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科研课题

红网时刻永州12月7日讯12月2日，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张京华教授主持的“五帝传说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课题获批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项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远古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传下来的国家，五帝时期是夏以前中国古史的最重要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具有历史的科学性，需要依据历史而加以阐明，需要重新估价真实可信的古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需要实事求是地论证出来。“五千年文明”“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是有历史根据的。五帝时期的古史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遗迹之一，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五帝时期的史实证明，中华文明在上古时期已经达到异常煌煌灿烂的高度。“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今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教导大家结合考古学证据，深入研究五帝时代的社会性质，补充中国古代史的知识体系，使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更加丰满。本课题名为“五帝传说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主要内容是：梳理历代五帝相关文献，综述近代以来五帝古史研究脉络及其遭到瓦解的过程，关注近代以来社会教育层面对于五帝时期古史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解，从文明史的角度尝试五帝古史的重建。预期目标是：在实事求是、科学论证的前提下，审视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之一的五帝传说时期的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同时回顾近代以来学术界和社会文化教育层面上对于五帝传说时期古史真相的误解，从制度上和文明体制上重新塑造包括五帝时期在内的中华文明起源的高端、庄严与悠久品性。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组建的研究机构，承担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等职责。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编者按】2019年中国考古精彩纷呈，成果众多。在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即将揭晓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特别邀请9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撰写10篇总结性稿件，对去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一块残破的陶片、一座废弃的房址、一处沉睡的遗址——考古学者就是要从这林林总总的物质遗存中去追寻逝去的历史；一粒炭化的粟、一块破碎的猪骨、一丝残存的痕迹——科技考古学者从中检测出历史的蛛丝马迹，他们在复原“鲜活”历史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在2019年里，科技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工地，他们密切配合田野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现场对遗存进行鉴定和测绘，用标准化的方法来采集各类样品和信息；在2019年里，科技考古学者在实验室里忙碌，他们借助于仪器设备对样品进行鉴定、检测和分析，开展定性和定量的科学研究；在2019年里，科技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大部头的考古报告里，他们的研究业已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必不可少且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回首2019年，中国科技考古在研究成果、学科建设和技术等方面有何亮点？让我们一起来进行年终盘点。成果：展现科技考古硬实力科技考古的硬实力体现在优秀科研成果的发表上。本年度，大量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的发表催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譬如，动物考古加大了历史时期研究的力度，结合文献资料探讨其他家养动物（例如：鲤鱼、鹌鹑、驴和猫）的畜牧史。植物考古着眼于农作物传播问题，从陆路和海路两个方面丰富了大麦、小麦、豌豆传入中国和粟、黍外传的认识，开始探讨荞麦的起源，通过淀粉粒和植硅体残留物分析研究酒和酒器的起源及交流。陶瓷考古首次在国内遗址（广西防城港）中发现大量的海外烧造瓷器，改变了以往海上丝绸之路中只有中国外销瓷的认识。古DNA研究应用于植物遗存，完成新疆小河和古墓沟墓地的7个古代小麦样本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支持了小麦由西南地区向青藏高原以及由青藏高原边缘向长江流域传播路线的假设。冶金考古在田野调查与发掘方面取得了系统性成果，特别是关于块炼铁冶炼遗址群和以煤为燃料的高炉冶炼生铁技术的确认，锌、金和银等以往研究薄弱的领域也有重大突破，比如湖南桂阳桐木岭炼锌遗址的发现及相关研究等。动物考古学者现场鉴定和测量动物遗存多学科集成创新成为本年度科技考古的亮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刘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时空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研究关注点开始转向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演变的诸多方面的学科发展背景下，运用现代测试分析技术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而考古材料、检测技术和信息解读等3个方面均存在局限性，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和多学科的合作和互证将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的真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综合应用无人机拍摄、多视角三维重建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探讨史前聚落的人地关系和史前治水等重要课题，通过对江汉平原30余处重要聚落的无人机拍摄与数据分析，基本理清该地区史前人类对环境、水源的充分考量与适当治理以及防御模式的选择等学术问题。以资源、技术和生业研究为导向开展包括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科发展的新态势，2014年至今，袁靖先生组织一批青年学者在《南方文物》上设立“生业与社会”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就东北、黄河上游、黄河中游及华北、黄淮下游、长江上游、长江下游、岭南及周边地区等先秦时期生业状况的研究，这样得出的关于中国先秦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状况的认识也就更为全面和科学。盐业考古成分和物相分析方法（如X射线衍射法、XBD和XBR分析测试等）的应用，在判断制盐遗址、煮盐工具、制盐原料和工艺流程等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考虑制盐工艺复杂性的前提下，应当探索多种科技分析手段和方法，逐步形成操作性强、多重方法参与的研究体系，建立综合研究数据库，从而推进相关研究的规范化和科技化。技术：永做考古的“高新区”科技考古学者应当熟稔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此外，也要不断吸纳和应用新的技术和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国考古实践中。科技考古的发展需要不断反思已有技术方法及应用，这一点在年代测定和稳定同位素研究中有明显的体现。植硅体碳十四测年数据会受到污染和老碳效应的影响，但在一些缺少其他有机质测年材料的环境中，植硅体测年仍然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年代学方法。稳定同位素研究回顾了以往研究成果，认为多样化食物资源与复杂的新陈代谢暗示着生物体组织的稳定同位素组成可能受到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以及自身生理健康等多因素的影响，为此，以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为背景，在多因素影响机理论述基础之上，探讨可能影响我国古代人（或动物）稳定同位素食谱分析的各方面因素，同时，通过对不同影响因素的诠释，揭秘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科技考古在技术和方法上因互鉴而精深。在实际工作中，同一遗址中大植物遗存和植硅体的分析结果存在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现象，从事植硅体分析的学者认为炭化温度会严重影响大植物遗存的保存状况，而植硅体的绝对数量更为可靠；从事大植物遗存研究的植物考古学者则予以正面回应，认为在不考虑遗址中实际炭化温度和时间的前提下、得出某种植物因炭化温度而保存率低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此外，植硅体样本量过于有限，而浮选大植物遗存样本量充足且量化统计方法更为全面（除绝对数量之外，还使用了出土概率等方法），因此，大植物遗存研究能够全面反映遗址发掘区的整体情况和动态复原古代农业及社会发展状况。回顾科技考古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催生出新的科技考古研究方向，盘活了已深居库房的遗物。2019年，夏河丹尼索瓦人的研究入选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和《科学》（Science）杂志十大新闻，这项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带领的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进行的研究，引发了世界考古学的广泛关注，同时，这项成果也凸显了科技考古的激活力：这件下颌骨化石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古蛋白质分析技术的应用使其在39年之后迸发出重要的科学价值。1980年，有位藏族僧人在甘肃夏河县的溶洞里发现了这件仅保存有第一和第二臼齿的古人类右侧下颌骨化石。2019年发表研究成果（A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Denisovan mandible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显示，该化石未保存古DNA信息，但保存有深度降解的古蛋白质，研究者从中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特有的蛋白质，从而为确定其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提供了最主要的证据，建议命名为夏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该化石目前是除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距今16万年前）。夏河丹尼索瓦人化石今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可以为我所用呢？