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硕士

作者：刘大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制性发展始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成熟于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社会发展新思维的重要提供者与变革参与者。迄今，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已成为对中国当代社会与思想影响深远的学科之一。1.学科历史渊源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学科的兴起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一演进是由学科、建制与社会背景多种因素促成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由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叶所开创。《自然辩证法》第一本中文译本出现于1932年，标志着自然辩证法正式传入中国。作为唯物辩证法研究和传播的一部分，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是一批学者从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工作也是和当时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主要针对科技工作者和理工科师生。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制化发展始自1956年。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研究机构，可作为学科建制化发展的一个正式起点。同年，我国制定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界定为：“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科学，我们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该时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与自然辩证法的社会实践中，研究进路主要是依据哲学对科学的思辨来指导社会实践，自然观是中心论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自然观、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自然观的变化会引致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改变。每一次科学革命均会引发自然观的变革。科学观直接影响着自然观，进而带来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因此，不论是自然哲学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均需要把科学及其发展作为哲学思考的一个基础。一批自然科学家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大大推进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和科学观的普及，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辩证法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和科技工作紧密结合的桥梁。自然辩证法联系科技发展的前沿，关注现实，由自然科学内在的批判品格所驱动。自然辩证法事业团结科学家、参与前沿开发、努力为国服务，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广泛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通过实行三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科技与社会结合，中国与世界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科学技术哲学。2.科学技术哲学兴起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为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搭建了重要平台。在此前后，《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自然辩证法研究》（1985年）、《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4年）（后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与学科发展联系紧密的重要专业性学术期刊陆续创办。20世纪80年代“自然辩证法”课程由国家教委确定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科硕士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同时还规定理工农医科博士生要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推动了教学与研究队伍的壮大。自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一些高校先后获得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培养资格，这些工作直接加快了学科建制化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该时期，“走向未来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丛书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图书，它们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许多新鲜的学科被介绍到中国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前沿的思考成果。1987年，为了更好地推进学科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教育部将研究生哲学专业下属的二级学科目录“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随着学科建制的完善、研究人员的增多，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边界得到极大拓展，成为众多新学科的“孵化器”，不断有新的人员和思想参与进来，交流、突破、迸发灵感，而在思虑成熟后往往自立门户，或转入其他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从原来的偏向于自然哲学、自然观，拓展到包含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及科技思想史，进而延伸到与实践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学、科技管理等领域，并把科学学、潜科学、未来学、系统科学等各类新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研究纳入麾下。实际上，该时期兴起了对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的理论研究热潮，催生了一大批新学科，取得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因此被称为“理论拓展期”。宽松的“大口袋”发展原则，使中国科学技术哲学成为处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与交叉地带的百科全书式学派，汇聚了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加大了学科的交叉性。大致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十年。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科学和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就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道畅行。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科学的实证方法显著地体现着实践标准的有效性、权威性；当时，凭借科学自身普遍性和超国界性等特质，张扬科学理性在论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改革开放开启到8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由于它的跨界性以及它与科技和哲学两者的紧密关系，在中国成为思想解放的带头羊。在8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和队伍建设，生机勃勃，取得许多拓荒性进展。第二个十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终于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实现建制化，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积极互动，促使学界就科学技术本身及其历史发展，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哲学层次的思考和探索。90年代，“科技—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人转向STS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的简称）、发展战略研究和知识经济研究。更加专门化与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开始形成，论题日益丰富，论域逐步开阔。从这时起，自然辩证法成为理工科研究生思想政治课（公共课、必修课）。第三个十年。