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历史研究

提要: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晋察冀解放区的军事局面一度十分被动，大同久攻不克，又连失承德、张家口等重镇，部队损失巨大、组织混乱、士气低落。朱德、刘少奇到晋察冀后，从组织领导、思想观念、部队建设、后勤保障等诸方面查找原因，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整顿。二人从改组领导机构、重建晋察冀野战军入手，并跟随重组的野战军进行具体指导，使野战军不断打出胜仗。晋察冀军区自清风店战役起重新获得主动，通过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将这种主动和优势保持了下来，从根本上扭转了晋察冀被动的军事局面。1946 年底到 1947 年初，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军事形势陷入极被动的局面: 大同、集宁之战刚刚失利不久，张家口又被攻占。随后，国民党军“重新占领了平汉铁路北段，又侵占了察南地区”，企图“深入晋察冀腹地，占领要点，封锁关隘，把我军( 指解放军———引者注) 主力困在山区，进而包围歼灭”。[①]为打开局面，在撤出张家口之后，晋察冀部队转战保定南北，先后进行了易满、保南等战役，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有些仗是在被动情况下打的”，“还没有完全掌握主动，摆脱被动”。[②]相较于中共领导下的其他解放区，晋察冀的军事工作显得尤为落后。代理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小河会议上总结一年来的战绩时指出: “我军各区成绩次第为: 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晋察冀。”[③]晋察冀居然落后于面临数倍敌人艰难转战的陕甘宁，着实出人意料。1947 年春，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朱德和刘少奇带领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在深入分析局面被动的原因之后，朱德、刘少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局面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根本扭转，并于年内解放了石家庄，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为中共在解放战争中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对这一转变过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对此有简要记录，承认一些战役未能达到预定目的，“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④]，但并未就此深入和展开。曾服役于军事科学院的历史学者茅海建、刘统也认为《战史》“对于解放军战史中的经验教训，似过于惜墨”。[⑤] 其余研究则多从朱德对晋察冀军区工作指导的角度，从正面强调朱德所做的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则探讨不多。[⑥]时任晋察冀解放区党、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对此也有不少的回忆，但内容多经过回忆者的主观筛选，“过五关斩六将”的叙述多，“走麦城”的叙述少。[⑦] 这倒未必是当事人讳言失败或不足。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再回望过去，对胜利的印象更加深刻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拨开历史的迷雾，将被人有意无意遗忘的细节补入历史，探究晋察冀军事局面一度被动的原因，并考察随后发生的巨大转变，实有必要。一、陷入被动: 解放战争初期的晋察冀战局1946 年早春，中共曾乐观地预计: “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已经到来了。”[⑧]但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严峻。至年中，中共认识到: “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 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 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虽然中共此时仍在致力于“争取和平前途”，但为了应对“蒋介石准备大打”，6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电各战略区负责人，作出具体部署。[⑨]对晋察冀，中央明确要求: “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所谓三路，即平汉路石门以北、正太路和同蒲路; 四城，即三路上的战略要点保定、石门( 即石家庄) 、太原和大同。对此基本任务，中央设想: 当国民党军向北进攻承德时，晋察冀应不顾攻承之敌，“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此一战役胜利后，主力西进转入山西方面，“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⑩] 显然，这一任务超出了晋察冀军区的能力范围。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中央意图，晋察冀、晋绥军区决定先在晋北夺取同蒲北段，割断大同、太原联系，再合力攻取大同。但此计划遭遇重大挫折，大同战役未达战役目的。陈诚称中共此役“其失败为各役所少见”[11]。阎锡山认为守住大同不失，“对拱卫平津察绥，实有重大贡献”[12]。对晋察冀而言，局面已相当严峻。在此之前，冀东重镇承德在 8 月 28 日已被国民党军占领。大同攻而未克，作为一座孤城的张家口势必不守。而张家口如有失，中共关内与关外的陆路联络即被切断，不仅影响华北，还将牵连东北，影响全局甚大。国民党军自然也看清了战局，遂集中第十一、十二战区主力对张家口展开东西夹击。晋察冀军区负责人认识到，部队连续作战本已损耗很大，在敌东西对进的情势下，张家口不易坚守，于是向中央军委建议主动撤离。中央军委次日即复电: “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同时，“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 两个团左右) ，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13]这实际上是把原来预定的外线出击改为了内线歼敌。这个调整并不是孤立的。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中共对国共两方的战略、战力等有了基本清晰的认识，在 9 月 16 日向党内发出指示，将两个月之前的设想进行了调整，放弃攻占大城要道，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4]。但高明的战略需待以时日才能显出效果，对张家口来说，此刻已是缓不济急。国民党军于10 月 11 日突入张家口。杜聿明之东北保安司令部所属各军同时由凌源、承德北上、西进，攻占赤峰、多伦、沽源。华北局面急转直下。攻下张家口当天，蒋介石感叹: “张家口为我国北方国防基地，今得收复，不胜感谢天父圣恩，此为一年来朝夕所悬虑之事，至今方得安心也。”[15]在这一星期的“反省录”中，蒋再次重申此战的重要意义: “收复张家口为关内对北最重要，亦为最后最大之难关，一年来寝食不安者，实以此为最甚。”[16]中共军队在长江以南并无优势，在黄河以北则恰恰相反。而在北方，蒋介石此时又认为关内未肃清以前，对东北只取维持现状态度。故此，华北就成为他战略的重中之重。中共在华北所占最大城市张家口被其收复，自然极具标志意义。在他看来，此后似可一鼓作气而至于完全解决了。在这样的判断下，蒋介石一面电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严督所部，兼程南下，勿稍停留，务期一鼓荡平”[17]，一面自信满满地宣布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实际上完全关死了国共之间和平谈判的大门。中共军队撤出张家口之后，“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18]。“军队和地方有些同志有埋怨情绪，甚至骂街; 有的对平绥线的优越条件恋恋不舍，不愿向南转移。”[19]更有甚者，出现“逃亡及久假未归之战士及干部”[20]，以至于晋察冀中央局不得不在 1947 年 2 月底作出关于归队问题的相关决定，通过政治教育和制度规范等多方面举措来缓解此种情况，以鼓舞士气、减少逃亡。部队中弥漫着的消极情绪由此可见一斑。组织的混乱和士气的低糜相互交织，晋察冀部队此时已完全是一副败军之相，如任其发展下去，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正在此时，朱德和刘少奇于 1947 年初来到晋察冀。朱、刘之所以到晋察冀，直接的原因是国民党军对延安发动了进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于 3 月 28 日在子长县做出留在陕北的决定。3 月 29 日晚至 30 日，中共中央又在枣林沟开会，对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行止作了更具体的部署: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 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21]会议一结束，刘少奇、朱德次日即从陕西绥德县石嘴驿出发，马不停蹄地向华北前进，于 4 月 1 日拂晓东渡黄河，先后到达山西临县、兴县等地，又经过静乐、宁武、崞县，于 26 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5 月初，转移至平山县西柏坡村。二、未打成歼灭战: 战局不利的主要原因4 月 27 日，朱德、刘少奇刚到城南庄，便听取了晋察冀中央局的汇报，对晋察冀的工作有了一个大致了解。30 日，晋察冀中央局为中央书记处两位书记的到来召开干部欢迎会。在会上，朱德先从鼓舞士气的角度肯定了晋察冀取得的成绩，接着毫不避讳地指出: “你们最近打了一些胜仗，只是仗打得零碎了些。如何打大歼灭战，你们还没有十分学会。从张家口退出来以后，没有很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并着重强调: “打歼灭战，是红军的传统战略思想。我们历来是靠歼灭战来壮大自己，你们一定要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22]作为一名敦厚长者，朱德讲得十分客气，事实上，“从张家口撤退后，主力转到南面，在保定南北连打几仗，除保南战役外，都是敌人主动进攻。而保南战役，也是在敌人进攻我根据地的态势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反击行动”[23]。但过多指责无益于现状的改变，朱德还是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总结经验教训上。原因究竟在何处? 朱德决定先听听各级指挥员的直观感受。5 月 4 日，朱德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会商，决定分别召集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总结前一段时期作战的经验教训。6 月 1 日，朱德对从各级指挥员处得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加上自己的一些思考，报告中共中央: “野战军组织头重，尚未脱离抗战时期游击队地方军范围，后方庞大，出征人员少，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上级指挥不好，自张家口退出后，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供给补充也是紊乱的，撤张家口后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又加以在建立生产运动口号下，各自为政，团以上的各级机关，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的关系也不好。”但总的说来，“部队成分是很好的，干部也是好的，有红军传统，战斗经验多，技术也相当的好，惟战术一般的差，上级指挥，各级都不满意”。[24]在这份报告中，朱德主要指出了晋察冀军区存在的作战部队不精干、领导指挥不称职、供给紊乱、战术差、纪律坏等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条都足以威胁到部队的战斗力，只一点做不好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更何况是兼而有之。晋察冀军区没能打出歼灭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没打出歼灭战，一来己方消耗大，二来敌方有生力量得以保存。不仅如此，因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靠取之于敌，没有歼灭也就没有补充，自然是越打越糟糕。但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各问题均有根源，由来已久，且相互交织。只有把它们一一分析清楚，才能对症下药，以求解决。晋察冀军区的这些问题可以追溯至和平思想影响下的大量裁军和备战不足。1946 年初，中国的政局出现短暂的和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晋察冀军区在 1946 年的三四月和五六月间对部队进行了两次整编。第一次整编时，第 1 纵队由 9 个团缩编为 6 个团，冀察郭天民、刘道生纵队合编为冀察纵队，冀中杨成武、黄寿发纵队合编为冀中纵队，冀晋陈正湘、赵尔陆纵队合编为冀晋纵队，冀东、热辽纵队番号撤销。第二次整编时，冀察纵队第 8 旅、冀中纵队第 11 旅番号撤销，冀察纵队改称第 2 纵队，冀中纵队改称第 3 纵队，冀晋纵队改称第 4 纵队。[25] 总括地算起来，“晋察冀军区当时复员转业了约 10 万余人”[26]，兵力减少为原来的一半。结果，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察冀军区兵力明显不足。受和平思想影响，晋察冀军区在军工生产和部队训练方面也做得不够。在军工生产方面，“那时在宣化建设一个酸厂，建设一阵，听说用不得”，“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就连手榴弹、迫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一些”[27]，甚至“有的兵工厂炮弹也停产了”[28]。在训练方面，虽然“练兵是当时中央指出的中心任务之一”，但晋察冀“没有抓紧，兵也练了，可是没有认真的练，而且训练内容也有些不对头”，“干部也没有很好准备”。[29]战争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而晋察冀军区在人力、物力上都没有做充分的准备，无疑给下一步作战埋下了隐患。除了受和平思想的影响，对战局最大的影响来自领导指挥方面，以致“上级指挥，各级都不满意”。刘少奇亦评价: “过去之所以搞成那样糟，主要也还是一个领导问题。”中央局的威信不高，“其原因并不是人事问题，而是工作问题，而是中央局内部的团结问题”。[30] 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的萧克坦承: “战前领导上思想的缺陷，对战争的影响很大。”[31]萧克的说法似失于笼统。具体地看，所谓“领导思想上的缺陷”，除领导班子对全面内战爆发思想准备不足以外，主要的还是刘少奇所指出的“团结问题”，即晋察冀中央局和野战军中不同程度的不团结现象。这在朱德、刘少奇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整改所关照的重点上可看出些许端倪。在晋察冀野战军领导班子调整后，朱、刘相继与新班子成员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将“团结”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来强调。朱德对杨成武提出了 12 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团结”，刘少奇同样“特别强调了野战军领导的团结问题”[32]。由此可以想见，前一时期存在的各种不团结问题对部队影响至深至大，才会让两位书记处书记如此重视，反复叮嘱，以免重蹈覆辙。但是，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不团结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更多的属于无原则的纠纷。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刘少奇在对晋察冀土地会议代表团的谈话中谈起这个问题: “好多人说这里内部斗争很激烈，但未发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未发现两种原则的争论。”无原则纠纷对各项工作的损害同样是巨大的: “长期陷于无休止的、原则性很少的、带宗派性的争论中，扯不出脚来。这种争论使党不能团结，坏极了，害处极多，不正派，使大家没心思去做工作，瓦解党，丧失党的威信，破坏党的威信。”[33]不仅如此，领导班子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就难免互相不服气，进而互相不配合，出现令出多门的情况，让下级无所适从，从而各行其是，破坏集中统一。不仅领导层存在思想和工作方法的问题，部队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最主要的是没能及时完成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利用铁路、碉堡等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八路军、新四军不易集中进行作战，故多采用游击战的方式。但长期处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也给部队建设带来了弊端，使得部队长于分散而短于集中。对于集中起来大踏进退，周密协同地进行运动战，部队既无经验，更缺信心。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与国民党军差距不小，运动战对中共而言才是最佳选择。而运动战的要诀就在于在快速运动中寻找战机，主动出击，觅得敌人的弱点，并集中力量打击之。但正如朱德所指出的，晋察冀军区很多仗都是被动打的，主动性既不足，预见性也欠缺。罗瑞卿对此有一段切中肯綮的总结: “缺乏全盘的考虑情况，充分地调查与研究也嫌不足，因而在战役过程中，敌我双方可能发生些什么变化也就不能有很好地预见和预计。这个战役结束了，下一篇文章该怎么做，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眼睛不能看远一点。这样一来，就容易被局部情况所左右。哪个地方敌人局部的动了一下，我们就跟着动，缺乏坚定不移的方针。”[34]此可谓当事人痛定思痛之后的真知灼见。部队的游击特征还体现在纪律方面，因长期游击战而沾染的游击习气仍在晋察冀的部队中存在。抗战胜利以后，晋察冀军区的正规军是由地方部队整编而来的。“他们从四百( 应为‘面’误———引者注) 八方汇拢成一支几万人的纵队，在进军中才把便衣换成军装，并补充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调整了步枪口径，批判了不肯离开家乡的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号召大家树立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但是，去掉游击习气，不是靠突击就能解决问题的。要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游击队有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然而再好的游击队也还是游击队。”[35]和平思想的存在导致晋察冀军区领导人对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从而轻视了部队正规化训练。未及去掉游击习气，大军便仓促投入战斗，纪律松弛、军政军民的关系不好也就在所难免了。再一个重要原因是初战没打好，导致兵力损耗、补给短缺和士气低落。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同时担任大同战役前线指挥部政委的罗瑞卿认为: “初战没有打好。初战往往对战争全局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先搞个硬钉子，拿大同，没有先打弱的，后打强的。”[36]“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 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 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 ，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 ”[37]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观之，当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的夺取“三路四城”的目标显然太大了。虽然作战的指导方针随着时局的发展作出了调整，但最初规定的任务超出了晋察冀军区的能力范围之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萧克事后总结认为，不利局面的形成，首要的原因就是“机械地执行夺取‘三路四城’的方针”。他说: “从当时的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是不适当的。首先打大同，更是失策; 大同久攻不下，又不撤围，就更被动。”[38]事实确如萧克所言。但大战刚起，双方都还处于试探和侦察的阶段，目标过大或过小都不足为怪。相比中央的指示，第一线指挥员对中央意图的理解、对当时敌情的分析和判断、对兵力的合理部署、对战术的灵活使用同样关键。目标过大的问题并非晋察冀独有，其他解放区也存在，但如大同战役这样的失败则未见。另外，在具体战术、技术运用上，晋察冀军区也存在诸多可改进之处。例如，“战役组织上失掉突然性”，轻敌，“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兵力不是绝对优势，且战斗力不算强……形成旷日持久，在外围拖起来”，以及“部队打大城市的经验没有，有些部队打小村镇的经验亦不够”，等等。此外，军区还存在“两战略区领导思想上不完全一致与部队行动上不够协同”等问题。[39]可见，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野战军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缺陷，部队向运动战转变迟缓以致缺乏主动性、突然性，在思想和战术上对运动战、歼灭战准备不足等，共同导致了解放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而在初战的选择上不慎重，更加剧了这种失败。当然，除了这些因素，朱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野战军组织头重、后方庞大、供给补充紊乱等问题也是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三、整顿的切入: 改组领导机构朱德、刘少奇对晋察冀军区的整顿，首先从改组野战军领导机构开始。朱德解释说: “军区指挥机构对野战军各纵队的作战指挥还不完全适应; 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各有自己的后方。对伤员的治疗、俘虏的训练以及后勤供应等问题，均为各自办理，缴获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也都需要各自送往自己的后方。因此，后方庞大，战斗人员少、头重脚轻，不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决定组建野战军，成立野战军的领导机构，加强野战军建设，使之成为一个有力的‘拳头’。”[40]朱德这段话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重建野战军领导机构，二是使后勤保障与野战军作战相适应。此前，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晋察冀野战军曾几经变动。如果此时能迅速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野战军领导机构并使之发挥作用，成为一个有力的“拳头”，无疑将成为解决难题的有力切入点。此举既能更好地贯彻整体战略方针，又能在战役战术指挥上有所改进，一新广大官兵耳目，消除不满情绪，从而提高士气、振奋精神，并带领部队打出更多胜仗，带来一系列积极变化。5 月 31 日，朱德和刘少奇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以杨得志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以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以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负责全权指挥晋察冀野战军”[41]，并以耿飚为参谋长。细察这一人员搭配，不难看出朱、刘二人之苦心孤诣。杨、罗、杨、耿四人较强的工作能力自然是二人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除此以外，四人之间有着长时间较好的工作关系，相互配合到位，团结搞得好，当是朱、刘为清除前期领导班子不团结之消极影响的主要着眼点。其中，罗瑞卿是杨得志和杨成武的老上级，罗瑞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 11 师政治委员时，杨得志任该师特务连连长; 罗瑞卿任中央革命根据地 1 军团保卫局局长时，杨成武是罗瑞卿的下属。杨成武和耿飚是红 4 团的老搭档，当时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治委员。在红 1 师时，两人又在一起工作，结下了较深的战斗友谊。杨得志所在的红 1 团与耿飚、杨成武所在的红 4 团在长征途中彼此也配合得很好: 突破乌江时，红 4 团在上游，红 1 团在下游; 抢渡大渡河时，红1 团在水面强渡，红 4 团则全力夺取泸定桥。这种在血与火中结下的战斗友谊让他们比一般人有着更深的信任和默契，对团结带领晋察冀野战军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样的人员配备显然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朱、刘也透露: “上述提议经我们与聂、萧、罗分别谈话，在数日考虑之后，又经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一致赞成和同意。”[42]6 月 2 日，中央同意了朱、刘二人的提议。野战军指挥机构恢复，除杨、罗、杨、耿外，野战军下辖第 2、3、4 纵队和炮兵旅。对各纵队的指挥者，朱德、刘少奇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在重建野战军指挥机构的同时，他们对各纵队指挥员作了调整: 第 2 纵队司令员郭天民调离，陈正湘由第 4 纵队调第 2 纵队任司令员，第 4 纵队司令员由曾思玉接任，原由杨成武担任的第 3 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郑维山接替。其中，郑维山原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中央局本拟调其主持新四军第 5 师工作。刘少奇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主持者刘伯承、邓小平并报告中共中央: “从中央任命杨得志为此间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为第一、第二政委后，两杨离开纵队工作，各纵队干部配备确有若干困难。资格老者，两杨感觉难于指挥，而能为两杨在工作上合作者，此间确难物色。”为此，刘少奇建议: “两杨既请求以郑任纵队司令，为减少两杨组成此间野战军困难起见，我意以同意杨、罗提议留郑维山任此间三纵队司令为宜。”[43]名为建议，实为恳切之挽留。数日后，朱德、刘少奇又联名致电中央军委: “此间野战军纵队以上干部配备业经杨、罗、杨提议经中央局请求任命，望中央迅速考虑答复。”[44]留郑维山主持第 3 纵队之迫切心情跃然纸上。组建了团结有力的野战军指挥机构，加上精挑细选的纵队一级干部，晋察冀野战军已开始展露新的气象。诚如毛泽东总结多年革命经验后所言: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5]干部选配得好，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为适应野战军重建后可能面临的作战方式的转变，使其能切实做到轻便灵活、快速机动，朱德、刘少奇又调整了后勤机构，力求后勤力量编组合理、配置适当、保障有力。这也是部队向运动战转变的必然要求，是部队建设向正规化发展的必要一环。其主要举措是建立军区后勤部，“统一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脱去后方勤务工作，割去大尾巴，不做生产，商店归公”[46]。上述调整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化: 一方面，减少了后勤人员，增加了作战人员，使“头重脚轻”的问题得以改善; 另一方面，后勤统一起来，便于后勤工作专业化，也便于后勤力量在军区范围内统筹使用，提高了后勤保障效益。