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日前，一家美国建筑设计工作室公布了第一个火星城市的设计规划，并计划将新城市命名为“女娲”。消息一出，引发网友诸多关于“移民火星”的遐想。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曾鼓吹向火星移民100万人的计划。最近，美国一名火星研究工程师也对外表示：2030年前，人类将会在火星上常驻生活，2100年前在火星上将出现拥有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而在2020年7月我国发射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时，也有一家国内电视台打出这样的字幕——“天问一号”发射了，火星移民还会离我们很远吗？我国发射“天问一号”的目的是什么？火星探测真的是为了移民火星吗？火星是否适合人类未来改造和居住？记者就以上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国内外深空探测从未有向地外天体移民的意向“近年来，由于火星探测的升温特别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的发射，人们产生了对深空探测特别是对火星探测的关注，这些‘移民火星’的所谓‘计划’也就格外吸引眼球。”焦维新说。然而，火星探测的目的，国内外重要职能部门都有完整的论述。对于我国发射“天问一号”的科学目标，国家航天局等有关单位也都有明确的说明，即探测火星地形地貌、火星磁场、地下水、土壤成分和分布、火星大气层以及气候变化。据焦维新介绍，从国际上看，最近20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下简称NASA）对火星探测确定的科学目标有以下四个方面：确定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了解火星气候的过程和历史；了解火星作为一个地质系统的起源和演化；为载人探索做准备。从更大的深空探测范围看，NASA曾组织权威专家讨论撰写了两个重要文件：《太阳系探索路线图》和《天体生物学战略2015》。这两项文件中全面论述了探索太阳系以及探索地外生命的目的和方法。在《太阳系探索路线图》中明确阐述了五个科学目标：太阳系的行星和小天体是如何起源的？太阳系是如何演化到目前这般不同的状态的？同在太阳系诞生，为什么地球、火星、金星和水星现在的状态如此不同？导致生命起源的太阳系特征是什么？生命是如何在地球上起源和演化的？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也有生命吗？太阳系环境中有哪些会影响人类在太空生存的灾害和源头？而在起草《天体生物学战略2015》这一文件的过程中，近200名天体生物学协会成员经过共同努力，确定了未来10年天体生物学研究的目的和目标。该协会确定的探测天体六个主要研究课题是：识别有机化合物的非生物来源；生命起源中大分子的合成和功能；早期生命和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生命和物理环境的共同进化；识别、探索和表征适合居住和生物特征的环境；构建宜居的世界。“从上面的一系列探测目标中可以看出，在国内外深空探测主管部门的官方文件中，从未提及向地外天体移民的意向。”焦维新说。那么，《天体生物学战略2015》第六条中的“构建宜居的世界”是否意味着人类在计划寻找其他的宜居天体？焦维新对此给予了否定。他指出，目前人类在寻找太阳系外适居区时，往往仅根据我们在地球上有限的可居住体验，这可能扭曲了我们对适居区基本要求的理解。因此，需要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成果，对适居区给予新的定义，并按照新的标准去寻找可能含有生命的世界。而这一切，离移民火星或其他地外天体仍然太远太远。火星更具有科学价值是各国争相探索的主因现代天文学崛起后，人类一直行进在通往火星的道路上。从1964年“水手4号”火星探测器发射、1965年传回第一张火星表面照片开始，50多年时间里，人类已先后开展了50余次火星探测。去年7月，“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启程，成为我国进行更多行星探测的起点。既然探索火星并非以为人类寻找第二个家园为目的，那么，为何火星能引来各国的争相探索？甚至有观点认为，这是不是各国在开展对火星等天体上资源的争夺？对此，焦维新表示绝非如此。他指出，即便人类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来探测火星、研究宇宙，但就目前的探测水平来看，还远远达不到对火星探测清晰明了的程度，更谈不上是对火星上资源的争夺。之所以各国都争相进行火星探索，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太阳系内的星球，火星更具有科学探索价值和条件。“火星离地球比较近，我们的探测器能够到达。此外其他星球，如金星的条件太过恶劣，基本不可能有生命存在，通过探测它来搞清一些重大科学问题，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暂时实现不了我们希望的科学目标。综合考量下来，还是先进行火星的探索，而绝非是因为我们想‘移居火星’。”焦维新介绍，从科学价值来看，火星能反映出很多问题，对人类了解地球会有帮助。比如为什么同在太阳系，各个行星演化的结果却有所不同？如果能找到何种原因导致各大行星演化结果的不同，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地球演化的过去。“我们通过对其他天体的探测考察，能够找到更多与地球有关的答案。”他说。从人类对火星目前的探测结果看，火星大气层很薄，表面平均气压约为地球的0.75%，成分为95%的二氧化碳，氧气极少，同时充满尘埃。地表温度白天可达28℃，夜晚可低至-132℃，平均-57℃。因此，焦维新认为，相比于地球，火星完全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哪怕地球环境再恶劣，或者人口大爆炸，从必要性来说，改造地球上的沙漠，也比改造火星容易得多。那又何谈‘移民火星’？”至于对火星的争夺，他认为，未来人类并不会如科幻电影中表现的那般将大规模前往火星，因此也不可能在未来真正出现争夺火星的现象。关于普通民众对“移民火星”的遐想和一些商业公司的设想计划，焦维新表示理解，但他向记者强调，基于科学的严肃性和重要意义，探测火星这样巨大投入的重大航天工程需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正确理解和支持，大众传媒负有重要责任。特别是主流媒体，要在科普上准确把握，提高大家的科学素养，以正视听，不能为了“博眼球”“争噱头”而给予大众错误导向，造成理解偏差。“将来我们还要去更远的天体，要让人们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这样做。这些都有赖于媒体深入细致、科学有力的传播与解读。”来源：光明日报

迈克尔·莱维特：2+5>7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是我在家办公或者说在家做研究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我是全职“奶爸”。后来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我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稍微少一些了。我这种工作过于努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60岁左右。60岁左右，我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个契机，当时有人介绍我徒步登山。第一次徒步登山，是和学校一群年轻人一起去的。去之前，我没有仔细看关于那次徒步旅行的介绍，等我走完以后，才知道一下子走了40公里。回来以后，我整整一个星期走不了路。这次徒步旅行使我意识到，其实我可以把一周7天进行更好的安排，可以周一至周五专注于科研，周六周日去徒步旅行。因为我发现，在徒步旅行过程中，整个人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整个机体都专注于徒步这件事，大脑在疯狂地、深入地汲取养分，这个时候反而能够让人得到一种平衡。后来我发现，徒步旅行回来之后的5天，我的工作效率会比原来高得多。两天的徒步旅行，让大脑汲取了充分的氧气，进行了充分的休息，反而事半功倍。后来我总跟别人说，2+5≠7，2+5>7。朱永新：艺术教育能够“成人之美”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有艺术精神，因为艺术是灵性的体现，是创造性最集中的表现。中小学生学艺术，不是简单地学一门技艺，学会弹琴、学会写字、学会画画，远远不是如此。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空白处，在连接处，在真正能够激发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地方。艺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艺术是需要个性的。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能体现艺术的本质特征。新教育实验正在研发一门大艺术课程，抽出艺术教育中最关键的一些概念，把戏剧、电影、设计、雕塑、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整合起来。艺术教育能够“成人之美”，让我们更有灵性、更有创造性。如果学生能学点音乐、学点绘画、学点书法、学点设计、学点雕塑，等等，无论今后我们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因此而奠定重要基础。中学阶段是人生中最为关键的阶段，西方心理学家将该阶段看作“最危险”或“心理断乳”时期。这一阶段，青少年自我开始觉醒，想要在更多方面追求独立与自主，但心理还不成熟，容易与他人、与世界发生冲突。如何处理好自己与自己、与父母、与教师、与同伴的关系，如何应对学习中的压力与挑战，如何提高自身审美等，这些问题伴随着成长不断涌现。如何解决中学阶段的成长烦恼？如何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中学阶段？针对这一话题，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与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莱维特近期在北京中学展开主题为“教育与人生”的高端对话。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但两位学者的分享与探讨，会给予我们启示。中学阶段要保持好奇心，不断挑战与尝试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是不一样的，但在我们走向人生更高目标的过程中，这一阶段的经历又十分重要，甚至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莱维特：我的中学阶段在南非度过，南非的学制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小学外有5年的中学阶段，没有初中和高中这样的两段划分。