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领域

澳洲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卓越研究报告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卓越研究报告(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简称ERA) 是评估各大科研院校研究水平的重要标杆之一，今天，小编为大家解读权威报告，正在考虑留学澳大利亚或选择升学的同学们，请拿出笔记记录。01什么是ERA？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卓越研究报告(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简称ERA) 建立了一个评估标准，是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科研实力的理性评价，此外，报告将澳大利亚与国际科研标准进行了对比，能够从更广泛的高度来解读当前的澳大利亚高等院校科研实力。ERA评估了每所大学每个学科的表现，能让大家详细了解当前不同院校的科研实力。这些数据为政府，大学，企业和学生提供有效信息，尤其是对学生而言，能够从更加理性的角度来选择院校和专业。ERA 的评判标准是5分制：3分：和世界水平齐平（world standard）4分：高于世界标准（above world standard）5分：远高于世界标准（well above world standard）02澳洲院校成绩报告从22个广泛研究领域和93个专项研究领域评估了42所高校的科研实力。数据显示，26%的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水平有大幅度上升，其中，远高于世界标准的科研领域占36%，高于世界标准的科研领域有30%，有24%的科研领域与世界标准齐平。澳洲在数学科学、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生物科学、农业与兽医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与健康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多个领域表现十分突出，远超世界标准(ERA评分为5)。03澳洲高校各有所长ERA的研究质量成果可以有效体现学校真正的科研水平。在677个评估单元中，164个获得了5分(远高于世界标准)，219个获得了4分(高于世界标准)。这总共有383个高于或远远高于世界标准。可见，澳大利亚的高校专业上各有所长，同学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目标来选择心仪的学校，只有适合自己专业发展的学校才能真正达到出国留学的目的。04各个专业&院校评级数学科学1）5分院校（远高于世界标准）阿德莱德大学、澳国立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大学、新英格兰大学、南澳大学、西澳大学2）4分院校（高于世界标准）科廷大学、詹姆士库克大学、乐卓博大学、蒙纳士大学、麦考瑞大学、莫道克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南昆士兰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伍伦贡大学、西悉尼大学3）3分（和世界水平齐平）澳洲联邦大学部分课程推荐昆士兰大学Master of Financial Mathematics入学要求：学制2年，本科第一年学过数学(包括单变量和多变量微积分，常微分方程和线性代数)，本科成绩至少GPA5.5/7.0+。新南威尔士大学Master of Financial Mathematics入学要求：学制1.7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本科成绩至少65%+。科廷大学Master of Science (Mathematical Sciences)入学要求：学制2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蒙纳士大学Master of Financial Mathematics入学要求：学制2年，无需本科相关背景，但需要证明申请人具有很强的数学能力，例如完成多变量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和微分方程等数学单元的学习。学制1.5年，需要数学本科背景。本科成绩至少65%+。物理科学1）5分院校（远高于世界标准）阿德莱德大学、澳国立大学、查尔斯特大学、格里菲斯大学、乐卓博大学、墨尔本大学、蒙纳士大学、麦考瑞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昆士兰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大学、南昆士兰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西澳大学、伍伦贡大学2）4分院校（高于世界标准）科廷大学、弗林德斯大学、莫道克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3）3分院校（和世界水平齐平）詹姆士库克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西悉尼大学部分课程推荐昆士兰科技大学Master of Applied Science (Medical Physics)入学要求：学制1.5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Master of Science (Applied Physics)入学要求：学制2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的荣誉学位。化学科学1）5分院校（远高于世界标准）阿德莱德大学、澳国立大学、科廷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格里菲斯大学、乐卓博大学、墨尔本大学、蒙纳士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悉尼大学、南昆士兰大学、伍伦贡大学2）4分院校（高于世界标准）迪肯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麦考瑞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南澳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西澳大学、维多利亚大学3）3分院校（和世界水平齐平）弗林德斯大学、莫道克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新英格兰大学、西悉尼大学部分课程推荐悉尼大学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入学要求：学制3年，需要工程本科背景，非工程专业背景的申请人，要求学习过48学分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学、计算或统计等相关的学科。本科成绩至少65%+。课程受EA认证。塔斯马尼亚大学Master of Applied Science (Chemistry)入学要求：学制1.5-2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地球科学1）5分院校（远高于世界标准）阿德莱德大学、澳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南十字星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2）4分院校（高于世界标准）科廷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詹姆士库克大学、蒙纳士大学、麦考瑞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悉尼大学、新英格兰大学、西澳大学、伍伦贡大学3）3分院校（和世界水平齐平）弗林德斯大学、莫道克大学、格里菲斯大学部分课程推荐麦考瑞大学Master of Marine Science and Management入学要求：学制1.5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塔斯马尼亚大学Master of Science (Earth Sciences)入学要求：学制2年，需要完成4年本科荣誉学位。