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行业投资报告

4月29日，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007.SH）（以下简称“光峰科技”）发布了2019年度业绩报告。光峰科技称：公司于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9.79亿元，同比增长42.82%。全年研发费用2.02亿元，占营业收入10.19%，同比2018年的研发费用增加48.60%。报告期末，光峰科技总资产为31亿元，较期初增长 49.4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金额为2.43亿，同比增长106.33%。报告期内，光峰科技营业收入保持高增长态势，围绕战略发展方向，企业稳步有序地推进各项业务，积极发挥自主研发的ALPD激光显示技术核心优势，持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推出先进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以及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不断开拓业务市场，各项主营业务均呈现稳健的发展趋势。一、全年营收同比增长42.82%光峰科技始终围绕ALPD激光显示技术，不断通过强化核心器件光源与光学引擎开发，最终形成不断延展的工程、家用、电影、教育、展示等应用场景，通过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面向消费者，实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让核心技术持续升级迭代，从而形成从关键系统架构、核心器件到关键算法的激光显示全技术链的技术储备和专利布局，进而使光峰科技营业收入呈现高增长态势。光峰科技始终坚持长期主义。长期主义讲究长赛道、宽赛道，一方面，赛道足够长有助于光峰科技在技术创新方向上做持续研发深耕。另一方面，激光显示赛道足够宽，能够容纳多个应用场景，形成优质的服务模式，把技术的研发成果成功应用到商业领域中，成功实现核心技术的产业化，助力光峰科技营收大幅增长。二、研发投入同比增长48.60%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企业，光峰科技坚持“技术立企”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加大投入面向未来的技术储备，不断完善和延伸核心产业链，并以此构建完善的专利保护体系。2019年，公司研发队伍增至387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31%。核心研发团队由国际激光显示领域领军人才牵头，吸引了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高校的研发人员的加入，学科涵盖光学、电子、材料、物理、机械设计、精密制造等多个领域。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授权专利908项，荧光激光光源底层关键架构技术专利在全球范围内被先后引证次数高达400余次。此外，ALPD技术架构经过四代升级研发，每代架构平台相对于上一代都有着全面的性能提升。报告期内，光峰科技在薄膜材料制备和处理、光学微纳结构工艺、光源架构、动态控制、整机结构、机器感知和激光显示系统小型化微型化等方面，公司投入了较多的研发资源。公司积累的大量数据、算法、参考设计，使得公司能够快速开发符合电影放映、家庭娱乐、户外展示、超大面积显示、沉浸式显示等不同应用场景的产品和方案。同时光峰科技还布局了研发高动态对比度及高动态色域激光显示技术、以电池为驱动高效微型激光投影技术等。这些创新储备正在不断地被验证成功并逐步应用到未来的产品中。三、重点业务成绩亮眼影院“租赁业务”前景广阔在电影放映市场，率先在行业内推出Laser as service,首创激光光源“租赁模式”。影院只需根据使用时长进行付费而无需购买光源，如此一来影院不仅能够有效缓解设备积压资金、人工、维护成本带来的压力，还能凭借光峰科技激光光源高亮度、高色域、高对比度等技术优势，在画质上形成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有效帮助影院实现“降本增效”。因此，光峰科技既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收入，又推动了ALPD技术的快速普及。据年报显示，ALPD激光放映设备已投放市场超过17000套，授权计时服务超过1亿小时。2019年，采用ALPD4.0技术的激光电影放映机C5通过了符合好莱坞认证标准的DCI数字认证，使中国成为全球第四个能够生产具有DCI认证的数字电影放映机的国家。结合国家电影放映普及化、社区化、家庭点播院线等发展趋势，C5放映机在整机设计上充分考虑了新兴电影放映市场的需要，适应了用户多样化的使用和安装场景，满足了无放映间安装、吊装、家庭安装等的需求。C5的技术创新使产品成本大幅下降，未来，DCI数字影院放映机或有望步入普通家庭。“线上+线下”双轮驱动家用产品相较于影院业务，家用产品业务虽起步较晚，但光峰科技仍加大家用产品市场的开拓力度。2019年，光峰科技采取了“线上+线下”双轮驱动业务与拓展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线上销售方面，加强天猫、京东旗舰店等主流网络门店建设，并积极配合战略客户线上销售布局，建立有针对性的销售策略；2019年，光峰科技旗下激光电视类目的产品在该年双11营销活动中，包揽了天猫、京东、有品三平台销量销售额冠军。线下销售方面，据年报披露，2019年光峰科技在智能影音类、家电类、IT类等核心渠道零售端取得突破，形象终端展示店974家，同比增长200%。疫情催生出的“宅经济”带动了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的快速发展，拓展了新的市场需求。光峰科技的激光电视、智能微投等家用系列产品，不仅实现百吋高清大屏显示，还具有漫反射投影的护眼优势，满足了当前消费者对家用产品的期待。核心器件突破创新光峰科技一直致力于激光显示核心器件的突破创新、产品化和产业化推广。并由此形成了从关键系统架构、核心器件到关键算法的激光显示全技术链的技术储备和专利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激光显示核心器件均为自主生产。光峰科技基于核心器件研发制造能力，能够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研发制造服务。工程投影打造“爆款”IP项目随着国家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持续支持，工程投影显示市场前景广阔。以工程户外景观显示为例，相对其它竞争技术，光峰科技激光工程投影机具有对景观文物无损害、安装拆卸方便、低成本、方便在不同场所下循环使用等众多优势。凭借2019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未来城市”、2019年上元之夜“点亮故宫”、冬奥会“冰火铸梦——首钢高塔光影秀”等一系列“爆款”IP项目，有力地提升公司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四、坚持“软件+硬件+服务”发展方向光峰科技始终致力于通过技术研发创新，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实现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愿景。短期来看，光峰科技通过技术迭代及产品升级，满足客户日益提高的个性化需求。长期来看，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物联网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人们的生活、娱乐、工作场景日趋多元化。在商用领域，光峰科技凭借自身核心技术优势，逐步融合家用投屏、远程会议等应用场景，为客户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在注重研发技术投入的同时，光峰科技立足于核心器件，坚持“软件+硬件+服务”的发展方向，通过软硬件的深度融合，以“硬核科技”为基础，软件系统升级加持，使终端用户能够更好地获得智能化的内容和服务，打通从技术端到内容端到服务端的链接，通过持续的产品服务，打造稳定长期的利润增长模式。五、坚持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新基建”催生新业态，为激光显示行业带来了更多的应用想象空间。光峰科技深化产学研融合，布局家用、工程、商用产品的创新应用，同时搭载了更多的软件应用，与其它智能终端形成互补。可以预见，光峰科技在未来新型显示领域将具有无限可能。光峰科技聚焦于利用成熟的产业链，创建新的激光显示技术架构，掌握核心器件的设计与制造。核心器件凝聚了ALPD技术高亮度、宽色域、高对比度、相对成本较低的诸多优势及特点，质量性能得到下游客户认可，奠定了公司在激光显示产业链核心供应商的地位,从而在5G、AI-IOT时代等方面提供了更多的结合场景，打造开放式平台运营，以此实现整机性能质的飞跃，进而促进与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等垂直行业应用融合发展。