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研究杂志社

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周明（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刘静知（中商智库副秘书长）近代日本智库的发展与当时特定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一、 近代以来日本智库发展的历史背景十九世纪初叶，日本“外舶迭来，海疆多事，当路者皆以知彼国情，取彼长技为当务之急”，通过广泛译介西洋思想和派遣留学生兴起“开眼看世界”的潮流。 特别是1853年，在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的带领下，美国东印度舰队强行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海面，以武力逼迫幕府通商开放之后，日本人的救亡图存意识愈发强烈。 “黑船来航”这一转折性事件使得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结束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日子。进入明治时代后，睦仁天皇于1868年颁布了包括“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和“广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内的《五条誓文》，日本国运大转，朝着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的方向发展。“国皇五誓”尤其是列居其首的“万机决于公论”通过“授民以议政之柄而不可夺”的宣誓，展示了日本明治政府广延人才，倾慕智识以及向西洋现代文明看齐和学习的决心。曾担任驻日使馆参赞和驻美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在其专著《日本国志》中记载 “维新以后，壹意外交，既遣大使巡览欧美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明治政府当时提出“国民皆学”口号，着眼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在推进国民启蒙的同时，明治政府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知《易》（《易经》）者，不得入阁”成为当时明治维新组阁的基本原则。其立意宗旨在于强调内阁大臣们需要具有历史视野、战略思维、研判能力和前瞻引领力，堪当“盛行经纶”、“广求知识于世界”使命之智识与远见。明治初期的日本近代教育之父、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主张，“学问的要诀，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学问，便等于无学”。福泽谕吉所谓的“真学问”和“经世之学”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政府战略决策层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在1910年美国首家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之前，日本已于1906年设立满铁调查部，用于调查研究中国东北及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等内容。该调查部在40年内撰写了8万余份内容详实的报告，为日本在远东地区分析战时形势、发动侵略战争提供详实情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近代日本智库的先行者。二战后，在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改革”中，日本将美国智库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予以吸收，催生了以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智库。PHP研究所为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于1946年创设，旨在践行“给予世界和人民繁荣、和平、幸福”的使命。1959年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仿效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目前JIIA已经成为日本外交领域第一智库。1965年，日本首个现代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成立。野村综合研究所脱胎于野村证券，于2001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前已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智库。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问题。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迎来了智库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期，而1970年也被称之为“日本智库元年”，全年共成立12家智库[1]。1973年田中角荣执政时期，日本国会推出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为日本智库行业规范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成立。该机构由政府、企业、地方团体共同发起成立，并由日本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1975年，日本又成立了智库协议会，该协议作为日本智库行业协会对于加强日本智库间协同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标志着日本智库建设迈入成熟发展阶段。1980年后，应运日本国家金融与信息产业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银行、保险及通信领域的专业智库蓬勃发展。如三井银行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日本综合研究所）、朝日银行综合研究所、富士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瑞穗综合研究所）、按天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损保日本综合研究所）等[2]。日本第一家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也是在此期间经过与野村计算机合并设立的。当前，野村综合研究所同时也是日本IT领域的智库巨头。1997年代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大大小小的智库纷纷面临资金来源压力问题。伴随着“平成萧条”，来自政府、企业及个人的项目来源大大减少。大中型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导致其旗下所成立的各类智库型研究机构也不得不解散关门。日本智库在这一阶段走向低迷，同时向多元化和非营利性方向发展。二、日本智库发展的总体现状（一）日本智库国际排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共有8248家智库，其中美国智库数量为1871家，排名第二的印度智库数量为509家，中国以507家智库排名第三。日本虽然排名全球第九，共有128家智库，但智库平均水准都非常之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简称JIIA）排名全球第十三，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简称ADBI）排名全球第二十四，中曾根平和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简称IIPS）排名全球第117，防卫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简称NIDS）排名全球第138。其中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较为特殊，其属于亚太区政府间金融机构，旨在促进亚洲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然而由于亚开行历代总裁皆为日本人，且日本在亚开行持股比例最大，占15.67%之多，故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统计时将亚开行算做日本智库。一贯重视信息收集和调查研究的日本官产学界均高度重视智库产业建设，使得智库成为日本政府、社会和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决策支持机构。[3]（二）日本智库的主要类型日本智库按其经费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株式会社类（Corporation），如株式会社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株式会社三菱综合研究所（MRI）、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JRI）等，为公司制营利性智库；一类是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如全球排名第13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中曾根康弘世界平和研究所（NPI）皆为财团法人组织（Foundation）；还有一类为官方研究所，是直接服务与政府的智库，如隶属于内阁的日本经济社会研究所（ESRI）和2019年排名全球第138名、隶属于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NIDS）。三、日本高端智库的几个典型（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成立于1959年，由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仿效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所建立，首届主席由吉田茂亲自担任。成立伊始，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于日本外交部，后于2012年将其性质变更为公益财团法人。自成立五十多年来，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致力于进行有关日本外交与安全方向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共有120位公司会员及540位个人会员。个人会员主要以研究人员为主，会费在8000日元至14400日元不等[4]（约500至1000人民币），根据其会员等级的不同，包含了活动邀请、电子杂志阅读、数据库资料下载（该研究所自1960年4月起发表的文献资料，国际问题重要年表，以及其国际事务相关文献等）、讲座视频观看、与外国智库交流机会、会员价购买出版书籍，以及研究所内图书馆的使用等不同权益。企业会员包括了日立、东芝、三菱、住友、ANA、读卖新闻等各大日企。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来自立命馆大学、新泻县立大学、成蹊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著名高校，资金来源包括了日本政府、企业及其他机构和个人所缴纳的会费、发行出版物所获收益，以及通过特殊补贴获得的其他收入。据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9年财报显示，其年收入为11.34亿日元（约人民币7457万人民币）、出版收入300万日元（约19.7万人民币）、项目委托收入2.64亿日元（约1745万人民币）、会费收入6420万日元（约422万人民币）、政府补助8亿日元（约5257万人民币）[5]，可见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补助。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通过与世界其他高端智库合办各类关于日本外交和国防政策为内容的专题研讨会和高端对话，使得其在世界声名大噪。据其章程显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目标是对国际事务进行研究，并对日本外交政策进行科学分析审视，从而提供相应的建设性政策意见和建议；传播国际事务知识，鼓励日本各个大学及研究机构参与到事国际事务的研究中来；协助形成有利于日本的世界舆论，确保日本外交事务正确发声；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发展[6]。日本国际问题研究还积极与日本国内外大学、研究所等机构就国际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致力于研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相关项目；通过讲座、演讲、圆桌论坛以及电子媒介、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及发行在国内外进行国际事务知识的传播，以及从事其他被认为有必要研究的相关项目。[7]（二）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RI）是日本首个民间智库，其前身是野村证券下设的公司调查部，由野村证券创始人野村七德于1965年4月1日创设。