体制安排中实现恰当的政府管控。金碚认为，凡国有企业，必有其社会使命，并体现在其主责主业之中。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中，这是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共同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关于国家对企业的监管，实行“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原则，在国企管理目标上，最终落脚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这和金碚提出的“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的理论框架有异曲同工之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家层面尚未明确把金碚的观点写入改革方案，但现实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依然践行了他的学术判断。在白卫星撰写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40位经济学家》文章中，其对金碚这样评价：“金碚长期从事工业经济研究，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持续十多年，产生重大影响。他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述了国企的特殊性质，并提出了‘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的代表性理论主张，在政府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对金碚而言，“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的提出并非凭空想象，于他而言，国有企业改革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推演问题。金碚说：“我中学毕业走进社会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国有企业工人，也直接参与过对国有企业（当时叫‘国营工厂’）的管理。”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金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道路的研究，并提出和形成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代表性理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其核心观点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因此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优缺点，但不是普遍地适用于大多数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金碚坦言，工经所下属报社和出版社虽均属国有事业单位，但并没有国家投资，完全是自负盈亏，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这些单位实际上就相当于国有企业。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些事业单位在制度性质上也转为了国有企业。“我从1999年开始就一直在学术界和传媒界两个领域中跨业践行，这种经历成为我研究国有企业和管理国有企业的一个实践尝试。”在金碚看来，报社的决策层不仅需要杰出的新闻专家，而且需要杰出的经济专家。在治理报社的过程中，金碚以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和研究报业，结合办报实践，在2002年完成了国内第一部《报业经济学》理论专著，这是一次实践检验理论的成果展示。《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对《报业经济学》给予高度评价。在其专论《一本书和一条路》中，范敬宜写道，《报业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以经济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报纸产业运行和发展的专著，对建立和发展我国传媒经济学有着重大理论贡献。对科研工作者来说，针对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研究其中的各种现实和理论问题，是丰富人生的一种体验。正如金碚所说，实践证明，企业管理无定式，也就是说，现实中没有什么固定管理模式可以适用所有的企业管理，因为管理具有高度创新性，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形成良好的内部文化。金碚表示：“简单说，就是要充分发挥班子作用，充分对下属授权，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去研究、观察、决策、协调。这一过程中的想象力发挥，同做科研倒有相似之处。所以，管报社同搞科研对我来说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矛盾。”学术使命感2020年4月，金碚在《中国工业经济》发表了《论经济的组织资本与组织政策——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这是其在该刊发表的第69篇学术文章。“因为我平时事情比较多，一般都是杂志编辑约稿，我觉得编辑经常找我约稿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我写的文章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太拘泥于纯理论研究，而是喜欢在实践中去观察和发现新问题。然后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金碚说。众所周知，科研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围绕经济学范式逻辑，通过建模得出一个假设世界，然后推导出其中可变量因素，另一种则是在实践中寻找规律，从而找到各个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回首40多年的学术生涯，我们可以看到，金碚的学术成果更多聚焦在实践探索上，并将现实观察提升为理论上的深度探索。这很大原因要归功于其幼时所受的学术熏陶。小学和中学期间，金碚酷爱数理化，并订阅了《天文爱好者》《航空知识》之类的科普杂志。在物质生活贫乏的时代，金碚却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世界。“书上有些内容也是看不太懂，懵懵懂懂，但有个想法就是要去了解这个世界。”这是童年时代金碚第一次探索世界是什么的话题，“因为我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读书能摆脱所有烦忧，认真读书、热爱科学，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有意义。”即使身处“文革”时期，金碚也坚持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这种经历使他受益终身，在个人经历和国家命运密切相连的时代背景下，金碚目睹并亲身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艰难过程，个人命运同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休戚相关，这不断激发着他的科研使命感。自1989年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形容，那种感觉就像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喜爱的工作。对他而言，社科院是学术殿堂，是“安心”之地，真正的学术生涯也由此开启。“进入科研单位，我就感觉有了心灵的归宿，再没有什么诱惑可以使我离开这里。”亚里士多德说，研究是最高之善。因为研究活动可以调动人的最大潜能，运用思维与逻辑，发现和辨明真理，因而享受最大的快乐。实践中，金碚很好地践行了这句话。从1995年开始担任工经所副所长起，金碚就开始主持和组织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集体编写《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内容涵盖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企业管理三大学科。自此《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成为工经所最重要的代表性科研项目之一，并在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多次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事实上，我们这代学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的人是先参加实际工作，很多年后又继续到学校读书，相比年轻一代的学生，我们对改革开放前的原有体制和现在体制的不同，有切身感受。”金碚说。在认识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远未完成，中国面临的所有重大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离开发达的工业都不可能解决的使命后，金碚开始长期关注、跟踪和不断深入研究中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问题，并最终把中国工业化和产业发展作为长期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首提经济学域观范式和商域经济学研无止境，创新无止境，这是《金碚学术自传》中自始至终的主题。即使离开社科院这个平台，他的科研之路依然不断发光。2013年，金碚63岁，他卸任了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在退出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领导岗位5年后，2018年5月，金碚正式接受担任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之所以选择接受这个重任，金碚希望能创立一个新学科研究基地。“我是希望能够带领团队构想一个领域，建立一个平台，形成一圈网络，创造一片学术新天地。”金碚说。在多年学术研究之后，金碚常常在思考，现代经济学以科学理性为特征，但现实世界纷繁复杂，同经济学所刻画的世界相差甚远。比如，理论上看，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发展都以科学理性为主导，人们相信，相应的经济政策只要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但现实是，各国的表现差异巨大，全世界也几乎没有两个经济发展表现相同的地区和国家。在他看来，经济行为在科学理性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决定性因素，这成为他探索现实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因此，他首创“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的概念，以期界定一个可以进行客观观察和理论研究的学术领域，形成一定的学术范式，从而开拓一个新的学科建设方向。