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始于

【创新者说】 科技创新，往往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必须鼓励科研人员做中国原创的、自主的科研。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创新，缺的是梦想，缺的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新能源汽车产业，要走得远、走得扎实，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基础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道路。要做最先进的东西，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要想实现创新，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基础科学的原始创新从哪里来？从基本问题中来，从科学预测中来，从发展趋势中来，尤其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技术创新也必须是别人没做过的，不然人家有专利，你必然要受制于人。我一直要求团队成员，对于热点问题，就不要做了。因为能成为热点的，早已经不是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了。自主创新，最忌“跟风”。从事创新工作，不仅要刻苦钻研，孜孜不倦，还要甘当“小学生”，敢于从零开始。无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们承担的科研任务都是从零开始，没有先例可循。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不断突破世界性技术瓶颈，在科技“无人区”一马当先。（本报记者罗旭采访整理）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科技创新，往往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必须鼓励科研人员做中国原创的、自主的科研。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创新，缺的是梦想，缺的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新能源汽车产业，要走得远、走得扎实，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基础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道路。要做最先进的东西，不能总跟在别人后面。要想实现创新，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基础科学的原始创新从哪里来？从基本问题中来，从科学预测中来，从发展趋势中来，尤其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技术创新也必须是别人没做过的，不然人家有专利，你必然要受制于人。我一直要求团队成员，对于热点问题，就不要做了。因为能成为热点的，早已经不是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了。自主创新，最忌“跟风”。从事创新工作，不仅要刻苦钻研，孜孜不倦，还要甘当“小学生”，敢于从零开始。无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们承担的科研任务都是从零开始，没有先例可循。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不断突破世界性技术瓶颈，在科技“无人区”一马当先。

想精确地了解科学起源于何时是徒劳的， 可以说比之想知道艺术的起源更难，因为艺术会使古人们在岩壁上留下万年之后也能识别的图画， 而科学却不如此， 它不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证据。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 想当然” 的角度去理解一下科学的起源。例如很早以前， 古人们就在观察天上的星星、 太阳、 月亮了， 对于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运行规律也作过一些臆测， 这些观察与臆测也许就是天文学的起源了。还有， 为了打猎时计算猎物， 远在文明诞生之前的古人想必也会找一些方式来进行这种计算， 例如数手指头或者在绳子上打个结， 这些就是最早的数学了。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 科学自然也开始进入它的“ 文明” 了， 即以文字来记录那些早已有之的简陋的科学知识了。这些东西， 我们从最古老的文字里就可以略知一二。例如从古埃及的纸草书里， 我们知道了那时有一个聪明的贵族， 他为法老设计了一座独特的计时装置。他先做了一个漏斗， 下面的孔开得很小， 然后在里面装上水， 让水慢慢地从小孔里漏下来， 甚至还在漏斗上标记了刻度， 这样， 在一定的刻度之间漏水所花的时间就是一致的， 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分钟或者一小时。这个计时器也可以说就是一种物理仪器。在与古埃及文明同样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 那里的古人们观察了天象， 并且把天上星星的位置作了一番记录， 制成一种星表。那一带的苏美尔人更发明了楔形文字， 在这种文字里有许多表示种类与属性的词汇，例如表示颜色的黑、 白， 表示种类的木、 石， 表示硬度的软、 硬等， 还用这些词汇来表示各种矿物。使几千年之后人们仍然能够区分出苏美尔人所描述的是何种矿物。这种命名法与现在我们在生物学或者地质学上所运用的命名法是相似的。如此等等， 这些知识就是人类最早的科学知识， 也是以后更为复杂的科学知识的基础。古代埃及人、 苏美尔人等的科学知识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传给了古代希腊人。关于古希腊人，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得够多了， 他们在文学、 哲学、 艺术等方面的成就直到今天依然为后人所景仰。与之相类， 古希腊人在科学方面亦成就非凡。在古希腊人的科学成就中我们最为熟悉的也许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了， 他以为世间万物均由原子组成， 千载之后， 他的学说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 被证明有着惊人的准确度。除德谟克利特外， 古希腊还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例如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他对数字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喜爱。例如他认为只有数才是和谐的、 美好的。他找了各种各样的数， 如长方形的数、 三角形的数、 金字塔形的数等， 它们都由一些数目小块构成， 具有美的形状。他还认为十是最完美的数， 因此天体的数目也应当是十。并且硬是臆造了所谓第十个天体“ 对地” 。毕达哥拉斯最伟大的成就是发现了勾股定理。古希腊著名的科学家还有天文学家菲劳洛斯、 医学家希波克拉底— — —他被尊为西方的“ 医学之父” ， 等等。这些伟人之后， 古希腊出现了另外三个更伟大的人物， 就是我们熟悉的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 特别是后两者， 除了是伟大的哲学家外， 同样是伟大的科学家。例如柏拉图， 在他的“ 阿卡得米” 里大教数学， 包括算术、 平面几何、 立体几何等， 另外还有天文学和声学等课程。在阿卡得米的大门口刻着这样的话：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亚里士多德则是比乃师柏拉图更伟大的科学家， 甚至可以说他主要是一个科学家， 其次才是哲学家。因此， 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 内容最丰富的不是形而上学的玄思， 而是富于科学精神的观察与研究。亚里士多德将他的目光投向了整个自然界， 把自然界的万千个体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试图从中寻求知识与真理。在他的学园吕克昂， 教学的主要内容不是阿卡得米的数学与政治， 而是倾向于生物学、 天文学、 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据杰出的罗马博物学家、 《 自然史》 作者普林尼记载， 亚里士多德手下有大批研究助手， 包括为他抓各种动物的猎人、 栽培植物的园艺工人、 从海里捕捞各种海生动物的渔夫， 加上其他辅助人员， 达上千之众。他们不单在吕克昂里为他服务， 而且遍布从希腊、 小亚细亚直到埃及的广大地区。我们不难设想这些人可以为亚里士多德找到多少花鸟虫鱼、 飞禽走兽， 亚里士多德凭这些东西建立起了古代世界第一座大动物园和植物园， 他的许多伟大发现也是从这些动植物身上得来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于科学的， 如《 物理学》 、 《 论天》 、 《 论生成和消灭》 、 《 论宇宙》 、 《 天象学》 、 《 论感觉及其对象》 、 《 论记忆》 、 《 论睡眠》 、 《 论梦》 、 《 论呼吸》 、 《 论颜色》 、 《 动物志》 、 《 动物的进展》 、 《 论植物》 、 《 论声音的奇异》 、 《 机械学》 、 《 论不可分割的线》 等。从它们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其研究领域包括天文学、 气象学、 动物学、 植物学、 生物学、 生理学、 声学、 机械学、 数学、 物理学等。这些学科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就是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创立的， 如动物学、 植物学、 物理学、 生理学等。亚里士多德之后， 古希腊文学、 艺术与哲学就趋向衰落了， 科学却不尽然， 仍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只是这个时期的中心不再是雅典， 而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是位于埃及北部、 濒临地中海的一个港口， 一度是古代西方最富庶文明的地方。在这里活跃着许多伟大的科学家， 像物理学家阿基米德、 数学家欧几里得、 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等， 他们使古希腊的科学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 这个时期大致是从公元前３世纪到公元前２世纪左右。这个时期之后， 西方的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即古罗马时期。古罗马的科学同它的文学与艺术一样， 大体是希腊人的翻版， 而且远没有希腊人来得伟大。古罗马的科学著作是用拉丁语写成的， 这个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有卢克莱修， 他的《 物性论》 既是伟大的哲学著作， 也是伟大的科学著作。还有普林尼， 他的《 自然史》 （ 也译作《 博物志》 ） 是古罗马最伟大的科学著作， 其中天文、 地理、 农业、 医学等无所不包，最丰富的是生物学知识， 整个第七卷到第十九卷都是介绍各种动植物的。动物中有各种哺乳动物、 爬行动物、 水生动物、 鸟类等， 当然也包括咱们人这种高级动物。植物的内容也同样广泛， 甚至还谈到了各种矿物。一句话， 凡我们这本书里所要论及的六大基础学科， 它几乎无所不包。普林尼生活在公元１世纪。他之后， 到了公元２世纪， 出现了两个伟大的科学家， 一个是天文学家托勒密， 另一个是医学家加伦。前一个人我们在后面讲天文学时马上就要讲， 加伦这个人有点陌生。您可能听说过人的四种气质， 即胆汁质、 黏液质、 多血质和抑郁质， 这说法最初就是加伦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身心特征有赖于４种体液之间的平衡， 即黑胆汁、 黄胆汁、 黏液和血液。他甚至还进行过动物的活体解剖， 对人体生理结构亦有相当了解。公元２世纪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此后帝国境内也诞生了不少杰出的科学家， 如３世纪的迪奥凡图斯、４世纪的泰昂、５世纪的海帕西娅、６世纪的辛普利西乌斯等， 这些人对于我们都是陌生的， 我们只说一下海帕西娅。海帕西娅被称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哲学家， 也是了不起的数学家， 是亚历山大城里新柏拉图学派的领袖。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西方历史进入了中世纪， 这时候阿拉伯人占领了原来属于罗马帝国的许多地区， 包括亚洲的所有地区和北非， 甚至欧洲的西班牙。他们成了科学的主角， 这时候最伟大的科学家是穆斯林伊本·西拿， 西方人称阿维森那。他是一个伟大的生理学家与医学家， 被西方人尊称为“ 最伟大的医生”。这时，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许多典籍都被译成了阿拉伯文， 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开来， 而它们原来的希腊文本与拉丁文本却消失在基督教的汪洋大海里， 西方人的科学也就像其哲学与文学一样进入了黑暗时期。中世纪对科学最大的贡献也许是诞生了大学。我们知道， 大学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 正如它是培养科学人才的主要基地一样。西方第一所真正的大学是成立于１ １世纪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后来法国的巴黎大学、 英国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等相继建立， 大学的建立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最主要的基础。