1988年，野村电子计算中心（NCC）与野村综合研究所合并，IT业务咨询成为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主营业务。2001年野村综合研究所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9年3月，野村综合研究所共有6297名员工，42个海外分支机构，年度销售总额达到了5012亿日元（约325.97亿人民币），毛利润1647亿日元（约107.12亿人民币），总资产6122亿日元（约398.16亿人民币）。[8]野村综合研究所作为以营利为目的、规模最大的智库，完全以咨询公司的形式出现。其核心业务包括了咨询、金融领域IT解决方案、产业领域IT解决方案以及IT基础服务四大内容。其中咨询业务包括了企业的战略制定、业务改革、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及行政改革，以及IT资产评估和IT战略制定等内容；金融领域的IT解决方案包括了证券业基础设施系统的研发使用、银行业ATM和网上银行业务的系统建设、保险业合同管理及客户管理的系统支持、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作业务等；产业领域则包括了POS机系统和营销系统的管理分析、保健领域的IT发展战略及业务优化方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商务解决方案；IT基础服务则是提供支持服务器、网络维护更新与安全运营的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系统安全运营的基础架构等内容[9]。由于野村综合研究所出身于野村证券的原因，其金融IT解决方案占总销售额的53.4%，产业IT解决方案占销售额的30%，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两大支柱业务。其不仅承接企业及个人委托项目，同时也参与了日本政府的相关项目研究和政策制定。野村综合研究所成功预测了大阪世博会人数、完成了7-11系统的研发与运用，还完成了上海虹桥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的开发项目。野村综合研究所积极践行“未来创发（dreaming up the future）”以及“长期为客户的业务提供服务支持进而改变社会”这一智库理念。通过用活海外先进商业模式和尖端技术来拓展全球业务，不断充实强化各个类型的高级知识产权，推进以“综合解决方案”的模式强化助推客户业务发展商业IT，以及在追求商业模式的变革中保证高质量的研究品质来实现变革和创新。（三）日本防卫研究所 （NIDS）日本防卫研究所成立于1952年8月，直接隶属于日本防卫省，成立之初名为日本国家安全学院，后于1954年改名为国防学院；1985年，为了增强其政策研究能力正式更名为日本防卫研究所，并沿用至今。作为核心政策研究机构，日本防卫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国家及军事安全，同时还有作为战略型教育机构用于培养日本自卫队高级军官的用途。截至2018年8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共有136名员工，其中研究人员91人，其他管理人员45人。下设企划部（从事行政、人事、会计及教育部辅助协调工作）、政策研究部（就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国防政策、国防建设、军事行动以及全球安全事务进行研究）、安全研究部（就政府、立法、社会、国防经济及战后冲突与发展进行研究）、区域研究部（就世界各地区国际关系及安全挑战进行研究）、教育部（向日本自卫队高级官员以及日本国防部其他机构的文职官员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培训教育）、战史中心（进行军事历史研究，汇编军事历史并保存战史档案）、特别研究官（负责国际交流与图书馆业务）、特别研究官（负责政策模拟，对日本自卫队的管理和运作进行系统研究）等[10]。由于日本防卫研究所隶属于防卫省，旨在更好地满足日本防卫省政策制定的智力需求，其所有运营经费皆由日本政府提供。日本防卫研究所举办过数次大型会议及各类论坛，包括了日本防卫研究所国际安全研讨会、亚太安全国际研讨会、日本防卫研究所战争历史国际论坛等。同时，还通过出版各类刊物扩大影响，具体包括《东亚战略评论》《NIDS安全研究》《NIDS军事历史研究年鉴》等。自2011年起，日本防卫研究所每年还出版特别刊物《NIDS中国安全报告》，并于2016年在其区域研究部专门设立了中国科，专注于对中国国防及军事进展的研究。四、日本智库的主要运行机制（一）组织结构从20个世纪70年代起，日本政府及社会各界就极其重视智库建设。经过50多年发展，日本智库建设臻于成熟，其运行机制也相对稳定。在组织结构方面，日本智库架构一般与其法人类型有关。日本智库一般分为株式会社类、财团法人类以及独立行政法人类。株式会社类智库组织一般为营利性智库，架构通常按照现代企业进行设置。以已经在东京交易所上市的野村综合研究所为例，其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与监事会。董事会下设社长，负责企业经营。财团法人智库为日本独有的智库类型。日本的财团法人一般为慈善组织，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例，其性质为公益财团法人，一般由评议委员会、理事会、监事、会长及会长下设管理团队组成。日本的官方智库也颇具特色，直接围绕着该隶属部门进行研究，管理架构通常十分扁平，以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ESRI）为例，其直接受内阁管辖，下设所长、次长、总务部、总括政策研究官、情报研究交流部、商情统计部、国民经济计算部、经济研修所。隶属于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的构成也较为类似。（二）人才机制与美国等西方智库不同的是，日本智库的人员呈两级分化趋势，这个特点与日本智库的组织结构的构成相关。类似于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等株式会社制企业型智库的员工数量与其他类别智库的员工数量不在一个级别之上。野村综合研究所2019年财报显示其约有6300名员工。与株式会社类别智库所不同的是，其他类型的智库人员规模非常精炼。据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50个日本智库中，70%以上的智库规模在20人以下。[14]美国智库大都拥有不少行政、财务、市场、媒体等辅助部门人员，日本智库的研究人员占比更高，有不少甚至占比在80%以上，几乎没有任何冗余的职位。在“宁缺毋滥”的用人理念指导下，日本对研究人员的质量要求非常之高。部分著名智库用人近乎苛刻，以亚洲经济研究所（IDE）为例，每年仅录取2-4人，但参与竞选职位的竟高达百人[15]。其在职员工的考核要求也极为严格，每年需发表一定数量论文，研究成果直接与薪酬挂钩。与高要求相匹配的是，日本智库研究人员的工资也极富竞争力。以三菱综合研究所招聘2020年度管理、IT、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员为例，除去相应补贴外，应届毕业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的月薪分别为30万、26万、23万日元（分别约为1.95万、1.69万、1.3万人民币），比日本同学历毕业生平均月薪至少高3万日元（1950元人民币）左右。[16]同时，日本智库还实行“人才派遣”制度，将青年研究员派遣至日本国内，乃至国际其他政府、企业及高校等地进行1-3年不等的研学，期间由智库负担其工资并保留其职位，学成后返回智库进行研究工作。同时，日本智库也非常欢迎来自政府机构、高校等相关人员到智库进行交流和学习，期间工资由原单位支付。（三）经费来源机制日本不同类型的智库经费来源渠道各不相同，但基本上与其所属性质一致。株式会社类经费一般来源于项目委托和业务销售。以三菱综合研究所（MRI）为例，三菱集团作为其大股东，旗下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电机、三菱化学、三菱材料、三菱FUJ信托银行、三菱地所等三菱系公司一共持股约33.95%。与野村综合研究一样，三菱综合研究所作为上市公司，2018年净销售额902.5亿日元（约为58.7亿人民币），净资产532.84亿日元（约为34.65亿人民币）。其中咨询业务占销售总额的38%，而在咨询业务中，又有61%的销售额来源于日本政府，30%来源于一般企业。[17]非盈利性非政府组织中，如日本国际研究所（JIIA）的收入来源较为多样，其中包括了政府补助（占比70.5%）、会费收入（占比5.7%）、项目委托收入（占比23.28%）、出版收入（占比0.26%）等[18]，可见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补助。官方直属研究所，例如防卫研究所（NIDS）、日本经济社会研究所（ESRI）等，经费全部来源于政府，在日本政府预算中单独列支。而在2013年日本外务省举行的外交·安全保障智库专家恳谈会中指出，日本主要智库活动预算在10年内下降了40%，而美国智库同期预算增长了150%以上。[19]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日本社会对智库的认知程度还未到达相对应的水平，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包括个人及企业委托项目的数量都难以与美国智库相比。五、日本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主要渠道日本智库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具体表现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舆情影响等多方面。自上而下主要指日本特殊的“恳谈会”相关机制。恳谈会一般由各著名智库的代表参与政府及首相组织的咨询会议，在日本政府推出政策前期起到决策参考和理论背书的作用。由于日本官僚和精英把控着各个官厅，政治生态相互割裂，故恳谈会成为自上而下照顾各个利益集团需求的良好对话平台。通过恳谈会形成的相关意见和报告会直接呈报给首相本人作为参考。例如东京大学法学教授北冈伸一（Shinichi Kitaoka），作为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成为安倍晋三首相的座上宾，在安倍任内其主导了一系列恳谈会和专家咨询组会。同时，官方研究所还通过其官方身份直接将其研究成果呈交至所属政府机构，对其隶属部门的相关政策直接起到研判参考和制定推助作用。自下而上是指通常情况下各国民间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行为，例如承接政府相关委托课题或主动选择当前政府重点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例如1975年，三菱综合研究所受通商产业省委托完成的《关于日本经济安全的研究》报告，其成果就被吸纳进当年度通商产业省发布的《通产白皮书》中；2018年笹川平和财团会长田中伸男（Tanaka Nobuo）亲赴日本防卫省，将《为了印度洋地区安全保障的日美澳印四国委员会政策提言》交付给防卫大臣小野寺作为决策参考。[20]舆情影响指的是举办论坛、峰会、研讨会等会议，出版相关报告、杂志、简报等刊物，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政策建议和意见的传播推广，通过媒体外围的宣传从而间接影响到政府的政治决策。以日本国际论坛（JFIR）为例，其分别于2009年10月23日、2014年8月6日在《读卖新闻》等日本三大报纸刊登关于“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和“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的方向”的意见广告，前者意欲牵制鸠山内阁的安保决策“向左转”，后者旨在宣传其一贯主张的积极和平主义等安全理念。[21]六、日本智库建设对中国的启示在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总体原则和目标后，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5家机构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又再次明确提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当前，中国智库发展已蔚然成风，国家和社会对智库的发展及其咨政启民的功用有着更多的期待。作为与中国文缘相通的近邻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智库建设的种种经验对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适时成立智库行业协会、出台相关指导规范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9年中国共有507家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数量增加的同时，智库建设质量的保证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国和日本智库发展的外在环境较为相似，大部分民间智库资金来源的独立性难以保证，社会和企业捐赠环境尚不成熟，委托项目来源较为单一，部分领域无人涉足，部分领域同质同类智库数量又过多，不仅难以保证课题、活动质量，甚至还会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为日本智库行业规范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的实践证明，智库行业协会可以对智库行业发展进行有效的协调，充当行业引导、自律自治的协同者角色。随着中国特色智库市场的快速发展，智库行业协会的设立迫在眉睫。行业协会的成立必将为我国新型智库发展提供指导规范，从而更好地建设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形成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二）强化经世致用导向，提升成果转化效率智库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其研究的成果来影响政策制定，推动社会发展。