哈佛大学医学院大卫赖克（David Reich）将古DNA研究的应用视为考古学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目前，古DNA的研究主要涉及古生物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DNA和常染色体DNA等，开展包括线粒体、核DNA（性染色体和常染色体）在内的全基因组测序是目前古DNA研究中的前沿领域，而高通量测序技术为全方位地开展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中的残留物、土壤样本等也成为古DNA的重要研究对象，古细菌和古病毒的DNA研究也正在开展中，该研究除了可以从分子水平探索古代人类和动物食谱和疾病及其变化，还可以探讨饮食进化史、人群的文化身份、人或动物的迁移、动物的驯化和饲养等问题。此外，年代学研究中探索碳酸盐的直接测试方法、稳定同位素研究中应用氢氧同位素以研究气候变化、玉石器研究中结合X射线荧光能谱与岩相学分析进行无损检测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古DNA研究学者在考古现场采样蓝图：构建科技考古学科体系科技考古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构建科技考古学科体系的研究基础。考古学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始于1949年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碳十四测年方法的发明，21世纪以来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法加之系列样品拟合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年代测定的精度和可靠性，从而为中国考古时空框架的确立提供了年代标尺。环境考古通过对全新世气候过程的分析，重点研究与水相关的地貌过程，探讨与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有关的环境机制。人骨考古已粗线条勾勒出古代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和融合的历史图景。动物考古构建关于中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以及各地区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方式的框架。植物考古在考古发掘中迅速普及浮选法，以大植物遗存研究为重点，形成中国农业起源三条源流的科学认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区分出沿海、农业区以及牧区的食性特征，讨论生业经济，探讨古代社会阶层。冶金考古关注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及相互影响，一方面关注西北地区，认为该地区本土化冶金生产实践及其对技术体系的改造为早期冶金术的继续发展和东向传播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立足中原地区，认为自二里头时期开始，冶金术融入已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生产传统得以重塑并建立了新的冶金体系。中国科技考古团队已成规模，形成构建科技考古学科体系的人员保障。以中国考古学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立为例，就当前统计，属于科技考古的专委会就有5个，分别是：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类骨骼考古、环境考古和新兴技术专委会，在全部16个专委会中所占比例近三分之一，“鼎力”支持考古学的发展。全国各主要考古科研院所都配备有科技考古专业人员，有条件的机构还建立了专门的科技考古研究部门。2019年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年会、第十届全国动物考古研讨会、第八届全国植物考古研讨会、第三届人类骨骼考古研讨会和稳定同位素分析学术会议，讨论热烈，规模空前，展现了科技考古欣欣向荣的局面。科技考古团队壮大，能够及时跟进各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随着中国在国外考古发掘项目的兴起，科技考古工作者也开始走出国门，本年度发表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萨扎干和孟加拉国纳提什瓦等国外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2019年10月第十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如何构建科技考古学科体系？袁靖先生在2019年通过主编两本书籍（《中国科技考古讲义》和《中国科技考古纵论》）及发表相关文章，从科技考古的历史沿革、定义和内容等方面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架构。他指出，所谓科技考古，就是“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借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对考古遗址所在的区域进行调查和取样，对多种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量统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遗址或遗迹的空间信息、遗址的绝对年代、遗址的自然环境、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和社会行为特征”，由此，科技考古包括12个研究方向，分别是数字考古、年代测定、古DNA研究、稳定同位素研究、有机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器和玉石器科技考古等。《中国科技考古讲义》、《中国科技考古纵论》科技考古各研究方向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状况。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和分子考古学等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先后出版了《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夏正楷著）、《中国动物考古学》（袁靖著）、《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赵志军著）、《体质人类学》（朱泓著）和《分子考古学导论》（蔡大伟著）等专业书籍。其他研究方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还有待整合和完善，例如，鉴于陶器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而陶器研究却未成系统的问题，赵辉先生从物质文化史和复原古代社会的必要性出发，较为完善地设计了一套陶器研究的体系，研究内容集中体现在陶器的“操作链”和“生命过程”，研究的目标体现在陶器的社会属性上，涉及技术史、生产组织、社会经济、社会分工、文化和族群以及环境和经济类型等6个层面，研究方法应当建立在基础信息之上，进而从分类和计量、相关性的综合等两个角度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建设国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深化基础研究。当前，科技基础条件已经成为国际科技创新竞争的焦点，成为各国最优先考虑的基本任务。随着我国科技考古的快速发展，在实物和数据两个方面所积累的科技资源丰富、且增长迅速，建立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也就成为当前深化基础研究的重要举措。为此，国家文物局在2019年末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试点，开展动物遗存标本库建设项目。此外，科技考古各研究方向也在努力建设自身的数据库，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正在建设磨制石器微痕数据库、锶同位素参考值数据库等，从而推进科技考古的国际化、科学化、大众化和数字化。新中国70年光辉历程，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过去的2019年里，中国科技考古学者聚心凝力、砥砺奋进，用丰硕的成果展现了自身研究的硬实力，在技术的应用上既温故知新又开拓创新，构建起科技考古学科体系的美好蓝图，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古老的历史焕发生机和活力。在不久的将来，科技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将进一步深入人心，一批既深谙考古材料、又精通科技分析技能的考古学者茁壮成长，由科技考古加持的考古学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必将愈加丰满和精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28日讯 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是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价值的认识，提升考古在文物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推动考古事业发展、中国考古学学科进步和人才队伍建设。据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微信号：cewenhua）了解，《指南》指出，项目聚焦国家考古事业发展和考古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关键学术问题，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一）中华文明发展时空框架构建，包括：1.人类起源、2.早期社会、3.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4.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早期王朝国家、5.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二）考古学专题研究，包括：1.聚落与城市考古、2.古代科技和生业模式、3.古代人地关系、4.早期精神文化与宗教考古、5.水下考古、6.文明比较研究。项目实行开放式申报，不限制申报时间。申报主体仅限文物考古科研机构、高校，不接受个人申报。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项目，应确定项目牵头单位作为项目申请单位。项目申请单位应当具备条件：1．具有考古发掘资质；2．具有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研究课题的经历；3．具有该领域的学术科研力量、文物保护团队和设施设备保障条件，能够保证文物安全和考古研究质量。>>>更多政策可查看中国经济网“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库”以下为《指南》全文。《“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35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价值的认识，提升考古在文物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推动考古事业发展、中国考古学学科进步和人才队伍建设，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一、项目学术目标以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为主要手段，鼓励开展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重点实施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考古项目，全面、科学地揭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特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进文明比较研究，以考古学实证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凝聚民族共识，坚定文化自信。二、项目支持方向聚焦国家考古事业发展和考古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关键学术问题，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一）中华文明发展时空框架构建1.人类起源时限为旧石器时代，距今200万年至2万年前后。探索中国境内古人类起源和演化进程，构建中国古人类年代框架；探索中国境内现代人起源与发展进程；研究石器工业的起源、发展、分化和传播；研究人类起源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旧大陆两侧东西方人群、文化、技术的传播、交流与融合。