2018年9月，金碚在《区域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作为创立商域经济学向学术界的一个呼吁。为给年轻科研人员开拓新的学术天地，指引新的探索方向，他先后在《管理世界》发表《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国学派研究》《经济学：睁开眼睛、把脉现实——敬答黄有光教授》等论文，以支持这一学术探索。并且将经济学的范式变革梳理为：从“史观”范式，向“微观-宏观”范式，进而向“域观”范式演进的过程。欣慰的是，这一学术概括目前已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有一批年轻学者在跟进这一方向的开拓性研究。在金碚看来，作为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其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整个研究机构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号召力，学术界同行是否认可这个研究机构的领先性和吸引力，带头人的学术地位是决定因素之一。担任商学院院长后，金碚首先促使了郑州大学商学院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及格莱珉银行的合作。并聘请尤努斯为该院的名誉教授，建立“尤努斯中心”，以激活商学院的普惠金融和社会企业研究板块，从而探索学科新增长点的开拓。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将日益显著。商域经济学和域境商学作为一个发展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不仅可以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层面和学术体系的底层逻辑上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具有范式变革性质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而且可以从现实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多视角观察分析，形成内容丰富新颖的科研成果。金碚解释，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既可以是学科导向，也可以是问题导向。其研究既需要发挥高度的理论想象力，运用逻辑抽象力和归纳综合力，体现对复杂现实世界的深入洞察力，也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数理技术方法作为研究工具。为此，金碚专门组织郑州大学商学院的专家一起编撰《中国经济与管理学科发展报告》，并计划每年撰写出版一部反映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形成态势的学术报告，以期能形成系列性、累积性的研究成果。于金碚而言，40多年的科研路，他始终坚持“咬定科研不放松”的态度。他笑称：“无论是在任所长期间，还是卸任所长，我可能都是全社科院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最多、管理幅度最宽的研究所领导之一。”尽管拥有众多身份，但他一直都认为本职工作只是一个学者，其他都是“兼职”。“我喜欢做科研，观察世界的变化，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是我的初心。”多年来，始终把科研作为本职工作的他，用行动诠释了“守住本分”的内涵。（编辑：孟庆伟 校对：颜京宁）

来源：科学网博客 作者：杨林1. 一路历程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2020年。距离当初自己很笃定要进入学术圈，一转眼，已经有十好几年了。依稀仍然记得2005年那个冬日的午后，在土木学院一楼自习室那个靠窗的位置，从午睡中醒来的我，因为趴着睡觉，双腿麻木到无法动弹。口水肆意的流淌在我那本《土力学》的教科书上。我承认，我并不是很用心的复习，看似用功，其实只是在感动自己而已。记得很清楚，当时口水把两页书都粘到了一起。很不情愿的将它们分开，我再次尝试去理解土力学之父太沙基所创立的关于土体一维固结的理论。也就是在这次，如醍醐灌顶般，我居然理解了太沙基理论的精妙之处。也是这次的灵光闪现，再次激起了我对学习的兴趣，慢慢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之路。我大学本科的前两年，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过得浑浑噩噩的，假装睡觉的人。成绩在这个中等985学校的不起眼的工科专业，很普通，甚至有点差。平均成绩不到75分左右；在30人的班里，我排名不过15名左右。从农村初到大城市，我想我应该是无法适应这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也可能是无法面对与别人的巨大差距，比如经济，比如认知。于是，我敏感地小心翼翼的，惴惴不安试图安抚那可怜的自尊。当时的目标，应该只是期望能顺利毕业，而后，找份普通工作。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早已被我藏在了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虽然这份追求从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了18年。也就是在这个冬日的午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科学还是那么的热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改变自己，决定顺从自己的内心追求。一旦下定了决心，一切都变得简简单单起来。我开始静下心仔细的的读书，耐心的理解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内心的笃定，也改变了性格。我开始变的少言寡语，只因为沉浸在了知识的海洋里。大三的课程，多且难。我却开始享受起学习的过程，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大三两学期的平均成绩已经接近90分。无奈，历史欠账太多，我并没有什么机会保研，于是只能选择考研。其实，我的应试水平并不好，而且英语、政治成绩一直很差。考研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成功，我只能选择一些专业实力顶尖但入学成绩要求较低的院校。经过一个夏天、一个秋天和半个冬天的准备，我勉勉强强的跨过了国家线。三月份，我有惊无险的进入了面试，考入了北京铁科院，正式步入这科研/格竹之路。其实，在北京的硕士三年，我挺后悔的，因为浪费了大好的时间。这其中随有客观环境的限制，但大部分是自己的原因，研一间，由于感情问题，自己始终纠结在自己的悲伤里，又步入了曾经的浑浑噩噩的状态。研二，逐渐醒悟，我开始大量阅读英文文献。恰巧，同办公室的两位师兄都是业内大师的弟子。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开始了我的专业知识积累。再之后，做项目，从中提取科研问题，做实验，总结，撰写小论文，完成硕士论文。由于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这一切都很顺利。2008年研二时，我开始决定申请留学读博。这种决定，是受多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毕竟每天阅读的都是外文文献，且周围很多同学老师谈论的都是出国深造。做决定很容易，准备申请的过程却很难，毕竟我的英语基础很薄弱。经过四五个月时间准备托福，最终成绩是89分；四经过三个月时间准备GRE，最后成绩差的无法让人直视。在2009年10月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寄托的考试。虽然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毕竟可以开始的申请学校了。那年，我一共申请了五个学校，两个英国，两个美国，一个新加坡。年底的时候，接到新加坡一个非正式的电话面试，但是被我搞砸了。农历年刚过， Cambridge 提供了了一份conditional offer，没有奖学金。4月初的时候，美国两个学校发来了拒信。2010年的5月已经来临，我却没有一个深造的机会也没有。这时我也已经错过了国内高校博士招生的节点。慌忙之中，我只能匆匆准备求职工业界。用了一个晚上，简单的准备了简历，网投了几个民营建筑施工企业，毕竟我还得养活自己。一周之后的一个早上，我还赖在床上纠结是否去大兴面试一个“结构工程师”的职位的时候，接到一个新加坡的电话。那边的老师询问我是否愿意去南洋理工读博。是的，我作为候补，在另一个学生拒了offer之后，机缘巧合拥有了一个继续科研的机会。没有犹豫，我答应了下来。于是，从2010年9月份起，我在南洋理工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业。这几年博士学习，说起来也顺风顺水。2012年初，第一篇论文定稿；8月第二篇论文定稿。同时，得到学校资助去美东一公立高校交流半年。在2014年1月论文答辩之前，已经有四篇文章接收，另有一篇再审。三年半的时间，我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博士答辩前半年，我已经开始联系美国的博后位置。当时美国经济状况不好，联系的人都没有funding。尝试了两三个月之后，其中一位业内大牛回复我说有个项目pending让我等待。几周后，他联系说项目得到资助。于是，在博士导师那里过渡了半年之后，我于2014年9月来到了美国德州一大学城开始了我第一段博后科研。这个职位其实是受到一个工业界项目的资助，它本身对科研成果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按时参加项目组的会议，按时定量完成实验任务，撰写实验报告就可以了。老板算这个领域内的大牛，但是似乎对工业界项目并不是很在乎。他直言按时定量完成项目要求并不是我最重要的任务，而应该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科研上。其实我也同意，毕竟若想要寻找教职，没有过硬的学术成果是不太可能的。我在这个美国南部小镇一共呆了两年，最终发了四篇文章。在这个比较小众的工科领域里，还算不错。2016年年底，项目结束了。早在项目结束前半年，导师就告知我需要在年底前寻求新的位置，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支持一个博士后。还好，我联系了一个刚刚拿到tenure的中年老师，他有一个工业consortium，同意资助我一年。于是2016年底，我从南方炎热的大农村搬到了北方冰天雪地里的玉米地。第二段博士后并不是受特定项目的资助，因而我得以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些尝试。三月后，第一个科研想法已经实现，论文也很快投出。两个月后，第二篇论文也完成并投出。第三篇文章花费了不短的时间间，大概8、9个月，不过最后发在了行业内较好的杂志上。半年之后，我又实现了另一个想法，论文也在两个月后完成并投出。这段博士后不到两年，一共产出了四篇文章。这四年博后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申请美国教职。因为本身领域比较小众，opening不是很多。每年大概只有三两个位子跟我的科研方向特别契合。这么算来，我一共比较认真的申请了15个职位。除此之外，我每年还申请大约五个左右的和专业比较相近的职位。不过这些申请没有一个得到回应，想必都是在第一轮就被刷掉了。