生物科学1）5分院校（远高于世界标准）阿德莱德大学、澳国立大学、詹姆士库克大学、乐卓博大学、墨尔本大学、蒙纳士大学、麦考瑞大学、新英格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西澳大学、西悉尼大学2）4分院校（高于世界标准）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科廷大学、迪肯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弗林德斯大学、格里菲斯大学、莫道克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南十字星大学、悉尼大学、新英格兰大学、南澳大学、阳光海岸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伍伦贡大学3）3分院校（和世界水平齐平）中央昆士兰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南昆士兰大学部分课程推荐蒙纳士大学Master of Genome Analytic入学要求：全澳首个基因分析硕士。学制1.5和2年，2年制要求申请人具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和经验，至少完成大一生物或相关科目。1.5年制要求申请人具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和经验，如基因，生物信息统计，生物医学科学，分子生物学等相关背景。本科成绩至少60%+。2年制课程仅在7月入学，1.5年制课程仅在2月入学。悉尼科技大学Master of Genetic Counselling入学要求：学制2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需要提供PS。农业与兽医科学1）5分院校（远高于世界标准）阿德莱德大学、澳国立大学、迪肯大学、乐卓博大学、麦考瑞大学、昆士兰大学、南十字星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新英格兰大学、阳光海岸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西悉尼大学2）4分院校（高于世界标准）查尔斯达尔文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查尔斯特大学、科廷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墨尔本大学、莫道克大学、悉尼大学、南昆士兰大学、西澳大学3）3分院校（和世界水平齐平）弗林德斯大学、格里菲斯大学、堪培拉大学部分课程推荐墨尔本大学Maste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入学要求：学制2年，无需本科相关背景，本科成绩至少65%+。阿德莱德大学Master of Scienc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入学要求：学制2年，无需本科相关背景。悉尼大学Master of Veterinary Clinical Studies入学要求：学制2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工程科学1）5分院校（远高于世界标准）阿德莱德大学、澳国立大学、蒙纳士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南澳大学、维多利亚大学2）4分院校（高于世界标准）中央昆士兰大学、迪肯大学、科廷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格里菲斯大学、乐卓博大学、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南十字星大学、南昆士兰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西澳大学、伍伦贡大学3）3分院校（和世界水平齐平）弗林德斯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莫道克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阳光海岸大学、西悉尼大学、麦考瑞大学、纽卡斯尔大学部分课程推荐新南威尔士大学Master of Engineering 其中被 EA 认证的专业有：Civil ；Environmental ；Electrical ；Telecommunications；Mechanical入学要求：学制2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本科成绩至少65%+。每年3个学期。墨尔本大学Master of Engineering其中被 EA 认证的专业有：Civil；Environmental；Electrical ；Biomedical with Business；Mechanical ；Biomedical；Chemical；Materials；Software；Structural；Spatial；Mechatronics入学要求：学制2-3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本科成绩至少65%+。每年2、7月开学。悉尼大学Master of Engineering专业方向有：Automation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s；Biomedical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Civil；Electrical；Fluids；Geomechanical ；Intelligent Information；Mechanical；Power；Software；Structural；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Telecommunications入学要求：学制1.5年，需要本科相关背景，本科成绩65%。每年2、8月开学。

昨天有个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来学校访问。我们没请他，是这个教授“硬要”来给我们做报告。我们有一个毕业了的博士在他实验室做博后，正赶上他在苏州冷泉港开会，就想来我们学校访问一下，阴差阳错的我成立他的接待人。这个教授之前在HHMI的实验室待过好多年，目前主要关注一个跟人类差了十万八千里远的小虫子体内的一个神奇机制。这个小虫虫线粒体内有上百条guide RNA和一个复杂的多蛋白复合物机器来做大规模的RNA编辑，其机制与人的截然不同，其遗传学优势也说不清楚——总之他在研究一个很特别很少见的东西就可以了，其实我也听不太懂。这个教授也算是做RNA编辑研究的，跟我关注的RNA修饰也算是接近，等他的报告结束，我特别的和他聊了一会，尤其聊到RNA修饰领域目前如日中天的几个大牛，这些大牛们发CNS如同探囊取物。没想到的是，这位波士顿教授对他们的研究其实并不推崇，认为他们的很多工作不够扎实，什么都做，最后并不会到达哪里。这个判断我还是第一次直接从别人嘴里接触到，跟网上某些人对我国一位科研巨星的评论是一样：并不是发CNS就叫研究深入，更重要的是领域热过劲之后的进一步深耕（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发不了CNS的loser的个人观点）。我朦胧中觉得似乎是接触到了某种往日里接触不到的层次与观念。一直感觉我们国家一流研究机构对科研探索精神的理解远远落后于没落英国的二流大学——毕竟英帝国主义养猪（做科研）已经养了400年，而我们可能才养了这40年。积累上差了不少。这位教授进一步说RNA修饰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这个论断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所以很惊讶。我觉得RNA修饰的好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不过，还是应该重视老同志的判断。万一我的研究领域变得不热门了，我要干点什么呢？是坚守深挖还是改做别的热门的东西？这还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个问题。希望真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自己和我的学生们都有足够的积累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下面简单回忆一下我自己与RNA修饰研究的相关的几个片段。2011年2012年RNA修饰领域横空出世，感谢国人大佬H、J以及其他国际大佬给我们挖了灌水用的大坑。2013年，我们发了一个RNA修饰的软件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CNS引用了多次。 ---- 我们算是进入这个领域比较早的一批人，比较幸运。2013年，我在冷泉港做了一个关于RNA修饰的报告。报告后，好几个人找我聊，说第一次听说RNA也有修饰。2014年，香港的某位助理教授跟我说:“我发现在做RNA修饰的都是大牛实验室啊，我们不敢做”。——2014年已经有不少人觉得RNA修饰很重要，但那个时候真正做的人其实不多。2017年，一个合作者问我：“为什么RNA修饰不火啊？”——我听了这话，心里乐开了花。领域不火才是好事；如果真火起来，大牛们都进来，你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2019年，和一个国内顶级医学院的科研朋友微信聊天，他说：“我看了一下周围，大家都在做RNA修饰，那我就不要做了吧。”------ 和2013/14年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2019年，在南京开会，一个合作者跟我说：“上午xxx的报告已经把RNA修饰的背景都介绍了一遍，你报告的时候又介绍了一遍，后面张xx又介绍了一遍”。------ 靠！不回忆还好，回忆完确实吓一跳。需要准备一下这个领域火过之后要干点什么了。