21世纪开始的十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直面科学发展问题、生态文明问题、以人为本的问题，多元化的研究成为风气。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科技、社会与环境的冲突不断加剧，促进了对发展理念的深度思考。自然与人、科技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的中心论题，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该时期社会发展思想的重要提供者和参与者，且学科发展逐渐成熟、队伍有一定规模、与国际接轨、有中国特色。第四个十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在全社会强化科学意识、生态意识；探讨科技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深度透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他们积极培育原始创新的理念和机制，致力于促进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主动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回应智能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时代本学科建设和调整中的问题，努力进行新的开拓。3.规范与多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伴随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难题频现，科技、社会与环境的冲突加剧。此类问题都属综合性的交叉问题，并无单独的学科可以直接应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在此背景下，进入了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紧密交织的时期：一方面，理论研究越来越要求符合国际学术传统的规范；另一方面，实践研究的开放性又使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路越来越多元化。这一规范与多元的格局体现在科技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这三大中心论题上。科学技术哲学建构出一个覆盖面宽、内容多样、边界模糊、横向交叉繁多、充满生命力与时代性的独特研究领域。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在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回应中，逐渐拓展为综合性交叉学科。其中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思想史等几个主要方向。自然哲学，主要研究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这些也是自然辩证法面对的基本问题。在自然观方面，自然哲学的关注点集中在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相互关系上，主张不仅要对人工自然进行文化控制，保持人类改造天然自然与保护天然自然的某种平衡；而且要认识到自然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必须敬畏自然。在现实世界层面，自然哲学侧重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等问题。科学哲学，是对科学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所作的系统哲学研究。科学哲学包含了逻辑主义、历史主义、建构主义等诸多流派，主要是对当代自然科学背景下的重大哲学问题开展研究，如量子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而通过广泛展开对西方科学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从而动态演绎出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成为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亮点。技术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技术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早期主要研究技术与方法、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政治、技术与文化等相关问题，之后转向对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等理论性问题的研究。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链条的进展，出现了工程哲学的新领域，工程的本质和特征、工程与科学技术的区别与联系、工程与社会、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伦理等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在反思技术的负面效应等问题时，学者们相继提出了绿色技术、技术价值合理性、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技术责任、技术之善、技术的人文关怀等新概念。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是一门在20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的与国际接轨的新兴学科。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领域，如城市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轿车工业和房地产业、休闲文化及其产业建设等。致力于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视角透析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和机制，从宏观到中观，有时到微观，逐渐深化开展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比如方兴未艾的科技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咨询研究）。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也发生了变化，重视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的社会建构，提倡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调查；科学共同体的范式、科学家的信念、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的资源分配、对科研的行政管理和知识界的科层制等问题，成为关注的对象。科技思想史研究是以科技史为基础，着重从哲学层面加以关照或延伸到科技社会思想史领域。常规的研究对象有：科学史案例（科学家或科学发现）研究、著名科学家生平思想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研究、科技的社会影响及其演变研究，等等。也会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与中国思想文化关系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研究，等等。一些专门的与科技发展有关的思想史及社会思想史问题，如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演变、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合历程等问题，亦是科技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而当下引发关注的重要科技思想问题是：面对现代科学文化与其他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人文文化的矛盾甚至冲突，科技如何在历史实践中引发思想演变？4.问题与期待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诸方面的研究尚有巨大潜力，一些以往不被认同或尚未成型的分支或问题可拓展为当下关注的焦点。其一，是科技伦理问题。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为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可能为生态和人类自身的演变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活动的社会性越来越突出，科学的价值中立性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们的质疑。于是，科技活动逐渐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价值负载，渗透着伦理判断。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针对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还开始关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问题、科学的价值负载问题、科学无禁区与技术有责任问题。其二，是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文化样式，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它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局限于认识论研究，因此既不同于传统科学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要取得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更深入的成果和健康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培育出新的生长点，还要有科学和冷静的头脑，审时度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克服困难，开拓进取。