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基础研究

5月11日，科技部官网公布《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以下简称《重点举措》）的通知，其中提到，完善适应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经费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增加对“人”的支持；对自由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制，宽容失败。文件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制定，意在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重点举措》从优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深化项目管理改革、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完善支持机制5个方面，为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指明方向。优化总体布局 释放创新创造活力针对优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重点举措》强调，加强基础研究统筹布局，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日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加强重大科学目标导向、应用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项目部署，重点解决产业发展和生产实践中的共性基础问题，制定基础研究2021—2035年的总体规划。同时，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地和人才计划中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创新主体活力如何激发？《重点举措》提出，“切实把尊重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主体地位落到实处”。比如，重点围绕优秀人才团队配置科技资源，推动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共同开展研究；落实科研人员在立项选题、经费使用以及资源配置的自主权；强化对承担基础研究国家重大任务的人才和团队的激励，探索实行年薪制和学术休假制度。值得关注的是，支持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基础研究也写进了文件。引导企业面向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前瞻部署基础研究，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制度创新、承担国家科研任务。推动产学研协作融通，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贯通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厚植培育土壤 基础研究“底气”足针对深化项目管理改革，《重点举措》明确，改革项目形成机制，改进项目实施管理。健全基础研究任务征集机制，组织行业部门、企业、战略研究机构、科学家等共同研判科学前沿和战略发展方向，多方凝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一线的重大科学问题。提高指南开放性，对原创性强的研究探索以指向代替指南。优化完善非共识项目的遴选机制和资助机制，建立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建议“网上直通车”。对于具备“颠覆性、非共识、高风险”等特征的原创项目，创新遴选方式，探索建立有别于现行项目的遴选机制。“在调整参与人员、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和经费开支科目方面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自主权。”对于改进项目实施管理，文件明确，实施“减表行动”，建立定期评估与弹性评估相结合的评估制度，3年以下的项目不再进行中期评估；建立项目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全程跟踪；将科学普及作为基础研究项目考核的必要条件。针对营造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重点举措》指出，改进基础研究评价，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具体而言，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注重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相结合。基础研究评价要实行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基础研究论文发表后的深化研究、中长期创新绩效评价和成果转化的后评价工作。加强科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建设，完善开放共享的评价考核和后补助机制，深化新购仪器设备购置查重评议。“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完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加大对长期重点基础研究项目、重点团队和科研基地的稳定支持。”《重点举措》明确，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长期稳定开展基础研究；重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形成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跨学科领域协同开展重大基础研究的稳定机制。此外，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体系。拓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渠道，逐步提高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通过部省联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共建科研基地等方式，推动地方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等。（科技日报北京5月11日电）

本文转自【经济日报】；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肩负新时代科技使命的科学家们如何理解科学家精神，如何弘扬科学家精神？ 1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请4位科学家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畅谈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名誉所长姚檀栋认为，科学家精神应该包含几个层面：一是好奇心和理性质疑；二是科学证据、科学方法；三是坚持和忍耐；四是团队与合作。此外，在科学道德层面，科学诚信是科学道德的底线，必须坚持诚实、公正、严谨。 “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科技创新提到了国家创新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科学诚信就要在科学本质和科学道德的层面再提升，那就是家国情怀。”姚檀栋说。 “从国际层面看，现在不管是信息科学、物质科学、生物科学，还是资环领域的环境科学，都已经到了技术突破的紧迫阶段。”姚檀栋建议，在科技创新中重视多学科交叉，通过不同领域科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和研究方法，推进社会重大科技创新问题的深化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表示，科学家精神能够鼓舞年轻一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在数学领域，华罗庚、陈景润就是老一辈科学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事迹、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科学家。 “科技创新是现代化的一个核心推动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科技竞争力的真正源头是基础研究。”袁亚湘认为，基础研究不是由功利心推动，一定要由好奇心驱动。希望做基础研究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有好奇心，要培养兴趣，真正去做原创性的东西。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霍守亮表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环保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第一要有家国情怀、心系人民，第二要有勇于创新、刻苦攻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第三要有团结协作的精神。 霍守亮表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攻克污染治理的关键核心技术，才能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道路。 