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学习研究

各学院、各学生：为促进学校学风建设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满足考研学生的学习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为考研复习的同学开放考研自习教室。具体安排及注意事项如下。一、开放时间及教室（一）开放时间1.开放时间从2020年9月15日至2020年12月27日。2.每天的开放时间为：早上7:00--晚上11:15（有考研学生住宿的宿舍，晚上11:30关门。其他宿舍晚上11:00关门）。（二）开放教室1.象湖校区：弘毅楼3501A(40座)、弘毅楼3502A(40座)、弘毅楼3503A(40座)、弘毅楼3504A(40座)、弘毅楼3505A(40座)、弘毅楼3506A(40座)、弘毅楼3507A(40座)、弘毅楼3508A(40座)、弘毅楼3509A(40座)。2.龙子湖校区：文津楼201(336座)、文渊楼302(60座)和文渊楼401(60座)。二、注意事项（一）不得在教室内大声喧哗嬉闹、进行娱乐活动,禁止将零食、饭菜等食物带入教室，自觉维护教室环境和卫生,禁止一切与备考学习无关的行为，以免影响他人学习。（二）不得损毁教室公共设备设施，不得将教室的设备设施转移和调换。（三）不得用学习及其它物品占用座位,每天晚间离开教室时，请随身带走自己的学习、生活用品，个人的贵重及其他私人物品请自行妥善保管，如有损坏或丢失责任自负。（四）如遇学校大规模的考试或活动时，考研自习教室将暂停使用，待活动结束后恢复使用（活动提前通知）。教务处2020年9月15日来源：http://www.hacz.e.cn/编辑：赵晴晴-官方微博：@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投稿邮箱：hnczwxgzh@126.com-【来源：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中国气象报记者谷星月 通讯员吴紫煜报道9月7日，2020年研究型业务技术培训班在京开课，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研究型业务技术骨干将集中进行为期7天的培训交流。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出席开班仪式并授课。宇如聪以《新时代 新业态 新作为》为题为学员讲授第一课。他指出，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根本方向，把握时代需求，紧跟科技进步，推进新业态新作为；明确数据是“业态”的基础，算力是“业态”的支撑，算法是“业态”的内核，保持业务和科研紧密融合，在把握数值模式主导地位和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为标志的新技术体系框架下确定新业态新格局；加快科技创新，面向地球系统全覆盖的业务需求，以地球系统数值模式为内核，围绕数据和模式深入分析研究，推进新技术全流程应用，培养研究型业务人才队伍。据悉，此次培训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第一次开展线下研究型业务技术培训，学员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气象事业7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理解智能预报业务体系构架，掌握客观预报方法，了解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及其在预报中的应用，提升研究型业务技术开发能力，促进研究型业务成果快速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气象业务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

8月29日上午，在庄严的开学典礼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为2018级研究生新生讲授了题为“做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清华人”的开学第一课。邱勇为研究生新生主讲开学第一课邱勇首先对新同学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优秀的学生能够为一所大学吸引并来到这里，是让学校感到喜悦和自豪的事情，衷心感谢大家对清华的信任。邱勇表示，开学第一课希望与大家交流两个关键词——使命与卓越。清华同学应当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断提升、追求卓越，这是对自己和大家的要求，也是清华过去100多年始终坚持的理念。邱勇引用清华教授闻一多的诗句“清华古园溪山好，白波青嶂非人间，十步一桥五步蹬，九月霜高花满山”向同学们描绘了清华最美的秋色，并引出新、老清华人对母校的印象与感受，描绘出清华人对于清华精神的认同感和对清华精神的独特理解。邱勇强调，一所学校的文化和历史非常重要，清华的历史格外厚重，清华的传统和文化体现在清华人的身上。邱勇带领同学们纵览清华百年历史，介绍学校各个发展阶段的特色和传统，列举了百余年来清华培养的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并表示，相信同学们未来会进一步感受清华特质，成为真正的清华人。邱勇还向同学们生动阐释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等文化内涵与办学理念。谈到清华的现状与未来，邱勇指出，21世纪是开放的时代、创新的时代，大学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担负着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责任。邱勇回顾了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并详细介绍了学校综合改革的进展：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对应的高水平教师队伍；以教育教学改革为攻坚战，建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强调一流博士生教育体现人才培养的高度，一流硕士生教育体现人才培养的活力。研究生新生对邱勇校长的演讲报以掌声邱勇还向大家介绍了新百年清华大学“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发展态势。“更创新”的清华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高水平研究成果方面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学校学术论文发表质量不断提升，推动学科交叉融合，逐步完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并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发现、先进能源技术、网络技术、量子计算创新平台、医工结合、“戈登·贝尔”奖与国际超算竞赛等众多方面里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更国际”的清华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更好地联结中国与世界。伴随着清华大学首个全球战略的制定和稳步推进，苏世民书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全球创新学院（GIX）、中意设计创新基地、UNESCO国际工程教育中心等陆续设立，发起成立亚洲大学联盟，创办“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及开展“一带一路”教育交流，推动中以人文和科技交流，推进国际化校园的建设，清华正在“建设世界顶尖大学”的征途上扎实前进。“更人文”的清华强化人文基础、培养人文素质、推动文理渗透。邱勇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引出了清华重视人文的传统。进入新百年，开启“人文清华”讲坛，建立艺术博物馆，筹建科学博物馆，成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并开设本科必修课程等，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开在创新的发展格局。认真聆听的国际学生邱勇强调，一流意味着引领，意味着独特性，还意味着贡献和影响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清华要培养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人，要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发展、民族性格特征的一面镜子，成为中国教育自信、文化自信的标志，成为全球创新策源地和人类精神高地。邱勇对全体研究生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他说，学校把价值引导放在育人的首位，希望大家做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清华人，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引领创新、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中提升境界、在文化融合中拓展格局，希望同学们在研究生学习生活中，能够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注重科研诚信、尊重保护知识产权、加强体育锻炼、树立安全意识。最后，邱勇用改编的诗句“一世前程君须记，最是人生起步时”鼓励同学们。他说：“我相信，骄傲、健康、美丽的你们，在充满无限创新机会、全球化进程加速的21世纪，必将不负时代赋予你们的使命，成就最好的你们、取得卓越的成绩、拥有精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见证更好的清华，更好的你们，更好的中国和更好的世界！”开学第一课现场聆听完邱勇校长的报告，同学们都感触颇深。土木系直博生李多为说：“一所好学校是很多伟大的人积淀下来的。校长的报告让我深受鼓舞，希望自己能通过努力不留遗憾，成为梦想中的自己。”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生张洋说：“校长的报告让我对清华的历史和传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来到清华，我还要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将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入学教育是研究生新同学走进清华园后的第一堂课，旨在帮助研究生新生更好地了解清华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和科研环境，在新的起点上迈好第一步。（来源：清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成立大会。