日本智库研究方法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崇尚科学和实证方法。总体而言，日本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率较高，株式会社类的企业直接服务于其背后的财团，所承接的项目专业性非常强，成果容易转化；官方研究所直接应日本官方的要求进行针对性研究，目标明确，转化率也自然相对较高；非营利性财团法人组织，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中曾根康弘世界平和研究所等大都非常重视国际交流，通过较强的前瞻性和国际化视角设置的课题研究，成果也较容易被当局采纳。我国当前虽然智库众多，但真正具有政策和社会影响力的智库却为数不多。扩大智库影响力，加快成果转化是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高品质发展的途径。除了参考日本智库成果转化的经验，我国智库还应通过提高舆情影响力，用活专业智库旗下的研究报告、杂志、简报、专栏等媒介通道，提高智库成果转化效率，实现智库与社会和政府的有效对接。（三）挖掘智力资源价值，优化人才培养机制与美国的“旋转门”制度不同，日本虽然没有类似的双向旋转制度（仅有单向制度，即官员退休后到智库任职），但由于日本智库行业每年通过严格的人才选拔机制引进大批的应届硕士、博士毕业生，同时还有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如前述人才派遣制度，定期将青年研究员派遣到政府、高校、企业财团甚至海外等地进行交流调研和考察学习，由智库负担其工资并保留其职位，这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未来研究工作还是对智库未来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社会科学领域专职研究人员约有40多万，客观上而言这支队伍可以被视为智库工作者，然而从现实来看，专门从事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研究的人员少之又少，除了智力资源分散外，智库人员整体素质还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22]加强我国智库人才建设，优化智库人才培养机制是我国当前智库建设的重大挑战。应当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我国智库工作人员前往政府、企业、高校交流调研的相关制度；大力吸纳优秀的应届毕业社科类硕、博士生前往智库工作；改善智库人员的普遍收入待遇；设立相关的基金、奖学金机制，鼓励相关专业有潜力、有能力的研究人员申请；由国家出资，设立相关海外智库交流机制，鼓励各类智库优秀年轻研究人员前往海外智库学习等。[1] 鈴木崇弘·上野真城子 “のシンクタンク‘知’と‘治’を結ぶ装置”サイマル出版社、1993年、P.202-203[2] 张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2019.6，P44[3] 胡薇，《日本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启示》，光明日报，2016.11.16，第16版[4]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s：//www2.jiia.or.jp/MEMB/[5] 数据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9年财报[6]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s：//www.jiia.or.jp/en/abus/[7]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s：//www2.jiia.or.jp/ABUS/enkaku.php#a1[8] 资料来源：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官网 https：//ir.nri.com/en/ir/finance/highlight.html[9] 资料来源：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官网：https：//www.nri.com/en/service[10] 资料来源：日本防卫研究所官网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about_us/[11] 资料来源于：野村综合研究所官网https：//www.nri.com/jp/company/org[12] 资料来源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s：//www2.jiia.or.jp/ABUS/enkaku.php#a3[13] 资料来源于：日本防卫研究所官网http://www.nids.mod.go.jp/about_us/index.html#organization[14] 李建军、崔树义主编《世界各国智库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P87[15] 刘少东，智库建设的日本经验[16] 张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2019.6，P64[17] 数据来源于2019年三菱综合研究所财报，2019.9.30[18] 数据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9年财报[19] 张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2019.6，P65[20] 笹川平和財団·インド洋地域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の日米豪印4カ国委員会·政策提言を防衛省に提出https：//www.spf.org/spfnews/in-formation/20180803_03.html[21] 吴怀中，《智库在日本安保政策形成中的影响——兼论“另类日本型”安保智库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Vol.23 No.5， 2018.Oct， P19[22] 王志章，《日本智库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打造高端新型智库的启示》，思想战线，Vol.30，，No.2，2014，P150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011962年，中印战争第一阶段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已经被打蒙了，急病乱投医。向美苏求援自不必说，居然还想起了海岛上的福摩萨蒋匪帮。当时金门炮战刚消停没两年，福摩萨一听：“打TG，这是好事啊！”双方一拍即合。福摩萨的代表很快来到新德里，双方会谈顺利，福摩萨出枪出人都没问题。尼赫鲁正欣喜时，福摩萨代表为双方的合作加了条备注：“打TG是打TG，有件事儿得先说清楚：藏南那块地是中国的！”尼赫鲁顿时有点儿懵，打完TG，把藏南交给福摩萨？那我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国际主义战士？会谈破裂，福摩萨一看合作不成，就发了正式声明：“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统治期间单方面提出的，中华民国从未接受过这条分界线，并且强烈反对英国的这项主张。”尼赫鲁这才明白在藏南问题上，台北和北京并无分歧。这是1962年10月底战争间隙的事，接下来11月的进程大家都知道了。02很多不熟悉历史的同学可能无法想象九十年代之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拥护统一的态度。再举个例子：大海和尚直到蒋经国逝后多年才能初次到台湾，当初六十年代也是因为台北坚决反对藏独才与大海和尚闹翻的。不说没有史料依据的话，可参看《印度对华战争》等西方相关著作，洋人作为第三方相对客观，如果说那些历史著作也都靠不住，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参考文献：【内维尔·马克斯韦尔】1959-1967年任《泰晤士报》记者，长驻新德里。亲身经历了印度对华战争的全过程。他在印度的人脉极广，并且接触到很多未公开发表的文献。（有点儿像晚清中国的莫理循）《泰晤士报》的这些著名记者，在英国强大的时代，绝不仅仅是记者，兼有政客甚至间谍的职能。因此，他在印度的消息来源是很靠谱的。而且他说这段话时，还引了当时《华盛顿邮报》和伦敦《潮流》杂志的文章，作为旁证。（在《印度对华战争》第***页，特意删了页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看这本书，很好看）这事属于秘密外交，事件双方公开都是不承认的。另外，《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1期里有篇论文，引用了好些中印战争期间的《蒋介石日记》，日记里把尼赫鲁改称为“泥黑路”。好多有趣的细节，录入太累，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来读读。（蒋1942年访问印度，尼赫鲁给他现场表演了拿大顶，这也太神奇了吧）再更新一条特别的：这个没有文献支持，是家里长辈说的，当时他在香港。1951年初，联合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香港当时尽是恐惧TG逃过去的人们，可当时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上街庆祝放了鞭炮：“从鸦片战争挨打一百多年，这回我们中国总算当上侵略者了。”再重复一遍，这条没有文献支持，纯属口述历史。

演绎传统经典，盛放桂韵华彩。10月17日至11月11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旅厅举办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广西优秀舞台艺术剧目晋京展演活动在北京上演。我区重点组织创作的5部舞台艺术作品——歌剧《血色湘江》、彩调剧《新刘三姐》、民族歌剧《扶贫路上》和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第一书记》，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和二七剧场相继亮相，得到中央部委领导和业内专家学者，以及各界观众的高度评价。5部作品均立意高远又异彩纷呈，在展演中叫好又叫座，不少戏迷票友意犹未尽之余，甚至自发组团“二刷”。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国文艺报道》、央广《文艺之声》、北京卫视《北京您早》等知名栏目先后对晋京展演的广西优秀舞台艺术剧目进行关注报道。截至11月15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日报等来自中央和北京的22家媒体已刊播活动相关报道140余篇（次），新浪、百度、腾讯、今日头条等商业网站积极转载相关报道，点击量逾7500万，掀起一股“广西戏剧热”。精益求精演绎红色史诗“要问忠魂去何处，湘江水畔有青山。”11月10日、11日，以红军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湘江战役为创作背景的史诗级原创歌剧《血色湘江》，作为广西优秀舞台艺术剧目晋京展演活动的收官之作，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连演两场。灯光明灭处，不少观众泪光莹莹；剧终散场时，掌声喝彩经久不息。“昨夜《血色湘江》，不觉热泪盈眶。触摸信仰温度，斧头镰刀发烫。上线又闻书声，犹如号角呜咽。湘江流淌忠魂，军中也有书生。湘江流淌忠魂，红军战士永生。湘江流淌忠魂，血色化作晨曦。湘江流淌忠魂，后来必有传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一夜难眠，赋诗表达激动之情。“剧中重点歌颂的是红军指战员的坚定信仰、斗争精神，大局意识和纪律观念，这是人民军队最本质的特征。剧中通过生动情节将这些内容呈现出来，直击人心，让人泪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所正师职研究员陈力感慨说，“《血色湘江》的创作和成功演出很有意义，是弘扬长征精神、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在中央戏剧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廖向红看来，《血色湘江》是一部有温度、有高度、有厚度、有筋骨的史诗力作，质感十足。“整部戏较好地捕捉了人物精神气质，从主要演员到整个合唱团队的造型、唱腔、表演，都时刻体现着红军战士勇于牺牲、勇于战斗，以血肉之躯铸就铜墙铁壁的不屈意志。这种极富张力的特质，很容易把观众拉进恢宏的战争场景并沉浸其中。”“《血色湘江》既大气磅礴，又细腻深沉，让人忍不住沉浸其中。”观众张莉莉眼含热泪看完演出：“正因为有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缅怀他们。”此次两场演出分别由A、B两组演员主演。在10日晚举行的《血色湘江》媒体见面会上，总导演陈蔚认为，由广西本土演员王良、于添琪、冯冲、庄政、杨春梅等人组成的B组阵容同样颇具实力。“地方演员达不到要求，是不能登上国家大剧院的。”陈蔚希望，《血色湘江》能在八桂大地上常演常新，为广西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青年声乐演员。广西演艺集团演员王良在A、B两组中分饰程林、陈湘。“在导演团队严格专业创排指导和A组主演们毫无保留的业务交流下，我们迅速成长。”王良说，排演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体能、形体以及军事训练，确保以最好的状态演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把那些为了信仰流血牺牲的红军将士的忠勇精神传达给观众，也让这部戏更具感染力。巍巍青山不老，滔滔湘江奔流。不少国家级媒体记者对《血色湘江》也好评如潮。人民日报记者王珏、光明日报记者王丽媛等人表示，观影过程中有几次忍不住掉眼泪，没想到主旋律戏剧也可以排得如此引人入胜。