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在原来后勤机构分散、各自保障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与严格的标准，“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不仅如此，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团以上的各级机关，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的关系也不好”。建立统一军区后勤机关，对克服上述缺点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四、清风店战役: 战局初步好转重建野战军，建立军区统一的后勤机构，只是为打胜仗奠定了基础。想要在战场上取得实实在在的胜利，还需要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从思想上、战术上、技术上各个方面逐渐转变。但是，从被动应战转为主动出击，从击溃战到歼灭战，需要指挥员敏锐、果敢地捕捉战机，需要部队上下齐心，以高昂士气不惧艰苦大踏步进退，还需要灵活的战术和充足的保障，转变实非短时间内可以轻易实现。朱德在 7 月 11 日向中央报告时即认为: 晋察冀的军事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方向是拨正了，督促进行并非易事”[47]。真正的转变，需要在实战中一点点地实现。“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关成立起来后的头一仗是大清河北战斗，这一仗演变成清风店战役，消灭敌人一万七千多人，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48]晋察冀野战军在这一仗中实现了向打歼灭战的初步转变。9 月初，经过休整的晋察冀野战军发起大清河北战役。这一仗有得有失，得在歼灭对方五千余人，和前期作战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成绩，失在野战军自身消耗和损失比较大，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是，一些积极因素已悄然显现，给人以大的鼓舞，其中最主要的是部队士气已渐趋积极昂扬。9 月 23 日，朱德、刘少奇向中央军委报告: “此次士气极旺，干部之具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这一变化来之不易，朱、刘二人决定趁热打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力争将涨起来的士气巩固住，将野战军领导的威信树起来。两人计划: “朱拟去野战军再整理一时期，随同杨、杨等打一二个好仗，将野战军树立起来。”[49]这一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 过早，则士气还没有起来，不能乘势而上; 过晚，可能因为战绩不理想导致官兵对新领导的怀疑泛滥起来，局面也可能由此再度转坏。寻找有利战机并不容易。此时，国民党军队以相对集中的兵力驻守在北平、天津、保定三个互为掎角的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原定的作战计划是围城打援，以迅猛的动作围攻在北平以南、保定以北的平汉路要冲徐水，引敌救援，从而在运动战中消灭援军。这个战役计划摆脱了被动应付，与刚退出张家口之后的几仗相比，突出了主动性。另外，野战军司令部对于不利情况也作了充分预想，假使援军从几个方面一齐压上来，“予以相当杀伤后，诱敌西进，迫敌分散，然后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他们”[50]。在作战准备上，晋察冀野战军也比先前更为缜密和充分。出乎野战军司令部意料的是，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所属第三军( 军长罗历戎) 此时却突然从石家庄北上，企图对晋察冀野战军南北夹击，将野战军聚歼于徐水周围。战局的变化既突然又重大! 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三人在行军途中得知罗历戎部北上的消息，就地铺开地图，研究起作战方案。三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清风店地区是理想的战场。在战争中，如果能按照己方设定的战场展开战斗，自然在态势和力量上有优势，胜算也大。但此时罗历戎所部离预定作战地域只有 90 多华里，而晋察冀野战军由于此时正欲北上并西进，队伍拉得长，离清风店地区最近的也有 150 多华里，远的甚至达到了 250 多华里。能否捕捉战机，化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 敏锐而果敢的三人当机立断，决定奔赴清风店，围歼罗历戎。[51]改组后的野战军司令部不愧为精干高效的指挥班子，“从接到军区电报，到做出最后决定，一共才花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52]。这一决心的快速下达实为全战役的枢纽所在。事后的战役总结认为: “战役发起后，石门第三军北上增援，当时野司能根据情况之变化于接获军区打三军命令前，即机动急调主力星夜南下直奔预定战场( 望都、方顺桥间) ，为决定此一战役胜利之主要关键。”[53]在路程普遍比对方远一倍的情况下，司令部敢于做这样的决定，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经过大清河北战斗，对部队战斗力和精神状态有了充分自信。第二，改组整顿后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强大支持。事实也证明了司令部决策的正确。在野战军南下的路上，“大路上每隔五十公尺左右就有一口大缸，缸里分别装的是开水、带枣的小米稀饭、加了糖的玉米面粥。为了保温，有些大缸外面包上了厚厚的棉被”。“缸与缸之间是临时架起的锅灶。锅里贴着当地老乡爱吃的玉米饼子。”[54]高昂的士气加上有力的保障，野战军在一个昼夜急行军 200 余里，抢先占领有利作战位置。经过激战，晋察冀野战军全歼罗历戎所部第三军，活捉了罗历戎，取得完胜。总结这一仗，杨成武认为: 胜利是因为“全军自上而下贯彻了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与作战方针”[55]。晋察冀野战军的转变，首先体现在思想上主动求战，敢于出击，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在此基础上，部队在战役、战术上更加突出主动性，通过调动对方和大踏步的进退，把主动性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创造出有利战机，一举而歼灭之。耿飚也有相似的体会，他说: “用‘运动’来引诱、分散敌人，以创造歼敌条件。一旦条件形成，就机动灵活，及时捕捉战机。”[56]总括地看，两人都强调了“主动”和“机动灵活”的作用。这与之前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著名党史学者金冲及在《朱德传》中言简意赅地评价道: “如果没有从上到下地普遍确定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如果野战军没有几个月来在实践中得到的锻炼和切实的整理补充，如果没有统一而有效的后勤供应以及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即使出现战机也未必都能抓住，这次大歼灭战是不可能出现的。”[57]此可谓直指问题要害，道出了取胜的关键所在。五、攻克石家庄: 夺取大城市之创例10 月 22 日，也就是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聂荣臻等即提出“乘胜夺取石门”的建议。次日，朱德、刘少奇也向中央军委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同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攻打石门。打石家庄成为上至中央军委下至野战军的共识。以石家庄的重要性而言，中央军委早在 7 月初就有了组织石家庄战役的想法，但到 10 月下旬条件才成熟。聂荣臻曾深有感触地说: “这一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从指导思想上说，是摘下了一颗成熟的果子。果子没有成熟，也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硬要去摘，结果不但摘不下来，还要吃亏。解放战争初期的攻打大同，以及在这之前的围攻归绥、包头，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果子熟了，你不去摘它，那也是错误的。对石家庄的进攻，就正是时候。”[58]准确把握作战时机，也是晋察冀军事工作逐渐向好的一个重要表现。决心既已下定，胜败取决于战术的运用。在这一点上，晋察冀野战军在整顿前后表现大大不同。对最为关键的指导思想———攻坚、打援何者为主，中央军委本已明确要求: “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59]朱德也指示野战军: “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60]可见，中央军委和朱德并未把攻坚作为唯一战役目的。可即便如此，晋察冀野战军仍以很快的速度攻克石家庄，足见其准备之充分、战术运用之成功。与此相较，在此前的大同、集宁之战中，战役指挥部虽然战前也认识到“攻坚、打援，是这一战役密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61]，但是战前只对大同攻坚确定了明确的部署，对于打援，“只确定了打点阻援的方针。没有预定打援的战场，没有做出打援的具体部署”[62]。两相对比，晋察冀野战军在思想和战术上的进步不言自明。野战军的充分准备和成功战术集中体现在攻城战斗中。石家庄守备森严，从外到内共有三道防线，攻下绝非易事。国民党军甚至宣称: “石门是城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国军凭着工事可以坐打三年! ”[63]针对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朱德简明扼要地指示旅以上干部:“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战，要勇敢加技术。”[64]这是一条十分凝练的概括。勇敢靠士气，技术则主要指炮兵、工兵的应用。朱德在这几个方面下了很大工夫。10 月 27 日，刚到晋察冀野战军驻地，朱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炮兵部队，并强调炮兵的重要性: “炮兵很重要，为步兵开辟道路，可以减少伤亡，炮不打，口不开，打开缺口可以胜利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随后，朱德还具体讲解了炮兵战术: “在战术上要注意，接近敌人要秘密，打炮时要猛，要突然，火力齐整集中，集中里面还要再集中，还要注意运用不同地形实施射击，不打则已，一打就打得猛，打得准，打得狠。步、炮协同好，胜仗不断打。”[65]30 日，朱德又在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炮兵、工兵会议上讲了工兵使用的问题。他极为重视这些工作，视其为战役成败的关键所在。11 月初，朱德又专门致电聂荣臻等: “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66]强有力的指挥必须和晋察冀部队自身的变化结合起来才能起到作用，两者缺一不可。经过清风店战役的锤炼，晋察冀野战军已一扫往日颓势，“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大搞军事民主，开展了一个‘提困难，想办法’的群众运动，发挥从清风店战役中补充的解放战士的积极性，让他们介绍石家庄敌人的设防情况，大家共同研究接近和通过市沟、破坏电网、穿过马路、爆破地堡以及对付敌坦克、铁甲车的办法”[67]。针对其中的关键环节，部队还反复进行了演练。火热的场面反映的是思想的变化和士气的高涨，野战军已变得十分积极主动。在准备工作方面，“准备的兵力很充足，相当于敌人的 4 倍，既准备攻坚，又准备打援，甚至准备以打援为主; 物质条件的准备也很充分，有充足的攻城器械，准备的炸药和炮弹都没有用完”[68]。除了兵力和物质上的准备，精神准备、纪律准备、动员准备也十分到位。比如，战斗精神方面，“战士都打得很坚决，就是失掉联络，也能到别的连里参加作战，同样勇敢、听指挥。打街市战时，上级指挥有时达不到，就靠班长，靠战斗小组长，靠各自为战”[69]; 而在动员方面，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即“集中了一万一千多民兵，八万二千多民工和万余副担架、万余头牲口、四千多辆大车”[70]。结果，仅用时一星期，晋察冀野战军即攻克石家庄。拿下石家庄，意义非比寻常。石家庄处于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叉口，位置十分重要。占领石家庄以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的战略环境即时大大改善。对晋察冀军区而言，这次战役是一个先例，是一个质的飞跃。“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在心理上，经石家庄一役，两军对战争的信心上出现明显的此消彼长。对国民党军而言，“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怕得很厉害”。对中共军队而言，“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可以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及许多象石家庄这样的城市”。[71]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晋察冀的军事局面实现了根本的转变，从处处被动一跃而“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并因此获得“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的赞誉，[72]充分说明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作战水平和晋察冀解放区整体工作的提高。战争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作战部队要勇猛且懂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此相关的各方面工作均需密切协调、高效运转。清风店战役的胜利说明晋察冀的军事局面已由被动扭转为主动，拿下石家庄更检验了晋察冀以打仗为中心的各项工作。这绝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败或一座城池的得失那么简单。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朱德、刘少奇在组织人事、官兵思想、战略战术、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对晋察冀军事工作的整顿，得益于晋察冀中央局主持下各项工作的相互配合，得益于以野战军领导班子为代表的广大官兵的精诚团结和英勇善战，得益于军区后勤部的有效组织，更得益于民众的全力支持。局面已经好转，胜利已经取得，尽管以后的工作还将遇到困难，但积极向上的势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逆转，并渐臻稳固，为下一步更大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来源：《苏区研究》2020年04期)[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45 页。[②]《聂荣臻回忆录》，第 648 页。[③]《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 1947 年 7 月 21 日)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2—233 页。[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8 页。[⑤]曾业英主编: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2 页。[⑥]主要论文有姜铁军: 《试论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军事历史》2007 年第 1 期) ，朱舒坤: 《“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朱德对石家庄战役的指导》( 《党的文献》2017 年第 2 期) ，丁建同: 《朱德在中央工委时期的主要贡献》( 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全国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纪念朱德同志诞辰 120 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00—309 页) 。[⑦]回忆录中比较重要的有: 《聂荣臻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耿飚回忆录( 1909—1949) 》《张宗逊回忆录》《郑维山回忆录———从华北到西北》《光辉的足迹: 华夏名将陈正湘》。[⑧]《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1946 年 2 月 1 日)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2 页。[⑨]参见《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 1946 年 6 月 19 日) 、《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 1946 年 6 月 22日) 、《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 1946 年 6 月 24 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7—278、283—284、292 页。[⑩]《国民党大打后晋察冀军区的基本任务》( 1946 年 6 月 28 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305—306 页。[11]《陈诚军事报告》( 1946 年 10 月 13 日) ，转引自蒋永敬: 《蒋介石、毛泽东的谈打与决战》，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123页。[12]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 6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2252 页。[1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 1946 年 9 月 18 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487、488 页。[14]《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6 年 9 月 16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97、1199—1200页。[15]《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67) ，台北“国史馆”2012 年版，第 279—280 页。[16]吕芳上主编: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 8 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 2015 年版，第 509 页。[17]《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 67) ，第 286—287 页。[18]《关于晋察冀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1947 年 6 月 1 日) ，《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92页。[19]《萧克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5 页。[20]《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归队问题的决定》( 1947 年 2 月 26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 第二辑) 》第 2 册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1963 年版，第 891 页。[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8 页。[22]《朱德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欢迎会上的讲话》( 1947 年 4 月 30 日)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朱德传( 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16 页。[23]《萧克回忆录》，第 310 页。[24]《关于晋察冀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1947 年 6 月 1 日) ，《朱德军事文选》，第 591—592 页。[25]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26 页。[26]肖克: 《忆张家口地区保卫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第 39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6 页。[27]《罗瑞卿同志关于晋察冀边区战局的分析》( 1947 年 4 月 1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 第二辑) 》第 2 册下，第 1072 页。[28]肖克: 《忆张家口地区保卫战》，《中共党史资料》第 39 辑，第 66 页。[29]《罗瑞卿同志关于晋察冀边区战局的分析》( 1947 年 4 月 1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 第二辑) 》第 2 册下，第 1072 页。[30]《刘少奇在听取彭真、聂荣臻汇报后的讲话》( 1947 年 12 月 10 日) ，记录稿。[31]肖克: 《忆张家口地区保卫战》，《中共党史资料》第 39 辑，第 67 页。[32]《杨成武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0—71 页。[33]《刘少奇对晋察冀代表团的谈话》( 1947 年 9 月 14 日) ，记录稿。[34]《罗瑞卿同志关于晋察冀边区战局的分析》( 1947 年 4 月 1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 第二辑) 》第 2 册下，第 1074 页。[35]《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30—31 页。[36]《罗瑞卿同志关于晋察冀边区战局的分析》( 1947 年 4 月 1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 第二辑) 》第 2 册下，第 1073 页。[37]《罗瑞卿传》编写组: 《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3—114 页。[38]《萧克回忆录》，第 310 页。[39]《张宗逊同志关于大同集宁战役总结》( 1946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 第二辑) 》第 2 册上，第222、225 页。[40]《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69 页。[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朱德年谱( 新编本) 》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62 页。[42]《朱德年谱( 新编本) 》中，第 1262 页。[43]《刘少奇致刘伯承、邓小平并中共中央电》( 1947 年 6 月 16 日) ，手稿。[44]《朱德、刘少奇致中央军委电》( 1947 年 7 月 12 日) ，手稿。[45]《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 年 10 月 14 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6、527 页。[46]《关于晋察冀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1947 年 6 月 1 日) ，《朱德军事文选》，第 592 页。[47]《朱德年谱( 新编本) 》中，第 1268 页。[48]《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94 页。[49]《随同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的请示》( 1947 年 9 月 23 日) ，《朱德军事文选》，第 620 页。[50]《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0 页。[51]参见《杨得志回忆录》，第 322—324 页; 《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96—97 页; 《耿飚回忆录( 1909—1949)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08—412 页。[52]《耿飚回忆录( 1909—1949) 》，第 412 页。[53]《保南北( 清风店) 战役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 第三辑) 》第 1 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1960 年版，第 344 页。[54]《杨得志回忆录》，第 329 页。[55]《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121 页。[56]《耿飚回忆录( 1909—1949) 》，第 423 页。[57]《朱德传( 修订本) 》，第 727 页。[58]《聂荣臻回忆录》，第 668—669 页。[59]《攻石门打援兵的部署》( 1947 年 10 月 23 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315 页。[60]《关于石家庄战役的电报》( 1947 年 10 月—11 月)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1 页。[61]《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8 页。[62]《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3 页。[63]《杨得志回忆录》，第 339 页。[64]《朱德年谱( 新编本) 》中，第 1280 页。[65]《朱德在接见晋察冀军区炮兵旅一团排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947 年 10 月 27 日) ，转引自《朱德传( 修订本) 》，第 730 页。[66]《关于石家庄战役的电报》( 1947 年 10 月—11 月) ，《朱德选集》，第 212 页。[67]《杨成武回忆录》下，第 126—127 页。[68]《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战史》编写组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9页。[69]《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战史》，第 199 页。[70]《杨得志回忆录》，第 342 页。[71]《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1947 年 12 月 1 日) ，《朱德选集》，第 220 页。[72]《关于石家庄战役的电报》( 1947 年 10 月—11 月) ，《朱德选集》，第 212 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回归和发展，中共抗战史研究开始真正起步，并在平稳中向前推进。进入新世纪，因对外学术交流的持续、跨学科方法的引入、研究方法的更加多样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中共抗战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于篇幅和个人学力所限，本文仅选取研究进展较为显著的几个专题择要介绍，以展示新世纪以来中共抗战史研究的进步和新趋势，期待能为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贡献些微之力。一、关于中共抗战军事战略与军事史的研究军事战略无疑是中共抗战的核心议题，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相较于既有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中共抗战战略方针的提出与转变、作战阶段的划分与重大战役的争论，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更加关注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形成基础和过程、军事战略的传播和贯彻实践以及抗日武装的具体创建路径等。