作为激光显示领域的领军企业，光峰科技秉持着“价值主义、技术主义、长期主义”的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价值创造为驱动，打造“机制牵引、体制保证、文化导向、能力支撑”管理循环，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不断推动技术升级发展，建设领先的研发平台，提升ALPD激光显示技术在激光显示领域乃至整个显示器件行业的竞争实力，充分尊重海外市场对知识产权的重视，通过给用户创造价值方式开展海外业务和市场拓展。秉承“用科技之光，创造美好视界”企业使命。2020年光峰科技将聚焦于才华横溢、有创业激情、对核心业务长期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优秀人才。树立了“尊重客户、业绩导向、说到做到，绝不放空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核心价值观。持续宣贯加强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驱动企业发展，加深公司内部凝聚力，建设“激发-高绩效型”组织。面向未来，光峰科技以客户至上为基本理念，聚焦为用户带来长期使用价值的技术开发，给投资者带来长期有效的价值回报，给社会公众带来更好的服务。免责声明：文章内容来源网络，不代表红周刊立场，转载的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知识分子”（ID：The-Intellectual），整理| 杨 雪 。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大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1.7万亿。然而，这万亿研发经费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从哪些部门来、去向哪些部门？使用中国财政研发经费的大学和科学院的研发活动如何？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支出情况如何？各类政策对研发经费支出的效果如何？近日，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知识分子》网站首次发布《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18）》（报告全文见文末链接），全面梳理、解读和分析了中国2000-2016年的研发经费，从总量结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公共政策四个部分，回答了上述问题。要点速览： 1.中国研发经费支出规模世界第二，强度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 中国政府研发经费占总经费的20%3.中国企业研发经费占总经费的78%，华为的研发经费超过中国全部境外上市企业4.企业成为中国研发经费绝对的来源和执行部门，与美国相似，但美国更为多样化5. 地域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是其他地区总和的2倍6.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应用研究差距较大7. 不同政府部门的研发经费管理规模差异较大，中国科学院规模最大8. 高等院校研发经费支出差异较大，清华大学支出最多。高校与科学院在研发功能上存在同质竞争9. 三种公共政策对研发经费支出力度呈上升趋势支出规模世界第二根据报告，中国研发经费支出目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00年特别是2006年以来，中国研发经费支出相继超过了韩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2016年投入规模是美国的44%，日本的1.5倍，德国的2倍，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研发经费总和的1.5倍，2017年达到17606.1亿元，但与美国的绝对差距保持在3000亿美元。中国与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支出规模增长比较(2000-2016年)经费从哪里来？报告显示，从2009-2016年，中国政府研发经费稳步增长，政府研发经费支出由1358.3亿元增长至3140.81亿元，占中国研发经费总额的20%。2016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研发经费（包括科学技术支出中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分别为2003.88亿和1777.92亿。中央71个部门中41个部门具有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为1543.7亿元，占中央政府研发经费支出的77%。中国政府研发经费的位置与构成(2016年)2009-2016年，中央政府研发经费的主要类型是应用研究，地方政府研发经费2012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主要类型是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研发经费主要类型(2009-2016年)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总额为12144亿元，占中国研发经费总额的78%。其中，中国境内上市企业的研发经费占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39%；中国境外上市的占6%。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指出，2016年，华为的研发经费为825.68 亿元，占中国企业研发经费的7%，超过中国全部境外上市企业的研发支出。中国企业研发经费的位置与构成（2016年）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境内上市企业中工业与信息技术行业总研发经费占比超过一半，医疗保健行业仅占5.59%。境内上市企业研发经费规模前10强均为“中”字头的国有企业，中国石油排名第一，而阿里巴巴研发经费支出与中国石油相当。中国境内上市企业研发经费分行业支出规模(2016年)1995-2016年，中国研发经费部门来源结构从政府和企业双主体变成了企业单主体，部门执行结构从企业和科研机构双主体变成了企业单主体。在美国，企业亦已成为绝对的来源和执行部门，但比中国更为多样化。根据报告，从经费来源看，中国政府研发经费主要流向科研机构，其次是高等学校；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经费流向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高等学校和企业比例比较均衡。从经费执行看，美国研发机构经费全部来自联邦政府。中国研发机构经费约80%来自中央政府；美国高等院校约50%来自联邦政府，自筹经费比例高；中国高等院校主要依赖政府和企业。中美研发经费部门来源-执行结构比较(2015年)去向分布不均首先是，中国科研经费支出地域分布严重不平衡，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差距逐步拉大。2016年，东部地区首次突破万亿元，是其他三地总和的2倍，东北地区只有665亿，中部和西部约在2000亿左右。中国各省市区研发经费支出规模前三位的是广东、江苏和山东，均超过1500亿元；支出强度前三位是北京、上海和天津，均超过3%。各省市区研发经费支出差异明显，排名前三位的研发支出经费共计5628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的1/3。中国四大板块研发经费增长(1999-2016年)而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配上，中国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基数小、增长慢。报告显示，从1995年到2016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维持在5%，应用研究经费从26%下降到了10%，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69%增长到了85%。2016年应用研究经费1610亿元，基础研究经费822亿元，而试验发展经费总量大、增长迅速，达到了13243亿元。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内部支出规模(1995-2016年)2015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比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明显不足。美国和日本的投入比例均在30%以上，英国和法国则高达60%。