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研究方法

看问题一般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历史的。这里所说的看问题是指的人的认识。首先每个人都是现实的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中，与人接触的是现实的人和事件。对这些人和事件的观察并得出结论，就是现实的视角。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对外界信息给出认识，源于他大脑中积累的知识。这就是历史的因素。 以现实的眼光去看，会发现不同的现象。进而把这些不同的现象解释成不同社会形式的结果。其实，现实的眼光或视角就是横向对比，就是分门别类地排列。这种方法是把可观察的可统计的对象作为要素纳入观察范围。这样的方法是鲜活的、是感人的、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忽视或者隐藏了观察对象的发育、成长的过程。这是制度偏见、民族偏见、道德偏见和意识偏见形成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是以各个国家存在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各具特点。当冲突或分歧出现的时候，往往会从这些要素去寻找原因。这就是各种偏见形成的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上述的各种偏见的本质是颠倒了事物之间的关系。把作为结果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当成了原因。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就会发现每一个历史序列中都因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决定了不同的现象。这里的关键是，现实观察到的横向对比的各类结果都是历史运动的现象。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是被不容易被观察者看到的规律推动的。这些推动要素的时间运动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因此说现象在我们这个时间点上的形态或者形状是历史的、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决定历史的那些没有被观察到的因素推动了历史来到现在。现在的是结果，是现象。这些现象就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些现象不是制度、道德、宗教、文化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生产方式、私有财产等等那些经济基础条件推动的结果。我们的认识是，对于制度、道德、宗教、文化的研究不能横向对比，只能采用历史的方法。制度和道德等等它们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发展的。宗教和文化也是这样。世界上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看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排放问题、假货问题、失信问题，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一定存在过。发展中国家看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比如老龄化问题、比如出生率下降问题、比如过度金融化问题、比如产业空心化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等等，当发展中国家发展到发达水平的时候，也会遇到。 学术研究应该使用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困难的、是枯燥的、是缺少资料的。历史就是各种要素，尤其是那些经济要素在时间延长轴上的变化。没有时间轴的历史演化，是没有时空背景的研究。罗列现实结果的方法是一种看图片的方法。罗列现实现象的研究是简单的、愉快的、吸引人的，但是这只是研究的开始。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自身的观察而得来的。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和化学作用发生在瞬间，远远短于人类的感知时间，所以不会受到人类认知缺陷的影响。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规律作用的时间很长，远远超过人类的感知时间，人类自身的认知的缺陷，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世界运行规律的认识。最简单的例子，工厂生产的产品，有些人认为通过偷工减料可以节约生产成本，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而有些人则认为必须严把质量关，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前提。其实，两个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观点的不同，只是因为两个人观察的周期不同，前者关注的周期较短，而后者关注的周期较长而已。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之中就会遇到这一场景：因为关注的时间周期不同，导致了人们彼此不同的观点。“蒙太奇”在法语里是剪接的意思，是现代影视制作必不可少的技术，通过对同一影视片段，进行不同的剪接，可以让人们产生不同的理解。2017年，台风天鸽过境澳门，街道积水，人们看到一个人在街道上练习蝶泳，于是有网友将这段视频放到了网络上，人们纷纷嘲笑这位蝶泳哥。但随着另一段视频的流出，这位蝶泳哥其实是在拼尽自己的全力救人，于是人们纷纷在网络上致歉。近几年，网络上经常出现剧情反转的局面，我们其实都可以将其看作是“蒙太奇”，人们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一些关键的信息被“剪切”掉了。人们在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蒙太奇”的手法，减掉一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罗列起来，虽然这些证据都是来自于真实的世界之中，但显然，这些经过加工过的证据，已经扭曲了真实世界的本来面貌。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观察周期作为标准发表观点，而且通过“蒙太奇”的手法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但是，真实的世界是唯一的，所有电影的胶片其实只有一个，只是因为人们观察世界的时间周期不同和采用的“剪接”手法不同，才制造了千千万万不同的观点。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问题，那么就应该思考如何规范社会科学的研究了。时间周期越短，事物的发展越具备随机性，但随着时间周期的延长，事物的发展就会呈现规律性。如果观察的周期足够长，我们会发现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周期性，而且每个周期都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所以我认为，应该将这样一个完整的周期定义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单位，因为这一个周期才是一个完整的规律周期，如果人们的观察周期不足一个完整的规律周期，那么，人们得出的观点往往是具有一定偏见的，而且随着观察周期的不同，人们的观点也会彼此不同，从而社会科学的研究陷入混乱之中，人们忙于彼此的争论，而无法形成统一。近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社会科学的研究却停滞不前，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取得突破，所以，发展社会科学，首先应该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然我并不是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但是，我的思考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的发展思路，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对错之分，解决问题，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希望我制作的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打开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大门。