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1.1中国直立人起源与演化的化石形态与石器技术研究1.2最早人类及文化起源研究1.3东北亚旧石器与古人类文化迁徙交流1.4北方地区旧石器与现代人迁徙北线研究1.5青藏高原史前文化及古人群研究2.早期社会时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早段，距今2万年至5500年前后。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农业生产、陶器制作、家畜驯养等人类社会新兴因素的出现，以及人类生业形态的转变，研究各区域考古学文化产生、发展、演进路径及区域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探讨文明起源前夕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精神基础，梳理文明起源前夕各地区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脉络。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2.1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多样性研究2.2早期陶器在东亚的出现与传播2.3农业起源研究2.4东北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2.5东南、华南新石器时代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3.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时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距今5500年至4000年前后。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王朝国家出现前，中国境内各区域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总结不同区域文明起源和发展路径、模式，揭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探索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探讨生业、技术、资源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进一步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节点和重大事件，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进程的内部动因与外部环境。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3.1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3.2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3.3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3.4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3.5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4.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早期王朝国家时限为夏商周时期，距今4000年前后至公元前221年。探索夏文化、商文化与周文化的起源，丰富和完善夏商周时期文化谱系与年代框架，全面揭示夏、商、周时期王朝国家形态，研究早期王朝国家周边区域的文化、社会发展进程，及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互动，深入开展考古学文化、族属与早期王朝国家相互关系的理论探讨。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4.1夏文化研究4.2商文化起源研究4.3商王朝形成与发展研究4.4周文化起源研究4.5西北地区华夏化研究4.6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研究5.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限为秦汉至明清，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探索战国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内在动力、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特征等，研究边疆地区考古学文化、民族关系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构建完整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体系，梳理不同民族政权融入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和重要节点。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5.1秦汉大一统格局考古研究5.2汉唐西域军政建置考古研究5.3西北游牧民族文化演进研究5.4青藏高原多民族文化和统一进程研究（二）考古学专题研究1.聚落与城市考古重点探讨聚落结构、布局及其反映的社会组织形态，研究城市产生的要素和判断标准，开展微观视角的城市与聚落结构功能布局、规划设计理念，以及宏观视角的城市与聚落网络体系研究，构建史前社会至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地理框架、社会政治结构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区域文化形成与发展模式。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1.1早期社会聚落形态研究1.2龙山时代城址形态研究1.3秦汉城址布局研究1.4历代都邑布局研究2.古代科技和生业模式研究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模式、社会关系等，梳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区域差异、演变过程，与之相关的人群迁徙和技术传播；重点关注铜、铁、玉、盐、煤等矿业资源的开采与利用，理清青铜器、铁器、玉器生产和传播路径，研究盐业、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等手工业生产组织与管理、技术与工艺进步、资源控制与流通等；分析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地理、水利、建筑、交通、农业技术、医药学等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状况，深刻认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对古代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2.1古代中国交通体系研究2.2大运河文化考古研究2.3长城和中国边疆商贸体系研究2.4早期青铜资源开发与流通体系研究2.5早期玉石资源开发、玉器制作技术和礼制化进程研究2.6早期铁器资源开发与冶铁考古研究2.7盐业考古研究2.8中医药文化考古研究2.9中国瓷业技术发展和对外交流研究3.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环境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客观规律，重点分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太行山、祁连山、秦岭、燕山、阴山等重要地理单元的人类活动变化，通过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交叉学科研究和多学科、跨学科合作，深入分析中国境内古代族群迁徙、融合，古代文明起源、发展与变迁的环境条件，进一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3.1黄河文化考古研究3.2中国文明起源与古环境背景研究3.3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流研究4.早期精神文化与宗教考古探讨早期精神文化、信仰、宗教思想的起源，从考古学视角研究神权与政权、族权的制约关系，以及国家祀典的意义；探索中国境内不同宗教信仰的来源、发展和本土化过程，科学认识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和宗教文化特色，重点推动石窟寺考古、著名寺院道观遗址考古、简牍文书研究等，梳理古代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等分布区域、传播途径和社会影响，探讨宗教在古代社会发展、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作用。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4.1史前岩画与艺术考古4.2外来宗教考古和本土化进程研究4.3石窟寺考古研究5.水下考古开展南海海域、环渤海海域、内水水域水下考古调查与研究，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开展东南沿海、黄渤海海域、南海海域及东西方海洋文化交流研究；开展海岛文化遗产、港埠遗迹、甲午海战遗迹、明清海防设施、南海更路簿、部分内水湖泊库区水下文化遗产专题研究；推动水下考古区域调查与物探、南海海域深海考古、深潜器及潜水装备等技术研发，推进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学科发展。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5.1南海海域水下考古5.2甲午沉舰水下考古与研究5.3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迹调查5.4明清海防遗迹调查与研究6.文明比较研究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探讨东西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贸易内容，重点开展“一带一路”考古研究，推进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边塞驿道等线性文化遗产调查，重点关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积极开展东北亚、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培育在埃及、印度、中美洲等古代文明核心地区的考古，推动古代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和交流互鉴。近期重点支持以下项目：6.1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考古研究6.2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6.3早期（汉以前）中西文化交流研究6.4世界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三、项目申请要求（一）项目实行开放式申报，不限制申报时间。（二）申报主体仅限文物考古科研机构、高校，不接受个人申报。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的项目，应确定项目牵头单位作为项目申请单位。（三）项目申请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考古发掘资质；2．具有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研究课题的经历；3．具有该领域的学术科研力量、文物保护团队和设施设备保障条件，能够保证文物安全和考古研究质量。（四）项目申请单位应确定项目负责人。1．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具有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研究课题的经历；——具有主持重大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的经历。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参与项目的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2．项目负责人只能同时承担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五）项目申请单位应按照本指南支持的研究方向，组织填写项目申报书、考古工作计划书（附件1、2），征求相关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意见后报送国家文物局审批。