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政工理论研究

【编者按】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过程，以公安警察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及其制度安排随之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推出的专著《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警察制度研究》，旨在对这一复杂过程进行描述、分析，并给予一个理论化的解释。本书作者樊鹏，1980年出生，山东郓城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王绍光合著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澎湃新闻经授权选摘该书第五章（原题：“治理悖论：警力增长与效能落差”）第三节（原题：“行政分权下的警力与管治：基于内陆S县的个案研究”）。略去注释，正文有简化并略加重新编辑。本节据作者2007年6、7月间实地调研所得资料，介绍了位于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的经济欠发达县份S县截至2006年的警力与管治状况。原著依学术惯例隐去被调查县份名称，选摘时进一步隐去原著中县以下乡镇名称和派出所名称。文中“作者原注”为原书所有，编注为澎湃新闻编者所加。选摘该文旨在传播学术成果，不代表我们同意文中描述和观点。警力不足一度成为基层公安开展工作的一个最严重制约。图为2017年9月6日，河南省滑县半坡店乡西老河寨村西头休闲广场，“防诈”宣传员、半坡店派出所民警向民众宣讲“手机中奖短息”的危害性。 东方IC 资料田野调研的地点S县位于S省西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H市，为苏、鲁、豫、皖四省八县结合部。1998年年底，S县辖37个乡镇，总面积1650平方公里，总人口113万。此后进行乡镇级别的合并改革，现辖20个乡镇，502个行政村，2491个自然村，其中有51个乡镇与外省、外县接壤。2006年，S县地方财政收入2.62亿元，人均收入222元，属于S省经济严重欠发达地区。在历史上，S县因其建有上百座巨型雕刻石牌坊而闻名，可惜大部分牌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现仅存最著名的两座完工于乾隆时期的百狮坊与百兽坊，这两座牌坊以其雄浑的气势、精美绝伦的透雕石刻，见证了这一地区悠远的历史和古朴的民风。看到这些历史遗物，确信是中央政治传统和儒教思想所覆盖的地区，但同时却难让人相信，在历史上更多的时期，这里也曾是民间宗教会道门、反动社会组织流行的地方，是国家权力难以延伸企及的省际边界区域。县域治安形势S县处在四省八县的交界地带，相对落后的经济、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民风的彪悍与民间宗教的盛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安全形势非常复杂。根据民国版本的《S县志》记载，早在明朝以前，S县就已经有了佛教。后来在19世纪上半叶，德州一代的回民逃荒落户到S县，使回教在S县落根。1918年，又有河南省籍虞城县的回民流亡S县HG镇。到1957年，S县伊斯兰教徒共有113户，共565人。S县也是基督教在中国中原地区县级单位的一个重要传播地，最早1908年基督教传入S县，到1912年，全县基督教徒有1.8万余人。据《S县志》的记载，地方百姓对“洋教”认识不清，许多教徒受传教的外国人控制和利用，影响地方政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S县基督教还有1500余人。天主教早在19世纪末也传入了S县，S县天主教主要是受德国人的控制，德国人曾在S县建立天主教堂7间，由农村浸透到S城。另外，S县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也为数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清代曾在华北地区影响广泛的八卦教，S县是八卦教的发祥地，这一支教派深刻影响了S县乃至华北地区底层群众的信仰和风俗。在清末，这支教派具有强烈的排满兴汉的思想，迎合了当地民众的意愿，却给当时的满清政府出了难题。长期以来，错综复杂的民族构成以及民间宗教信仰，这些特殊因素给S县的地方管治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S县社会安定的另外一个最重要因素是会道门盛行。S县会道门种类繁多，分布面广。其中最有名的是起源于1894年的S县大刀会，是原白莲教的分支，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之名。19世纪末，大刀会已由秘密社会转向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先后横扫包括S县在内的周边三县洋教堂，杀死许多传教士和洋教教民，后来遭到清军的镇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有些会道门为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他们常常以吃斋兴山、修仙成神、看病算命为名，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新中国成立初期，S县有各种会道门49种。新政府在1949年到1951年取缔了“圣贤道”、“一贯道”、“华西堂”、“武学道”、“善局道”、“东方圣道”、“红门道”、“归一道”、“坎门道”、“黎门道”等26个反动门道。1957年，S县公安局曾组织力量开展第二次取缔活动，相继侦破了以母士言为首的“红门道”等13种反动会道门。资料显示，这一阶段向政府登记的反动会道门道首有139人，退道群众5万余人，可见这些反动门道在S县影响之重大。从刑事案件的数量来看，S县的社会治安形势复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地方刑事犯罪数量基本不可查，民国S县政府的刑事审判也大多与镇压共产党革命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刑事犯罪分子主要是一批反革命杀人案件与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犯罪分子。1953年7月，新政府开始清理历史积案，到同年10月，S县审判机关共审结114起刑事案件。值得说明的是，1948年至1957年，S县公安局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剿匪与镇压反革命。1948年年底，县内残留下来一批土匪恶霸，枪杀共产党干部，掠夺群众财产，社会秩序一度极其混乱。S县公安局曾多次组织力量沿黄河故道清缴土匪，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基本上肃清了土匪。在1950年、1952年、1957年的反革命镇反运动中，审判了一大部分反革命分子。1956年到1966年，共审结各种刑事案件3812起。1958年，由于审判工作“大跃进”，仅3月28日到4月3日7天7夜就审结159起刑事案件，判处了310名案犯，是年共审结各种刑事案件1923起，是S县在新中国成立后刑事案件发案和结案最多的一年，但是由于审判工作中的问题，这一数字很难反映地方治安形势真实的情况。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1987年，S县审判机构共审判刑事案件5811件，共打击审结杀人、放火、放毒、强奸、抢劫、盗窃、拐卖人口等各种刑事犯罪分子6223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商品市场的开放，人口流动加大，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安全管控的压力不仅来自社会犯罪与治安案件的增加，同时由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各类矛盾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大。