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职教科研要准确把握职业教育当下的关键问题、难点问题并做出解答。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历史使命，职教科研要结合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现状，结合党和政府的决策需求，提高科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重点问题研究。重点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研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发表重要讲话，深刻论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职教科研要深入挖掘、梳理习近平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深刻理解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以此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重点二职业教育发展轨迹与成就、理论与实践研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职教科研要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成就、理论与实践，考察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职业教育相关的方针、政策及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核心领导人对职业教育的论述，剖析党的职业教育方针的实质，明确党的职业教育理论和主张，加深对职业教育使命的认识，从而提高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职业教育问题的能力。重点三职业教育适应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和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模式新业态重构了人才生态链。职教科研要开展技能社会内涵、标准体系与技能强国建设研究，研究国家技能体制形成规律，研究职业教育在我国现代技能开发体系建设中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的路径，研究职业教育对重点人群技能提升的模式与路径等。重点四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与体制机制研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完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职教科研要关注评价改革如何导向“教好”，围绕“三教”改革，在素质教育上取得突破；如何导向“学好”，围绕德技并修、知行合一，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如何导向“管好”，不断健全教育管理制度体系；如何导向“用好”，尊重和体现各类人才价值，激发和释放技术技能人才的潜力和活力。要研究如何协同推进、加强标准建设、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推动评价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重点五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实现路径和机制研究职教科研要全面贯彻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要求，研究职业院校如何做好党建工作，一体化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研究如何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实施课程思政，研究如何完善三全育人机制，研究体育、美育、劳育的特点及实施路径，研究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与五育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六探索和总结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中国方案我国职业教育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教育治理，为国际社会贡献职业教育治理的中国方案。职教科研要深入开展比较研究，分析、提炼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理论；研究海南自由贸易港、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中职业教育的思路架构与特色；总结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经验模式，研究政策和标准；研究“鲁班工坊”的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和金砖国家职业教育合作机制；研究来华留学职业教育的特色和质量提升。重点七开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搭建起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顶层设计基本成形，进入了抓落实的攻坚阶段，还有一系列问题亟须深入研究。要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和规律研究；加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绘制行业人才供需分析谱系图，研究行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研究产教融合型企业、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体制机制；研究对接新技术、新职业的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研究1+X证书制度试点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接职业标准和教学标准的机制；研究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横向沟通和中高本科职业教育的纵向衔接；研究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配套政策和标准。