也应具备两个基本态度：第一，从推进科学技术良性运行的迫切需要来看，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应当努力实现对科学技术从单纯辩护或者无情批判，向全面审度的转变。要警惕漠视甚至反对科学的虚无主义倾向，也要防止仅仅把科学作为一种功利性工具，而忽视它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的浅薄眼光。第二，自然辩证法课程之所以一直受到理工科研究生和一般受众的欢迎，是因为它既具有思想教育功能，又具有通识课的作用，它的跨学科性，特别有助于提高理工科研究生的人文素养。在该课程的定位和建设中应坚持：基点不动摇，功能有特色，学科要开拓。《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2日 15版）（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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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指数：五星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前身为哲学系，2004年7月组建哲学社会学院，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历史。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和人口学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专职教师38人，其中教授15人，副教授20人，讲师3人，国内外兼职教授20余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教授2人，甘肃省领军人才1人，有境外学习经历的教师18人。宗教文化、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伊斯兰文化是该学院的研究特色。哲学专业目前第一志愿上线11人（其中大学生士兵计划1人），调剂要求：优先接收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学科专业的毕业生。推荐指数：四星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是以弘扬和传承齐鲁文化、服务山东文化强省建设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为宗旨的高等研究机构。前身是1999年成立的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2001年3月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6月改建成立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研究院集文史哲研究于一体、体现山东师范大学办学特色的科研教学机构，拥有一支学历职称高、年龄结构合理、研究力量雄厚的科研教学队伍。设有中国哲学、中国史、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三个硕士学位点和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两个博士点，主要培养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齐鲁文化及相关领域从事科研和教学的高素质人才。中国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哲学一级学科属下（八个二级学科）有六个二级学科方向进行研究生培养，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美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学术传统，截止2019年年底，四川师范大学哲学所拥有教职员工25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教授三名，副教授一名，讲师一名；中国哲学拥有教授四名，副教授两名；外国哲学拥有教授一名，讲师三名；科技哲学拥有讲师一名。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是西南大学百年办学历史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学院，始建于1950年，1981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设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授予权。学院现有教授18人，副教授27人；博士生导师12人，硕士生导师35人，专任教师中九成具有博士学位。中国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欢迎具有优良本科教育背景和科研训练经历的优秀考生调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是在融合了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新闻传播学三个一级学科基础上，于2018年成立的。设立汉语言文学系、汉语国际教育系、新闻系、哲学教研室。现有硕士研究生75人。学院设有中华文化研究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哲学研究中心、希腊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建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工作站。拥有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3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有三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一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4个二级学科招生方向。在2018年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位居全国前2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辽宁省重点学科、特色培育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辽宁省重点培育学科、特色培育学科。哲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3个二级学科招生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技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2011年4月，是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公共管理学（MPA）等学科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学院已入选“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目前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2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学科被评为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学院现有教职工72人，其中，专任教师67人，教师中有教授8人、副教授22人，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26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40人，在读博士3人。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推荐指数：三星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前身是1975年成立的陕西师范大学宝鸡分校政教系，1993年更名为宝鸡文理学院政法系，2014年10月再次改名为政法学院。学院现有教职工55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6人，具有博士学位16人，在读博士3人，硕士生导师21人，全院90%以上教师具有硕士学位，学校高层次创新型技术人才11人，业已形成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合理、进取意识强、教学和科研能力不断提升的师资队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自2004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培养、毕业硕士研究生620余人，研究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就业去向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部队等；学院从2004年开始招收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0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在哲学一级学科下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经济哲学等二级学科方向。学院现有教职工92人，其中，教授17人、副教授40人、讲师35人；博士45人、硕士45人；博导3人、硕导53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和经济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现有教职工25人，其中专职教师23人，多数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生师比（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是10:1。