刑事犯罪与管控压力根据本书作者在调研中获得的一手资料，2006年，S县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的群众报警有101884起，比2005年上升了9.33%。其中，有效警10636起，占接警总量的10.44%。在万余起有效警情中，刑事警情1556起，占14.63％，同比上升5.22%，治安警情3376起，占31.74%，同比上升7.25％。各类纠纷有2451起，占23.04%，同比上升2.81%。表1. S县20个乡镇2007年上半年刑事案件立案一览原表格中乡镇名称隐去，以拼音首字母代替，可能显示重复的地名有酌情处理。——编注表1是S县全县各乡镇2007年上半年刑事案件立案数量的情况。据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新发案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部分恶性的刑事案件呈现高发趋势。在8类恶性案件中，杀人、放火、强奸、伤害案件，与2005年同期相比，上升幅度较大。其中，杀人案件16起，创近年来新高，绑架案件2起，强奸案件14起，故意伤害案件49起。杀人案件主要是情杀和以图财为主，多数发生在农村地区。1999年以来，在S县的鲁、豫、皖交界地区相继发生了多起系列抢劫强奸杀人案件，S县公安局采取了全警动员才成功破获了这些案件，打击了多个边界犯罪团伙。第二，多发性侵财犯罪比较突出。2006年，S县共发生抢劫、抢夺案件58起，盗窃案件1409起，分别比2005年同期上升29%和10.4%。这两类案件约占刑事案件发案总量的942%。抢劫案件中，以驾驶摩托车、面包车等机动车合伙实施抢劫的案件为主，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农村和城乡接合部的偏僻地带，是派出所警力很难达到的地方。第三，团伙犯罪和流窜犯罪明显增多。在这项研究开展调研的前几年里，S县的犯罪团伙明显增多，这些犯罪团伙主要从事盗窃摩托车、电动车、变压器、高低压线及通讯电缆等，主要活动地点集中在省际边界，这些团伙常常流窜于河南、安徽、江苏、S省境内，给边界乡村派出所带来很大的管控压力。另外，西部外来少数民族个别团伙犯罪也是危害S县社会安全的一个特殊因素，主要犯罪形式是在公共场合扒窃、抢夺和入室盗窃。以上这些犯罪情形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地区，S县有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社会治安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没有农村地区的治安稳定，就没有S县全县的治安稳定。一份有关S县农村社会治安情况的报告显示，农村侵财性案件一般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80%以上，左右着全县的发案总量。S县农村犯罪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案件的分布来看，边界农村地区流窜盗窃家畜、盗窃或破坏电力电信设施两类案件相对突出，内部农村区域入院盗窃现象较多，特别是入冬季节比较明显。从侵害的对象来看，犯罪分子多选择无人看护的家院或者家中只有老人、妇女的农户。从盗窃目标来看，主要是羊、狗等家畜以及电力线路设备。二是局部区域违法犯罪屡打屡冒。近年来，村村通公路及路况改善，犯罪分子驾驶改装机动车实施抢劫，抢压牲畜犯罪作案成本低、风险小、成功率高，十分猖獗。三是犯罪分子多数驾驶面包车、机动三轮车、摩托车，在游点中踩点、伺机作案、快速逃离。四是周边区域犯罪人员流窜犯罪，凭借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以打“游击战”的方式实施作案，给公安机关的打击与防范带来很大的难度。由于案件多发生在省际结合部，公安机关来不及做出反应，犯罪分子已经流窜至其他县域或省份。五是社会影响和危害性大，涉农案件即使有些案值不大，但是在农村影响波及面广，容易造成社会气氛的紧张与惶恐。访谈中作者了解到，S县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一度恶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S县农村地区承载了过重的治安压力。S县地处鲁、苏、豫、皖四省结合部地区，农村边界线长，与八县接壤，给犯罪分子跨境作案、跨区域作案、流动交叉作案、外来人员落脚提供了便利。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外出打工，农村“空壳化”村庄、“空巢化”家庭现象较为普遍，留守在家的多为老弱妇幼。这些人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限制，自我防范的能力比较差，犯罪分子容易得手。另外，在很多村庄，冬季组织过巡逻、打更防卫工作，但是春天以后这类活动就很少了。三是警力装备和经费不足严重削弱了公安机关维护治安的能力。在本书作者开展调研的时期，全县19个农村派出所都实行了“警力下沉”，但是由于警力总量有限，基层警力仍显不足，责任区民警承担着超大区域和超高人口规模的治安管理任务，治安管辖面相对过大给日常管理、巡逻防范、快速出警、服务群众等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处。有些地方出现真空地带，警民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农民普遍质疑基层派出所维护乡村治安的能力。民间宗教与基层稳定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宗教问题依然是S县社会治安的重要不安定因素。根据一份S县公安局在2006年所做的治安形势报告，20世纪初期，散布在S县的邪教组织主要有“实际神”、“三班仆人派”、“呼喊派”、“灵灵教”等，教徒涉及S县部分乡镇。其中，“实际神”“三班仆人派”的活动相对突出，其违法犯罪具有组织上的封闭性、活动上的隐蔽性、传教人员的分散性、破坏行为的严重性等特点，挑战地方公安部门的管治能力。访谈中作者了解到，S县的地下民间宗教主要是由于边界复杂造成的，许多民间宗教经由安徽和河南传入，群众从事的宗教活动也具有跨地区特征和较强组织性。据当地介绍，该县当时排查出各类宗教活动地点136处，信教群众约6200人，其中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宗教活动地点就有21处，未批准的活动点大多是家庭聚会，然而活动的负责人大多是乡村社会中比较有影响、有威望的人，这已经构成影响S县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近年来，S县因社会发展引发的矛盾冲突等不稳定因素日趋突出，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工资待遇、公务员登记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构成了集体上访、重复上访的重要诱因。S县信访局的一份资料显示，仅2006年一年，S县全县共发生上访事件697起，2838人次，但是同期比2005年分别下降了32.1%和45.6%。2006年上访事件中，集体上访132起，1847人次，同比下降42.3%和47.8%。虽然矛盾纠纷和上访事件呈现下降趋势，但一些上访事件处理难度大、矛盾问题尖锐。S县社会的群体性事件也存在组织化、联动化的倾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源头来自一些原国有企业，如S县纱厂、麻纺厂等企业职工要求解决的养老金等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厂一直存在有组织的上访活动。另外，伴随着S县招商引资步伐的加大，由于地方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展露苗头。