重点八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研究“智能+”背景下，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总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的经验，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研究未来职业教育在教育理念、教师能力、教学场景、学习方式、管理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变革趋势；研究职业教育新基建，构建国家职业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重点九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研究和教材建设研究研究职业院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和教师思想政治建设模式；研究职业教育师范院校布局；研究“双师型”教师标准和“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实践基地建设；研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职业教育教材工作机制的构建；研究如何扩大优质教材供给、优化教材选用服务；研究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研究体现职业教育特点的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建设。重点十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制度政策、运行模式和评价标准研究在加快建设终身学习体系这一目标下，研究推进终身学习的法律规章和制度政策建设；研究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建设，推进国家资历框架标准研究，国家资历框架与国际跨国资历框架的对接研究；研究国家层面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研究社会教育、老年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问题；研究相关院校面向重点人群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制与路径。（作者：王扬南 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记者从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获悉，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提交了题为《打破科研领域的计划经济体制思路正当时》的大会发言。周汉民指出，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但科研领域仍存在“国家组织专家论证规划+科研单位和企业竞标”这种“计划经济”色彩较浓厚的体制，制约了创新的积极性，尤其是过去的一年，更暴露出一些“卡脖子”问题。要解决这些“命门”， 周汉民认为，就要靠科技创新，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研体制，让自主创新落地生根。当下的“计划经济”色彩体现在何处？周汉民具体指出，一是科研规划“不贴肉”。科研规划往往以“跟热点”为主，只知这些所谓的国际前沿和热点，而并不知其形成的土壤，很容易“照虎画猫”，最终变成“空中楼阁”。即使能在别人确定的方向上产生成果，但常会因为没有合适的土壤而难以生根发芽。二是科研项目“不匹配”。政府设立的各类科研项目一般由专家讨论决定，对于企业的需求和痛点不熟悉、不清楚、不了解，一方面，导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课题成果很难与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联系，加上科研工作的评价标准仍以论文发表为主，产学研脱节严重，无法解决实践中亟待攻克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在申报科研项目时，出发点更多是寻求由政府部门“认证”的名声和资金支持，把扶持资金直接转化为企业利润，并非去加大研发力度，攻克技术难题。周汉民指出，反观发达国家，科研课题的源头一般是工业界的某个具体问题。短期的问题是“工程问题”，由工业界解决；中期的问题是“技术问题”，由工业界和学术界共同解决；在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基础理论的瓶颈，即“科学问题”，由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共同解决。“科学探索和技术突破会结出很多‘种子’，这些‘种子’落到‘工业’土壤上又长出新树苗，不同‘树种’之间的杂交再产生新物种，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形成完整的生态。周汉民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将国家的期望、企业的痛点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探索建立“市场化”科研体制。为此，他建议：第一，在立项环节，更多倾听企业心声。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汇同各行业协会、代表性企业梳理未来5至10年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和科学问题，结合国际发展趋势，确定重点科研项目的主题。可面向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公开招标。加强高校与企业的信息和项目对接，真正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第二，在评价环节，将企业纳入评价主体。为贴近产业实际，可建立由专家和企业界代表共同参与的科研成果多维度评价体系。重点考量“解决了工业界的什么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技术突破，形成了什么样的科学成果。成果的评定应由企业代表参与，价值评估应以无形资产与有形产值相结合来多维度评价。第三，在转化环节，促进市场化科研成果转化。组建科研成果交易平台，供企业购买相关技术或服务，所得收入以一定比例归科研机构或者研发人员所有，并通过减税等方式加强激励。周汉民最后强调，放宽人才跨平台、跨产业、跨编制流动，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允许人才发挥各自优势，组成不同项目、领域、产业的创新小组开展研发。“以国家搭桥、政策导向、地方政府扶持的方式，鼓励人才创新，既能倒逼企业重视人才，又能避免人才在单一体制下因循守旧、闭门造车，使科技人才动起来、活起来、富起来。”来源：澎湃新闻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张文静长期以来，一些科学家被冠以“××之父”的称号，以凸显其在某个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开拓性贡献。然而，作为对科学家个人贡献的一种评判方式，这一称呼是否严谨？它为何会常常伴随着诸多争议？科学共同体内部又是如何评判和看待“××之父”的？如今满眼的“××之父”称呼是否有滥用之嫌？这些都是“××之父”一称背后值得厘清的问题。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如今，科学研究领域“××之父”的称呼常常见诸报端。其实，这样的说法早已有之。在今年3月出版的《科技重塑中国》一书中，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庆桥就讲述了50多年前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讨论的几桩旧事。“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是个舶来品。1965年7月，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收到法国营养学校原秘书、督学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年6月号上的一页剪报文章《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黄庆桥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都要由组织上收拆。巴杭德的这封来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批阅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开始就已被圈内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第二天，相关的消息和电讯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传播。