《自然法、自然法则、自然权利—— 观念史中的连续与中断》[美]弗朗西斯·奥克利 著王涛 译；商务印书馆；2015-11。---中译本前言考虑到这本小书的来由，我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希望看到它能被翻译成中文，使得中国读者能够更容易接触到它。当我刚开始研究西方世界的自然法学说史时，我主要关心的是牛顿物理学在现代早期欧洲出现的历史重要性。我那时被以下这一事实所困惑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都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尽管如此，它们却常常(在前几个世纪的思想生活成熟度方面)都领先西方。由此，我便去探究西方久远文化传统的独特之处，特别是细致地思考对自然秩序之本质的多元理解，故还有，由这个传统传递给现代早期世界的“自然法则”。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指出，现代科学兴起的根本前提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即每个细微复杂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确切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体现出一般原则”。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得到发展之前就出现了”，它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无意识的衍生物”①。实际上，他认为这种信念最终基于以下这个中世纪经院的上帝观念：上帝被看作既是人格化的，又是理性的。这个上帝观念(可以这么说)将希腊哲学家的理性与犹太教《圣经》/基督教《旧约》中全能全知的、人格化上帝的特征结合在一起。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项特殊的结合被证明是不同寻常的。一方面，在伊斯兰世界，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在穆尔太齐赖(Mu'tazilite)式的哲学理性主义主导了早期的一段时间后，某种神学极端保守主义开始出现。到了公元10世纪，阿里·艾什尔里(al-Ashari)和他的追随者开始反对希腊哲学传统的决定论，为《古兰经》中上帝的自由和全知全能辩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关于自然原子论，否认因果的必然性，对自然法这个观念不予理会，让上帝直接为发生在每个时间段上的一切事物负责。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世界完全是由神圣意志孵化出来的，一个自然秩序这样的观念就变成了某种准亵渎神灵的干扰物。这里确实没有对上帝的自由和全知全能的任何威胁，但是那种出于本能的、对一个稳定且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坚信也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缺失了后者，自然法科学也就几乎无处发展出来了。另一方面，就中国的主导性思想传统而言[至少就我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王玲和德雷克·布迪(Derk Bodde)那里了解的情况来说是如此②]，一位圣经式的创造者上帝，既人格化又全知全能的上帝，这个概念是非常陌生的。同样陌生的还有，(可以说是)被无中生有地施加到宇宙上的“自然法则”这个概念，即一种在牛顿科学那里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对自然法则的独特理解。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花了很多笔墨来勾画这种独特的自然法思想是如何在中世纪晚期出现的。通过这样的努力，我希望能够阐明这种非同寻常的哲学和神学间的协调。欧洲人在那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形成期找到了达致这种协调的道路。弗朗西斯·奥克利威廉姆斯镇，马萨诸塞州2014年12月---注：① A.N.怀特海(A.N.Whitehead)，《科学与近代世界)(Science and Modern World)，纽约，1948年，第13-14页。② 李约瑟、王玲(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剑桥和伦敦，1996年。德雷克·布迪(Derk Bodde)，《中国的思想、社会和科学：前现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想和社会背景)(Chinese Thought，Society，and Science: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pre-modern China)，火奴鲁鲁，1991年。---第二章自然法则：科学概念p32让我们从三段引文开始吧，要不是由于第二段和第三段引文在时间上远远早于第一段引文，并且来自地球另一端完全不同的文化这一事实，那么这两段引文似乎可以被当作是对第一段引文的回应。第一段引文，我摘自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个庞大系列之下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始于晚年的李约瑟这位汉学家、生物化学家。目前，另一些著作家仍然在推进这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李约瑟非常强调，在中国彼时或此时所流行的多种学术思想中，并不存在科学自然法则的这个概念。他指出，即使在耶稣会使团已经向中国引入了这一概念后，这个概念所得到的回应也寥寥无几。为了说明这项观察，他写了(1737年)下面这段话：p33一位传道士说，中国的无神论者在创世(的基督教学说)问题上，与在神意问题上一样，不受外来的影响。当我们教导他们，上帝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宇宙，他通过普遍律法管理着这个宇宙。这些律法与他的无限智慧相匹配，所有万物都以一种绝妙的规律性与这些律法保持一致时，他们会说，这些是空洞高调的东西，我们无法对此形成某种观念，这个论调根本就无法启迪他们的理解力。他们回答说，就我们所说的法而言，我们认为秩序是由一位立法者所建立的，这位立法者拥有命令他们、要求能够执行这些法的权力，并因而能够知晓并理解这些法。如果你说，上帝制定了法，这些法被能够知晓它们的存在物所执行，那么，动物、植物，以及宽泛意义上所有那些与这些普遍法则保持一致的物体就都拥有关于这些法则的知识了，这就意味着它们都拥有理解力，(他们说)这是荒谬的。[1]第二段引文，我摘自罗伯特·波义耳(“波义耳法则”的“波义耳”)，他常常(也许有些被高估)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较少受到争议地)被称为17世纪“英国自然哲学的伟大之父”。他指出，法这个词只能在比喻意义上被用来指向非理性实体的行为，因此“无生命物体的行为是无法由自己的行为来发动或减缓的，它们的行为是由实在力量而非法引起的”。原因在于，法是“道德原因而非物理原因”。他还补充说，虽然“为了表达的简明”，他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在讲到“自然法则”(时并不会犹犹豫豫，这一法则基于“事物的神圣创造者的意志”)，但是以下这一点依然是对的：严格地讲，法是“一种表意的东西，有智慧的、自由的主体必须根据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主体，它们自己能够“调整对自己力量的运用。p34第三段引文来自于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arez)，这位伟大的西班牙法哲学家。他在17世纪早期著书写作。人们很容易认为他采纳了波义耳的立场(这又是时空错乱的表现)，只不过增加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修正。在说明了上帝“根据他在宇宙中建立的普遍法则”来运行这个宇宙后，苏亚雷斯急忙就物理自然世界指出，“缺少理性的物体，准确地说，既无法作出守法行为，也无法作出服从行为”。尽管如此，他补充道，就“在宇宙中建立的……(自然的)的普遍律法”最终反映了宇宙运作的神圣模式而言，这个有关法的比喻还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这些律法根据“上帝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一般法则”反映出上帝的行为。p35这些说法本身就很有意思，但是我现在引用它们主要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它们解释了自然法则——这个概念在16和17世纪被提升到了如此显著的地位，成为那时物理科学所发生的新变更和为这种变更打下基础的新自然哲学的重要特征这个具体概念的独特之处。我在第一章中指出，自然法学说评论家的一个普遍做法是，从概念上，将描述物理自然世界中实体运作状态的法的科学概念与本质上为规范性的道德和法理用法区分开来，将前者排除在后者之外。本着这种精神，李约瑟本人承认“在现代科学的世界观那里，“自然法则’中并不存在或存留有关命令和义务的概念。(相反)它们现在被看作是统计上的规律，只有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才是有效的，是一种描述而非某种规范性的东西”。但是对于李约瑟来说，如果以跨文化的方式来思考(他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做的)，问题依然是“对这种统计规律的认可，以及对这些规律的数学性表达，是否可以通过西方科学实际采纳的途径以外的……其他途径获得”。西方的这条途径涉及通常被简单称为“科学革命”这个发生于现代早期的关键阶段。那时，居支配地位的自然法则概念(当然，它们还没有被人们从统计的角度来理解)也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是，除了描述性，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规范性的。让我来解释一下，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一p36回想一下第一章，我想说，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怀特海讲的施加性法则学说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个阶段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观。科林武德通过将其与在古代希腊思想家那里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进行对比，非常好地刻画了这种自然观。他认为，这个基本的对比来自于双方各自对自然的不同研究进路。他认为，希腊自然观，将自然看作是一种“被心智浸淫和渗透”的智慧有机体，建立在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自然世界与个体人类的类比上。现代早期的自然观——或更准确地说，使得古典物理学或牛顿物理学的发展得以可能的那种现代早期自然观——将世界类比为一台机器。自然不再被认为有能力以理性的方式，遵照它的内在法则安排自己的运动。在这种自然观看来，这个世界是去智慧的、去生命的，它所展现的运动是由外部施加的，“它们的规律性……同样是由外部施加的自然法则带来的”。科林武德总结道，因此，这种自然观预设了人类设计和制造机械的经验与一位创造性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这个基督教观念”。我认为，这是我们去刻画，使得古典物理学或牛顿物理学的发展得以可能的、那个哲学世界观转变的一种有益方式。毫无疑问，这是一则历史上的陈词滥调，即对自然的研究进路的转变意味着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对目的因的复杂结构、对自然过程的终极解释的拒绝，以及将其替换为一种更为经验性的自然科学，它关注数量，关注作用力上的因果关系，关注有条件的或可能的解释以及对自然施加的力。但是，科林武德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研究进路上的这一转变与施加性自然法则概念之显著地位的兴起之间的紧密关系。p37在探究这个特殊现象的过程中，李约瑟的目的是，通过一种跨文化分析和反事实论证构成的野心之举，来阐明为何像中国这样(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如此丰富且极具复杂性的文明传统没能产生现代早期欧洲所发生的那种重大科学突破。与此相比，我在这里打算做的事要甚为有限：我仅仅是尝试去解释，为什么在现代早期，从围绕在古代和中世纪自然法概念周围的悠久话语传统中，生发出了一种思考物理自然法则的独特概念(李约瑟关注的就是这个概念)。就像有关自然法的道德概念和法理概念话语包括许多不同的学说，与此相关且常有重叠之处的自然法则话语传统亦是如此。不管它是多么的松散、多么的不稳定，我们现在知道，生成这个话语传统的东西的确存在。p38在斯多葛著作家那里所流行的观点是——法学家乌尔比安的著名陈述是对此表示赞同的一则回响——存在一种自然法，它既是规范性的又是描述性的，它不仅调整着人类4的道德行为而且调整着宇宙自身的秩序。此外，在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法(lex)一词——它常常与规则(regula)一词交替使用——还被用来表示数学、逻辑学这些学科的原则[9]，而且(至少断断续续地)被加以延伸后，它被用来描述物理世界中现象运转的规律。如果说，到了13世纪，这后一种用法在论述自然的著作中已经逐渐消失了，那么这个概括还是存在一个重要的例外的。实际上，我们这里讲的正是那位非同寻常的人物，13世纪的法兰西斯会经院著作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阿里斯代尔·克伦比也许是过去40年中第一个对培根在其光学中对法的非常“现代”的用法进行评价的人。这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培根不仅反复提及“折射法则”，而且还反复提及“普遍自然法则”。培根的用法让克伦比如此地感兴趣，他将其视为“将物理数学化这样一个方案”的一部分，将“科学探究的对象从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或形式’转到公认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法则上”。p39就算李约瑟认真地对待这个说法，他实际上依然会基于以下这个理由而对其置之不理：培根提出的这个概念“在他那个年代并没有获得人们普遍的接受”。对此，如果有人试图表明，培根留下来的遗产要比李约瑟所认为的多，能够被证明的观念传承关系也依然是微弱的、间接的。即使情况并非如此，另外还存在一个问题：事实依然是，培根光学中的自然法则概念并不具有神学意涵和规范性意涵。但是，自笛卡尔之后，关于神圣立法的理念构成了在新物理科学和有关自然的相关哲学——它们被以下这些自然哲学家所积极推动：皮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沃特·查尔顿(Walter Charleton)、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及其他一些人，一直到牛顿——中起着核心作用的自然法则概念的一个基本面向。这个理念对于笛卡尔来说是如此的关键，因此他将上帝描述为——与一位强大的地球君王相类比——全知全能的立法者，他本身是他所施加在自然上的法则的动力因，这不仅仅包括那些运动法则和惯性法则(机械物理学基于此)，而且，更让人惊异的是，它还包括数学法则和逻辑法则。上帝也是孕育着自然法则的那些永恒真理的作者，以至于(虽然上帝这个想法本身仅靠人类的能力是无法理解的)他可以不受制于一切永恒真理而自由行动，可以使得一个圆的圆心到周线的所有直线不相等，可以使得二乘以四不等于八。