项目申请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对所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申报材料涉及多家合作参与单位时，应加盖相关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六）项目申报采用线上方式，项目申请单位可报经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登录国家文物局综合行政管理平台http://gl.ncha.gov.cn/申报项目。同时，可向国家文物局寄送项目文本纸质材料（一式3份）。四、项目组织方式1.项目实行国家文物局、省级文物行政部门、项目（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分级负责的工作模式。（1）国家文物局负责：——制定、发布项目指南，明确学术目标、支持研究方向、项目申报方式、管理和考核要求、保障措施等。——项目审批与管理，结合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审批给予重点支持。——制定考核指标（附件3），组织开展项目抽查、整体结项验收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整体评估。——发布、推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发现。（2）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项目的日常管理、监督，及时组织开展项目进度和质量检查、阶段性验收与年度验收工作。——明确出土文物保存、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出版的具体要求，督促项目单位及时开展考古资料整理、报告出版和出土文物移交等工作。——配合国家文物局做好项目检查、整体结项验收和评估工作。（3）项目（牵头）单位负责：——项目整体管理、工作组织、内部质量和进度控制等，选派项目负责人，推动项目内部技术与人员共享。——制订、上报项目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做好考古发掘项目申报工作。——建立信息数据平台，统一项目数据信息采集、记录、资料整理和档案建设标准，并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组织做好项目信息交流、发布，每年举办一次年度学术交流会，并不定期地组织专题学术研讨会。——提交项目年度考古报告、经费决算报告、项目整体结项报告。（4）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整体策划、团队组建，全面负责项目的运行管理。——拟制项目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指导项目团队开展相互关联的田野考古项目与专题研究。——严格执行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有序推进项目进度，及时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总体把握项目学术目标与方向，及时组织项目团队、专家开展重点难点问题攻关，认真总结项目各阶段进展，适时调整研究方向与重点任务。——组织编制、审定项目年度考古报告、经费决算报告、项目整体结项报告。——向国家文物局及有关省级文物部门汇报工作。项目负责人因故变更时，应经项目（牵头）单位同意后，报国家文物局备案。2.项目实行年度审核和阶段性评估相结合的项目评价方式。（1）年度考古发掘项目实行中期检查、结项验收，检查和验收结果作为考核依据。延续性考古发掘项目的年度检查、验收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项目审批的依据。（2）中长期考古工作计划实行中期评估和结项验收，中期评估和验收结果作为考核依据。3.对存在以下问题的项目，国家文物局将暂停或中止其实施：（1）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恶劣社会影响。（2）项目未完成年度工作计划，或年度检查、验收考核不合格。（3）项目成员单位未按照计划完成资料整理、提交年度考古报告，造成资料严重积压。（4）项目成员单位未提交年度经费决算报告，经费使用情况不明。（5）项目成员单位对考古成果宣传不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五、项目咨询方式：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 张凌、胡传耸联系电话：010-56792086、2087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83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邮　　编：100009附件：1、“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书2、“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考古工作计划书编制要求3、“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考核指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鄂文旅从“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考古，到武汉郭元咀商周遗址入选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从《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到《考古公开课》；从故宫文创上新、《唐宫夜宴》带火河南博物院，到湖北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评选……近年来，全国文博考古界不断出现热点，被公众广泛关注。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在“考古热”的背后，考古工作者通过研讨、著述，冷静思考，回望来路，叩问初心，展望未来。3月20日，“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暨《江汉考古》创刊40年学术研讨会”在汉举办，考古界大咖云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了多位业界、学界权威专家，倾听他们讲述中国考古百年如何走来，将走往何处。湖北走出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中国考古学被认为从仰韶遗址的发掘启程。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是得到中国政府许可、以探索中国史前文化为目标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虽然主持发掘者安特生是瑞典学者，但他的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也是当时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成员。因仰韶遗址发掘而命名的仰韶文化，是第一个依靠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确立的中国史前文化，由此开启了以科学方法探索和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李新伟称，仰韶的发掘，还引发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主持的一系列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更激发出中国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考古资料构建中国文明的史前基础的热情。1926年，李济与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合作，在晋南开展调查，随后对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中国学者目标明确地对中国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应以此为肇始。1928年，新成立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组织的第一次田野发掘。1945年，考古学泰斗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仰韶式的彩陶”，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从此烟消云散。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开幕式上指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是一个过程，过程中有多个事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也奠定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地位。”由商务印书馆全新出版的《李济传》，致敬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历程，作者岱峻在书中如是说。李济何许人也？他是湖北钟祥人，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29岁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他是第一位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组织和支持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山东城子崖发掘，及其出土文物的搬迁、整理、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使传说中的殷商成为信史；他培养众多重要学人弟子，如张光直、许倬云等。李济曾在一份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谈及当年改学人类学的动因：他初去美国（1918年）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当时在美国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脑容量较小，在进化上可能低白人一等。因此，李济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的念头，萌发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在哈佛分别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这三门学问在他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全都用上了。著名学者张光直在《怀念李济（1896——1979）》一文中说：“因为1928年至1937年的安阳发掘和李济对安阳发掘的领导，对下半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张光直认为，安阳的发掘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商代是把有着浩瀚史籍记载的中国历史和有关史前中国的日益增多的资料信息体联结起来的一个纽带。然而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组织了在安阳对考古遗址的探寻。他使用了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观念。他培养了众多的同事和学生，并在安阳用这些方法和观念训练他们。这些年轻的学者中包括近三十年活跃在考古界的所有居于领导层的人物。李济还倡导并优先执行对安阳出土器物的研究，他的整套研究方法——首先是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在他本人的研究工作中，他树立了一种高标准的科学品德——他的后继者们都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以之为榜样。他既是一个认真守护中国的文化珍品、防范外国盗窃者侵犯的爱国者，又是一个热心的国际主义者——他渴望接受西方所可能提供的技术和观念，力求在世界背景下观察和思考中国。他的后继者中有许多人能做到他的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同时有韧性和眼光。在张光直眼里，李济是他的“老师、导师、批评者、模范样板和学术良心”。他称赞“李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给中国的考古学塑造成现在的形态”“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科学标准”。