中国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不仅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更重要的是应用研究差距比较大，不到美国和日本的一半，与英国和法国的差距更大。中国与主要国家研发经费类型比较 (2015年)而且，报告指出，从1995到2016年，中国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的应用研究投入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中国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执行研发经费类型结构(1995-2016年)谁拿得最多？报告显示，中央71个研发经费管理部门中，中国科学院规模最大，2016年已接近500亿元，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和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三个部门研发支出占中央71个部门管理研发经费总支出的60%以上。报告指出，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间配置较均衡，科技部研发经费主要用于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研发经费全部用于基础研究；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和卫生计生委则将经费主要用于应用研究。中央财政研发经费主要管理部门(2016年)而在高等院校中，报告显示，2016年，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研发项目经费支出中，清华大学以29.2亿元位居榜首，高于第二位浙江大学近6.8亿元；其余大部分高校研发项目经费支出主要集中在5到10亿之间。报告还指出，中国不同高校之间研发项目经费支出结构差异明显，除西南交通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更侧重于试验发展外，其余高校研发经费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报告认为，高等院校与科学院的研发经费都主要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研发功能上存在同质竞争。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研发项目经费支出前30名 (2016年)公共政策影响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力度2015年，财政科技投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高技术企业税收减免三种公共政策共计投入1688.95 亿元，分别占企业研发总支出的5.4%，4.5%和7%。报告指出，受到政策资助最多的主要是内资企业，其次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最后是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2009到2015年，内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政策优惠比例在加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优惠比例在减小。中国政府公共研发经费政策(2009-2015年)注：本文图片均来自于《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18）》。制版编辑 | 皮皮鱼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前沿“深科技”成行业新风口 中国领衔相关领域投资增长过去20年中国的研发开支飙涨了大约400%，如今已经超过每年4000亿美元，接近欧洲和美国的水平。2018年，中国在高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区块链、无人机和机器人学、光子学、电子学以及量子计算七大领域共有28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约4990亿元人民币。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独角兽企业有12家，总估值达到1590亿元。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各国相关投资亦风起云涌。10月15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国际组织Hello Tomorrow在北京联合推出了题为《深科技生态破晓而来》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自2015年至2018年，包括高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区块链、无人机和机器人学、光子学、电子学以及量子计算在内的7个前沿“深科技”领域，吸收了全球私人投资总额接近180亿美元，年均飙涨超过20%。其中，中国的投资极具活力。“尽管目前深科技市场美国占据一半，但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迎头赶上，”BCG合伙人、BCG企业数字化加速器大中华区核心成员李懋华表示，“在政府科研投资支出方面，中国无论绝对值还是年增幅均占据重要地位，近三年深科技领域私人投资平均增幅高达80%以上，美国则仅有10%左右。”“深科技”投资风口当下“深科技”已成为全球竞相追逐的投资热点。高科技研究报告中所称的“深科技”，是指不仅高度创新，而且远远领先于当前的应用科技。它往往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才能创造出具有实用价值的业务或消费应用。BCG将包括高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区块链、无人机和机器人学、光子学、电子学以及量子计算在内的7个领域定义为“深科技”。BCG方面认为，“深科技”的发展在商业环境下有三大特点，一是“深科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深科技”走向成熟并推向市场需要较长时间，三是“深科技”对资金的需求巨大。“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投向从事原创科技研究的企业，针对深科技的投资在广度及深度全面开花。”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徐勤指出。根据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8年，7大领域的“深科技”企业吸收的全球私人投资总额已接近180亿美元，年均飙涨超过20%。其中，中美两国占全球“深科技”企业私人投资的81%，国内投资额分别接近146亿美元和328亿美元。美国在大多数类别占据领导地位，是投资的中心。同期，“深科技”企业吸收的私人投资远超非“深科技”企业。以量子计算领域为例，该报告显示，目前量子计算领域仅有八家“深科技”企业，其中两家在2016年和2017年的融资就达到了6400万美元。此外，“深科技”企业筹募私人投资的活动数量也超过非“深科技”企业。正形成生态系统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深科技”覆盖了从研发到产业化再到商业化的众多环节，因而它在持续演进过程中也形成了庞大的生态系统，囊括多种多样的参与者。BCG方面指出，“深科技”生态系统的参与者类型众多，来源更加多样化，包括初创企业、企业、投资者、高校和研究中心、政府、推动者。推动者包括孵化器和加速器、起协助推动作用的实验室（微观装配实验室），以及组织各种竞赛、活动和社群的团体。这样的多主体联盟不仅仅是以短期的商业目的为主，还注重某一行业的颠覆和承担社会责任。同时，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深科技”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流动性更高。 随着新兴技术和新兴行业的成长，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逐渐深化成熟。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推广，各方的角色和预期也在变化和演进。“它不是一个紧耦合，相对来说是一个松耦合，是一个动态的互存系统。”同时兼任BCG企业数字化加速器DAS大中华区负责人的徐勤这样表示。此外，“深科技”生态系统拥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结构。“深科技”生态系统的协调者并不是完全掌控全局的个体管理者，更多是像磁铁一样发挥吸引作用，其中的每一位合作伙伴都会影响生态系统的整体走向。