p40那些在笛卡尔之后，掌握新知识的自然哲学家并没有走得这么远。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正如约翰·洛克后来所说的，正是因为调整事物或运动且具备“在普通事物中的，一种恒常的、规则的联系”的法缺少数学命题所具备的那种绝对必然性，因此，这些法则只能被归之于“全知的造物者的任意决定(或任意意志和良好意愿)，他以一种我们的脆弱理解力无法想象的方式，使得它们成为这个样子，以这个方式运作”。因此才会有科学家的如下坚持：“没有了运动法则，现有的状态和事物的进程就无法维持”，它们基于“事物的神圣作者的意志”(波义耳如是说)。或者是，“真正的哲学，其任务是……探究那些法则，伟大的创造者事实上选择了这些法则，基于这些法则，而非其他什么法则(上帝愿意的话，他可以用其他法则达到同样效果)，他来建造出这个世界的最美妙构造。”[罗杰·柯特斯(Roger Cotes)在他编辑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二版中如是说]。或者可以说，上帝这个存在，“作为万物的主，而不是作为这个世界的灵魂，在管理着所有事物”，通过他自己的意志，他将自然法则施加到天体上，“将所有事物纳入到准确的法则下…除了那些采用其他方法反而更好的情况”(牛顿自己如是说)。p41也许我们应该再指出一点，牛顿在他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版所做的前言中还告诉我们，对自然的现代研究“拒绝(古人所讲的)实质形式和神秘特质，它致力于将自然的现象从属于数学法则”。毫无疑问，这些法则内在于事物的自然。对处于静止状态的物体再多研究也无法告诉我们它们可能的运动，因为运动并不是某种潜藏着的潜能所带来的结果，而仅仅是“施加之力"的结果。牛顿在《光学》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力很有可能不同于其现在的样子，因为上帝能够“改变自然法则”，能够在宇宙的许多地方，创造出几种不同类型的世界。”那么，接下来有待回答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自然法则概念在16和17世纪的新科学思想中显露出来。毕竟，这种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更为宽广且非常多样的自然法则话语中的这个特定理解或这个特定思想传统会在现代早期的自然哲学中古据如此显要的地位。正如艾德加·齐尔泽(Edgar Zilsel)在1942年所指出的(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解释现代经验科学的兴起这个全局性的大问题并不能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当科学名家(virtuosi)努力探究自然中可表达为数学公式的机械规律时，他们并不必然就会将这些规律解释为神圣施加之法，但他们的确是这样来解释这些规律的。这个事实，在齐尔泽看来，是与此同时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结果。首先是这样一个一般性假设：上帝对世界的统治这个观念必然是来自于“对自然和国家的比较”，来自于将人关于尘世君主及其统治的观念转入到神圣范畴中。他接着谈及相关的历史假设，即斯多葛的普遍自然法学说与(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希腊化时代大帝的兴起是相关联的。在做了这些假设后，他认为，同样合理的是，将16和17世纪物理自然法则概念的兴起与封建制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君主绝对主义的重现联系起来。“以下这点绝非偶然”他指出，“上帝作为宇宙的立法者这一笛卡尔式观念在让·博丹(Jean Bodin)的主权理论之后仅仅40年就出现了。p42李约瑟随后应当会赞同这个解释——它指出，这个解释“应当在原则上是正确的”[21]——对李约瑟的这个看法其实是一个奇怪的看法，它面临着多重难题。其中的一个难题是，正如李约瑟自己所承认的，它“使得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悖论：在中国，帝国绝对主义占据了很长一段时间”，与西方相比，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自然法则观念，更不用说我们这里所谈及的神圣施加之法这个观念了。即使我们先不考虑这点，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齐尔泽的解释基于这样一个错误，他没能意识到怀特海所观察到的那项区别：被认为是内在于世界自身结构且来自于构成这个世界的那些存在物的本性的自然法则与那种被理解为由外部施加给这个世界的行为模式(反映了全知全能创造者上帝的命令)的自然法则。一旦作出这项区分，齐尔泽将关于斯多葛自然法则观念(毕竟，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内在主义立场)的兴起归功于逐渐发展的君主绝对主义的广泛影响的做法就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了。p43的确，笛卡尔者在宣扬神圣施加的自然法则这个观念时，借助于和立法者君主的类比，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论证中使用这种上帝一君主(或，有时候是上帝一教皇)的对应法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从至少13世纪晚期到至少18世纪晚期，这些对应法实际上是神学、哲学和法学思潮中的一个陈词滥调。在18世纪晚期，它们以物理神学论证的面目隐藏在著名的克拉克一莱布尼茨(Clark-Leibniz)通信中。此外，我还想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意识流向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人们在通过举出上帝的行为模式以阐明人类最高权威(无论是君主的、教皇的，还是帝国的)的法律权力和管理权力的范围时，与他们在通过与人类的类比来阐明神圣权力的运作方式时，他们对这个对应法的应用是一样多的。在博学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的政治著作中，这一做法体现得非常典型。詹姆斯一世在援引和分析神圣权力以说明他自己的君主特权时比他在说明其他问题时表现得更为雄辩(虽然略微有些笨拙)。他这样做其实是在阐述一种君主神学。p44但是，如果一种君主神学可以成为17世纪政治思考的推动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去阐述那些社会政治缘由(这种阐述既笨重又不精确)，以此来解释神圣施加的自然法则观念为何在现代早期的科学家那里获得了显著的地位？为了能够理解这些科学家所称的他们那个时代的物理神学，我们是不是最好提议先去探究一下之前发生在哲学传统中的变化，特别这个传统中与通常被归为自然神学或哲学神学相关的那部分。这当然就是我打算要去完成的探究。这项探究将会使我(再次希望我对斯通模仿获得他的谅解)进入到另一项观念追溯工作中，一直要回到古代作家。但这项工作同时也会带给我以下这个结论：正是在14和15世纪，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对物理自然法则新的理解的出现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观点转变。二（略）三p63在这项为了探寻一条解决之道而展开的、冗长的观念追溯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也许我再向你们提醒一下这项工作声称要为其给出答案的那个问题是明智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发生了以下这样的事情？即从流行于之前几个世纪的那些不完善的、断断续续的、极为多样的关于自然物理法则的话语传统中，怀特海所讲的神圣施加的自然法这一特定学说就会在现代早期上升到了如此显著的地位。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想要证明，有关于此的证据不断地指向神学所带来的、人们在思考那些相关问题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在14、15世纪就已经发生了，它刺激人们朝着怀特海所讲的施加性法则及施加性法则背后的形而上学图式的方向迈进。当然，这个迈进是复杂的、不完善的、不平坦的。p64在中世纪晚期，虽然这个有关法的比喻还没有那样明确、那样频繁地被用到自然世界上(这种使用后来在17世纪末期的科学著作非常常见)，但在哲学话语中，它绝没有缺场。甚至连威廉·奥卡姆(我没有发现他曾在明确的科学含义上使用过“自然法则”或“自然法”这些个词)，也确实用过这个有关法的比喻来指上帝在有关他的创造的行为上运用规定权力时所遵循的固定秩序。因此，与其他许多中世纪晚期思想家一样，他谈及“规定的律法”，使用“根据普遍法”或“上帝规定的、确立的律法”这样的表达，将它们作为“当下的秩序”或“赐予的神圣秩序”的同义词。以与此相同但却更为明确的方式(因为他以更为融贯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皮埃尔·德·阿伊——他经常将“作为约束之法中的第一约束性规范或律法”的上帝意志与“作为动力因果律中的第一动力因”的上帝意志进行比较——运用了如下这些具有提示性的词组“根据自然的普遍进程”、“根据普遍法则，自然地”、“自然地，或者说根据规定性律法”，甚至更为明确地说，根据“上帝规定在事物中的自然法”，或“根据天国的律法”，或上帝施加给自然世界的其他律法。此外，在说了上帝为自然之物规定的律法后，他在某一处(似乎是)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律法由外部施加的本质，并承认这一点与将宇宙类比为时钟有关。这个类比在17世纪由罗伯特·波义耳推广，并在18世纪的自然哲学中成为了老生常谈。[49]p65所有这些对李约瑟所提及的18世纪的中国评论家们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如李约瑟所说，其他人也指出了这点)他们(至少在他们的主流和最持久的思想传统中)缺乏对人格化的、超越性的立法之神的明晰概念。但是上面这些内容的确清晰地说明了一种在14世纪就已出现的，即具有规范性又具有描述性的物理自然法则观念是如何出现的，这个观念在17世纪的科学名家的思想中上升到了非常显著且核心的地位。接下来，依然需要弄清楚的是，关于物理自然法则的这个独特观念是否提供了某种模板，而我们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道德和法律自然法是在遵照着这个模板。如果我在目前所做的那些评述的有些地方无意地肯定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将证明这一点。我这里应当指出，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注释：（略去了一些英文原著索引）[1]李约瑟( Joseph Needham)，“人法与自然法”( Human Law and the Laws of Nature),，载于李约瑟，《大转变东方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多伦多，1969年，第299—333页(位于第308页)。[9] 因此经院著作家西班牙的皮特( Peter of Spain)、希雷斯伍德的威廉( William of Shyreswood)和罗杰·培根( Roger Bacon)将不矛盾的根本逻辑原则称之为矛盾之法( lex contradictions)。参见简·E.露比，“科学之‘法’的起源”,第348-349页。[21]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第542页。但是，德雷克布迪( Drek bodde)坚持认为，“除了那些李约瑟博士拿来进行论证的主导性观点外，还存在一种少数派观点，非常少的一些早期中国思想家表达了这种观点。与人们起初可能预想的情况相比，这种观点其实与强调“自然法’的那些理念非常相投”[《中国的思想、社会和科学：前现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想和社会背景》( Chinese Thought, Society,and Social Backgrou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modern China)，火奴鲁鲁，1991年，第344页]。 [49]例如，德雷克·布迪，《中国的思想、社会和科学：前现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想和社会背景》,第344页。布迪在那评论道：“……在一位全能的神这个理念上的缺陷，也许是‘自然法’概念没有在中国得到比之前更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注：每段第一行，左缩进的为原段落；左对齐的是后分段落）《自然法、自然法则、自然权利—— 观念史中的连续与中断》[美]弗朗西斯·奥克利 著王涛 译；商务印书馆；2015-11。作者简介弗朗西斯·奥克利，美国威廉姆斯学院荣休教授、名誉校长及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名誉主席。其研究领域为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宗教史、思想史。他的主要著作有《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教会》《政治与永恒：对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政治思想的研究》等。译者简介 王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内容简介自然法、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是西方现代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观念。一书是对这三个重要观念的独特内涵、演变过程及内在关系的一项观念史研究。本书作者奥克利打破传统的时代划分，在追根溯源、古今对照的基础上，聚集14至17世纪这个时段，从历史角度说明了这些观念或连续发展或发生中断的复杂过程。奥克利借助于怀特海对“内在自然法则”和“施加性自然法则”的区分，重点探讨了西方现代早期作为道德和法理概念的“自然法”与作为科学概念的“自然法则”的形而上学基础，并从观念史角度追溯这两个新观念的历史渊源，集中分析了始于14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转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奥克利讨论了学界热议的自然权利起源问题，分析总结了施特劳斯、麦克弗森、维利、塔克、提尔尼等人的代表性研究，并对其做出了自己的回应。---目录前言 /1第一章形而上学图式与思想传统 /5第二章自然法则：科学概念 /32第三章自然法：备受争议的转变期 /66第四章自然权利：起源与基础 /95后记 /124注释 /127索引 /175译后记 /189---《自然法名著译丛》总序一部西方法学史就是一部自然法史。虽然随着19世纪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等现代学说的兴起，自然法经历了持续的衰退过程。但在每一次发生社会动荡或历史巨变的时候，总会伴随着“自然法的复兴”运动。自然法所构想的不仅是人自身活动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它既影响着西方人的日常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也影响着他们对于整个世界秩序的构想。这些东西经历千多年之久的思考、辩驳和传承而积淀成为西方社会潜在的合法性意识。因此，在自然法名下我们将看到一个囊括整个人类实践活动领域的宏大图景。经历法律虚无主义的中国人已从多个角度试图去理解法律。然而，法的道德根基，亦即一种对于法律的非技术性的、实践性的思考却尚未引起人们充分的关注。本译丛的主要目的是为汉语学界提供最基本的自然法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还原一个更为完整的自然法形象，从而促使汉语学界“重新认识自然法”。希望通过理解这些构成西方法学之地基的东西并将其作为反思和辩驳的对象，进而为建构我们自身良好的生存秩序提供前提性的准备。谨为序。吴彦2012年夏【自然法名著译丛】第一辑1.《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美]杰曼·格里塞茨 著2.《实践原则、道德真理与最终目的》[美]杰曼·格里塞茨/约瑟夫波义尔[英]约翰·菲尼斯 著3.《自然法理论》 [英]约翰·菲尼斯 著4.《圣托马斯·阿奎那与自然法传统——当代视角》[美]约翰·戈耶特/马克·拉特科维奇/理查德·迈尔斯 编5.《论法律》[意]阿奎那 著6.《自然法传统——一位哲学家的反思》[法]耶夫西蒙著7.《自然权利》 [英]大卫·乔治·里奇 著8.《自然法、自然法则、自然权利——观念史中的连续与中断》[美]弗朗西斯·奥克利 著9.《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德]施塔姆勒 著10.《法概念与法效力》[德]罗伯特·阿列克西 著