北京大学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郭少军表示，科学家精神非常重要，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他介绍说，自己读博士时的导师，现在已经快90岁了，依然坚守在实验室，“这样一位导师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努力”。 “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年轻人不断努力、不断创新。我们要有为祖国的昌盛、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甘于奉献的精神，要有教书育人、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精神。面对现在这么多具有挑战性的科学难题和技术瓶颈，我们要大力创新，勇敢攻关，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郭少军表示，希望科学家精神能够植入到每个人心中，让每个人都热爱科研、热衷创新，让科学家精神成为社会风尚。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展示一款X光机产品。新华社发“天问一号”探测器首次深空“自拍”。新华社发观众体验AR游戏。 新华社发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如今，人们对于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共识，但放到具体的语境中，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基础研究短时间内很难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以至于“为什么投入那么多钱搞基础研究，而不是做扶贫”之类的问题，时不时就要放诸公共舆论场进行探讨。其实不只是“卡脖子”技术问题需要通过基础研究来解决，它也是保障民生和攀登科学高峰基石——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这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在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从传统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飞跃发展，物联网、5G、人工智能……它们都离不开一个硬件支撑——芯片。然而，这两个字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人心中的隐痛。无论是计算机还是手机，我们的芯片严重依赖国外，受制于人。“卡脖子”的背后，是基础研究能力的不足。几年前，中国科学院孵化企业、寒武纪科技研发出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使得中国在智能手机、无人机、智能摄像头、智能驾驶等领域有了自己的芯片。“寒武纪”芯片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基于中国科学院多年相关基础研究而设计，并实现产业化。经过长期努力，科研团队优化深度学习算法，并提出了一种与通用计算完全不同的指令集。所谓指令集，就是电脑硬件与软件之间互相“对话”的语言。与传统的通用计算指令集相比，这种新的指令集更类似人类大脑的学习方式。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设计了“寒武纪”芯片。执行这个指令集的“寒武纪”芯片可以模拟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和突触，一条指令即可完成一组神经元的处理。这种计算模式在做智能处理时，比如识别图像，效率比传统芯片高几百倍。“中国原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但智能时代给了我们机会。”“寒武纪”芯片主要研发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研究员陈云霁在回首这段科研经历时曾说，他们抓住了机会，“迈出第一步”，但芯片研发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领域，必须要特别努力，才能在竞争中最终胜出。后面的路还很长，要持续研究，不能松懈。孙丹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卡脖子”问题的表层原因在于缺乏关键核心技术所导致的产业升级和发展的困难。而核心技术又来自哪里呢？这一路下来，就回到了知识生产的原点：基础知识的供给状况。由此，人们形成一种线性共识：“卡脖子”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知识的短缺。一切看似顺理成章，然后就乐观地认为：加强基础研究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卡脖子”问题。客观地说，基本方向没错，但是如果依此贸然决策则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基础研究的远水也解决不了“卡脖子”的近渴。现在研究已经证明，从基础研究成果到具体生产技术期间要经历三次转换：第一次转换，基础研究成果加上目的性转化成技术原理；第二次转换，技术原理加上功效性转化成技术发明；第三次转换，技术发明加上经济性与社会性考虑转化成具体生产技术。从这个漫长的转化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从基础知识到具体技术的转化效率。虽然现代科技体系的协同性在加强，整体转化效率有所提高，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仍然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一个合理的做法就是缩短这个转化链条的长度，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从技术原理切入，而不是直接从基础研究切入，这样选择效率会更高，目标更明确。现在需要明确两个问题：首先，基础研究成果是全球共享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包打天下，提供所有的基础研究成果，也没有这个必要。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资源要素的投入（人、财、物）都是有限的，即便要加强基础研究，也只适合小步快跑模式。再有，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也不会短期内快速涌现，这一切硬性约束都需要我们按照科技发展规律行事，不能采取冲动型决策。基础研究应该加强，但是不能搞大跃进，渐进式的提升基础研究在科研中的权重才是最务实的发展路径。痛定思痛，如果说“卡脖子”问题的远端原因在于前沿知识的匮乏，那么借此契机，凝聚全社会重视基础研究的共识，营造适合基础研究的氛围，以及构建相应的制度安排则是当下更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基础研究成果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知识蓄水池，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推进基础研究能够培养人才，重塑科技生态，使科技共同体去除浮躁，毕竟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过程，它需要耐心、毅力与热爱，以此增加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与认知，它产出的是新的科学理论、规律与方法等，而这一切都是非功利性的。假以时日，这种努力就会重塑中国科技界的精神气质，也才能做出真正重要的知识成果。哲学家波普尔曾提出世界3理论，即客观知识的世界，只有客观知识丰富的地方，人的精神世界（世界2）才能更丰富，改造物理世界（世界1）的能力才能更强，而这种能力又能形成更多的客观知识（世界3），由此形成正反馈，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基础研究，虽然短期内无法解决“卡脖子”问题，但能丰富我们的客观知识。从长远来看，则是避免再次出现严重“卡脖子”、“卡脑袋”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因此只有夯实基础研究之根，潜在的技术创新才可能“枝繁叶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龙龙今年3岁4个月，本该活泼好动的年纪，却因为患上科凯恩氏综合征造成了生长迟缓、甚至停滞。科凯恩氏综合征又称早衰症，是一种罕见病。患者出生时表现正常，1岁左右开始出现发育迟缓等症状，表现为多组织器官的功能加速衰退，从而过早地进入全身系统性衰老状态，患者寿命在7到20岁。早衰症是一种基因变异导致的疾病，常规方法无法治疗。但基础研究的进展，正给患者带来希望。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刘光慧研究员是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衰老细胞生物学分会会长。他介绍，近年来，基础生物学家对早衰症的了解日渐加深，在早衰症的遗传学基础、衰老的分子机理研究、早衰症表观遗传学调控等方面都有进展，也建立了相关的灵长类动物模型，在微观水平对早衰症的发病机制和治疗靶点有了更多认识。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了临床发展。刘光慧领导的科研团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等单位进行合作，正在对小分子药物治疗科凯恩氏综合征进行探索和尝试。期待通过他们的努力，这些患儿可以早日减轻病痛、恢复健康。