中国艺术报记者怡梦说，剧目塑造的红军指战员人物形象，在奔赴一场几乎已知死亡的战役中，尽管不断受挫，却始终“相信党中央”，这种表层和深层的反差形成的张力令人印象深刻。长征，永远在路上。初心，指引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进。守正创新唱响古调新韵舞台上，“刘三姐”踩着平衡车穿梭自如，乡亲们通过电商把山货卖出大山，小伙子们弹着吉他唱着情歌……在传承广西“刘三姐”文化的基础上，广西戏剧院创作排演的彩调剧《新刘三姐》以新主题、新语境、新人物、新演绎、新舞台塑造了新时代“刘三姐”形象，讲述广西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新时代故事，让古调唱出了新韵味。“过去的刘三姐讲述的是纯真的爱情故事和阶级斗争，《新刘三姐》讲述的是人们在新时代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新刘三姐》总导演宫晓冬介绍，在该剧中，人物的追求是新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是新的，整个戏剧的情境也是新的，展现了新时代壮乡的新风貌。“这是广西推动‘刘三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艺术探索和实践，体现了广西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介绍，《新刘三姐》于2019年9月首演，一年多来多次修改提升，剧情、音乐、舞台呈现等要素更饱满丰富。在京上演后，受到了业内专家以及广大观众的充分肯定。“《新刘三姐》语言美、音乐美、风物美、人性美。浓郁的广西壮族风情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气质、八桂山水的朦胧和民族服装的色彩旖旎，浑然一体。”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评价说，“载歌载舞，散发着令人愉悦的气息，充分展现了以新一代‘刘三姐’为代表的广西各族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看来，彩调剧《新刘三姐》既有经典为根，又有现实之源。他表示，《新刘三姐》通过剧中的故事与人物告诉我们，充满浓郁诗意的山乡风情，其实就拥有我们所向往的“远方”所有内涵。这样的表达也恰好寄寓着当代农村、山区脱贫致富的道路选择，是具有说服力的。“创新有根、创新有本、创新有源，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生命活力。”文旅部艺术司一级巡视员吕育忠观剧后感慨，“剧目对‘刘三姐’文化基因强大的生命活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应该说是一次固本开源的重构艺术实践。”《剧本》杂志副主编武丹丹评价《新刘三姐》：“用民歌体来吟唱现代生活，实现了现实生活的现实表达和诗性的浪漫歌唱之间的和谐。同时，这部作品具有一定哲理性，延续了民歌所蕴含哲理的传统。”“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既是敬畏经典、传承经典的需要，同时也是经典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继续发挥经典的美育功能的需要。”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新刘三姐》是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赋予时代特色进行的守正创新、培根铸魂，“它不仅具有广西意义，还具有全国意义。”讲好精准扶贫广西故事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扶贫路上》《我家住在铜鼓岭》《第一书记》等3部优秀扶贫题材剧目，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脱贫攻坚取得的新成就，反映广西各族儿女逐梦小康的自信与豪情。作为黄文秀的母校，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了200余名师生代表到场观看《扶贫路上》，“时代楷模”黄文秀这一人物形象所绽放的青春力量和优秀品格深深地打动了在场师生。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马雪梅说，黄文秀用一颗赤诚之心带领群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生命科学学院学生谭孟雨表示，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代表时代精神的人，青年一代应该勇担责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脱贫攻坚题材的舞台艺术剧目，故事的主旨不言而喻。如何把看似“千篇一律”的故事讲得更加吸引人？纵观这3部优秀扶贫题材剧目，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创新、时尚、励志，故事情节饱满，演绎风格唯美，这些特质都得到业内专家的充分肯定。戏曲理论家、评论家薛若琳认为，广西此次晋京展演，一口气拿出3部风格迥异又各具特色的扶贫题材剧目，说明广西文艺界下了大功夫创作打磨。“这几部戏都深刻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论述精神，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尤其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薛若琳认为，几部戏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广西各族人民在党领导下开展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斗争，为舞台艺术剧目百花园增添了绚丽光彩。“《我家住在铜鼓岭》摆脱了扶贫题材戏剧的寻常套路，强调了在脱贫致富的同时更应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民族遗产的保护，这个角度又新颖又有意义。”戏剧评论家姜志涛表示，铜鼓是广西真实的文化遗产，代表了广西民间艺术，剧中擂鼓的场面非常壮观，很有仪式感，把铜鼓的气势表现得淋漓极致，也让剧目更富张力。“脱贫攻坚斗争中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郑雷说，他曾多次受邀观看广西优秀剧目展演活动，感觉剧目质量渐入佳境。“广西艺术创作有一种开放性的情怀，《第一书记》《我家住在铜鼓岭》中，手机、微信、网络等都介入剧情，让剧目更具时代特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表示，我区将切实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增强“四力”，推出更多抒写伟大时代、反映伟大实践，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勠力同心赓续八桂漓水文脉，砥砺前行释演中华戏剧风采。

2018年9月初，应“爱思客博物 ”的邀请，前往土耳其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博物馆探访之旅。虽然以前也出国旅行，但像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密集的探访各种博物馆，还真是第一次。一路下来，每天基本是2个博物馆或者著名历史遗迹或景点，行程十分的紧凑，所看到的博物馆展品特别丰富，信息量巨大，即使行程结束后快3个月的今天，翻看拍摄的照片，还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不过，相比博物馆，我倒是想聊一聊旅行中所接触到的土耳其人。导游吉米我们十几天的行程，都是由导游吉米一直带领完成的。第一天抵达伊斯坦布尔，得知他也是凌晨从土耳其另一个城市飞过来，辛苦程度与我们差不多。一张口流利的中文，可以说很是惊艳，让我们一下拉进了与他的距离。每天早上集合之后，他总会拿着一个PAD和一沓子资料与我们一道出发。一路上与各个博物馆的接洽，都是由吉米来完成。相比普通的旅游团，这项多出来的业务的确也很考验沟通的能力。不过好在有土耳其官方的背书，虽然沟通的过程经常出现一些延迟，但吉米总能达成让我们更近距离与博物馆展品接触的机会。有时候，除了博物馆和景点的专业问题，我也会询问吉米很多有关土耳其更深一些的话题，例如政治，例如宗教，例如普通人的生活。吉米的回答，我能感觉到他的坦诚，有一些问题对于他来说，可能用外语来表达比较困难，但他也会尽量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去阐述。通过他的回答，我也更加了解到真实土耳其人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变得鲜活了起来。这些，从新闻报道上是看不到。博物馆专家此行因为与土耳其旅游及文化部门有合作，所以很多博物馆在与我们接洽时，都派出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做讲解。这些已经不仅仅是讲解那么简单，而是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研究精华的呈现。圣索菲亚大教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漂亮的女专家。在她的引导下，我们从大教堂的地基开始，一点一点地了解教堂如何从基督教的圣地变为伊斯兰教的殿堂。女专家对自己的研究很有心得，很多细节的描述，听来便不是普通博物馆讲解所能涉及的。说到动情处，她还会用动作演示来加深大家对知识点的印象。登内姆鲁特山是在清晨4点，我们一行人登车上山时，有一位高个的中年土耳其男人，一路上他帮助我们分发防寒的毯子，指引我们安全地抵达观看日出的地点。日出后开始讲解时，经导游介绍才得知这是内姆鲁特山安条克一世陵墓博物馆的馆长。为了陪同我们参观，清早3点便出发前来与我们回汇合，然后一路陪同，这样的敬业精神的确可嘉。看完了山顶的陵墓，馆长意犹未尽，带领我们直奔平常旅游团不会去到的另外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的道路并不完善，馆长一路也提醒我们注意安全。讲解的形式也比较有趣，他会用一些段子来提起我们的兴趣，再用真实历史的内容来解答我们的问题。旅游及文化部门的官员既然是官方合作，此行也接触到了很多当地的主管部门官员。从他们热情的接待规格上，可以看出土耳其相关部门是非常迫切的想将自己的每个侧面展示给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向另一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国家的邀约。来到孔亚，当地的旅游局长是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他先带我们品尝了当地最地道的肉饼，然后又领我们去到伊斯兰宗教的哲学圣地，参观完毕，和清真寺的研究学者们一起座谈。孔亚作为土耳其的内陆城市，旅游资源的开放滞后于伊斯坦布尔及延地中海的西部地区，但自身的确有着丰富积淀的文明古迹，局长先生的谈吐间，希望我们此行对孔亚地区在中国国内的宣传报道给予了厚望。晚上，局长先生还为我们安排了一场最原汁原味的托钵僧旋转舞。舞蹈在一个小广场中，起舞的托钵僧们都沉浸其间，旋转掀起的衣服下摆在小广场中划出一个又一个白色的光影。这些托钵僧并不是商演的团队，相比其他同类舞蹈的表演，托钵僧们的旋转更有一份虔诚在里面。尚勒乌尔法有一个1.2万年前的古石阵。当地旅游部门针对这一古迹，制定了一个完整的旅游开发计划。原本露天的古石阵考古现场已经被一个巨大的遮阳棚所覆盖，来自德国和奥地利、土耳其的考古学者一起合作，在这里工作。当地的旅游局长很酷，戴着墨镜，穿着西装，在当地30多度的阳光照射下，依旧有型有款。相比学者型的专家，他更像一名公关经理。在台前出镜以及接受采访，都是专业人士，只是涉及当地旅游开发事宜时，他才站到台前。更多的时候，他是做好我们团在尚勒乌尔法当地的探访行程安排，在一天多的时间里，安排我们走访了4个目的地，几乎囊括了当地最具名片效应的博物馆或古迹，行程充实而饱满，也能看出他对当地情况十分的了解和热爱。普通土耳其民众这次来土耳其，与最普通的土耳其民众的交流，特别让人难忘。在伊斯坦布尔这样国际化的都市，这样的感觉还不强烈。越往土耳其东部及南部出发，我们越能感受到土耳其民众对中国人的热情与好奇。卡赫拉曼马什拉是一个土耳其本地旅游团都不常来的城市，对于中国人的到来，自然感到很是新奇。我们在采访当地冰淇淋店时，被当地民众呼啦啦的围上来要求一起合影。在尚勒乌尔法，情况也是一样，合影的频次越来越高，合影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一个家庭围上来，甚至要和所有的家庭成员组合合影一遍才行。合影的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虽然与我们语言不通，但是一个手势一个微笑，彼此就明白意思。在回国前最后一个抵达的土耳其城市布尔萨，我还遇见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插曲。我们晚饭后相约去附近的商场逛逛，想买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回家。听说土耳其的巧克力不错，便走进一家当地的巧克力店采购。在选好商品排队结账时，一名土耳其小伙在身后用中文问道：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吗？当我回答是的之后，他又说到：欢迎你们到土耳其来旅游。这正应了那句话，在外国人眼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布尔萨小伙的这一句问候，顿时让我在土耳其旅行的疲劳感消失了几分，对布尔萨这个城市甚至对土耳其这个国家，对于土耳其的普通民众，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跟普通土耳其民众的友好交往并不止以上这些，但的的确确让我对土耳其有了新的认识，对土耳其的好奇感也提升了不少，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来土耳其走一走，看一看。