科学家的由来“科学家”这个词在拉丁文中是“scien”，即了解的意思；英文“science”，泛指一切学习的形式；德文是“diewis-senschaft”，可与科学通用。有人曾对科学家下过这样的评语，说他们具有“敏锐的观察，精细的实验，谨慎的分类，证据的搜集，结论的研判”等素质。古时候虽然有从事科学事业的人，但没有科学家这个称呼。“科学家”一词诞生的时间约在1840年，创造这一词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兼哲学家费米尔，他说：“于一般科学领域里，孜孜不倦的耕耘者，我们急需给予他们一个适当的称谓，我想称呼他们为‘科学家’。光合作用的由来1771年，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利做了一个实验，他把老鼠和薄荷苗放到同一容器里，尽管和空气隔绝，老鼠也能生活一段时间，而没有和薄荷苗生活在一起的老鼠则很快就死掉了，这个实验使得普利斯特利意识到，绿色植物能使密闭容器的空气变得清洁。1779年，荷兰科学家英根毫茨进一步证明，阳光是绿色植物净化空气的条件。如无阳光照射，绿色植物无法使污浊的空气变得清新。19世纪初，瑞士人谢尼泊把金鱼藻浸在水中，放到阳光下，叶子上便冒出气泡，他把这种气体收集到瓶子里，再把火柴余烬插进去，火柴梗便燃烧起来。可见植物在阳光下放出的气体是能够帮助燃烧的氧气，以后，他又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现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1862年，法国生理学家萨克斯进一步发现，植物中的叶绿体在阳光下才能变为绿色，产生的第一个可见物质是淀粉。他由此证明绿色植物能够利用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氧气和碳水化合物。19世纪最后的两年，贝尔纳斯把绿色植物的这个生理活动明确地称为“光合作用”。钢筋混凝土的由来钢筋混凝土的诞生地是法国。法国花匠蒙尼亚经常要移植温室中花盆中的花，一不小心就会把花盆打碎，他先用木盆代替，但木盆比瓦盆贵。当时，水泥已得到了应用，蒙尼亚便用水泥来作花盆，虽然水泥花盆比瓦盆坚硬，但仍易碰裂。1868年的一天，蒙尼亚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在水泥花盆的外面缠上几道铁箍用以加固。为了花盆美观，他又在那些铁箍外面涂上一层水泥，硬结后，发现这种花盆特别坚固，不易碎裂。后来蒙尼亚又用铁丝作骨架，然后在铁丝骨架外面抹上水泥，硬结后就成了坚固的美观的花盆。根据这种花盆的构造，便诞生了钢筋混凝土。现在，钢筋混凝土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建筑领域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建筑料。 激光的由来195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美国物理学家查利斯·汤斯正坐在华盛顿富兰克林广场上的一个长椅上观赏杜鹃花，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从分子中获取高纯度电磁波的方法。因为这时的汤斯正在进行受激辐射的研究。他想起了两个新的名字：“脉射”和“雷射”（即激光）。随后经过3年的试验，他所制造的微波激射器通过氨分子的自然振动成功地产生出非常纯净的辐射周率。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最好的计时器的精度为10亿分之一秒，而用氨气雷射作原子钟的心轴，一下子把精度提高到100万亿分之一秒。1957年汤斯又回过头来研究超短波。通过实验，他发现短红外线的波长周率几乎比微波高10000倍。1958年12月，汤斯和肖洛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实用激光问题，并开始着手试制激光器。1960年休斯航空公司的物理学家霍曼造出了第一台实用激光器。地热发电的由来人类利用地热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地热资源的分布不均，地热能既不能长距离输送，又不能长期储存，致使偏僻地区地热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随着蒸汽机的出现，人们对于地热的利用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04年，在意大利的拉瑞罗地热田，科学家们利用地热蒸汽试验发电成功，并于1913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大型地热电站。于是地热电站很快便风靡整个欧洲。目前已有14个国家在利用地热发电。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盖瑟斯地热蒸汽电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地热电站，装机容量达113万千瓦。而我国利用地热发电始于1970年。电子管的由来1883年，美国的发明大王爱迪生确立了他的爱迪生效应，即置于真空中加热的灯丝会发射电子，而且电流只单方向地向另一金属极板流动。这个效应可以说对于电子管的发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04年，英国的J·A·弗莱明发明了二极管，并被很快应用。两年以后，福斯特又发明了三极管。自从三极管发明之后，电子学迅速发展。电子管又有四极管、五极管，以及后来造出的超小型电子管，还有磁控管、低温管等。晶体管的由来在晶体管发明之前，许多电子器件上所使用的都是电子管。但电子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体积较大，无法适应电子器件越来越小型化的要求。为此，肖克莱、巴丁和布拉顿三人组成了一个科学研究小组，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们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只晶体三极管。1947年12月23日。肖克莱等人在首次实验中曾将声频信号放大了上百倍。1948年7月，他们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发明。由于晶体管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寿命长、省电等显著优点，因此，发明不久，就在很多方面取代了电子管。晶体管的出现使无线电技术从电子管阶段跨进了晶体管的新时代。它在无线电技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地铁的由来世界上最早的地铁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伦敦。当时伦敦市民的主要出行工具是马车，所以使得整个伦敦的交通异常拥挤，随之而来的便是众多的交通事故。这让一个名叫查尔斯·皮尔逊的律师一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大量的诉讼案件让他感到筋疲力尽，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解决交通拥挤问题，从而避免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此时火车冲进了他的脑袋，火车速度快，载运量大，是个好工具。但是转而一想，火车怎么能在大街上乱跑呢？于是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天，他在家里打扫卫生，发现墙角处有一个老鼠洞，他恍然大悟，火车也可以在地底下跑啊。此时的他兴奋极了。于是他便向政府提出了这个建议，并且得到了采纳。于是在1863年1月10日，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在伦敦诞生了。电梯的发明19世纪中叶，美国机械工程师奥帝斯发明了几种节省劳力的机器，1852年他设计并安装了第一部具有自动安全设备的升降机，可是在防止吊绳或吊链折断时经常会发生事故。后来，奥帝斯成立了一家小型的升降机工厂，这家工厂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梯公司。在1889年之前，奥帝斯公司的产品都还只能算是升降机，直到他们在1889年首创以电动机转动绞盘，让齿轮承受重荷。至此，真正的“电梯”才算正式问世。原子反应堆的由来1939年1月，天才的恩里科·费米听到德国利用中子核裂变成功的消息。当时他刚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他既是工程技术人员，又是科学发明家。他听到德国铀核裂变成功的消息后，立即联想到原子反应堆的可能性，于是他开始奔忙，组织了研究小组，他往往今天作为科学家彻夜进行理论计算，第二天则在考虑取得石墨的方法，计算石墨的形状。他建立的反应堆理论，现在的原子力学教科书还原封不动地使用。1942年12月2日，费米的研究小组聚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足球场一端的巨大石墨堆前面。在石墨中埋着7吨天然铀反应堆，按照费米的指挥，随着控制棒一点一点地抽出，计数管开始发出咯嗒咯嗒的声音。拔到一定的程度，计数管终于发出激烈的声响，表示正在发生链式反应。这是人类第一次人工发生并控制原子能的时刻。黄金分割的由来所谓黄金分割就是指将已知的线段分成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是全线段与另一部分的比例中项。该部分与全线段之比称为黄金比或黄金分割数，其值为0.6180339，它有很多奇妙的性质。这种分割通常叫做黄金分割，或者说将线段分成中末比、中外比或外内比。对中末比作系统的研究，最早是希腊数学家欧多克索斯。中世纪以后，中末比被披上神秘的外衣，意大利人帕乔利称之为神圣比例。天文学家开普勒称之为神圣分割，并说：“勾股定理和中末比是几何中双宝，前者好比黄金，后者有如珠玉。”19世纪以后，黄金分割的实际应用，最著名的例子是优选学中黄金分割法或0.618法。摄影技术1838年，法国物理学家达盖尔正在研究令影像保留在胶片上的方法，但研究多时仍不得要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影像留在了胶片上。他于是将附近的化学物品逐一挪开，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个现象。最后他发现，原来是一支温度计打破后遗下的水银。摄影技术便从此诞生了。SOS（紧急求救信号）SOS是全球通用的紧急求救信号。这三个字母代表的是无线电通信信号。1932年，美国发明家缪尔·弗·比·摩尔斯首先发明了电报，也就是常说的摩尔斯代码。该代码用点和画表示。在无线电通信上，“紧急求救讯号”的代码就是三点三画三点，而在摩尔斯代码中，S的代码正好是三点，O的代码正好是三信，所以“紧急求救讯号”的简称就是“SOS”。机器人1920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在他的科幻小说《罗萨姆的机器人万能公司》中第一次使用了“机器人”这个词。1961年，美国工程师乔治·迪波尔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工业机器人。1969年，日本川崎公司制造出了日本第一批机器人。而机器人的广泛研制和应用是从1979年开始的。目前的机器人品种繁多，广泛应用于工业、军事、商业、医疗等很多领域。显微镜的发明世界上最早的复式显微镜是荷兰的一个叫詹生的眼镜匠在1590年前后发明的。显微镜由一个双凸透镜和一个双凹透镜组成，前者为物镜，后者为目镜，这台显微镜，镜筒大约长40厘米，直径约5厘米。放在显微镜支座上的小物体，当从镜筒看去时，显得大了许多。由于显微镜的作用十分明显，所以在它诞生不久，就被广泛地应用到了生物、医学等很多科学研究领域。可以说，显微镜对于人类观测微观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蒸汽机的发明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其实是古希腊数学家亚历山大利亚的希罗于公元1世纪发明的汽转球。不过它只是一个玩具而已。约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在观察蒸汽逃离他的高压锅后，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的工作模型。与此同时，萨缪尔·莫兰也提出了蒸汽机的主意。而第一个成功地用蒸汽机来驱动轮船的人则是罗伯特·富尔顿。放射现象1896年的一天，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偶然发现，一些密封完好的底片模糊了。这令他感到十分不解。经过研究，他终于发现造成底片模糊的原因原来是和他自己身上携带的放射性铀有关。就这样，他发现了放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原子自然衰变的现象。传真机传真技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诞生。它是由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贝恩的英国发明家于1843年发明的。但是，传真通信是在电信领域里发展比较缓慢的技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成熟起来，6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近十几年来，它已经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通信工具之一。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指在互联网、企业内部网和增值网上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活动，是传统商业活动各环节的电子化、网络化。电子商务包括电子货币交换、供应链管理、电子交易市场、网络营销、在线事务处理、电子数据交换（EDI）、存货管理和自动数据收集系统。