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陈少颖 图研究、学习历史经验，“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6月28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以下简称“社研院”）。社研院依托于学校历史系中国史、世界史等优势学科和研究、人才、教学等方面的积累，旨在探索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华东师大社研院成立大会上获悉，社研院将以历史学为主，进一步整合学校所有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力量，建立集研究、资政与培训于一身的高端平台和智库，这也是国内首个跨学科高端社会主义研究院。已建立与“四史”有关六个科研机构对于新成立的社研院而言，其有着丰厚的底蕴与资源。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院长孟钟捷介绍，在过去二十年间，学校依托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学科，已经建立了与“四史”有关的六个相关科研机构，即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2007年）、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2019年）、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2005年）、周边国家研究院（2016年）、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4年）和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研究基地（2020年）。“社研院的优势在于拥有一批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中青年学者占70%以上。”孟钟捷说，“这批学者早前所成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等机构，均为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头羊。”孟钟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学科研究引领多个热点，在国内外学界影响深远。例如，世界史学科以沈志华教授领衔，搜集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等文献资料，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支持，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学术增长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以茅海建教授领衔，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课题溯源至清代宗藩关系，培养一批相关年轻学者埋首于此。中国当代史学科以杨奎松教授为首，致力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战略重心转移研究，并将研究时段适时延伸至改革开放初期，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高校合作培养硕博士生，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不仅如此，在文献搜集和整理出版方面，研究团队也有着丰富经验。研究团队已于2014年成立了国内首个专门搜集史料的当代文献史料中心。文献中心资料搜集广泛，实力强大。“以当前建成的当代文献史料数据库集为例，内含9个子数据库，收录中外文档案、期刊、报纸、音视频等各类文献资料达千万页以上。”孟钟捷说。还将建立大型“四史”数据平台未来，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的工作将聚焦哪些方面？孟钟捷表示，社研院将对上述学术研究团队和文献资料再次进行资源整合。具体而言，包括建设国际学界研究高地，推动“四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用中国经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建立新型国际资政智库平台，有效地把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意见，为国家提供多视域、跨学科的智力支持。此外，依托历史系每年一度的“文献与方法研习营”、“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暨全国本科生论坛”等活动，高校学生“四史”培训平台也将随之建立，提高学生学习与研究“四史”的能力，培养新生力量。值得一提的是，社研院还将建立服务大众的大型“四史”数据平台，这将是一个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四史”数据平台。它不仅致力于推动学术研究，更将以服务大众为首要任务，普及“四史”知识，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过程，推动历史知识的社会化。(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2018萌新们今天开学典礼的现场感受如何？现在一起回顾为你们精心准备的盛大仪式！新的人生大幕已经拉开……“要成事成名成家，至少先成人，当前做个好学生。”“希望你们能具有以关爱为第一要素的人文精神、以质疑为第一要素的科学精神、以使命为第一要素的信仰精神。”在华东师范大学2018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全体新生共同聆听了校长钱旭红院士讲授的第一堂思政课——“学会学习、学会研究、学会独立”。今天，华东师大2018级开学典礼分别在闵行校区东田径场、中山北路校区体育馆隆重举行。10219名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新生怀揣梦想，在此正式开启大学生活新征程。校领导童世骏、钱旭红、任友群、杨昌利、曹友谊、李志斌、戴立益，各学部、书院、院系、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等出席。典礼由校党委副书记杨昌利主持。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2018级新生开学典礼拉开帷幕师长这样说作为教师代表，本年度“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同学们心目中最喜爱的思政课教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闫方洁和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专委会常务委员、上海市高可信计算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钱卫宁教授在开学典礼上发言。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闫方洁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在闫方洁看来，大学生活的意义可以用“认识自己、学以成人”八个字来概括。她表示，认识自己是一个不断推翻与重建自我，直至达成自我理解的一致性的过程；要真正认识自己，除了向内的自我探索之外，还需要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她认为大学的核心主题永远是“学习”，大学的学习是“知识、方法与智慧”的三位一体，需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不管是认识自己还是学习，最终的目的是‘成人’。大学将赋予你足够的时间和实践去认真思考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钱卫宁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钱卫宁认为，“为什么学？”“怎么学？”“学成后做什么？”是每一位同学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老师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探讨的主题。他以“开阔眼界，理解身处的时代”“认识自己，设定远中近目标”“图难于易，收获每一分努力”“构筑自信，形成价值观和审美”四句话勉励新生，希望每位同学都在华东师大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奇迹。他还对我校校训“求实创造，为人师表”进行了新的解读，“实”的基础是对于环境和自身的客观认识，“求实创造”依靠的是合理的规划和踏实的执行，“师表”来源于我们的自信，以及社会对于我们价值观和审美的认同。他寄语新生，用每天的行动赋予华师大精神以新的诠释。学长学姐来分享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林顺豪、经济与管理学部工商管理学院2016级硕士生叶逸含分享了他们在师大学习生活的体会和感受。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林顺豪分享在师大学习生活体会林顺豪用“责任”“奋斗”“团队”3个词概括他在师大的6年时光。结合自己专业学习、学科竞赛、创业项目等丰富的大学生活经历，他鼓励新生们，“因为热爱，我们选择了华东师大，也要担负起‘师大学子’这个名字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经济与管理学部工商管理学院2016级硕士生叶逸含分享在师大学习生活体会叶逸含通过自己“学在华师大、奋斗在华师大、爱在华师大”的切身经历，分享了她在师大获得的成长和蜕变。回顾自己充实的师大6年，她坦言，“其实不过‘拼搏’二字”。最后，她以“内外兼修、兼济天下，未来的每一步都不忘初心、坚实无悔；不落格局、家国情怀”与新生共勉。“萌新”自有期待和信心光华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类专业2018级本科生杨泽诚、教育学部2018级本科生金子龙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言。光华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类专业2018级本科生杨泽诚作为新生代表发言曾多次获得全国机器人比赛、亚太地区比赛冠军，四次夺得VEX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杨泽诚表示，来到梦寐以求的华东师大，他不会停止在机器人道路上的探索创新，也立志通过在师大的学习，拥有更渊博的专业知识，同时，度过一段值得一生珍视和骄傲的大学时光，在这大爱的校园绽放自己的幸福之花。教育学部2018级本科生金子龙作为新生代表发言金子龙从自己将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列为高考第一志愿的缘由说起，讲述了自己对我校校名中“师范”二字的理解和思考。