在这些认真准备的申请里，一共有过两次电话面试的机会，不过都没有进入到下一轮。有5个学校要了推荐信，其中有两个学校进入到了校园面试，这两个最终都得到了offer。第一个offer在博士后第一年，是一个位于南部的专注于本科教学的小学校，也有硕士研究生的项目。对于这个机会，我没有考虑很久就很坚决的拒绝了。因为我知道，选择去那里，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只能拼命于教书，也意味着舍弃了科研。另一个offer是在博士后的最后一年，这所学校位于美国西南，属于一个州立大学。这个学校虽然很整体实力有些弱，但在我的专业方面科研还做的不错，圈内人还比较认可。我没有过多犹豫，就接受了这份offer。2018年9月，我从凉爽的北方就搬到了这个不大不小的，虽然有点炎热，但还算比较适合居住的城市。2. 历事炼心这一路走来，看似顺风顺水，毫无波澜，其实荆棘遍布，困难重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这走在学术路上的十多年。有时候会想，在遇到挫折或抉择的时候，如果我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现在的我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怕大家笑话， 2010年前，我最大的困难是经济。我来自陕西中部的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可能现在大部分学生都已经无法理解农村的生活状态了。这里，大部分人都以种田为生；少部分人做点生意，勉勉强强能自给。自我记事起，我们家一直处于负债状态。每每过年前或是开学前，我都会看到父母四处奔波借钱。现在想想，从小学到高中，我其实并没有花很多钱，而且那时的学费其实并不贵。而且，高中三年六个学期，我只交过两次学费，总共1600块。其他的四个学期，我都刻意的赖着。我们县高中也知趣的从未跟我提过这个事情，毕竟他们也不想失去我这个学生。那时每周大约四五十块的生活费，就算是我所有的花费了。尽管看似如此少的开销，我依然能感受到父母的窘迫。大学阶段，每年伙食费加住宿学费等，大约需要一万块，我更是能感受到这带给父母的压力。这种物质压力加上自己的敏感还有农村孩子的自卑，直接导致我大学初期心态崩溃，进而导致学习成绩很差。硕士阶段因为有补助，经济状况能稍稍好转，但也是常常入不敷出。毕竟每个月大概只有一千多点的补助，但需要吃，穿，住，用，行。没有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重要的是在遇到一些无法回避的开销时，那种压力、无助、自责。记得在申请博士学校的时候，我只选了五所学校，毕竟，我并没有那么多钱去申请更多的学校，去博更多的机会。我甚至连一个可用于支付的信用卡都没有。我没有参加任何托福、GRE培训。甚至，连那五个学校的申请费，我也是从一个大学同学那里借的。读博之后，由于有奖学金，温饱就此不是问题了。那四年，是我30岁之前人生中最欢快的四年，可以自由的做学术而不用担心物质条件的限制。博士阶段的最后半年，找博后职位的压力还是很蛮大的。那时的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国外做几年博后。但是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而且导师在国际上知名度并不是很高，虽联系了很多老师，却没有什么机会。记得那时，我每晚转辗反侧，不能入睡，跟神经质一样不停的查着邮件。这又导致我第二天又不能早起，于是每天都是将近11点才起床，进而感觉自己浪费了一天。心里的压力也导致那段时间科研效率并不是很高，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科研产出。不过，我要很感谢我老婆那段时间对我的宽容与体贴。她也是博士毕业，不过已经在工业界找到了工作。她本身属于看的很开的人，因而也不催我毕业；对于我寻找博后位置，她也没特别在意结果。在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后，她果断的辞了工作跟我一起奔赴了美国。谁曾想，那一走之后，就是四年的飘飘泊泊。第一站博后，合同是一年一签。因为我第一年表现的还不错，第二年的合同也很顺利的签了。但是在第二段博后结束之前的半年，我又陷入了那种不停找下家的低效状态中。我不停的给业内各个老师发询问邮件，给国内高校发着自己的简历，给还算专业契合的教师递交着自己的材料。那种焦虑的状态，是很难的描述的一种让人发慌的，几乎接近精神崩溃的状态。2015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这既带了很多欢乐，也给我带来了更多无形的压力。第二站博士后的合同很复杂。第一份是一年，之后是几个月几个月的延的。签证是跟着合同一起走的。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预测自己三个月后将身处何方。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甚至回国连一个住处也没有。那种煎熬，加上焦虑也让我跟我妻子不断的争吵。为了家务而争吵，为了孩子而争吵，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几乎不怎么争吵。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争吵几乎不断。想想，其实她为我们这个家庭奉献了很多。自来了美国，她四年没有回过国，也没有工作过，也从没有让我为家庭经济问题担忧过。这一切，都保证了我能把有限的精力完全放在科研之上。于是，在不断的争吵中，我开始慢慢反省自己，逐渐开始顾家。比如，开始主揽家务，比如周末花大把的时间陪孩子，比如，学会感恩。其实，在2018年不管能否在美国找到教职，我都下定了决心要结束这漂泊的生活，要么回国工作，要么在美国找份固定的教职。四年，是我对自己博后设置的最长期限，毕竟我需要开始为自己的科研想法而努力，需要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因为我专业比较小众，且和国内脱节，投出的简历很多都没有回应。我也参加过数次国内各个高校的青年论坛，也联系过数家单位的特聘研究员职位。无奈因为专业不对口，或没有大牛背书，我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再加上自从博士起就跟国内学术圈已经脱离，当美国那个机会来临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继续在美国从事科研。对于美国申请教职，最重要的当属自己的学脉，也就是你哪个组毕业的。文章固然重要，不过超过一个量之后，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影响了。在我们这个学科里面，往往10篇文章就几乎可以证明你是一个不错的科研人员。再多那么几遍其实没有什么必要。今年我也有幸参与一次教职申请，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明显能感觉到大家对出身的重视。这里的出身，不是指名校，而是指有影响力的研究组。他们不会因为你是是从斯坦福毕业的就把你比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看的更高一等。当然，研究方向的契合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比如，他们要找一个岩体隧道开挖方向的土木专业的老师，你如果是做土体隧道开挖的，成功的可能性往往微乎其微。这里的可能性是指进入top10 或top15的机会，且不说进入校园面试最终取得offer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教职申请，是特别玄的一件事情。3. 家庭亲人在这些年中，家庭对于我最大的帮助，应该是提供了一个崇尚读书的环境。这点，大概也就是所谓的三观正确吧。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四代同堂。我曾爷爷97岁去世，那个时候我25岁。他没读过很多书，生活在农村一辈子，却一直鼓励孩子们读书。他可能不知道读书是农村人摆脱贫穷的唯一出路，但他却坚信读书多没有坏处。爷爷50年代还考上过省城的中专。不过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在家一年。由于成分问题，之后就再也没被允许离开农村。没有读书，这也许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父亲只是初中毕业，在恢复高考之后，虽有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却因基础太差不曾考取任何学校。父亲虽然生性懒散，却也还明白大是大非，对于我们兄妹几人的学习也是竭尽所能。尽管如此，因为经济状况的限制，我也还是没能受到当时当地最好的教育。初中，我只能选择100块学费的镇上初中而非1000块的县初中；高中，我只能选择没有择校费的县高中而非3000块择校费的市高中。在那个时代，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的差距，早已经被大多数人所觉察，也包括我。我只是很懂事的不去坚持一些会让家人陷入窘况的选择，哪怕我知道那对我是好的。大学择校的时候，算很幸运。爸爸堂弟已经硕士毕业，他根据我的估分，很正确的判断我大约在全省2000名左右，进而替我排除了北大、清华、以及华五，选取了那所华中地区的理工科院校。算算，其实这也是我分数所能被录取的最好的学校了；想想，这也是我最大的幸运了。大学之后，来自家里的帮助与支持就很少了。从经济上来说，我是窘迫的，尤其是跟周围同学们相比。这进而导致自己的自卑。这自卑其实伴随着自己已经很久了，毕竟从小到大，我所认识、接触过的几乎所有人都比我们家条件要好。只不过这种自卑一直被所谓的优秀成绩所掩盖，并没有大到影响我的精神状态而已。可大学之后，周围同学不光是来自农村，县城，还有省城，以及更大的城市，阶层的差距被放大了好几倍。当我连QQ都不会用的时候，他们在纠结新配的电脑是选256M还是512M内存；当我在纠结一餐饭是否需要多加一个鸡腿时，他们在筹划着十一是去北京还是上海旅游；月底当我在犹豫是否需要开口问家里索要那400块的生活费时，他们却在讨论着是买耐克还是阿迪的鞋子。这种环境下，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里，我崩溃了。一方面，我想努力的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毕竟成绩优秀是唯一能掩盖我脆弱自尊的方法。另一方面，我却分明能感受到自己在各方面的差距。我一度因为抑郁症而休学回家。在这个时候，家人还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不去我为何而休学，也不强硬要求我做什么。我颓废在家的那段时间，他们试图去理解我的决定，并用他们能想到的方法去帮助我。慢慢的，我开始想开了，也不再去追求所谓的优秀。于是，又回到了学校，开始大一大二那浑浑噩噩的生活。不求优秀，只求毕业。那时，我想我应该是不会跟命运抗争了吧。之后，我跟家里人就慢慢的有些疏远了。我不再跟他们谈论我的生活，虽然我还是经常的听他们谈论他们的生活。我想，一直以来，我的心里应该有两个小人。一个小人告诉我，自己应该平平淡淡的，像所有其他普通孩子一样，毕业，工作，结婚。如果能从农村跳到城市，哪怕只是一个县城，我也完成了历史赋予我的任务。更高更远的目标，留给下一代去完成吧。可还有一个小人，他一直督促我去了解更多的世界，去解决很难的科学问题，去给别人做一个榜样。在大学的前两年，前一个小人一直在指引着我。就在那大三的冬日，另一个小人和太沙基一起，开始走进我人生，开始规划我的人未来，开始指引我的追求。博士第一年的春节，我汇给了家里5000块，因为我知道年前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不靠借钱，是无法度过这个寒冷的春节的。那时的我，虽然已经拿了五个月的奖学金，但5000块还是一笔不小的钱。父母从来不会主动问我要钱。父亲虽然生性懒惰，却也还有些自尊，哪怕向我姐姐借钱，也绝绝不会向我张口。我也很默契的从不询问家里的经济状况，只是时不时给姐姐汇些钱，让她代转家里。