第一，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形成与传播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持久战理论的系统阐述，体现在他1938年5月相继推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个文本中。毛泽东为何在这个时间点提出他的抗战军事战略思想？有研究指出，1938年前后华北的特殊形势，特别是1938年初中共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获得的意外发展，是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坚持山地游击战到下决心向华北大平原发展的关键因素。平原游击战的提出，是中共持久抗战理论形成的最后关节。还有一个因素与之前毛泽东感到军事理论知识准备不足直接相关。毛泽东之所以坚持游击战争必能挫败日本这一论断并详加论证，其真正目的是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①]中共的抗战军事战略，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中。针对世间借“持久战”非毛泽东首创而质疑《论持久战》价值和意义的声音，有研究着重探讨持久战思想的渊源流变，强调毛泽东从来没有自认为提出了持久战；《论持久战》的价值在于论述而非提出持久战，其中也包括审视评议前人的持久战思想言论；红军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中共提出成熟的抗战军事战略方针的必要基础[②]。只有对《论持久战》公开发表不同版本的不同表述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1938年毛泽东想要表达的思想，才能真正读懂历史。有学者通过对《论持久战》版本变动过程的梳理，比较分析文本内容的异同，认为真正重要且最流行和最具影响力的实际只有四种。另有研究对国家博物馆所藏《论持久战》的32种版本作了系统整理和比对分析。[③]关于《论持久战》的传播及其在中共党政军民中的宣传贯彻，有研究提出，《论持久战》本身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中共领导层内部较早在持久战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及文化工作者不遗余力的宣传，都是《论持久战》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从与国民党对比的角度指出，中共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公开报刊等有利条件，在全国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加上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以及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论持久战》很快就家喻户晓，影响广泛，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④]关于中共抗战的战略方针问题，鉴于海外学界多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即战时中共的重心是自我发展而非抗战，有学者撰文回应指出，这种说法存在明显史实错误，也不符合中共当时所面对的政治情势。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的重点仍是如何获得合法地位，军事方针尚处在变动中。在这种形势下，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军事计划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⑤]第二，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具体践行正确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而战略方针的切实贯彻和灵活践行，则是抗敌制胜的关键。中共持久游击战略战术的具体推行，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既有研究的实证性探讨略显不足。近些年的研究更好地呈现了中共在华北战略展开的具体过程和方式。有学者考察中共进入华北后在不同省份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突出反映中共进入各省后最具特点的生存发展路径。研究指出，无论武装出动，还是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中共在华北都将其放在具体情境中灵活运用，不断调整原则和策略，在各地区最大限度地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中心则不离力量对比这一核心要素；中共在华北敌后的发展，除自身努力外，也与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密切相关[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精心谋划华北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指挥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在广阔的华北山地和平原地带实施战略展开，一面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作战，有力袭扰和打击侵华日军；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⑦]。1941年至1942年日伪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抗日军民陷入最危险的境地，考验着中共的智慧和韧性。有研究从小部队建设切入，考察中共在山东敌后抗战最艰难时期对抗战战略方针的调整：中共实行分散游击战，正规军地方化分散为小部队潜入地方，融进群众，深入敌后之敌后，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及多种举措进行部队建设；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遵循秘密机动灵活多变等行动准则，积蓄力量，渡过难关[⑧]。还有研究表明，冀中军区在1942年5月的反“扫荡”作战中，从开始的应对导致的惨重损失中吸取教训并调整对策，采用隐蔽斗争的形式，运用两面政策、派遣武工队和扩大统一战线，得以在冀中不断发展[⑨]。中共在冀中反“扫荡”后期取得的成功，正是中共新的抗战军事战略——分散游击战得以实施的结果。分散游击战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对日伪军的瓦解工作即是重要内容之一。有学者通过对新四军广泛开展瓦解日军工作的便利条件、实施途径的梳理，总结其主要经验：根据战场形势和敌军心理特点，科学制定瓦解日军工作方针政策；组织机构严密，各方密切协同；根据日军心理特点，及时调整对敌宣传内容和手段；坚持群众路线，专业性与群众性密切结合[⑩]。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动员全国各民族力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总体战，形成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是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关于这场人民战争的具体展开，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有研究考察地道战这一广为人知的战争形式，深入探讨其兴起的背景、实际运作及背后蕴含的复杂政治、军事内涵，说明地道斗争是一种系统工程，其得以顺利进行源自中共高度追求效率的组织动员体系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日敌意[11]。另有研究论述了冀中堡垒户的产生、功能与困境，认为1941年至1943年冀中区以堡垒户为核心，形成了地洞、地道以及抗日人员与堡垒户、邻里、村政权之间联动的隐蔽系统；堡垒户承担着掩护救助等任务，为冀中抗日军民提供了落脚点与活动空间[12]。以沁源围困战为典型战例的考察，反映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基本方式和特征，并以日军在沁源之遭遇窥视其在华北的“治安”困境 [13]。中共坚持在敌后生存抗战，采用多种方式争取各阶层民众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一领域有进一步挖掘探究的余地。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中共如何通过与日军周旋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有研究再现当时曲折复杂的具体情境后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立足，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支持，包括战争的国际性质以及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灵活的斗争策略则是关键[14]。灵活斗争策略表现之一即是对“灰色地带”的创造利用以及两面政权的建立。有研究表明，中共武装在鲁南地区对日伪的“爱护村”采取“涂灰”策略，将这些村庄的保甲长转变为两面派，保持其“伪化”的表象而使其实际上支持八路军[15]。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的出现，初期是中共变通抗日策略的产物，后来与中共调整抗战战略息息相关；两面政权作为潜在的抗日力量，对中共在敌后立足、扎根，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开创与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掩护、救助、情报、物资供应、协助瓦解伪军、破坏日伪征粮拉夫等多方面协助[16]。不过，各地两面政权未必有着相同的形成路径和特点，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和比较的空间。第三，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路径、武器装备与军力中共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主力武装的进入来开拓局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的抗日武装，主要依靠中共山东地方党在复杂形势下积累发展起来。关于具体的组织方式、发展过程等，以往学界研究并不充分。有学者以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徂徕山起义为例，考察其组织、发动及起义队伍扩大过程，探讨山东中共抗日武装兴起的独特环境、具体路径、促成要因等，呈现中共敌后武装力量发展路径的多样性[17]。民兵自卫队是中共抗日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研究对此缺乏具体探讨，近些年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有研究从太行根据地武装结构变化的角度考察该地区民兵自卫队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认为以1941年为界，太行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建设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以补充正规军为主，之后才得到重视和发展，这与同时期减租减息运动的真正推行与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密切相关[18]。民兵作为中共军事力量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联通了民众和军队，根据地“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同时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既缓解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武装力量的可持续发展[19]。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的研究表明，妇女自卫队不仅承担着扰敌、破路等军事斗争任务，还在锄奸、送信、运输、生产等根据地保卫和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的重要力量[20]。武器装备及部队训练等直接关系到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近年来，中共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及弹药不足等关系到实际战力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从百团大战切入，详细考察八路军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对战术选择与作战效能的影响，指出装备和弹药的有限供给从根本上制约了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军事技术技能的提升，以及战术的选择和作战效能的发挥[21]。但也有研究认为，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遵循并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获得之战果亦不差[22]。此种还原八路军战力实态的努力，可以为理解中共抗战军事战略的提出与转变提供史实依据。中共正规军武器装备落后且供应有限，民兵等地方武装的武器配备自然更是问题。对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武器来源、经费和管控问题的研究表明，当时民兵武器弹药主要来源于正规部队的发放。因为有效管控是给民兵发放武器的前提，所以真正落实是在根据地开创数年即根据地内军事化的组织动员体系初步成型之后。但总体武器供应困难，中共经过有效的动员和组织，使人的作用实现了尽可能的发挥，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武器装备等客观条件的缺陷。[23]武器弹药缺乏和供应困难正是中共抗日武装战力受限的客观原因，于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共持久游击抗战战略方针的提出和灵活变通斗争方式的现实基础。与军力相关的战士个人卫生习惯培养和军队公共卫生管理问题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24]。综上，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宏观视角不同，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共抗战战略与军事史的研究，更多结合了微观或者中观层面的观察，关注重点从政策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从研究内容看，有的是对已有专题的深入探讨，更多的是转换视角解读常见史料或挖掘新史料拓展的新课题，呈现中共抗战战略形成、传播和实践的丰富进程，展示中共抗日武装发展路径和战力实态以及全民抗战形式的多样性。这些成果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中共抗战史的整体认知和深入理解。二、关于国共关系的研究中共与国民党结束十年对峙，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民族力量，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国共关系是中共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重在考察和分析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过程，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达成以及合作过程中的磨擦问题。新世纪以来，海外陆续解密的档案资料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许多研究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动、国共双方及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协作与博弈中重新解读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第一，中央层面的国共关系关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有学者利用毛泽东未刊文稿和《蒋介石日记》，着重从毛泽东、蒋介石的应对角度作了详细论述，认为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民族矛盾使双方始终保持合作；二是十年内战给双方的合作带来极大的复杂性，甚至有时发展为严重的对立和冲突。此外，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起伏不定。[25]国民党解决与中共间的问题，虽有摇摆，但基本上以政治方法为主[26]。围绕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具体形式，以往研究多从蒋介石的视角论述国共合并动议的前因后果或话语分歧，对事件的另一主角中共的应对研究稍显薄弱。新近研究认为，中共秉持组织独立原则，并不认同蒋介石国共组织合并的提议，谈判很快陷入僵局；之后蒋介石重提国共合并，中共以“根本原则所不许”为由断然拒绝，谈判不了了之[27]。另有研究为认识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组织形式确立的渊源提供了参考[28]。有研究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考察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谋划的演变后提出，从总体上看，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不会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维护国共关系上，即“和”的方面；当认为蒋介石准备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准备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上，即“打”的方面[29]。关于中条山战役期间国共配合作战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对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不同态度导致国共间强烈的政治争议伴随战役始终。中共坚持团结对敌，配合作战基本方针，但又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动，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放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国民党所要求的晋南，使激将法失效。[30]二是认为国民党激将法及其失效之说并不准确，中共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自己的抗战军事战略方针、之前国共关系的严重危机以及百团大战的教训，与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无关。蒋介石要求中共配合作战的真意是病急乱投医地请中共帮忙，而又不想放下身段，反以中共抗日与不抗日相要挟，结果造成左右不讨好，而非“一石二鸟”之策。[31]三是认可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战役前期，蒋介石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而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行动稍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32]这种学术性的讨论和争鸣，可以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面对外敌入侵，国共双方都不想让合作关系破裂。有学者对1942年毛蒋会晤酝酿、提出与流产的过程进行梳理后认为，双方要求差距过大是谈判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共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抗。[33]对1943年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计划的重新梳理表明，国际因素是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随着美苏深层次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34]还有学者根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考察抗战后期美国调和国共关系的努力，认为延安观察组的使命使美国意识到调停国共关系的重要性，这对战后国共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5]。另有研究考察国共两党围绕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展开的激烈的舆论宣传战，探究了新闻舆论与国共政争之间的复杂关系[36]。关于抗战后期中共所提联合政府倡议，有学者考察1944年9月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目的、过程和意义后强调，该口号旨在否定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37]。事实上，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力量、作用和影响等出现了明显有利于中共的变化，中共开始向国民党提出分配中央政府权力的要求，因此对组建独立政府也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这两种政权诉求有着不同的特点、影响和利弊，但都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权。共产党经过一番取舍，最终对这两种政权诉求进行融合，使联合政府主张增添了具有指导性的组建独立政府的内容，成为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探索。[38]既往有关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关注政治军事层面的较多，鲜见经济方面的考察。依据国、共、苏三方档案，对抗日军饷与国共关系及中共财经相互影响的研究表明，国民政府拨付中共抗日军费的正式发放时间应该是1937年8月至皖南事变前后，共计3175.1万元，这笔经费对于中共及其军队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一定作用。军饷问题和国共关系相互影响，也是双方斗争的焦点。[39]还有研究探讨了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问题[40]。第二，地方层面的国共关系关于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既往研究存在概念化和政治化的倾向，较多从中共的视角解读，讨论并不充分。有学者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梳理阎锡山与共产党关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分析导致双方关系破裂的复杂因素及其后果。研究认为，抗战爆发后中共得以明暗两种方式进入山西，公开合法地介入基层农村民众动员、组织和武装工作中去，自然引发了与传统旧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从任何角度，中共此时都需要争取阎锡山在新旧势力，包括在国共关系中保持中立，因此并不曾主动地采取破坏与阎统战关系的政策、行动，并且还不止一次地尝试修补双方关系。但由于观念意识、经验情感、不同层级人员对政策策略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妥协合作的出发点不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双方关系终究还是一步步地走向了破裂。[41]另外，从晋西事变的应对入手分析双方关系可知，毛泽东在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坚信划界而治最为有利，故力劝军事领导人朱德、彭德怀等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划界办法，最终使事变得以平息，并且首次在山西获得了军政和地方控制的实权[42]。有学者考察1935年至1945年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的博弈后提出，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相比，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复杂，中共对阎锡山的统战最重视且最有成效[43]。太河惨案是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发生的一次严重军事冲突。鉴于以往著述对这一事件的表述颇多错乱，有学者撰文予以补正，并分析惨案发生的具体背景及其对抗战时期山东国共关系的影响[44]。对国共双方在山东相处实况的具体探讨，呈现双方合作与磨擦的曲折变化以及力量对比的逆转情形[45]。关于国共双方1939年4月、12月在甘肃陇东地区发生的两次颇具规模的军事冲突，即陇东事件，有研究表明，该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军事磨擦行动。冲突的发生虽然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重庆政权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国共双方交涉最终陷于蒋介石推脱责任、甘肃省政府居中调停、陇东署县政府承担一定责任、双方相互指责的扯皮之中。[46]对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期间国共较量的研究表明，双方既有军事层面的磨擦冲突，更有政治层面的运筹帷幄；合作局面虽已危机重重，但在抗战大背景下仍勉力维持，映射出1940年国共关系的基调与底线[47]。对抗战初期中共在陕西关中国民党统治区乡村上层动员的微观考察，呈现了中共统战工作的策略和成效[48]。还有研究考察了自华南抗战开始到1943年前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武装策略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开展统战与独立自主进行敌后游击战之间的徘徊，以及对广东中共抗日游击武装之形成发展路径的独特影响[49]。第三，皖南事变及其善后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磨擦最为严重的事件，既往研究多强调事变前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新世纪以来，有学者对事变发生的原因、后果作了新的阐释，认为从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北移的强硬态度及中共中央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独立自主政策看，皖南事变有其必然性。但事变也有相当的偶然性，这表现在中共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拖延北移且选择一条出人意料的北移路线，而国民党恰好在皖南新四军逾期南下时完成围堵部署，封住新四军南进东去之路。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故关于美苏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阴谋的说法，不一定符合事实。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在这段时间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有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50]还有学者利用俄罗斯档案，探讨事变前后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处理同国民党关系产生的影响，指出共产国际在思考、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时的中心意图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发生破裂，在方式上注意进行原则指导，发出的指示多采用建议和提醒的口吻。