为什么太阳会东升西落？为什么有春夏秋冬？为什么地球是圆的？为什么飞机能翱翔蓝天？为什么鱼能在水中畅游？为什么人类会诞生？这些物理、化学和生命现象都是由于大自然规律天然存在的，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人类虽然无法改变和创造规律，但能够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去探索神奇的大自然。图1.浩瀚的星空探索自然是科技界同仁的使命，它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目标就是要揭示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我们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也有理由相信，随着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认知逐渐加深，各种自然规律也将逐渐变得系统和完整。研究方法概论对自然界的探索，是一个观察、提问、假设、推理、验证的螺旋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撑，如培根的实验法、笛卡儿的解析法、伽利略的理想实验法、牛顿采用的公理化方法、归纳与演绎法；卢瑟福的模型法、康德的思辨与假说法、门捷列夫的分类比较法等等。没有研究方法的科学研究探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以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为例，通过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使用工具和仪器设备，获得研究对象的第一手事实材料，并加以整理和加工，再使用一系列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最后运用科学理论解释和预测新的现象。图2.英国科学家牛顿研究方法是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出来的，从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层次出发，可以产生多种不同的分类。从研究方法的层级或者使用范围来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划分成三类：一是最普适的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为一切科学所采用；二是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性研究方法，如观察、实验、模拟、归纳等方法；三是某些学科特殊的研究方法，如生物和医学学研究中的解剖法、飞机设计中的试飞法等，它们其实也是特殊的观察法或实验法。从认识探索的历程和深度来看，可以分为经验方法和理论方法。很难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分类。同时，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研究方法本身也在动态发展。因此，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上呈立体网络状结构。其中，归纳和演绎是科学研究中被使用得最频繁的研究方法。多年前，我看过一篇杨振宁老先生谈学习和研究方法的文章，记忆深刻。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杨老先生大学毕业于西南联大，他总结我们中国学习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演绎法”，往往直接从牛顿三大定律，热力学定律等基础出发，然后推演出一些结果。然而，对于这些定律如何产生的研究和了解不多，也就不容易产生有重大意义的原创性成果。他到美国学习后发现，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学费米、泰勒等是从实际试验的结果中，运用归纳的原理，采用的是“归纳法”。这两种方法对杨老先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图3.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归纳法归纳法就是由一系列特殊性的前提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简单说就是由个别到一般。往下分，归纳法又可以分成求同法、存异法、共用法、共变法、残余法，其在科学研究方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自然科学中的很多定律和公式都是通过观察、研究个别现象后，从杂乱的经验事实中间，对它们进行总结归纳出来的，从而掌握了自然界的普通性规律。例如，法拉第发现磁转电的方法就是典型的归纳法。话说1820年，奥斯特成功地发现电产生磁现象后，无数科学家都在探索如何通过磁产生电。法拉第自1821年就开始了磁生电的研究，为了防止磁铁对电流表产生影响，他用了很长的导线把电流表接到隔壁的房间里。他的实验方法是，把磁铁插到线圈中以后，再跑到隔壁房间里看电流表指针是否偏转，10年来他一直没有看到电流表指针偏转过。直到1831年10月17日，这一天由于种种原因，电流表就放在线圈不远处，当法拉第把磁铁快速地插入线圈时，突然电流表指针奇迹般地摆动了一下，又回到零刻度线。当他急忙把磁铁从线圈中拔出来时，指针又向相反方向摆动了，从此他归纳总结出切割磁力线产生电流的规律，从而将人类带入电的时代。图4.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尽管归纳法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前进的步伐,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它的局限性。著名哲学家休谟首先思考和发现归纳法的局限性，提出了著名的“休谟问题”，即归纳推理的根据何在？对归纳法的有效性、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因为归纳是以直观的感性经验为基础，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少部分事实或现象进行归纳，作出的结论可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会出现与客观事实相矛盾的情况。所以思格斯指出：“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图5.英国哲学家休谟演绎法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揭示的是个别和一般的必然联系。它不仅能够作出科学预见，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指导性的线索，还将使科学研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理论的威力在于正确地预测，只要推理的前提是正确的，推理形式是合乎逻辑的，推理的结论也必然是正确的。比如，门捷列夫通过近20年的坚持不懈，收集和掌握了海量的元素数据，并从中掌握了元素周期规律。他不仅预见了当时未被发现的镓、锗、钪等元素的存在，而且还预先确定了这些新元素的性质，并得到科学的证实，轰动了整个欧洲。