专职教师中，教授9人，副教授2人，高级职称占48%；博士学位获得者19人，在读博士3人，占96%，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年轻化的结构优势。学院现有硕士生导师13名，其中4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2010年获批哲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单位，2012年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四个二级学科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哲学学院有中国系统哲学研究中心、内蒙古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两个科研平台，汇聚哲学人学和生态哲学两个校级文科学术创新团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现有哲学、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及学科教学（思政）教育硕士学位授权点和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学院教师依托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三个一级学科，深入开展学科前沿、理论热点和重要实践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在蒙古族哲学史、蒙古因明学、蒙古族伦理思想、民族社会学和民族社会工作等富有民族特色、地区特色的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彰显了自身的研究特色和优势。学院有在校各类研究生265人。教职工54人，其中专任教师43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22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1.2％，在读博士生3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22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2.4％。硕士生导师18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41.9%。学院设有蒙古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伦理学与少数民族伦理研究所3个研究所。中国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2015年，学院目前拥有中国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2004年以来共招收硕士生401人，已毕业研究生284人，其中有12人考取博士研究生，现有在校硕士研究生113名。学院有教职工41名，其中专职教师39名，教授10名，副教授11名，讲师及讲师以下18名。硕士以上37人，其中博士12名（含在读），学院有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15名，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20名。中国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现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2个本科专业，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2个硕士二级学科点。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西藏自治区重点学科，学院现有专任教职工37人，兼职教师23人。其中，具有教授职称的11人，副教授职称的2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9人，硕士学位的18人。全日制在校研究生86人。中国哲学专业尚有生源缺额，可接受调剂考生。如需其他热门专业调剂信息，可留言订制攻略篇。

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它的本质是认识和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希腊文中，哲学是爱智慧的意思。学习哲学必先了解历史、地理、文学、管理、自然科学等知识，只有以以上学科作为基础，才能在学哲学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一般来说，哲学这个专业学科更加适合文科生。今天主要给文科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哲学专业top10的院校。NO.1北京大学北大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初名"哲学门"，1914年起正式招生，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系，标志着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开端，迄今已培养近万名毕业生，被誉为中国的"思想家摇篮"。北大哲学系学科齐全，涵盖哲学门类所有8个二级学科，2007年，北大哲学系被定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NO.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前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于1956年。学院是国内哲学学科教学、科研和培养高级人材的重镇，目前国内哲学院系中规模最大、学科配备齐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哲学院系。2007年哲学院的哲学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一级学科。NO.3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系）自1956年成立至今，经过60年的发展，艰苦卓绝而又成就辉煌。2000年，哲学系通过教育部哲学一级学科评审。200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科学研究方面，自90年代末，哲学系的科研成果数、科研项目数与获奖数在全校文科各系一直居于前列。NO.4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是国内最有影响的哲学院系之一，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在全国各类评估中名列前茅。也是国际知名大学哲学院系，在近几年国际QS排名中，均在世界前150名。哲学学科现为国家基础学科（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及教育部第三批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NO.5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哲学系，创立于1920年。本系另一源头为民国时期另一哲学重镇——金陵大学哲学系。本系是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哲学系之一。2002年成为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哲学一级学科于2008年被遴选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2009年被遴选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NO.6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哲学系创办于1924年，学科历史悠久，学术传统厚重，是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院系之一。哲学系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具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各类省市级研究基地或学术机构若干。2017年，中山大学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哲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NO.7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组建于 1995 年，是在原哲学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学院现已发展成为拥有4个系，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5个本科专业，13个硕士点；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重镇。2018年1月，哲学学科被确立为吉林大学一流建设学科，社会学被确立为一流学科建设支撑学科。NO.8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目前已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社会办学等系统的教学、科研体系，涵盖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三个一级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研究的重要基地，各专业均具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实力。哲学学科在QS排名近年来稳居101-150位段，最高排名为全球高校第34位（2012年）。NO.9南开大学南开哲学院的前身——"哲学学门"历史悠久，自私立南开大学建校之时（1919年）便一同开设，1923年始成"哲学系"。