这也就意味着，体量庞大、财力雄厚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能够左右方向，如设定研究和市场发展的方向，但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合纵连横，也能够对生态系统中的力量对比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上述特点导致了，在“深科技”生态系统中，营收与利润等传统的财务指标并非总是评估价值实现的最佳手段。“深科技生态系统往往需要通过间接、非传统、非财务的联系——比如数据和服务等——建立共识。”徐勤介绍道。中国成为火车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是“深科技”领域投资的中心，中国却是拉动“深科技”投资增长最大的火车头。据BCG方面介绍，在报告所覆盖的8682家企业中，尽管美国企业以4198家企业的数量，占比高达53%，但近年来，无论是数量还是全球“深科技”市场份额方面，美国企业均出现了下滑现象。反观中国，则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深科技”企业数量为746家，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二，超过了德国、英国和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从2015年至2018年，中国“深科技”的投资额保持年均81%的高增长势头，美国企业同期吸收的投资额年均增速则约10%。根据《经济学人》汇编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过去20年中国的研发开支飙涨了大约400%，如今已经超过每年4000亿美元，接近欧洲和美国的水平。从具体领域而言，中国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光子学和电子学领域的投资极具活力。根据BCG的分析，2016年至2018年，中国在这三个领域的资金总投入达到了88.8亿美元。其中，人工智能已成为中国最具潜力的“深科技”独角兽企业诞生之地。根据《2018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的数据和BCG的分析，2018年，中国在“深科技”七大领域共有28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约4990亿元人民币。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独角兽企业有12家，总估值达到1590亿元。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大量的资金投入，一方面确实能够助长深科技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催生泡沫化现象。“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市场的淘汰机制会对产业进行洗牌。”围绕深科技领域存在的泡沫化现象，李懋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他看来，泡沫的形成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深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优胜劣汰。尽管泡沫化现象难以避免，但李懋华认为，通过在全球和中国范围内建立良性循环的“深科技”生态系统，有望压缩泡沫化的过程。“只要充分运用成熟企业本身已有的客户资源、技术和能力，辅以高校院所的人才，充分借助政府的支持和推动者的推动，形成一个深科技生态，就能够促进深科技企业健康快速地发展。”围绕中国“深科技”在全球的未来发展前景，李懋华表示了充足的信心。“中国的深科技企业植根中国本地市场，有大量的使用场景。按照深科技发展的自然规律，会有越来越多的优良企业逐步脱颖而出。”

康佳集团作为一家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平台型公司，一直在加大技术创新研发方面的投入，加快在半导体、5G等新兴领域的前瞻布局。迄今，康佳集团不仅成立了创投平台—康佳之星，还通过成立5G超高清联合实验室、重庆康佳半导体光电研究院等来整合内外部资源，致力于5G、8K、Micro LED、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攻关和落地，持续推动康佳集团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向上跃升。康佳之星是康佳集团与华侨城集团重磅打造的创投平台。截止目前，康佳之星已在深圳、烟台、南京、成都等9座国内城市落地。同时，在美国硅谷、英国伦敦、加拿大多伦多等建立了18个创新基地。近期，康佳之星还正式入驻华侨城创意园，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创业生态圈建设。康佳之星创意园基地以“科创+文创”为核心、空间为物理载体、企业服务为引擎、社群为视角，着重于广大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孵化服务。其不仅硬件设施齐全，更在K-PARK园区内打造了聚星工场，将通过直播电商、短视频培训、品牌及个人IP代运营、网红孵化等业务，为企业升级"新零售"、布局线上及品牌“人格化”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其实，对于康佳集团而言，康佳之星只是集团业务的冰山一角。自成立以来，康佳集团大力推出转型升级战略，积极布局旗下各大业务版块。同时康佳集团更深耕核心技术，不断发力半导体、5G、AI等前沿技术领域，使前沿技术更加广泛地服务于各行各业，从而助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在5G方面，康佳与咪咕携手共建5G超高清联合实验室、与深圳移动建立首个5G商用基地，积极打造更加智慧化的万物互联解决方案。在半导体存储领域方面，康佳通过成立中康存储科技、合肥康芯威存储技术有限公司、康佳芯盈半导体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不仅自主设计并量产了具有明显市场竞争力的存储类芯片，还搭建了以“设计+封测+渠道”为模式的存储产业链条。在光电领域，康佳成立的重庆康佳半导体光电研究院，致力于Micro LED等光电技术研发，努力攻破国内“缺芯少屏”行业现状。康佳集团持续发力半导体、5G等新兴产业，为多业务协同发展提供新赛道。接下来，康佳集团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业务版块科学布局，抢占科技高地，推动康佳集团乃至整个行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持续进步。

来源：经济日报2020年5月13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在北京发布。此报告由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共同编写，并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该报告的第二次发布，去年曾发布2018年度报告。2019年，年报编写组以全国3200 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2018年成果转化数据为样本，综合采用数理统计、专家咨询、电话访谈及实地调查等方法，综合分析了填报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进展和成效、典型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报告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持续攀升。2018年，320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合同项数持续增长。合同金额达177.3亿元，同比增长52.2%，合同项数为11 302项。转化合同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单位有32 家，同比增长14.3%。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增势明显，合同金额为56.1亿元，同比增长78.4%。报告还显示出科技成果高价值转化不断涌现的趋势。科技成果交易合同均价大幅提高，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56.9万元，同比增长42.6%。技术入股金额增长强劲，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高达79.2亿元，同比增长56.2%。以作价投资平均合同金额达1559.3万元。大额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频出，中国科学院工程物理研究所的“中储国能（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成果转化项目合同金额达17.5亿元，上海科技大学的“基于配体导向的蛋白质降解技术平台的小分子抗肿瘤药物的开发许可”合同金额达8.2亿元。报告显示，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显著增长。