（作者 / 兵器杂志执行主编、资深军事历史研究者肖宁）鸣谢：土耳其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爱思客博物主办方特别鸣谢：感谢旅游行业媒体人许迪涤通过感性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将土耳其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及建筑物等文旅资源一一娓娓道来，真切感受到土耳其的绮丽神秘。“遇见土耳其 发现博物之美”系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以“开拓思想 加强交流”为主旨。考察活动结束后，建筑、绘画、军事等领域的专家各自用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广大用户描绘一幅“浪漫的土耳其”画卷。原创文章 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爱思客博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的空前浩劫，战争波及五大洲、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人口，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上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为职业军人、军事历史学家和军史爱好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拿破仑曾经说：“一切军事艺术的奥秘都深藏于军事历史之中。”如克劳塞维茨、富勒、李德·哈特，以及当代的范·克里韦尔德等杰出的军事理论家，首先都是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科学和战争艺术都是以战争实践为基础的，战争史是发展军事科学和战争艺术的源泉；离开战争史，军事科学和战争艺术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军队越是不打仗，就越需要强调以战史为基础开展军事教育。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次推荐的三部译作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钮先钟先生翻译，台湾军事译粹社、星光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军事理论作品。其中，有两部作品曾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翻印，供军队高级干部学习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争夺战》（The Struggle for Europe）是“二战”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是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切斯等决定性战役。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它集中反映了德国人的见解，并且全部文章都是高水准的。钮先钟先生在中译本序言中写道：“这本战史尤其值得欣赏的就是它有许多见解的确是我们过去所从未听人说过的，读完这本书，再回忆我们过去所曾经读过的许多其他的书，就一定会有恍然大悟的感受，觉得若不读此书则可能一辈子都搞不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争夺战》（The Island War：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n the Pacific）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征战史，作者是海军陆战队中校弗兰克·霍夫（Frank O. Hough）。两栖作战是最复杂的作战样式，即使是在全面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背水攻坚、环境恶劣、补给困难，以及敌军的困兽犹斗、负隅顽抗，都会对岛屿进攻作战构成巨大威胁，给登岛部队造成重大伤亡。纵观人类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岛屿争夺战，无论从两栖作战规模和惨烈程度，还是从战术、后勤和装备发展来看都是空前的。这部著作详细记录了太平洋战场反攻阶段美军从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冲绳岛最后一战的战斗历程，今天读来未必像许多战史著作和人物传记那样引人入胜，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于两栖作战战术研究更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如上所述，三部著作的译者都是钮先钟先生。大陆地区的读者对钮先钟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后，他的著作和译著陆续在大陆公开出版，最著名的当数他翻译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作者是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少将），以及《隆美尔战时文件》和曼施坦因、古德里安的回忆录。钮先钟出身世家，青年时代想报考军校投笔从戎，无奈因高度近视而从军无门。抗战期间，钮先钟先后担任《扫荡报》记者和重庆军事委员会外事处翻译。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负责《军事译粹》杂志，后经萧毅肃引荐以文职身份担任台湾地区有关主管部门编译室主任，这期间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国内公开引进出版的《战争论：间接路线》《战争指导》《战略绪论》《西洋世界军事史》《隆美尔战时文件》《失去的胜利》《闪击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亚历山大的将道》等。1972年，年近花甲的钮先钟退出公职，进入台湾淡江大学任教并从事战略研究，践行他所说的“读书、写书、教书三书主义”。1991年，他退出教职开始专心研究写作，至2003年，先后出版《中国战略思想史》《西方战略思想史》《孙子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反思》《战略研究入门》《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前瞻》《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中国战略思想新论》等著作。至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他已91岁高龄。钮先钟是典型的“书斋战略家”，一生著作等身，堪称东西方战略思想融会贯通集大成者，有人称钮先钟为“蒋百里之后第一人”，似乎毫不为过。今天阅读钮先钟先生的著作，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渊博的学识和高远的境界，令人景仰和感佩。（本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争夺战》序言，作者杨虎系军事历史研究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争夺战》ISBN：978－7－5166－5415－6［澳］切斯特·威尔莫特 著新华出版社 2021年3月定价：168.00元（全二册）原文转自：新华出版社

演绎传统经典，盛放桂韵华彩。10月17日至11月11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旅厅举办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广西优秀舞台艺术剧目晋京展演活动在北京上演。我区重点组织创作的5部舞台艺术作品——歌剧《血色湘江》、彩调剧《新刘三姐》、民族歌剧《扶贫路上》和壮剧《我家住在铜鼓岭》《第一书记》，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和二七剧场相继亮相，得到中央部委领导和业内专家学者，以及各界观众的高度评价。5部作品均立意高远又异彩纷呈，在展演中叫好又叫座，不少戏迷票友意犹未尽之余，甚至自发组团“二刷”。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国文艺报道》、央广《文艺之声》、北京卫视《北京您早》等知名栏目先后对晋京展演的广西优秀舞台艺术剧目进行关注报道。截至11月15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日报等来自中央和北京的22家媒体已刊播活动相关报道140余篇(次)，新浪、百度、腾讯、今日头条等商业网站积极转载相关报道，点击量逾7500万，掀起一股“广西戏剧热”。精益求精演绎红色史诗“要问忠魂去何处，湘江水畔有青山。”11月10日、11日，以红军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湘江战役为创作背景的史诗级原创歌剧《血色湘江》，作为广西优秀舞台艺术剧目晋京展演活动的收官之作，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连演两场。灯光明灭处，不少观众泪光莹莹；剧终散场时，掌声喝彩经久不息。“昨夜《血色湘江》，不觉热泪盈眶。触摸信仰温度，斧头镰刀发烫。上线又闻书声，犹如号角呜咽。湘江流淌忠魂，军中也有书生。湘江流淌忠魂，红军战士永生。湘江流淌忠魂，血色化作晨曦。湘江流淌忠魂，后来必有传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一夜难眠，赋诗表达激动之情。“剧中重点歌颂的是红军指战员的坚定信仰、斗争精神，大局意识和纪律观念，这是人民军队最本质的特征。剧中通过生动情节将这些内容呈现出来，直击人心，让人泪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所正师职研究员陈力感慨说，“《血色湘江》的创作和成功演出很有意义，是弘扬长征精神、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在中央戏剧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廖向红看来，《血色湘江》是一部有温度、有高度、有厚度、有筋骨的史诗力作，质感十足。“整部戏较好地捕捉了人物精神气质，从主要演员到整个合唱团队的造型、唱腔、表演，都时刻体现着红军战士勇于牺牲、勇于战斗，以血肉之躯铸就铜墙铁壁的不屈意志。这种极富张力的特质，很容易把观众拉进恢宏的战争场景并沉浸其中。”“《血色湘江》既大气磅礴，又细腻深沉，让人忍不住沉浸其中。”观众张莉莉眼含热泪看完演出：“正因为有革命先辈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缅怀他们。”此次两场演出分别由A、B两组演员主演。在10日晚举行的《血色湘江》媒体见面会上，总导演陈蔚认为，由广西本土演员王良、于添琪、冯冲、庄政、杨春梅等人组成的B组阵容同样颇具实力。“地方演员达不到要求，是不能登上国家大剧院的。”陈蔚希望，《血色湘江》能在八桂大地上常演常新，为广西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青年声乐演员。广西演艺集团演员王良在A、B两组中分饰程林、陈湘。“在导演团队严格专业创排指导和A组主演们毫无保留的业务交流下，我们迅速成长。”王良说，排演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体能、形体以及军事训练，确保以最好的状态演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把那些为了信仰流血牺牲的红军将士的忠勇精神传达给观众，也让这部戏更具感染力。巍巍青山不老，滔滔湘江奔流。不少国家级媒体记者对《血色湘江》也好评如潮。人民日报记者王珏、光明日报记者王丽媛等人表示，观影过程中有几次忍不住掉眼泪，没想到主旋律戏剧也可以排得如此引人入胜。中国艺术报记者怡梦说，剧目塑造的红军指战员人物形象，在奔赴一场几乎已知死亡的战役中，尽管不断受挫，却始终“相信党中央”，这种表层和深层的反差形成的张力令人印象深刻。长征，永远在路上。初心，指引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进。守正创新唱响古调新韵舞台上，“刘三姐”踩着平衡车穿梭自如，乡亲们通过电商把山货卖出大山，小伙子们弹着吉他唱着情歌……在传承广西“刘三姐”文化的基础上，广西戏剧院创作排演的彩调剧《新刘三姐》以新主题、新语境、新人物、新演绎、新舞台塑造了新时代“刘三姐”形象，讲述广西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新时代故事，让古调唱出了新韵味。“过去的刘三姐讲述的是纯真的爱情故事和阶级斗争，《新刘三姐》讲述的是人们在新时代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新刘三姐》总导演宫晓冬介绍，在该剧中，人物的追求是新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是新的，整个戏剧的情境也是新的，展现了新时代壮乡的新风貌。“这是广西推动‘刘三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艺术探索和实践，体现了广西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介绍，《新刘三姐》于2019年9月首演，一年多来多次修改提升，剧情、音乐、舞台呈现等要素更饱满丰富。在京上演后，受到了业内专家以及广大观众的充分肯定。“《新刘三姐》语言美、音乐美、风物美、人性美。浓郁的广西壮族风情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气质、八桂山水的朦胧和民族服装的色彩旖旎，浑然一体。”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评价说，“载歌载舞，散发着令人愉悦的气息，充分展现了以新一代‘刘三姐’为代表的广西各族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看来，彩调剧《新刘三姐》既有经典为根，又有现实之源。他表示，《新刘三姐》通过剧中的故事与人物告诉我们，充满浓郁诗意的山乡风情，其实就拥有我们所向往的“远方”所有内涵。