他认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都能被称为“师者”。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范”不仅表明了学校的特色，更意味着不分专业、不分学科的每一个师大人的前行目标。“或许这才是‘爱在华师大’的真谛。”正式成为“师大人”在开学典礼上，校领导为来自各学部、书院、院系所的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戴上校徽，从此便烙上了“华东师范大学”这一生的印记，不仅宣告着他们正式成为一名“师大人”，更意味着将担当起属于师大的共同使命和责任。 钱旭红校长为新生上第一堂思政课钱旭红校长为新生上第一堂思政课钱旭红校长在讲话中向2018级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们在师大健康成长，努力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所强调的那样，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紧接着，他为新生们上了一堂充满智慧和哲理的思政课。钱旭红指出，前进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的华东师大，培养的是未来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学校以理论学习和实验实践并重的“T形复合法”，培养专业精深、学识广博的“T形综合英才”。他强调，知识是精神的载体，知识的提升能带来精神的升华，因此，知识学习就成为成长中最重要的途径。从“氛围学习”“通识学习”“专业学习”“研究学习”四个角度，钱旭红讲述了“学会学习、学会研究”的意义和路径。他指出，第一，要接受大学氛围的熏陶和锻炼，向所有的师生学习、学习所有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不是向某一个人、某一个老师学习。尤其是本科阶段学习，重点应该是“博采众长，扬长避短；学习众家之长，进而独立自成一家。”第二，要读经典、学原著、听诠释，获得全面的文明滋养，从而走向创新，使学子们无论今后从事什么职业，都会从中受益。他还为学生推荐书目，列出了他认为“反映人类思想文明的典型成果”的“四书”——作为人类思想经典和主流价值的《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华民族哲学经典的《道德经》，作为当代科学人文和人类思维经典的《量子史话》和作为人类学科模板和形式逻辑训练经典的《几何原本》。第三，专业学习阶段最重要的是思维训练、实践教育、科学精神、研究接触。“学专业，不仅仅是学知识、学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习思维。”要通过创新创业的实习、实验、实践，去整合自身所学的专业知识，通过操作实践去解决专业问题。同时，要注重加强科学精神训练。第四，他提出了成为一名合格研究生必备的“四项基础”——文献查阅能力、实验实证能力、申请和表达能力、成果发表能力。“要学会独立，训练培养独立人格、学会独立思考、凡事三思而行。”钱旭红叮嘱学生，“读本科是为了学会学习，读研究生是为了学会创造。跟着老师学习，是为了能够离开老师独立学习；跟着老师做研究，是为了能够离开老师独立做研究。”“只有突破知识，超越老师，改变思维，学会创新，才能真正获得改变世界的力量。”最后，他寄语新生，“勇担责任，直面挑战，独立担当，充分利用丰富的学习资源，开拓自己的视野，训练自己的思维，拥有一段丰富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涯。”校党委副书记杨昌利主持典礼杨昌利在主持典礼时表示，开学典礼既是对新生入学的祝贺和欢迎，更饱含着对新生的期待和要求。“能成为师大学子的你们，无疑都是优秀的。但‘所有过往，皆为序章’，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踏上新的起点。”从此刻起，新生们将在美丽的丽娃河畔、樱桃水滨开启崭新的师大生活，成为幸福师大的重要成员。她说，相信新同学的到来将为学校注入更多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希望同学们能继续传承和发扬师大文化传统，求实创造，锐意进取，用青春和智慧去谱写人生道路上的精彩篇章。“华东师范大学必将因为你们而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 来源 ：华东师范大学| 新闻办）

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在大会上致辞。供图中新网北京10月31日电 (记者 于立霄)2019北京智源大会31日在北京开幕，来自海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发展趋势，扩大北京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影响力。此次大会由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主办，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100多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他们围绕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现状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等话题展开交流和讨论。智源研究院院长黄铁军介绍了智源研究院工作进展。供图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开幕式上致辞中指出，我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在北京成立以来，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北京试验区既要先行一步，又要立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进行试验。李萌表示，下一步，科技部将联合相关部门，从人才集聚、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强化部署，支持北京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系统，深入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在北京落实落地。北京市副市长殷勇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北京正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将进一步释放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中积蓄的巨大能量，实现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福利的整体跃升。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智源研究院院长黄铁军和数据开放研究中心主任唐杰共同为数据开放研究中心揭牌。供图北京具有发展人工智能的资源优势，截至目前，北京拥有人工智能企业1000多家，占全国近三成；拥有人工智能的相关人才近4万人，占全国近六成。殷勇表示，北京的人工智能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基础性的科研难题没有突破。面向未来，我们将把握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前沿的趋势，依托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组织产学研各方优势力量，积极构建开放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智源研究院院长黄铁军介绍了智源研究院的工作进展。他说，依托北京深厚的科教资源和产业创新基础，智源研究院以人才为核心，营造国际最大、最活跃、最前沿、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与创新生态，推动北京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学术思想、基础理论、顶尖人才、企业创新和发展政策的源头。智源研究院实施的“智源学者计划”，在人工智能的数理基础、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理解、智能信息检索与挖掘、智能架构与芯片等重大研究领域，支持科学家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截至今年10月底，已遴选出智源学者69人。智源研究院建设人工智能行业数据集，已发布全球最大的物体监测数据集和多轮自然对话数据集，未来3年将建设15个数据集。大会宣布数据开放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旨在制定数据开放标准，研究数据开放核心技术，搭建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智源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唐杰担任数据开放研究中心主任。此次大会为期2天，将举办9场专业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人工智能的数理基础”“数据、知识与认知推理”“智能体系架构与芯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智能信息检索与挖掘”“脑科学与AI”“自动驾驶”等应用落地，以及“人工智能伦理、安全与治理”等热点问题进行探讨，聚焦国际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趋势。大会在现场还设置了北京人工智能前沿成果和智能应用场景体验展区，展示了百度、京东、旷视、寒武纪等人工智能企业的前沿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深度学习算法等前沿成果，以及智能交通、智能教育、智能物流等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全面展现北京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其中，高思教育推出的AI产品，吸引不少人的眼球。这款英语口语对话机器人具有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功能，通过手机进行语音对话，即可对学生的英语发音、语法、语义进行精准评估，帮助学生有效提升英语听说能力。而另一款AI作文评价产品，通过机器智能可提取作文中的词汇、句子、段落、篇章等信息，构建多维度的语文作文评价体系，仅用5秒时间即能完成作文打分和内容点评，不仅能帮助老师提高作文批改效率，还能帮助孩子提升写作能力和水平，让孩子爱上写作。(完)