2018年，现金和股权奖励科研人员6.8万人次。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达67.6亿元，同比增长44.9%。其中股权奖励为42.6亿元，同比增长75.8%。 报告还显示：产学研合作助力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提升。2018年，3200家高校院所所签订技术转让（包括转让、许可、作价入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简称“四技”）合同总金额达930.8亿元，同比增长16.6%。2018年，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总数为8247家，同比增长14.8%。创设和参股新公司2155家，同比增长16.2%。报告还总结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一些高校院所结合实际，探索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成果转化模式。如上海交通大学形成完成人实施成果转化项目“五步转移法”和作价投资项目“授权投资+产权分割”新机制，实现成果转化模式与机制创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着眼精密仪器与装备技术体系和领域，联合开展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多个高精尖产业研究和项目合作，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红旗产学研创新基金，累计成功孵化企业93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构建航空航天领域校地产学研合作平台，发挥行业特色推进优势成果转化，共建校地研究院7家，达成各类科技合作项目5000余项……报告也指出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实；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服务能力有待提升；中试熟化平台缺乏，供需双方对接渠道需畅通；科技成果转化相关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不充分，亟待加强；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和政策咨询服务缺位。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在3200家高校院所中，共有688家单位（21.5%）设立了技术转移机构，其中只有307家单位认为技术转移机构在成果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报告建议各部门、各地方与高校院所共同努力，找差距、补短板，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提高政策执行和专业服务能力，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出品："格致论道讲坛"公众号（ID：SELFtalks）以下内容为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演讲实录：我今天想表达的观点是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什么是科学？古代希腊的科学是“无用科学”，人们追求科学主要是以好奇心为驱动。现代科学起源于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欧，因为现代科学能够把科学转化为技术，从而大幅度地推动整个人类生产力的进步，所以说现代科学跟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曾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他认为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经济力量，那就是人类最大的痛苦。科学的本质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广大的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科学首先是要探索未知，发现世界的规律；其次要把人类认识的规律付诸实践；第三就是能把技术用来造福人类，这是整个科学的本质。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和中国每年的科研经费投入，它分为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其中，基础研究占整个科研经费的10%到20%之间，剩下80%以上的科研经费都要投入到实践，也就是实际应用方面，做出产品造福人类。那什么是科学家？科学家英文是scientist，这个是1833年英国科学史学家休厄尔仿照artist发明的，它指的是职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就是说只要你工作的主要时间是花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就认为你是科学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科学家这个中文词汇， 我们往往有一个误区，认为我们指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像华罗庚、陈景润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但是，实际上从事科学研究的副研究员、副教授的青年们，他们也是科学家。实际上，从事应用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其数量也远远大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为什么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我的观点分三个：国家需要、科研需要和个人需要。国家需要为什么说是国家的需要？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情。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GDP在过去两千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人类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让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比过去的帝王更加幸福。工业革命展现出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所以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各个国家都把科学作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欧洲就证明了这点。首先有文艺复兴，然后是科学革命，紧跟着带动了西欧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让整个欧洲全面超越了中国。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几千年一直是引领全球的，但是很可惜，因为没有抓住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机会，没有抓住现代科学的机会，让中国落后了。曾经讲：“由于过去种种历史原因，导致我们屡次与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所以这是我们中国过去几百年落后的一个原因。”我们看美国是怎么崛起的，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际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美国虽然不是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但是它是产业化的广泛推广地。正因为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机遇，所以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之后，美国紧跟着又在二战后加大了科技投入。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想尽各种办法，把德国的科学家基本上都弄到了美国，让美国成为20世纪四大发明的诞生地，成了全世界的科学中心。由于科技发明都诞生在20世纪的美国，同时它的产业化也做得好，所以美国现在还是全世界的领导者。