1849年，科学家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成功地预测了海王星的运动轨道。爱因斯坦曾预测有弯曲一定范围的空间和弯曲的光，后来都被证实。图6.门捷列夫及元素周期表演绎法的局限性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人们有时机械地套用“三段论”，将得出错误的结论；二是有时共性不能涵盖所有的个体特性。导致演绎法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以及不能正确地反映变化的客观世界。流体力学4大研究方法除了这两种基本研究方法外，每个学科可能都有一些各自独特的研究方法。我是流体力学专业出身，就以流体力学为例。通常，开展流体力学的工作主要有4种研究方法：现场观测法、实验模拟法、理论分析法和数值计算法四个方面。现场观测法从流体力学的学科历史来看，流体力学始于人们对各种流动现象的观测。面对奔腾的河流，孔子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阿基米德在澡盆中，看到溢出的水，提出了流体静力学的一个重要原理——阿基米德原理。 丹尼尔·伯努利通过观察发现流速与静压关系的伯努利原理。在流体力学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发现自然界的各种流动现象，通过各种仪器进行观察，从而总结出流体运动的规律，再反过来预测流动现象的演变。但此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最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流动现象受特定条件的影响，有时不能完成重复发生；二是成本比较大，需要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图7.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实验模拟法为了克服现场观测的缺点，人们制造了多种实验装置和设备，建立了多个专项和综合实验室。实验基本上能可控、重复流动现象，可以让人们仔细、反复地观测物理现象，直接测量相关物理量，从而揭示流动机理、发现流动规律，建立物理模型和理论，同时还能检验理论的正确性。流体力学史上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通过实验发现或证实的，比如意大利物理学家伽俐略利用实验演示了在空气中物体运动所受到的阻力；托里拆利通过大气压力测量实验，证明了恒定孔口出流的基本规律；牛顿用摆和垂直落球在水和空气中进行了绕流阻力实验；由法国工程师皮托发明、世界流体力学大师普朗特改进的风速管，可同时测量流体总压和静压。随着技术的进步，风洞和水洞成为实验流体力学中两种主要的实验设备。风洞是一种特殊的管道，通过产生可以调节的气流，使实验段中的模型流场能够模拟或部分模拟实际流场。水洞更容易实现流动显示和定量测量，对进行湍流和边界层等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以及一些实际工程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图8.风洞试验及试验模型理论分析法理论分析法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归纳与演绎、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等逻辑方法，采用数学理论和方法，实现定量化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是流体力学分析研究的一种高级形式。尽管人们对流动的认识和探索进行了几千年，但只有到了欧拉方程和伯努利方程的建立，才是流体动力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建立的标志，开启了用微分方程和实验测量进行流体运动定量研究的新阶段。无数物理学家和力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例如：拉格朗日的无旋运动、亥姆霍兹的涡旋运动、达朗伯佯谬，一直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即著名的NS方程，它是流体动力学的理论基础。由于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是一组非线性的偏微分方程，很难求出解析解。在流体力学理论分析中，常常根据特定的物理性质和具体环境，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进行抽象化、简化流体物理性质，减少自变量和减少未知函数，建立特定的力学理论模型，这样可以简化数学方程、克服数学上的困难，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流体的平衡和运动性质。例如普朗特学派逐步将N-S方程作了简化，从推理、数学论证和实验测量等各个角度，建立了边界层理论，能实际计算简单情形下，边界层内流动状态和粘性力。数值计算法由于物体几何外形的复杂，以及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求解的困难，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用数值方法来解流体力学问题的思想。就是将流场区域离散化，分成许多个子区域，并确定每个区域中的节点，从而生成网格。将控制方程在网格上离散，就可以将偏微分格式的控制方程转化为各个节点上的代数方程组。求出方程组的近似解后，结合流场情况以及一些理论常识，解释这些计算值的物理含义和流动机理。在正式计算之前，通常还要通过经典模型算例，将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以验证计算方法和参数设置。由于网格点数量大，要求的计算资源比较高。只有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数值模拟才成为现实。相对于实验来说，数值模拟具有廉价、全流场、三维复杂流动分析，不受实验设备的研制、流场无干扰等特点。图9.飞机流场数值计算现场观测的现象和实验结果，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时，才会有意识地从分散的、看似无联系的现象和数据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甚至发现新理论。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也要依靠现场观测和实验模拟来校验力学数学模型。因此，在解决重大实际问题时，单一方法都是有缺点与不足的，必须多维度多层次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只有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才能在国家科技强国战略中建功立业。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或者学问，历史上被归于文科，所谓的数理化，文史哲。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研究要科学化。那么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历史本身应该也是可以科学化的。因为，哲学有其历史，有许多哲学家就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而哲学史不过是广义的人类史的一个部分。同样，科学的物理，数学，等都是有其历史的，即物理史，数学史，化学史，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所以至今为止还没有哲学，历史的定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描述历史的定理和描述物理的定理一样，都可以用数学方程来描述。另一方面，就已有的数学方程，可以应用于历史定理。比如，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是重演的。那么我的理解，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有其相似之处。这样的例子随便举就可以举出许多。比如中国有许多统一的王朝。