考古百年揭开中国早期历史面纱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接受记者采访时称，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发展处在打基础的阶段，“一方面根据一些线索去寻找夏文化、商文化，去寻找更早的文化。另一方面探索首先从外国发展起来的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到了中国能不能用，怎么用，要不要改造。这个阶段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摸索，并取得一些成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延续第一代学人奠定的学术道路、学术方向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集中精力在各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逐步用考古资料构建起一个历史的时空框架。“大致在80年代中后期，架子搭起来了。考古学界也在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赵辉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理论，论述中国文化为什么是多元，同时又有一体化的趋势。“随后，考古学从文化面貌的表层，深入到背后创造了它们的古代社会。”赵辉称，研究古代社会需要各种理论支撑，及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技术。多学科合作研究，使中国考古学展现出一系列的变化，从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考古学走过百年历程，最大的成就当属揭开了中国早期历史的面纱，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大幕。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200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探源工程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他在署名文章《我亲历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称，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区域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吸收、融合重组，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贡献。揭示出中华文明这种“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前不久，王巍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关于支持开展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议案，其中包括设立“中国考古日”，引发广泛关注。王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考古人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筚路蓝缕，艰辛探索，敬业奉献，薪火相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他认为，百年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中国考古以实物资料向全世界证明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无比丰富的内涵，展现了屹立于东方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非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揭示了中华文明和国家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博大胸怀和与人为善、深邃的精神内涵，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创造的辉煌灿烂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未来继续走多学科融合研究阐释之路3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指出，回望百年考古，在深感荣耀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都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关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讲透彻，关于尧舜禹、夏文化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讲清楚，关于中华文明的内涵以及中华文化延绵不绝的根源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讲明白。高翔认为，走过百年的中国考古学，建构了中国考古的理论体系、学术规范，这是百年考古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但是，需要正视的一个事实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随着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拓展，以考古学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难以构建更加科学、更加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无法回答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加强学科融合，是提高考古学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全新路径。高翔举例说，去年9月，他去青海都兰热水墓遗址群考古工地调研，热水墓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具体年代、墓葬形制、葬俗、中西文化交流等重要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今年1月都兰热水墓血渭一号墓墓主身份确定，这个重要结论就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果。“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考古学界还有很多，因此，考古工作一方面需要继续开展深入、科学的挖掘、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走多学科融合研究阐释之路”。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理论方向和实践目标，是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考古事业不断繁荣进步的行动指南。高翔表示，站在百年考古的历史节点，希望全国考古工作者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己任，把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责任举在头顶，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担扛在肩上，不断开创中国考古学的新局面。湖北考古，中国考古的缩影在“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暨《江汉考古》创刊40年学术研讨会”上，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段天玲向与会专家介绍，湖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楚文化的发源地，三国文化的富集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全省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6473处，其中古遗址古墓葬等考古资源23324处，居全国第四。湖北考古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考古事业推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距今约200万年的建始直立人、距今100万年的郧县人、距今19万年的长阳人等到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构建了完整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序列。楚都纪南城、熊家冢等楚国都城和王陵，充分展现了楚文化的瑰丽璀璨。继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发现后，随州叶家山、义地岗以及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系列曾国重要遗存，构筑起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700余年曾国完整的历史脉络。铜绿山遗址首次完整还原了春秋时期铜矿采冶生产链和技艺。以包山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用文字真实记录了中华文明的辉煌。谭维泗、王劲、陈振裕等一代代考古工作者锐意进取，克难攻坚，近年来，全省共有12个考古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5个项目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湖北省新时代考古学建设共同体、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教育和科研实体的成立，为推动文物考古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贡献了湖北力量；长江中游文明进程、曾（随）考古、楚文化源流等重大学术课题，为实证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与发展历程贡献了湖北智慧；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和熊家冢、盘龙城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开放，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了湖北方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在发给大会的视频中指出，湖北的考古工作与湖北的地位有很大关系，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是拥有长江干流最长的省份，文明进程源远流长。这里是楚文化发展的中心，楚文化曾是非常特殊、非常强势的中国文化，楚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一，为秦统一全国及长江中游完成华夏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的石家河，曾是长江中游持续千年的文明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国家文物局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夏商周时期）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由湖北省牵头，与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共同实施。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引领下的诸多重大发现一再实证，自新石器时代起至秦统一，长江中游的先民们同样创造了灿烂的早期文明，彰显了长江中游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关注的重点，曾一度只在黄河流域，近年来，湖北及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大量考古成果表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与黄河流域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考古是中国考古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方勤说。