一些群体性事件，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参与者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手段交织，多数人合理诉求与少数人无理取闹交织，这些情况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难度加大。还有一些群体性事件，非对抗性可能转化为对抗性，极端行为可能被效仿或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从而加剧了事件的反复性和暴力化倾向。以上一系列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现实诱因，但多数都超出了公安强力部门的行政能力，长期来看，需要的是国家政策的综合施治和制度的逐步健全，但是短期来看，几乎全部领域的问题都隐含着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给处在一线的公安警察队伍施加了强大的管治压力。县域警力与基层管治早在清代，S县县衙就设有专门的治安机构“三班”，即快班、壮班、皂班。快班，分头快、二快；壮班分头壮、二壮；皂班分头皂、二皂。“三班”除各设一老总外，其余均系衙役。县官升堂，“三班”衙役各有所司。“三班”之外，还有捕班，捕班之下，设东、南、西、北4个“方头”，各方发案 ，则由该方方头负责缉拿。如果遇到重大案件，捕班可申禀知县调动其他各班协助办案，即通常所说的“七班挂捕”。另外，由于S县地理位置的复杂性，S县县衙还设有兵房，掌管全县警备队，负责派兵征讨扰乱S县周边的“土匪”，缉拿不法分子以及通缉外逃罪犯等。1905年，S县设巡警分区。警官始称巡警教弁，后改称副巡官、区官。1914年，巡警分区改称警察事务所，县长兼所长，区官改称警佐。后警察事务所又改称警察局。1932年，警察局内设事务员、书记、二等巡官、三等巡官和3个警兵、1个马兵警。1938年7月，日本侵略军侵占S县城，警察局随国民党政府弃城流亡。1939年2月，日军第二次占领S县，此年年初，建立了日伪公安局，1941年改称警察所，增设警督系、警务系、警法系、特务系、经济系。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S县城，设立警察局，机构简单，人员屡有变更。1948年7月，警察局随国民县政府逃出S县境内。S县公安局成立于1941年7月，其前身是1940年3月成立的S县抗日县政府锄奸特派员。1941年8月至9月，公安局成立后将终兴区中队改为S县看守队编入公安局，后改为公安队，不久又成立了武工队，并在各区设立公安助理员，村设公安员。是年，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3人组成的锄奸领导小组。1942年年初，增设行政股（1948年改为秘书股，后又改为办公室），侦察股、预审股、看守队。1945年10月，设立城关派出所。1946年夏，改称S县民主政府公安局。1947年设立治安股，1948年撤销武工队，增设看守所。1949年年底改称S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内设侦察股、预审股、秘书股、看守所、保卫队，并在全县1个镇、12个区配备了人民公安助理员。1958年11月，成立政法公安部，公检法三家联合办公，下设审判科、检查科、治安科、秘书科、预审科、劳改科。至1959年8月，恢复公安局。1960年，增设两处派出所。1966年7月，增设四处派出所。1968年2月，公、检、法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实行军事管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S省S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73年7月，军管组撤销，恢复公安局，下设政工股、秘书股、治安股、检察股、预审股、政治协理室（1981年改为政工办公室，后又改为政工股）、看守所，增设两处派出所。1975年4月，成立消防中队。1980年4月，增设行政拘留所、刑警队。1982年，增设20处乡镇派出所。1984年，增设行管股和13处乡、镇派出所。1985年，撤销一处派出所，招收20名合同民警组成治安民警中队，同年，设立纪检组。1986年设立政研室，后改为法制科。1995年5月，刑警大队升为副科级单位，1994年设立户籍股、控申股，1995年9月设立巡警大队，为副科级单位，下设3个中队。1996年10月，撤销办公室，成立指挥中心，为副科级单位，下设秘书科、行政科、调度科、通讯科。1997年8月，撤销预审股，合并到刑警大队，实行侦审合一。1997年10月，设立审计股，1997年12月，成立督察大队。1997年5月，增设两处派出所。2002年，经侦大队、治安大队、国保大队升格为副科级单位。同时，成立技术大队，为副科级单位，政工科改称为政治处。在这项研究开展调研的2007年，S县公安局党委成员11人，下设局机关23个科所队，25个派出所。其中，城区派出所5个、开发区派出所1个，农村派出所19个。截至2007年，S县共有包括民警与职工警在内的警力495人。当时，S县公安局是省公安厅警务督察联系点、经侦工作联系点、警察公共关系联系点、正规化建设示范点和全省公安工作联系点，S省厅、H市局先后在这里开过10次现场会，S县公安局曾连续两年被省厅评为优秀公安局。警力规模与构成中国县级公安机关的警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S县公安局的人员构成包括了民警、职工以及协勤等临时人员。民警是指由省编制委员会核定的编制，属于正式的国家专项政法编制序列的职业制警察，由于这部分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序列，所以被称为公安系统的“国家干部”。1992年以后，地方自主增加的地方编制，属于地方职工警序列，因此被称之为“地方干部”。协勤人员是指被地方公安机关聘用的协助公安民警开展工作的保安员、辅警、协警、治安联防队员、户口协管员、交通协管员以及打字员、驾驶员等临时工作人员。S县共有警察496人，但是退二线的有95人，这部分人基本不参与实际工作，所以实际在岗401人，而这其中省级给定的专项政法编制的民警323人，另外78人为地方自建编制。在400余名警员中，机关民警41人，一线实战警力360人，占全部警力的898%，其中，派出所警力174人，其中，城区69人，农村所105人，刑警队警力60人，看守所警力25人，拘留所警力9人，巡警队13人。在S县公安局政工部门的档案室，作者没有找到一份该县警力发展的历年记录。但是幸运的是，在对政工部门负责人以及一些工龄较长的公安干部的访谈中，了解到了S县警力变迁的大致轮廓。20世纪80年代中期，S县国家政法编制的民警250人左右，自80年代后期，民警数量有一定增长，截至1991年大概接近300人，这也是当时地方的全部警力。1991年以后，国家政法编制数量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直到2007年，省里核定的S县政法编制仅325人，只有当退休人员离开岗位以后，新的人员才可以补充进入政法编制序列。可见，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县一级国家专项的公安警察编制数量增幅极其有限，与急剧的社会发展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管治压力极不相称。1992年，中央允许地方根据任务发展需要自建地方编制，S县自1993年开始增编地方干部用以解决警力不足问题，在此后的几年内，地方干部的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S县地方编制的警力停滞不前了，这与我们在对全国宏观财政开支数据的分析中观察到的趋势十分一致，与此同时，地方治安形势开始呈现明显恶化的趋势。S县政工部门的干部认为，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该县警力短缺日趋明显，治安压力明显加大，办案力度明显下降。