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国在过去落后了几百年，但是很幸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过去30年，我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利用我国的人口红利，迅速让中国从一个不发达国家进入到GDP全球第二。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我们现在需要把过去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上来。所以，未来30年是中国创新红利的时代，我们人口红利没有了，我们要释放8000万科研人员的脑力生产力。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机遇，这也是国家为什么把国家战略调整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我们国家在2000年的时候，科研经费投入只有1000亿人民币，到2015年科研经费投入达到了1.5万亿人民币。经过15年的追赶，我们的科研投入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国家在科研上投入了这么多的经费，但是绝大多数的科技成果都没有转化成生产力。我们现在的科技成果转化是落后于科研经费投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产业化率提上去。如果这个提上去，中国就能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因为目前我们的科研经费全球第二，再过5到10年，我们的科研经费应该就能全球第一。而现在，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全球第一的，那我们只有一点不足，那就是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如美国，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提高的。中国的经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遇到了一个瓶颈、一个拐点。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我们的GDP增长都不到7%，这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亟需找新的突破。所以，这也是国家为什么在十八大以后，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原因。基于以上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国家提出全新的未来发展道路。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过去几年也在不断地升级。去年的科技三会指出，要在2050年把中国建设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也就是说未来整个30年，中国的发展就是科技创新这一条道路。十三五我们也把“创新”作为发展理念之首，而中科院在2015年也提出了全新的新时期的办院方针。过去中科院主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而在新的时期，国家也给中科院交代了新的任务，也就是说现在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这是新时代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所要面临的新的挑战、新的任务。从历史上来看，科学家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精英群体，总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国家贫穷挨打，面临着美国的核讹诈。当时，很多科学家虽然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积极响应了祖国的号召。以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中断了当时在国外非常好的待遇以及研究，毅然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来，为咱们国家研制出“两弹一星”，从此中国人民的腰杆才能真正挺起来，不再受美国人的欺负。所以说在那个时代，科学家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二战最危急的时候，美国汇聚了一批顶级的科学家研发了原子弹，而且原子弹也是爱因斯坦等一批科学家向美国政府提议来研发的。当时，美国汇聚了一千多个顶级的科学家来研发原子弹，由于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才能够及早地结束二战。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著名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图灵，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他也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应召为英国破解德国最著名的enigma机。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及时破译了enigma机德军密码，解救了至少1400万人的生命。所以，我认为科学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每个时代，人类社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科学家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科学家是一个国家的精英，国家的精英就要为祖国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科技创业是未来三十年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案例。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面临着石油危机、经济下滑、科技成果转化不利的局面。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但是却不能把成果转化出来。为了解决经济下滑的问题，美国及时出台了《拜杜法案》。美国80年代出台的《拜杜法案》，鼓励了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把成果转化出来，同时也鼓励了很多科学家去创业。所以，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又经历了信息革命，再次发展了二三十年，而且把科技成果转化率从5%提升到了50%以上。科研的需要另外，我认为鼓励科学家创业也是科研的需要，因为科学研究非常烧钱。中国过去十几年科研经费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的GDP在大幅度增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非洲国家有没有可能像中国这样，养这么多的科学家来从事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那是非常困难的。经济下滑一定会影响科学自身的发展。美国这几年由于经济下滑，特朗普上台后削减了科研经费，导致很多科学家现在申请科研经费非常困难，远远不如中国好申请。欧洲也在削减科研经费。所以，我们现在去美国和欧洲呼吁科学家回国来做科研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们在美国比在中国申请课题要难很多。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实际上已经快倒闭了，当时他们的教务长为了维持大学的发展，被迫把学校的场地租给了硅谷的企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形成了“产学研一体”的创业生态，让斯坦福大学成为今天全球第二的高校。而且，斯坦福大学创业成功的校友每年给学校捐十亿美元以上，是全球第一的捐赠。MIT（麻省理工学院）也在去年成立了引擎公司，专门帮助科学家创业，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所以说，全球最顶尖的高校也都在鼓励科学家创业。个人的需要第三个鼓励科学家创业的原因，我认为也是科学家个人的需要。首先，说实话，很多的青年科学家如果只走科研这一条路，要走到顶是非常难的，科技创业给了大家一条新的出路。科研人员出去创业，也能够很好地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不仅是能把成果研发出来，我们还能转化出去。以我自身为例。我过去在科研院所做的科研实际上是很一般的，但是我有一个很小的技术。