【纠错】编辑：郭蔓【来源：湖北日报】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北京大学迎来120华诞之际，4月28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多家考古所、博物馆举办的《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式开幕。以期通过回顾、反思和总结可谓“半部中国考古学史”的北京大学考古学学科发展历程，为寻找并复原一个真实的古代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田野考古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仅1990年举办“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以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师生参与的重要考古发现就逾三十项。本次展览围绕重要考古发现对于学科建设的促进而展开，分为六个单元：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宋元明考古和考古技术与方法。第一单元以“中国远古人类的发现”“华南砾石工业的发展”“从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三部分，展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旧石器时代考古教学与科研取得的丰硕成果。代表文物：金牛山人化石金牛山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市永安乡，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吕遵谔教授带领旧石器时代考古方向的研究生进行田野考古教学实习时发现了金牛山人化石。化石共计50余件，包括头骨、脊椎、肋骨、髋骨、尺骨及手脚等部分，属同一个体，女性，年龄在20-22岁之间，年代为距今26万年左右，为迄今发现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完整古人类化石骨架。金牛山人头骨保存十分完好，有一些与北京人相似的原始特征，但脑量显著提高、吻部后缩程度比北京人更加明显，根据头骨形态特征分析，金牛山人属于古老型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 ）。金牛山人是研究东亚地区古人类体质演化的关键材料，这一发现被列入了1984年全国五大考古发现和世界十大科技进展，1985年荣获国家教委首次颁发的大学文科奖。第二单元聚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为观众呈现泉护村、王湾、北庄、八里岗等遗址考古教学与科研的杰出成绩。代表文物：鸮面1958年至1959年，为配合三门峡水库修建工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建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由高明、杨建芳、张忠培负责，对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鸮面就是在此次发掘中发现的。鸮面为泥质褐陶，手制，正面塑出鼓起的双目和尖喙，头部上方两侧还有双耳的残迹。鸮面设计构思巧妙，构图简练而传神，是新石器时代先民艺术创作的代表，后又成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源流运动”平台Logo设计原型。第三单元展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的晋侯墓地、天马——曲村遗址、周公庙遗址、周原遗址等夏商周考古教学与科研的重大发现；其中以山西博物院镇院之宝晋侯鸟尊与晋侯稣钟为代表的多件文物，将以借展的方式莅临北京大学。代表文物：晋侯鸟尊1992-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晋侯墓地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共发现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异穴并葬墓。晋侯墓地是目前保存最完整、资料最丰富的周代诸侯墓地，为研究周代埋葬制度、探讨晋国历史提供了空前丰富的资料。晋侯墓地以其在学术研究上的重大价值，曾于1992年、1993年两次选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于2001年选入“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这件鸟尊2000年于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整体造型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凤尾下弯成一象首，与双腿形成三点支撑。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晋侯稣钟共两件。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该编钟总计16件，其余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购回入藏。编钟分两组，三种式样，非同时铸造，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律。16件钟上共刻有355字的长篇铭文，完整记录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稣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铭文全部为錾刻，西周青铜器首见。为第一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第四单元以大堡子山遗址、马家塬墓地、洪州窑遗址为重点，展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汉唐考古教学与科研的不凡收获。代表文物：甬钟20世纪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自2004年始，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诚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这件甬钟出土于大堡子山祭祀遗址。旋钮纹饰分为四个单元，皆饰阴线兽目交连纹。舞部纹饰也可分为四个单元，皆饰阴线卷云纹。钲部左右的篆部各分五区，1、3、5区各有三枚，2、4区饰阳线三角夔纹。表面残留布纹，放入时当包以麻布。第五单元以磁州窑、定窑、越窑等遗址的陶瓷考古与白沙宋墓考古为例，介绍北京大学宋元明考古教学与科研的突出成就。其中由故宫博物院借展的白沙一号宋墓砖第123箱，为今年2月仙逝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泰斗宿白先生的著名考古成果，此次为其1951年出土后的首度公开展出。代表文物：白地黑花缠枝芍药纹梅瓶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对观台磁州窑遗址进行了主动发掘。发掘面积480平方米，清理了以9座烧瓷窑炉和1座釉灰窑以及加工原料的大碾槽为代表的大批遗迹，出土了内容丰富、数量巨大的遗物，这是北大首次开展的陶瓷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白地黑花缠枝芍药纹梅瓶，方唇，折沿下斜，矮梯形小口，短束颈，耸肩圆折，瘦长腹，隐圈足。灰胎，坚致。白釉泛灰，木光，施满釉。白地黑花装饰，黑花呈酱色，肩饰菊瓣纹边饰，上腹饰缠枝芍药，六朵花头，下腹饰“富贵不到头”图案一周，下为菊瓣边饰。磁州窑典型风格白地黑花梅瓶的代表作品，应该是用作花瓶或盛放醴酒的酒瓶，具有挺拔的造型，强烈的黑白反差，自由潇洒的纹样，是民间艺术的集中体现。类似的器物，国内出土和馆藏品不超过3件。第六单元则通过虚拟现实（VR）模型展示等形式，总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技术与方法教学与科研的成功经验——构筑世界一流的多学科研究平台，形成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联合攻关的创新机制、研究和教学模式。展览持续至10月15日，观众可凭有效证件免费入馆参观。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位于北大校园内，进入校园请按照北京大学近期有关通知与规定。（光明融媒记者 李韵 文并图）

今天名校名专业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怀抱田野，重建历史！考古出土的器物是不能开口说话的“无字天书”，一个真正的考古学者肩负着透物见人、重建古史的艰巨任务。北京大学在1922年即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是与中国考古学共同起步。下面让我们走进考古文博学院，追溯风雨兼程、成果斐然的历史，了解现况与展望未来。走进考古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很古老，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迄今尚不足百年。可以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前身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1年底，后改名文科研究所，其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1922年在国学门下成立考古学研究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源头。1952年设置历史系考古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1924年9月北大国学门同人在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1983年，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随后，北大考古不断迎来新的发展。1988年，考古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同年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并开始招生。1998年，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成立考古文博院（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200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考古文博学院。1998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与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在合作办学协议上签字直至今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样态，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一代代行走在田野上的考古人，亦在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北大的精神。九十载春秋，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培养了两千余名优秀的专业人才，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丝路重大考古发掘与丝路文明传承研究项目”等多项重要研究课题，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学院中有教授22人，副教授11人，助理教授6人。其中，大部分教师在国内外知名大学受过良好的系统的教育，具有很高的科研素质、国际化的视野和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学院十分重视与国内外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许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并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通过学者互访、实施共同研究项目等多种形式，推动考古学的发展。学院经常邀请国际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学院的教师也经常被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讲学及合作研究。近年来，学院每年平均主持召开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早期文明进程”、“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历史的重大课题上，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广泛和深入的对话。