提到宗教文化，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而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文化中的科学。根据一种极为常见的理解，科学史有三个迥然不同的阶段。据说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当时哲学家第一次摆脱了祖先的神话，寻求自然现象的理性解释。随后，基督教的出现使科学遭遇了挫折在中世纪显著衰落。但是随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科学胜利地出现了，此时它终于摆脱了宗教，沿着进步的道路走到现在。在这个叙事版本中，西方科学的建立通常被归于哲学家泰勒斯，他生活在位于今天土耳其西海岸的希腊殖民地城市米利都。他之所以备受尊崇是因为他的思想有一些典型特征，包括拒斥超自然的解释，寻求统一的自然本原，愿意就关于世界及其运作的各种思辨的相对优点进行理性争论，等等。于是，西方科学据说诞生于古希腊人当中，他们将其发展到较为复杂的状态然而，随着罗马的陷落和基督教的兴起，科学的命运衰落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思想领袖将精力投入神学，几乎没有时间系统地研究自然。然后，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使古代科学的目标和理想重获新生。虽然伽利略、波义耳和牛顿等17世纪的人的科学理论在内容上有别于之前的任何东西，但这些人被认为是本着与其希腊先辈同样的精神来研究自然的。这些杰出人物为科学奠定了新的基础，此后一代代科学家的非凡成就都建立这些基础之上。这些长时段历史中的关键转变环节包括：科学在古希腊人那里开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而衰落，以及在现代早期随着古人理想的恢复而重获新生。17世纪科学革命是这些历史中的关键事件，因为它不仅延续了古希腊自然研究者的精神气质，而且预示了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著名剑桥历史学家说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相形见绌，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格为一些插曲”，此时他想到的正是这种历史观。至于科学的祖先，巴特菲尔德欣然承认，“自然科学本身是作为古希腊的遗产而进入现代世界的”。这种对科学及其历史的看法的一个有趣特征是，科学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与宗教的一种特殊关系中。泰勒斯及其米利都学派的思辨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的”，是因为据说他们明确突破了对自然现象的盛行的神话解释或宗教解释。在这些叙事中，科学甚至在诞生之时就能对宇宙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它比宗教和神话解释更加理性。这些历史的第二阶段同样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以种特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古典文化常被设想为已经“失去了勇气”，堕入一个“焦虑时代”，为神秘宗教的兴起和基督教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教父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作者据说把希腊科学和异教联系在了一起，从而阻碍了科学活动。他们的注意力所聚焦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物理运作，而是如何满足来世拯救的要求于是乎。在信仰的中世纪，据说教父及其经院继承者要么阻碍了科学，要么忽视了科学。言外之意是，科学革命仅仅是通过克服前个时代的宗教专注和偏见来实现的。伽利略遭到宗教裁判所审讯这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似乎确证了这一观点。现代科学兴起之后是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这一事实可算作科学与宗教总体上负面关系的进一步证据。虽然今天的科学史家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种叙事中的许多内容，但它继续顽固地控制着大众的想象，影响着关于科学及其历史的许多非专业叙述。在晚年的一篇论文中，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声称，“科学”传统是泰勒斯及其直接继承者开创的，当它遭到“胜利的、不容异己的基督教”的压制时，它便在西方死去了。虽然科学“在中世纪被惦念和哀悼”，但最终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得到恢复，“在牛顿那里得以完成”①类似的说法亦可见于许多科普著作和学校教科书。物理学家和科学作家在最近的本书中宣称，宗教是“解释宇宙的第一次系统尝试”。但随后出现了科学，它“通过非人格的力和自然物理过程，而不是通过有目的的超自然动因的活动”进行解释。戴维斯还说，每当宗教解释与科学解释发生冲突时，总是科学取得了胜利。在哲学家最近对科学技术史的考察中，我们再次被告知，西方科学始于米利都的泰勒斯。他和他的继承者们“第一次认为，宇宙可以仅仅通过运用理性而得到理解，而不是凭借神话或宗教”这些观念促使古希腊人建立了机构，个人在里面“像今天的大学那样从事科学”。基督教在古代晚期的出现终止了这些机构，但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得以复兴。虽然这种叙事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安慰，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就希腊科学所扮演的角色而言，我们只要认真考察就会发现，认为希腊科学拒斥神话以及所谓与宗教不相容，这种常见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凡读过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的人都会注意到，诸神和神圣本原在其中无处不在。事实上，其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以各种方式假定了类似的本原——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这意味着一个有序但被赋予了神性灵魂的宇宙。明确而连续的思维方式观念—神话创作的和理性主义的—也很难成立。例如我们看到，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开端与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的兴起完全一致，这些明显不相容的治疗方法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同样的地理区域。此外，使用这些迥然不同的治疗方法的人还共享许多相同的方法，且不必说希波克拉底誓言祈求了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和“一切男女众神”。把这斥为虔诚的粉饰便无法理解宗教观当时如何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与神话之间的对立叙事也过分粗糙地理解了神话的作用及其与理性的关系。神话并非提供了与“科学”不同的另一种解释。神话被认为不仅与对自然界的理性哲学解释相容，而且也是传播深刻哲学真理的重要工具。因此，认为神话与理性解释不相容，或者设想西方历史的神话阶段让位于一个原始科学的时代，这是错误的。但这种对科学史的常见重构的最重要缺陷也许是认为，古希腊人关于宇宙的这些解释拥有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持有现代科学的目标和方法。而对于这件事情，你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学习哲学，可以打开心智的天窗。——坤鹏论在《反脆弱》的分享尾声部分，坤鹏论突然领悟到，这本书中还蕴含着一个哲学之争——经验主义VS理性主义。而塔勒布毫不避讳地承认，他是坚定的经验主义者。我们从前面的分享中也可以明确地感受到，他是多么多么瞧不上那些只是坐而论道、靠数学公式推断的理性主义传人。今、明两天，坤鹏论来讲讲这个哲学之争，它背后藏着以下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说欧洲的近现代哲学和科学始于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中世纪教会要求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什么哲学是科学之母？为什么科学和宗教可以并行而不悖？为什么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启？为什么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最大赢家？为什么英国会有那么多草根科学家、发明家？为什么当今世界所有学科的套路那么相似？……在开始之前，坤鹏论郑重提醒大家：哲学没有对与错，哲学更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只有放空自己的对错之心，秉承开放包容之心态，摘掉有色眼镜，才能真正走近哲学；哲学相关图书以国外的为主，再加上为了严谨，有些话比较绕，看不明白也没好办法，多读几遍，古人说了“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诚不欺我，或是找找资料，看看别人的解释；总的来说，哲学给你的回报也将是用世间金钱无法衡量的智慧。坤鹏论也是正在学习哲学的小菜鸟，让咱们一起在哲学的天空中学习飞翔吧。一、上天赐给欧洲一个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很长时间是西方哲学的主流。简单讲，它坚信的是“先有真理，然后再试图以真理解释世界”。中世纪初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已经被欧洲忘却，但在阿拉伯世界却被广泛接受。因为，阿拉伯的宗教势力认识到，有必使自己的神学获得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而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也比其忧郁而朴素的思维方式，更适合实现这个目的。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了对亚里士多德的深入了解。同时，作为征服者，最彻底的征服不是土地占为己有，而是精神上的征服。这种征服首先就需要从精神层面了解、理解欧洲文化的起源——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主要基于以上原因和目的，从八世纪开始，通过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学者和东方基督徒的翻译和评介，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迅速被阿拉伯世界所认知。阿拉伯哲学也在这种文化大融合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犹太哲学也与之并行发展。有趣的是，两种哲学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先是新柏拉图主义占主流，然后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占主流。最终彻底折服于亚里士多德，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仅次于先知的存在。直到中世纪中期，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流传在外的希腊文化被欧洲人重新发现，经过翻译回到了欧洲。那时候掀起了一股翻译风潮，就是将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名著再翻译回拉丁语。欧洲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完全被宗教所统治的，教会是最大的BOSS，特别是中世纪。起初教会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心存顾虑。因为亚里士多德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他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体现了其自然科学观念。他坚信，要想认识世界，就必须探寻世界的结构，要想探寻世界的结构，就要知道四因素。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由四因素——形式因、质料因、目的因、动力因构成，这就是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还将形而上学定位为比物理学更重要的学问。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物理学？以研究一根骨头为例：如果研究骨头有什么作用，或骨头由什么构成等问题，就是物理学。四因说就属于此，被记录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书中。形而上学则是聚集研究于骨头是什么，含有骨头的事物为什么存在，或到底存在本身是什么的学问。正因为形而上学研究人类无法直接看到、听到的事物，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哲学的同义词。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或事物最幸福的状态，就是在本身固有的机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比如：鸟的固有机能是翅膀，所以鸟在自由翱翔的时候，是最幸福的。而人类固有的机能是理性，人类最幸福的状态就是发挥理性去探索事物的时候，探寻的目标就是现实中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将这种状态称为静观。