我知道，家里的从来都是负债运行的，父亲只是拆西墙补东墙，从不会踏踏实实做一份安稳的工作。和父母最大冲突，发生在最近一段时间。2019年夏天，我决定接父母来美国停留半年。一方面想着爷爷奶奶一定很想和孙子孙女一起生活，另一方面，想着能让父母看看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毕竟他们年纪慢慢大了，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过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的争吵不断。我是一个很爱整洁的人，他们却习惯了村里凌乱。我不愿大人在孩子面前玩手机，他们却早已养成了无时不刻用手机看视频的习惯。他们没意识到他们骨子里重男轻女的观念，我却很不满他们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对我女儿的忽视。我习惯少油少盐的清淡的饮食，他们却一直延续在老家的重口味的饭菜。他们一直告诉我，男人就应该只关注自己的工作，家务还有照顾孩子留给他们就好，我却倾向于将家里所有事情都放入我的规划中。于是，冲突，冲突，还是冲突。其实我们没有本质上的冲突，有的只是观念上的冲突。我，走在学术路上走了这么久，在生活上也变得有些刻板；冲突时，也想着用理性的分析解决问题症结。父母，在农村生活了60年，从来不受任何约束，总是按照自己的性子生活，也缺乏那种以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想法与能力。从18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们住在过一起。这些年，他们的性格、习惯、处事的态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他们也没有需求去反省，也不会有意识的自我约束人的惰性。而我，已经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法能够和平共处了，谁都没有错。有的只是，我长大了，他们变老了。4. 导师朋友这些年，遇到过不少对我帮助巨大的老师。离开了他们的帮助，我想我是无法走上这科研之路的。硕士阶段，导师其实对我是属于放养状态。导师是80年代初期清华的学生，骨子里有着那特有的傲气。在单位他不是特别能看上谁，而且在语言上不时把这种态度表现出来。在这种京城皇城根下的事业单位里，他郁郁不得志。在我读硕的那几年，他已经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琴棋书画方面。不过老师留洋过几年，因而观念比较新，鼓励我出国留学。其实，我能去新加坡，也是因为老板之前在新加坡呆过，或多或少跟那边的老师还有点交情。在新加坡读博的时候，导师允许我在较大范围内自由选择研究课题，哪怕超出了他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我这四年过的非常开心，甚至上可以说是无忧无虑。我不但可以直接和他讨论，而且甚至可以否定他的想法。仍然记得2017年圣诞节时，我驱车两个小时，来到临市。导师和家人在那里度假，因而我也有机会跟他第一次在毕业之后见面。那时的我，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美国教职还没有着落，国内工作也没有希望。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跟我性格很相像，跟我也很有灵犀。记得博二的时候，我心神不定，有退学申请美国学校的想法。他敏锐的捕捉到我的思想变动，细致的给我分析得失，耐心的劝我，大度的给我足够的时间来彷徨。在美国的这次相见，他也第一时间察觉到我的忧虑。没有用大道理劝我，他只是带我去了一个附近的教堂，陪我在那里默默的祈祷。无声的祈祷，在那个寒冬，给了我莫大的勇气。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我祈祷。记得2012年秋，我刚来到美东交流，因为着凉连续咳嗽好几周，被当地卫生部门怀疑肺结核，准备强制隔离。无助且恐慌，我在新加坡时间凌晨5点拨通他的电。虽然并没有期待能够跟他通话，电话却还是接通了。听完原委，他安慰我，隔着万里重洋，给我默默的祈祷。第一站博后的导师在学术上可以算做是大师级别，但性格上有点以自我为中心，跟所有的学生、博后、同事都没有保持很好的关系。在那里的两年，我们总体相处的还好，虽然对于他的强势还是有些抵触。不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写作、数据处理的技巧。这些财富，直到今天，也受益匪浅。而且，正是有他的推荐信，我在美国求职的过程中，才不会完完全全被当作圈外人。仅仅从这点上来说，我从心理上来说，是感激的。第二站博士后的导师，跟我个人关系还不错。我们一般讨论学术，偶尔也讨论生活。那两年间，他也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想法，验证自己的判断。几篇高水平文章，也产生于那个阶段。他竭尽自己所能，对我提供各种帮助。他对我来说，亦师亦友吧。博后和博士的导师，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博士，你就是老师的学生。老师纵然对你有万般怨言，他也会竭尽所能帮你解决你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你的顺利毕业，其实就是他最大的期望。但是作为博后，你是被雇来解决问题的，不能有轻易犯错的机会。博后的容错率其实很低，尤其当你的合同是一年一签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冲突，我从心底都很感激这些老师。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求学、工作中，还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亦或惺惺相惜的朋友。他们或跟我讨论专业问题，或跟我一起游山玩水，或跟我喝酒吐槽。朋友，大多有保鲜期，过了那个阶段，都淡出了我的生活。不知是我的不主动，还是他们的遗忘。现在的我，有一双儿女，有自己的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我的科研也应该按部就班。这样，我很心满意足了，也很幸福了。

“做科研一定是辛苦的，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常常体会到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挫败感，但若你能练好基本功，体会到科研中不断战胜自己的成就感，你就会明白科研路的衣带渐宽终不悔，明白科研是自得其乐，更是一场美妙的修行。”刘钢将之生动地形容为：“俯下身考察现象，也许开始只是一些细碎的感知，但通过不断地深入研究，最终在脑海中会形成完整的风景。只有从看山是山起步，越过看山不是山，最终了然看山还是山的过程，你才会真切感受到科研这件事的意义和乐趣。”“工科基础＋管理技术”他的科研路不一般本科及硕士期间，刘钢是一名“典型工科生”。随着一次次取样摇瓶、深入研究，他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断加深，对生态胁迫的看法不断丰富，深感人与自然冲突对立却无计可施。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种种矛盾为他带来了困惑，他说：“技术是无奈的，因为它无法控制人的行为，我们努力精进技术，却只能不断‘打补丁’，无法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想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依靠管理技术去“改进人的行为”。幸运的是，他在研究生二年级时遇到了引路人王慧敏教授。当时，刘钢所在的团队正在为浙江某企业进行一项技术改造项目，王慧敏教授是该项目的首席咨询专家。在项目现场，刘钢和王教授交流了自己思索已久的困惑：如何发挥环境工程技术的作用？如何真正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正是王慧敏教授独到的见解与耐心的启发引导，促使刘钢在博士阶段选择了管理工程专业，用“管理＋工科”的交叉视角开展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的新研究，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新出路。2008年，刘钢的博士生涯正式开启，他开始在王教授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环境问题。也正是因为系统工程方法的学习，天津大学经管学部成为了他心中的圣地，他说：“对于系统工程的研究者而言，领军人物刘豹先生创立的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是理论研究的圣地，更是运用系统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地。机缘巧合的是，今年王教授受邀来到天津大学经管学部，我也有幸与团队一同加入经管大家庭，缘分妙不可言，让我充满动力再次成长，去开展更多有意思的工作。”知易行难，知行合一在刘钢眼里，科学研究是理论结合实践的过程，相对而言，知易行难，需要在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辨中不断反复推进，才有希望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比如，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运用多个学科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研究结果宛如盲人摸象，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这些观点准确无误，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却往往无能为力。再比如，做科研需要团队合作。而合作的难点之一，就是勇于承认理论的局限性，问题的复杂性。只有解放思想，突破学科限制；系统施策，突出问题导向，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难点之二在于如何发挥团队优势，大型科研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员众多，且诉求各异，项目协调工作是一大挑战。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刘钢总结了些许经验，“相关利益者能否在合作初期达成有效共识，并设计激励约束机制来保障共识的效力，是发挥团队优势的关键所在。”2019瑞典调研2020雅江调研2019主办国际会议对数据有感情，对结论有质疑刘钢对科研中的数据秉承着这样的态度：“服务于科研的不仅仅是数据的数字和量纲，更重要的是数据背后的客观现象。因此，科研首先要质疑一切结论，进而严谨的将数据分析与具体问题相结合，系统思辨地分析数据。”“比如同个数据指标，在不同环境中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就像水文参数蒸散发量。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相同的蒸散发量却可以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在北方可能会产生凉爽宜人的天气，而在南方却会造成了高湿低氧的黄梅天气。因此，数据分析能否抓住真实情况，也决定了研究结论能否经得起质疑。”田野调查，不可替代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刘钢的团队不得不停止了所有田野调查项目。他表示，疫情对于研究的影响很大，因为对团队合作而言，面对面的研讨无法用视频会议所取代。“语言的表达在信息传递中只能起到30%的作用，而其余70%要依赖肢体语言、微表情等，这是视频无法传达的。”