而我自己的中学阶段相对短暂，只学了3年就毕业了。这一段中学生活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虽然你会做很多计划，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根据现实情况不断去调整自己的计划，对新事物新领域葆有好奇心，不断去挑战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要与时俱进。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不算是班上成绩最优异的学生，还好吧，排名也就是第三名左右，但学业问题对我挑战性不大。学生时代，对那些我不知道、不了解的事情，比如音乐，还有其他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冷门但是对我来说很有趣的领域，我都非常好奇。直到现在，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去尝试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喜欢去学习新知识。教育经历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只是，为什么我的少年阶段这么快就结束了？我还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一度沉迷于台球游戏，深夜才回家。母亲在担心我的安全与学业之余，有了一个特别大胆的想法，让我用暑假3个月时间，把接下来两年的课程全部自学完。我竟然同意了她的建议，愿意去尝试一下。学习的过程尤为艰难，因为需要学习的课程很多，除英语、拉丁文、希伯来语、南非语等语言课程外，还有数学、历史等。但我最终还是做到了，成功通过高考，在第二年开学时就直接去上大学了。对我而言，这是人生中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我也意识到，个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要你勇于去尝试，或许就会被自己“惊讶到”或者“惊喜到”。朱永新：莱维特教授用3个月的时间修完整个高中课程，这一段经历很传奇。我在中学阶段也有相似的经历，初二假期时心血来潮，学完了整个初三的数学，后来到初三时学得很轻松。这说明，只要能够不断挑战自己，不断去尝试，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莱维特教授提到的好奇心问题，我也十分认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本身就充满好奇，而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让我们不断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对未知世界充满探索的愿望。而传统的教育模式，却在不断地摧毁我们的好奇心，不断把所谓“标准”的答案给学生，再用标准答案来评价所有人。当只用一把尺子来度量所有人时，教育就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教育需要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值得探索与研究。很多像莱维特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的成长与突破，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好奇心驱使下实现的，而科学的批判质疑精神也在此中彰显。找好自己的人生坐标，写好自己的人生故事中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很多学生的差距，就是从这个时候拉开的。如果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就很容易迷茫，甚至迷失。朱永新：我所进行的新教育实验提倡一种生命叙事理论，即人生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故事，需要人们不断去书写。有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部伟大的传奇，有的人写出了一个平凡的故事，但也有人把它写成了事故。故事走向如何，取决于写故事的人。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写好故事的前提，是找到自己的人生原型。小学时，我们都曾被问过“将来想成为什么人”的问题，到了中学阶段，就要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寻找生命的榜样。以他们为原型，幻想自己的人生，放飞自己的梦想。如果你想成为科学家、教育家或文学家，就要从现在开始做准备。莱维特：朱永新教授的观点，我认同。我想补充的是，在我们的人生故事中，要善于抓住偶然机会，因为它很可能是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气很重要，但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好运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时刻做好准备，要伸展自己的触角，将自己暴露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话题、不同的环境中，让自己对这些环境、领域和话题，都充满着探索欲，至少要有所接触。如果喜欢数学，不妨去试试诗歌和文学；如果喜欢历史，不妨更多地去尝试挑战自己数学方面的天赋。天赋与潜能就像宝藏，需要不断挖掘，所以在中学阶段我们要学会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尝试那些可能让你暂时不太舒服或不太自在的东西，因为它很可能为你带来无限好运。其实对于所有行业来说，包括对于科学家来说，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新的想法和创意。有时候，当你突然迸发出一个很好的创意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创意是从哪里来的。但这些灵感和创意的产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正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储备，不断把自己暴露在新的环境当中、新的场景当中，才积累出这些能够让你迸发出很好创意的源泉和基础。今天早上，我看到学生正在学书法、学古乐、学茶艺。这些看上去与我们现在日新月异的、由科技所引领的21世纪相去甚远，因为今天我们谈的都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这样一些东西。但是，很有可能，你的一个新灵感，就是在你行茶艺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的，这个想法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些新的想法、创意什么时候会突然迸发出来，可能在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在你运动健身的时候。正是在你特别努力地去思考，想要逼迫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创意的时候，你最能想到一个好主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多去运动，去学习不同的东西，去挑战自己。有可能，在你下一次行茶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很有可能会成为22世纪计算机模型的雏形，从而改变世界。在科学之旅中培养艺术精神 在艺术教育中提升创造力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智慧的两座山峰，两者在最高处是相通的。在中学生成长过程中，科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艺术在培养审美力、道德力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莱维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就是艺术的重要性。艺术在培养一个人的美感、审美以及对周围事物的理解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刚走进这个礼堂的时候，看到这个背板，发现下面的这些图形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画作里的山脉。这些图形突然把我带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计算机模型。看上去，背板里这些山脉好像是由非常简单的线条组成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要在电脑上画出这样的山脉图形，是非常难的。有一个理论叫“隐线理论”，你在看到这座山脉的时候，计算机画出了它所有的不同维度的线条，但你看不到这些线条究竟是怎样用计算机呈现出来的。在过去的时间里，有非常多的科学家，付出了很多努力，设计出大量的计算机算法和建模。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计算机算法和建模，今天你才能够只需输入一些简单参数，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座山脉的模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说明了，在大量的数学、计算机科学背后，艺术所体现的对大自然的审美以及自然能够给予我们的灵感。朱永新：正如莱维特先生所说，我们也看到，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有艺术精神。因为艺术是灵性的体现，艺术是创造力最为集中的表现。在当下的课程体系中，艺术教育或美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现在很多学校设置了书法、绘画等艺术课程，但其目的不是培养一门技艺，而是通过这些艺术教育，真正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是需要个性的，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是体现艺术的本质特征。