坤鹏论认为，1990年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其《心流》一书中提到的心流现象，和静观差不多一个意思。心流是“一个人的身体或头脑在自觉努力完成某项艰难且有价值的工作过程中达到极限时，往往是最优体验发生的时候。”心流的过程是幸福而美妙的，这就是废寝忘食这个成语背后的原因。正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倡导，要用理性去探索事物，它和信仰就可能产生矛盾：信仰的四因素是什么？都在哪里？亦或者，用形而上学的学问研究——信仰是什么，为什么存在……总之，如果无法在理论上证明基督教的信仰，那岂不是大大的不妙！应该说，在这个时候，教会自己都没想明白怎么回答上面的疑问，相当地心虚，并感到了深深地恐慌。于是，从1210年到1215年，教会禁止亚里士多德的一切，包括哲学、著作，甚至是其倡导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二、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期间，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了对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反过来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证明了理性和信仰可以两立。他成就了神学的哲学，被称为经院哲学（经院的词源有闲暇的意思，过去用于讨论的时间都是闲暇时间）。证明神的存在，是经院哲学的根基之一，托马斯·阿奎那是这样证明的：亚里士多德曾说，事物由原因与结果构成，那么，最初的原因是谁创造的？只能是神！因此，如果神不存在，则世界也无法存在。而且，托马斯·阿奎那直接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四因素来论证上帝存在，并列出了五大理由。经院哲学认为，真理是“死后的世界是什么”、“宇宙的外围是什么”等这类凭理性无法触及的问题。迫近真理的是神学，经院哲学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而经院哲学自己就是神学的哲学。它告诉人们，只要相信神，一切都会有的，就会幸福。不得不佩服人家托马斯·阿奎那，这简直就是“为我所用”的经典。正如咱们的古人韩非子所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人才呀，人才！其实，比托马斯·阿奎那更早的时候，阿拉伯的经院哲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代表人物阿维森纳（被认为是阿拉伯东方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认为，物质和神都是永恒存在的，神自身是不动的推动者，物质的形式是神所赋予的。在经院哲学搞定理性和信仰的问题后，也就是直接定位了神学至上以后，也就确定了这样的格局：死后的世界、宇宙的外围等，是人类理性无法触及的，是神学管的范畴；生物学或人类学等，人类理性可以触及的问题，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管的范畴。人类再牛，也不可能进入到神管的区域，但可以在哲学管的地界任意驰骋。泾渭分明，上下尊卑。表示很满意的教会直接开了亚里士多德的禁，还做出规定，如果有人没阅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不能获得硕士学位。自此，亚里士多德被看作一切尘世智慧的、不可逾越的集大成者。世俗事务中，他被看作基督的先驱，宗教事务中，他被与基督的先驱施洗者约翰相提并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统治地位被奠定了，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能够这样完全统治过西方的思想。三、那时的硕士和现在的硕士是一回事吗？上面说到了硕士，估计不少朋友会疑问，这和教会什么关系？这个硕士和现在的硕士是一回事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宗教就是成天搞迷信，不重视教育。早从公元五世纪开始，欧洲的文化和教育一直为教会所垄断。后来，十一世纪末至十二世纪，欧洲出现了一些世俗大学，但是，很快它们就被教会操纵。大学内主导的内容是经院哲学，大学中的学习分为科（即相当于今天的系），各科由选举产生的科长主持。一般地说一个大学设四个科：文科、神科、医科和法科。文科是基础教育科，一切学生入学后都要先学文科。文科中设七艺。第一阶段学三艺：文法、修辞和辩证法。考试及格后可获得学士学位。然后，才有权再学其余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理论。四艺学完考试及格后可获得硕士学位。学生只有取得硕士学位后才有资格选修其它三科深造。而在其它三科中的一科毕业后，就能获得博士学位，也才有资格被任命为教授。当时认为在这三科中，最难学习、水平最高的是神科，神科毕业生的出路和前途也最好。到这里，我们也就该明白了，为什么历史中那么多神父、牧师为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原因如下：首先，教育好，还必须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人家被进行了科学思想的充分灌溉。其次，因为理性和信仰，或者说，科学和信仰可以两立，教会并不排斥科学。再次，之前讲过，英国牧师对于科学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科学家，除了上面的原因外，还其他渊源，这个马上讲。对于如何获得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托马斯·阿奎那给出的答案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通过人的感官经验。所以，他是个经验主义者。不过，他认为，感官获得只是认识材料，只是个别事物。接着还要通过我们的理智对它们进一步处理，从中发现寓于个别事物之中的本质。为了认识这种本质，精神必须借助于想象。这个想象其实类似于逻辑推理，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精髓，他的《工具论》专著来全面讲解逻辑学，被誉为一切科学的工具，且与科学的发现与创造永远相伴的工具。到这里，坤鹏论总结一下：可以说，你只要了解一些亚里士多德，就会对欧洲历史，甚至当今科学背后的历史沿革有更多感悟。而且，科学开始包含于哲学之中，或者说，正是哲学孕育了科学。所以，说哲学是科学之母，一点也不过分。四、这个培根不是那个培根英国哲学史中有两个培根，他们的人生和贡献都相当璀璨，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坤鹏论先说说第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培根。他的全名是罗吉尔·培根（也有翻译为：罗杰·培根）。121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贵族家庭。年轻时，先后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几乎涉猎了当时所有门类：数学、医学、法学、神学以及哲学。1247年，培根重返牛津大学，开始潜心学习语言和钻研自然科学，而且还动手做了一些实验，比如：光学实验。他算是后期经院哲学的大师。但是，罗吉尔·培根对经院哲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主要分为三点：第一，经院哲学家们缺乏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使用的语言知识，也就是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他坚信，此前所有译本，都非常不完善，有很多理解上的错误，最好的办法是赶紧销毁掉所有译本，别让错误祸害人们。第二，经院哲学家们缺乏足够的数学知识，因为罗吉尔·培根认为，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第三，经院哲学运用到科学中的方法不对，他们一切问题都以权威（《圣经》、亚里士多德、教父）为依据，并试图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而罗吉尔·培根主张，所有问题都应该以直接经验为依据，也就是，要通过观察和借助于实验去询问大自然。在他看来，大自然才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没有经验，一切知识都是没有充分依据的。”罗吉尔·培根曾预言：“用于航行的船可以没有桨，在河上和海上航行的最大的船只也可以由一个人驾驶，并且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航行，就像是有满船的船员在用力划着桨。不用牲口拉的车也可以制造出来，它照样可以跑得飞快……也可以制造出能够在海里和河里行走的机器来，它甚至能够潜入海底。”在光学方面，他的几项发现也具有划时代意义，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后人对他的总结是：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著名的唯名论者，实验科学的前驱。具有广博的知识，素有“奇异的博士”之称。可以说，罗吉尔·培根标志着西方思想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中世纪即将终结，现代自然科学的时代即将来临。五、邓斯·司各脱为思想发展带来革命性飞跃罗吉尔·培根之后，大约在1265年，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生于苏格兰。他名叫邓斯·司各脱。他为哲学和神学的破裂做出了巨大贡献。邓斯·司各脱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曾在牛津大学讲授神学，广受欢迎，著作颇丰，人称“精细博士”。他还被誉为“中世纪最重要的思辨哲学家，是所有时代思想最深邃的形而上学家之一。”邓斯·司各脱对亚里士多德的精神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注重世界和自然的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立场之间，有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而且，从整体上看，这两个领域内没有完全的对应物。所以，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可能达成完美的统一。比如：一句话在哲学上是对的，在神学上则可能是错的。反之亦然。邓斯·司各脱强调人的主动性、思想的独立性。在他看来，意志高于理智，意志是自由的。人不完全是某种消极和惰性的东西，人的幸福在于按照他的自由意志去行动，而不是沉思上帝。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自由、独立，才是最大的幸福。他提出了经验主义的感觉论，认为人的理性不能直接认识到上帝。理性的直接对象应该是能够被感觉的事物。感觉是人一切知识的来源。人的理性也没有天赋的理念，起初就是一块“白板”，后来的一切，都是通过感觉产生。邓斯·司各脱最牛的地方，还在于他思考世界的角度变了。之前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哲学就是用来支持和证明基督教信仰的工具，是神学的婢女。所以，重要的是需要证明的学说，而不是证明过程本身。邓斯·司各脱则认为，人们求证的方式、方式错了。可以说，他已经不像其他人那样思考世界，而是开始思考其他人关于世界的思想。在哲学史上，那些将注意力从思想的客体转移到思想的形式、方法和可能性的思想家，往往会对思想的发展带来一次革命性的飞跃。邓斯·司各脱的批评以及他的注意力就是如此——不是放在经院哲学的思想内容上，而是放在哲学求证的方法上。他为哲学内部发生的一次革命性的转折铺平了道路。后世这样评价道：“科学的求证本身至关重要，它甚至成为哲学的主要事务，因此，哲学从‘经院哲学的’附属地位中解放了出来。尽管邓斯·司各脱是罗马教会的最忠实的儿子，但是，他却使得罗马教会不得不放弃它对哲学的统治地位。”六、共相争论和奥卡姆的剃刀中世纪神学有个重要的争论——共相争论。它对于宗教的意义重大，最终宗教和科学分道扬镳也归功于这个争论。共相争论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早期最为突出。后来经托马斯·阿奎那调停后，间歇了一段。但是，在后期能经院哲学和近代哲学那里，它又成为哲学家们的热门话题。什么是共相争论呢？我们可以说，人类创造了“家畜”这种可以概括羊、鸡、牛等的词语。那么，“动物”这个词呢？“动物”这样的共相，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还是它只不过是我们为了使用方便而创造出来的词语呢？“哺乳”类这样的共相存在呢？是不是也只不过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词语呢？这个争论源于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建立了理念论（或相论），他认为理念型相（共相）是独立于纷繁复杂的可感事物存在的，是永恒而完美的。诸多的可感事物只不过是这个永恒而完美的理念的复制品、“影子”。从经院哲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立场即是“共相先于可感事物而存在”，并且“共相决定可感事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独断论的思维方式。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一般（共相）就在个别之中，由此形成了从经验个别事物抽象出共相的、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者与独断论者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然而，亚里士多德由于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立场并不明确。他对于第一实体是什么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什么才是最根本、最基础的问题”），在留下的著作中的不同地方，得出了两个结论——既是个别事物，又是本质（共相）。这就引发后世哲学家的争论，因为，大家无法在至高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可靠的根据。为什么经院哲学要执着于这个争论呢？因为，这会对“人类”产生疑问——“人类”这样的共相存在吗？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分出了派别：认为共相存在的思想叫唯实论（或实在论）；认为共相不存在的思想被称为唯名论。唯实论认为，“人类”这样的共相是存在的，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人类”才成立的。唯名论认为，只有张三、李四、王二等这样的个人存在而已，“人类”只是我们思索出来的词语，所以，“一般人类”这样的共相是不存在的。