此外，消耗了更多准备时间，但沟通效率不升反降，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也随着网络信号质量变得忽强忽弱。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田野调查是了解实际情况的最佳方法，暂时不具有可替代性。刘钢强调：“第一手调研资料就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机器只能帮助完成自然数据的采集分析工作，比如种植结构分布、河流水系分布，城市路网结构。这些自然数据可以利用遥感卫星结合无人机办到。但是有关人的数据是机器很难提取的，如为什么在这块地种小麦？城市排污口布设？不同区域的人们怎样看待水资源价值？这些问题需要在系统设计调研方案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取。”导心导学导向，将学缘薪火相传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教师，对于师生关系，刘钢老师有着独到的见解：“师生关系，不是血缘关系，但类似血缘关系，我们称之为‘学缘’。做科研时，老师不只是学生的引路人，还是同路人，师生之间有共同的研究方向与目标，老师希望通过学缘将薪火传承下去，面向全球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坚持奋进，立德树人。”他再次提到了自己的引路人王教授：“王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她不仅导学，还导心、导向。譬如我带学生的方式，学术的规划，怎么做研究，甚至怎么做人，都受到了老师与团队的影响。和国内的很多团队一样，我们团队带学生的方式也有着鲜明的团队特色：顶天立地、问题导向。即以科研项目锻炼学生，结合实际问题带领学生先找到问题所在，再结合需求设计研究方案解决问题。”刘钢老师的科研tips截至目前，刘钢累计发表论文40多篇，其中大部分都在顶级期刊上成功发表。他慷慨地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首先，选好题目。论文的选题要看有没有意义，能不能立得住。其次，多读文献。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行，只有坚持阅读领域最新文献，方能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就此，刘钢指出，在阅读文献时可以尝试多翻阅提供论文数据资料的期刊，尤其是一些行业顶刊。他建议本科生在大二时就可以有意识地读文献：“对大学生而言，写论文非常需要时间，而大二可以保证相对充足的时间，为获得科研成果奠定基础。”再次，有好奇心。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不但要积极主动地接受一切，还要敢于否定一切，不被动相信一切结论天然成立，而要自己主动地去挖掘，验证与考察。”最后，端正心态。刘钢认为：“不应当把完成一篇论文作为唯一目标，如果在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个研究的兴趣点，那可能会是一生的幸运。写论文的时间很长，而未来的路更长，哪怕本科期间没有完成，也可以在硕士阶段慢慢打磨，做出属于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份谆谆教诲，既是刘钢对学生的关爱与期许，也是对科研的尊重与热爱。传道授业解惑，传学术之道，授科研之业，解人生之惑。刘钢彰显了教师的风度，不仅仅是传道，还要授业解惑，不仅仅要有对科研的无限追求，还要爱护尊重引导包容学生。师者风采，历久弥新！人物简介：刘钢，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水利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生态系统及公共资源管理。河海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加拿大温莎大学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在国内外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共有专利软件著作权5项，在多个国家研究项目中担任负责人。担任Ecosystem Servic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10余家期刊的审稿人。采 访 / 孙鹤安 林珉慧 宇文慧文字来源 / 林珉慧图片来源 / 刘 钢图文编辑 / 刘 洋责任编辑 / 李 庚

记者房琳琳侯萌70年弹指一挥，新中国的科研队伍用智慧和勤奋，在当代全球创新知识体系的贡献中，书写下独特的篇章。2019年9月25日，科技日报社旗下中国科技网与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机构科睿唯安，联合发布了题为《筑梦七十载 奋进科研路》的报告，从科研活动的重要成果产出——学术文献的计量学角度，呈现中国基础科研国际化的历史进程。同期举行的座谈会，邀请到国内权威科技智库专家，对报告进行了多维度解读。借百年权威数据库，梳理中国科研发展文献脉络报告选取了1949年-2018年中国大陆发表的国际科研论文和综述，基于Web of Science，InCites，ESI，JCR知名数据库的数据，利用数学和统计学等方法，定量分析研究文献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等趋势。报告主讲人、科睿唯安亚太区学术研究事业部产品市场经理王琳博士报告从新中国科研进步、中国学科建设、重要科研与基金资助、中国科学家影响力、中国科研机构、国际科研合作、省市创新以及中国科技期刊与审稿人等八个维度，描述了一幅全球核心学术期刊中，世界一流文献和相关引证关系下的中国科研图景。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研论文产出快速增长。2006年，中国的科研论文产出量首次超过英国，排名全球第二，近年来的论文产出增长率明显超过美国，产出总量与美国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与此同时，中国论文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如，大陆学者在《Science》《Nature》《Cell》三种国际顶级期刊上发文数量快速增长，特别是第十个五年计划及之后增速明显，2018年在三大刊发表论文332篇，占其当年全部论文总数（2157 篇）的15.4%（同年，美国学者在三大刊发表论文1556篇）。报告发现，1980年以来的40年间，中国的材料科学论文产出量位居全球第一；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环境与生态学、地球科学、数学、物理学等7个学科论文产出位于全球第二；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等2个学科的论文产出位于全球第三。中国科学家群体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中国大陆近年来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人数持续强势增长，2018年中国高被引科学家就达到538人次，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值得一提的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其发表于1982年的SCI论文的引文网络显示，她和团队最早的英文文献发表于1982年。这篇论文的施引文献遍及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更有来自药物化学、药学与药理学、植物科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有机化学等115个Web of Science学科，充分体现了这一重大发现对世界各地不同学科领域科学家进行青蒿素相关后续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此外，科研领域的国际合作快速发展，成果显著。到2018年，我国和19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并发表论文，合作论文的总数是1980年的2300多倍，论文增长速度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尤为明显，引文影响力也不断攀升。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已经与六大洲13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相关论文产出与影响力提升显著。截至2019年5月的数据显示，共有447篇论文与该主题有关，其中大部分论文发表于2018年（231篇）；中国学者参与了其中323篇论文的发表。与此同时，我国高水平科技期刊日益走向国际。2018年《期刊引证报告》SCI和SSCI版本数据中，共有212种中国期刊入选。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的开放获取计划。近年来，中国的审稿量快速增长，这表明中国学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同行评议活动，他们在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材料科学等优势学科中的审稿记录占比较高。报告还展示了我国资助机构和基金投入的学术成果产出数据，分析了区域创新对基础科研的直接效果等。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任福君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任福君认为：“这是我见到的首次系统利用文献计量法，从一个侧面研究中国科研发展历程和成就的报告。从这方面讲，报告的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数据权威丰富、报告可读性强，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懂得和用好大数据，讲好中国基础科研故事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要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科技日报社作为正在转型中的中央主流媒体，与拥有科研数据的智库、机构、公司共同挖掘大数据，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度合作并发布权威报告，是自身向智库型媒体转型进程中的重要之举，也是科技日报社为推进中国科技资讯库建设，拓展战略伙伴的具体实践。”他表示，报告从学术文献、人才、中国科研机构、国际合作、中国期刊等视角，为我们客观认识中国70年科研进步、总结中国科研体制改革中的成功经验、继续把握和运用科技管理的成功规律，乃至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科技与经济和社会结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科睿唯安大中华区学术研究事业部总经理郭利科睿唯安大中华区学术研究事业部总经理郭利认为：“作为专业的信息服务提供方，我们很高兴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贡献权威的数据源和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让中国科研发展和真正的实力获得严谨的数据支撑。数据就在那里，横看成岭侧成峰，希望未来与中国科技界开展更多此类合作，借助大数据，讲好中国科研故事。”