2013年10月29日下午，在“正和岛走进华为（第三期）”培训课上，华为公司总裁办高级顾问陈培根先生向学员们做了名为《华为价值观和成长驱动力——理性与平实》的报告，以层层剥离、追本溯源的方式，全面解读了任正非的心灵世界，并对华为的制胜之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以下为陈培根观点摘录。口述|陈培根 （华为公司总裁办高级顾问）来源|正和岛（ID：zhenghe）何为领袖所谓乱世出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袖出得最多，无论是正面领袖、反面领袖，都有个性，旗帜鲜明。我们说那些人是领袖，而领袖的心灵很重要。今天讲华为的理性与平实，就是研究任正非的心灵是什么、他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他的信仰是什么。领袖不是天生的，领袖必须是善于学习的。首先，看一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大家知道，邓小平在“文革”以前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追随者，但是他在1979年干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那就是与美国恢复正确的关系，把中国纳入到现代世界人民之中。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历史。邓小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跟随者，蒋介石1975年去世，蒋经国接班，和邓小平同一年接大权，他们是红色苏联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都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但是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历史上把封建专制纳入到世界领域的领袖。1988年，蒋经国实现了由独裁自上而下的台湾民主。邓小平走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因为邓小平接管中国时，中国在经济上是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没有一点经济基础；而蒋经国接手台湾时，台湾是繁荣富强的，所以他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自上而下变革的民主；邓小平知道中国大陆不能像台湾那么干，只有等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事情，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经济面临停滞的关头，南巡深圳，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次讲话是中国不可逆转地引入世界潮流开放的里程碑。Henry Kissinger说：每次社会政治动荡之后，最严峻的挑战是如何恢复凝聚力。但以什么名义推进呢？对中国的改革来说，国内这场危机的反应比来自外部的制裁更具威胁。中国内部有声音说，如果我们不对自由化和资本主义式的改革开放发起坚决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毁灭。在这种气氛中，1992年初，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走上前台，进行了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邓小平警告说，中国不改革只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邓小平坚持认为，改革开放让中国在1989年避免了内战。后来邓小平南巡几乎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为中国后来20年政治经济改革政策的蓝本，甚至今天中国广告牌上还展示着邓小平南巡时的形象。邓小平就是受到了美国的启发。华为也是这样。1984年，在大裁军的背景下，任正非复员转业，南下深圳。他在辞职申请上写到：“我一生最大的荣幸就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引导中国走上了初步的市场经济，我也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有幸搭上了这条船，于1987年自谋出路，才创办了华为公司，随着主流到今天。”两次美国之行的收获1979年以前，任正非没有看到美国的书籍，是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任正非当时的思维怎么可能建立世界级公司？他的世界级公司的思维哪儿来的？为什么他会变成彻头彻尾改良的企业家？那是向西方、美国学来的。我们找到了华为早期的文献，叫《赴美考察散记》，从这个文献中可以看到，任正非是怎样在访问美国时得到启发的。一个企业的思考决策时间非常重要，如果错过时机再做决定就晚了。对于一个伟大的、有远见的人来说，看到了什么，做决策的结点是不是吻合了时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大战就是商品大战，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就是你的产品。很多公司没有产品，只在营销方面下工夫。有段时期，日本任天堂在全世界销售，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产品虽然做得很好，但都是单功能产品。而美国人却把所有单功能的产品全部整合了起来，在产品战略方面有容乃大，把好的东西都融进来。于是，1992年，年届48岁的任正非第一次走出国门，访问了美国，亲身感受到了这条洋溢着创新的道路。十九年后，他这样评价美国：“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现代资本市场，发达的基础设施，美国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严格保护，有章可循的司法制度，崇尚学术自由和创新精神的教育思想，富有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多样性、包容性的文化以及美国民众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来的英雄主义，都是美国强大的关键，使之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华为公司从美国回来以后，要在国际通信设备业界立足，没有战略性的产品不行，而这个产品如果是单一功能的也不行。所以，华为就千方百计做出了一个有容乃大的产品，这个产品是在访问美国之后的一年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好思想是哪里来的？华为在组建初期聘请了原上海邮电研究院朱锦康为总工程师。朱锦康原是上海邮电研究院对中国进口的“七国八制”交换机进行入网测试的总负责人。他对这些“七国八制”交换机的设计原理、体系结构、信令、时钟、网关、光传输系统、组网方式、性能特点、部件材质等情况了如指掌。他在设计时直接集成了国外各种数字程控交换机在系统可靠性和兼容性、网络先进性、结构紧凑性、配置灵活性、平滑扩容、增值业务丰富、维护简便等诸方面的优点。华为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集成度很高的各种芯片。最终，不仅具有各国交换机所具备的优点，同时以其体积小、省电等优势超过国外交换机的水平。1996年，这个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向披靡，华为就突破了艰难做代理销售卑微的地位，成为大型交换机的制造商。接下来看华为公司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能不能打响。华为从中俄关系的积极变化中捕捉到商机，决心以疆域辽阔的俄罗斯通信市场作为实施海外战略第一战役的突破口。为配合在莫斯科建立的首家海外代表处，1996年5月，华为参加了第八届世界通信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在莫斯科举行。大家知道，莫斯科以前是苏联的首都，现在是俄罗斯的首都，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1991年苏联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变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在经济上，原来是一个国家一套设备变成15个国家的设备，有巨大的商机。所以，世界上有名的通信商都来参加这个盛会，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要分一杯羹。华为去参加，第一次大规模亮相国际市场到底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会有人瞧不起中国的产品吗？会有人参观华为的展台吗？华为在展览会上没有卖出一台机器，何止是这次展览会，华为建立首家代表处换了五届代表才做成一单生意，金额37美元。为什么华为的机器在国外卖不掉？因为在中国这片农业文明的土地上华为缺少大企业的优良基因，华为的研发没有按照国际标准规范来运作，所以无法向国际上的合作提供连续稳定的质量好、服务好的保障。开拓国际市场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向别人转让什么？哪些东西是自己的？你若打入别国市场只能是补充它们没有的东西，即便别的国家想要接受你的技术转让，但若含有他国专利的话，是不能彻底转让的。高科技产品的附加值就在知识产权，华为从一开始就很重视。高科技产品必须是世界性的，如果产品没有知识产权，不能拷贝到全世界，生存就有问题。美国人是世界性的，可以拷贝到中国来。所以，它一定会打到中国来。这就是华为公司一定要重视知识产权的原因，因为你只有打到全世界才能赚美元，源源不断的美元才能支撑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世界著名企业，只要一家公司突破，软件产品大量拷贝就足够供应全世界，华为要采取措施，技术持续领先，产品比别人先进，服务比别人好，价格比别人低。我们持续大规模投入，就是要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提高我们产品的领先地位。产品基础是研发，没有研发不要谈产品，华为公司持续大量的投入，按照每年销售的10%投入到研发中。华为15万人中，40%是从事研发的。以前，我到西安华为讲课的时候只有100人，现在得在西安最大的电影院，通过高清技术连接到电影上的屏幕和功放音响讲课，因为今天已经超过了一万人。既然研发是产品战略的基础，对研发的管理就更加重要。因为研发是烧钱的，烧得很厉害，研发出来的不对路，公司就会死掉。所以，产品研发的管理制约着华为公司的生存。任正非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中年时期，是成长在中国革命的年代中，这个人有一半时间受的教育是革命的，充满乌托邦效应。柳传志也是这种类型的企业家。为什么柳传志、任正非能够做成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对企业家产生了什么结果？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正是因为这种新型的企业家具有坚定不移而且高度发展的伦理信念，以及超出常人的远见和行动能力，他才能赢得顾客和工人的支持。