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再唯命是从地机械执行，有不同意见就多解释，并及时通报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尽量吸取其合理、正确的部分。[51]与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国共关系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同，对新桂系与皖南事变关系的考察表明，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实际上是新桂系、中共、三战区三方博弈的结果。新桂系安徽省府与中共的关系从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逐步发展到事变前夕的势若水火，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皖南新四军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抗战时期中共与新桂系在皖关系虽是个案，但究其根源，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理念及各自对地方政权的排他性争夺，是桂系与中共在皖关系由合作走向对抗的根本原因。[52]关于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的应对，既有研究主要利用中共方面资料，围绕中共一方的判断、决策、方针、措施等进行总结。新世纪以来，有学者利用多方史料予以深入剖析后认为，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即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组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限制，这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事态得到控制后，国共双方围绕皖南事变政治了结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表明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53]还有研究者根据《王世杰日记》分析皖南事变后至1943年王世杰及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共产党的态度和举措，认为国民党上层围绕皖南事变善后、对中共宣传方略、对中共应以武力解决还是政治解决等问题，经过了反反复复的争议。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以及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的斡旋，国民党最终采取了较为折中偏缓的处理办法，国共关系继续维持在合作抗日的大格局之下[54]。由于多元视角和多方资料的运用，新世纪以来的国共关系研究取得了较大突破，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推进，抗战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国共关系复杂多变的特点以及合作得以维持的原因等有了更为全面的呈现，但国共合作与磨擦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地方层面的国共关系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三、关于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根据地的创建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是既往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新世纪以来，研究者继续挖掘史料，在从不同角度实证性探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的同时，更多地从社会史视角考察中共在根据地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及其对根据地社会变迁等的影响。第一，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中共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土地政策，一直是中共抗战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既往研究多着眼于政策及意义效果层面的考察，新近研究更多关注实践层面即具体的实施过程步骤、推进的方式方法、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地主与农民的多方博弈等问题，研究更加细化，减租减息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多样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关于减租减息运动与佃权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考察山东省莒南县减租减息运动后认为，中共山东地方组织根据莒南县平原和低山丘陵区不同的土地占有状况和租佃关系多寡而取变通形式，针对平原区多大佃户的情况采取“拔地”措施，针对低山丘陵区雇工经营发达的实际采取“增资”“找工”“借粮”“找问题”“开斗争会”等措施，推进减租减息运动[55]。陕甘宁边区尊重地方惯性和特性，注重保护农民佃权，推动减租政策的落实[56]。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的减租政策对租佃关系影响甚大，租佃纠纷增加，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集体通过各级政权机构寻求解决的新现象，但主佃双方面对面解决仍为数不少。这不仅反映了租佃关系的复杂性，亦反映了战时中共渗入农村基层的艰难性以及减租政策与实践的距离。[57]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随着对保障佃权认识的加深，中共对佃权的规定经历了从没有佃权保障到单纯强调保障农民佃权再到强调保障农民较长期佃权的转变，在保护租佃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树立起平等的租佃关系，有助于减租运动的顺利开展[58]。有研究考察减租对土地占有状况的影响，认为山东莒南地主富农的地权及其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减租减息运动在客观上达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陕甘宁边区的减租运动也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地权转移和乡村权威的更替；淮北根据地的减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关系，促使土地逐渐从地主向农民手中分散，为此后的土地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前提。[59]关于租佃比率的高低对减租减息政策社会效能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华中根据地的佃农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对减租减息中的受益人群范围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佃农中各个阶层的受益情况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减租得利最多的是佃富农，其次是佃中农，佃贫农得利最少[60]。而华中根据地内部的不同区域，情况也会有差异。淮北地区的佃户在农户中占有较大比例，减租前约占该地区农村总户口的32.4%，地租成为佃农的沉重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61]。减息的推行必然会影响农村的借贷关系。有研究认为，华北根据地由于禁止高利贷、利率减低导致民间借贷关系停滞，1942年后转而采取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相对于旧债的处理而言，对新债利率的规定和实施非常复杂和困难[62]。为缓解借贷关系停滞造成的村民融资困难，晋西北根据地鼓励农民之间互助借贷，同时又以西北农民银行为中心举办政策性优惠农贷，建立促进农民借贷的合作社[63]。减租减息是中共为团结各阶层力量共同抗日而提出的改良性土地政策，但推行过程远没有那么温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呈现了各根据地减租减息实施过程鲜明的斗争色彩和运动特性[64]。就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而言，斗争不仅限于一种行为和手段，同时形成一种政治运作模式。在斗争对象的树立上，注重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在斗争方式的运用上，注意根据运动发展阶段及斗争对象的差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口号、培养积极分子、发挥农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营造农民在人数和气势上的优势等方式组织和引导农民；在斗争分寸的把握上，既调动农民斗争积极性，又把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斗争果实的获取上，强调进一步强化农民的斗争意识，推动运动向深入发展。[65]第二，根据地建设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治，取得许多成功经验。有学者考察根据地实行的基层选举后认为，这是当时条件下最能反映农民公意的民主实践。中共注重从乡村的自治传统中汲取资源，成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合乎民意的基层政权。[66]中共设计出一系列便于基层民众操作、运用的民主渠道和方法，并通过强有力的党团运作，成功进行民主实践，长期被专制政治压抑的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增强[67]。通过不断的民主化尝试，逐渐形成了“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68]。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系统考察表明，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界，边区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边区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财政经济总方针：之前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基本点是争取外援；之后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基本点是发展经济。边区一改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布局，形成了农工商贸一体的多元产业的经济结构。[69]农业是根据地经济的支柱，而农业技术则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关键。以往研究主要侧重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或根据地整体的农业技术改进措施，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在区域上有所拓展。对晋绥边区农业技术改进措施的考察发现，通过政府主导、群众供给、机关援助等路径，以开荒、兴修水利、精耕细作、选种、畜牧饲养等为主要内容，系统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70]。对各根据地变工互助运动的研究表明，陕甘宁边区各种类型合作社的成功，带动了晋绥等其他根据地变工互助运动的快速发展与组织形式的提升，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71]。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频发，农业产出有限，粮食是困扰根据地军民的严重问题之一。有研究对太行、太岳根据地应对粮食危机的一系列举措作了梳理，如减轻公粮负担、安置移民、组织垦荒、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开展节约互助运动、精兵简政、加强粮食斗争和完善粮食制度建设等[72]。1941年前后，鄂豫边区为应对粮荒，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田赋征实、加强对粮食分配与流通环节的监管、精兵简政、发动大生产运动、紧缩政府开支等，成效显著[73]。根据地商业贸易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关系到根据地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和余缺调剂。有研究指出，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银行及其在各地设立的办事处和分行积极开展业务活动，由使用行政命令，到后来采用经济手段维护冀钞币值稳定，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依靠灵活机动的政策，发展对敌贸易，用当地土产换回弹药布匹等重要的军需民用物资[74]。华中抗日根据地盐业较为发达，以往学界较少关注。有学者认为，新四军等中共华中部队经过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全面控制两淮盐场后，大力发展盐业生产，建立各种运销组织，通过与敌占区的贸易，换回大量的物资和法币[75]。关于根据地货币政策，既有研究多笼统提及统一战线背景下对法币的保护政策。而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及货币政策的研究表明，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经历了由维护法币法定货币地位，向逐渐排挤、驱逐、停用法币的转变，北海币也从分区独立发行的辅币逐渐过渡为统一的法定货币[76]。各根据地具体的货币政策变化实际上有继续讨论和比较的空间。第三，根据地抗战动员[77]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是全体中国人民参加的总体战，动员各界民众参加到抗战的洪流中，是一项重要而持续的工作。有学者提出，中共通过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诉求，通过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实践赢得了民族主义旗帜，通过民主政权建设给农民当家作主的感受，给乡村精英政治上的安抚和补偿。这样多层次、全方位的动员体系，使中共得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游刃有余，不断发展壮大。[78]一些学者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在抗战动员中起到的独特作用[79]。山东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和改造民间文艺活动的旧形式并赋予其新内容，进行战时社会动员，成功唤醒了民众参与抗战、服务抗战的觉悟，对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以及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进步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促进作用[80]。文化教育在抗战动员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新世纪以来，一些研究开始从实践层面梳理不同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开展状况，反映根据地政府在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和利用文化教育设施激发民众抗战意识方面的努力[81]。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其扫盲教育的一面。有研究提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82]。另有研究讨论了媒体在抗战动员中的舆论宣传和引导作用等[83]。近些年，有学者引入新文化史的方法，探究中共利用民俗进行抗战动员问题。如考察春节被中共用以抗战动员的方式方法与经过，说明经过中共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后，华北根据地乡村社会中的春节经历了从延续传统到革命化的变化过程。无论是新年画，还是春节娱乐，中共都从利用旧形式开始，通过置换内容实现改造的目的[84]。第四，根据地民众负担中共在敌后的军政机关给养供应主要取自当地，百姓上缴的粮赋是其支柱之一。有学者考察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状况后认为，根据地初创时期，中共就已经在华中部分地区征收田赋和田亩捐，但秩序相当混乱。民主政权建立后，田赋征收才在根据地全面展开，采取田赋征粮、清查田亩、废除册书制度、整顿征收秩序等重要举措，有组织稳步推进。尽管征收标准不一，但毕竟实现了华中田赋征收史上的重大变革，也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85]统一累进税是根据地为克服合理负担政策的弊端而实行的税收政策。有研究指出，鉴于抗战初期合理负担政策免征点太高，负担面太小，缺乏执行细则，且实行时对合理程度不易掌握等，中共从1940年底开始率先在晋察冀根据地停止合理负担，推行统一累进税。以1942年底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在晋察冀边区范围试行完善，后一阶段推广至其他根据地。[86]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的负担面达到了80%左右，原来不承担赋税的贫苦农民也承担了统一累进税[87]。冀中根据地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创造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公粮征收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88]。统一累进税在各根据地推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研究表明，从法理上看，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一原则并不起作用，即救国公粮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从1943年开始，边区试行统一累进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来。[89]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在1942年税收制度逐渐完善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累进税[90]。统一累进税是否在敌后根据地得到普遍实施？具体情形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的研究继续探明。第五，根据地社会变革新世纪以来，对根据地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多，灾荒问题继续受到关注[91]。妇女解放以及家庭婚姻变革反映了根据地两性关系的变化，依然是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讨论内容和范围有所扩展。中共在根据地提倡妇女解放，具体的解放路径以及实际的推行过程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成为妇女解放的路径，其间的统合和张力围绕着劳动、集体化、传统伦理和革命理想的糅合三个主要议题展开[92]。有研究分析华北及陕甘宁边区女性英模的生成逻辑和组织机理，并从其日常生活实态着眼，多角度展示女性英模的生活本相[93]。与妇女解放同时推行的婚姻自由是根据地处理婚姻家庭问题的合法原则。有研究表明，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中推广婚姻新观念绝非易事，旧俗的延续、经济的困窘、政治的干扰以及执法群体法制素质的低下，严重制约了婚姻自由原则的实施效果，阻碍了婚姻自由的真正实现[94]。根据地妇女走出家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和抗日斗争实践，政治地位提高，随之也获得了家庭话语权；加之婚姻制度改革，一定程度上为华北各根据地乡村妇女婚姻生活的改变带来希望，以至出现“妻休夫”的离婚热潮。既有研究多视之为中共推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例证。近年来，有学者考察这一婚姻变革现象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民族战争、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后认为，1940年后“妻休夫”现象所呈现的婚姻自由诉求、抗战需要与乡村习俗、家庭与社会稳定需求间的颉颃，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政策，从支持“妻休夫”重新转变为以维护家庭稳定为主的婚姻政策，以适应情与法冲突下乡村社会实态和军心稳定需要[95]。总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借鉴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引入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各根据地抗战政策的推行与社会变革等展开具体探讨，使根据地史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推进，也为根据地史的整体研究和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从区域来看，华中根据地尤其是华南根据地的研究仍显薄弱，是今后研究需要着力之处。四、关于中共基层党组织与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是中共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主体力量。由于以往偏重宏观研究，基层党组织状况和具体的干部队伍建设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新世纪以来，随着实证史学理念被普遍接受以及跨学科方法的引入，有关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发展与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培养与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等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且有明显增加之势。第一，党员发展与基层党组织抗战时期中共的空前发展建立在党员与基层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山东和太行等华北根据地。关于抗战时期党员的入党动机，有学者指出，很少有真正出于“无产阶级觉悟”或“共产主义信仰”而入党者，大多数人入党或是由于抗日情绪的驱动，或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党组织的空前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党所采用的现实策略与权变之道。[96]不同阶层民众入党动机有阶段性变化，呈现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好感和感恩以及个体的诉求和需求等相互纠结、共同作用，折射了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97]。关于党员的群体构成与基层党组织运行状况的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党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中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这虽然有违党的组织路线，却恰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布的实际状况同构，从而决定了中共有可能真正贴近中国革命的现实，获取足够的政治资源[98]。 从抗战时期农村支部的运行实态来看，中共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上层与下层的脱节、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在于它勇于正视问题、善于改正错误，使形势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99]。在政治力量发展、扩张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100]。第二，干部的培养与管控干部是政治组织的核心，也是中共革命的决定力量。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共干部群体及其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有研究者详细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干部大规模养成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群体及政党机器的多方互动后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发生变化及整体提升；通过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措施，形成动态而稳定的干部养成路径[101]。有学者分析抗战相持阶段影响华北根据地干部升降进退的诸多因素，认为忠诚度与能力的平衡、干部成分、人际网络等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干部队伍的群体状况和内部结构[102]。知识分子干部的大量吸纳使中共干部成分更加多元，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矛盾。有研究表明，为解决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103]。由于地方党“外来性格”及统战大环境的影响，太行干部来源非常丰富，再加上山西省内存在牺盟会这样的特殊统战形式，干部队伍内部存在离散却普遍的“土客矛盾”；随着党的力量增强，地方党的局部整合使得小范围矛盾渐趋缓和，又经八路军、北方局调处，融合趋势得以持续[104]。山东根据地为缓和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间的矛盾也作出了诸多努力[105]。这些研究反映了干部的地缘因素对中共革命进程的重要影响。为保持干部自身的战斗力，中共对军队和党政干部的婚姻实行限制措施，但这种限制措施的推行及其对干部群体产生的冲击，因为太过私人化，一直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近年来，有学者利用陆续出版的中共干部日记，对这一关涉个人复杂情感的问题作了细致考察，探究了各根据地限制军政干部婚姻的具体举措和推进过程以及给当事者带来的心灵冲击[106]。这一全新的视角，为走进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一扇门，也可从中窥探中共管控干部的内在逻辑。第三，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新世纪以来，关于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有研究表明，晋西北根据地中共基层干部多来自社会底层，虽对中共依赖性极强，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难承重任，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107]。在山东根据地，中共先通过培养本地干部等方式增加基层干部数量以解决干部缺乏问题，后又通过转化成分、提升干部遴选标准、整风自省和思想教育等方式解决干部素质较差的问题，推动干部队伍建设，但思想与作风问题等仍难以根绝[108]。