从1997年该县公安局就向县政府和上级反映警力短缺的问题，但是在1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相反，10年间，S县正式干警的人数还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每年退休人员的比例高过新进人员的比例。2002年至2007年，S县公安系统仅进了5名正式干警，其中2名是军转干部。该县公安局每年都计划从大学警校毕业生中录用人选，但“这仅仅是一个计划而已，县里根本不同意，报批也不会通过”。警力不足影响管治效能按照2006年国家政法编制的职业制民警323人来计算，S县人口118万，辖区内平均每万人口折合警力2.8人，这一比例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平均水平相当。实际上，警力不足已经构成了S县公安开展工作的一个最严重制约。S县公安局的局长认为，虽然现在搞了那么多的公安改革，但是归根结底基层缺少有效的警力。目前，S县根据全县38个农村和城市社区分布建立了147个警务室，按照要求实行“一区一警”制度，但是在一个派出所只有三四名民警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真正实现一区一警。拿警务室建设来说，虽然按上级要求建立了基层警务室，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时间警务室都没有人，这样反倒给老百姓留下了警察不作为的印象。S县公安局长把现在的警务室建设比喻为“先把庙建起，再等和尚来”。如果按照包括地方干部在内的所有在编民警390人左右计算，S县每万人口警力数量仅为3.2人。农村的情况可能更糟，以农村派出所为例，通常一个派出所下辖20余个行政村、60多个自然村，平均管辖人口4万至8万。派出所一般有三四名民警承担着辖区打击犯罪、治安管理、安全防范、户籍管理的工作。在许多派出所，仅仅配置三四名民警，标准的配备是一名所长、一名指导员、一名户籍管理员。所长虽然分管一个警务区，但是通常强况下他必须留在所里应付各类日常事务，而负责户籍管理的民警也由于工作需要很难下到基层，所以真正要实现H市局提出的“六项警务机制改革”的要求——按照城区每3000人、农村每10000人左右配置一名民警，距离还相差很远。比如，S县HG乡，辖区内实际人口8万余人，管辖面积130多平方公里，有将近180个自然村，但该乡派出所正式民警只有4人，距离要求的标准相差一倍。表2和表3分别是S县公安局机关基层一线实战单位和县各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人数，包含了正式民警和辅警性质的职工警，以及所辖地区的人口与面积等信息，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县级政权基层警力配备的一般状况。表2. S县公安局机关基层一线实战单位警力配置情况表3. S县各辖区派出所警力状况与辖区规模在调研中发现，通常一个县级公安机关都会保留两套不同的警力数据。一份真实的警力数据，而另一份则是上报给上级的警力数据。上报的数据所显示的基层派出所警力数字，基本上是真实数据的一倍，在上报数据中，每个派出所的人员配备可以高达8人左右，仅仅是在数字上应付了上级提出的各县警力部署应达规模。有地方干警提出，这样做可能导致上级公安机关因统计失真而对基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会制定更加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而更不切实际的改革则将进一步迫使基层数据造假。——作者原注原表格中的派出所具体名称以阿拉伯数字替换。——编注重拾传统管治策略面对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区域和复杂的社会管治任务，正规公安警察队伍明显不足，基层民警无力应对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犯罪，警力“全覆盖”的行政目标更是难以企及。为弥补正式警力不足的问题，S县采取了构建乡村联防队伍的治安策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S县综合治理委员会的主导下，组建了乡村联防队。综治委要求当时全县20个乡镇按照人口0.3‰的比例组建联防队员370人，成立后的治安联防队归各乡镇派出所领导。表4是本书作者在S县调研时全县范围内各乡镇联防队员的数量情况。表4. S县各基层派出所拥有联防队员的数量统计原表格中的派出所名称隐去，数字所代表的派出所实际名称与表3中一致。——编注严格来说，这些执法队员没有执法权，只能协助正式民警执行警务活动。但是迫于治安形势的需要，基层警务机构又不得不利用联防队员分担治安任务，实际上，大部分联防队员获得了准执法权。协助执法、参与执法与执法之间的界限本来就十分模糊，当这些协警性质的联防队员在参与执法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而滥用职权或与民众产生纠纷时，他们时常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但是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这实在是基层公安部门和警务机构不得已的手段，只能通过这支非正规的队伍弥补正规警力的不足，适应社会管治的需要。本书作者在S县开展调研期间，与不少联防队员有日常接触，作者了解到这些联防队员虽然属于派出所的“编外人员”，但是数量上往往是正式警员的几倍，大量治安工作是由他们来承担的。尤其在城关镇和广大乡镇地区的派出所，由于联防队员来自本地社区，熟悉本地社会关系，大量纠纷和治安案件交由他们负责后，多以私下调解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这在客观上不仅使许多治安案件最终以不立案的形式终结了，而且也防止了一部分治安案件向刑事案件的转化。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这些人员是在正规警力不足的条件下成立的，所以地方政府迫于财政经费的不足，难以给予他们相对充足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导致这支队伍极不稳定。在S省督察厅2007年所做的一份专题调研报告中，详细记述了该县联防队员的情况。这些人（联防队员）无执法资格，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工作中容易发生问题，影响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整体形象。目前联防队员也有苦衷。该局派出所的联防队员绝大多数是乡镇富余干部职工，工资由乡镇发放。联防队的任务重、条件艰苦、纪律严格，与其他乡镇职工形成鲜明对比，联防队员心理很不平衡。特别是目前正进行机构改革，该县鼓励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带薪离岗经商办企业，各乡镇分配的离岗创业名额也落在了联防队员身上，大部分联防队员情绪很不稳定，产生了离开的念头。此次调查显示，全县420名联防队员中，约有60%以上的人员思想不稳定，有离开派出所的意向，对S县CT镇派出所的调查显示13名联防队员中仅有1人愿意继续干下去。(原文最后一句中的镇名称隐去。——编注)警力增长的“转折点”综合看Ｓ县的警力发展趋势，基本清晰，即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有一个缓慢的增长，这一增长的主要源头来自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地方划拨了一批专项政法编制。但90年代以来，国家正式的政法公安编制受到严格控制，阻塞了通过引进正规警察补充公安队伍的路径。不过所幸从1992年开始，地方获得了增加通过自建编制补充警力的自主权，但在连续增长了几年以后，至90年代末期以后，Ｓ县的警力整体上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这个关键“节点”，同全国公安财政支出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对这个转折点的微观观察就变得异常重要。