不过，对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钱三强本人一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黄庆桥曾多次访谈钱三强的秘书、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葛能全谈到，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身边工作人员等说过类似的话：“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确实不但没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同时，自“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说法出现开始直至今日，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出现了诸多说法和版本。除了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社会认可度最高的钱三强之外，邓稼先、聂荣臻也被认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并不存在。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多元化，在黄庆桥看来，恰恰有着深入探讨的价值。“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给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讨此类问题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体会、认识每一个科学家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的独特贡献。”科学、技术与工程不能混淆“‘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黄庆桥介绍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这一称呼体现了科学共同体内部对某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或者某个大科学工程领导者的一种公认的认可。然而，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看来，对“之父”一称并不能笼统看待，其在科学、技术与工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区别。“比如，中国原子弹制造是一项工程，我们可以说‘中国原子弹之父’‘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这种概念是没错的。但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不可能说‘中国量子力学之父’或者‘巴基斯坦量子力学之父’。”在2016年5月出版的《一念非凡——科学巨擘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曹则贤历数了科学史上30位巨人的思想与成就，其中不乏各个领域的开拓者。但他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其实很少有“××之父”的说法。“这是因为，科学研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条绵密的思想的河流，是慢慢汇集而成的。正如罗素所说，一个思想可能在某个时期内会朦朦胧胧地出现在许多头脑里，直到在某一个头脑里结晶出来。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或许会有几位科学家提出同样的思想，比如数学家希尔伯特几乎与爱因斯坦同期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但提出者不见得有能力把这种思想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往往也不是由某一个人完成的。所以等到一种学问已经成形，并显示出其伟大时，人们会发现对其作出贡献的不止一个人。”曹则贤说。以量子力学为例，曹则贤解释说，有人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奉为“量子力学之父”，但量子的概念并不是普朗克提出来的。1877年，玻尔兹曼假设能量有单元得到了麦克斯韦统计；1900年，普朗克按照这一路子得到黑体辐射公式，不得不接受光能量单元为hν；1905年，爱因斯坦假设光按能量单元被吸收，这才有了能量量子概念的确立。而量子力学一词建立要等到1924年，光子的概念和量子力学第一个方程——薛定谔方程的产生要等到1926年。狄拉克、薛定谔、玻尔、海森堡都被称为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当然，也有一些科学概念是明确来自一位科学家，比如四元数概念来自数学家、物理学家哈密顿，集合论是数学家康托尔一人贡献的。“但这种例子太少了。而且即便这样，也很少有‘四元数之父’‘集合论之父’这种说法。反而在技术领域，有一些确切和公认的‘之父’，比如‘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人工智能之父’图灵。”曹则贤介绍说。如今“××之父”更难判定如今，谈论科技领域“××之父”更有难度。“其实自20世纪以后，就很少有科学家或研究者真正严肃地对待‘之父’这个称呼了，尤其是二战后我们进入了大科学时代。”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告诉记者，“在大科学时代，学科分化非常厉害，科学家个人能够开创新天地的案例非常少。当然在有些领域，比如高分子科学领域，有两三位科学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他们也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学界也并不习惯称他们为‘高分子之父’。‘之父’常被看作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此外，如今学术传承的模式也与以前有了显著的区别。“如果说以前的学术传承是树型的，树根在哪里、经过多少年长出多少树枝这些关系都比较明确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学术传承变成了多人交叉的模式，需要用学术网络来描述，而且这个网络越来越复杂。”王扬宗说。“20世纪以后的大科学工程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众多科学家。要论其中谁的贡献更大一点，也容易产生争议。”黄庆桥说。但即便如此，黄庆桥仍认为，“××之父”一说有其积极意义。“在大科学工程时代，‘之父’说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科技领军人才的重要问题。大科学工程往往需要有灵魂人物，缺乏帅才，这种复杂系统的大科学工程就很难做成。如何解除对个人发展的束缚，如何让杰出科学家脱颖而出，对‘之父’的探讨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在黄庆桥看来，“之父”一说有别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与贡献，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突出贡献的放大，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之父”说的某种局限性。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促成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警惕“××之父”的滥用在科学共同体如何看待“××之父”之外，目前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之父”的滥用。“对于公众来说，‘之父’这一称呼显然更能吸引眼球，能达到宣传效应，就像‘标题党’一样。”王扬宗说。在曹则贤看来，我们现在使用“之父”的称呼太过随意，而这或许是缘于对科学创造过程的一种误解。“这就显露出我们当前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谈论科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现成的结果，至于科学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往往是不了解的。