王小宁（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秘书长）无论是罕见病药物，还是高铁、智能手机、移动支付、无人驾驶等我们种种生活改善的背后，都有着基础研究的功劳。基础研究看似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有着重要作用。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研发新冠疫苗，如果没有相关基础研究的积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基础研究对民生的改善，在生命科学领域有着许多成功案例。笔者最感同身受的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誉为生命科学的“登月计划”，旨在测定组成人类染色体中全部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核苷酸序列，从而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达到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最终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实施让人类可以更为精准地认识生命，大幅度提高疾病诊断和精准治疗的效率，也带动了农业和环境生物技术的发展。这项计划还催生出一个全新的生命科学研究模式——“工厂化研究模式”，即利用工程化的集成技术去获得海量的数据，并依赖信息技术找到有用的信息。中国科学家也参与了这一浩大工程，也由此催生出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短短十年间，中国基因组研究就实现了由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并催生出巨大的生物技术产业。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生命科学进入“后基因组时代”，国内基因组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破解各类物种和个体的全基因组图谱上，也正是这一旺盛的需求和潜在的产业价值，推动了基因组技术本身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基因组研究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我国SARS、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伟大成就。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是对人类自身生命密码认识的开始，它给人类带来了更为神秘莫测的问题：人类的功能基因远少于预期，但为何有如此复杂的功能？各类物种间的基因组差异可以非常小，但表型差异却如此之大，是如何实现的？科学家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各种蛋白质翻译前后的剪切体，非编码区域的基因调控机制，三链DNA和新型DNA密码子形态，以及发展出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期待我国科学家在基因组等生命科学领域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产出更多成果，为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更多科技支撑。攀登科学高峰的基石量子计算机是许多科学家的梦想，也是各国激烈竞争的技术高地。在这个科技竞赛的跑道上，中国人的身影出现在了前面。2017年，我国成功研制世界上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并演示了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量子计算能力。2020年，我国首个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上线，向全球用户提供真实的量子计算云服务。量子计算机成功研制的背后，是基础研究的不断突破和积累。量子纠缠是量子计算的核心资源，通过对纠缠态的研究，可以为研制高速度的量子计算机打下基础。200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5粒子纠缠态。此后，他们一直走在前列，并不断刷新纪录——2019年在世界上首次制备出12个超导比特的量子多体纠缠态。与此同时，我国科学家还实现了量子比特的概率性远程克隆等“国际首次”。就在今年6月，潘建伟、苑震等人在理论上提出并实验实现原子深度冷却新机制的基础上，在光晶格中首次实现了1250对原子高保真度纠缠态的同步制备，为基于超冷原子光晶格的规模化量子计算与模拟奠定了基础。“在量子的世界里，我们还在向上攀登的路上。”潘建伟几年前的这句话，现在仍然适用。万劲波（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随着科研投入持续快速增加，我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和实验条件平台有了极大改进，科研产出、科研水平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在部分学科方向上已达到国际前列，越来越多领域、行业的科技创新正在进入“无人区”状态，一些重要方向具备了“攀登科学高峰”的厚实基础。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2.2万亿，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总量位居世界第2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升，已接近欧盟15国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450万人年，连续7年稳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在高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将“科技创新立国”作为基本国策，打通从教育强、人才强到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战略通道。未来15年，我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只有实现从“创新型国家行列”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迈进的历史性跨越，才能为“实现由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相应地，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也需要迈上新台阶。“攀登科学高峰”要坚定创新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事关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领域以及数学、天文等基础学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之科研仪器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已成为制约我国原创性科研成果产出的基础瓶颈。要实现从跟踪模仿向创新引领的根本性转变，必须打造更加高效灵活的创新生态系统，把弘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增强创新自信作为推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的重要基础。面对知识、技术、人才、数据、信息等要素的全球流动，我国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历史起点上推进科技创新和开放创新，把创新的主动权、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攀登科学高峰”要爱惜青年才俊，从过度竞争择优转向普惠支持。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鼓励优秀青年人才勇挑重担，包容失败，营造脱颖而出的人才发展环境。长周期普惠支持处于创新黄金期的优秀青年人才潜心专注于前沿科学问题研究，避免科研布局“短平快”路径依赖。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保障其充分的人财物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发现一批创新思维活跃、敢闯“无人区”的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本报记者 陈海波 詹媛）