其实从中国的文明史开始，即黄帝时代甚至炎帝时代就是一个开端。从《史记》我们知道，黄帝，五帝时代，夏，商，周。都是统一的王朝。分裂割据的时代，主要就是西周时的春秋，战国。汉末的三国到魏晋南北朝。唐末的五代十国，清末的民国。上述的统一和割据时代，就是一种中国历史上的相似性。我国统一的王朝还有，秦，两汉，两晋，唐宋元明清，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对于历史的研究，本文只想谈一点，就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变迁的过程。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妨断章取义。就从封建主义的被挑战来说。本文认为，最早可以认为从英国开始的民主化的运动，英国的克伦威尔杀了英王查理一世。是西方的封建势力向民主共和转化的一个标志事件。这股民主的运动，然后从英国到法国，即法国大革命，将法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砍头。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典籍，却是诞生在德国的马克思。西部欧洲的民主运动，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政府。而社会主义思想却从西方向东方传播，并且从西方到东方达到了高潮。我们先撇开美洲不谈，因为那里的国家不过都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在欧洲的最西方，英国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法国是半总统半共和制，俄罗斯的前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很明显，社会主义是从西方到东方逐渐增强的。英国有残留的封建君主的部分，到法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更浓，但是到东欧资本主义就减弱了，社会主义性质加强了，到俄罗斯则更强，然后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我们中国。所以很明显这其中有一个强度问题，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有一个梯度。而且资本主义有一个反梯度。梯度是微积分中的一个常见的概念。所以有理由相信许多微分方程在解释经济问题会有很确切的应用。如果再考虑美国的政体，如果她的政体是最强的资本主义，那么从英国政体到美国的政体也应该有一个梯度，但是这个梯度不是反梯度，她更象一个逆梯度。所以我认为量子力学，在解释这个历史问题，和类似的经济问题，当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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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比较研究法可以理解为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按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按目标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按比较的性质，可分成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按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3）文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文献法的一般过程包括五个基本环节，分别是：提出课题或假设、研究设计、搜集文献、整理文献和进行文献综述。文献法的提出课题或假设是指依据现有的理论、事实和需要，对有关文献进行分析整理或重新归类研究的构思。研究设计首先要建立研究目标，研究目标是指使用可操作的定义方式，将课题或假设的内容设计成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可以重复的文献研究活动，它能解决专门的问题和具有一定的意义。02.话语分析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特别是在法语领域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这个新领域与语言学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经济被重新定义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活动，正如它的内涵一样，它存在的前提是：特殊对象的生成、观念系统的状态、新颖恰当的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的框架系统的状态。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A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批判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话语历史背景分析。例如：如果有一部有关第三世界的纪录片始终把第三世界的穷人当做及物动词性的宾语，那就必然给读者、听着留下这样的印象：穷人是被动的牺牲品，而不是斗争的参与者。例如：对何人使用何种称谓，体现着作者（讲话者）的态度。情态是人际功能的体现形式之一，主观情态反应话语生成者与陈述者的亲近性，而客观情态则模糊了个体和团体的观点。03.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层层推理的过程。内容分析法的信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者按照相同的分析维度，对同一材料进行评判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它是保证内容分析结果可靠性、客观性的重要指标。ROST content mining是一款免费的大型内容分析研究性工具平台，主要功能包括：辅助各学科进行研究，协助完成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方面的研究，凡是需要分析论文、微博、博客、论坛、网页、书籍、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本地文本类格式文件、数据库中各类文本字段的学科，都可以使用本软件，分析方法目前支持：分词、字频统计、词频统计、聚类、分类、情感分析（含简单和复杂）、共现分析、同被引分析，依存分析、语义网络、社会网络、共现矩阵等分析方法。04.质性研究一种在社会科学及教育学领域常使用的研究方法，通常是相对量化研究而言。质性研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许多不同研究方法的统称，由于他们都不属于量化研究，被归成同一类探讨。其中包含但不限于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研究，论述分析，访谈研究等。（1） 民族志研究民族志，是一种写作文本，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的检视、与衡量与访问内容的可信度，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为了真实纪录，1930年代后，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2） 口述史研究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在该校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这个概念。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术领域的成立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音像设备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尚未得到过的原始资料。