这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我们对科学的敬畏感已经缺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科学精神中除了求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对学问基本的敬畏心。”谈及这种敬畏心，曹则贤对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牛顿传》作者理查德·韦斯特福尔的一段话印象深刻。这段话的大意是：作为剑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我常常觉得自己还可以。当有学者来剑桥大学访问时，我就常会在心里产生跟人家比较的念头，我虽然不如他们，但可能是他们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我研究牛顿30年，脑子里从没有出现过与之比较的念头。“而且，评价某位科学家是‘××之父’的人，是否有作评判的资格？我们在报道科学家个人贡献的时候，常常喜欢去作价值判断。但《科学》《自然》杂志报道里，引用的一定是同行的评价。”曹则贤说，“而且现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对于某些铺天盖地的‘××之父’的说法，我们常常很难找到确切的源头。”在王扬宗看来，这种现象也与我们当前希望赶超国际、希望有大科学家的心态有关。“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期望比较高。正是因为缺少大科学家，我们才越喜欢拔高，这样引起的社会效应才会更大。”《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赵永新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2011年，赵永新采访荣获2010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的师昌绪时，一个细节让他记忆犹新。那天上午采访快结束时，有记者问师昌绪：“称您为‘高温合金之父’可以吗？”“这个不对，因为国外早就有人研制高温合金了。”师昌绪断然否认。“‘中国的高温合金之父’总可以吧？”记者又问。“中国的也不对，因为国内也有比我早的，只能说我作过比较重要的贡献。”他纠正说。师昌绪严谨求实的作风，令在场记者肃然起敬。“实事求是是做任何工作的基本原则，科学研究尤其需要坚守这一原则。科学家更应洁身自爱、行为世范，对不符合事实的各种桂冠主动请辞，不该来者不拒，甚至是常戴不让。”赵永新说，“当然，‘××之父’之所以满天飞，除了少数科学家的虚荣心作怪，也与有关部门、单位的管理不到位和媒体记者的作风不严谨大有干系。特别是一些媒体和记者为了吸引眼球、增加收视率，动辄给采访对象戴上诸如‘××之父’之类的高帽子，好像非如此不能彰显报道的分量。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违背了事实、误导了公众，而且对采访对象造成得不偿失的负面影响。”《中国科学报》 (2018-08-24 第1版 要闻，原题《难以承受的“父”重》)来源于：中国科学报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源。

11月18日，全球信息分析和科技医学学术出版机构爱思唯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以科研的力量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报告，以提高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努力的关注。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在16个可统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中，有15个领域的相关科研论文数量位居全球前十；其中与5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科研产出居世界第一。过去5年，全球相关科研论文达410万篇据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于2015年提出，它确定了在2030年实现全球可持续和更加公平未来的宏伟目标。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等17个方面。“我们对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6个领域进行了评估分析。”爱思唯尔全球战略合作网络学术关系总监康晓伶在发布会上介绍。康晓伶解释，这项评估分析是基于SciVal和Scopus科研分析管理工具进行的。爱思唯尔在Scopus中对每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义出相应的科研关键词，再基于SciVal分析工具计算出可分析的16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发文的计量参数，从数量、质量、学界合作、研究主题等各个视角，生成了16个领域的科研信息图表。这样可以快速、直观地了解每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的相关科研情况。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9年间，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科研文章数量惊人，达到410万篇。美国、中国和英国在其中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中，相关论文数量均位列全球前三。中国在5个领域相关科研产出全球第一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科研产出方面，中国的表现如何？这场发布会专门进行了总结分析。康晓伶告诉记者，根据报告，2015年至2019年中国发表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文章超过69万篇，其中科研产出最高的3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分别为：良好健康与福祉、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以及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5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的相关科研产出居全球第一，其中包括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以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康晓伶介绍，总的来看，在纳入统计分析的16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除了性别平等这一领域，中国在其他15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的论文数量均位于全球前十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体现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也一直在为全球的共同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爱思唯尔首席执行官白可珊呼吁各界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的研究结果，以共同提升对科学的理解以及为推动这些关键目标的实现所需采取的具体行动。