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已经成为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正视的新情况、必须研究的新问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郭铁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郭铁成认为：“用数据说话，做数据新闻，正是新型主流媒体应该做的。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得出基本判断，中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大国，然而不可否认，中国论文虽然整体势头很好，但总体上是外延性科研，原始创新较少，单篇引用率仍较低，应将‘繁荣科学’置于未来发展的战略地位，让科学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最终，推进中国都为人类智慧贡献高质量成果，进而让中华文化输出光大。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孙福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孙福全建议：“未来，报告发布者可以继续关注企业对基础研究的贡献，研发出更多能呈现基础研究单篇论文对综合创新能力建设的影响力指标，并通过对评价指标的深入挖掘和国际比较，客观评价我国基础研究的能力水平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由于地方的财政科技投入早已超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地方对基础研究的贡献也要给予更多关注。”中国气象学会文献期刊部处长伊兰中国气象学会文献期刊部处长伊兰建议，我们应重视国内高质量期刊与国际期刊间的平衡发展，很高兴看到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科技日报社科技创新传播中心主任、中国科技网总编辑刘峰科技日报社科技创新传播中心主任、中国科技网总编辑刘峰表示：“数据新闻是基于数据的抓取、挖掘、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的新型新闻报道方式，是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报道形态。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流程。《筑梦七十载 奋进科研路》这个报告，是中国科技网此次与科睿唯安合作，是可视化呈现的一份智库媒体报告。这是科技日报社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新型报道、加快智库型媒体建设的一次成功尝试。”在多名智库专家见证下，科技日报社与科睿唯安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继续共同挖掘科研数据，研究并发布更多有价值的科研报告。

2019-03-01 16:15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通讯员 陈盼霓 杨雨沁何智龙当春节的气氛正浓，万家灯火迷离时，就读于宁波大学2016级阳明创新班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何智龙却埋首于案前阅读文献，将文献中地道的科学论文语言及用法进行对照，一遍一遍地修改框架的构建与全文的逻辑。假期的空闲时间被他规划得井井有条，甚至在寒假中就投稿了两篇论文。其实，何智龙的科研成就，远不止于此。除新近投稿的两篇论文外，他已经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分别以第一作者和第三作者发表了两篇论文，支撑着这些论文的，是他丰富的科研经历。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聚合物轻量化微孔材料的绿色制造技术”项目、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聚双环戊二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项目、宁波大学SRIP重点项目“碳纳米管增强增韧PDCPD机理研究”中他均扛起了负责人的重担，同时也在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微发泡POE材料在鞋中底发泡的应用”项目中作为主要成员。而何智龙在谈及自己走上科研之路的经历时，说自己刚开始对于科研也没有很深的了解，但通过扎实的专业知识巩固和学习以及与老师的密切交流，他逐渐产生了对科研的浓厚兴趣，并且一步一步摸索出自己的科研方向，学会写论文、写专利，并积极参加科研类竞赛，取得了2018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奖、2018年中国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竞赛全国一等奖、2018年浙江省物理创新竞赛二等奖、2018年浙江省化学竞赛三等奖、2017年浙江省高等数学竞赛三等奖等优异成绩。除此之外，何智龙目前已成功以第一发明人的身份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聚乙烯醇微孔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谈到这项专利时，何智龙解释到材料类的专利并不太像大家平时理解的需要作出现实产品得到应用才算发明，很多实验手段，制备某种材料的方法以及仪器某一处的改进，如果符合专利三性：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都可以申请发明专利。而何智龙也是在不断试验和科研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可以申请发明专利，由此着手进行较强格式化以及要求有个人写法逻辑性和创造性的专利写作。在经过了大量的修改与不断的调整之后，何智龙最终得到了对自己付出的这样一份激励人心的回报。作为科研路上的前辈，何智龙还希望成为学弟学妹的引路人。大三的他如今是18级阳明创新班的班助，他期望能够帮助学弟学妹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的生活，同时，他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学习经验来帮助他们在学业和科研上取得更好的结果。他始终感谢那些对自己学业以及科研竞赛提供了许多帮助的导师以及学院的老师们，正是因为他们，他不断在科研学术道路上前行着。何智龙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回报学院老师们的关怀。因此，他除了担当班助、帮助指导师弟师妹们的科研项目申请，同时还对班里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同学提出英语论文的修改意见。对于自己的期望，他不只是想要回馈老师，更想要给予学弟学妹们更多经验和引领，起到作为学长的带头作用。对于学弟学妹们的寄予，他谈到“大学是一个学习知识技能的好地方，需要大家好好地把握住机会，不要荒废。也要学会劳逸结合，磨练自己地心性，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

机器之心整理机器之心编辑部在近日举办的 X-Talk 上，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小冰公司董事长沈向洋博士分享了自己过去三十多年做科研的体会。日前，首届 X-Talk 于 2020 年腾讯科学周期间在腾讯北京总部举行。本届 X-Talk 以「好奇心」为关键词，介绍「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两项即将影响人类社会的先进科技，邀请到了多位科学家、学者参与。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小冰公司董事长沈向洋博士分享了自己过去三十多年做科研的体会。以下是沈向洋博士的演讲全文，机器之心做了不影响原意的整理：我 PhD 毕业后，想像导师一样以后做教授，先助理教授、副教授，然后教授这样，一条大路向前走，一直希望做一个教授。但事实上回过头来看，我过去这二三十年的整个过程发展，更加像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七个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我大概两年前在 Linkedin 上写了一篇文章，也做了一个总结。一、你做不了所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当你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你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不见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一直想做教授，但是我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了，我一个朋友说服了我去参加他的 start-up。他是这样说服我的，我跟他在车里谈了四个小时，他叫 Eric。他说：Harry，我最后终于明白了，你想当教授。他说：那简单，你先参加 start-up，先去赚很多很多钱，我给你的母校卡内基 · 梅隆捐一个 Harry Shum Professorship，指定你是第一个获奖人，这样的话你可以给学校再捐一个 Harry Shum Robotics Center。当然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事实上我后来参加了这样一个 start-up 以后，很快又加入了微软。当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当时我想了一下两件事情不可以同时成立的：做 start-up 和带一个小孩子。但是孩子生出来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去 Get rid of（摆脱），所以你只能 Get rid of start-up。这是第一个 lesson。二、钩深致远第二个 lesson，其实人一生的职业旅程非常长，首先我们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一定要做得很深，你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某一个方向，大家知道你做了点什么样的工作。我自己非常幸运参加微软，博士以后在微软研究院的时候，跟很多的同事，当时计算机视觉领域中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一起工作，包括待会儿上台的张正友博士，一起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我自己做的一个方向叫做 Motion Estimation，特别当时做全景图，就是 Panoramic Image，拍了几张照片以后把它拼起来这样。我也很自豪地跟大家讲，今天大家用手机拍全景图的时候，说不定也用了我们的技术。这件事情很重要，特别是你刚刚起步的时候。很多人忘记了，如果你不在某一个方向做到足够深的话，大家就记不住你。三、会讲故事很重要，对科研亦然第三点我想重点讲一下，就算是对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讲，除了你专业做得好以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记，就是一定要把故事讲好，story tell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我一辈子听过很多了不起的演讲。