此外，学院教学设施完善，拥有野外实习基地、教学博物馆、实验室、资料室、标本室等齐全的配套设置，在国内高校首屈一指。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国内高校中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馆藏达到13000余件，对于高校博物馆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它是教学实践场所，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主要依托；是北大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窗口，多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及外国元首都曾莅临视察；也是校园文化的展示场所。2016年赛克勒博物馆第一次举办了毕业展，自此成为北大毕业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外景科技考古实验室：拥有大型检测分析仪器设备19台套，价值1158万元。目前，实验室主要开展年代学、古代遗物的成分分析、冶金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承担学院科技考古的教学任务。文物保护实验室：拥有仪器设备十余台套。开展石质文物、丝绸、纸张和漆木器等有机质文物土遗址的保护研究，承担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教学任务。文化遗产记录与监测实验室：承担了实践和研发文化遗产记录和监测技术的任务，该实验室将为各类型文化遗产的精细化记录和常态化监测，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保障。资料室：有3.5万册中文书籍、5000册外文书籍、8700种古籍藏书，255种中文、53种外文学术期刊，是全国高校中学科图书资料最完整的图书资料室。2014年至今，先后举办了“最早的中国——追踪《二里头（1999-2006）》”以及“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 北京大学首站”等系列活动，在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和学术推广方面更具专业特色，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也被评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优秀分馆。标本室：设有包括陶瓷、石器、体质人类学、动植物等六个门类的较为系统的教学标本室，其中，古代瓷器标本尤成系列，为国内高校仅有。实习基地：学院极重要的校外教学设施，目前在全国各地已经挂牌十余处基地，满足考古学不同历史时段、文物建筑、陶瓷考古、文物保护规划及保护技术等多个专业（方向）的实习教学需要。特色教学活动：中学生考古暑期课堂从2008年开始，学院就面向全国所有高二学生组织了中学生考古夏令营，也就是现在的中学生考古暑期课堂。暑期课堂为期十天左右，将由学院教授和所在地考古研究专家讲授相关的知识；由学院教授、研究生及考古一线学者全程带领参观相关博物馆，当面聆听学者的讲解，近距离接触古代文物，亲身感受古代文明；以及和考古学家一起踏查古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践，深入了解考古学的方法及学科特征，培养独立思考与实践的能力。很多优秀中学生由此而有了零距离了解考古学的机会，很多人也因此选择了考古学。学科简介考古文博学院每年招收本科生40-50人，目前分为2个系：考古学系和文化遗产系，下设5个本科专业：考古学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文物保护专业、考古学专业（文物建筑方向）、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考古学考古学专业创建于1922年，是北京大学具有悠久历史的专业。除招收来自国内外的本科生外，还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并有博士后在站工作。考古学专业设有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新石器及夏商周考古、汉唐宋元明考古、佛教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陶瓷考古、田野考古学、科技考古等专业方向，体系完备、门类齐全，拥有一批在国内外考古界享有很高威望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考古教学和科研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学科建设方面，2019年QS发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全国排名第一，世界排名30。承担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多项重要科研课题，先后有19项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获奖，被誉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和“21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培养方针是“加强基础，注重实践，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历史科学和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扎实的考古学专业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完全胜任考古、文物和博物馆等专业工作，也能够适应于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方面的工作。考古学专业毕业生应对传统文化常怀敬畏之心，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立志高远，力争成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引领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考古文博学院田野考古实习已有六十年的传统，底蕴深厚，技术顶尖，成果众多。本科田野考古实习由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三个教研组的老师轮流负责，在大三的秋季学期进行实地考古发掘，学生经历完整的“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田野调查——编写发掘报告”的全过程，培养独立开展考古工作的基本能力。文物与博物馆学本专业为了适应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在1988年创办。专业创办至今，在国内外同行的支持和帮助下，已经拥有一支博物馆学的专业教师队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系统开设了博物馆学方面的课程，形成了本科生、研究生两级教学体系。同时，还聘请了多位在京的中国博物馆学和文物研究的知名学者担任专业课的兼职教员和研究生导师，科研和教学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生需要系统学习和掌握博物馆展览策划、公众教育、藏品管理及博物馆运营等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扩充历史学、考古学、文物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以及艺术史的相关知识。除了参加大三上学期田野考古实习之外，博物馆专业的同学还需在大四上学期参加博物馆专业的实习，以更深刻的了解博物馆行业。文物保护技术考古文博学院面向理科招生的本科专业按奇偶年轮替，2019年的招生专业为文物保护技术，2020年为文物建筑。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化学类专业所具备的知识、能力，还要理解和掌握考古学、博物馆学的相关基础知识，以文理综合的思维方式对知识融合运用，建立对文物的多元理解与认识，培养从事文物保护研究与文物保护修复实际工作的能力。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能根据文物保护原则利用自然科学手段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本专业拥有自己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配备先进的分析仪器及研究设备，具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考古学（文物建筑方向）文物建筑是人类历史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产物与载体，是与社会生活接触最为紧密的文化遗产类型，兼具着历史性与现代性。1998年，北京大学在考古学系增设文物建筑专业方向，建构起建筑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培养具备文物建筑研究、保护和管理能力的高端人才。形成了突出研究、突出田野和突出实践的教学特色。自创立以来，文物建筑专业培养的本、硕、博学生一百余人，大部分毕业生供职于国内外的文物考古研究、文化遗产管理及展示、高等院校相关院系和文化遗产相关工程设计单位，从事着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教育、管理、利用和规划设计等工作。在大三下学期，文物建筑方向的学生会进入实习，前往全国各地调研。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该专业方向将在一年级下学期经过二次招生择优录取。学生需要理解和掌握历史和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扎实的考古学专业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交流，具备较好的听、说、读、写、译等综合能力，深入认识该语种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本年度招收的语种为阿拉伯语、俄语、西班牙语、朝鲜语、德语、法语、日语、印地语、越南语。名师寄语北大考古学科致力于培养卓越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就是说，保护、研究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北大考古人的天职，我们每一个毕业生，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应该始终牢记这一使命。——孙庆伟，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学考古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以后发展的方向。考古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李伯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宿白，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发现总有惊喜，也有迷茫。魅力就在惊喜与迷茫之间。——严文明，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生风采崔秀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2级本科生，修习中国语言文学系双学位。2013-2014学年绩点名列考古专业第一名，并获得国家奖学金。大学期间曾获北京大学“ESEC”奖学金、新华都奖学金。曾任文物爱好者协会外联部长，先后参加过文物爱好者协会、北大剧社、北大轮滑社、燕园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北京大学服饰文化交流协会等社团，并且多次参与调研活动与志愿活动。本科毕业后，崔秀琳在考古文博学院汉唐考古方向读博深造。由于机缘巧合，高考结束后的崔秀琳接触到了关于新疆鄯善洋海古墓群的系列纪录片，从这以后，崔秀琳就深深地被考古迷住了。通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崔秀琳认为自己之前对于考古的认识很感性，考古不仅很有意思，而且还是非常严谨的一门学科：拥有考古的情怀很好，但也应该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考古文博学院的每个专业都需要学习很多方面的知识，即“文理兼修，贯通古今”。日渐深入的学习让她觉得考古知识丰富多彩，也意识到如果想进一步从事考古工作，本科四年的学习只能算是一个入门学习，还需要更加深入的补充。另外，对北大的感情也让她觉得四年的时间太短了，因此决定继续在学院读博深造。