（3） 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一种适合于广大教育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它既是一种方法技术，也是一种新的科研理念、研究类型。行动研究是从实际工作需要中寻找课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从而达到解决问题，改变社会行为的目的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行动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于资料收集、合作探讨、自我反省、多方总结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主题明确、思路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4） 扎根理论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法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Strauss和BarneyGlaser两位学者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扎根的理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5） 个案研究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称个案调查。对某一特定个体、单位、现象或主题的研究。这类研究广泛收集有关资料，详细了解、整理和分析研究对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内在与外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形成对有关问题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结论。个案研究的单位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事件或者某一类问题，由此而产生人员研究个案，各生活单位或社会团体个案、传播媒介个案，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个案等。（6） 文本分析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新批评细读法“新批评”细读法不是一种自我感兴趣的印象式批评，而是一种“细致的诠释”，是对作品作详尽分析和解释的批评方式。其操作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了解词义，然后是理解语境，再次是把握修辞特点。叙述学分析法叙述是人类社会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叙述学”分析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05.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用于描述和测量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通过这些关系流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如信息、资源等。根据分析的着眼点不同,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视角：关系取向和位置取向。关系取向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通过社会联结本身——如密度、强度、对称性、规模等——来说明特定的行为和过程。位置取向则关注存在于行动者之间的、且在结构上相处于相等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化(patterning),它讨论的是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和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结构,强调用“结构等效”来理解人类行为。06.引文分析引文分析法，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研究方法。引文分析的主要内容：引文年代分析、引文量分析、集中和离散规律分析、引文类型分析、引文语种分析、引文国别分析。引文分析的主要作用是：测量学科的影响和重要性、研究学科结构、研究学科信息发布、确定核心期刊、研究文献老化规律等。07.统计学分析（1） 统计描述它研究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整理、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数据，并通过统计所特有的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表明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水平、速度、比例和效益，以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发展规律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作用，描述社会经济现象数量之间的关系和变动规律，也是进一步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2） 方差分析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简称ANOVA)，又称“变异数分析”或“F检验”，是R.A.Fisher发明的，用于两个及两个以上样本均数差别的显著性检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研究所得的数据呈现波动状。造成波动的原因可分成两类，一是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另一是研究中施加的对结果形成影响的可控因素。方差分析是从观测变量的方差入手，研究诸多控制变量中哪些变量是对观测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3） 二元相关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之一种。二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是在一元回归基础上的延伸,式中y是因变量；x1、x2是自变量；a、b1、b2是回归系数。二元线性回归法适用于分析有两个主要自变量的预测，一般运用计算机进行计算。（4） 元分析元分析(meta-analysis)统计方法是对众多现有实证文献的再次统计，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统计指标利用相应的统计公式，进行再一次的统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元分析程序输入参数包括：各个观察到的相关系数(已有研究文献中变量间的相关计分析，从而可以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5） 多元回归“多元回归”在工具书中的解释：1、研究一个依变量、依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回归。2、亦称为多元线性回归,是反映一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依多种现象或事物的数量的变动而相应地变动的规律。3、建立多个变量之间线性或非线性数学模型数量关系式的统计方法。在肥料试验中广泛应用。（6） 多元变量分析多元分析，是指同时考虑多个反应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均值向量的假设检验、多元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典范相关分析等。