很多很多年以前，在 SIGGRAPH 会议上我听过一个 keynote，是迪士尼的 VP of Imagination Engineering 做的演讲。为什么讲故事很重要？他说你在迪士尼看了那么多的电影、那么多的动画，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二维动画到三维动画，到现在 VR 这些东西。这些实际上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大家喜欢迪士尼是因为迪士尼背后的这些故事。对我们很多科学家、工程师来讲，我们也经常要做一些报告。大家做报告时，可能里面写的字非常非常多。我自己很幸运在很年轻的时候，研究生阶段就有机会参加了 SIGGRAPH，1995 年。这是我好朋友 Eric Chan 的报告，这是我一辈子见过的技术 Presentation 里面得到掌声次数最多的。他当时在苹果公司，写了一篇文章叫 QuickTime VR，当时我在苹果公司做实习生。Eric 在台上，他有特别的 Style，整个十几分钟的演讲，一共有八次掌声，我记得我在台下看着 Eric 演讲的时候，觉得非常了不起。一个中国人讲一口台湾腔英语，能够让大家有八次掌声，这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我就想在这里跟大家讲 story telling 非常重要，比如做 presentation，一张 slide 上面不应该超过七行字，多了以后大家看不清楚也搞不懂，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重要。四、有检验才能有收获第四个 lesson，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一定要有目标，You get what you measure，一定要清楚自己最后要追求什么。我自己非常荣幸，2004 年开始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当时我们定下来的目标，就是说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研究院，后来我们也基本上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记得 MIT Technology Review 曾经写过一篇封面报道叫《The World’s Hottest Computer Lab》。那篇文章出来时，我正好在美国出差。美国机场这些地方有专门卖杂志的，我当时不知道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文章会出来，封面上就是我两个同事的照片。然后我就看看那个卖杂志的女士，我就跟她讲「May I have all your copies?」那个女士很高兴，先收了我的钱，然后问我「May I ask why?」然后我就很自豪地跟她讲，我说「Look, those two people on the cover, they work for me.」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做了不起的事情。You get what you measure.五、把握可控的，留心可见的，余下顺其自然第五个 lesson，其实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特别是后来从研究部门到了产品部门以后，对处理所有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后，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段话，叫做「Control the controllable, observe the observable, leave the rest alone」。我本科的时候念的是自动控制专业，大家有一些控制理论背景的话，就会对这个句式很熟悉。因为当时我从研究院调出去以后，到微软的产品部门做搜索引擎，做 Bing。我们的工作当然就是跟谷歌竞争，跟谷歌竞争当然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跟谷歌弄的话下场肯定是很悲惨的。但是我很自豪地跟大家讲，现在微软 Bing 这样一个业务线的话，一年也挣 100 亿美元，所以我们其实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在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搜索量来自于 Bing。当时大家就在想：一个研究院来的人，他怎么可以去带产品线？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作为一个新兵到产品部门去工作，大家都问：你到这里来也没有做过产品，你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但是我想我至少可以跟大家保证，等我哪天离开这里的时候，大家会 remember me as the VP who knows how to party。所以你一定要想到，你自己有哪些地方可以去 motivate 大家，可以把大家团结起来。哪些东西你自己是可以 control 的，如果你不可以 control 的话，你召集了也没有用，你就应该去观察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一定要想。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 slide，大家看过《教父》的话都会知道，Michael Corleone 经常讲，不管什么时候你遇到多大的困难，Difficult, not Impossible。Remember that.六、所谓职业生涯，就是一系列的项目第六个 lesson，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实际上我自己非常有幸，当时和前同事 Jim Gray，这个你们可能还记得，1998 年图灵奖得主，以前是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他非常非常了不起，很不幸后来他独自驾船出海失踪了。我对 Jim 非常敬仰，因为我当时正在从研究院去产品部门工作，我就请教他。我说：「Jim，你这一生的职业生涯非常了不起，得了图灵奖，又在研究院工作过，又在产品部门工作过，好像你从来就不介意你到底是在研究院工作，还是在产品部门工作。」他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 lesson，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是在台北的一个酒店顶楼上交流。他说：「我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到底是在研究院，还是在产品部门。Career is a series of projects，choose your project wisely.你要选择你哪一个项目，你一生到最后的话，实际上就是你做过哪几个 projects。」其实我的好朋友高文院士也讲过，他说你的职业生涯到了一定地步以后，大家就看你背上到底写了哪几个字，就是你做过哪几个 projects。特别是我们 50 位得奖的青年才俊，事业起步开始的时候，未来还有很光辉的道路。一定要记住，一个一个项目加起来。七、中不偏，庸不易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特别是在美国的时候，跟美国的同事讲中庸之道。我有时候讲不过老美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子曾经曰过」，然后我把我想讲的东西跟他们讲一遍。中庸之道，Always walk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当然以前的路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分成左右两道。但是中庸之道里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你只是 walk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keep the direction，一定要明白自己前进的方向。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特别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不断发现未知、探索未知，才能挖掘自己的无限可能、激发自己的科研创新激情。在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特别研究员秦培武的十几年科研人生中，他从未放弃对于自身潜能的挖掘以及对自主科研创新的探索。秦培武早年间，他为了学习科研知识，拓宽科研专业，曾前往美国东北大学、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多所名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涉猎多个不同学科。这些看似杂乱无关的研究经历，为他从不同视角和手段深入研究生命机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立足于清华伯克利学院平台，在延续前期染色体基础生物学及生物成像方法开发工作的基础上，他还将在脑膜功能、中国警犬脑谱图、医学影像处理、多模态成像、智慧手术机器人等几个新方向中开展创新探索。在这里，他正在展开自己科研世界新的一页。年少发奋，科研梦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种求学、求知精神，也是一种孜孜不倦的态度。在求学和科研的道路上，秦培武历经艰难却从未放弃。他从一名“学渣”逆袭，通过不懈奋斗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秦培武从小学习成绩平平，更不属于他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初中时期和班里成绩第一名的同学做同桌，他的内心也曾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受到极大的心理落差。受身边同学的影响，他开始努力学习。“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学习是怎么回事，同桌学，我就跟着学。”秦培武说。天赋与努力的加持，渐渐地，他的数学成绩逐渐崭露头角，与此同时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也迎头赶上，最终，他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考入嫩江高中。秦培武萌生出做科研的想法还要源于他在高中时期，因为在班长家里看到的一本《中外科学家故事一百则》，激发了他对于科学的深切向往。“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与这些科学家们相比差得太多了。”他说。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也萌生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的想法。但是这一想法他却从未向他人提及过，而是内心憋着一股劲，期待自己未来能在科研领域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1998年9月，秦培武考入东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20世纪60年代，东北农业大学在我国的生物学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里秦培武开始了自己在生物工程领域的启蒙。