纵观国内高校，以省会命名的不在少数，它们之中多数为省内甚至全国实力非凡的高校，如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顺着这样的“定律”，今天带大家来认识一所位于广东省会的大学，广州大学，究竟它的实力如何呢？我们来一探究竟。广州大学是一所地道的“联合”大学，始建于1927年，最初是一所私立大学，中间几经变更，于本世纪初由广州师范学院、华南建设学院（西院）、广州教育学院、原广州大学和广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等九所高校合并组建成。由此可知，这所大学“集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言”，是一所博采众长的精华大学。这所大学从成立以来，已有九十多年的办学历史，现今已成长为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广州市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拥有大学城、桂花岗两个校区，在校全日制本科生29788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6083人，学科门类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十个大类，设有8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2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19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从此处可以看出来，这所学校办学实力还是值得众人认可的。一所办学实力雄厚的高校，一定有着一流的科研水平。为什么这么说呢？科研的内涵在于一所大学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探索、研究、创新，在原有知识之上发展新的知识，形成新体系，是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质量的管理策略，是高校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广州大学的科研实力如何呢？这所大学现今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含培育基地）3个、省部级科研平台51个，在城市基础设施减震防灾与安全、网络空间先进技术、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生物计算、基因编辑、地理科学等领域组建了一批“高配版”的科研团队。凭借着这些优质的科研平台和科研人员，这所大学在科研领域硕果累累。近三年连续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与课题共12项；2016年以来，共申请国际、国内专利2297项，授权专利1134项，连续荣获广州市专利大户荣誉称号；学校2019年SCIE/SSCI、CSSCI发文量2233篇，ESI高被引论文总量148篇；近五年，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和社科奖励101项。减振抗震、声像灯光、网络安全和水环境技术等一批创新成果在广州塔、港珠澳大桥等国内重大工程或企业中得到充分应用。综上所述，广州大学是一所办学能力一流的本科院校，加之，其位于一线城市广州，兼具“人和”和“地利”条件，是一所值得报考的好大学。关注“高校巡礼”，获取更多关于大学的原创解读！

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是支撑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全球科技飞速发展，关键领域持续取得新的突破，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快科技发展战略部署，不断加码研发投入支出，全球科技竞争愈演愈烈。2018年起，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展开狙击，中美“科技战”正式拉开帷幕。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科技博弈的本质是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而在全球科技竞争赛道上，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快各自科技的发展步伐，大力发展科技不仅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布局，也是全球主要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全球主要国家研发投入情况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研发投入的支持，目前，美国是全球研发投入支出最多的国家，这也使得美国的科技发展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地位。根据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研发投入总额为20141亿美元，其中美国的研发投入总额达5815.53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比重为28.9%，中国研发投入总额仅次于美国，2018年中国研发投入总额为4680.62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比重为23.2%，日本、德国研发投入紧随其后，分别占全球研发总投入8.5%、7%。从全球主要经济体历年来研发投入情况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研发投入均呈现增长趋势，表明全球主要经济体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全球科技竞赛加速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遭受重创，而全球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动却在严峻的市场环境蓬勃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自主技术、生命科学等科技应用在各国的抗疫工作中，助力各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科技领域迸发出巨大的升级，也使得科技成为各国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经济体继续强化国家科技战略部署，全球科技竞赛也在疫情的推动下持续加速。——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情况美国企业研发投入最为活跃企业作为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强有力的支撑了科研体系的运行，推动了全球科技的进步。2020年12月，欧盟发布《2020版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根据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研发投入TOP2500家公司的研发投入合计达到9042亿欧元，占全球商业部门研发投入的90%，占全球总研发投入规模的比重超60%。企业已然成为全球科技发展最为活跃的部门。2019年全球研发投入TOP2500家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中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其中美国以775家名列榜首，中国536家排名第二，欧盟421家，日本309家，世界其他地区459家。2019年美国进入全球研发投入TOP2500的755家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为3477亿欧元，占比达38.45%，欧盟进入全球研发投入TOP2500的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为1889亿欧元，占比为20.89%，中国进入全球研发投入TOP2500的企业研发投入为1188亿欧元，占比为13.14%。日本进入全球研发投入TOP2500的企业研发投入为1149亿欧元，占比为12.71%。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研发投入金额上看，美国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最大，从侧面反应出美国科技创新环境更为健康，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强。中美企业研发能力差距较大从全球研发投入TOP20企业榜单来看， 2019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企业是美国的Alphabet，2019年Alphabet公司研发投入达231.6亿欧元，同比增长24.37%，美国微软公司研发投入仅次于Alphabet，2019年微软公司研发投入为171.5亿欧元，同比增长14.18%，2019年，中国华为以167.1亿欧元的研发投入位列全球第三，研发投入同比增长31.23%。