本书作者在访谈中了解到，无论是国家划拨编制还是地方自建编制，都列入地方人事预算，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以任何方式寻求增加编制的要求在地方层面都被视为增加财政负担。要求国家编制的难度是明显的，地方即使有充足的财政保障，也无法突破国家编制体制的限制。相比而言，地方自建编制的规模虽然基本不受国家编制体制的制约（当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得不到中央的合法确认），但是地方决策者又必须考虑到自身财政能力的制约，毕竟要求增编的机构不仅止于公安部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几乎所有部门都在向地方党政决策者抱怨部门行政人员短缺，要求增加编制以适应巨量的公共服务和监管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决策者在21世纪初随即收紧了地方自建编制的政策。财政因素制约警力发展的一个直接环节就是“进人”。在对S县公安干部的访谈中，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公安局“进人难”。Ｓ县政工干部认为，公安机关的进人途经非常有限，主要来源包括警校毕业生与军转干部两块。警校毕业生回到公安机关工作，是地方公安机关补充警察力量的重要来源，但是随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较好的工作待遇的吸引，警校毕业生大量流向了沿海地区。近几年，随着警察招收体制的改革，所有希望进入国家编制民警序列的毕业生，必须通过政府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这意味着即使警官学校毕业，要想进入公安部门成为警察也需要通过考试迈过一道国家设定的门槛。警校毕业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毕业后即可直接进入公安机关工作。军转干部作为另外一个警力来源，但是在2006年全年S县仅接收了两名军转干部。在新进警员下降的同时，退休人员的数量却在增多。按照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副科级以下民警50岁退出岗位（地方俗称“退二线”），副科级52岁退岗，可预期的2008年之后几年将要退二线的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重将持续增加。从接受访谈的干部那里获悉，S县在编民警490多人，但真正上岗的仅 320余人，每年退居“二线”的干部比例在逐渐增加。受此影响，S县公安局民警队伍不得不面对快速老龄化的现实。归根结底，影响警力发展的因素排除了编制体制性制约以外，最关键的就在于受地方财政能力与财政支出意愿的影响。增加地方警力编制即相应地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这意味着地方财政要承担相应警力编制的人员经费与业务经费额度。S县公安局的一位领导这样谈道：局里（指S县公安局）想吸收一部分地方大学生，增强警力，但是县财政局一下子拨不了那么多钱，因为给县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就算是省里给了这个编制，人员能进来，县里都不能保证工资，原来毕业生一来第一个月就能领工资，就算是月底30号上班也能领一个月的工资，但是现在不管哪天来，只能从下个月领工资。另外，虽然退休人员退下来了，编制上有了空缺，但是仍然不能进人，进不来。因为编制这个问题，去年局里搞登记工作，只要符合公务员标准的都登记了，但是人进不来。就县里财政，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年县里对公安这一块还是比较倾斜的，但是增加编制就是受到当地财政限制，好多县里领导当面告诉我：“一句话，许多事情无能为力。”除了财政因素之外，当然不排除还有更多甚至更为关键的因素来解释这个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出现的“转折点”。这里的意思是，即使仍然存在自建编制自主权以及宽裕的财政政策，地方决策者可能仍然选择放弃追加对公安的人财物保障。在对S县的警务活动以及在沿海城市某区的调研中，作者发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在社会大流动状态下，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工作中的“外部性”现象逐渐突出，地区警力和经费开支增加的同时也产生了所谓相邻区域“搭便车”的行为，分权制度下的地方决策者开始“理性地”选择逃避增加经费。

摘要：抗击疫情歌曲曾霸屏网络，如今为何没有继续传播呢？经过时间洗礼和检验后，一些“假大空”的创作被时光冲刷而去。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风平浪静的社会底层，可谓是经济萧条，产业低迷，企业倒闭，群众失业，房价下调。许多人宅在家中不敢外出，许多人不敢继续创业，这与平时看似热闹的朋友圈形成巨大反差，仿佛折射出人们内心的寂寞、不安、惶恐与迷茫。活着就是战争！坚持是孤独的，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将我打倒，只要我还有力气战斗，我就会一直战斗。我的“三观”词典中没有不可能，做不到，失败这些词。这不是明志，也不是鸡血，人活着要有态度，不能稀里糊涂认命。只有战斗，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易白语录▲唱作歌手易白在故乡潮汕采风创作新歌（摄影/邹晓林）编者按：以前执行重大行动的时候，几天没吃饭且灰头土脸的，山下的人民群众送来了热乎乎的盒饭，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盒饭。部队回撤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路的两边送别，那一刻我内心笃定的知道——人民，就是我这辈子的亲人！我生平第一次因为自己是党员和军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当我注视和老战友于静波讨论许久最终敲定的歌词时，已经难掩内心的百感交集，唱到“人民”两个字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两个字的厚重，内心也是一阵辛酸，一阵愧疚！觉得对不起人民，为人民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易白真正的文艺应陪伴人民走出人生低谷——抗击疫情公益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创作谈◎ 肖一民抗击疫情歌曲曾霸屏网络，如今为何没有继续传播呢？经过时间洗礼和检验后，一些“假大空”的创作被时光冲刷而去。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风平浪静的社会底层，可谓是经济萧条，产业低迷，企业倒闭，群众失业，房价下调。许多人宅在家中不敢外出，许多人不敢继续创业，这与平时看似热闹的朋友圈形成巨大反差，仿佛折射出人们内心的寂寞、不安、惶恐与迷茫。昨夜，一首走心的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在视频号传开，引起笔者关注，就像当初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引起广泛关注一样，这首歌也引起了关于政治类文艺创作的一些思考？唱给人民的信（歌词）演唱：易白作词：易白/于静波作曲：易白隔绝的光阴，陋室冷清又经思念和别离孤月渡黎明，陵园丰碑影壮志血染了五星人民的声音，引起争鸣时刻敲打我的心谣言乱如病，蔓延了冬季深夜编发了微信人民啊人民，我也当过兵松叶轻雪中挺，风雨中常青人民啊人民，为公天下心为人民干革命，苦中有豪情我把这封信，唱给你们听寂静的光阴，我陪你前行我位卑言轻，希望有人听我们来谈心，我为您弹琴母亲的叮咛，从未消停时常温暖我的心孩子的眼睛，不见我身影夜里哭得很伤心曾经的誓言，忽远忽近总是回荡我耳边突袭的疫情，惊扰了民心小小公仆很忧心人民啊人民，请您别灰心我也是一个民，更是您的兵人民啊人民，我们要坚定您的心我的心，心心心相印黎明啊黎明，倾听我的心我就像一颗星，也期待天明人民啊人民，我们要坚信您的星我的星，星星星相映人民啊人民，人民啊人民牵动我的心（注：歌词引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主办网站《学习强国》歌曲MV视频或音乐，详见网络视听平台）没有气势磅礴，没有恢宏大气，没有拍X马屁，易白只是通过这首歌曲想和人民群众谈谈心。