这样的表达也恰好寄寓着当代农村、山区脱贫致富的道路选择，是具有说服力的。“创新有根、创新有本、创新有源，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生命活力。”文旅部艺术司一级巡视员吕育忠观剧后感慨，“剧目对‘刘三姐’文化基因强大的生命活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应该说是一次固本开源的重构艺术实践。”《剧本》杂志副主编武丹丹评价《新刘三姐》：“用民歌体来吟唱现代生活，实现了现实生活的现实表达和诗性的浪漫歌唱之间的和谐。同时，这部作品具有一定哲理性，延续了民歌所蕴含哲理的传统。”“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既是敬畏经典、传承经典的需要，同时也是经典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继续发挥经典的美育功能的需要。”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新刘三姐》是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赋予时代特色进行的守正创新、培根铸魂，“它不仅具有广西意义，还具有全国意义。”讲好精准扶贫广西故事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扶贫路上》《我家住在铜鼓岭》《第一书记》等3部优秀扶贫题材剧目，以艺术的形式生动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西脱贫攻坚取得的新成就，反映广西各族儿女逐梦小康的自信与豪情。作为黄文秀的母校，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了200余名师生代表到场观看《扶贫路上》，“时代楷模”黄文秀这一人物形象所绽放的青春力量和优秀品格深深地打动了在场师生。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马雪梅说，黄文秀用一颗赤诚之心带领群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生命科学学院学生谭孟雨表示，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代表时代精神的人，青年一代应该勇担责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脱贫攻坚题材的舞台艺术剧目，故事的主旨不言而喻。如何把看似“千篇一律”的故事讲得更加吸引人？纵观这3部优秀扶贫题材剧目，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创新、时尚、励志，故事情节饱满，演绎风格唯美，这些特质都得到业内专家的充分肯定。戏曲理论家、评论家薛若琳认为，广西此次晋京展演，一口气拿出3部风格迥异又各具特色的扶贫题材剧目，说明广西文艺界下了大功夫创作打磨。“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尤其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薛若琳认为，几部戏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广西各族人民在党领导下开展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斗争，为舞台艺术剧目百花园增添了绚丽光彩。“《我家住在铜鼓岭》摆脱了扶贫题材戏剧的寻常套路，强调了在脱贫致富的同时更应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民族遗产的保护，这个角度又新颖又有意义。”戏剧评论家姜志涛表示，铜鼓是广西真实的文化遗产，代表了广西民间艺术，剧中擂鼓的场面非常壮观，很有仪式感，把铜鼓的气势表现得淋漓极致，也让剧目更富张力。“脱贫攻坚斗争中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郑雷说，他曾多次受邀观看广西优秀剧目展演活动，感觉剧目质量渐入佳境。“广西艺术创作有一种开放性的情怀，《第一书记》《我家住在铜鼓岭》中，手机、微信、网络等都介入剧情，让剧目更具时代特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表示，我区将切实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增强“四力”，推出更多抒写伟大时代、反映伟大实践，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勠力同心赓续八桂漓水文脉，砥砺前行释演中华戏剧风采。(记者 王春楠)

开栏的话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即日起，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设“抗美援朝 保卫和平”专栏，重温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光辉历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志勇报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9月底，南部某海域，风急浪高，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航渡演练。“志愿军战歌连”的官兵高唱战歌，雄壮的歌声回荡海天。70年来，每逢重大任务，“志愿军战歌连”都要重温《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志愿军战歌产生在抗美援朝一线，歌词作者是志愿军炮兵1师第26团5连指导员麻扶摇，一位普通战士。1950年夏天，5连开赴鸭绿江边整装待命。连队召开了表决心大会，几个班的决心书上都写着“保卫和平，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家乡”，有的战士说“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有的喊出“打败美帝野心狼”，整个会场壮怀激烈。新中国刚刚成立几个月，鸭绿江前沿还没有通电。麻扶摇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整理战士们的豪言，大会上那些誓词一一浮现。他将战士们对侵略者的憎恨、对正义的捍卫、对家乡的热爱写进一首诗里。东方破晓，麻扶摇完成了作品。这首来自前方的诗，迅速在志愿军战士中传开。正在炮兵部队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其撰写的战地通讯中引用了这首诗作为开头。那时，陈伯坚还不知道诗的作者是谁，只是记下：“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1950年11月26日，音乐家周巍峙在《人民日报》看到这首诗当天就给它谱了曲，并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为暂定歌名，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不久，一家杂志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为题刊登了这首歌词。看到“战歌”一词，周巍峙眼前一亮，便将这首歌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1951年4月5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时唱歌的通知，正式称这首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响彻朝鲜战场，响彻祖国大地，激励着志愿军英勇杀敌，鼓舞着全国人民踊跃支前。回望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美国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陈列着一段有航炮弹孔的铁轨，这是原临江铁路机务段火车司机徐国臣珍存的。1950年8月27日上午，徐国臣正在临江站内给机车上煤上水，天空忽然飞来4架美军飞机，对站内机车和设备疯狂投弹扫射。为抢救机车，徐国臣左手4个手指被航弹打断，只剩下大拇指，手掌上的皮肤翻长在手背上，好像是一个带疤的肉瘤。无辜的中国百姓死伤惨重。辑安县桦树甸子农民于秀庭赶着牛车回村，美国飞机射出的子弹从他的背后穿过前胸，右臂被打掉，当场死亡。据统计，1950年8月27日至11月19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军出动151批次、上千架次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肆无忌惮地进行侦察、轰炸，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从10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青岛、烟台等，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外敌来犯的严峻考验。那时中国一穷二白，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工农业生产总值仅有100亿美元，物资极度匮乏，我军基本上是步兵和少量炮兵，海军空军尚处初创，武器装备相当落后。而美国却是世界头号强国，工农业生产总值达2800亿美元，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最艰难的决策。“正是因为面临的困难太多太大，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4日下午和5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齐德学说，在反复研究、讨论、权衡的基础上，10月5日，党中央最终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战歌响起，英雄的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用一次次卓绝胜利，把侵略者从鸭绿江、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则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不信邪、不怕压、不惜流血牺牲，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立国之战。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蒙受一百多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新中国首战就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打出了中国人不可撼动的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和自信，也推进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无比自豪地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马寅初先生晚年时，曾回忆起1950年10月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期间激动人心的一幕：当中朝军队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整个会场沸腾，与会几十个国家的几千名代表振臂高呼：“毛泽东万岁”“新中国万岁”，时间竟长达10分钟之久。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1954年3月，在全国开展的群众歌曲评奖工作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获一等奖。为了给词作者发奖，有关部门辗转查找，终于找到了麻扶摇。从此，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由“志愿军战士”改署为麻扶摇，麻扶摇所在的5连也由此得名“志愿军战歌连”。“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只是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激情。”麻扶摇后来谈起这首歌词时说，“词虽然是我写的，但反映的是部队指战员当时的心声，也是全国人民当时的心声。即使我不写，别人也会写出来。”2019年1月20日，麻扶摇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去世前两年，“志愿军战歌连”全体官兵给麻扶摇写了一封信：“在志愿军战歌中，我们感受到您和您的战友们当年慷慨激昂、浴血奋战的意气风发，感受到一代代战歌连人斗志昂扬、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麻扶摇给战歌连官兵们回了信，他写道：“战歌是志愿军的歌，是英雄的歌，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要让战歌文化滋养我们的干部战士健康成长，让战歌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不断鼓舞我们奋勇前进。”