（7） 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统计技术。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C.E.斯皮尔曼提出。他发现学生的各科成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一科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其他各科成绩也比较好，从而推想是否存在某些潜在的共性因子，或称某些一般智力条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8）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又称主分量分析。实际课题中，为了全面分析问题，往往提出很多与此有关的变量(或因素)，因为每个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这个课题的某些信息。主成分分析首先是由K.皮尔森对非随机变量引入的，尔后H.霍特林将此方法推广到随机向量的情形。信息的大小通常用离差平方和或方差来衡量。主成分分析作为基础的数学分析方法，其实际应用十分广泛，比如人口统计学、数量地理学、分子动力学模拟、数学建模、数理分析等学科中均有应用，是一种常用的多变量分析方法。（9） 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指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分组为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分析过程。它是一种重要的人类行为。聚类分析的目标就是在相似的基础上收集数据来分类。聚类源于很多领域，包括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很多聚类技术都得到了发展，这些技术方法被用作描述数据，衡量不同数据源间的相似性，以及把数据源分类到不同的簇中。（10） 非参数检验非参数检验(Nonparametric tests)是统计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参数检验共同构成统计推断的基本内容。参数检验是在总体分布形式已知的情况下，对总体分布的参数如均值、方差等进行推断的方法。但是，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无法对总体分布形态作简单假定，此时参数检验的方法就不再适用了。非参数检验正是一类基于这种考虑，在总体方差未知或知道甚少的情况下，利用样本数据对总体分布形态等进行推断的方法。由于非参数检验方法在推断过程中不涉及有关总体分布的参数，因而得名为“非参数”检验。（11） 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 SEM）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该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熟，可惜国内了解的人并不多。在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市场、管理等研究领域，有时需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或者会碰到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这些都是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方程模型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成为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

十六——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要求对中世纪的研究方法进行变革。伽利略主张自然科学要坚决地同臆测的方法和神秘的观点决裂。赞成用观察、实验和数学方法相结合研究自然界，这在方法论的发展历史上意义十分重大。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家，对科学问题只是停留在定性的描述，满足于质的原因的解答。例如，物体为什么运动？是由千物体有外力推动，天体运行是由于天使推动；重物为什么会从高处落到地上，而不是飞向天空？是因为重物的天性是要回到地的中心；至于鸟要在空中飞，鱼要在水中游，都是因为鸟和鱼的本性如此。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这种研究方法，着重点在于探求事物的终极原因，采用的是直观的猜测，它最终只能导至神学。伽利略却相反，他不仅认为物理学原理必须来自观察和实验，并接受实践的验证；而且他还认为物理学的研究应寻求量的公理，即研究物体是怎样运动的，并用数学的公式定量地表示出物体运动的规律。这一研究方法的转变是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是历来关千科学方法论的最深刻、最有成效的思想”。伽利略伽利略通过实验，发现了落体定律和物体运动的惯性原理。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观点，即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伽利略精心设计了斜面的实验，将物体下落转变为小球沿光滑斜面下降，便于观察、测量和计算。 他进一步观察小球在沿着两个成一定角度相连接的斜面上， 下降和上升的情况， 经过多次实验， 他发现在斜面足够光滑的情况下， 小球在第二斜面上升的高度愈接近于它滚下的高度， 若第二个斜面是水平的， 小球在平 面上近似于等速直线运动。 伽利略继续思考， 若平面绝对光滑而没有摩擦，小球上升高度应与下降高度相等；在水平面上应是等速直线 运动。 伽利略根据实验数据整理出落体定律， 提出了惯性原理的基本思想。 他还观察了平面上滚动的小球下落到地上的情况， 用运动合成的理论，分析小球运动的轨迹——一条半抛物线，是小球水平速度与垂直下落速度的合成。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 伽利略是将力学实验与数学方法相结合， 而取得了物理学研究的新成果。 他的关千理想实验的新思想， 对后人产生了巨大的探刻影响。 人们称他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 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奠基人。伽利略的研究方法直接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他把力学与数学相结合， 寻求数学公式表达运动的规律， 使力学研究从猜测 物体运动的原因上升为研究并证明运动的若干性质， 为力学及其它科学开拓了研究的新天地。 他的方法被牛顿等近代物理学大师所继承， 创立了经典力学， 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伽利略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由于力学和其它科学以及生产实践的需要，使数学家努力去寻求新的数学工具， 微积分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所 以， 伽利略的科学方法论， 使人们从中世纪经院式的演绎法的死胡同种摆脱出来，对创立实验科学和以后科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十七世纪可以说是方法论觉醒的世纪。以培根为代表的根植于经验科学的归纳法，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偏重于数学的唯理主义的演绎法，特别是伽利略的将观察、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的发展史上以及科学史上意义都十分重大。文章来源：《科学技术史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二是专业法律学术的成长时期，三是研究方法多元探索的新世纪。