哲学院是国内哲学学科仅有的7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哲学学科点）之一 ，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国家重点学科，整体学科实力在国内哲学界居于先进行列。NO.10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2007年，取得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哲学入选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项目，并再次入选上海市重点学科。2010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12年入选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因为哲学专业的特殊性，需要该专业的学生进行广泛的阅读，特别是对经典著作的研读、思考、批判，这样才能将所学的哲学思想和相关领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哲学专业排名就简单介绍打这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一位社招文职的“幸福烦恼”——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文职杨帆“行程数百公里、70多个座落的军用土地普查，全部无人机航拍，如何设计行程、协调地方、规避不良天气……”这几天，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文职人员杨帆的心田，亦如初冬的松花江——雨过春涛、浪花叠锦。2008年应聘为部队文职，11年来在联勤基层部队一线，从哲学硕士“勤杂工”起步，书写了一名社招文职的无悔芳华。其矢志尚武、执着前行的“幸福烦恼”，给众多向往军营的有志青年以启迪。杨帆(右)雪后踏查老营地哲学硕士“勤杂工”2008年，沈阳军区某部到杨帆所在大学招聘文职人员，时任学生会主席的杨帆经严格考核，如愿成为该校首位部队文职。“放着待遇优厚、安逸舒适的重点中学老师不当，去干非现役文职！”面对不解，他憨然未语。然而，报到的头天，新的烦恼便平添心头。本想金戈铁马、建功沙场的他，却一头雾水地发现——所供职的基层房管单位，不但无缘于金戈铁马、刀光剑影，而且长年与大山为伍、与孤寂为伴，默然守护着历次精减整编遗留下来的“老营盘”，唯一与军营略有瓜葛的，无非是百姓俗称的“守营兵”三字。“咱守营兵虽说不穿军装，但对国防事业所做的特殊贡献，却鲜为人知——军演等保障经费，都始于守营人的积液成裘。”见新招的哲学硕士眼现迷茫，老处长于柏林上校坦诚直言。入职后的第一个春节，本打算到女友家认门拜年的杨帆，在于柏林处长的授意下，于春节前夕踏着积雪走进长白山深处的某密林老营，与房管员马德臣一起住山守岁。茫茫林海、孤寂夜阑。吃完年夜饺，侦察兵出身的老马与杨帆躺在小土炕上，一聊就是大半个通宵——从军、留队、守营，进山、巡山、哭山、撼山……独自守山6载的故事，亦如山脚清冽的汩汩泉水，流进杨帆的心田。“父亲去世、母亲独居，我抽空赶回老宅，换瓦、打井、安水泵，又连夜赶回山里。”“不善言谈的老马，尽管文化不高，但他那番用孤寂泡出来的平朴故事，却使我俨然如醍醐灌顶般感悟到：诗与远方固然浪漫，但守营人的家国情怀，不正是自己企盼的诗与远方吗？”挥别老马，杨帆不再纠结老处长的“不近人情”，而是独自思谋起新的烦恼：怎样迅速入门悟道、渐进转身、彰显价值？一番思考后，他在QQ个性签名中婉言写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尺之台，起于垒土”。“他不再被动适应，而是主动找活儿，越是难干的，越有激情！”老科长魏广文中校感触地说，为尽快熟悉业务，由外行变内行，他22天细致核查了1089个合同，打印装订出5445份。为规范、细化租赁管理，杨帆怀揣积年遗留问题清单，跑遍了近百个座落点位，溯营史、查地籍、较市价，提出的竞价租赁、区域整合、模块管理建议，获得上级的认同并推广，为成功找回1500万平方米军用土地，夯实了地籍资料，总部《基建营房》杂志刊发了这一成果及做法。杨帆（中）在研究业务依依惜别“阅兵村”“伫立在这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你最大梦想是什么？”“着文职装，在这里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五年前，杨帆携妻子徜徉于金水桥畔时，曾如是直言。不无巧合的是，金水桥畔的一席心声，5年后居然应验。“接到参阅集训命令，我兴奋地从长春赶至山东某训练基地，转入严格的军姿定型、踢腿定高、摆臂定位、步幅定距、步速定准、转头定度等训练。”“这里没有级别的高低、没有年龄的大小，只有头顶的编号！”尽管行前对训练难度有心理准备，但仪仗兵出身的教官之严，尤其是蒙眼正步、顶帽正步等示范动作，还是令杨帆目瞪口呆。为弥补社招文职队列动作的不足，确保亮相即精彩、出场即震撼，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出操、最后一个收操。“方队以每分钟116步、每步75厘米。每天训练10小时，行走30多公里，我的衣服从来就没干过……”备阅路上，有汗水，也有泪水；有收获，也有付出。“一次，我正步砸地时挫伤了脚踝，肿的跟小腿一般粗。为了不掉队，每天出操前我先把脚跺麻——没有知觉了，再砸地也就无所谓了……”诚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经历无数脚泡、高烧39度、左膝关节中度积液等考验，我终于熬过了最初的困难期，进步幅度得到教官的肯定。”遗憾的是，“终因踝伤被淘汰下来，依依惜别教官与队友；凝视文职方队接受检阅那一瞬，我禁不住潸然泪下——为祖国、为强军路上的文职之春！”杨帆（左）与丁鑫探讨无人机航拍技术哲学视域“政工岗”“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2019年初，杨帆由办公室主任改任政工负责人，也是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基层政治干部中唯一的社招文职。“一个社招文职，能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一场“比武”回答了这一质疑。杨帆以全师唯一文职人员的身份，凭借扎实的师范生内功和哲学硕士素养，喜获“四会”优秀政治教员奖。然而，军改路上的政工答卷，远比校场多维、复杂。“军改后，储备房地产一概停止租赁，职工队伍如何凝心聚力、看堆守摊？编组守营？怎样使职工队伍升级技能、服务部队？这些现实烦恼，杨帆的寻策办法得人心、求实效——遇事与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采访中，杨帆的搭档徐乃权（行政负责人），述及杨帆的工作，感慨不已、赞许有加。采访结束，已完成第一批空余房地产接收踏查的杨帆，又陷入了新的“烦恼”——“横跨6市1县、30个坐落，现存问题如何破解？”尽管每临这些棘手问题，杨帆都免不了心生烦恼，但他都能如愿破解。谈及原由，杨帆坦言：“强军路上难免碰上这样那样的困难，只要横下心来，又有啥困难解决不了呢？”杨帆正在签收政工文件（李长征 文/图）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李长征 责任编辑：杨凡凡

此次要读的四篇文章都关乎科学与技术，最主要的是从希腊与中国这方面来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科学精神的起源》，这篇文章中很明显地说明了希腊文明的特点，是“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模式，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关注真理的内在推理。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理性的原则是内在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此特点，在《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一章里也明确地提到。“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着迷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希腊人追求的是知识本身，着迷的是知识的确定性，说到底，还是知识本身。知识本身是超越知识的实用性功能的，不求乎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在乎经验、方法和对策。这与中国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希腊人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他们对“自由”人看的很重要，这也是区分公民与奴隶的重要标志。而中国人常常把自由简单理解成不守规矩、不受约束、任意胡来。其实，我在这里并不是很赞同这个说法，孔子曾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向往的自由并不是不守规矩、不受约束 、任意胡来的。但深层次的“自由”在希腊人看来是着眼于“知识”来理解的，将自由落在“知识”上，这也代表了现代人的理解的“自由”，在这里，自由被看成是一种征服、“为所欲为”的能力，这与前面所说的“超越知识的实用性功能”的说法就互相矛盾了。希腊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最高的目标，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自由，由这里可以看出，这与孔子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是相得益彰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之前的理解就是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位置，认清自己，或者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就是有智慧的。而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自身”其实就是“自由”，希腊人对自己的把握是通过“认识”而获得的，所以说，“认识”就被打上了“自己”的印记，认识是随着知识本身而来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内在性的认识。此外，苏格拉底将坚定不移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作为最高的“善”，即“德性即知识”。在中国人看来，也是不一样的，德性与知识不是同一回事，认为德性总是高于知识的。我作为一名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一个人知识再高，如果没有道德，是无用的，但从另一方面看，知识也能为道德提供精神基础。