但是，依据基督教的教义，同为“人类”的我们，都背负着最初的“人类”——亚当的罪（原罪）。如果，“人类”这样的共相不存在，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背负原罪。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背负不相干之人的罪。而负责救赎我们原罪的教会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唯名论最著名的代表是奥卡姆的威廉。他就学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由于在辩论中表现得非常机智和睿智，人送雅号——不可战胜的博士。威廉认为，张三、李四、王二这样彼此独立的个体存在，但并不认为将其总括起来的“人类”这样的共相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五感，我们不能：用眼睛看到“人类”；用鼻子闻到“人类”；用耳朵听到“人类”；用舌头尝到“人类”；用手摸到“人类”。这说明无法识别“一般人类”这样的共同并不存在，所以，无须为此进行哲学讨论。探索一个一个的个体是重要的，人类后来想出来的“动物”、“人类”等词语本不存在于自然界。更不会是，先有共相再有殊相（个体），上帝从虚无中创世的教义站不住脚。所以也根本没有必要围绕它们进行思考。无用的词语应当用剃刀剃掉——若无（解释的）必要，切勿增加实质（论据、看法）。威廉的原话是：“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就可以同样做好的事情 。”显然，他用剃刀直接将共相和个体切割分离。前面讲过，中世纪的哲学就是神学的婢女，威廉则主张，理应一直合理的哲学应该和主张“人类”这样的共相存在的神学分割。他认为，对于上帝的存在或上帝的某种属性，我们并没有合乎理性的证据，而个体的经验才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关于上帝的确切的和自然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一种能够提供精确证据的科学的神学是不可能的。这等于，威廉不仅将哲学和神学割开，还在神学与世俗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奥卡姆剃刀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人们渐渐脱离神秘主义，开始理性思考事物，认识到应当探索能认识到的事物。而且，威廉还主张宗教不应涉足世俗权力政治，他援引耶稣和使徒为例证，要求教会放弃它的世俗权力，并将它的职责限定在宗教范围内。后来威廉被教皇监禁，他设法越狱后逃到慕尼黑，寻求教皇政敌巴伐利亚的皇帝路德威希的庇护，并说出了那句传世名言：“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正是威廉的剃刀，经院哲学在数百年里建立起来的神学和哲学、信仰和知识之间的纽带被割断了。从此以后，这两个领域开始各自为政，世间便存在了双重真理。威廉思想的意义极其深远，从那时一直影响到了当代。一方面是知识、哲学和科学，另一方面是信仰、宗教和神学，这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并不关心对方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对话几乎已经终止，这种分裂状态也贯穿于我们整个现代文化中。对于哲学和逐渐自立门户的科学来说，这就意味着，它们开始摆脱神学婢女的地位，开始越来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以罗吉尔·培根这位思想开拓者为榜样，将直接的外在经验作为知识的源泉，从而使人类思想史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同时，对于宗教领域来说，长期看也并非坏事。它意味着，信仰的超越理性的思想可以不用顾忌哲学和理性神学而直接表达出来。这充分证明了那句话：强扭的瓜不甜，不强扭的瓜反而更甜。欧洲哲学自从也进入到了百花齐放的阶段。可以说，威廉拉开了以思考本身为主体的近代哲学大幕。之后，欧洲进入到了璀璨的文艺复兴时期。好了，明天再继续学习！本文由“坤鹏论”原创，转载请保留本信息请您关注本，坤鹏论自2016年初成立至今，创始人为封立鹏、滕大鹏，是包括百度百家、头条、雪球、搜狐、网易、新浪等多家著名网站或自媒体平台的特约专家或特约专栏作者，目前已累计发表原创文章与问答6000余篇。

科技日报记者 陆成宽9月9日，中国科学院与德国国立科学院（Leopoldina）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双边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开幕。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作了题为“科学与未来”的主旨报告。为了聆听杨振宁的报告，不少学生提前3个多小时就来排队。报告开始前，虽然他还没有走上讲台，但听众席早已响起热烈的掌声。不一会，今年97岁高龄的杨振宁在校领导的搀扶下，手持拐杖，走上讲台，他精神很好，笑容满面。在过去的120年里，科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杨振宁在报告中指出，这些革命性的变化源于三种新技术:电的使用、电磁波的使用以及现代计算机。从灯泡、烤面包机到5亿瓦特的巨型发电机，人类再也离不开电了。广播、电视、光缆、因特网、智能手机等等也都离不开电磁波。而这两项新技术都源自于简单的实验。正是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这种理论预见后来得到了充分的实验验证。他为物理学树起了一座丰碑。造福于人类的无线电技术，就是以电磁场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麦克斯韦大约于1855年开始研究电磁学，在潜心研究了法拉第关于电磁学方面的新理论和思想之后，坚信法拉第的新理论包含着真理。于是他抱着给法拉第的理论“提供数学方法基础”的愿望，决心把法拉第的天才思想以清晰准确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1873年，麦克斯韦的《论电和磁》出版，被尊为继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后的一部最重要的物理学经典。麦克斯韦也被普遍认为是对物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没有电磁学就没有现代电工学，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麦克斯韦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我想知道，在这个重大的发现之后，他是否在祈祷中请求上帝宽恕，因为他揭露了上帝最大的秘密之一？”杨振宁打趣道。第三项给世界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新技术是现代计算机。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是由17,468根真空管（电子管）、7,200根晶体二极管构成的大型机器，占地面积约170平方米。而后，在基础科学中有一个奇妙的发现：半导体。它被用来缩小电脑的尺寸，从IBM 701到个人电脑，再到笔记本电脑，最后到智能手机。“半导体的发明是基于基础物理学的一场革命。”杨振宁强调。报告中，杨振宁专门提到了量子理论。他表示，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理论也适用于未来的科学。最后，杨振宁总结道：“因此，过去120年科学的伟大成就都是从基础科学开始的。”来源：科技日报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编辑：张爽（实习）审核：朱丽

作者：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制性发展始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成熟于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社会发展新思维的重要提供者与变革参与者。迄今，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已成为对中国当代社会与思想影响深远的学科之一。1.学科历史渊源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学科的兴起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一演进是由学科、建制与社会背景多种因素促成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由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叶所开创。《自然辩证法》第一本中文译本出现于1932年，标志着自然辩证法正式传入中国。作为唯物辩证法研究和传播的一部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是一批学者从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工作也是和当时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主要针对科技工作者和理工科师生。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制化发展始自1956年。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研究机构，可作为学科建制化发展的一个正式起点。同年，我国制定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界定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该时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与自然辩证法的社会实践中，研究进路主要是依据哲学对科学的思辨来指导社会实践，自然观是中心论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自然观的变化会引致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改变。每一次科学革命均会引发自然观的变革。科学观直接影响着自然观，进而带来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因此，不论是自然哲学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均需要把科学及其发展作为哲学思考的一个基础。一批自然科学家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大大推进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和科学观的普及，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辩证法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和科技工作紧密结合的桥梁。自然辩证法联系科技发展的前沿，关注现实，由自然科学内在的批判品格所驱动。自然辩证法事业团结科学家、参与前沿开发、努力为国服务，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泛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通过实行三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科技与社会结合，中国与世界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科学技术哲学。2.科学技术哲学兴起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为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搭建了重要平台。在此前后，《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自然辩证法研究》（1985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4年）（后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与学科发展联系紧密的重要专业性学术期刊陆续创办。20世纪80年代“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国家教委确定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科硕士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同时还规定理工农医科博士生要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推动了教学与研究队伍的壮大。自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一些高校先后获得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培养资格，这些工作直接加快了学科建制化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该时期，“走向未来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丛书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图书，它们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许多新鲜的学科被介绍到中国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前沿的思考成果。1987年，为了更好地推进学科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教育部将研究生哲学专业下属的二级学科目录“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随着学科建制的完善、研究人员的增多，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边界得到极大拓展，成为众多新学科的“孵化器”，不断有新的人员和思想参与进来，交流、突破、迸发灵感，而在思虑成熟后往往自立门户，或转入其他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从原来的偏向于自然哲学、自然观，拓展到包含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及科技思想史，进而延伸到与实践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学、科技管理等领域，并把科学学、潜科学、未来学、系统科学等各类新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研究纳入麾下。