在中国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一门政策学、价值学走向科学的法学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不科学到科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嬗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恢复与重建之初，其还没有完全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法学是幼稚的”（戴逸语）是学界公认的事实，而这个幼稚就突出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简陋。注释是当时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大多数法学论著均停留在注释法学（也有人将其称为“概念法学”“法条主义”或“政法法学”）的阶段，教学和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解释、宣讲当时刚刚通过的各项新的法律。以刑事诉讼法学为例，当时学者们编写的教材，基本上只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本身的注解，在对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刑事诉讼法的性质和历史沿革等作简要介绍后，接着便按照刑事诉讼法条文的顺序，对其总则和分则的内容逐条加以释明，学理性的相关探讨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而当时的注释法学之所以被人看成是一种幼稚的法学，就是因为其没有理论，也没有深度，只有直白的语法和空洞的意识形态教条。这个状况令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担忧，“不摆脱注释法学，就不能有成熟的法学”（江平语）成为当时大多数中国法学人的共识，于是许多有抱负的中国法学者开始试图走出注释法学的藩篱。在这样的学术思想背景之下，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法学界异军突起，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研究范式。伴随外语教学的普及，出国留学人员的增加，大量外文文献被翻译过来，使20世纪90年代比较法研究空前繁荣。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制度与实践成为中国的参照，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从西方继受过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话语的广泛流行，使价值法学在当时中国法学的研究中十分盛行，学者们挥舞这些大词，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规范研究，一方面，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使许多西方“先进”的法律与司法理念在中国法律人中间得到了普及，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法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法律的修订和司法的改革进行了社会动员，制造了社会舆论，提供了智力支持。比较法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人们建构制度时的想象力；价值法学在思想启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人们接受了一些普适性的法治理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法律文本，就是价值法学在立法上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是它们对于提升中国法学的科学性则有所不足，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试图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制度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注定会失败。比较法学和价值法学很难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律修改提供直接有效的建言。特别是价值法学，其所谓法学论文与政论文章区别不大，学者们的发言时常类同政客，其观点（特别是关于司法改革的）就有了激进、保守和折中的分野。由于拿不出科学客观的证据，许多所谓的学术主张缺乏充分而客观的论证，以致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达不成共识，其给中国法律的修改和司法的改革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混乱。针对这种状况，在21世纪初，中国的法学家们进行了再次突围，在诸如“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类问题的指引下，法学研究范式有了新的突破：一是“社科法学”（大致包括理论社会学、经验社会学、价值法学、法经济学等）兴起，二是注释法学（法解释学）在精进后以法教义学的名义再次登场（虽然注释法学、法解释学和教义法学在内涵上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现在大多数人都喜欢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出现了良性竞争、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这使得中国法学的研究方法日渐多元化，法学逐渐变成一门大家公认的主流社会科学。问题决定知识和方法。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学科知识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作为解释与研究问题的工具，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只存在使用是否恰当与对路的问题。只要恰当、只要对路，能解释和解决问题，那么就是好的知识和好的方法。法学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实践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对法律文本而言，采用解释学的方法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是对路的、恰当的；而对法律实践而言，采用实证（抑或经验）的研究方法则是最为妥当和对路的。所以，注释、比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均是法学研究的常规方法，它们各有优长，均有合适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用武之地，不能互相取代、厚此薄彼。步入21世纪，在中国各部门法学研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实证研究（大致属于社科法学中的经验社会学范畴）的兴起，其与原来的法教义学、比较法学正在共同成为新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三大基本样态。目前中国法学界的各大主流刊物都倾向于优先刊发实证研究的论文，以至于到了文章如果没有详尽的数据和精美的统计图表就几乎不可能发表的地步。实证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定量研究，提升了中国部门法学研究的科学性，但也存在诸如碎片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类的问题，时常将局部微观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搞得很清楚，但对于中国法律和司法的总体理论建构则十分不足，如何使宏观理论和微观经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保存一个时代法制的记忆，正是未来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努力的方向。