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帮助他克服上述重重阻碍，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使他担负起近代企业家必须承担的极为繁重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在生活上有节制，讲究信用，精明能干，具有全心全意投入事业之中的责任感。柳传志和任正非同样如此，理想情怀为伟大目标献身的精神是可贵的，前提是要在科学方向的指引下。华为要再次走出去。1992年的华为在技术上学习美国很成功，现在华为要到美国去，要向美国学习先进技术后的管理。大家知道，中国是2001年才加入WTO的，中国在加入WTO前，十多年的艰苦谈判，背负着卖国的罪名，很多人以为是卖国，是引狼入室。最后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中国才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分享，尽管是制造业末端的链条，也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全球经济运行证明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没有2001年WTO的突破，就没有今天。所以，华为向美国学习管理，由器物的层面深入到文化制度的层面。这次向美国学习奠定了华为向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方向。任正非继续保持他的好习惯，把他这次访问美国的感想写了一篇文章：《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两百多年前，美国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小殖民地，是一种哲学精神、体制的力量，促使他们变得这么强大，并非什么上帝。美国在三权分立的大制度下，进一步鼓励人们的开放与自由贸易，进一步鼓励人们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去致富，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美国人民全力创造财富，这种制度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国的精英和杰出的人才为其服务。如果美国坚持他们的理念，我认为我们是不能超越的。1997年岁末，西方圣诞节前一周，我们又访问了美国。这次访美重在学习管理，学习一个小公司向规模化发展该如何走出混沌。美国的公司都在准备休假，但许多高级人员还是等着我们，给予热情真挚的接待，着重介绍他们的管理，我们得到许多收获。”这次华为高层从美国回来以后，在1998年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颁布了阶段性文件《华为公司基本法》，基本法的要点就是要华为走向一条职业化发展道路，摆脱企业对企业家的过度依赖；第二，引进了IBM顾问，使华为走向了按照国际的规范来研发销售产品的一条道路。任正非的思想变奏曲从华为公司的成长过程中看，任正非的思想有三个阶段。▌企业走向世界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向先进的思想学习。由学习技术的层面进入到学习文化、管理制度的层面。当IT泡沫在2000年破裂以后，美国IT巨头开始收缩，这时原来的领跑者、老师们没有动作了，前面人没有领跑，那就需要给自己创造方向，要自己跑，往哪里跑？充满了斗志、充满了火热的激情，但是不知道往哪儿跑，这是个问题。当时任正非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现在两万多人，打过长江，往什么地方打？两万多人的部队如果不打仗不得了，要打仗不知道往哪儿打，自己要找方向。有一篇文献，写华为作为一个追随者、学习者和一个探索者、实践者的阶段，这个文献是《华为的冬天》，表达了任正非矛盾的心情以及任正非在冬天里失去了方向的情况。2000年，华为虽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销售额达220亿元人民币，并以29亿元的利润居国内行业之首，但因深感美国IT业泡沫的危机，任正非于同年10月开始反省，这是华为最困难的一年。2001年为了把危机意识传递到基层，华为召开了千人大会。任正非对于能不能过冬天也不肯定，那时候说，谁有棉衣谁都能活下来。当时，华为引进IBM的管理以后很多员工不服，因为中国是农民的土壤，农民要接受西方穿皮鞋的管理很痛苦，要先僵化，再优化，再固化，当时有很多骨干员工离开了华为。尽管销售额还在上升，但是任正非心力交瘁，感觉控制不住局面，要踩刹车。硅谷的泡沫一天天破裂的时候，任正非感到无法驾驭公司局面。所以，他写了2001年十大管理要点，从十个方面批判了华为公司，看懂了这篇文章真正内容的是公司董事长孙亚芳。当时任正非身心疲惫，孙亚芳说，任正非，你不想干了？可见企业家不是永远一天24小时充满激情，也有疲惫的时候，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但是，企业家又是这样一种人，当大家都悲观的时候，反过来又有积极的心理。当2001年十大管理要点发下去以后，经过了四个月，重新在2月讲解文献时，他的斗志已经上来了，因为大家都悲观的时候，他如果再悲观，公司就完蛋了。大家乐观他悲观，大家悲观他乐观，这时候他发表了《华为的冬天》，这篇文献外面的解读都认为华为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企业。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篇文献发表以后的一个星期，也就是2001年2月25日任正非又发了一篇文献——《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当成任正非的一封绝笔，如果他要死了，这篇文章就是他对人生的交代，这里有很多忏悔、回顾历史。“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司，对得起员工，我就是对不起我的父母。我问心对国家无愧，对公司无愧，对父母有愧。为了公司的发展我牺牲掉我作为儿子的尽孝责任。”这篇文献因为涉及中国历史上1949年之后两个非常敏感的事情，一个是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再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没有发表。一发表弄不好就会弄得华为在道德上被否决掉。因为，2001年中国民营企业的地位是很尴尬的，华为公司是里外不是人，外国认为其有官方背景、军方背景，中国认为华为有外来的背景。通过母亲去世这个事件，任正非写了这篇文献，把多年积压的不满，通过自我批判的角度来倾诉。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而且公司内部报刊上不发表，企业受打击；如果发表引起了外界的注意，那对公司不利。左右为难怎么办？任正非征求了很多意见，有同意发表的，有同意不发表的。我记得看到这篇文献时我们在科技园，他改出一张我们看一张，他一面改一面掉眼泪，我们也是看得掉眼泪，已经到这个样子还为了华为。后来折中了，这篇文章发表，不在头条头版发表，在华为内刊上第四版发表，这样大家不会注意。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它影响力的持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华为的冬天》。很多对华为不理解的企业、媒体都登了这篇文章，而且给华为打来电话、写来信说现在理解华为了。有人认为要研究华为的人力资源的政策起源，要理解华为文化的源头，华为为什么这么低调，任正非为什么不敢见媒体，任正非为什么对政治怀有这么深沉的恐惧感，都可以从这篇文献中找到答案。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任正非这种对政治的恐惧感使华为长期保持低调，这种低调成就了华为，恐惧成就了华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个观点。2001年2月5日，华为公司总裁一办秘书处在内部电子邮件上公布消息：“元月8日任总在伊朗出访期间，他的母亲在昆明不幸遭遇汽车撞伤，10日与世长辞。在意外发生以来的这些日子里，任总的亲人、朋友、同事们给了他极大的关心、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最近有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也知及此事，他们不断向任总问候。任总是一个理性的人，他是内痛，也许三至五年都会痛，多打电话多劝解，多悲痛，内部少打电话，减少压力。”我看了《我的父亲母亲》后，去查了一下，因为我想任正非在“文革”以后，他成为中国科学的代表，成为中共十大的党代会代表，而且是副团级军官，他个人只要稍微再努力一点，当将军是值得的，为什么要轻易放弃部队的前程，我们部队非要把这样的人才裁掉吗？我想这不合逻辑，我查了一下，邓小平上台以后确实裁军了，但是邓小平裁军是1985年5月开始，而不是1984年。有一天，在办公室我问了任正非，任正非说了另外一个故事。1984年任正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当时在四川绵阳国防建设，当地教育条件很落后，这些军官子女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每年高考都是光头，最好的是两个考取了大专。有一天，他女儿跟他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起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这句话打动了任正非，他就这样离开了部队。有可能是任正非自己提出要求，而且不止一次要求离开部队，因为他最后得到了2000元的转业费，投入到了开办华为公司的资金里。从另外一些迹象可以得到佐证，任正非是自己离开部队的。2013年3月31日，我在公司会议厅接待了一批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任正非以前的战友们。任正非说：“每当老战友们一起见面时，他们总是赞扬我，我就很惭愧，我说我任正非是一个逃兵。”如果是大裁军，大家一起转业，不能说是逃兵，战友们在，他离开了才是逃兵，是不是逃兵这个价值判断，任正非的女儿后来如愿考取大学，后来又考取南开大学博士，现在在华为管财务，没有任正非承担起父亲对女儿不可替代的使命和责任，就没有华为。华为是两代父亲委屈自己的价值观、委屈自己的前程成全了儿女的前途。华为是从父亲们对儿女的爱里面走出来的，这也使我产生了很多联想。我们以前接受的传统教育，把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到非常高的高度，认为一定要为某种伟大的主义和目标献身才是使命和责任。现在我们知道，父亲在某种情况下牺牲自己为儿女，也是伟大的使命和责任。我前不久看了一本书——《寻找人生的真谛》，维也纳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书中认为，人生犹如一部大片，直到片终，才充分揭示出生命的完整意义。这部大片往往由很多场景组成，每一个场景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要求人们一一做出选择，很多选择往往使人左右为难，是做或者不做，是生或是死，是逆水行舟或是急流勇退，是仇恨或是宽容，是为主义不惜赴汤蹈火或是为家人甘愿委曲求全，都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使命。