因为孩子打针被扎了四针，让我感到很痛苦，所以我就根据光学影像技术研发出了血管成像仪。最开始是希望解决孩子扎针的问题，但是没想到老人、胖人都能用，最后还能解决其他很多病人扎针的痛苦。尤其在2015年埃博拉病毒的时候，我们还带了两台仪器，随第三军医大学去抗击埃博拉病毒。我们现在每年的销售额已经有两千多万，而且50%是出口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过去写文章得到的成就感，其实远远不如我把理论变成实际的成果，然后造福大众带来的成就感更大。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同时我也认为，现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然鼓励所有人创业，为什么不能也鼓励科学家创业？创业也是科学家的一种选择，人可以有各种选择，做什么选择都是自愿的。而且，科研人员为什么适合创业？因为科研人员的素质非常高。科研人员是我们国家的精英，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在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候、在其他人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科研人员当然应该挺身而出。如果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解决问题，我们当然应该站出来解决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很多顶级科学家、顶级企业都是从研究所出来创业的，从联想、到华为、到中兴，包括现在我们的科大讯飞，很多的企业家都是从高校、研究所走出来的。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案例。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新任校长就是科学家创业的典型，他不但是上市公司基因泰克的大总裁，而且还自己创办了生物公司。我前两天跟一个耶鲁大学的朋友聊天，他就讲，在斯坦福，如果一个副教授在升终身教授的时候，你的成果没有办法转化出去，你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技术能够为社会所用，基本上评教授是没有希望的。当然,我们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单纯地鼓励科学家直接出来创业这么简单。科技成果转化金字塔因为科技创业它也是一门学问、一门规律。只有2%的科学家适合自己出来创业，例如柳传志、任正非。但还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更适合当首席科学家，他来当CTO，然后由一些企业家来做成果转化。这20%的人，他们到企业里帮助技术转化出来就可以了。还有50%的科学家，他们做好自己的科研，可以培养他们的学生，让学生出去创业，同时可以跟企业家交流。打造创业生态但是我认为，因为中国的企业在过去三十年都是市场驱动的企业，现在很少有科技创业的企业，所以现阶段社会上的企业大多没有办法承接我们成果转化，从而导致了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鼓励一小部分科学家先走出象牙塔，先把科技企业办起来。等十年、二十年之后，社会上有一大批成功的科技企业家，这时候再有很多成果出来，就不需要科学家亲自出来又当企业家、又当科学家这么费神费力了。我们总结了科技企业创业CEO的必备素质，我们也在帮助科技人员转换成科技创业的CEO，我们会一直帮助他们。鼓励科学家创业不是那么简单的，还要手把手地教他们去创业。我们需要打造一个创业生态，就像斯坦福和硅谷一样，正因为有斯坦福大学和硅谷这样的生态关系，才会有今天硅谷这么好的创业氛围和环境，才会有斯坦福大学成功的“产学研一体化”的转化模型。我们围绕中科院光机所，搭建了研究所加孵化器、加基金、加培训的生态网络体系。我认为，当社会上的生态体系成熟之后，我们的科学家就更容易把他的成果转化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搭建一个硬科技创业雨林生态，就像国家成立的雄安特区一样。我们要围绕各个研究所、各个大学去搭建，就像中科院现在也在围绕中科院搭建北京、上海、合肥的科创中心一样，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态体系的问题。最后我想讲一点，我认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叫立德、立言、立功，叫“三不朽”。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也就是说，你不但要立德——有自己的德行能影响你的弟子、影响后辈，你还要能研发出你的理论体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的理论体系能不能为社会解决实际的问题，能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能够实现这三点，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追求。我认为中国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科学家既要有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也要研发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我们还能通过发明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科学家最完美的追求。例如屠呦呦并没有发很多篇学术文章，但是她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诺贝尔奖的评选标准就是立德、立言、立功。因为屠呦呦的青蒿素现在每年还能拯救几十万人以上的生命，这就是立德、立言、立功的最佳表现。包括我们学科领域里的高锟，他用一篇文章证明了玻璃可以传光，因为这一篇文章导致了光纤的诞生.光纤的诞生又导致了光通信的诞生，光通信又导致了今天互联网的诞生，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社会和大众的面貌。所以高锟最后获得了诺贝尔奖，我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最高的追求。我们中科创星给自己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孵化更多的企业，来助推中国重返世界之巅，来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格致论道”，原称“SELF格致论道”，是中国科学院全力推出的科学文化讲坛，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中国科普博览承办。致力于非凡思想的跨界传播，旨在以“格物致知”的精神探讨科技、教育、生活、未来的发展。获取更多信息。本文出品自“格致论道讲坛”公众号（SELFtalks），转载请注明公众号出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证券日报本报记者 李乔宇4月28日，同方股份发布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0.40亿元，同比有所下降，主要是公司继续控制竞争力不强、盈利能力较低的部分业务规模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8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107.67%；毛利率为21.51%，比上年同期略有提高。在各方的积极推动下，同方股份成功于2019年年底前完成了控制权变更，作为校企改革的第一单，顺利达到了改革方案的要求。公司控股股东由清华控股变更为中核资本，实际控制人由教育部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此外，公司还继续坚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陆续退出与公司主业关联度小或已经不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产业和业务，转让了辰安科技股权、公开挂牌退出了前海弘泰、注销了建和弘泰基金等，并根据市场情况减持了持有的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报告期内公司正在进行中的研发项目共计162余项，其中列入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计划的项目为43项。知识产权方面，截至2019年12月底，公司共获得中国专利权3878项，计算机软件登记809项，获得外国发明专利权1224项。围绕同方股份信息产业、安全产业和节能环保三大产业，各项工作及产品应用也得到有效推进。在计算机产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成立同方计算机技术研究院，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与华为、龙芯、飞腾等CPU技术公司及UOS、中标麒麟等国产操作系统公司进行密切合作，推出一系列全国产计算机。