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法学日渐缩小了与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学研究的差距。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全球学术资源实现了共时共享。如今国外学者的重要学术论著基本上是甫一问世就有了中文版，全世界重要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均牵动着中国法学者们的神经，中国法学的发展越来越与世界同步了。今天，国内外双向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已十分频繁，在越来越多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已可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法学正在走向和融入世界。但长期以来，我们是学习和拿来多于创新和贡献。时至今日，中国法学的主体性仍然不足，属于中国自身的东西仍然不多，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步人后尘、拾人牙慧的历史阶段。如何根据中国自身独特的实践经验，以中国的话语，贡献出原创性的思想和学说，是中国法学学者们面临的历史使命。（作者系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永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严格意义上的制度创设是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制度史研究向来是中外史家关注的重点，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势所在。正是借助对制度形成与演变的研究，我们才对历史发展进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深入开展制度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当前，深化制度史研究正逢其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这对深化制度史研究提出了新要求。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需要我们从历史深处出发，总结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揭示制度演变的历史规律，把握制度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对制度史的深入研究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古代史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制度史研究经验。唐代杜佑所著《通典》载：“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这阐明了中国古代史家开展制度史研究的旨趣与方法，至今仍不乏启示意义。今天，我们研究制度史，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注意做到“五见”，即见史、见人、见事、见势、见智，从制度史研究中获得有益启示。见史。所谓见史，就是要从制度本身出发，搞清楚历史上不同制度的本来面目，体现的是史家博学切问的功夫。以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为例。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把这项制度与九品中正制相混淆，以为九品官人法就是九品中正制。有学者通过认真爬梳史料、排比分析，纠正了过去误把乡品等同于资品、把九品中正制误作九品官人法的错误，得出了中正品评人才仅仅是九品官人法这一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中人才评价体系的一个环节的科学认识。可见，开展制度史研究，首先需要在见史上下功夫，还原制度的本来面目。这是制度史研究的基础环节。见人。所谓见人，就是要充分考虑制度背后的人。制度是由人建立的，也是由人施行的，制度与人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制度史研究需要深入考察人在执行制度时的具体表现。以明代的法律制度为例。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裁定颁布的《大明律》条文简要、量刑严酷，尤其注重对官员的管理。但明代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到明中叶张居正改革时，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已经相当严重。如果史家看不到这种实际情况，就无法理解张居正为改变当时状况以“课吏职”为手段推行考成法的必要性。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研究制度史不能仅就制度谈制度。如果看不到制度制定过程中人的作用，看不到制度执行过程中人的变通，制度史研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见事。所谓见事，就是要从制度运行出发，通过历史事件考察制度的制定、执行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以西汉的刺史制度为例。刺史监察的对象和任务史有明文，即“以六条问事”，但仅凭这些简单的条文，我们很难形成对刺史制度具体而形象的认识。此时，如果注意到《汉书·朱博传》有关朱博为冀州刺史时的巡察记录，以及史书上其他相关典型事件，就可以从这些制度史事件反窥制度创建及其运行的奥秘和规律。无数过往的制度史事件构成了制度史研究的丰厚底蕴，我们必须倍加重视、充分挖掘，为提升制度史研究水平作出贡献。见势。所谓见势，就是要坚持长时段的眼光，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考察历史上的制度变迁，总结制度变迁的规律。唯有见势，才能体现史家观往察变的能力。以中央集权制度为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对大一统国家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见势，往往能把制度史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见智。所谓见智，就是要让制度史研究做到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为我们今天立身行事、治国理政提供来自历史的智慧。这是史学鉴古知今功能的重要体现。以制度建设本身为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就有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历史经验的传统。班固对通过稽考古制来收获治国之策有过精彩论述：“《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在制度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研究，注意研究借鉴中外历史上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成果，化知为智、制以载智，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注入了来自制度史的智慧和力量。(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编审)《 人民日报 》( 2020年06月22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