这种使命以及从而产生的人生意义，因人因时而异，人生并不是空泛的，而是生动的、具体的，正如人生使命般，也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这一切形成人的命运，每个人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命运，任何人、任何命运都无法与其他人的命运相比。各种境遇都一去不复返，要求人们一一做出不同的选择，正是这种单一的独特性使人各有别，并赋予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它关系到创造活动，又同样关系到人类的爱。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无可替代时，他就不会去自杀，会战胜逆境。2001年，华为进入了冬天，在冬天的时候，谁来把亲人拯救出来，谁找到冬天突围的方向，说服追随者们相信方向正确的，并有足够的资源来激励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奋斗。这就是任正非作为华为公司创始人在冬天不可替代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他一定要活下来，尽管他自己得了癌症。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你不当CEO，你不知道事情之难；你不当CEO，不理解社会上有些CEO要自杀。” 在这里，我们要看看企业家的自我疗伤。企业家可以鼓励追随者，但是谁来鼓励任正非？任正非在母亲去世以后三个月出访日本。这次出访日本，几个顾问陪他去，在这里看到一个现象，我觉得企业家之间的相互鼓励、企业家对企业家的激励，才是企业家动力的宝贵来源。任正非在出访日本的时候，访问了日本松下公司。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大家都认为他活不过三十岁时，他创建了小作坊，慢慢一步步发展，经历了亲人离世，经历了二战，最后把松下带入国际化，而且他活到94岁。当时访问松下时，董事长是80岁的高龄，而任正非不到60岁，所以，可以想象日本松下公司对任正非的鼓励。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起，连续十年低增长、零增长、负增长，日本企业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它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经验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华为经历了十年高速发展，能不能长期持续发展？会不会遭遇低增长，甚至是长时间的低增长，企业的结构与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员工能否经受得起冬天的严寒，快速发展的现金流会不会中断，如何在江河凝固时，保持涓涓溪流，而不是停滞，这都是企业领导人研究的。华为总会有冬天，要准备好煤应付华为的冬天。▌华为怎么在IT冬天成就自己的发展？因为IT冬天是全球性的，西方同样面临着困难。这时华为有一个机会，爱立信、思科、诺基亚收缩它们的战线。为什么是冬天？因为研发的东西太超前了，顾客消费不了这些东西，所以就有大量的库存，战略超前失败了。这时，为了减少成本，就采取裁员的方式，收缩战线的方式，甚至结构性裁员。它们是上市公司，要对报表负责任，报表不好马上就死掉。为了报表好看，即使是冬天也要裁员。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恶性循环，本来该投资的又不投了，本来不该裁的裁掉了，这样是没有战略的。而华为公司不是上市公司，不对报表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负责。所以华为公司利用西方公司收缩战线的时候去抢它们地盘，这里有一个文献是《我们要打这一仗》，反映了冬天占地盘的战略。运用了什么背景？1688年光荣革命的背景，大家知道1688年是光荣革命，不流血革命，是英国皇室、贵族、商人、市民能够和谐共处。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领导革命潮流，而1805年，法国大革命以后，贵族不存在了，法国与英国舰队相遇时五个小时内全军覆没，英国奠定了海上霸权，法国沦为世界第二的国家，这就是不流血的革命和革命巨大的差别。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文献。“2000年12月27日，华为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向海外进军誓师大会，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我们的帆船一驶出大海就发现了问题，我们远不如朗讯、摩托罗拉、阿尔卡特、诺基亚、思科、爱立信等公司那样有国际工作经验。我们在国外更应向竞争对手学习，要在海外市场搏击中，熟悉市场，赢得市场，培育和造就干部队伍，我们现在十分危险，不具备这种能力。“泡沫破碎后，很多以前的巨头没有活下来，或者活下来但是现在活得很惨。当华为今天已经成为业界的强者之一的时候，它的哲学是什么？它的思维是什么？那就是‘开放、妥协、灰度’，只有强者才有胆量开放信息，有空间余地做出妥协，才懂得怎么调和矛盾，这既可以治理企业，也可以调整你个人的周边关系。”我们看一下开放、妥协、灰度的文献，在管理内刊上没有发表，《管理优化报》上没有发表，任正非觉得还不够成熟，改过以后的版本网上没有出现，我这个版本也不是最完整的，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文章和之前介绍的文章不同，之前的文章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件，这个文献没有，就是谈思维的。2010年7月15日，任正非在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纲要研讨会上揭示了开放、妥协、灰度，这句话主要是不太赞同美国的单边主义，太强势，太霸权，如果弱势一点拥护的人更多，大家都往后退一些才能形成稳定的结构。华为慢慢地强大起来了，有些干部的骄娇二气越来越像美国，霸气也在华为的干部中滋长，华为要学会示弱。2009年在市场工作会议上我也讲了开放、妥协、灰度，没有出纪要，因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但反映了华为真实的思想。▌《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任正非自己对创建华为的总结。《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我的父亲母亲》这两篇文献构成了任正非的一生。今天我们讲的是他一生的追求、信仰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结束。这个文献也回答了任正非未来华为朝哪个方向发展。大家觉得任正非在，可以领导华为；如果不在了，华为怎么发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变化，金融风暴变幻莫测，这个时候企业的领导人也许需要这些个性鲜明的人才能领导企业。任正非自己说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前进的可靠向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把华为的故事当个人的经历来了解，不能把它当成一种模式用到你的企业中去。最后，以任正非的一句话作结：“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那时我已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个人生真谛。”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背景介绍：沈波，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北京大学沈波教授团队"氮化物半导体大失配异质外延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沈波教授团队发明了有效提升外延质量的图形化蓝宝石衬底新技术和外延生长新方法，制备出部分质量指标国际领先的氮化物半导体外延材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氮化物半导体大失配异质外延技术体系，并实现了产业化应用。北京大学沈波教授团队“氮化物半导体大失配异质外延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首先祝贺您的“氮化物半导体大失配异质外延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您能简单通俗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沈波：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该项目是属于电子与通信技术学科的半导体材料和器件技术方向。氮化物半导体制备的主流方法是蓝宝石等衬底上的异质外延，外延材料中高缺陷密度成为氮化物半导体技术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在大失配异质外延，包括衬底的图形化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突破，发明了有效提升外延质量的图形化蓝宝石衬底新技术和外延生长新方法，制备出质量指标国际领先的氮化物半导体外延材料。同时，我们把大学的研究成果跟产业应用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团队从老一代科学家开始一直坚持的做法，获得了国家的肯定。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大失配异质外延是个专业术语，行业之外的人可能不太理解，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吗？沈波：氮化物半导体（简称氮化镓）是人工合成的新型半导体材料，用标准的单晶生长方法不可能制备这种材料。第一代半导体硅外延有硅单晶衬底，硅片的直径已发展到8英寸、12英寸，甚至18英寸，第二代半导体砷化镓也有单晶衬底材料。由于氮化物半导体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晶衬底，只能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制备衬底材料，价格非常昂贵，产能也很有限，因此绝大部分氮化物半导体及其量子结构必须制备在异质衬底上，比如蓝宝石衬底、硅衬底、碳化硅衬底等等。蓝宝石和氮化物半导体之间的异质外延是目前最重要的大失配异质外延。不同物质的原子构成不同，因此它们的晶体结构各不相同，蓝宝石和氮化镓这两种晶体之间的周期和对称性存在巨大的差别，随温度膨胀收缩的规律也很不一样，我们称之为大失配。在这种情况下，把氮化物半导体制备在蓝宝石衬底上就难度很大，若制备不好，材料就会有非常高的缺陷密度。只有采用各种各样的前沿技术和新方法才能制备出高质量的氮化物半导体及其量子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备出高性能的器件和芯片。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我们从获奖项目中看到，您的团队发明了有效提升外延质量的图形化蓝宝石衬底新技术和外延生长新方法，主要有哪些新技术和新方法？