本文转自【科技日报】；进一步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与布局，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探索多元化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完善鼓励研发投入的政策体系，提升科技经费投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研发投入，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前沿研究支持”，明确了科技投入的重点和方向。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全方位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意义，把科技投入作为战略性投资，作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为此，需进一步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与布局，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探索多元化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完善鼓励研发投入的政策体系，提升科技经费投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加大全社会科技投入势在必行 加大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是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科技投入机制仍有较大提升进步空间，当前能真正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的重要科技成果仍不足，科技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培育富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促进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这其中，加大科技投入是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关键。 许多国家创新和发展经验已经表明，对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助于从源头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有助于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培养世界级的领先人才。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无疑是给科技创新注入“强心剂”和“动力源”。 我国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企业研发经费规模已居世界前列，全社会科技投入不断增长。但当前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科技投入的总量与强度不足，R&D经费投入与世界科技强国仍有较大差距；二是投入方向与结构仍有改善空间。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占比仍偏低，虽然企业已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但企业科技投入不足的现象仍较普遍；三是科技投入的成果转化效率、转化机制仍有提高完善空间。我国科技成果大部分来自科研院所而非企业，科技成果与产业结合存在较多的脱节现象，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的部分联盟当前仍比较松散，难以形成合力。 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底蕴和后劲。然而，基础研究投入高、周期长、应用链条长，导致很多企业更愿意在那些满足市场需求的“短平快”应用型研究上投入。因此，我们应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基础研究机构深度合作，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提高企业研发能力。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依托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等，紧紧围绕新兴优势产业，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带动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更加聚焦基础学科和前沿探索，加大投入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加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与国家其他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的衔接，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共享共用，发挥好基础研究的基石作用。聚焦能源、生命、地球系统与环境、材料、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空间天文、工程技术等领域，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布局建设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二是扩大企业有效研发投入。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支持科技型企业转型发展，扶持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产业高新化、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建立覆盖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阶段的财政资金支持体系；落实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 三是支持企业加快提升研发实力。引导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开发投入。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比例应大于销售增长比例。支持企业围绕前沿引领技术和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牵头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或平台。支持企业在海外布局设立、兼并和收购研发机构，吸纳利用当地科技创新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研究。支持企业在国内外技术、人才密集的城市、高校、园区设立创新中心、研发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域外创新创业平台，打造企业“创新飞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设立高端研发机构，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享受与内资企业同等待遇和政策优惠。 四是要建立健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其他力量协同创新投入机制。深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科技服务机构的协同创新机制。建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企业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采取稳定性投入和竞争性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对基础条件好、方向明确、优势特色突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科研院所给予支持，对行业支撑引领作用强、科研项目任务完成质量高、考核评价好的科研院所进行滚动支持。支持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骨干企业合作，通过新建、共建和科研机构内建或整体转型等方式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加快促进“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要素的融合创新，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打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创新创业共同体，打造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成果产业化的高能级平台。 探索投入方式并拓宽融资渠道 科技投入的方式与健康的融资体系对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也十分重要。 在科技投入的方式上，要充分发挥财政投入和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针对不同的创新主体、不同创新阶段，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风险补偿和创投引导等方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加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投入，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 一是完善财政科技资金支持方式。综合运用无偿资助、后补助、奖励、政府采购、税收减免、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等多种直接和间接投入方式，使各类创新活动和创新链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带动社会资源向创新链的各个环节聚集。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政府引导企业开展的科研项目，既要避免政府“缺位”，又要防止政府“越位”。