“人民”属较大的创作选题，并非常人能驾驭。他需要唱作人具备社会阅历、政治领悟，声乐功底、音乐理论等综合沉淀，更需要唱作人内心诚恳、求真、务实，才能写好唱好此类选题。《唱给人民的信》是一首扎根社会底层，心系人民群众，且具有故事性、思想性、哲学性、文学性、音乐性和社会性的流行歌曲。许多来自体制内的“大佬”纷纷认同这首歌曲，就连体制外的人民群众，笔者朋友圈里的朋友们，听着也喜欢。易白这位来自深圳龙岗的退役士官被许多人熟识。▲著名独立学者易白（摄影/邹晓林）与弱者为伍，会变得贪生怕死；与强者为伍，会变得无所畏惧；与仁者为伍，会变得优柔寡断；与智者为伍，会变得大智若愚；与孤独为伍，会变得更加清醒。——易白语录诚然，这首歌曲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满天烟花邂逅了星斗/她在梦中苦苦地等候 /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泪水总是落在我心头。”易白多年前创作的歌曲《走走走》最近也十分火爆，被传遍大街小巷。人们喜欢在开车或者走路的时候，引用这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自拍一些自己在路上，在行走的抖音视频，抖音上累计出现了124041条视频。都是关于《走走走》这首歌曲的短视频，总计播放曝光率过亿。走走走（歌词）词曲：易白作曲：易白演唱：易白有时候，抬起头一条路，一个人，一直走脚下的节奏，慢慢地感受欣赏每个不同的路口走过后，回过头怎么看都看不透头上满天星空在颤抖四周一个一个匆匆走谁能日日夜夜地坚守忍受伤痕累累的苦头路口停停走走的步骤都在为了糊口而奋斗这是现实生活的节奏很紧凑那时候，猜不透一条路，两个人，怎么走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感受走到尽头只有挥挥手到最后，再回首想起路口的邂逅时光匆匆匆匆地流走谁在为我苦苦地等候寻找庸庸碌碌的出口不做生活摆布的木偶我要为了梦想向前走为了幸福快乐而奋斗不到最后，我绝对不会回头满天烟花邂逅了星斗她在梦中苦苦地等候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泪水总是落在我心头站在异乡陌生的路口灯火点燃一路的乡愁心在颤抖！不知路该怎么走头上满天星空在颤抖四周一个一个匆匆走谁能日日夜夜地坚守忍受伤痕累累的苦头路口停停走走的步骤都在为了糊口而奋斗这是都市生活的节奏很紧凑走过孤孤单单的等候到尽头（注：歌曲引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歌曲相关视频或音乐，详见网络视听平台）▲著名独立学者易白（摄影/邹晓林）易白，字一心，本名王增弘；1986年生于广东揭阳，移居汕头，现居深圳；2005年参军入伍，先后在野战部队战斗班排和各级机关工作，战旗报、解放军报专栏作者及插画师，先后为军队宣传部、保卫部、军事检察院等部门编绘系列漫画教育读本印发基层部队，并担任军队政工网《军旅文学》《红星评论》编辑，先后在央级省级军地媒体发表音乐、文学、美术、新闻和摄影作品2500余篇（件），共计70余万字，因涉学广泛以博学而闻名，系中国当代著名独立学者。他创作纪念5.12汶川大地震油画《守护》荣获“2009和谐文化之旅全国诗书画大赛”（一等奖），诗歌《国歌记忆》荣获军网榕树下·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三等奖），纪实新闻摄影《士兵高度》斩获“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2周年·江山如此多娇摄影大赛（银奖），组诗《亡魂之歌》荣获“我心目中的雷锋”（长锋破浪奖）和中国诗歌学会（杨牧诗歌奖），担任作曲军歌《守卫南疆》荣获“云南省军区之歌征集”活动（优秀奖），作词作曲演唱单曲《铁花开》荣获中国青年报社“强国一代”歌曲征集（词曲类优秀奖）和“华语播客巅峰榜”第八名，曾多次被部队评选表彰为“学习成才标兵”和“优秀士兵”，因文艺创作成果突出荣立二等功。他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画家、作家、诗人、唱作歌手和影视编导；系原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成都军区分院）艺委会委员，5星文学网和文化传媒连锁品牌创始人；先后创作出版诗集《心界》，文集《偶然记录》，长篇军事小说《逃兵》《猎豹》等，唱作发行音乐专辑《走走走》《那人那事》；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讲普通话》播出，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春无限》《网络文化看点》访谈嘉宾。现为中国青年作家协会荣誉主席，深圳市易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易白文化、易白影业、易白音乐连锁厂牌·创始人和首席合伙人。▲易白文化创始人易白（摄影/邹晓林）当你听信“术业有专攻”这句老话的时候，说明你是一个看重结果的人。很多人失败的根源在于，以为看见终点，最后死在路上。——易白语录生于书香世家的易白4岁研习书画，10岁出口成诗，16岁学习音乐，30余次参加全省全国征文和绘画比赛均名列三甲。20岁参军入伍，在训练之余坚持文学、绘画、音乐创作，曾编绘出版《军营漫画读本》系列画册，在各级媒体创作发表文学、绘画、音乐作品2000余篇件，2010年出版发行诗集《心界》。2011年唱作发行民谣单曲《花儿又开》引起关注。2012年推出首张音乐专辑《走走走》。10月1日献给正在恢复重建的彝良灾区原创单曲《为明天而战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并被解放军报报道。2013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逃兵》，文集《偶然记录》被赞誉为战士歌手、战士诗人、战士画家、战士艺术家，其成长成才事迹和作品被部队作为官兵学习解读范本存入史馆，永久保存。▲易白音乐作品2014年4月，易白创作了《黑夜里的太阳》《赌注》《灵魂问答》《那些兄弟》《幸福路》等歌曲，在QQ音乐独立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那人那事》。2016年主演微电影《罪纪元》， 同年编剧、导演现实主义科幻短片《手机族》。2017年12月，易白在QQ音乐独立发行了音乐专辑《走走走》；专辑收录了《走走走》《小河淌水的故乡》《为明天而战斗》《梦想的笔》《让炮弹飞》等歌曲。2017年12月，易白发行了单曲《铁花开》，歌曲同名MV在八一电视播出。 2018年3月，易白诗歌《子弹的爱》在八一电台播出。2020年5月，两届奥运射击冠军、北京市射击运动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北京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杨凌也朗诵了这首诗歌。多年来，无论经历任何困难，易白的创作从未停止。2018年4月歌曲《让炮弹飞》MV在八一电视播出，10月，与小曾合唱的歌曲《为明天而战斗》MV在八一电视播出。10月，《为明天而战斗》MV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转播。2019年5月，易白为唱作歌手王朝祥编剧、导演音乐微电影《街头歌手的梦想》，同年9月，易白担任网剧《我的男月嫂》美术指导和监制，并作词、作曲、演唱的主题曲《赌注》，同年12月担任奇幻片《青蛇番外篇》制片人。