华为的研发投入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纵观TOP20榜单，中国也仅有华为一枝独秀，而美国进入TOP20榜单的公司数量达10家，中美企业研发能力之间的差距可见一斑。ICT产业与健康产业成为科技投资重点领域从全球研发投入TOP2500家企业行业分布来看，全球前四大行业贡献了总研发投入的77%，是主要的研发投入拉动力，其中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占比23%，健康产业占比20.5%，ICT服务占比16.9%，汽车业占比16.3%。由此可知，ICT产业和健康产业是目前全球范围科技发展的重点，也是全球研发投资的重点领域。——中国研发投入现状研发投入金额持续上涨根据科技部发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0-2019年，我国科技经费投入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同比增速则先下滑再上升。其中，2010-2015年增速逐年下滑，2015-2017年再次回升然后随之下滑。2019年全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2143.6亿元，比2018年增长12.5%。研发强度仍有待提升从研发强度(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R&D经费支出强度在2010-2019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强度为2.23%，比2018年上升了0.04%。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研发强度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根据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以色列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4.94%，韩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紧随其后，占比为4.53%，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均超过3%，美国和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均小于3%，分别为2.83%和2.14%。尽管2019年我国研发强度提升至了2.23%，但仍然低于美国在2018年的研发强度，也远低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主要经济体，因此我国研发强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体上看，在全球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科技竞争格局正在加速调整，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快科技发展步伐，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将始终坚持走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面对美国在科技方面对我国的制裁和打压，我们需要清醒的意识到双方的差距，加快追赶步伐，在关键领域加强国产化能力，最终实现摆脱被美国“卡脖子”的威胁。以上数据及分析均来自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科学仪器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同时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规划、产业申报、产业园区规划、产业招商引资、IPO募投可研等解决方案。

中国网财经3月8日讯 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举行“部长通道”采访活动，邀请部分列席会议的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以下是发布会文字实录：记者：我的问题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在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想请问王部长，我国在提升基础科研和原始创新能力方面，未来有哪些新的举措？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加强基础创新能力，首先应该提高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我们要想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基础创新能力方面必须要过硬。同时，我们今天经常讲产业链、供应链有短板弱项，追根溯源还是基础研究能力存在薄弱环节，基础不强。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和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科技部来讲，要认真学习领会，加以落实。回顾“十三五”，我国基础创新能力取得很大成绩。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和位置越来越重要，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也更加合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格局也正在形成，在铁基超导、干细胞、量子信息、类脑芯片等领域，以及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都取得一批基础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投入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十三五”期间，整个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70%，但基础研究翻了一倍。这就说明在整个研发投入结构方面，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在加大，2019年首次超过6%，2020年预计达到6.16%。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更加注重项目的选题，使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能够被作为重点。基础研究中规律性的探索也有新进展，适合基础研究的方法、范式也都在不断改进。同时，基础研究的能力和队伍不断提升，适合于基础研究的科研环境不断优化，不断地有新的、更好的科研手段来支撑基础研究。下一步，基础研究在党和国家工作中，在国家科技全局中，要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首先，要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开展更加科学优化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使基础研究在我国能够成系统地布局，成体系地推进。第二，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现在是6%，我们要争 笆四五”使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8%左右。第三，基础研究要更加强调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第四，要更加鼓励青年科技人员投身基础研究。第五，要建一些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平台。“十三五”期间，我们建了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得到了科技界的充分肯定和好评。另外，在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评价标准以及支持方式上，我们还要不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