对其他有偿支持的政府资金，形成合理的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建立起财政资金“投入—运营—退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增强财政科技资金的引导、放大效应。 二是完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制度。推进科技计划和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市场导向的科技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体系。围绕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目标，定期发布科技计划项目名录。推广科技攻关项目“揭榜制”、首席专家“组阁制”、项目经费“包干制”。完善企业项目遴选、评审、投资、退出以及绩效评价与监督管理等一整套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等不同类创新链活动的科技项目分类评价机制，发挥绩效评估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在融资体系方面，需搭建创新科技金融平台，进一步加大金融部门对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扶持力度，鼓励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引导和带动金融资本、民间投资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强化信贷、保险、担保和融资租赁等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加快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 构建科技金融平台，完善科技金融生态体系。建设广覆盖、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科技创新链、转化链和金融资本链的深度对接融合。积极引导创新型、创业型、科技型企业融资上市，建立中小企业板、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分层次、错位化发展的股权市场。进一步支持创业投资基金，加快发展天使投资基金，完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市场运作、专业管理，通过奖励、专项资金等多渠道建立和完善融资担保损失补偿、科技保险费补贴等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共担机制。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服务科技创新创业高质量新工具、新产品、新业务的多维度创新。加快发展集科技贷款、担保、保险、信用评估等关联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联动性、全流程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快设计差异化、定制化和精细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贷款保证保险、专利保险等新型金融工具及投贷联动的服务模式。放大财政资金效用，鼓励设立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准备金和资金池。支持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安排专项信贷资金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开发面向新型研发机构、转制科研机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创新创业共同体以及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集合授信产品与服务。 创新发展新兴科技金融组织，优化金融服务生态圈。鼓励金融机构在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以及其他区域性国家发展战略综合试验区设立科技支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和科技金融租赁公司等科技金融服务组织。完善科技金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中介服务体系和科技型企业服务平台，支持科技园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等载体建设投融资功能。 ［作者单位：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图文由“中国科学家”（ID：Chinses_Scientises）公众号原创，转发请申请授权。】“现在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才能做到科技强国，以更好面对当下的国际局势。”百岁高龄的张兴钤院士多年之前就曾经深有感慨，对国际局势和科研工作满怀关切，将自己的智慧与经验分享给大家。张兴钤院士近照张兴钤，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金属物理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享誉世界的金属蠕变领域专家，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奖项。同时，学习金属物理专业的他投身到了核武器事业中，参与了我国核武器的研究与制造，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及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最早的金属物理，到核材料的研究工作，张兴钤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发展科学技术的首要位置，认为只有夯实基础，才能实现科技兴国，科技强国。艰难求学，少年立志1921年，张兴钤出生在河北武邑的一个大家庭中。十岁那年，他前往山东烟台，进入新式学校。学校课程以自然科学为主，年少的张兴钤对现代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就养成了勤学好问的习惯，为他日后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37年，张兴钤前往上海求学，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16岁的张兴钤与进步同学商议，决定放弃学业，投奔延安，到红色根据地参加抗战。后因种种困难滞留武汉。第二年，在朋友的资助下，张兴钤考入了武汉大学矿冶系。抗战期间，武汉饱受日军空袭的摧残，防空警报响起，老百姓出城避难，流离失所，武汉大学也因战事迁至四川乐山（时称嘉定）。救亡图存的渴望深深地唤醒了张兴钤的民族意识，他加入了学生进步团体“抗日问题研究会”。1940，在乐山城外的一棵大树下，张兴钤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终身。1941年，张兴钤乐山国立武汉大学就读回忆起在武汉大学的学习岁月，张兴钤记忆最深的是他的恩师、也是科学路上的引路人邵象华老师对他说过的话：“报效国家不只有参军一种方式，用科技和工业来救国何尝不是一条道路。”张兴钤听从了老师的劝导，开始刻苦学习钢铁冶炼的相关知识，并树立了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理念重视基础，结缘金属1942年，张兴钤大学毕业后，从事钢铁冶炼的相关技术工作。几年时间下来，他深感自身和国家对专业技术、知识储备的不足，为了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1947年，他公费前往美国学习深造。二战后的美国，科技蓬勃发展，在金属材料应用的基础领域研究走在世界前列，而国内金属物理基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空白。张兴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明白只有从基础研究做起，才能实现跨越追赶。1949年，张兴钤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开始跟随金属物理专家格兰特教授进行金属蠕变领域的学习与研究。1951年，张兴钤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金属蠕变研究是基础学科，研究的内容是金属在高温环境下不断变化、拉伸的物理形态。研究内容晦涩，在当时属于前沿科学，但是做好金属蠕变研究，可以为金属冶炼和加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实现张兴钤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理想。张兴钤不惧挑战，直面困难，长年醉心于实验室与课堂中，努力学习，大胆实验，积累了海量的数据。几年后，张兴钤的研究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表了大量的高质量论文，他的论文被视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作之一。麻省理工学院评价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是“开创性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高价值理论，填补了金属蠕变理论的一项空白”。学院将张兴钤的半身照放在荣誉墙上，他成为为数不多获得这一殊荣的外国学者。1952年，张兴钤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此时距离张兴钤离开祖国已经8年时间，他在美国取得的成就带给他巨大的声誉及优厚的待遇，但是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大洋彼岸的祖国。