▲2020年2月《唱给人民的信》宣传画报/易白设计/书法家洪坤江题字2020年2月，易白和转业战友于静波创作抗击疫情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向全社会传递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抗击疫情的信息，用歌声激励斗志，把感动化作行动，歌曲MV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人民视频、网易云音乐和QQ音乐等视听平台上线。2月25日，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播出。3月11日在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府官网转发。3月20日，央视新闻移动网播出《唱给人民的信》MV。2019年10月，在“易白商标案”中，易白没有请律师，提笔撰写了《答辩理由书》并收集了完整证据链，提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最终答辩胜诉。2020年8月1日，易白在其微博发文打假，进行防骗宣传。▲作家/诗人易白（摄影/邹晓林）生活总是逼着我们做很多“不愿做”和“不会做”的事情。竭尽所能把这些事做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本事”，有“本事”的人才能担当重任。——易白语录4岁学画，10岁能诗，16岁习琴，18岁为师，19岁参军，24岁出书，25岁唱作发行歌曲，并因文艺创作成果突出荣立二等功，事迹被存入军队史馆，名字被载入战旗史册，成就“诗歌画”梦想，引发“易白现象”。28岁出专辑，开公司，办网站；30岁当演员，当编剧，当导演；33岁当爸爸的他，已是4家录音棚高级合伙人，4家公司股东，10余家网站创始人。易白这个熟悉的名字，伴随着他发表的诗文，绘制的画作，唱作的歌曲和编导的影片，给人留下了“多面”和“博学”的深刻印象，逐渐被广泛熟知。“他乡漂泊之人，上下班途中戴耳机听易白唱的《铁花开》忽然泪如泉涌。”方朔建议记者这样写，他说这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易白的歌曲欠缺运作和包装。“《铁花开》他前前后后写了4年，他才是真正的音乐诗人”方朔清洗着茶杯，不慌不忙向记者娓娓道来。他说，在中国乐坛能被尊称为“音乐诗人”的唱作歌手，想必除了许巍和朴树，寥寥无几。▲唱作人易白（摄影/邹晓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是一件在旁人看来觉得荒唐的事情，然而奇迹总是在荒唐之中诞生。——易白语录赞誉或者尊称，对于易白而言，不过虚名而已！他不在乎别人对他，怎么评价或看待。谈及最近被广泛认可的单曲《唱给人民的信》时，音乐唱作人易白说：“为人民服务”这句口号，在部队每天喊几十遍，喊着，喊着，喊着……就像刻进灵魂里，刻进骨子里。”这说明，音乐创作须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只有真正扎根基层，体验生活，诚恳走心的创作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易白告诉笔者：“我当时和老于写这首歌，不是单纯为了抗击疫情而写，也是为了记录历史，并且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听众走完全程，因为真正的文艺应陪伴人民走出人生低谷。”注：文中部分针对易白部分描写，引述于王娥/雷馥榕/李梦蓉2019年10月26日，合著发表于木叶文学网，豆瓣阅读人物传记体报告文学《不愿苟活的精神富豪》一书。——当下社会的快节奏，似乎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极快阅读时代。与社会发展越来越背驰而行的是年轻一代的浮躁、焦虑、沉不下心来，做事毛躁。人们忙着疾驰而行路上，灵魂也正逐渐焦虑不安无处安放。可以洞见的是，现在社会越来越需要一批有思想深刻性、引导性、且有个性化的作者群体。读易白是必要的，在他的歌曲亦或是文学作品中，能看到难得的一方宁静与洞悉深刻性。读罢，他的思想确实能对当下的年轻人产生影响。——文引《5星文学网》订阅号/今日头条/腾讯新闻责任编辑：方墨结语：当下社会的快节奏，似乎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极快阅读时代。与社会发展越来越背驰而行的是年轻一代的浮躁、焦虑、沉不下心来，做事毛躁。人们忙着疾驰而行路上，灵魂也正逐渐焦虑不安无处安放。可以洞见的是，现在社会越来越需要一批有思想深刻性、引导性、且有个性化的作者群体。读易白是必要的，在他的歌曲亦或是文学作品中，能看到难得的一方宁静与洞悉深刻性。读罢，他的思想确实能对当下的年轻人产生影响。——引述于王娥、雷馥榕、李梦蓉2019年10月26日，合著发表于木叶文学网，豆瓣阅读人物传记体报告文学《不愿苟活的精神富豪》一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何净亭】演而优则导，古已有之。但上来就啃一块硬骨头，怕是没人比李晨更倔犟更坚韧了。在首执导筒之前，李晨是职业演员，只不过近几年在综艺节目中曝光度过高，让人们忽略了他曾经有很多拿得出手的角色创作。《空天猎》是李晨的导演处女作。这可不是搞笑段子集或青春伤痛史或喜闻乐见老少咸宜的动作爽片，而是需要大量装备做后盾、CG来支援，甚至军队深度参与的军事题材电影，并且是这类电影中难度最大的空战题材。所以，在最初得知李晨要拍空军故事还兼带境外反恐空中“狗斗”（Dogfight，即以机枪或机炮为主要武器的空战中的近距离格斗或缠斗），就觉得他简直是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毕竟，在大银幕上，我空军故事还停留在近十年前的《歼十出击》和再十年前的《冲天飞豹》，乏善可陈一言难尽。而好莱坞的《壮志凌云》（Top Gun）珠玉在前，似乎是道永远也跨不过去的坎。经反复观影《空天猎》又重温了一遍《壮志凌云》，突然想到，《空天猎》怎么就不能是我们自己的Top Gun呢？！拼画面《空天猎》有毛病吗？当然有。作为一部军事电影，能否带着观众飚肾上腺素，还要有其本身的艺术力和表现力。《空天猎》中有些该“炸裂”的情节，如果换成好莱坞制作，必然会更精彩，但主创们尚把握不力。比如，影片的几段情节：男主角吴迪“猎空”的歼-10C用超音速音爆震聋反派叛军致其丧失战斗力，因为历史上荷兰空军已对恐怖分子实践了多次，《空天猎》拿来用之也算再现，此时应是吸睛之处，但画面却像二维动画般随随便便处理了一下，没有激起燃点。“猎空”歼-10C投精确制导炸弹催毁发射中的弹道导弹，并最终给叛军的幻影-2000“做手术”，情节想定也很棒，画面却给出某些文艺片刻意造成的冷静而审视的第三者视角，让观众想看个酣畅淋漓却遇到了国足临门一脚，就差最后靴子落地给个痛快的——如果就弹道导弹如何被炸毁、幻影-2000如何被切来个精确的CG特写，那么观影效果肯定更加震撼。2017年9月26日，浙江杭州，范冰冰现身杭州某影院为《空天猎》做宣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另外，空战最大的看点就是飞行员御风而行、战鹰风驰电掣，《空天猎》中在或是飞行员生死对决中的紧张感或是战机沐浴光影而成的“凌空感”诸元素上，还差了那么点火候。远的不说《壮志凌云》中三代机“雄猫”与米格激烈的“狗斗”，就说最近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打造了近乎完美的一代战机交缠对决场景，其影片过硬的制作技术，甚至让人忽略了他的叙事盲区。讲故事空军已经把《空天猎》作为军种宣传片，不仅在人员和装备上倾尽所能，而且在剧本构思上严格把关。对于最终的观感来说，这在专业性和技术性上有了起码的保证，不会像某些号称是军事片却在细节上被吐槽一地，为之幸；但因为诉求太多，面面俱到，缺乏取舍，又使得故事的重心减弱，进入主题稍慢，节奏上不太明快，为之缺憾。但除此之外，《空天猎》的创作可谓是戴着枷锁起舞。在严格把控不泄密的情况下，在多方磨合和妥协中，捋顺了一条空军多兵种精英联合跨境反恐解救人质，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地区和平的情节主线，最大限度的展现了新时期人民空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孙子曰：善战者动于九天之上。