也许会有人问，我如果以后不做艺术家，那还学艺术干什么？其实音乐、绘画、设计、雕塑等这些艺术课程，对我们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功能。因为，艺术的追求是真善美，这也是教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汲取成长能量与灵感共情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沟通的能力，但在中学阶段，学生的自我虽已开始觉醒，却尚未成熟，往往会与自己、与父母、与同伴、与老师产生冲突。青少年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中学阶段成长和学习的必修课。朱永新：我一直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有好的关系才有好的教育。我们可能会因为喜欢一门课老师的风格，或者得到一门课老师的夸奖，而学习特别用功，甚至想成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人作为社会动物，能在生活中、学习中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在疫情期间，很多中学生由于跟父母关系紧张导致心理问题，甚或走向冲突与极端。而中学生如果能和父母、老师、同伴形成一个和谐的关系，学会分享快乐，就会为自己的成长积蓄不竭的动力。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早期的科学研究都是以个体为主，现代的很多科学研究已经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整个团队共同探讨、研究，这是一个双赢的时代。莱维特：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际上它可以促进和开发我们的智慧不断成熟、成长，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取得进步。人生成长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与社交共情能力。我们是社交动物，所以我们可以在跟别人的互动过程中，汲取很多能量、创意与灵感。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社交的共情能力，在中国教育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人在学习、研究过程当中，会进入一种执念或者钻牛角尖的状态，别的东西都看不见、听不见了，一直在偏执地做一件事情。这种偏执，是不太被鼓励的。你可能会说，我要每天学习24小时，连续学习100天，等到100天之后，数学考试成绩肯定会很好。但是这样一种做法，我们是不鼓励的，因为它是不健康的。人的大脑，就像走路时的肌肉、机器运转时所用的零部件一样，是会疲惫的。当你不断逼迫自己的大脑一直沉迷于或者说偏执于某一件事情，大脑也会疲惫，大脑的活动水平可能会降低，然后你的生产力、生产效率会下降。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你的产出或者说你大脑的聪明程度，也不会比你在放松的时候表现得更好。这样可能会产生危险，导致心理学上所说的“完全的消耗”，甚至可能会患抑郁症。从整个人生历程来看，学校阶段是非常短暂的，大家不要因为时间短暂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消耗”掉。其实，人生就像爬山。你在攀爬一座高山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就拼命地向前冲，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完了，可能还没走多远，就再也没有力气继续向前走了。这样的人反而没有办法登顶。所以说，在攀登人生这座高峰的旅途中，给自己一些时间去休息，去享受一下周围的美景，你会发现可能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这是一种平衡而和谐的方式，它会让你在享受的过程当中逐步淡定。朱教授刚才谈到了家庭环境还有社交在人生当中的重要性。其实，这些就是非常好的旅途风景，能方便我们小憩一下，去享受到其他的、能够分散我们过度集中的注意力的美好时光。有时候，我们会特别努力地去试图解决某一个难题，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尝试解题的过程中了。过分的专注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问题。其实，人类本身是非常善于去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把自己逼得太狠的话，反而会得不偿失。当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寻找答案，但又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不妨休息一下，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中途的暂停时间，去看个电影、散个步，跟小狗一起出去玩一会儿，或者去见见朋友。这些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能够让你释放之前因过分专注造成的压力。当一个人身体压力激素水平降下来的时候，大脑的效率和行动力反而会上升，两者之间呈反比关系。其实，在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很多大的成就、突然让人茅塞顿开的事情，都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经常工作两三个小时，觉得自己已经快疲惫不堪的时候，就会停下来，去跟我的宝宝们玩一段时间。再回来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效率一下子高了很多。大家听上去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大家常常觉得，只有在没有任何东西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工作效率才是最高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所谓的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有可能是成就你工作质量的最关键的源泉。（本文由本报记者李萍根据朱永新与迈克尔·莱维特“教育与人生”高端对话整理而成）《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15日第9版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擘画了中国创新发展蓝图。国际观察人士指出，规划纲要体现出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传递出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清晰信号。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值得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向科学技术要发展动力，以科技创新解答人类发展难题，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中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彰显顺应时代潮流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脚踏实地推动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继续领跑全球专利申请量，中国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6.1%，以68720件稳居世界第一。国际观察人士赞叹，中国已经越过了“世界工厂”这一阶段，进入了“专利工厂”阶段，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放眼“十四五”，中国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国际社会更加看好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让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在开放合作中为全人类寻求科学突破，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追求；如今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践早已明证，开放带来进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开放合作，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研究，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等国际大科学工程，“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计划支持8300多名外国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建设33家联合实验室……中国致力于开展全球科技协同创新，日益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提供广阔舞台，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科技创新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关乎人类福祉。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坚作用，必将不断提升实现科技跨越的能力。世人相信，中国携手各国精诚合作，共同把握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一定能够不断为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正能量。来源：人民日报