游子归国，科技报国新中国成立后，远在美国的张兴钤与留学同学激动不已。他对大家说：“将来学成后，要一起回国去，一起建设我们的新中国。”1952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兴钤准备回国。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挠，他与同学开展集会，致信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他与留学生中的几位代表，起草致周恩来总理的联名信，表达了报效祖国的迫切期望。1952年夏，留美中国学生在美国Medford他的导师劝他留在美国，因为回国后的科研环境艰苦，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面对来自导师和学校的挽留以及优厚的待遇，张兴钤只是微笑应对，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他毅然登上了归国的邮轮。1955年，阔别祖国八载的张兴钤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张兴钤加入到草创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金属物理专业，从事金属性质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61年，张兴钤在北京钢铁学院指导金属为了解决没有教材的艰难处境，他组织编订了《金属及合金的力学性质》，后被各大高校采用，对于以基础研究为依托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教学中，张兴钤大胆创新，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将自己的所学在实践的过程中传授给学生，为我国的金属物理研究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科技报国，新的征程1963，张兴钤响应国家号召，奉调来到青海的戈壁滩上，投身到核武器的研究制造工作中，先后任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实验部副主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实验部成功完成了所需的爆轰物理实验。随着罗布泊的一声巨响，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兴钤与同事们来不及庆祝，就又投入到了核弹武器化和氢弹的研制工作中。1965年5月，张兴钤作为实验部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0年，张兴钤调任二机部军工局总工程师。他带领一大批年轻的科研人员，以实际工作需求为牵引，专注于材料科研领域的基础研究，他以老一辈科研人员踏实肯干，奋勇拼搏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研人。百岁高龄、不忘初心1991年，因在金属物理领域和核武器研制事业中的突出贡献，张兴钤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荣誉称号。此时的他已经70高龄，但他并没有颐养天年，而是继续为我国科研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而努力。1996年3月，张兴钤回中物院与老同事合1997年7月26日，张兴钤受邀访美，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原子能研讨会”上作《中国核材料保护现状》的报告。他的报告让世界再一次认识了中国对核材料、核武器上的态度与立场，在报告中他重点强调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主张，有效改善了世界舆论在核问题上对中国的看法。 2009年，在表面物理与化学重点实验室与退出工作一线的张兴钤最喜欢做两件事：其一是看新闻，关心国家科技发展，为此他还自学上网，浏览国内外最新的科研动态；其二就是为祖国在科研领域建言献策，强调做有用的基础研究对于应用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张兴钤的“钤”字，有“印章”的意思，回看张老的百年人生，他凭借自己踏实勤奋的态度、好学笃行的精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负自己年少时许下的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的初心，将自己的名字印在了共和国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参考文献1.《钤记：张兴钤传》吕旗、谭淑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张兴钤的生命钤记》，魏玉欣，中国科学报2019年1月09期3.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王元丰：基础研究投入支撑强科技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在二〇三五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不仅再次明确十九大提出的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任务，而且还提出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的新要求，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由此可以看出科技创新对未来中国发展将具备前所未有的重要影响。当前，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明显短板是基础研究不强，导致重大原创成果不够，这也是核心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导致基础研究不强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研究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部分较少。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占研究与发展（R&D）经费比重达到6.03%，是历史上首次突破6%。而欧美国家的比例多年来保持在15%-20%。政府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投入方。2019年基础研究的投入中，政府财政性投入资金822.52亿元，占比达到61.58%，中央政府基础研究资金699.1亿元（104.5亿美元），占政府基础研究经费的85%左右。而美国联邦政府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R&D总经费预计投入1177亿美元，其中基础研究289.4亿美元。2019年中国的GDP为美国的67%，而中央政府基础研究投入只占美国联邦政府相应投入的36%左右。可以考虑加大中央政府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科技支出的主要分配和使用者，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非常关键，2019年，科技部公布的461.3亿元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经费为15.2亿元，而中国科学院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占45.9%。同时，对于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方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需要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大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的短板领域，比如疫情中暴露的疾病防治和医疗方面，可考虑设立专门资助医学与健康的机构——中国卫生研究院（中国的NIH），每年统筹医学和健康方面的研究经费。这样可以跳出传统的资助方式。另外，我国论证很多年终于开始建设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对其经费可考虑规定基础研究在其中所占的比例。2019年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国家财政科技支出的比例为61.1%，这一比例早已大于中央政府，但在总基础研究经费中地方政府的投入比例较低。就连R&D经费过千亿元人民币的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也就只有3%左右，比国家总的比例还低很多。2019年全国有20个省市自治区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占GDP比重）达不到2%，这是一般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的底线。更关键的是有8个省市自治区达不到1%（20年前的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平均水平）。这与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不相符，与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支撑的期望差距较大。