太南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因为文化水平所限，又缺少长期系统教育训练，革命观念、品行和能力参差不齐，县委多次组织训练班集训，反复讨论、启发和鼓动，以解决村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并要求区、村两级干部深入到农民中去发现、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使干部脱离群众和村干部贪污腐化等现象得到遏制，干群关系也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整体见识和能力有限，对于必须依靠农民革命的中共而言，无疑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109]抗战时期特别是精兵简政后，中共切实运用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以简政放权的方式清除上级领导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干部作风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110]。以上研究多侧重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党员干部作为中共革命工作的引领者、组织者，在抗日游击战争及根据地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继续深化中共基层党组织与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对准确认知中共革命的力量来源，理解中共革命的行动和贯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五、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延安整风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发动的政治运动，影响深远，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既往研究多关注整风发动的原因、目的及经过等，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更加注重探究其思想资源、内容和影响以及各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的具体情况等。第一，延安整风的缘起与思想资源关于延安整风的缘起，有学者指出，针对延安干部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苏维埃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非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一书，为整风运动的发动作了重要准备；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整风运动启动的标志性事件[111]。编辑《六大以来》一书，使毛泽东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形成原因、过程及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分清了两条路线的本质。学习研究《六大以来》贯穿于高干整风的全过程，奠定了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统一的基础。因此，《六大以来》一书直接促成了整风的进行，推动全党思想认识的统一以及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态度的转变，为七大的成功召开作好了思想准备。[112]延安整风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共产国际与延安整风的关系十分密切。延安整风的缘起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要求的必然结果；苏联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是延安整风的背景之一；对联共(布)、共产国际错误的清算，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在隐因；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来信，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影响[11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传入中国后，对中共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从整风指导思想的形成、整风学习的内容、党史讨论的方式方法到运动结束时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可以看出该书的影响。该书关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论断以及路线斗争是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的斗争的主张，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思想资源。[114]第二，延安整风的内容与影响近些年的研究关注延安整风内容的多个方面及其影响。有学者强调，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是延安整风最重要的内容和收获。延安整风是中共欲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在全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一环，影响极为深远。[115]也有研究认为，在延安整风前，中央领导层已非常明确要理论结合实际、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以及反对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在该问题上的特殊贡献表现在：一是强调、丰富和深化已有的思想认识，尤其是注重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加以阐释；二是空前严厉和高频批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并提出分清真假马列主义、真假理论家的严重问题，起到了警醒作用。[116]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也是延安整风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鲜有专门探讨。有学者利用延安整风中的反省报告及个人日记等史料，对这一历史过程作了考察，呈现了整风在当事者心中掀起的巨大思想风暴和灵魂触动，分析了整风任务得以落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背景，揭示出整风对中共政治文化形成的深远影响。对众多的普通党员而言，整风更多的是审查历史，解决思想问题，反对个人主义，强化党性观念，建立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整风以运动的形式，通过训导和规范，促使党员在个体选择、个人生活上自觉按党的期望和标准要求自己，把自己打造成对党完全忠诚的“透明人”。整风的过程，即为亮出自我、清空小我、树立大我的过程。整风强调集体主义的逻辑，开启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文化系统，并使之在集体的互动中不断强化。[117]有研究从独特视角解读范元甄书信日记，展示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作为“革命女性”经历再造“自我”的纠结与挣扎，最终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的怀抱，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人生意义的具体思想变化过程。经过延安整风，范元甄完成了从“旧我”向“革命人”的激进转换，“党性原则”“阶级意识”和“人民理念”重构了范元甄的道德世界，影响其一生。[118]第三，各个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关于各个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近年来有学者聚焦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探讨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整风中的审干问题，认为华北各根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从学习转向审干；审干在华北的展开，不仅反映了中共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艰难繁复，还反映了当时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间比较顺利的互动与协调[119]。对太行根据地整风运动具体过程的考察表明，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太行整风最初呈现“似整非整”的延宕状态，但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太行根据地终将整风运动全面铺开；整风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主要采取以自下而上思想动员为特征的运动式党内治理办法，也结合了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120]。学界一般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整风期间没有发生“抢救运动”。但新近的研究表明，山东也发生过“肃反”和时间较短的“抢救运动”，只是由于罗荣桓善于在延安指示与本地实际中寻找平衡点，使得山东没有发生大规模和激烈的“抢救运动”[121]。在史学研究普遍眼光向下的趋势中，延安整风对普通党员价值观念的形塑及其在基层的展开情形，正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些成果的取得，使新世纪以来的延安整风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场对中国政治甚至许多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运动，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共的政治文化。六、结语新世纪以来，在中共革命史研究学术化和多样化的持续发展中，中共抗战史研究在视野的拓展、方法的更新、新领域的开辟、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和创新。但是，相对于中共在抗战中的艰难坚持和大发展的历史进程而言，目前研究成果的展现还远远不够。要深入推进中共抗战史研究，除了继续加强档案的开放、史料的整理出版和学术史的系统梳理，还应寻找既有研究的不足和薄弱之处，努力突破和不断创新。其一，中共对敌伪工作研究。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扩展，这是中共力量壮大的主要依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在敌后农村生存面临来自日伪的压迫渐重，对日军和伪军伪政权工作的开展是中共抗战的重要内容，而相关研究仍显薄弱。中共如何在一个新地区立足并打开局面，如何组织、开展对敌伪工作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再变为根据地，以及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和推进过程等，都有待研究者作更扎实的实证性探讨。其二，根据地比较研究。抗日根据地地处不同的地区，同一根据地内部又分为不同的区域，对其共性与差异的深入研究以及形成原因的分析是今后根据地史研究需要强化的领域。关于各个根据地自身创立与建设的既有研究，虽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但一些史实的呈现为这种比较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其三，中共与日、伪、国民党多方互动研究。中共在敌后坚持游击抗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面临与日、伪、国民党的多方斗争，而既有研究对日、伪和国民党的相关政策涉及较少，少见呈现三方甚或多方博弈的研究成果。缺少对手方的视角和反应，得出的结论明显缺乏说服力，难以呈现丰富的历史样态。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日本和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吸收沦陷区和民国史的研究成果，观照日伪及国民党的相关动向，在多方互动的视角下全面展现历史进程的动态演进。其四，地方层面的国共关系及其比较研究。抗日战争是中共与国民党团结协作进行的，这种合作又伴随着程度不同的冲突和磨擦。各个地区国共双方的合作和冲突又因各地不同的状况而呈现不同的特点，这种差异性还有待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其五，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相对于俄罗斯档案的陆续开放和翻译出版，相关研究进展有限，在研究的方法与观念、史料的解读与运用等方面都有推进与深入的余地。[122]其六，对会道门工作研究。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下，对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各种会道门的争取瓦解工作是中共在敌后农村立足并发展力量的途径之一。由于会道门问题所涉甚广，加之资料分散，迄今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这也是一个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其七，中共的行动机制与政治文化研究。抗战时期是中共在革命进程中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之一，控制区域从陕北一隅向华北平原、淮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扩展。这种发展绝非偶然，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的制定和灵活调整当然是重要前提，而在实践中的变通运用、切实执行、贯彻落实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这就关涉中共的行动机制和政治文化。研究此类问题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当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虽然相关研究还非常薄弱甚至尚未起步，但已经有学者迎难而上，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在国家继续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随着跨学科交流的深入，新文化史等方法的借鉴，加之抗战文献的不断挖掘公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抗战史研究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4期)[①]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②]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③]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鄢海亮：《毛泽东〈论持久战〉版本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孙睿：《〈论持久战〉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④]张卫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桑兵：《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桑兵：《〈论持久战〉的各方反响》，《学术月刊》2019年第9期。[⑤]杨奎松：《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兼谈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方针的真实性问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⑥]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⑦]于化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⑧]王士花：《小部队建设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7期。[⑨]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⑩]唐国东：《抗战时期新四军的瓦解日军工作》，《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11]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12]李金铮、宋弘：《坚持：抗战时期冀中区堡垒户的形成、使命与困境》，《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1期。[13]王龙飞：《中共敌后抗战与日军“治安”困境——以沁源围困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3期。[14]黄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据地生存》，《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15]石希峤：《创造“灰色地带”：中共与战时鲁南地区的“爱护村”(1938—1945)》，《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16]王士花：《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研究》，《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17]王士花：《徂徕山起义与山东中共抗日武装的兴起》，《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18]姜涛：《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以太行根据地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19]王龙飞：《从“民”到“兵”：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兵员问题》，《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20]宋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党的文献》2019年第2期。[21]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22]邹铖：《再看百团大战——关于〈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一文的商榷》，《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23]王龙飞：《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的武器：困难与对策》，《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刘世超：《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24]宋弘：《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25]金冲及：《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一)(二)(三)，《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8、9期。[26]同书琴：《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政策思路看国共磨擦》，《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27]张仰亮：《一九三八年前后中共对蒋介石国共合并动议的因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期。[28]鲁克亮、潘洵：《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西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29]苏若群：《从俄罗斯解密档案看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4期。[30]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31]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兼与邓野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32]黄天华：《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33]金以林：《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34]贺江枫：《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35]周昌文、潘洵：《国际视野下的国共关系:从延安观察组到政治协商会议——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为基础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36]吴志娟：《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国共舆论宣传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37]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38]占善钦：《论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权诉求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39]孙艳玲：《抗日军饷与国共关系(1937—1941)》，《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孙艳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中共军队提供军费数额考》，《军事历史》2015年第2期。[40]崔军锋、杨丽平：《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南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41]杨奎松：《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42]杨奎松：《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43]王奇生：《阎锡山：在国、共、日之间博弈(1935—1945)》，《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44]杨明清：《关于太河惨案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理论学刊》2002年第3期。[45]王士花：《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的合作与相争》，《东岳论丛》2016年第9期。[46]柳德军：《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47]吴敏超：《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48]王晓荣、何金凤：《抗战初期中共对陕甘宁边区外围国统区乡村上层的社会动员——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49]杨新新：《在“统战”与“敌后游击”间徘徊：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1938—1943)》，《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50]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51]王新生：《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52]黄昊：《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53]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54]左双文、何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再考察》, 《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55]王友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56]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57]张玮：《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58]徐建国:《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与中共保障佃权问题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3期。[59]王友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60]徐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61]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62]李金铮：《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63]张玮：《中共减息政策实施的困境与对策——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借贷关系为例》，《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64]参见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徐建国：《从对抗到屈从: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地主》，《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杜桂剑、单明明：《抗战时期淮北二分区减租减息运动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65]徐建国：《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模式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6期。[66]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复归》，《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67]张生、袁新国：《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68]陈先初：《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69]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70]张晓玲：《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业技术改进》，《中国农史》2014年第2期。[71]贺金林：《抗日根据地的变工互助运动》，《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72]郝平：《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粮食危机及应对》，《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73]李铁强：《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粮食危机中的政府、士绅与农民》，《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74]魏宏运：《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75]周倩倩：《华中革命根据地的两淮盐业活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3期。