近日，市科技局局长李志强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进行交流座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达成了共识。座谈在峨眉山生物资源实验站进行，生物站是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的重要研究基地，是首批四川省科普基地，生物站收集保存珍稀濒危、特有及有重要经济和科学价值的活体植物超3000种，是我省保存活体野生植物资源最多的科研单位，其培育的200株单性木兰回归野外被中央电视台及中外各媒体报道，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罗勇介绍了资科院和生物站近年来在科研和科普等方面的工作，李志强提出一是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加大科技支持力度，把省资科院的科研成果结合乐山马边、沐川等地猕猴桃种植产业，派请专家实地加强对品种的选育、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指导，为乐山农业产业作贡献。二是进一步发挥科普基地的科普功能，培养优秀生物资源讲师团队，使生物站保存、收集的生物科普知识进学校，进社区。三是助力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设。利用专业优势，整合资源，强化地方特色，为乐山争创生态文明城市贡献智慧力量。充分发挥学科专业，实验设备，智力资源等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及地方企业对接合作，把创新成果变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乐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院、竹类病虫防控与资源开发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全程参与交流座谈。【来源：市科技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大河网讯 “我们学过的物理实验竟然是科技发展史上的高光时刻”，“作为文科生，我也理解了黑洞和广义相对论，今后再看霍金的书就不会只有它认识我了”，郑州第七高级中学的学生热情高涨地讨论着在他们校内举办的一系列科普报告。4月1日下午，郑州大学物理学院（微电子学院）走进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开展以“探讨科学创新，领略物理之美”为主题的系列科普活动。三场视角不同的科普报告，让高中生提前感受了大学和大师的风范，为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学术报告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郑州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单崇新以《探讨科学创新，领略物理之美》为题目，面向高三学生全面讲解了“什么是物理”、“为什么学习物理”、“郑大物理怎么样”三个问题。他从中到西、从古到今，从《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到西方的物理学史，向同学们呈现了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他指出，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史。学习物理，有助于培养科学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满足探索未知的好奇心，为成长成才奠定坚实的基础。他鼓励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成长道路上积极探索、不断突破。最后，他还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希望为即将开启人生重要选择的高三学生提供借鉴。在校园电视台，物理学院教授梁二军老师以《浅谈物理与现代科学技术》为题，青年教师秦立博士以《Penrose 的奇点定理与黑洞----解读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题，面向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做科普报告。梁二军老师全面梳理了物理学在四次工业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对工业革命关键变革中涉及的物理学概念、方法和手段进行了讲解。秦立博士深入细致地解读了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黑洞和广义相对论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就其科学意义和深远影响进行了分析。报告结束，秦博士还向学生们推荐了一些有趣有用的科普读物，引得活泼的学生连呼“老师慢一点，我们记下来。”现场学生，不时从老师的讲解中听到他们熟悉的理论和知识，一会惊叹、一会赞赏，一会疑惑、一会顿悟，老师们的讲座在他们心中掀起层层波澜，激发强烈的感情共鸣和科学热情。同学们生动地形容，今天的科普报告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探索科学的种子，让他们在追光路上更加坚定。学校担负着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和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任务。在探索和传播科学的道路上，青少年犹如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国家和社会的希望，是支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两所学校共同合作举办本次科普活动和招生宣讲意义重大，是郑州七中对“博雅教育”理念的践行，是郑州大学对“求是担当”校训的尊崇，更是两所学校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科技报国、科技强国决心和信心的行动宣言。据郑州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于建军介绍，郑州大学与郑州七中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在培养优质学生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贡献。本次“科普进校园”活动的成功举办，将开启大中小学交流的新篇章。郑州大学必将不负亿万河南父老乡亲的美好期待，帮助更多优秀学生走进一流大学，为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通讯员 王千茹）【来源：大河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国携手各国精诚合作，共同把握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一定能够不断为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正能量“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擘画了中国创新发展蓝图。国际观察人士指出，规划纲要体现出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传递出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清晰信号。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值得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向科学技术要发展动力，以科技创新解答人类发展难题，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中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彰显顺应时代潮流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脚踏实地推动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继续领跑全球专利申请量，中国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6.1%，以68720件稳居世界第一。国际观察人士赞叹，中国已经越过了“世界工厂”这一阶段，进入了“专利工厂”阶段，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放眼“十四五”，中国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国际社会更加看好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让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在开放合作中为全人类寻求科学突破，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追求；如今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践早已明证，开放带来进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开放合作，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研究，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等国际大科学工程，“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计划支持8300多名外国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建设33家联合实验室……中国致力于开展全球科技协同创新，日益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提供广阔舞台，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科技创新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关乎人类福祉。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坚作用，必将不断提升实现科技跨越的能力。世人相信，中国携手各国精诚合作，共同把握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一定能够不断为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正能量。