因此，对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以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可根据不同情况在考核中作适当要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省市自然科学基金，建设地方实验室、创新平台等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关键是地方政府通过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切实认识到科技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对当地未来的长远作用。支持基础研究不仅仅是中央的工作，地方的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基础研究。2019年工业企业R&D经费达13971.1亿元，投入强度（与营业收入之比）为1.32%。这个数字也不高，美国企业在2015年即达到1.84%。企业研发投入不仅总体量少，而且在投入方向上问题也比较突出，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太少。2019年全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经费为50.8亿元人民币，仅占企业R&D经费0.36%，占全国基础研究总经费的3.8%。而2012年美国企业提供的基础研究经费为170亿美元，是中国企业投入的近20倍，占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21.33%。现在，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备受关注，可是企业不但研发投入强度不高，而且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少得可怜，这如何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应该说这几年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对科技研发越来越重视，但是如若不在基础研究上加大投入，想引领发展，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限制是极其困难的。另外，中国基础研究经费长期投入过低，仅仅靠政府增加，不调动企业这个科技经费投入主体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实现愿景。因此，建议可考虑继续完善实施对企业科研经费税前加计扣除（175%），对国有企业不仅做业绩考核，也可以有创新方面的考核要求。另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使企业真正认识到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也非常关键。针对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需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建立多种形式的投入渠道，让中央、地方、企业和社会都能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和稳定支持，打牢科技创新的基础，使科技创新真正能够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者是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 科技日报记者 刘垠 操秀英5月11日，科技部官网公布《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简称《重点举措》）的通知，其中提到，完善适应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经费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增加对“人”的支持；对自由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制，宽容失败。图片截自科技部网站文件由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制定，意在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重点举措》从优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深化项目管理改革、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完善支持机制五个方面，为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指明方向。优化总体布局 释放创新创造活力针对优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重点举措》强调，加强基础研究统筹布局，把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日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加强重大科学目标导向、应用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项目部署，重点解决产业发展和生产实践中的共性基础问题，制定基础研究2021—2035年的总体规划。同时，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地和人才计划中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创新主体活力如何激发？《重点举措》提出，“切实把尊重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主体地位落到实处”。比如，重点围绕优秀人才团队配置科技资源，推动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共同开展研究；落实科研人员在立项选题、经费使用以及资源配置的自主权；强化对承担基础研究国家重大任务的人才和团队的激励，探索实行年薪制和学术休假制度。值得关注的是，支持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加强基础研究也写进了文件。引导企业面向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前瞻部署基础研究，支持企业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制度创新、承担国家科研任务。推动产学研协作融通，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贯通发展的科技创新生态。厚植培育土壤 基础研究“底气”足针对深化项目管理改革，《重点举措》明确，改革项目形成机制，改进项目实施管理。健全基础研究任务征集机制，组织行业部门、企业、战略研究机构、科学家等共同研判科学前沿和战略发展方向，多方凝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一线的重大科学问题。提高指南开放性，对原创性强的研究探索以指向代替指南。优化完善非共识项目的遴选机制和资助机制，建立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建议“网上直通车”。对于具备“颠覆性、非共识、高风险”等特征的原创项目，创新遴选方式，探索建立有别于现行项目的遴选机制。“在调整参与人员、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和经费开支科目方面赋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自主权。”对于改进项目实施管理，文件明确，实施“减表行动”，建立定期评估与弹性评估相结合的评估制度，三年以下的项目不再进行中期评估；建立项目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全程跟踪；将科学普及作为基础研究项目考核的必要条件。针对营造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重点举措》指出，改进基础研究评价，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具体而言，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注重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相结合。基础研究评价要实行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基础研究论文发表后的深化研究、中长期创新绩效评价和成果转化的后评价工作。加强科研设施与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建设，完善开放共享的评价考核和后补助机制，深化新购仪器设备购置查重评议。“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完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加大对长期重点基础研究项目、重点团队和科研基地的稳定支持。”《重点举措》明确，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长期稳定开展基础研究；重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形成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跨学科领域协同开展重大基础研究的稳定机制。此外，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体系。拓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渠道，逐步提高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通过部省联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共建科研基地等方式，推动地方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等。来源：科技日报编辑：刘义阳审核：管晶晶终审：冷文生