2019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11月8日至1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部分党外委员开展了“加强长征文物保护和红色旅游线路建设”专题视察。视察团深入江西、贵州两省革命老区，采取实地考察、座谈交流、访问红军后代等形式，历时8天、行程2000余公里，通过重走长征路，了解红色历史、弘扬长征精神、增进思想认同，为长征文物保护和红色旅游线路建设建言献策，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一次心灵的洗礼“加强长征文物保护和红色旅游线路建设”视察团从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出发，先后考察了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于都河渡口、瑞金中央政治局旧址、猴场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青杠坡战斗遗址等30余处纪念馆、名人故居和革命遗址遗迹，并沿着红军足迹考察赤水河地区。视察团成员大多是党外委员，平均年龄61岁，最大年龄70岁。委员们克服视察时间长、行程远、强度大等困难，发扬勇于战胜困难的顽强作风，坚持完成视察任务。通过视察，达到了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目的。“一次心灵的洗礼”，这是视察团成员的集体感受。从红34师师长陈树湘不幸被俘撕开腹部伤口扯断肠子英勇牺牲、突破乌江后130多名红军跳崖牺牲等先烈事迹中,视察团成员深切感受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崇高革命情怀。没有红军战士的牺牲，就没有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深入革命老区实地视察，委员们更加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群众合唱团身着红军服装，在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河渡口齐唱红色歌曲。“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在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河渡口，委员们看到群众合唱团身着红军服装、齐唱红色歌曲，内心的震撼感油然而生。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原副主席修福金说：“站在这片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从头顶到脚底都有被染红的感觉。”位于江西瑞金叶坪的中央苏区旧址，对于视察团的成员来讲，许多人都不是第一次来，但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全国政协常委、民族文化宫副主任王林旭说：“我在参观中，看到了当年苏区人民是这样称赞苏区干部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体现了苏区军民间的革命友情。瑞金中央苏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设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坚定的信心信念。这种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视察团在江西瑞金叶萍中央苏区旧址参观学习。有委员有感而发，深情赋诗《再访赣南中央苏区》：“井冈惊雷势如龙，赣水苍茫赤旗风。工农奋起千百万，共和涌动禹城中。”另有视察团成员和诗：“漫漫长夜唤蛟龙，刑天奋起舞罡风。摇篮诞生新世界，告慰先烈征途中。”在考察遵义会议会址后，有的委员表示，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前14年当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1935年，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坚强领导集体，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在曲折中一步一步走向胜利。正是因为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加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红军才能够逐步转危为安，最终实现长征的伟大胜利。视察团在遵义会议旧址听讲解员介绍。通过这次视察活动，委员们重走长征路，进一步坚定了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的过程。委员们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一场党外人士的谈心会11月15日，在视察活动接近尾声时，视察团全体成员召开内部会议，这场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进行的建言资政会议，更像是一场党外人士的谈心交流会。大家凝聚了思想政治上的共识、强化了对初心使命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制度道路的认同。交流座谈会上，委员们结合一路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展开了热烈讨论。视察团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放在首要位置。委员们表示，从于都、瑞金、猴场、遵义、赤水一路走过来，看到一幅幅红军战士照片、听到一段段红军事迹，进一步增强了“我是谁”的定位感，“为了谁”的使命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方向感，“一代人有一代人长征”的责任感。在考察土城古镇建设和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期间，委员们在文物保护开发、文旅融合、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积极与当地同志沟通交流，为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出主意、想办法。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曾成钢准备带学生们前来写生、采风，让更多的年轻一代深刻认识长征的伟大意义，为宣传老区贡献力量。有的委员就加强纪念馆综合布局提出建议，得到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从长征出发地到伟大转折点，许多委员对红军长征沿途召开的重要会议进行深入研究，深刻领会遵义会议的影响和意义，提升了对中共党史的理解和认识，有效提高了自我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委员们表示，把考察和研修结合起来这种形式是一次创新，既达到了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目的，又对个人是一次很好地提升。委员们认为，长征精神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浴血奋战、艰苦斗争，才能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在娄山关战役纪念馆看到娄山关战役模拟场景时，委员们表示，看到红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充分感受到了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所展现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乐于吃苦、不惧艰难，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长征精神。在于都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拆掉自家门板为红军搭建8座浮桥、送最后一个儿子去当红军的时候，有的委员表示，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心是凝聚在共产党周围，誓死抱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通过视察，大家增进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视察团所到地方，都在积极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委员们自觉融入，接受思想上的再教育。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旧址，看到当年红军的办公场所、出台的政策和宣传标语，了解到红军战士为了保卫苏维埃浴血奋战的时候，有的委员表示，对共产党的“初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初心是什么？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说：“就像长征过程当中，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挫折，共产党还是带领人民不断地探索一样，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也要在探索中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最后一定会走向成功的彼岸！”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长征精神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藏。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旨在以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如何建设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在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路，是视察团一行一路都在思考的问题。委员们建议，要大力整合沿线红色旅游资源，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有关部门要以《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实施为契机，加强全国性立法和制度建设，统筹地方协调做好长征文物保护和红色旅游线路建设工作。特别要注重统一规划、统一标识、统一设施标准，合理进行空间布局，有序开发长征文化资源。各地要整合宣传、党史、发改、文化和旅游、文物等部门力量，形成工作合力，改变各自为政、管理力量分散的状况。前不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其中对推动红色旅游内涵式发展，完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体系，凸显教育功能等做了要求。红色培训和研学是近两年推动红色旅游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瑞金，委员们看到一群“小红军”，他们虽只有七八岁的年纪，但身着红军服装、步伐整齐、口号响亮，大家很关心地讨论起来。委员们认为，青少年是我国未来红色基因的传承者。“饮水思源，要让青少年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结合青少年的特点，比如说实地体验、亲身经历，让他们深刻地从内心感受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艺术品鉴定中心副主任耿东升说。委员们建议，要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颁布为契机，紧扣红色基因主题，加强红色文化传播和建设。充分发挥红色旅游在坚定理想信念、弘扬长征精神、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夯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基础，提升长征红色旅游品牌影响力，促进长征文化核心价值的发掘与表达，推进红色正能量传播。一路考察各地红军长征纪念馆看来，委员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陈列馆的展陈方式不太适应现代青少年的需求。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先进理念、增强展馆展陈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许多陈列馆需要解决的问题。委员们建议，展馆要借鉴声光电的运用，利用VR、大数据、AR地图导航、虚拟导游等现代科技手法，提高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利用，增强展陈内容的时代气息，改变陈旧的“照片+展柜+文物”老三样手段，多研究青少年心理，通过亲历式、体验式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创新。“应该多采用现代化技术进行场景还原，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如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遵义会议、猴场会议，以及红军抢渡于都河、四渡赤水等情形，而不是边参观建筑和场景、边听讲解。”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刘广建议。“人们到博物馆去，其实都希望拿一些小册子回家。”耿东升委员补充道，“可以印制一些精美的资料册，既可以作为收藏，又能让观众从纸质上了解博物馆的大致内容，印象更深刻。”为了深入了解考察背景，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带着《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党史》等一箱子资料，途中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提问，记了30多页日记。