中国携手各国精诚合作，共同把握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一定能够不断为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正能量“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擘画了中国创新发展蓝图。国际观察人士指出，规划纲要体现出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传递出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清晰信号。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值得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向科学技术要发展动力，以科技创新解答人类发展难题，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追求。中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彰显顺应时代潮流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脚踏实地推动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继续领跑全球专利申请量，中国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16.1%，以68720件稳居世界第一。国际观察人士赞叹，中国已经越过了“世界工厂”这一阶段，进入了“专利工厂”阶段，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放眼“十四五”，中国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国际社会更加看好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让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在开放合作中为全人类寻求科学突破，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追求；如今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践早已明证，开放带来进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开放合作，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研究，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等国际大科学工程，“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计划支持8300多名外国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建设33家联合实验室……中国致力于开展全球科技协同创新，日益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提供广阔舞台，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科技创新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关乎人类福祉。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坚作用，必将不断提升实现科技跨越的能力。世人相信，中国携手各国精诚合作，共同把握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一定能够不断为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正能量。《 人民日报 》( 2021年03月23日 03 版)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的重要材料 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识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按照时代早晚排列，它们分别是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从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考古成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力证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距今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东夏国的考古学成果，对于增进学术界与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民族互动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议题的理解意义重大。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起之地。本次评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河南独占三项，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揭示了一个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具有都邑性质。双槐树遗址规模宏大，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如在此遗址发现了三座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一座发现有“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一门三道”是王城的配置，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述，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都发现过“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而双槐树的相关发现比这两者都要早，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说明双槐树遗址对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连用三个“关键”来强调双槐树遗址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其发现“必将帮助人们持续厘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边疆考古成果显著，如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填补了东夏国考古的空白，东夏国是金元之际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磨盘村山城遗址是其南京城址。边疆地区的民族互动频繁，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考古学成果不断刷新学术界与公众对于这种互动与交融深度的认知。本次入选的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此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西北接我国新疆，西南是印度，东南临尼泊尔。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时间延续千年，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这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其出土文物呈现出来自中原汉地、新疆、印度、尼泊尔等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木俑、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此前新疆出土的相关文物十分类似，显示两地早有频繁的文化交流。经由考古学的研究，偏居祖国边疆一隅的札达，原来曾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衡量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那时的考古学家的工作状态，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除了双手和简单工具外，别无所有。今天的考古学家已拥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历史遗存，提升考古学研究的精细程度。科技不只是助力考古学研究，而是题中之义。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采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是一处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距今四万年延续到距今两千年，其遗址堆积厚约8米，包含了大量石器、磨制骨角器、动物骨骼、火塘、墓葬等，考古学家对出土物全部测量了三维坐标，而具有埋藏指示意义的遗物，全部测量走向、倾向、倾角等产状信息，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中模拟出每个发掘层面的三维模型，可在其中为全部出土物准确定位，这将为考古学家的后续研究提供极大便利。要完成这一工作，首先要积累大量准确的测量数据，考古学家在此次发掘过程中用到了电子全站仪。电子全站仪是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使用的一种新型测绘仪器，在野外测量中，可采集水平角、竖直角、倾斜距离三种基本数据，通过内部微处理器计算，可得到坐标、方位角、高差、高程等数据，而仪器本身也可以保存数据。电子全站仪的使用不仅方便、精准，而且也带来了田野考古工作思路的转变。在招果洞遗址中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还首次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在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首次”。