这些新技术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沈波：我们大失配异质外延的创新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蓝宝石图形衬底技术的创新。最早的图形衬底是由韩国科学家发明的，我们的图形衬底技术实现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有一些新结构，二是有独有的制作技术，品质好而成本低，因此我们合作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国内很有竞争力。第二个创新就是我们发展了各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氮化物半导体外延制备方法，制备的氮化物半导体部分晶体质量指标世界领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这一研究成果最大意义在哪些地方呢？该项目成果已大规模产业应用，市场效益如何？沈波：氮化物半导体是第三代半导体的典型代表，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照明、无线移动通信、电动汽车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领域，也是国际高技术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技术和产品限制、禁运都涉及到第三代半导体。要想把第三代半导体的应用系统做好，就需要把器件和模块做好，而要把器件和模块做好，首先要把大失配异质外延做好。就像盖房子，大失配异质外延就是基础和地基，就是关键的核心技术。从我们团队的老一代科学家开始，由于技术研发做得不错，10年前就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在广东参与了第三代半导体领域高技术企业的创办。经过多年努力，现在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果和效益，2017年企业销售收入超过了10亿人民币。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刚刚您提到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是一种“战略物资”和国际竞争焦点，我们的技术与国外相比，例如美国、德国、日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不足又是什么？沈波：整个半导体技术以及半导体产业都是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第一个晶体管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在第一代半导体、第二代半导体领域一直占据着很大优势，后来日本异军突起，再后来韩国、中国台湾的半导体芯片产业也做得不错。与之相比，中国大陆一直比较落后。1958年在国家组织下，黄昆和谢希德先生等在北京大学创立了国内五校联合的半导体班，这是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才；从那时起，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技术和产业才慢慢起步。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和产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西方保持着比较大的差距，其原因一是起步比较晚，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缺乏沉淀；二是因为半导体材料、器件和芯片是高资金、高技术密集的行业，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因为国力财力的限制，国家不可能投入太多，民间资本投入也谈不上。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国家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国内已经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投入半导体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上。实际上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国家半导体材料、器件和芯片的技术研究和产业投入就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我所在的北大实验室无论从硬件条件还是研究水平上这10多年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从整体上讲，国内在第三代半导体，特别是氮化物半导体领域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这10多年已经明显缩小。我认为再过8-10年，这个差距就很可能被追上。事实上，国内第三代半导体的某些技术研究已经有自己的特色，并不落后，甚至在个别点上已领先于人。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科研创新突破往往遇到很多困难，您在技术研究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沈波：不同的时期，困难也有所不同。不管怎样，研究贵在持之以恒，不能追着热点跑。我从1995年在日本博士毕业后就开始做氮化镓研究，转眼就做了二十多年，所以只有坚持才能克服困难。1995年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国内条件比较差，无论是科研经费还是硬件设备都跟国外有非常大的差距。我记得我刚回国，国家给我的经费也就几十万人民币，但是一台制备氮化物的设备需要一百万美元，最后只能自己搭建设备。但是自己搭建的设备在性能上跟国外设备差距很大，所以除了自力更生，课题组还采用国际合作的形式，经常借助国外的设备条件做研究，以此来克服在科研硬件条件上的不足。这几年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实验室设备条件已经跟国外差不多了，这时我们面对的困难也不一样了，国家和大学对我们的要求也不一样了。现在国内很多单位开始投身到这个研究领域，人才竞争非常激烈，怎么把一些很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我们团队来，并能够稳定的发挥作用，对我来说是新的挑战。一方面，我们怎么用事业用感情来留人、吸引人还需探索，另一方面，目前的人才评价体系在实践操作层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整体上来讲，大学的评价体系更注重基础研究，虽然现在也鼓励高技术研发和成果的转移转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怎样在自己能够掌控的小环境里，处理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关系问题，保障年轻学者的正常学术发展，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希望国家和大学更加注意这个问题的解决。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沈波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在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出的278个项目中，有多个项目涉及第三代半导体领域。您对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的研究前景有怎样的看法？沈波：我不知道今年获奖项目里有多少是第三代半导体，但毫无疑问第三代半导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中兴事件以后，国家从最高领导人到一般老百姓都知道了半导体技术和半导体芯片的重要性。客观上讲，过去国家更注重集成创新和应用模式创新，比如说高铁、移动支付等，但其实里面的核心部件和元器件还是进口的。中兴事件一下子让国家和产业界意识到，创新的核心是关键材料、关键元器件的创新，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国家当然应该鼓励集成创新、应用模式创新，但这些领域应该主要交给市场去做。现在全国上下已经充分意识到，半导体芯片是国家竞争力的最终体现，半导体芯片是高资本、高技术密集的产业。前几年我跟各级领导做各种交流时，还需要跟他们强调半导体芯片的重要性，现在已经不用讲了，现在讨论的主题是该怎么做。另外，我想强调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它是从发展时间上划分的。第一代半导体硅材料和器件，特别是集成电路，发展比较早，现在依然是最重要的半导体技术和最主要的半导体芯片产业。后来由于第一代半导体材料在发光和射频性能上的局限性，第二代半导体发展起来了。再后来，由于短波长光电器件和高功率器件的需求，又发展到第三代半导体。这三代半导体的发展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融合的关系，不是竞争和取代的关系。整体上和第一代、第二代半导体一样，第三代半导体的发展态势是非常好的，我相信再有8-10年，我们国家的第三代半导体，无论是材料、器件，还是芯片、应用都会有更大的飞跃。从国家、社会投入规模、研发人员规模增长趋势来看，我们在总体上赶上乃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应该是不太遥远的事情。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可能还是产业，研发做得好并不意味着产业做得好。现在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这几年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了，它们过去以引进外国技术为主，自身研发能力，特别是中试能力有限。而国内大学及研究机构在与企业合作，在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落地上还有一些环节不是很顺畅，特别是中试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国外的跨国企业本身就能从基础研究一直做到产业应用。在美国，靠高通、苹果等龙头企业的力量，就可打通整个创新链条，把研发和产业落地结合得很好，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很强，中国缺少这种类型的龙头企业。此外 ，我还担心的是，大家一窝蜂的做这个事情可能不见得好。现在很多南方的企业大力投入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如果企业产能真想说的那样，三年之后百分之百地达到产能标准，可能会产能过剩，毕竟对第三代半导体的需求不是无止境的。当然了，企业是否能达到规划产能还是个问号，因为国内还没有那么多、那么强的技术力量来支撑这件事情，很多装备技术还卡在外国人手上。