[76]王士花：《北海银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77]本文所说的抗战动员，是指为唤起民众救亡意识、促使民众参与或支援抗战而进行的政策或宣传意义上的动员，是政治、社会动员，而非参军、征粮等具体工作层面的动员。[78]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79]参见袁桂海：《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文艺宣传——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为考察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2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韩晓莉：《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崔一楠、李群山：《“植入”革命：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等等。[80]李先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动员及其成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81]参见郭夏云：《冬学教育与根据地民众政治意识形塑(1937—1945)——以晋西北根据地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4期；李建权、白金卉：《论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国民教育》，《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等等。[82]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83]参见郑大华：《报刊与抗日战争时期的舆论动员》，《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金子求：《延安时期中共党报的抗战动员——以〈新中华报〉为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张根福、李焕：《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民众动员探究》，《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等等。[84]李军全：《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85]王建国：《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考述》，《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86]苏小平、贾海维：《论抗日根据地的统一累进税》，《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87]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88]周祖文：《“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89]黄正林、文月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90]王建国:《论华中抗日根据地工商税收及对华中抗战的作用》，《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91]参见王智东：《中共抗日根据地救灾研究——以山东分区为例》，《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2期；汤春松：《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移难民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3期；张同乐：《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蝗灾救治述论》，《晋阳学刊》2016年第2期；等等。[92]王颖：《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1937—1945)》，《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93]张玮、王莹：《华北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女性英模的生活》，《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94]薛云：《华北根据地婚姻自由障碍因素论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95]江沛、王微：《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96]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7—259页。[97]杨豪：《民众何以入党：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研究(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98]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99]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支部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100]赵诺：《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101]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102]赵诺：《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103]谢敏：《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104]赵诺：《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105]李里峰：《本地人与外来者: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一探》，《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106]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107]岳谦厚、董春燕：《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108]黄润青：《“量”“质”合一：中共山东根据地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2期。[109]杨奎松：《敌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配备、选拔与规训——以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山西太南农村基层干部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110]把增强：《从上层包办到简政放权：抗战时期中共干部作风建设之进路》，《河北学刊》2015年第2期。[111]罗平汉：《延安整风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112]徐建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几个问题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113]张喜德：《共产国际与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114]王也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整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115]金冲及：《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116]杨凤城：《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117]黄道炫：《整风运动的心灵史》，《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118]王健：《“追求进步”：在现代中国革命中追寻个体生命的意义——以范元甄书信日记为中心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119]程斯宇：《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4期。[120]赵诺：《中共太行区党委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 (1942—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121]郭宁：《学习、审干、民主检查：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整风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122]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苏区研究》2020年第4期。

韩国学者用汉字写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前夕，齐德学新著《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漫记》出版。这本书从党创建人民军队讲起，系统梳理人民军队的发展历史，并引用大量珍贵史料。《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漫记》齐德学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在这本书里，与抗美援朝有关的内容占了将近一半篇幅。作者笔下，不仅有宏观角度的抗美援朝历史研究，还有鲜活的、发生在当下的细节。2006年6月，齐德学应韩国国防部军事历史编纂研究所所长邀请，到该所参加中韩两国学者关于明朝时期中韩联合抗倭的国际研讨会。在该所所长为中国学者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一位70多岁的韩国学者非常激动地向齐德学发问：“我们哥俩打架，你们为什么帮老大打老二？”齐德学反问：“你们南北双方哥俩打架，美国为什么进来帮你们老大打老二？”齐德学接着进一步说明，哥俩打架，外来帮助老大打老二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是美国进入朝鲜，在朝鲜的行动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中国才派志愿军到朝鲜；中国出动志愿军是对着美国军队来的，中国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位韩国学者听明白了齐德学的说明，气色变得平和了，向齐德学点点头，非常认真地用汉字在本子上写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从攻守进退梳理双方军事行动在新书中，齐德学不仅对双方得失、伤亡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还从攻守进退的角度梳理了双方军事行动。从1950年10月志愿军参战，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敌我双方进行的战役行动共有11个，志愿军的进攻战役多于对手。防御战役中，志愿军1951年夏季防御和秋季防御粉碎了敌方企图，上甘岭战役更是让“联合国军”付出伤亡2.5万余人而未得寸土的代价。齐德学高度评价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称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对美军打击最为严厉、给美军留下印象最为深刻、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两次战役”。齐德学特别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从1952年夏季以后直至朝鲜停战，除发动一次他们自己称为失败的恶性赌博的“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外，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作为，“这一点美国人写的战史和韩国人写的战史都是承认的”。【访谈】曾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齐德学少将。齐德学少将，曾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工作，主要代表作有：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4卷，自著《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战争》《改写历史决定未来的较量》等，是国内较有影响的军事历史研究专家。前不久，长江日报-长江网记者专访了齐德学，请他着重从军事角度谈谈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与我军的建设发展。美军“王牌”部队在其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撤退”字眼读+：您在书中写道，第二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对美军打击最为严厉、美军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国际影响最大。为什么有这三个“最”？齐德学：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予美军参战7个师中的第2师、第7师、陆战第1师3个师以歼灭性打击（包括全歼美第7师一个加强团），并予美第25师以重创，整个战役打得痛快淋漓。这次战役中，在东线作战的志愿军第9兵团在困难的情况下，将美军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打得落花流水，美陆战第1师这个美军“王牌”部队也不得不在其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撤退”的字眼。几乎所有美国当局军政要员都认为这是美军历史上的一次惨败，一次丢脸的失败。关于上甘岭战役，应该说美军选择攻击上甘岭的两个阵地是花了一番心思的。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的话说，这两个高地对“联合国军”占领的金化谷地后方具有良好的观测，并用炮兵扰乱“联合国军”的主要补给线，造成“联合国军”的伤亡。所以，克拉克和当时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要夺取这两个阵地，以消除对他们的威胁。计划是以美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各1个营的兵力，16个炮兵营280余门大炮、数百架次飞机，作战5天左右，伤亡200人就可夺取。用当时南朝鲜军第2师师长姜文奉的说法，从1952年10月14日至25日，美第7师攻击上甘岭597.9高地，每天伤亡200多人也夺不下来。10月25日，美军第7师撤出了战斗，而将夺取这个阵地的任务交给了南朝鲜军第2师。按姜文奉说的美第7师每天伤亡200余人计算，12天的作战伤亡就是2500人左右。对于美军一个师造成这样大的伤亡，除了第二次战役之外，就是上甘岭战役了。也就是说，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个对美军打击最为严厉的战役。上甘岭战役美军和南朝鲜军先后投入3个多师6万余人，300余门大炮，近200辆坦克和3000余架次飞机，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投入如此大的力量，争夺了43天，付出2.5万余人的伤亡代价，结果寸土未得。这显示了志愿军的顽强意志和作战能力。这本身就给美军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中国、美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在讲到朝鲜战争最有影响的战役时，往往都是讲的第二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之后，解放军空军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空军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军队越打越强，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这方面能不能讲个具体例子？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建设，就是我军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仅仅是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夏组建空军作战部队之初，装备的是活塞式飞机。自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需要出动空军到朝鲜作战。但此时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已大量使用了喷气式的F-80战斗机，到了1951年又开始大量使用更为先进的喷气式的F-86战斗机。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落后，自己尚不能制造飞机。全国各行各业各族各界人民节衣缩食，增加生产，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中国政府从苏联进口了米格-15战斗机，使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作战能力大大提升。航空兵部队从1950年8月的1个混成旅共4个团110余架飞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底，发展为28个师共70个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并且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形成了由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志愿军空军名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同美国空军作战，取得了共击落美军飞机（含归美军指挥的其他国家空军飞机）330架、击伤95架的战绩。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解放军空军一跃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苏联的第三大空军。抗美援朝对中国国防的积极影响延续到战后读+：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我军的发展、对我国国防的建设有哪些重要意义？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地面炮兵装备了当时先进的苏式122毫米和152毫米口径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高射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只有16个城防团，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发展为5个野战高炮师、近70个野战高炮营和数十个城防高炮团。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几乎所有的军都在编制内有了军属炮兵团，有的还有军属坦克团和师属炮兵团，个别的师还编有自行火炮团，步兵轻武器统一换装苏式武器。装甲兵和工兵也有明显发展。在1952年夏季挤占阵地作战、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战役中，炮兵发挥了巨大作用。到1953年，志愿军火炮质量虽仍不比美军，但数量已超过美军（志愿军火炮14986门，人民军火炮4716门，志愿军和人民军火炮合计19702门；美军火炮10136门，其他“联合国军”火炮805门，南朝鲜军火炮5228门，“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火炮合计16169门）。武器装备的加强和改善，使志愿军作战水平和能力大为提高，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建成了包括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等一大批军工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先后仿制飞机、坦克成功。其间，决策研制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制定了《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58─1967年）规划纲要》。1964年10月至1970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首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第一颗氢弹爆炸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先后试验成功。1966年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此外，从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中央军委就在广东、福建沿海做了防范美国和中国台湾国民党军联合登陆进攻的军事部署，从上海到安东（今丹东）的整个海岸线选择要点部署了水雷和海岸炮。除在朝鲜战场的正面战线与东西海岸连接的弧形防线上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外，从1952年下半年起，在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部署海岸国防工事构筑，从1954年起开始动工，从而彻底改变了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局面。这些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强固了国防。（记者李煦）【编辑：戴容】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作者：赵孟转眼之间，抗战胜利已经75年了。还记得5年前，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耄耋之年的抗战老兵精神抖擞，在车上敬礼，他们是那段苦难而峥嵘的岁月的历史见证人。随着时间流逝，老兵的身影终将逐渐淡去，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该如何铭记这一切？只有通过阅读，通过学习，通过口耳相传。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向读者们推荐几部与抗日战争有关的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著 解放军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首先想为读者们推荐由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们通力合作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这部书代表了国内研究抗日战争的最高学术水平，详细记述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14年抗战的历史。对于想要认真研究抗日战争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必读的。由于其是学术著作，所以都是靠史料来说话，资料、数据非常详实，着眼点在于厘清历史基本线索，而并不在于描写具体的作战场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很长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而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改革开放后，正面战场的研究逐渐放开，但是早期出版的许多作品，往往都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而台湾的这些史籍有许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比如污蔑、贬低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甚至还有故意篡改档案的情况。另外，国民政府时期的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在当时发表的战况报道等，经常虚构战情、浮夸战绩，所以不能随便拿来就用，需要仔细比对、分析、甄别。《抗日战争》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滇西抗战三部曲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以，要研究抗战史，达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的目的，就必须要先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的梳理工作。这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编写的缘由。编写者在“绪论”中写道：参加撰写和编审的人员，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该书认真贯彻了这一编写精神，为研究正面战场做了最基本的资料考证工作，还原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战争实况，并以客观的态度，对正面战场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入的分析。自2001年初版以来，以其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赞誉。《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地图出版社 合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 [日]堀场一雄 著 王培岚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前面介绍的两种，都是很严谨的历史著作，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或许会感觉有些枯燥乏味。毕竟，大部分人并不想深入钻研历史，对军事也没有迷到那个程度，他们只想大概了解一下抗日战争的总体过程，读一些祖辈们英勇奋战、壮烈捐躯的感人故事，达到追念先烈，不忘国耻，也就够了。最适合这一类读者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这类作品文学性比较强，有许多具体细节描写，更加形象、感性，更加有现场感、代入感，能够直接唤起读者的情绪。这一类著作，现在市面上很多。有一些是一本书细说一个战役的，比如武汉大学出版社的“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就很不错，其中的分册有《血肉磨坊：淞沪会战》、《关山悲歌：太原保卫战》、《烽火边关：华北抗战》、《血肉长城：徐州会战》、《鏖兵江汉：武汉会战》、《悲歌三湘：湖南五次会战》、《铁血远征：滇缅会战》等等。《最漫长的抵抗——从日方史料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 萨苏 著 西苑出版社《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 关河五十州 著 现代出版社另外，也有一些作品是分专题来写的，比如军史作家萨苏善于挖掘史料，并访谈抗战老兵，加以实地考察，写出了一些质量较高的作品，如《国破山河在》、《退后一步是家园》、《尊严不是无代价的》、《最漫长的抵抗》、《突破缅北的鹰》、《非常抗战》等等。但是，上述这些作品都不能在一部书里把整个抗战的过程写全。目前把抗日战争全面、完整写下来的纪实文学作品，要数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王树增是著名的军旅作家，一直致力于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来介绍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战争，已经形成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完整系列。《西迁东还——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 龚静染 著 天地出版社抗日战争》是一部全景式的鸿篇巨制，厚厚3大本，每本60万字。既有宏观上的国际形势介绍，双方首脑将帅的战略构思和决策，也有微观上基层部队作战细节的描写。抗日先烈前赴后继，以低劣武器与强敌决死拼杀的悲壮场景，写来栩栩如生，常常让人血脉喷张，热泪奔涌，掩卷太息，心意难平。中国历来有“左图右史”的说法，读历史，尤其是战争史，如果没有地图，往往就难以形成直观的印象。而有了地图，就可以仔细学习、研究、揣摩，详细了解作战过程，并进一步理解双方战略战役决策和意图。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许多著作本身也附有地图，但常常让人感觉不够用。武月星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是海内外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专题地图集，制图精美，学术上非常严谨，值得信赖。内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了把日本侵略中国的来龙去脉勾勒得更加清晰，在《序编》部分还加入了“中日甲午战争要图”、“日本加入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瓜分东北示意图”、“日本出兵山东与济南惨案示意图”等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前因后果。这本书虽然名为“地图集”，实际上也可以当作一部简明的抗日战争史专著来看，具有独立的阅读和参考价值。《从甲午到抗战——对日战争总检讨》 唐德刚 等著 台海出版社研究战争，不光需要搜集己方史料，对方的史料也同样重要。一方面，为了知彼知己，要了解对方当时是怎么想的，内部有什么争论，最终如何决策，如何协调；另一方面，在具体作战行动的执行过程、战果记录等事项上，也可以与我方记录进行比对和印证，从而更全面、更精确地还原历史。堀场一雄（1900—1953）是旧日本陆军大佐。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他始终在策划侵华战争的核心机要部门担任要职，有许多战争方案，就是由他拟制的。其他机密一手资料，他也大量经手。所以，他是非常了解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战争指导思想的。战争结束后，堀场一雄撰写了《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系统叙述了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旧日本军人的立场、角度介绍了其战争指导方针和作战原则，并详细阐述了日本当局勾结中国顽固派、收买投降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战略、策略。可想而知，这本书对于研究抗日战争具有多高的史料价值。与本书相类似的，还有旧日本军官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也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是讲太平洋战争的，但是也可以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背景参考资料。至于两书中为日本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辩护的立场，读者们自可加以鉴别和批判。原标题：为了铭记的阅读 来源：北京晚报流程编辑：TF010