看，这就是中国人与希腊人的不同。回到苏格拉底，他认为的知识是最高的善的秘密在于知识并不只是接近“事实”，而是接近事实之中含有“永恒”要素的东西，重点是“永恒”一词，是不受其他东西影响的，在事实消失之后是仍然存在的。用刘寒刚老师的话讲：这是一个冰冷的事实。提出这个观点，苏格拉底是有历史背景的，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家一直在探寻世界的本原，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巴门尼德否认了“变”，声称世界是“一”，用刘老师的话讲：变中的不变，多中的一，暂时中的永恒。在我们看来，世界确实是充满变化的，但追求变化背后的不变化的东西，是主要目的。苏格拉底由此用定义的方法得出“一般本质”的概念，他的学生柏拉图将这个“一般本质”提升为“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有一个经验世界和一个理念世界，经验世界的东西都是从理念世界中而来的。最高的就是“理念”它是永恒、不变、完美无缺的，是事实的理想状态，是事物之所以被理解的根据。其实，在中国也有这种观点，朱熹的“理一分殊”，也是这样，世界的具体的东西，这是秉承了上天的某个“理念”才得以具体，但始终达不到最高的那个理。希腊人之所以将永恒不变的东西看作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终极保证。只有永恒不变，才有“自己”。这让我想到了《道德经》里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是永恒不变的。在作者看来，中国文化缺乏一个明确的“自己”概念，中国人讲究集体和大同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存在。人的存在，不是你自身存在，而是在这个社会中，你才得以存在。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存在，他会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着的吗？没有和他一模一样的物种，他会认为自己是幻想还是梦境？所以说人是社会的动物还是有道理的。柏拉图也说过，人是城邦的动物。所以在这里我不是很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希腊人中的看法。但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发现在成语中，许多带“自”的成语都是贬义的，“自私自利”、“自作自受”等，中国人对究竟什么是“自己”其实并不在意。但我发现还是有挺多褒义的成语“自强不息”、“自立更生”，但确实是带贬义的比较多，不得不说，很有意思。西方人对“身份”的理解是可以帮助识别一个人之为一个人的那些稳定同一的东西，一个人的变化，肯定先是设定了是“同一个人”，不然就无所谓“变化”了。在这里预设了“身份”的同一性。在中国，也有这种观点，如儒家的“正名”思想，各社会人士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要安于其位，这也是“身份”的“同一性”。在西方人看来以确定性、内在性为根本特征的希腊科学，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获得知识，即获得自由的意思，就通达了永恒的理念，通达了任何事物包括认识者本人的“自己”、“自身”，因而也就通达了“自由"。在前面提到，知识是超越实用性的，希腊人的科学本质就是自由的学术，既不提供快乐也不满足日常必须。为目的技巧不是科学，科学纯粹为“自身”而存在，并且是不借助于外部经验的。在这里作者提到“增加科学”这样一个纯粹知识的阶段，这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的地方。我们就很讲究知识带给我们的实用性，学习数学，是为了去菜市场买菜，以及其他各种涉及知识学问的用处的东西，讲究“学以致用”。而希腊人看来，学习这样的知识，就不能起到激发自由人性的作用，我们讲究的是知识的“工具价值”。“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有这样的意味吧。但这是两个地域的文化差别。或许这传统的“学以致用”，妨碍了我们去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希腊人超越了知识有用性，那无用的知识何以是知识呢？ 他们认为：一切真知识都必定是出自自身的内在性知识，而内在性知识就要提到希腊科学的演绎特征了。作者提到“希腊人提出知识的本质是非经验的”。我认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来自于经验的，并且是从归纳中而来的，就最经典的三段论来看，“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看他的大前提，“所有人 ”的概念，从何而来？不是从经验而来吗？不是“张三死了，李四死了，王二麻子也死了”才得出所有人都会死的明确概念吧。但在希腊人看来，最重要的不是是否正确，而是方法正确，追求知识的真理性，顺从“自身”的内在逻辑。上面，我们对希腊和中国进行了比较，那么，中国古代到底有无科学呢？作者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说，在西方理性科学和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无科学。而从博物学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先生肯定“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至此，再次引发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我们从“科学”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任鸿隽认为科学实验，也就是西方近代实验科学。冯友兰认为科学也指的是近代科学，欧洲有近代的科学，中国当时没有。竺可桢的观点也是中国没有近代科学产生，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作者来看，李约瑟的观点没有清楚的说明科学是什么，第一，他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如果说中国古代有技术，或许说得过去。第二，他所说的科学的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中国古代的科学指的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三，他没有弄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欧洲人不一样。所以，无论在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还是在西方理性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都无科学。李约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差异，中西方本质不同，所生产出的“果实”也不尽相同。近代科学与希腊科学的共同点是理性思维和演绎数学，不同点是近代科学以人为本，希腊科学以自然为本，希腊科学超越科学的实用性，近代科学以征服自然求的力量为目标。因历史条件、地域差异，中西方对于“理性”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安于一地，少有迁移，人通过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将亲情文化的出发点定在亲子之情上。在这种文化中，情最重要，理次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将“情”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爱为出发点，讲究的是人本主义，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在频繁迁徙的西方人那里，他们不在乎血缘关系，他们在乎的是在与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就产生的“契约”。这就要求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所以他们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标志，这个在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了。而希腊人要通过对知识、科学的探究来通晓“自由”。而中国，在他们看来是科学的天文学、医药学等，也是从伦理上来说的，是服务于皇权政治和宗法社会日常伦理的理学。所以，作者认为，中国科学史应该尝试以“中国古代科学本质上是博物学”这一纲领来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那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有什么区别呢？希腊科学是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是求力的科学，在希腊人看来，自在是内在性的领域，是理性和真理的处所。人只能认识自然、追随自然、模仿自然，却不可能改造自然、制造自然，但现今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在尼采看来，现代人的本质在于总是渴望展现自己、通过自己选择生活方式。人是有权力意识的，人可以通过意志展现自我，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这也从侧面揭示了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采取实验的方法，以掌控自然、改造自然为目标。这与之前希腊的超越实用性的说法是不同的，对希腊人而言，追求自由就是追求自知，就是认识到自己。这可以称为理性自由，而意志自由，是人的一种选择的能力，选择之后，就有责任，一切行善和作恶都以自由意志的存在为前提。没有意志、自由，善恶就无意义，如基督教面对的那种常见的责难，他们用人的意志、自由来解释上帝既然是全知、全善、全能的，为什么人间还会有恶。从现代开始，人类生活的主题从“服从”转到了“我要”，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一个崭新的概念、框架。这一时期的人不光要推理、论证、演绎，还要有欲有求，通过推理、论述和演绎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就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更多的人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使自己的“意志”得以实现。