公司加快推进信创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先后成立同方计算机（内蒙古）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广东）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湖北）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浙江）有限公司，为迎接信创产品市场的高速成长做好充分准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5G新技术应用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各类数据中心产品先后中标了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中心、内蒙古高性能计算公共服务平台、中国移动2019年至2020年PC服务器集采（第一批次）亿元采购等重大项目。在安全产业方面，公司与清华大学、海关总署针对海关快速查验的需求，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安检系统应用相结合，联合研发推出了“智能审图”技术，并在海关实现了全面部署；2019年10月，向深圳海关交付了FG9000D货物/车辆CT检查系统；在民航市场，实现部分欧亚市场零突破，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捷克布拉格机场、委内瑞拉首都机场提供安检方案；科工装备领域，公司为辽宁海事局、河北海事局制造的巡逻船正式交接列编并投入使用。在节能环保产业方面，围绕城市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建筑与园区和智慧基础设施四个领域，利用产业平台资源优势提供相应系统及解决方案；报告期内，相继在陕西、北京、天津、青岛、武汉、杭州等多地承接项目。在环保领域，截至2019年底，公司承接运营了16座综合市政污水处理厂，2个工业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能力为65万吨，并还承接了淮安控源截污、金湖水环境治理两个PPP项目。同方股份表示，2020年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与中核集团业务的整合协同效应。在2019年销售收入基础上，保持平稳，合理控制费用与成本，力争维持或提升毛利率水平。加强与中核集团各有关院所及合作高校和清华大学各院系的合作力度，加大研发投入，做好技术创新、产业孵化培育工作。（编辑 张明富）

澳联邦科工组织（CSIRO）与澳贸委在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与投资大趋势》报告中，建议政府、大学和企业联合起来吸引海外资金在澳进行科研投资。报告表示，3.08万亿澳元（约合14.75万亿人民币）的额外投资将使澳研究部门助力澳经济从疫情中复苏。该报告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趋势提出了系列建议，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研发计划，促进数字出口、加强国际教育和使澳成为世界最安全旅游目的地等行动。该报告估计，疫情期间数字技术领域正在向全球扩展。CSIRO Data61部门主管乔恩·惠特尔表示，必须保持新冠疫情引发的快速数字化转型的势头。数据科学和技术对于推动澳经济复苏和建立未来的复原力至关重要。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数据科学之类的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澳创造新的财富，并在国际上改变澳大利亚的地位。根据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急剧收缩，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减少40％，而2020年度澳经济增长为-4.4％。但新的贸易和投资格局将发生转变，这将为澳大利亚提供发展数字化出口和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其他类出口的机会。经过与企业、行业、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广泛协商，报告强调了以下机会：1.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据科学来完善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投资吸引力战略；2.促进教育等数字化服务出口；3.扩大和投资澳大利亚的研发能力，包括吸引顶尖科学人才；4.充分利用澳大利亚作为旅游和商务安全目的地的声誉；5.促进澳大利亚的关键矿物出口；6.扩大澳食品、农业和农业技术出口；7.发展出口创汇的抗灾技术产业；8.发展贸易和投资的预见能力，包括风险分析和方案规划。来源：科技部

21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2018中国CVC行业发展报告》发布会。　魏晞　摄　清华发布中国企业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报告 互联网领域投资遥遥领先中新网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魏晞)21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2018中国CVC行业发展报告》发布会。报告认为，中国企业风险投资(CVC)投资频次和金额随着近几年创业市场的繁荣不断增长，在整个风险投资行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但任何想要搭乘CVC发展快车的“乘客”都应该合理布局所涉领域，控制风险。报告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创业邦联合课题组编撰。CVC，即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VentureCapital)，是一种创新的投资与管理范式，与传统的IVC(独立的风险投资基金)相比，CVC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容忍度高、增值服务多、企业估值高以及整体上对社会创新贡献更大。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廖理表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国际上很多大企业都开始使用CVC这种创新方式，一方面鼓励中小企业、创业企业和新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作为对企业本身战略的补充。当前CVC投资占到整个行业投资的20%，涉及到医药互联网、计算机软件、硬件等领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中国企业风险投资(CVC)已经初具规模，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大量的知名公司如联想、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万向集团、海尔等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企业投资部门或者投资子公司。其中仅腾讯一家，在2017年一年内就参与了127起投资事件。报告指出，在国家创业创新政策驱动及民众创业热情的带动下，从2013年开始中国CVC投资进入一个爆发式增长期，2015年整个行业的投资频率达到顶峰，超过了828次。2016年，受资本寒冬的影响，CVC投资频率略有下降。2017年前三季度投资案例数达401次。中国CVC行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互联网、IT、电信及增值业务和娱乐传媒四类行业。其中，投资在互联网领域的案例数和总金额遥遥领先，投资占比均超过三成。报告探讨了当下中国CVC发展机遇与趋势，并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克服新技术焦虑是首要前提，任何想要搭乘CVC发展快车的“乘客”都应该合理布局CVC所涉领域来控制风险。第二，CVC的崛起告诉我们，不一定要一味追求“新意”，有时候在“传统”的基础上深耕和拓延也是一种机会。第三，CVC作为一种崭新的风险投资组织形式，要充分与成熟的IVC或智囊型、管理咨询类的研究机构合作，扬长避短，脚踏实地。总体来看，中国CVC的发展规模在逐步扩大，本土化的CVC除了财务考量外，更多会服务于母公司自身的业务发展定位，对所投企业的风险容忍度较高，单笔投资金额较高，选择高科技行业和沿海企业进行投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