余姚井头山遗址距离大名鼎鼎的河姆渡遗址不远，这座遗址距今八千年，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贝丘遗址以文化层中包含大量古人类食剩抛弃的贝壳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遗址距现在的地表有5至10米深，而且被海相沉积覆盖，大量淤泥容易坍塌，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考古学家先建设了一个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的钢结构基坑，先将发掘范围框定加固。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但却有许多难点，比较明显的难点有不能采用大型机械施工，以免破坏考古现场，也不能使用水泥和混凝土，因为它们具有腐蚀性，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大大超出考古学家当初的设想，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花费一年半时间完成了钢结构基坑的施工。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因地制宜把钢结构基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意义。随着井头山遗址一期考古工作的结束，这座钢结构基坑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回填。本次评选出的十大新发现，在发掘过程与后续研究阶段，普遍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认为：“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学科。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更加全面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让珍贵文物重光于世——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0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31年。这31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不仅理念上得到了更新、技术上取得了进步，而且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承担了国外的考古挖掘任务，与此同时，公众对考古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向公众网络直播了终评会，入围终评环节的20个项目，由汇报人依次向公众报告。终评会如今在网上已经有“中国考古奥斯卡”之称。考古学与直播的联袂，近年来已不鲜见，今年三月，央视直播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中的文物出土过程，2015年11月，央视直播了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1号主墓开棺过程。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是中国公众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通过直播，公众亲眼见证了埋藏于地底的文物重光于世，这种现场感与历史感的交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公众考古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强调考古学不只是考古学家象牙塔中的艰深学问，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民共享的，考古学应当回应公众的关切，将考古信息传递给公众，并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公众考古的方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在博物馆中展出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方式。在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前不久，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刚落下帷幕，这场为期六个月的展览，第一时间向公众展示了井头山遗址的出土遗物。将河姆渡与井头山的遗物并列展示，对于公众而言能更好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脉络，河姆渡距今约七千年，井头山距今约八千年，考古学家认为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这场展览的主题“海洋文明曙光”也回应了公众对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关切，井头山遗址考古工作负责人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展现了古老的中国人适应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的历程。它的发掘具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等问题意义重大。”考古学近年来频频“出圈”，获得公众的热切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众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增长的兴趣，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自信。一方面，考古学肩负着增强公众文化自信的使命，另一方面，公众文化自信的增强，也对考古学的大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将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两者是相得益彰的。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倡导者苏秉琦，晚年回忆他的学术之路时，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今天，我国的公众考古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新技术新思维的辅助下，我们更有底气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陈彧之)

一哲学的意义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在其现实性上，人的存在主要展开为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成己即认识人自己和成就人自己，成物则表现为认识世界和成就世界，二者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处境。理解哲学的意义，难以离开人的以上存在处境。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认识世界和成就世界包含不同的视域。大致而言，这里可以区分知识的进路和哲学的进路。在知识这一层面上，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说明主要侧重于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对象，其特点在于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这个世界。相对于知识的进路，哲学对世界的说明和把握首先以跨越知识界限的方式展开。以特定的领域、对象为指向，所达到的往往是彼此分离的存在形态。然而，世界在被知识分解之前，并非以这种相分的形式存在。真实地把握世界，相应地不能仅仅停留在分解、分化的层面，而是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在这里，哲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知识的视域。人与世界的关系既涉及“是什么”，也关乎“应当成就什么”，对世界的理解和说明主要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对世界的成就则进一步指向后一问题。在成就世界这一层面，“应当成就什么”所关切的，主要是世界变革的价值方向，即成就何种形态的世界。从总体上看，知识性的进路更多地体现于在事实层面“是什么”的问题，价值层面的“应当成就什么”则并不构成其题中之义。尽管知识也与特定对象的变革相联系，但它主要在技术的层面、经验的环节方面牵涉相关问题。比较而言，哲学则不仅关注世界“是什么”或“何物存在”，而且也从价值之维关切世界“意味着什么”以及世界“应当成为什么”。在“应当成为什么”这一层面，问题涉及的首先是成就世界的价值方向。哲学既关注人的理想和需要，也关切变革世界的价值方向，由此，哲学也从不同的角度为人的价值选择提供了某种引导。广而言之，在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哲学本身又内含不同的进路。首先是“以物观之”。这一进路的特点在于从“物”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它所指向的，主要是对象和世界的本来形态。相应于此，“以物观之”主要以世界实际是什么为关注之点，其侧重之点在于对世界的观照，而不是对世界的变革。与“以物观之”相对的是“以心观之”。在理解世界这一方面，“以心观之”趋向于对象向“心”的还原。这里的“心”可以取得不同形态，包括感觉、理性、直觉、意志、情感等等。从“心”出发理解世界，固然涉及对世界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更多地着眼于观念层面的构造，而不是对世界的现实变革，所谓“以心法起灭天地”，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以心观之”中，对象向心的还原与世界的思辨构造，往往相互交错。20世纪初以后，哲学又经历了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与之相联系的是“以言观之”。“以言观之”注重的是语言中的存在，它固然体现了比较严密的逻辑分析，但其关注之点主要在于我们言说对象时所运用的语言，语言之外的存在，往往处于其视野之外。与上述基于物、本于心、诉诸言的进路相对，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以事观之”。