在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上帝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如唯名论运动造就了人文主义，把世界搞成了一团偶然性、不确定性。比以前更强调人的意志的重要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上帝之外确立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可以成为一切事物的主体。从“我思”出发，有了创造性能力。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人类中心主义 ，他认为“人可以被视为世界的中心，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类，剩下的一切将茫然无措”，意思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以人为基础的，没有人，万事万物的存在也不称之为存在，工具也是为人所使用的。当然，实践家才是最先把自然物与人工物分开的，他们相信，自然界中的物质形态是可以改变的，只不过改变在自然状态下发生得比较缓慢，通过人为干预可以加快这种改变的速度。说到底，实验科学秉承的求力意志也是现代性的主导动机，现代性己经把我们的生活世界改造成一个大实验室。现代社会科学越来越像自然科学那样去研究。到底还是求力意志使人们有了创造性、能动性。作者：蒋颖丽编辑：邓 敏排版：王 攀这篇读书报告算是篇幅比较长的，能读到这里的你一定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有任何相关的思考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唷~

吴国盛先生的《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科学精神的起源》、《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以及《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几篇论文都是从古希腊至今科学的起源、发展及变化而作出的较详细的论述。在吴国盛先生看来，理性的、完套的科学系统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人们缺少的是那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性科学精神；而有的只是那种为了升官发财才学知识的态度。中国古代对知识的看法就是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强调一整套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观。与西方、古希腊相比，我国在古代没有较强烈的理性科学精神，而古希腊的人们在科学方面的思维更具有活跃性，努力阐述一种“求真”到“求力”的科学观。吴国盛曾说过“如果说希腊科学是求真的科学，那么现代科学就是求力的科学”。西方从古至今，科学精神经过了从“求真”到“求力”的转变，也就是从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到征服自然、改变自然的变化。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对“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给出的答案都是基于自然本原上的水、气、土、火等。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个就世界本原做出回答的哲学家，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万物都是由水生成的且人是生活在水之上的。阿那克西曼德则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具有固定性质的东西，而是“无定”，一种无固定界限、形式和性质的东西。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是由一种气形成的，而赫拉克利特则认为万物是由“活火”构成，这团“活火”实际上是一种叫“逻各斯”的规律、秩序。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从自然出发寻求世界的本原，又回归于自然的水、土、火、气等，他们趋向于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遵从自然，顺应自然。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认为只是认识到自然和认识到世界本原是什么就足够了，并不乞求改变自然、改变世界而为人的利益所用。到苏格拉底时期，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认识到理念逻辑就是自由，有知识就是自由，没有知识就是不自由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无知本身就是一种德性的缺陷，追求自由就是认识自己、完善自己的德性。苏格拉底强调一种认识自己，追求知识的自由，但他不强调改变自己、改变知识。他认为认识到自己就已经是具有德性了，不强调改变自己。在基督教未出现之前，人们都是遵从这种“知识就是自由，没有知识就不自由”的自由观。基督教出现之后，产生了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禁令偷吃禁果的原罪。人们对自由概念有了新的理解即“意志自由”，意志自由就是人的意志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即人有能力不做曾经做过的事情，因为意志有自由。于是，人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就需要承担责任，因为其所作为是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当然，如果你做的事情不是基于你个人自主的选择，那么你就无责任可言。希腊人认为，人发现了理性逻辑就会追随这种逻辑，按这种逻辑生活，但基督教却认为人的意志自由恰恰在于人有能力不服从理性逻辑。基督教的出现让人们的思想开始转变，从顺应自然为自由的观念转变成改变自然为自由的观念。从“我服从……”转变为“我要……”，为现代科学奠定了新的概念框架。关于征服自然，改变自然的观点，向来都是有不少人支持的，除了基督教外还有唯名论对神的新看法、人类中心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观，他们都倡导一种改变自然，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的观念。基督教的创世观提出了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及人类祖始亚当，并赋予人灵魂，让人变得有灵气，可以成为上帝在世间的管理者或代管者，帮助上帝管理万物。这个创世观说法就区别了人与自然的地位，提出人比自然高出一等，人可以管控自然。为征服自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唯名论新基督教的观点，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对神的看法，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对人的看法，它强调人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人分享了上帝的自由意志。人也有其自身的地位。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调思想的主体是“我”，“我”是一个思考着的主体，从“我”出发构造一切哲学，一切知识。让“我”成为出发点，这是笛卡尔一种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整个思维的中心。笛卡尔在上帝之外确立了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意志与上帝一样是无限的，因此它能够把一切事物构造为自己的表象，而自己成为一切事物的主体。笛卡尔构造了一个主体的人，即存在的主体，只有主体的“我”存在思维才有意义，一切事物才有意义，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人类中心主义，人存在然后一切事物才有意义。这就凸显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而弗兰西斯·培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他在《新工具》中说“在自然当中固然存在只有一个的物体，依照固定的法则作着个别的单独活动，此外便一无所有，可是在哲学当中，正是这个法则自身以及对于它的查究、发现和解释就成为知识的基础，也成为动作的基础”。他还是跟笛卡尔一样坚定地认为人是世间万物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人可以被视为世界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特别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认为万物都是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的，有人存在的世界才有意义。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顺应自然，到笛卡尔和培根人类中心主义的提出，人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自然的制造者变成改造自然者，人的意识从顺应自然变成了改造自然，开始进入现代科学的纪元。现代西方哲学家尼采认为现代人的本质在于总是渴望实现自己，渴望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追求实现自我、掌控世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必定采取实验的方式，以掌控自然、改造自然为目标。