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这项科研成果由北京大学牵头，以技术入股方式与东莞两家公司合作，您认为这个校企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在哪里？沈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大学的研究成果总是要走向应用，校企合作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但是，如上面所述，校企合作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大学目前的评估体系以发表文章、申请国家项目为主，虽然国家倡导科技成果产业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指标。我希望国家和大学能够逐步形成全面的评价体系，既鼓励基础研究，也鼓励高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也应该是科研评价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校企合作做得好反过来对基础研究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团队有不少先进设备是企业提供的，也改善了部分老师的待遇。校企合作可以减少年轻老师们的经济压力，他们做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和效率也提高了很多。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您是如何开始这项研究的？沈波：我在国外攻读博士时学的是属于第一代半导体的硅材料研究。1995年回国以后在我的老师郑有炓院士的指点下开始做第三代半导体研究，一干就是20多年。后来我又去东京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2000年再次回国后，国家和大学的科研条件开始变好了，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工作就很顺利的开展起来了。2004年来北大后，受到了我们团队的创始人甘子钊院士和张国义教授的大力支持。对我来说，做第三代半导体研究既是机遇，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您的科研成果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多位该领域国际知名学者给予了引用或评价。对于这些赞誉，您有何感想？沈波：我觉得只要做得好，国际同行给予关注是很正常的。我是是在国外留学学习的现代科研知识和科研方法，因此整个项目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放在了国际化平台上，国际交流频繁。此外，我们还经常邀请国际同行学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到北大访问交流。所以我们的成果也相对容易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这是我们团队的基因决定的，核心老师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与国际同行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这些评价针对的是我们过去的研究，不代表未来，我们认为这仅是好的开始或者好的基础，以后还得继续努力。我们的一些特色研究成果被国外的一流的学者承认，但是总体上我们团队的研发水平跟国外的顶尖课题组相比还有差距，我们还是要保持学生的心态。现在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在科学技术上，我们依然要向西方学习，如果离开了国际化的交流，关起门来做研究，只会越做越落后。虽然现在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想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中国发展壮大了，其他国家多少会有警觉和戒备，还不适应中国的崛起。但即使这样，我认为依然要像总书记说的那样，要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科技教育界更要如此。我的学生毕业后，我还是会鼓励他们去国外做博士后，培养国际视野，我觉得国际视野在科研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关起门来不可能做好科研。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沈波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您刚刚提到国际合作给您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技术和设备帮助，除此以外，国外的学习和科研合作还给您带来了哪些收获？沈波：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不管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高技术的发展，都从国外学到了很多东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向国外学习也并不过时。虽然现在西方对我们有戒备心理，我们自己也掌握了很多高技术，但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发展了，就以为国外不行了，不是那么先进了。至少在科学和高技术上，我们跟国外还有相当的距离，还是需要抱着学习的态度。我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后比较幸运的一代人，有机会走出国门。我自己感觉，国内的大学本科教育为我们打造了非常好的数理化功底，这是中国教育的特长。90年代初出国后，我们才开始接触现代科技研究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从国外学到了很多科研知识和能力，同时我也耳濡目染地从我的博士和博士后指导教授那里学会怎样培养研究生、如何组织科研，怎样跟国际接轨。实际上，我团队的很多科研管理模式、培养学生方式还延续着海外留学时学到的经验，当然，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一些调整。总之，我的留学和国际交流经历让我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科研能力，还学会了现代科研的组织模式。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很多青年科学家在科研工作中有物质生活上的压力或者科学研究的迷茫，对此，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忠告给到现在的青年科学家？沈波：忠告就是要甘于坐冷板凳。我1995年开始做第三代半导体研究，也一直是默默无闻，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一步步走过来。虽然社会上很多人抱怨体制问题，但我认为不管是整个中国的体制，还是大学、研究所的体制，都不会埋没人才。我们国家很多的优秀企业家、政治家、科学家也不是靠裙带关系成长起来的。所以青年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在一个人准的领域持之以恒，不要去赶时髦，经常换热点。我相信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体制、科研体制会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以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北京等大城市的年轻教师经济压力比较大，但是政府和学校也在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这有一个过程。我当年作为青年教师，在学校筒子楼里住了很多年。国外也是一样，没几个年轻学者在大城市买得起房子，我觉得这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年轻学者只要真正做出成就，就一定会有回报，关键是要做出别人做不到的成果，这是关键。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特别想谈的？沈波：我补充点个人的感受。我们这代人很幸运，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这代人恰恰是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是江苏扬州人，1978年江苏省第一次恢复重点高中统考，我考进扬州最有名、最好的扬州中学。我当时一点没有意识到，回头再看，才发现这是跟最早的改革开放步骤结合在一起的。后来我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南大物理系是当时全国最强的物理学科之一，那时还有个刚摘了帽的"右派"老师给我们上《数学物理方法》课。我当时只是好奇，现在回过头来看，那确实也是跟当年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联系在一起的。一批杰出的教授解放了，重返了教书育人岗位，我们受到这些大师的熏陶和教诲。后来我到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工作后又赶上国家对外开放要大批派遣留学生，这样我就跟着这个大潮出国留学。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有个人努力的成分，但确实跟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势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分不开的。我那时读大学也好，读研究生也好，国家还给我们生活补贴，也不需要家里负担生活费，这是时代特色，所以我们这代人的家国情怀重一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跟国家的改革开放路径非常吻合，应该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培养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虽然现在做出了一点小小的成就，但首先应归功于国家大的发展趋势和很好的改革开放政策。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跟西方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认为依然需要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真正迈进发达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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