作为中国哲学范畴的“事”，广而言之也就是人之所“作”或人之所“为”，亦即人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包括知和行。“以事观之”的前提是区分本然世界和现实世界。本然世界尚未与人发生关联，现实世界则是对人呈现多样意义的存在，它形成于人的实际活动，而人自身则生活于其间。“以事观之”意味着走向以上论域中的现实世界：在肯定通过“事”而扬弃世界本然性的同时，它也基于“事”而赋予世界本身以现实的品格。二与“成物”（成就世界）相关的是“成己”，后者以认识人自身和成就人自身为具体内容。在认识人自身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知识的与哲学的不同进路。人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品格，又有心理学意义上的规定，还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属性。与之相应，对人的理解，也可以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之维展开。知识性进路对人所作的理解，主要限于人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相对于此，哲学对人的考察更侧重于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历史地看，从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辩，至近代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或“何为人”，一直到晚近随着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出现而发生的人机之辩，等等，都涉及从哲学层面理解何为人的问题。在儒家那里，道德意识被视为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对康德而言，相对于受因果关系支配的现象界的对象，人既具有为自然立法的理性能力，又包含自我立法的善良意志。从人机之辩看，可以进一步区分自然之人（natural human being）与人工之人（artificial human being）。自然之人也就是没有为外在技术所改变的人，人工之人则是与生物技术（包括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相联系并受到这些人工因素影响的人。作为广义技术的产物，以上视域中的人在什么意义上仍是与物分别的人？这是需要反思和回应的问题。仅仅以知识性的考察为进路，显然难以对以上问题获得深入的理解，这里，哲学的视域同样不可或缺，而它所关涉的“何为人”或“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则往往被哲学家视为“哲学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在宽泛的层面，可以把人看成是追求意义的存在，这种意义追求又通过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而实现。就此而言，人无疑因“事”而在：不仅现实世界生成于人所做之“事”，而且，人自身也因“事”而在。正是在“从事”多样活动的过程中，人取得了不同的存在形态：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人逐渐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动物；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人逐渐成为科学技术人员；以从事艺术创作活动为前提，人逐渐成为艺术家；如此等等。从这一视域看，所谓人工之人（artificial human being），更多地表现为“事”的产物或“事”的结果，而不同于作为做“事”主体的人。如上所述，知识对人的理解，侧重于人的不同规定，包括生物学规定、心理学规定、社会学规定等等。从哲学层面看，具有不同规定的人又呈现相关性和统一性。正如哲学对世界的理解趋向于跨越知识的界限达到世界被知识分化之前的统一形态一样，哲学对人的理解也侧重于跨越知识对人的分离，由此达到对人的真实把握。宽泛而言，在哲学的视域中，与人的存在相关的理性与感性、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社会乃是以相互关联的方式展现，这种关联同时构成了人之为人的真实形态。从成己（成就人自身）这一层面上说，问题不仅关乎实然，而且涉及当然。“当然”所指向的是人的理想形态。就精神之维而言，在实然的层面，知、情、意在人的存在中相互交融，在当然或价值理想的层面，知、情、意的这种交融同时又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紧密联系。同样，前面提及的理性和感性、存在和本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不仅仅表现为人之实然（人的真实形态），而且也构成人之当然，与之相联系，就成己或成就人自身而言，在更为自觉的层面达到人的以上统一形态便成为内在的要求。进而言之，在哲学的视域中，人的更为终极的走向，体现于对自由的追求。事实上，人类历史的每一演进，都表现为在一定层面上向自由之境的迈进。从成己这一角度看，人的自由同时意味着成就自由的人格，后者并非抽象、宽泛的精神形态，而是具有实质的内涵。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一视域中的自由人格可以理解为德性和能力的统一。此所谓德性不同于狭义上的道德规定，而是表现为综合性的精神形态，它与中国哲学所讨论的本体和工夫中的“本体”具有相关性。以对工夫的制约为指向，“本体”包含认识、审美、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从不同方面引导着工夫的展开。比较而言，与德性相联系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成己与成物的内在力量。从根本上说，人的自由具体展现于价值创造的过程，正是这种创造，使人不同于仅仅受制于因果必然性支配的对象。以人的自由为指向，价值创造既涉及价值方向的确立，也离不开化价值理想为现实的内在力量。自由的人格一方面以具有价值内涵的德性引导价值创造的方向，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生成的能力为价值创造提供内在的力量。作为自由人格的相关方面，德性与能力彼此交融：能力如果缺乏德性的引导，往往会失去价值方向；同样，德性如果缺乏能力的依托，则容易导向玄虚化。正是德性与能力的统一，赋予自由的人格以现实的形态。三前面所述，大致关乎“何为哲学”。与“何为哲学”相联系的是“哲学何为”，后者体现于对世界和人的根本性问题的关切和。人作为人，总是有大的关怀或终极性的关切。从何物存在、如何存在，到何为理想的存在、人自身为何而在，等等，都属于人需要关切的根本性问题。历史地看，西方哲学很早就形成了哲学起源于惊异的看法，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哲学最初产生于人类的惊异或好奇。如所周知，“惊异”涉及对世界的理论兴趣或认识兴趣，以“惊异”解释哲学的起源，相应地着重从人类的认识兴趣或理论需要来探讨哲学的产生。与这一思路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家更多地从忧患的角度来理解上述问题。中国最早的哲学经典之一是《易经》，在、探讨《易经》如何产生的时候，早期哲学家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事实上，这是用问题的方式提出一个正面的见解，这里的“忧患”相对于“惊异”来说，更多地表现为从价值的层面对现实和人生的关切，以“忧患”为哲学之源，相应地主要是从人类的现实需要、价值关切这一角度讨论哲学的起源，这与前面所说的惊异着重于认识兴趣和理论兴趣，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视域。不过，在对世界的终极性方面，二者又呈现相关性：“惊异”所体现的认识兴趣并不是对寻常之事的好奇，而是对世界的根本性；同样，“忧患”所展现的价值关切，也不仅仅与日常活动相关，而是涉及与人的存在相关的人道等本源问题。这些根本性的和关切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哲学的问题。就个体而言，在其成长过程中也总是会涉及各种超越性的问题。陆九渊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向他的父亲提出了一个很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天地何所穷际？”[3]481换言之，天地的界限在哪里？这一问题从今天来说，涉及世界在空间上的无限性问题。朱熹也问过类似问题。幼年时，他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朱熹便进一步：“天的上面是什么？”这既关乎时空的无限性，也涉及所谓超越的问题。王阳明在十二岁时，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曰：考取功名（“读书登第”）。王阳明对这一回答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天下第一等事应该是成为圣贤（“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对“第一等事”的以上，同样表现为根本性的关切。相对于世界在时空上的无限性而言，以成就圣贤为第一等事更多地具有社会价值关切的意味。以上事实表明，不管是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人总是面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哲学的关切则以这一类问题为指向：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包括知识学科，很少表现出上述本源性的关切。宗教固然也涉及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它主要是以信仰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问题，相形之下，哲学对以上问题则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的。从哲学的历史衍化来说，20世纪初以来，似乎出现了某种与哲学作为智慧之思偏离的趋向。以分析哲学而言，其特点逐渐表现为把哲学引向形式化和技术化。分析哲学讨论问题，往往并非基于现实存在，它对人生的意义等问题，也常常缺乏实质的关切，其推绎每每建立在思想实验之上，而不是以现实存在为根据。此外，分析哲学在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上，也渐趋技术化的走向，即使其所作的日常语言分析，也需要以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为前提，这种技术化的工作，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沉思。