因为有着远大的科研梦想，秦培武在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备考研究生，并把目标定在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当时，由于思想保守，东农历史上之前并没有人应届考上中科院研究生，而在报考时，很多人都对秦培武不太看好。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秦培武最终实现了这一突破，并成就了两个第一，即学校历史上第一个考入中国科学院的应届本科生及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学生。自那以后，东北农业大学才开始兴起了往中国科学院报考的风潮。2002年，秦培武进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开始进行分子发育专业的学习，在斑马鱼胚胎发育机理方面积累了3年的研究经验。但因为他始终觉得发育研究手段局限，因此便开始寻求拓展新的研究手段，比如液态核磁共振。在这一心愿的牵引下，2006年8月，秦培武前往美国东北大学进行物理化学专业的学习，两年间，他在液态核磁共振以及药物设计等方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之后，秦培武又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学习，辅修统计学硕士，博士研究方向为核磁共振与单分子光学成像，通过单分子FRET显微镜研究病毒RNA结构调控核糖体动态的分子机理。在这一基础上，秦培武并没有停止前行，为了扩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开拓自己的研究视野，秦培武来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Ahmet Yildiz实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博士后研究期间，秦培武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和利用超分辨率显微镜和晶格状光片照明显微镜来研究染色体的组织、动态和功能。通过三维超分辨率显微镜PLAM/ATORM揭示染色体端粒包装分子机制，端粒结合蛋白复合体shelterin彼此交联形成网络结构使端粒在体内成为一个致密球状结构，从而保护染色体末端端粒不被DNA修复系统错误识别。2016年，他首次在基因组结构研究中使用晶格状光片照明显微镜，获得高信噪比的染色体动态结构荧光图像，发现了同源染色体复制不同步现象。从发育生物学到单分子光学成像，他在多个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同时还锻炼了工程与计算编程的能力。回国致研，成果生根秦培武（左6）与学生合影光阴荏苒，日月如流。2018年9月，秦培武结束了海外的研究之旅，正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来到了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开展研究工作。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实实在在问题。怎样能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应用于疾病机理研究、诊断治疗之中，回国后的秦培武一直未曾停止探索，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目前，他的研究方向有3个：细胞光学成像、细胞分子动态可视化；生物医学影像大数据挖掘（糖尿病、癫痫、癌症等重大疾病CT、MRI、ECG、EEG数据）；医学影像导航手术机器人（通过影像生成机器臂运动路径），虚拟显示模拟临床手术。此外与其他老师及团队也在进行着多项科研合作，与澳门大学合作利用超级网络药理学方法研究加味逍遥散的AD治疗机制，协助Peter Lobie院士进行肿瘤靶向药物研发，与昆明警犬基地合作中国警犬脑图谱及行为研究。创新开拓，交叉发展“我觉得做科研最重要的就是自身的目标与兴趣，要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热情，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秦培武说。从一名差生逆袭为一名科研人员，秦培武的内心对于科学研究的热爱与探索从未停止。多年在国内外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秦培武在巩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不断了解国内外科研牛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在“知己知彼”中认识到国内外科研工作的差距，并开展自主创新研究工作。未来，秦培武还想在医学信息工程这一交叉方向上，开展相关探索。传统影像诊断依赖于人的肉眼识别，效率低、易出错、工作量大。回国以来，秦培武通过与华南各大医院合作收集临床影像资料如超声、fMRI、CT等，开展单一与复杂疾病的辅助诊断。在生物光学成像领域搭建光学成像显微镜，用其开展染色体结构以及细胞成像的研究工作。在图像导航机器人方向中，秦培武团队主要通过将磁共振图像生成虚拟现实模型，之后再用虚拟现实眼镜就能清楚观测到病人的脑体开刀的路径，下一步，他们还将利用其开展脑瘤模拟手术，并最终实现让真正的机器人参与到手术之中。在多年的科研经验基础上，2019年，秦培武顺利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核纤层蛋白维系染色体结构与调控基因表达的分子机理”。在这一项目中，秦培武团队将从单细胞水平上阐释核纤维蛋白缺失导致的核结构和动态变化，寻找参与核纤层蛋白与核纤层功能区相互作用的其他蛋白质和长非编码RNA，对早衰病等因核纤层变化导致的疾病提供分子解释，从而为未来疾病诊断和治疗奠定理论基础。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秦培武还担任着“磁共振成像物理原理与数据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在自己的多领域背景下，未来他还将开授“现代光学成像”“生物统计”等方面的课程，将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科研经验，更好地传授给学生们。在人才培养上，秦培武也在通过教学方法的改善，让学生们能够有更多开拓科研视野、提升科研能力的机会与空间。现如今，秦培武的团队中成员主要由3名博士后、4名博士研究生、8名硕士研究生组成，学生背景涉及机械工程、电子工程、信息、生物等多学科背景，因此秦培武每周都会安排学生之间互相学习、轮流讲述自己相关领域的知识，以这种方式互相促进，在自己现有的科研方向之外掌握更多的领域技能。交叉学科人才，在如今科研发展大潮中有着极大的优势，这也为学生们涉及更广的科研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忙碌、充实、静心致研、头脑风暴，组成了秦培武科研生活的关键词。多年来辗转国内外求学、致研，他就像一位不断赶路的行者，用科学、用知识来丰盈着自己的人生。行者科研路，青云志不移。未来，秦培武的科研道路还将有无限可能。来源：《科学中国人》2019年11月（下）

来源：科学网 作者：王鸣程科研，对我而言曾经非常的遥不可及。我于2005年考入某211学校的冷门专业，入学之后心态一直不是很好。在大学四年中，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以后会从事科学研究，几乎所有专业课和选修课我都是敷衍了事。印象最深的是课程分数基本都在75左右，最终专业排名16/33，稳稳的中庸型选手。2009年，我稀里糊涂考入了某985学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生，分数也刚好排在复试同学里的最中间。不得不说，好的学校有很好的平台，老师和同学普遍都非常优秀。硕士三年期间，我学习了编程、数据处理和水文模型，然而因为做东西不够深入以及考虑问题不够全面，我的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这三年，我只发表了一篇中文核心，勉强毕业。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一心想要放弃科研。试过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司等岗位，然而均以碰壁告终。最后我在想，难道我只适合做科研吗？然而，即使我想继续读博做研究，当时考博的难度也非常大，好一点的老师也根本不会考虑我。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我们班主任说她在中科院西南某所的好朋友需要招一名研究助理，两年后可进入编制。当时我直接就给那位老师发简历，非常顺利地，我去了那个课题组做研究助理。2012年到2016年，我一直从事数据处理、计算、图表整理工作。每天就是写写代码，跑跑软件，做图表以及写一些材料方法，也算是在科研圈里勉强混着。这些工作对我而言都是轻车熟路，非常简单。在这期间，我也在一些后来引用较高的SCI文章中参与了署名。2015年，我递交了转入中科院事业编制的申请，然而被所里的学术委员会无情拒绝。究其原因，因为一直在给他人做嫁衣，而没有SCI一作发表，而且没有博士学位。现在看来，他们给我编制才是对学术的不尊重。2016年，我放弃了温水煮青蛙般的研究助理工作。面对研究组长的极力挽留，我坚决地选择了离开。我联系了西南某985院校生物系的长江学者，想报考他的博士。有意思的是，我本硕专业以及研究助理期间一直学的地理方向，跟这位老师的研究方向大相径庭。一般情况下老师们遇到这种申请肯定会直接拒绝吧。然而，这位老师居然同意了我的博士申请。随后，我顺利通过博士入学考试，开始了我的博士求学生涯。一晃就到了2016年年底，我还没有确定研究方向。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文献，恶补专业知识，到处请教老师和同学，以及练习R语言和Python编程，如无头苍蝇一般。2017年年初，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课题，然后就是倒腾自己的那一大堆数据。令人感动的是，导师一直很耐心地指导。2018年初，我完成了初稿。当然因为自己专业知识不足，英语也不是太好，这篇文章修改花了很长时间，也耗费了导师很多时间和精力。2019年9月，文章终于顺利发表。那种感觉真的是，妙不可言，努力终于有了回报！2020年5月，我申请了博士答辩，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说到底，我还是一个平庸的博士，远远比不上那些在各种主刊和子刊上发表文章的大牛。然而，我很感激的是，在这期间我锻炼了自己的逻辑思维，以及熟悉了做研究的一般流程。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要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放低姿态，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无论如何，博士毕业意味着独立。不求在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建树，只希望自己能做出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也对得起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即使不能如愿，我也希望自己能坦然地做一个坐在路边鼓掌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