积极防御 后发制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历史启示文/郭志刚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南，依据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理论——积极防御战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奉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坚持战略上的后发制人。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历史性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与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较量，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成功运用。抗美援朝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创造了国家长期和平安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为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的伟大历史遗产。未雨绸缪，营造有利战略态势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战略上的后发制人，战役战斗上的先机制敌。战略上的后发制人不是不“发”，因此丝毫也不减轻战前为实现“制人”、为追求战役战斗的先机制敌、最终赢得战争胜利而进行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在政治方面，当美国政府不断投入军事力量于朝鲜半岛、加大武装干涉的力度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美国对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开展“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活动。全国各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示威大游行，把全国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明白无误地警告美国政府：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否则我们要“管”。只是美国政府没有听懂中国人的警告语言，轻视东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安全、抵抗侵略的决心与意志，导致其战略误判。积极争取苏联政府同意提供贷款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为志愿军和沿海主要城市提供空军掩护。在军事方面，鉴于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上升，中共中央作出推迟解放台湾的重大决策，将军事战略重心及时由东南沿海转向东北方向。1950年7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确定以作为国防机动部队的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共25.5万余人组建东北边防军。同时确定，边防军部队动员采取“保卫国防”的口号，如果参战，部队将“均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8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将位于上海地区的第9兵团和位于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共6个军，分别调至津浦、陇海铁路的机动位置，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三线部队。9月6日，又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组建东北边防军及为其配置二线三线部队，为避免临急应战和达到出手即胜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体现战略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为确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内大后方的安全，中共中央和军委还采取如下举措：停止已全面展开的军队复员工作；部署防空作战力量，将空军唯一一支作战部队――第4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担负防空任务，将高射炮兵部队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沿海大中城市，商请苏联出动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协助担负防空任务，将辽宁南部地区部分工厂向北迁移；调整军队建设的重点，将原来重点加强海军、空军建设，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高射炮兵和装甲兵的建设；以广东、广西和福建、江浙沿海为防御重点，部署和加强海岸防御力量，防范美军和台湾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进入。同时要求部队全力剿灭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后方。上述举措，为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和初战胜利创造了重要的客观基础和条件。不主动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根于中华文明的特性，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启战端。从中国历史来观察，战略决策者历来强调战略的防御性，与西方列强信奉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华优秀的战略文化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始终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从不主动挑起战端，但决不允许外敌挑战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底线红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的国门屡遭西方列强洞穿，侵略者铁蹄肆意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战争频仍，生灵涂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人民惨遭外国侵略、备受欺凌的苦难历史，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和东亚战略格局。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就面临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要不要出兵朝鲜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应该说，新中国没有做好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进行军事较量的充分准备。美国政府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决定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遏制。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自然延续。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很难避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没有主动挑起中美之间的武装冲突。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国也没有与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打一仗的计划。实际上，中国党和政府也没有因朝鲜战争爆发而改变工作重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按原计划展开大规模复员和参加生产建设等工作。在经历长期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想尽快恢复因战争而破坏的国民经济，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的主要注意力在于巩固新生政府，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各方面工作计划均围绕这一中心展开。1950年6月初，即朝鲜战争爆发的当月，中共召开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确定中共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为此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应采取的战略策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中心任务，用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共中央赋予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第一，继续歼灭在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解放全国领土。1950年4月，国内大规模战争结束。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并展开解放台湾岛的准备。第二，抽调大量兵力剿灭土匪，解决百年来都难以解决的危害社会安宁的匪患，同时抽调人员参加接收和管理新解放的城市，巩固和保卫新生的政权。第三，抽调兵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帮助恢复生产。1950年4月，直接担负工程建设和屯垦的部队已达60万人。[①]第四，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增强履行保卫祖国神圣使命的能力。1950年3月底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军队保留400万，即要裁减150万人。在4月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员与财政之间的矛盾，战争与和平的矛盾，这是问题的本质。两三年内是否会有仗打？可能几年内没有仗打，又有一种可能就是打。现在裁一点，以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即裁去一百五十万。因为美国要注意两洲，如果不注意则亚洲连续胜利，平均对付两处增加了它的困难，打不起来的。如果要打，我们有四百万。[②]随后，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研究确定整编原则和各军种编制定额。6月30日，中央军委、政务院颁布《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决定复员武装人员150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战略重心在南线，主要战略方向在东南沿海地区。第三野战军计划以12个军共50余万人在海空军配合下实施解放台湾作战，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军兵种部队分别训练，1951年4月至5月进行陆海空协同登陆进攻合练，然后三军协同解放台湾。[③]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在靠近朝鲜半岛的东北地区，只有一支野战部队第42军驻扎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等地，主要执行的是屯垦任务；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主力，第13兵团部所辖的第38、第39、第40军，分散驻扎在离朝鲜半岛十分遥远的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地区，正在执行剿匪、整训和农业生产等任务。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还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执意扩大对朝鲜的侵略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地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共中央认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行不通。如果放任美国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陈兵鸭绿江边，将使中国在战略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东北作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工业基地，将暴露在美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中国主要军事力量不得不长期被牵制在东北地区，东北方向和台海方向两线牵制，势必陷于战略被动。由于美国派兵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使解放台湾、统一全国的难度大大增加。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受到美军占领全朝鲜的鼓舞，势必采取更多的破坏行动，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稳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在与国内外强大敌人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这样的道理：只有斗争才能赢得民族尊严，只有斗争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曾设想过战局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对中国不得已卷入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作了充分考虑，并预计到了最坏的局面。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甚至挑衅。毛泽东强调，经过23年革命斗争考验的党和军队不惧怕任何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让，只会缓和敌人内部矛盾；管，则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一个决心改变自近代以来悲惨民族命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崭新国家，一个不同于旧中国的新中国，必须有新的作为新的形象，对于美国的侵略行径不能不予以回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客观需要，是在底线红线受到挑战情况下的正义之举，不是中国方面主观上想惹火上身。决策出兵之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防止战争范围扩大，避免战火烧到中国大陆广大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必要措施。同时，也不惧怕美国铤而走险，扩大侵略战争。周恩来指出：“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④]为了子孙后代永享和平，宁愿自己承受流血牺牲。这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赢得对手的敬畏和尊重。经此一战，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新中国，重新认识了中国人。美国官方战史称：“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⑤]中国出兵朝鲜前曾多次严正警告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但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轻视这种警告的份量，认为那只不过是中国人的“虚声恫吓”，为此让美国人付出惨痛的代价。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⑥]坚持战略上的后发制人，占据政治和道义制高点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思想深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具有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的基本特性。这种传统战略文化特性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与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属性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积极防御始终是中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和灵魂。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虽然没有提出有明确文本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但从指导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实践来说，始终坚持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实行的是防御性国防政策。1949年10月，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后，毛泽东在致林彪等人的电报中提出：“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⑦]，要求第三野战军将兵力重点部署于沪宁杭地区并以有力一部准备解放台湾；第四野战军在解放广西后留5个军担任以广州为中心的两广国防，将3个军置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则置于湘鄂赣3省并将主力摆在铁路沿线，作为可以南北机动的战略预备力量。从这一国防部署可以看出，新中国军事战略完全是防御性的，主要是防御帝国主义国家从海上方向的侵略，以天津、上海、广州三个沿海地区为防御重点。在建构新中国海防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实行积极防御，反对到处修工事到处设防。他指出：“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势，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强调：“我军应当位于纵深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⑧]到处设防，看似主动，实则被动；让敌来攻，看似消极，实则积极。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即决定出兵干涉，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时还加大对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支持力度，从东北、东南、南部三个战略方向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原来认为，朝鲜半岛在其全球战略中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改变看法，把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看作是两大阵营的前哨战，把朝鲜半岛看作是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战场。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加大了中国东北方向的战略压力。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调整防御力量和防御重点，将战略重心转到东北方向。鉴于美国人一再违背其公开声明的历史，与美国人打过多年交道的新中国领导人，很难相信美国不扩大朝鲜战争的表态。美国人将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联系到在一起，派兵侵入台湾海峡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军飞机炸弹落到中国东北地区，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已经实实地受到侵害。换言之，中国已经拿到反侵略战争正义的旗帜，已经取得“后发”的正当性，至于在哪个方向、在什么时间对美国的侵略进行反击，则是中国决策者自己的战略选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战争是综合因素的比拼，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虽然出兵朝鲜丧失了先机之利，但从政治上和长远来看是得分的。战略上的后发制人，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从国内来看，有利于在全国人民中形成共识，同仇敌忾，凝聚起磅礴的力量；有利于教育志愿军指战员理解他们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从而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和创造精神。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⑨]从国际上看，中国实行战略上的后发制人，赢得更多国家人民的同情、支持和理解，甚至美国人也承认中国出兵朝鲜的合理性。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基辛格评论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⑩]中国实行战略上的后发制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的战略误判，使中国出兵收到战役突然性之利。美国政府决策者和美国远东总部的将军对中国战略传统和战略文化茫然无知，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荡然无知，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还是那个更多地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作出判断。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的警告是虚张声势，是“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俄国人或中共干涉朝鲜，要冒世界大战的风险；俄国人尚未做好为了朝鲜而冒险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如果中国单独出兵朝鲜，不会给战局造成决定性的变化，实际上反可能遭到惨重的失败。更不要说中国出兵的最好时机是美军退守釜山环形防御阵地的时候，而现在这种时机已经丧失。[11]在志愿军已经与“联合国军”交战的情况下，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仍认为关于中国军队参战规模的报告“大概是言过其实了”。“看来，可能是为数不详的中国人加入了……北朝鲜部队，以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卫。”“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进行公开干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到中国出兵参战的消息后忧心忡忡，但同样不相信这是中国大规模出兵朝鲜的迹象。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中国军队的行动只是“在保全面子，因为周恩来宣布他的政府不会袖手旁观，坐视北朝鲜人陷入灾难之中”。柯林斯称：他“不认为中国人会让大批部队渡江去冒遭受麦克阿瑟部队沉重打击的风险。”[12]第一次战役后，美国人仍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这些错误判断，导致“联合国军”在1950年冬天的惨败。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既有局势所迫的一面，也有主动作为的一面，是被动中的主动。