实际上，该时期兴起了对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的理论研究热潮，催生了一大批新学科，取得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因此被称为“理论拓展期”。宽松的“大口袋”发展原则，使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成为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的百科全书式学派，汇聚了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加大了学科的交叉性。大致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十年。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科学和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就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道畅行。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科学的实证方法显著地体现着实践标准的有效性、权威性；当时，凭借科学自身普遍性和超国界性等特质，张扬科学理性在论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改革开放开启到8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由于它的跨界性以及它与科技和哲学两者的紧密关系，在中国成为思想解放的带头羊。在8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和队伍建设，生机勃勃，取得许多拓荒性进展。第二个十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终于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实现建制化，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积极互动，促使学界就科学技术本身及其历史发展，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哲学层次的思考和探索。90年代，“科技—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转向STS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的简称）、发展战略研究和知识经济研究。更加专门化与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开始形成，论题日益丰富，论域逐步开阔。从这时起，自然辩证法成为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课（公共课、必修课）。第三个十年。21世纪开始的十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直面科学发展问题、生态文明问题、以人为本的问题，多元化的研究成为风气。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科技、社会与环境的冲突不断加剧，促进了对发展理念的深度思考。自然与人、科技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的中心论题，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该时期社会发展思想的重要提供者和参与者，且学科发展逐渐成熟、队伍有一定规模、与国际接轨、有中国特色。第四个十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在全社会强化科学意识、生态意识；探讨科技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深度透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他们积极培育原始创新的理念和机制，致力于促进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回应智能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时代本学科建设和调整中的问题，努力进行新的开拓。3.规范与多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伴随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难题频现，科技、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加剧。此类问题都属综合性的交叉问题，并无单独的学科可以直接应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在此背景下，进入了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紧密交织的时期：一方面，理论研究越来越要求符合国际学术传统的规范；另一方面，实践研究的开放性又使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越来越多元化。这一规范与多元的格局体现在科技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这三大中心论题上。科学技术哲学建构出一个覆盖面宽、内容多样、边界模糊、横向交叉繁多、充满生命力与时代性的独特研究领域。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在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回应中，逐渐拓展为综合性交叉学科。其中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思想史等几个主要方向。自然哲学，主要研究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这些也是自然辩证法面对的基本问题。在自然观方面，自然哲学的关注点集中在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相互关系上，主张不仅要对人工自然进行文化控制，保持人类改造天然自然与保护天然自然的某种平衡；而且要认识到自然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必须敬畏自然。在现实世界层面，自然哲学侧重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等问题。科学哲学，是对科学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所作的系统哲学研究。科学哲学包含了逻辑主义、历史主义、建构主义等诸多流派，主要是对当代自然科学背景下的重大哲学问题开展研究，如量子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而通过广泛展开对西方科学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从而动态演绎出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成为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亮点。技术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技术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早期主要研究技术与方法、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政治、技术与文化等相关问题，之后转向对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等理论性问题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链条的进展，出现了工程哲学的新领域，工程的本质和特征、工程与科学技术的区别与联系、工程与社会、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伦理等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在反思技术的负面效应等问题时，学者们相继提出了绿色技术、技术价值合理性、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技术责任、技术之善、技术的人文关怀等新概念。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是一门在20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的与国际接轨的新兴学科。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领域，如城市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轿车工业和房地产业、休闲文化及其产业建设等。致力于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视角透析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从宏观到中观，有时到微观，逐渐深化开展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比如方兴未艾的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咨询研究）。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也发生了变化，重视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的社会建构，提倡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调查；科学共同体的范式、科学家的信念、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的资源分配、对科研的行政管理和知识界的科层制等问题，成为关注的对象。科技思想史研究是以科技史为基础，着重从哲学层面加以关照或延伸到科技社会思想史领域。常规的研究对象有：科学史案例（科学家或科学发现）研究、著名科学家生平思想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研究、科技的社会影响及其演变研究，等等。也会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与中国思想文化关系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研究，等等。一些专门的与科技发展有关的思想史及社会思想史问题，如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演变、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合历程等问题，亦是科技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而当下引发关注的重要科技思想问题是：面对现代科学文化与其他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人文文化的矛盾甚至冲突，科技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引发思想演变？4.问题与期待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诸方面的研究尚有巨大潜力，一些以往不被认同或尚未成型的分支或问题可拓展为当下关注的焦点。其一，是科技伦理问题。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为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可能为生态和人类自身的演变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活动的社会性越来越突出，科学的价值中立性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们的质疑。于是，科技活动逐渐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价值负载，渗透着伦理判断。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针对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还开始关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问题、科学的价值负载问题、科学无禁区与技术有责任问题。其二，是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文化样式，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它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局限于认识论研究，因此既不同于传统科学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要取得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更深入的成果和健康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培育出新的生长点，还要有科学和冷静的头脑，审时度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克服困难，开拓进取。也应具备两个基本态度：第一，从推进科学技术良性运行的迫切需要来看，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应当努力实现对科学技术从单纯辩护或者无情批判，向全面审度的转变。要警惕漠视甚至反对科学的虚无主义倾向，也要防止仅仅把科学作为一种功利性工具，而忽视它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的浅薄眼光。第二，自然辩证法课程之所以一直受到理工科研究生和一般受众的欢迎，是因为它既具有思想教育功能，又具有通识课的作用，它的跨学科性，特别有助于提高理工科研究生的人文素养。在该课程的定位和建设中应坚持：基点不动摇，功能有特色，学科要开拓。《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2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