中国科技部部长：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总开关”中新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 孙自法)“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言及基础研究在中国科技发展、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这样概括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发布会，王志刚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指出，“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在基础上没有说清楚，所以才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甚至于不知道方向在哪儿、路径在哪儿”。他以牛顿发现三大定律并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麦克斯韦方程把电学和磁学结合到一起形成“电磁场理论”等举例称，这些都是基础研究带来的一些颠覆性的、前瞻性的甚至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各方面认识的重大进展。“所以，我们把基础研究作为非常重要的方面来不断部署和推进。”王志刚认为，原始创新方面相对薄弱，这确实是中国科技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这点上，中国在国家规划、政策制定、资源安排方面把基础研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科技部过去一年在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投入，增幅达10%以上，比其他技术创新和应用转化等增长更快。王志刚表示，中国科技发展今后将从以下方面做好基础研究：一是从提问题开始，要是基础问题，这方面非常难，要加强和科学家包括国际科学界的交流。二是强调数学、物理等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基础研究的一个难点，但这方面如果不突破，可能其他方面就缺少理论。三是强调应用研究的基础支撑。今天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广泛应用，但真正突破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现在还很难，基本算法还没有取得太多突破，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对中国和全球科学界都是很大挑战。四是什么叫“从0到1”“从1到N”？怎么实现？规律是什么？这都是基础研究领域需要反复和科技界、科学家一起交流以及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时的一项重要任务。五是基础研究要加大政府支持，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让科学家能更安心地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自由探索。当然，基础研究还要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静下心来开展研究。六是改革完善基础研究评价机制。突出原始创新导向很重要，“不能把基础和应用、商业化的事情搅到一起，它们中间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基础研究怎么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源头支撑”。王志刚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国家科技工作的一项重中之重。科技部将努力推进基础研究做得更好、更上水平，同时也愿意和全球科学家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的交流合作。(完)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3月3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今天记者从科技部官网获悉，为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领作用，解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问题，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印发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方案》提出，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要坚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方法创新、优化学术环境、强化稳定支持等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方案》在优化原始创新环境方面突出了对“评价制度”的调整，并表示将“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评价试点”。《方案》表示要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一是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让论文回归学术，避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二是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新的评价制度。“坚持定期评估和分类考核制度。将完成国家任务情况和创新效能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建立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制度”。三是建立促进原创的基础研究项目评价制度。“基础研究项目重点评价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新规律的原创性和科学价值，注重评价代表性成果水平；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重点评价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中关键科学问题的效能和应用价值”。同时，《方案》提出要强化国家科技计划原创导向。其一要强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原创导向，稳定支持各学科领域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对数学、物理等重点基础学科的支持。其二，要把握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在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前沿领域进行前瞻部署，在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中突出支持基础研究重点领域原创方向，持续支持量子科学、脑科学、纳米科学、干细胞等领域，并针对重点领域、重大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关键数学问题加强应用数学和交叉研究，同时加强引力波、极端制造、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等领域部署，抢占前沿科学研究制高点。其三，要在国家科技计划中突出支持关键核心技术，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网络协同制造、生物育种、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等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此外，《方案》还表示要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提出实施青年科学家长期项目，准备支持一批30—40岁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有志于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优秀青年科学家，瞄准重大原创性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科学问题，在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基础前沿领域和农业、能源、材料、信息等应用基础领域开展基础研究。“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并提出要在国家科技计划中支持青年科学家，在重点研发计划中加大对3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支持。《方案》还提出了要创新科学研究方法手段，强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强管理服务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