谈及北大带给她的收获，崔秀琳动情的说道：“北大给人最大的一点就是情怀，真的是像‘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中所说的那样，让人非常激动。有一次我轮滑训练到了晚上12点以后，回去的路上路过百周年纪念讲堂门口，看到有的学生在拍着乐器唱着歌，让我非常有触动——北大人就是这样，有情怀，憧憬自由。另外，北大教会了我既要尊重权威，又要敢于质疑权威。在这个园子里，我听过不同的讲座，感受过不同观点的碰撞。身边的同学们并不是对所有的观点完全认同，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也会向老师提出疑问，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还有一点就是北大给予我了自信心。曹文轩老师就曾讲过这样一次经历，他出去吃饭没有带钱，向服务员说下次带钱过来，并且说自己是北大的老师，对方便非常客气地对亮出身份的曹老师说没有问题。这就是北大给予我们的自豪感。每个进入北大的学生在接触到优秀的师生之后会更有底气，也会被赋予一种特有的自豪感。”“透物见人，重建古史”是每个北大考古人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源流之一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久弥新，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研究，加强国内外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考古学的魅力。学院努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继续为中国的考古事业输送人才，发光发热。这个九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期待你的到来！来源：北京大学 图片来源：考古文博学院编辑：陈思美编：赖雯燕审校：王睿临、张欣睿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相继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西北大学获准立项30项（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11项、青年项目7项、西部项目3项、后期资助项目6项、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1项、艺术学项目1项），立项总数位居全国高校并列第24位，继续保持了高位运行的发展势头。西北大学立项名单据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今年共受理有效申报项目32103项，立项4625项，平均立项率为14.4%。西北大学获批的30项课题，涵盖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法学、语言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政治学、宗教学、艺术学等17个学科，实现了传统学科发挥优势，特色学科显著提升，多点开花，全面发展。本年度，学校组织申报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40批次共计600余项，高层次科研项目申报类别大幅增加、申报质量有效提升。截至目前，西北大学获批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我省地方高校唯一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7项（位列全国高校并列第20位）；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获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2项；获批2020年陕西省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项目9项（位列全省第二）；获批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各类项目84项。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不断创新管理理念和提升服务效能，狠抓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重点的国家级项目培育、孵化和申报组织工作，全域动员、精准策划、全流程跟踪管理，依据学科发展特色，有效提供“一院一策”菜单式科研管理服务，切实提高项目的申报质量和立项率，整体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水平，全力助推学校“双一流”建设。近日，教育部社科司公布了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名单，全国共51项获准立项，有35所学校入选。西北大学何爱平教授申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获准立项，资助额度为80万元。“十三五”以来，西北大学共获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21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8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9项，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重点专项1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1项。提前超额完成了学校“十三五”社科科研规划中国家重大重点项目任务指标，完成率达210%，显示了我校承担重大研究任务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对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和“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来源：西北大学 素材来源/ 社科处 编辑/ 杨君鹏 责编/ 魏梦鸽

中国桂林·洞穴遗址考古研究中心奠基建设。　孙自法　摄中新网桂林11月9日电 (记者 孙自法)第七届中国公共考古·桂林论坛日前在以山水甲天下而闻名的广西桂林举行，备受关注的中国桂林·洞穴遗址考古研究中心也在论坛上开始奠基建设，将打造成为立足桂林、面向全国的国家大遗址考古与文物保护科研合作与交流平台。桂林是中国发现史前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目前已在桂林市6个城区发现史前洞穴遗址85处。2010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提出筹建中国桂林洞穴考古研究中心，并为中心题名。2013年，桂林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华南地区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国桂林·洞穴遗址考古研究中心被列为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要建设内容。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一处先民生活过的洞穴遗存。　孙自法 摄集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展示交流为一体的中国桂林·洞穴遗址考古研究中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桂林岩溶地质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合作共建，旨在通过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联合与协调中外考古、文物保护机构与相关专家学者的力量，实施“考古中国”之华南史前考古与文物修复保护重点课题研究，为讲好“考古中国”桂林乃至岭南故事提供学术支持，为把桂林建设成为聚集中外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的区域性文化旅游中心和国际交流重要平台发挥积极作用。据了解，桂林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甑皮岩遗址为主体、涵盖大岩、父子岩等遗址群的国家重大遗址保护项目。其中，距今12000年至7000年的甑皮岩遗址是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典型代表；大岩遗址距今15000年至4500年，是桂林目前发现使用时间最长的洞穴遗址；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父子岩遗址由洞穴遗址、山脚遗址、山顶遗址、坡地遗址组成，填补了桂林新石器晚期至商周的历史空白，展现出桂林乃至岭南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甑皮岩遗址以年代古老、出土文物丰富、文化堆积连续而被誉为华南史前考古的标尺和资料库，其最重要的发现是20多座屈肢蹲葬墓和1件距今12000年、制作方法极为原始、烧制温度不超过250摄氏度的陶容器，前者为解开华南人来源之谜提供考古依据，后者为寻找中国陶器起源地提供重要线索。考古专家们还在大岩遗址发现1件与甑皮岩遗址相似的原始陶容器，烧制年代也在万年以上，意义重大。(完)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题：集中展现国家考古最高水平——“十三五”以来我国主动性考古项目每年突破200项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记者4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2017年，我国批复主动性考古项目达219个，批复发掘总面积20余万平方米，覆盖30个省（区、市）、10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作为国家考古最高水平的集中展现，近年来，我国主动性考古项目呈现增长的趋势，“十三五”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主动性考古项目每年达到200项以上。据介绍，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分为主动性考古和基本建设考古两类。目前，基本建设考古仍然是我国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每年经批准实施的基本建设考古项目约占年度考古发掘项目总数的四分之三。“随着‘考古中国’等重大学术课题实施，大遗址预防性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持续推进，以及高校考古专业增设、招生数量增长和行业人才培养层次的多样化需求，主动性考古项目的审批数量、发掘面积、覆盖区域迅速增长。”这位负责人说。主动性考古工作是因学术科研、文物保护展示、文物保护规划编制、考古专业学生实习等而开展的考古工作，具有学术目标明确、工作路线清晰、技术装备先进、人员能力突出、保障措施完备等特点。其项目设计更加注重解决学术前沿问题，更加强调多学科、跨学科联合攻关，更加关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创新，集中代表了我国考古工作的最高水平，是推动考古学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培养高素质、专业化考古人才的重要途径。国家文物局对2017年度主动性考古项目进行的检查评估显示，219个主动性考古项目均提出了明确的年度工作目标、学术任务和实施计划。经专家评议和现场核查，已实施200个项目中，191个项目基本完成年初预定目标和任务。截至2018年1月，完成发掘面积17.3万平方米，完成普探1926.5万平方米，重点勘探375.1万平方米，考古调查2.4万平方公里，新发现文物点548个。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在这些主动性考古项目进行过程中，多学科、跨学科合作已成常态，一些工作获得的重要发现，不仅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而且有力推动了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等重大课题和城市考古、建筑考古、宗教考古、冶金考古等专题研究，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认识。“主动性考古项目已经成为最能体现中国考古学科研水平和技术实力的学术舞台。”这位负责人说，在主动性考古项目中，专业化装备日益普及，最新科技手段也不鲜见。很多项目主动配备了行业最新的专业化装备，全站仪、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勘察、测绘设备广泛使用，地理信息系统、互联网技术等逐步推广，55个项目已建设或正在建设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责任编辑： 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