与“做哲学”方式上形式化、技术化相联系的，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或多或少的忽略，它往往以形式上、局部性的清晰，模糊了实质上、根本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分析哲学对技术层面细枝末节的关注，已压倒了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关切。晚近尚可看到所谓“实验哲学”。实验哲学强调哲学的实证化，它所借助的工具，一是所谓问卷调查，一是所谓科学实验。但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做这些调查和实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业余的科学家、业余的社会学家的方式从事哲学研究，这种进路，似乎很难真正从哲学的层面把握世界和人自身的根本性问题。哲学当然需要关注经验事实，但它既不是以经验还原的方式，也不是以实验科学的方式展开自身的研究。哲学的实证化趋向对古希腊以来通过理论思维的形式世界与人生根本问题的哲学进路，显然有所偏离。四从形式的层面看，哲学的意义与人在知行过程中的理性化追求相联系。这里所说的理性化的追求，首先表现为“说理”过程。“说理”在总体上以理性或逻辑的分析、推论为内涵，其具体内容大致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使之明晰”（make it explicit），当代哲学家布兰德的一部著作，即以“Make It Explicit”为题。作为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使之明晰”既体现于概念的界定、辨析和澄清，也表现为思维过程的条理化、脉络的清晰化。这一意义上的“说理”，是把握世界、处理日常事务的必要前提。二是给出理由，所谓给出理由，也就是在提出某种观点或看法之时，提供一定的根据，进行相应的论证。这一给出理由的过程，使哲学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于随意的感想或独断的议论，而是表现为一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过程。个体性的内在感想可以见于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之中，但是哲学却很难接受这类缺乏理性根据的感想或断言。与“说理”相关而又有别的是“讲理”。“说理”和“讲理”之别与“合理”和“在理”或“有理”的区分相联系。这里的“合理”主要是在于合乎理性规则或存在的法则，“在理”则表现为既合情又合理；“说理”更多地与“合理”相联系，“讲理”则较多地关乎“在理”。“合理”相对于不合理来说，所谓行动计划、施工方案等等，便存在合理或不合理的问题，其中的实际内容涉及是否合乎存在法则。“在理”或“有理”是相对于无理而言，它具体表现为通情达理或合乎情理。通常所说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便与上述意义上的“在理”或“有理”相联系。具体而言，合情合理意义上的“合情”之“情”，涉及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情，即实际的情形，引申为情境；一是情感。从前一层涵义来说，“有理”首先要求合乎真实情形或事物的真实状况，在这一意义上，“讲理”与“说理”是相互联系的，“说理”需基于实然，“讲理”同样不能罔顾事实。进一步看，合情同时关乎情境，而情境总是具有特殊性，由此便发生了普遍之理和特定情境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普遍之理无法涵盖一切特殊的情境，唯有对特定情境加以具体分析，才能为普遍之理的运用提供比较切实的前提和根据，使实践过程既不拘泥于一般的抽象原则，也不囿于特定的情境，而是趋向二者的具体沟通。这一意义上的合情合理，同时表现为前文所说的“合宜”。普遍之理与具体情境的结合，基于“情”的实情义。合情合理中“情”的第二重涵义关乎情感，与之相联系的“讲理”不仅仅要求其中的推论、言说有事实的根据并合乎逻辑，而且也意味着所言合情合理，能打动人，并使人心悦诚服、乐于接受。在此意义上，“讲理”与“合乎情理”彼此相通，其内容关乎理性和情意之间的关系，而“合乎情理”则蕴含着与人的内在意愿之间的一致。进一步看，人在社会生活、交往过程中的所言所行，不仅应当合乎逻辑规范或理性程序，而且需要合乎通常所说的“天理良心”，就其实质内涵而言，这里的天理良心可以视为一定共同体在价值观念和价值情感方面的普遍共识，合乎天理良心相应地意味着所言所行与这种普遍共识的一致，后者构成了合情合理的具体要求之一。五以上所说的讲理，同时渗入了价值内容，事实上，合情合理意义上的讲理，已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推论过程。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哲学总是包含价值关切和引导。在知识的层面，可以主要着眼于逻辑或事实，但在哲学的视域中，没有价值关切的说理、讲理最终都将趋向于空泛。前面曾提到，成己与成物既涉及“如何做”，也关乎“做什么”，其中“做什么”便与价值关切相联系，这种价值关切同时规定着人的知行活动的价值方向，包括人应当追求什么、人自身应当成为何种存在形态，以及更普遍意义上人与世界应走向何方，等等。以实质层面的价值关切为指向，哲学在个体之维进一步关联人生意义的探讨，事实上，古今哲学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讨论这一问题。孔子曾认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其中所肯定的便是：就存在意义的而言，生相对于死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换言之，对孔子来说，唯有真正把握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人才能对死的意义有更具体的了解。与之相对，海德格尔将人的存在理解为“向死而在”的过程，这一过程又与对死之“畏”相联系，在他看来，正是对死的这种“畏”，使人领略到个体存在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不可替代性，从而回归真实自我或本真之我。这一思路可概括为“未知死，焉知生”，相对于“未知生，焉知死”，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人生进路：如果说，“未知生，焉知死”注重的是人的生命存在，而生命存在又构成了价值创造的前提，那么，“未知死，焉知生”则缺乏这样一种创造意义，二者内含着对价值创造在人生过程中意义的不同理解。人生意义的关切同时也涉及什么是好的生活，从古至今，哲学家们都在不同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儒家来说，好的生活就是合乎仁道的生活，仁道原则需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具体展现。与之相对，对于道家来说，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是合乎天道意义上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往往被视为理想的存在状态，这里同样体现了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儒家在后来衍化过程中所展开的“理欲之辨”，进一步涉及感性存在和理性本质之间的关系，其中同样关乎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如何趋向好的生活。不同个体、学派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当然存在差异。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比较普遍的层面，对何为好的生活形成某种共识。在基本的价值方向上，可以将好的生活理解为合乎人性的、有利于自由走向的生活。就人的存在形态而言，合乎人性既意味着道家所注重的天性和儒家所注重的德性之间的沟通，或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相互关联，也表现为感性和理性、存在和本质、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相互协调。进一步看，这一意义上的人性化存在，同时意味着避免或超越人的物化。人的物化可以视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挑战。晚近以来，资本、权力、技术等等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导向人的物化的可能根源。如何应对资本、权力、技术对人性的可能扭曲，是现代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社会的层面，往往面临和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和谐高于正义”或“正义高于和谐”，则体现了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事实上，社会的合理的形态，离不开正义与和谐之间的沟通。如所周知，正义以“得其应得”为本源的内涵，尽管罗尔斯后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对正义的理解便涉及以上方面，这一意义上的正义，以个体权利的尊重为核心。比较而言，和谐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内在存在价值的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从根本上说即以彼此承认内在的存在价值为前提。从社会存在来看，以上两个方面，即仁道的关切和个体权利的尊重，都是理想的社会形态应有的内涵。从更宽泛的层面来说，这里同时涉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逻辑前提是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往往使之无法共存。由此进一步考察，则面临什么是好的文明形态、如何处理和应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回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对话，而且离不开从哲学层面上对文明的形态和内涵作深层理解。概要而言，把握哲学的意义，既涉及对哲学本身的反思，也关乎对世界和人的理解，这种反思和理解，无法离开成己与成物的过程。（本文系作者于2019年4月在华中科技大学“首届哲学教育与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