贺云翱委员是参加过6项世界遗产申报的学者，刘奇葆副主席与他讨论起了为长征历史文化遗产申遗的事情，贺云翱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他说：“这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文化推广的过程、一种文化价值的宣传，也是世界级文化品牌的塑造，能够把一个民族的独特创造变成一种世界人民共享的价值。”许多委员表示认同，认为从展示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讲，推动长征历史文化遗产申遗非常有价值。目前，长征文化线路申遗还存在一定困难，其原因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些偏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提出，对于长征精神的传承和传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否可以请外国专家参与？”曾成钢委员提出了他的设想：“他们参与建设后，再通过他们的嘴宣传出去；抑或是组织外国留学生走红军长征路。”他认为，红军的长征作为不可复制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革命实践，可以通过中国独特的美术形式，给外国人一些直观感受，以他们听得懂、能接受、感兴趣的方式进行宣传。树木如春、风景如画、公路如织，长征沿线城乡的现代化发展，与当年长征的历史图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觉震撼。委员们了解到，2018年两省红色旅游接待游客共计超25亿人次，综合收入超2000亿元，革命老区群众生活发生巨大变化。“老区脱贫攻坚后，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深受震撼，我想这也是几天来大家的共同感受。”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佳义感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四个自信”。委员们建议，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助力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加大长征红色旅游线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实现规划线路的全程贯通，强化红色旅游景区公共服务设施、提质升级等方面的投入，提升讲解员整体素质和水平，吸引和鼓励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长征红色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与经营。选取长征红色旅游资源集聚区，依托地域特色资源开展试点，不断丰富红色旅游产品内涵，更好引领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助力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从于都到瑞金，从猴场到遵义，伟大的长征精神感染着视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大家对今后更好地为国尽责、为民履职有了前进的不竭动力，表示要把这次视察的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动力和使命担当，在新长征路上作出更大贡献。视察团成员名单团长刘奇葆 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团长刘佳义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修福金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原副主席成员王国强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香港金城营造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王林旭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民族文化宫副主任、文化总监、民族画院院长刘 广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俞金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贺云翱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大众考古》杂志主编耿东升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艺术品鉴定中心副主任曾成钢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江善 新华社领衔记者（司局级）、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国情与战略中心研究员陈 力（女） 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所正师职研究员记者：李冰洁编辑：魏芯蕊

开栏的话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即日起，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设“抗美援朝 保卫和平”专栏，重温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光辉历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志勇报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9月底，南部某海域，风急浪高，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航渡演练。“志愿军战歌连”的官兵高唱战歌，雄壮的歌声回荡海天。70年来，每逢重大任务，“志愿军战歌连”都要重温《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志愿军战歌产生在抗美援朝一线，歌词作者是志愿军炮兵1师第26团5连指导员麻扶摇，一位普通战士。1950年夏天，5连开赴鸭绿江边整装待命。连队召开了表决心大会，几个班的决心书上都写着“保卫和平，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家乡”，有的战士说“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有的喊出“打败美帝野心狼”，整个会场壮怀激烈。新中国刚刚成立几个月，鸭绿江前沿还没有通电。麻扶摇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整理战士们的豪言，大会上那些誓词一一浮现。他将战士们对侵略者的憎恨、对正义的捍卫、对家乡的热爱写进一首诗里。东方破晓，麻扶摇完成了作品。这首来自前方的诗，迅速在志愿军战士中传开。正在炮兵部队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其撰写的战地通讯中引用了这首诗作为开头。那时，陈伯坚还不知道诗的作者是谁，只是记下：“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1950年11月26日，音乐家周巍峙在《人民日报》看到这首诗当天就给它谱了曲，并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为暂定歌名，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不久，一家杂志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为题刊登了这首歌词。看到“战歌”一词，周巍峙眼前一亮，便将这首歌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1951年4月5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时唱歌的通知，正式称这首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响彻朝鲜战场，响彻祖国大地，激励着志愿军英勇杀敌，鼓舞着全国人民踊跃支前。回望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美国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陈列着一段有航炮弹孔的铁轨，这是原临江铁路机务段火车司机徐国臣珍存的。1950年8月27日上午，徐国臣正在临江站内给机车上煤上水，天空忽然飞来4架美军飞机，对站内机车和设备疯狂投弹扫射。为抢救机车，徐国臣左手4个手指被航弹打断，只剩下大拇指，手掌上的皮肤翻长在手背上，好像是一个带疤的肉瘤。无辜的中国百姓死伤惨重。辑安县桦树甸子农民于秀庭赶着牛车回村，美国飞机射出的子弹从他的背后穿过前胸，右臂被打掉，当场死亡。据统计，1950年8月27日至11月19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军出动151批次、上千架次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肆无忌惮地进行侦察、轰炸，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从10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青岛、烟台等，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外敌来犯的严峻考验。那时中国一穷二白，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工农业生产总值仅有100亿美元，物资极度匮乏，我军基本上是步兵和少量炮兵，海军空军尚处初创，武器装备相当落后。而美国却是世界头号强国，工农业生产总值达2800亿美元，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最艰难的决策。“正是因为面临的困难太多太大，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4日下午和5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齐德学说，在反复研究、讨论、权衡的基础上，10月5日，党中央最终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战歌响起，英雄的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用一次次卓绝胜利，把侵略者从鸭绿江、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则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不信邪、不怕压、不惜流血牺牲，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立国之战。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蒙受一百多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新中国首战就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打出了中国人不可撼动的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和自信，也推进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无比自豪地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马寅初先生晚年时，曾回忆起1950年10月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期间激动人心的一幕：当中朝军队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整个会场沸腾，与会几十个国家的几千名代表振臂高呼：“毛泽东万岁”“新中国万岁”，时间竟长达10分钟之久。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1954年3月，在全国开展的群众歌曲评奖工作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获一等奖。为了给词作者发奖，有关部门辗转查找，终于找到了麻扶摇。从此，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由“志愿军战士”改署为麻扶摇，麻扶摇所在的5连也由此得名“志愿军战歌连”。“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只是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激情。”麻扶摇后来谈起这首歌词时说，“词虽然是我写的，但反映的是部队指战员当时的心声，也是全国人民当时的心声。即使我不写，别人也会写出来。”2019年1月20日，麻扶摇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去世前两年，“志愿军战歌连”全体官兵给麻扶摇写了一封信：“在志愿军战歌中，我们感受到您和您的战友们当年慷慨激昂、浴血奋战的意气风发，感受到一代代战歌连人斗志昂扬、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麻扶摇给战歌连官兵们回了信，他写道：“战歌是志愿军的歌，是英雄的歌，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要让战歌文化滋养我们的干部战士健康成长，让战歌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不断鼓舞我们奋勇前进。”来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流程编辑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