主动“入局”，加大东北方向的战略防御纵深，形成了从三八线、清川江到鸭绿江三道防线，创造了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一战定乾坤，确保几十年的和平。抗美援朝战争作为积极防御思想的成功运用，深刻影响此后新中国的战略选择。1955年4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即将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在向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出访准备情况时，彭德怀提出：为完成宪法赋予我军的使命，必须首先解决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明确指示：我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由于中苏两国历史传统和战略文化不尽相同，当5月下旬至6月初彭德怀在莫斯科与苏联国防部、苏军总参谋部交换意见时，双方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产生分歧。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认为，中国制定的作战计划基本是防御姿态，防御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出击；当得知敌人准备好了要打我们时，如等敌来打则对我不利，应首先出击，先发制人，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企图。彭德怀则表示，我军一贯奉行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军事服从政治、决不首先动手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回国后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与苏方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再次明确指示，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军事战略方针。这一军事战略方针，充分体现毛泽东积极防御思想的精神与内涵，有力地指导了国防、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此后，随着国际形势及战略格局的变化，尽管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其具体内容不断进行调整，但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精神始终没有改变。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第一声呐喊，是新中国的立国宣言，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打出了新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把握现实利益、局部利益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关系的产物，是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生动诠释。（作者：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①] 《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⑤] 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兵在朝鲜》第一卷，中译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页。[⑥]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7页、第452页。[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页。[⑩]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11] 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百战归》，中译本，军事谊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39～740页。[12] 詹姆斯.F.施纳贝尔：《美国兵在朝鲜》第二卷，中译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1979年中越战争，越南战史专家围绕3点客观分析：主要输在轻敌上1979年2月，令世界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拉开帷幕，信心满满的越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打的晕头转向，最后输掉了这场战斗。事后，之前在越军军事历史研究部门担任副院长的胡康博士，就对此一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写了一份关于1979年北部边境战斗指导艺术文章，从军事学术角度对1979年的这场战斗进行了客观分析。胡康博士写道：起初越军并不打算急于投入战略预备役的力量，也不打算撤回在柬埔寨的兵力，而是以当地人民为防御，以第一军区和第二军区地方力量为主，并补充一些后方力量，同时制定逐步投入调动战略预备兵团备战计划，为之后战斗规模的扩大做好充分准备。在这样的作战指导下，中越边境前线的越军和人民共同面对对方的进攻，一起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方的战争工具，从而迫使对方调整战略，投入战略预备役参与战斗。实事求是的说，中方的人数众多，武器和装备占据优势，并且接连攻占老街、高平、柑塘、谅山等重要城镇。当谅山失守以后，越方决定投入战略预备兵团，结合当地的武装力量，打算进行反攻。同时越方紧急让第二军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兵力全部集中在河内，并同时在边境前线建立第5军。而第1军的各个主力部队和空军等部队都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参与战斗。在越方看来，越南国土南北狭长，战略回旋余地不够，边境第一道防线要是没能守住，就会对国内的工业基础形成威胁，河内的安全堪忧。而北部边境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必须要依靠有利地形进行防御，为接下来的全面战斗赢得充分准备时间。还有一点，越军认为中方刚结束那段时期，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而且已经许久没有实战，虽然兵力众多，但是战斗力不足为虑，就是是6个师南下也难成气候。因此判定中方没有足够的把握对越南进行打击，从而错误地判断了中方作战的决心。况且越军并非单打独斗，其背后还有苏军的支持，在战斗打响一周后，越军始终认为中方参战兵力不过，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和规模，认为凭借第1军和第2军以及民兵的力量就足以抵挡住进攻。在接连遭受打击以后，越军这才慢慢意识到形势有多严峻，于是赶紧进行全国动员，加强防御力量，同时还调回了在柬埔寨的主力部队，用以拱卫河内。只不过这些主力部队要么不敢出手，出手就被打残，最后迟迟不敢追击反扑。因此胡康博士认为越军的失败，最大原因就是轻敌，错误判断形势。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投入主力部队，并严阵以待，充分准备，那么结果很难说。笔者认为，越军实力确实不俗，但是其主要的战术特点是游击作战，大规模的兵团协同作战经验欠缺，一旦进行正规的攻防大战，正中我方下怀，在这一点上，中方的游击作战和大规模兵团协同作战堪称典范，因此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输得更惨。

央视网消息（国家记忆）：7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朝鲜人民军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连续进攻，解放了包括汉城在内的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92%以上的人口，把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仅有约1万平方公里的大邱、釜山狭小地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亲眼目睹了南朝鲜军狼狈溃退场面后，认定转败为胜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而仁川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出奇制胜的地方。在他看来，夺取仁川和汉城，就等于使朝鲜人民军的整个补给系统彻底瘫痪，又可以跟釜山防御圈的美军相互呼应，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不利局面。1950年9月15日凌晨，随着爆炸的火光和轰天巨响，整个仁川港陷入一片火海。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美第10军部队在飞机和舰艇密集火力的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美军仁川登陆，标志着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一时间，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9月23日，金日成下达全线向三八线附近撤退的命令。朝鲜战场形势的突变，也使中国大陆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从1950年8月27日起，美国侵略朝鲜的空中飞机，就连续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领空，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察、轰炸和扫射。9月22日，美国军队轰炸中国城市安东，投掷12枚重磅炸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9月30日，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把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美国，再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了严正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的急电，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时间10月3日深夜就收到了。然而，美国当局把周恩来的严正警告视为恫吓，是中国政府的虚张声势，是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判定，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不会冒险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作战科科长 孟照辉：麦克阿瑟认为，这都是外交辞令，外交上下的一盘棋，他根本不理睬，照样向鸭绿江前面挺进。同样是在10月3日，毛泽东收到了一封由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写的求援信。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尽管毛泽东对出兵朝鲜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新中国历经百余年动荡不安，一穷二白，几十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平复。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的环境，集中精力恢复国家建设。然而当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根据局势的变化做出重大的战略抉择。虽然毛泽东曾说，对朝鲜不能不帮，但真到了出兵决策的那一刻，仍然难以做出选择。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出兵还是不出兵？毛泽东思之再三，夜不能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齐德学：胡乔木讲过这个话，说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毛主席有两件事是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出兵朝鲜问题，另一件事就是1946年同国民党决裂的问题。1950年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 杨凤安（生前采访）：彭老总到了会场，他就坐在高岗旁边，问高岗，说怎么大家还开会？不是抗美援朝已经定了，还讨论什么。高岗就说有不同的意见。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散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明天上午请你到我这里来，我们俩单独交换一下意见。下榻北京饭店后，彭德怀彻夜未眠。在深沉的夜色中，毛泽东在会上最后讲的几句话反反复复浮现在彭德怀的脑海里，多年戎马生涯的直觉告诉他：美国侵占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战争已迫在眉睫。雄鸡唱白，艰难的一夜之后，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支持毛泽东出兵援助朝鲜的一边。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希望会前先听听他的个人意见。彭德怀军事秘书 杨凤安：两个人边吃边谈，毛主席谈到朝鲜问题以后，彭老总只说了一句话“打”。毛主席一听突然出现一个打字，他心里就有底了。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甚至建议摆出出兵的架势，把美军吓退。轮到彭德怀发言时，身经百战的他一语道破实质。彭德怀军事秘书 杨凤安：在这个会议上，彭老总首先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我们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更复杂。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我们再建设。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记录下了那天的发言。他形象地比喻说：“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出兵援朝，是美帝国主义把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权衡了利弊、分析研究了参战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后，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最终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950年10月8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这份命令明确指出：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由第13兵团及所属之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切后方工作供应，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调度指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20多年南征北战，从反“围剿”到长征，到抗战期间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的横扫西北，立下赫赫战功！毛泽东专门为他写下了传诵一时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尽管这一次出征与以往不同，尽管对手是实力强劲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尽管这必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争，但52岁的彭德怀却抱定必胜的信念，无惧、无畏！出兵决策落定，毛泽东第一时间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支援朝鲜人民的这一历史性决定电告金日成。得知消息后，金日成非常高兴，立即下令朝鲜人民军坚守三八线现有阵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争取时间，同时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越快越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即将在血与火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拉开帷幕！

本文转自【央视网】；央视网消息（国家记忆）：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朝鲜战场形势的突变，也使中国大陆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50年10月，中共中央艰难作出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大军入朝。然而，就在此时，彭德怀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紧急电报。电报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大军按兵不动，还要求彭德怀和高岗紧急返京。出国作战的命令刚刚下达，紧要关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1950年10月13日，彭德怀、高岗紧急飞回北京，才弄清原委。原来，被寄予厚望的苏军空中掩护落空了。斯大林突然变卦，暂缓提供原先承诺的空中掩护，而只提供飞机、坦克、大炮等方面的装备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志愿军就会暴露在美国强大的空中火力之下。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齐德学：这时候高岗和彭德怀都是已经在东北，又召回来，政治局再研究。毛主席问彭德怀能不能打，彭德怀说也能打。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在分析了各方面利弊之后，电文中明确提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出兵朝鲜，箭已在弦上。就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援朝作战并日夜筹备大军入朝之际，美国也在多方搜集中苏等各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或苏联会出兵朝鲜吗？事实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事情报机关，都将中苏是否出兵朝鲜当成了头等大事。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亲自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牛军：威克岛会谈，其实杜鲁门就两件事，中国人到底会不会参战？麦克阿瑟给他一个保证：第一，中国人不会参战；第二，中国按现在的军力即使参战了，我也能打赢。会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发表广播演说：朝鲜共产党人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终。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此时此刻，鸭绿江北岸，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连同他们的统帅，早已整装待发。1950年10月15日深夜，第42军军长吴瑞林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同意第42军先头部队16日夜渡过鸭绿江，迅速向长津湖地区集结。其实，早在三个月前，第42军刚集结于中朝边境时，吴瑞林就秘密带领作战处长、侦察处长，装扮成火车司机，到朝鲜境内侦察地形。在疾驰的火车上，吴瑞林发现江面上居然有人涉水过江，这让他萌发了在鸭绿江辑安（今集安）口岸铺设水下桥的想法。时任第42军政治部干事 武际良：吴瑞林军长挽起裤子来，就到江里头去蹚，有一天在那里逛，他发现了大条石，青石头堆得像小山似的，就把所有的石头条子都拉到鸭绿江，铺了这个水面下桥。经过工兵的反复试验，全长375米的水下桥顺利完工，吴瑞林亲自驾驶中型吉普车通过并成功验收。水下桥的建成既能保证部队顺利过江，又能防止美军空袭。10月16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在副师长肖剑飞的带领下，率先从辑安（今集安）秘密渡江，进入朝鲜。时任第42军第124师370团政治处干事 于永波：那时候还没宣布出国，过去是静悄悄的，过江没有谁说话，非常静。路线我们也不知道，就全部是朝鲜人民军的警察摆着旗子指路。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及炮兵部队20多万大军，按照预定计划，从中朝边境的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及辑安渡口，开始跨过鸭绿江，秘密入朝。为了保持入朝部队的隐蔽性，每天部队的渡江行动从18点30分开始，到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5点前全部隐蔽完毕。志愿军过江进入朝鲜后，一律采取夜间行军。时任第40军第120师第359团第1营教导员 王凤和：有关中国字样的标志，一律不准戴，连帽徽都得抹下。迈出国门，回望家园。身处异国他乡，这些年轻战士却肩负了祖国人民的重托。时任第39军第116师山炮营3连连长 黄云腾：我和指导员走在前边，我说伙计啊，咱们要出国了。是，要出国了，要离开家了。谁都明白离开这个家，不知道多少天能回来。我们迈的步很沉重，沉重什么，就叫责任重大。“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词不长，却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首歌词是首批入朝官兵中的一名指导员写的出征诗。时任炮1师第26团第5连指导员 麻扶摇（生前采访）：在入朝前半个月，开誓师大会，我很受教育。一天晚上，拿笔就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誓师大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访了麻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随后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音乐家周巍峙看到这首诗歌后，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曲子。唱遍全军，传遍全国，传唱至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就此诞生。大军跨江入境，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却罕有察觉，这还要得益于志愿军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行动隐蔽，伪装巧妙，直到入朝6天后，美军才侦察到有一支大约5万人的军队在向南开进。而为会见朝鲜金日成首相，尽早掌握全局，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先于大部队之前几个小时，便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 杨凤安（生前采访）：彭老总和我、两个警卫员坐一个吉普车，苏联嘎斯-69，又带了一部电台，报务员和译电员，7个人，由崔伦处长带着，坐一个大卡车在后面跟着，就这样在部队先头就入了朝了。与此同时，志愿军后续部队也在陆续入朝。10月26日，第50军接到东北军区电令，立即入朝。一天之后，第66军同样奉命入朝。到10月下旬，志愿军首批入朝的6个军已全部到位。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就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当局和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已沉浸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情绪中。时任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3营教导员 迟浩田：我们是忍无可忍，被迫参与的这场战争。当时杜鲁门、杜勒斯、美国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十分嚣张。1950年10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随即兵分多路，继续向朝鲜北部边境快速推进，企图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狂妄地宣称：“平壤是敌人的首都，它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然而，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一直误判战局的麦克阿瑟不会想到，他口中不敢贸然渡江的中国军队早已引弓待发，将矛头瞄准了贸然北进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战事，不仅会让他跌入人生谷底，还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帷幕正在拉开。

秦赵两国在最后决战到来之前，各自都做了哪些准备谈军事不谈太行山地形的党区，算不玩流氓?只是开玩笑。松辽平原，那是平原地形，每个人都在一个平面上。松辽平原的例子不能用上党地区的例子来证明任何问题。昌平之战是一场典型的围剿战。和秦赵两国在最后摊牌的到来之前,有两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各自建造对抗和交换操作,双方都筑垒建设大量的常规地面防御工事,并不是把所有的常备军和辅助士兵投入的第一行永久工程,但旋转恢复力量,储备的后方,有一个深的位置,狙击阵地如各种用途不同的野战建筑工事。山上防御工事以三维和分层的方式建立，而不是以二维的方式。罗马广场，一个平原广场，是不该提及的。没有可比性。如果你看一下这个类比，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堑壕战可能看起来有点像那样，但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激烈的武器战争，它一点也不好。之战秦赵昌平,事实上,整个战役的战场是远远超过这个点范围,但主要的争论点的区域,只有几公里的山区战场,这是两国将战斗的主要决战的地方,也应该是秦、赵对抗喉咙面前通过,双方必须战斗。一旦成功,敌人意味着秦赵两国建立了仔细很长的国家,古代版的马其诺防线,打开门,整个地区采取了深度防御工事都不工作,像晚明吴三桂投降,后清赢得了山海关,整个明朝二百年建造的长城深度防御系统故障,清朝入关后没有后顾之忧。双方都不能在这里退却。至于赵军，以前骑过马，打过人，它能在野战和防御工事林立的山地战场上自由驰骋吗?它能有效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这样的战场上，骑兵不得不变成马背上的步兵，骑马冲锋那是一个笑话。昌平战役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步兵冲锋与反冲锋之战，堡垒与战壕之战，守军与充分利用堡垒与防御工事的守军之战。秦军骑兵做了什么?骑马行驶，到达任务区后，步兵切断食品通道时下马。骑兵是如何切断谷物运输路线的?根据山区和秦赵两国老的事实建立城堡的防御工事,就我个人而言,秦马骑兵步兵,绕过前面的战场上战斗区域,从山间的小路编织到赵Junzhu尾翼的基线,和赵突袭占领一些重点建设用于挡板路线提供食品峡谷堡完全关门的形成是赵寨,已经破坏了赵军提供粮食的路线，并堵住了被包围的赵军的退路。秦的骑兵军队占领了把粮食路线赵军队的后方,和秦军队的指挥官后来动员后备军的步兵部队防御和国防的传递,并尽最大努力防止赵军队增援和粮食安全的后方,也封锁了赵突破围困的军队。至于秦朝和赵朝三年间有多少人参加了这场战役，又有多少人参加了秦朝和赵朝最后一场战役，实际上没有人有很好的数据。对自己说,而不是让历史学家,让这些没有通过战争,没有更多的军事成就时尚历史上的文化所以瞎猜,最好寻找军事历史研究学者和军队人员一起联合演习,第一测绘领域采取秦赵地形图两国能够对抗,然后战国时代的历史学家基本识别冷操作安全的条件下,几个战争条件，可以分别推导出来。然后，推导出了冷战战略，并以参谋的军事思维恢复了昌平战争。根据历史结果,地形,战国时期的军事系统等等,战争的外观昌平向后推,问题有多少站士兵参与战争,有多少平民参与提出了后勤支持。或者，这更接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