尼采提出一种“权力意志”即人力求实现自己，不断自我创造、自我实现，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方式，或者实际上这也是现代科学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不顺从自然、改变自然以使人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科学精神，就如吴国盛先生所说的“对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而对现代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恐怕是做一个弄潮儿；要去做事情，要去闯天下，要有所作为，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个人的方式实现出来”。对于现代人来说，安于现状，顺应自然会使人固步自封、没有进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人们只能通过“权力意志”不断改变现状来实现自己，达到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出生于农村家庭的孩子，祖上三代都是农民，都处于艰苦的生活环境。若这个孩子不努力，没有一种突破自我，改变现状的意识，那他也会子承父业，他的未来依旧是贫困的农民。若他有这种改变现状、追求更好生活、不断实现自我的意识，那么这样的孩子就不会按原有的生活方式学习，他会更努力学习让自己过上更富裕的生活。“权力意志”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使人们不断改变自己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现代人更应提倡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但作为一种实验科学的科学精神，它改造了自然原有的状态，也遭到了一些自然主义者的批判。但在现代科学中也有一定意义。对自然的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控或预防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在吴国盛这几篇科技哲学论文中，我对篇一《从求真的科学带求力的科学》看得比较认真也比较有感触。对于科学或者自然的态度，一直以来引起了不少人的思考，怎样对待自然与科学，或这两者间应怎样取舍，这是值得人们研究探讨的问题。作者：李彩凤编辑：邱盛炫科技哲学读书报告

我猜大部分学生和我一样，随着年级的升高，认识的字母也多了，而字母背后的含义还认识得不是特别准确，所以我整理了这些物理里的符号，想看其它科目（化学、数学等）的同学请往下。想按字母顺序查找的同学也是。如图这些是基础的字母，是按字母顺序排序的。a加速度；A振幅、面积、磁场矢量势B磁场、磁感应强度、核结合能c真空中光速；C比热容、电容d长度、直径、微分；D电位移矢量e元电荷、自然底数（欧拉常数）；E能量、电场场强，电动势自古以来，科技与文艺就在交替着解释世界，这个影响由远及近，十分深远。开个玩笑，就好像，研究物理的人大多都研究哲学，因为用物理解释不通的就用哲学来解释。当然这是玩笑，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具体和一般，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科技补充哲学，哲学指导科技。f频率、焦距（光学）；F力、通量g（地表）重力加速度；G万有引力常数当然也有别的解释来纠正这个玩笑，物理解释不通，就说不知道怎么解释，才是正确的。物理学与哲学的最大区别，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哲学中有很多人，就像那些星象学家，它们总是去凑人们希望的答案。科学家，不会因为无从解释而为难。h普朗克常数、高度；H哈勃常数、焓、磁化强度矢量、哈密顿算符i虚数单位；I电流、惯量、冲量j辐射强度、加加速度；J角动量、概率流（量子力学）、电流密度、巨配分函数里的巨势如图k玻尔兹曼常数、库伦常数、用来指代某常量或固定比值；K四维波矢量（相对论）、动能l长度；L角动量、电感系数中西方哲学体系本不一致，希腊人最早生活在海中，以城邦、贸易为生，催生了商业，做生意的人当然对数字更敏感，所以希腊哲学开始就是重视抽象、数字、逻辑的；同时期的中国处在内陆，以社会、家庭为主，又重视农业生活，所以很明显是注重“礼“、“天人合一”的。m质量；M磁化率n序数、主量子数、摩尔数（化学）、折射率（光学）；N序数、中子数、放大倍率（光学）如图p动量、压强、电偶极矩；P概率（量子力学，统计学）、功率、极化度q电荷；Q电荷热量、流量r半径、位置向量、球坐标系半径轴；R电阻、普适气体常数（热力学）、里德伯常数（光谱学）、反射率（光学）举个例子，微积分。微积分真正做出实践性定性要到19世纪，即便那时候欧洲人还在争论物理和数学哪个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至少诺贝尔奖设立时就没有数学奖。不过徐光启在400年前就明确指出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了。中国15世纪数学家王文素就运用了导数运算。1644年以前，基督教还在封杀数字0，上帝没有创造0，禁止使用这个数字。S熵、面积t时间；T温度、周期、透射率（光学）u原子质量单位、物距（光学）；U电压、电势v速度、像距（光学）；V体积、势能如图w速度；W功x直角坐标系横轴；X磁化率、电抗y直角坐标系纵轴；Y光亮度、球谐函数中国最早试图构建哲学体系的是名家，不过没成功。西方科学在早期就是为了证明宗教命题，维护宗教体系的。所以哲学不仅仅只是“像”科学。z直角/圆柱坐标系竖轴、复数变量；Z阻抗、原子序数（质子数）、配分函数味辛宫中耗：翎哀霁玮浡侗嫇

哲学属于那种通过概念、原理等逻辑形式以反映现象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凝结着人类认识在一定时代所达到的知识成果；同时，哲学又体现着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哲学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意识形态；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信念。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律性知识的理论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这表明，哲学与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是一个从浑然一体到不断分化的过程。在古代，哲学和许多具体知识掺杂在一起，更多的是被人们当做知识的总汇。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开始了独立探索的历程，逐步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日益增多的独立的学科。这一事实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进步，既有利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以具体科学的成果为自身生长的土壤。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在于它植根于具体科学的土壤中，不断从具体科学所提供的新的材料、经验和知识中总结概括出哲学的一般结论。否则，哲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活力。同时，哲学能够为具体科学提供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哲学特有的功能之一。那么，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首先，具体科学也是以世界为对象。不同的是，任何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以世界(自然和社会)的某一方面为对象，它所研究的问题是具体的，限于特定的领域，而哲学以世界总体为对象。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性，并不限于个别领域。其次，具体科学只研究对象，而不研究作为研究主体的人与对象的关系。撇开认识主体单纯研究对象自身这是具体科学的特点。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不是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从而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如果是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哲学就不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是以“世界本身的存在及其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如果这样理解哲学，就会混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就会把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最高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科学”，乃至把哲学当成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世界观是人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总体理解，世界观理论是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论。正因如此，哲学不不同于科学，它不是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对象，而是把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从而为人们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即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大智慧”。最后，具体科学表现为关于某一领域的某种具体知识，哲学则表现为一种智慧。哲学智慧与科学知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要以科学知识为依据，但它又不是科学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对科学知识中蕴含的普遍规律和意义的揭示。这就是从具体的科学知识到普遍的哲学智慧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