自人类战争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以来，空军这个进攻性极强技术性超强的军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战争的面貌。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折过渡的海湾战争也揭示了一条新铁律：空袭与反空袭是现代战争的“主旋律”。诞生于战场的我人民空军自从建立之后浴血奋战，取得过“农村娃训练几十小时便击落美军双料王牌”等等“空中拼刺刀”的辉煌战绩。然而由于承平日久，空军曾被讥讽为“和平鸽”。电影《空天猎》的展演，足以让人们看到我空军在诸多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长足进步，让人们对这支雷霆劲旅在未来空天战场上能打仗、打胜仗有了信心和把握。现象级电影《战狼2》中，也有解救境外人质，并动用海军“大杀器”的情节，但严格说来《战狼2》只是一部有军事背景的动作电影。而《空天猎》则是更加纯粹的空军题材军事类型片。同样是演员转行做导演，吴京还是选取了他擅长的动作故事，并在撤侨背景和退役军人之间巧妙而恣意地凸显其个人角色魅力，使得情节更“抓人”，节奏更流畅。无疑，突出个人英雄主义固然会更加吸引人，而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观众又习惯于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熏陶。但现代战争讲究的是体系作战，正如《空天猎》中王学圻饰演的陈将军四两拨千斤的台词：“我们用体系作战来战胜他们（反派叛军）。”所以，《空天猎》不惜放缓叙事节奏，也要呈现“网电空间”战诸元素诸环节；且在开篇，主角“猎空”吴迪复盘了我空军战机2014年东海上空用“滚筒”动作成功驱离美帝巡逻机的真实场景，僚机“红岸”称他“你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吴迪也半调侃地打断他“别瞎说，我们是人民空军！”这句台词的潜台词就是：PLA（包括AF）向来是团结一致，摒弃《壮志凌云》显摆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又比如在主线跨境反恐作战上，天朝自然不能像美帝那样擅当世界警察，所以即使是救援行动，也要尽量缩小出战规模，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完成目标。而这就增加了救援本身的难度。因此，在这一点上，《空天猎》没有如某些军迷希望的那般，想当然让天朝军事力量随随便便就投射在境外战场上，而是一切都遵循真实可信的外交逻辑和军事逻辑，耀我军威的同时还不能给居心叵测的人留下口实。这种战略层面的拿捏有度才是最难能可贵的。非同于体制内作品，《空天猎》在军队政工干部身上没有下太多笔墨。但无论是“霸天狼”基地主官凌伟峰办公室里挂着的“军魂”，还是特训教室后高悬的“不忘初心”，抑或是吴迪代表任务组战斗员表决心“如果不能为了人民而战，那还能为了谁”，甚至是陈将军在战前动员坚定地说出“你们是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中国军人”，以及语重心长的一声“同志们”，都没有陷入大段的说教窠臼，而恰到好处地提点出“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对于男女主角的感情戏也掌控得当。李晨和范冰冰作为职业演员，在影片中的表演交了合格卷，除了几句真情告白，并没有太多你情我爱的戏份，符合中国军人惯常隐忍的情感心路。而在最较真儿的地方，诸如为何两次出动歼10C而第二次要空中加油（当然有把我已谙熟了空中加油技术秀一秀的考量），为何遂行不同任何要更换不同型号战机（当然有把我主战装备都拉出来秀一秀的考量），为何不祭出能够对敌一招锁喉的四代机歼-20（当然理论上必然可行，但如此电影5分钟就结束了），种种普通观众未必能看出门道的细节上，主创们却也一丝不苟。《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兵器》主编肖宁、@科罗廖夫、@默虹美海军学习小站、歼10试飞员徐勇凌等或资深或专业人士，都对《空天猎》的技术战术细节给出了详尽的解说和由衷肯定，于此不再拾人牙慧。秀肌肉如今再看1986年的《壮志凌云》，按时下观点，也就是一部靠“小鲜肉”加秀肌肉的美式主旋律和征兵宣传片，不过是好莱坞电影梦工厂应美海军航空兵出品的“行活儿”，一部水准之作。在战机缠斗之余，电影更多侧重于主角“独行侠”如何摆脱了来自“父的原罪”最终变身为以一敌十的空战皇牌的成长历程——为了衬托当年的“靓汤”的无比耍帅，竟然让致使另一皇牌“冰人”大失方寸的苏联空军米格战机机组，被觉醒了并自我拯救的“独行侠”生生接二连三地击落——“主角光环”既老套，也嚣张。但影迷和军迷就是对《壮志凌云》念念不忘。这就像是男孩子的初恋，总是带着神圣的致命的晕轮效应，并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并不自觉地美化之。同类型电影，美欧还有几部，分别是后冷战时期的《绝密飞行Stealth》（美国）《空中决斗les Chevaliers Ciel》（法国）《捕风捉影Зеркальные войны: Отражение первое》（俄罗斯）。故事不过是这般套路：主角双雄并峙，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惺惺相惜；演练对抗，在演练过程中受到不明国家/组织的干扰；最后主角英勇无畏技高一筹锁定歼灭。《捕风捉影》中帅爆了的SU-X战机的敌人，是勾结政府高层的不良军火商；《空中决斗》幻影-2000的敌人，结合911事件，设定反派是用金发美女作诱饵的类“基地”分子；而《绝密飞行》科幻级智能无人机的敌人，先是开着SU-37的俄国人，再是躲藏在阿富汗山洞里的恐怖分子，最后就是永远不听话的朝鲜——呈现出一种非对称对抗的荒谬性。这几部电影的共同之处，都彰显出大国的耀武扬威和“替天行道”。在《战狼2》热映时，曾有文章提及“帝国意识崛起”。所谓“帝国意识”，并非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从电影和文艺作品来说，‘帝国’不承认自己是客体，它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主场，而自己也永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自己的价值观与正义也不容置疑”。与之相对的，诺兰的《敦刻尔克》就如同日不落帝国向世界投下的最后一瞥。以2008年antiCNN、汶川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等标志性事件以及世界性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就在外部舆论压迫和内部力量积蓄的双重作用下，身不由己步上民族复兴之路。《战狼》系列强势填补了天朝国民承继张骞、陈汤、王玄策以降对“帝国”的共同想象，虽然姗姗来迟，但总算没有缺席。中国的类型片与西方纯粹的类型片还有区别，包括观念的不同、创作目的不同、社会环境的不同等等，由此给影片创作就带来极大的不同。比如，军事片的几个基本要点：首先，主角大多是孤胆英雄或反英雄，一个人要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完成解救众人的任务，主创们会千方百计给主角造成孤身一人的环境，诸如《血战钢锯岭》；其次，主角历程总还得伴随着来自社会的反面力量，或是阴险的上司，或是别有用心的同事，要不就是蓄意策划的阴谋或被遮蔽的真相，主角常常要在外部竞争和内心冲突几条线索上作战，诸如《壮志凌云》。而我们的军事电影，过去强调的是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强调的是指战员们令行禁止、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表现的是军队的方方面面，各兵种各岗位，哪一个元素都不能少；讲究的是上下级关系高度一致，避免出现掣肘的人祸，等等。那么，主角剩下的对手，就只能是一个或一群明确的敌人，这就少了许多类型片的精彩。但这也是中国特色，创作者有时会感到很无奈，却必须遵循这种特殊的规律。就这一点来说，体制外导演如李晨、吴京敢于啃涉军题材的硬骨头，当值得大加赞许。电影从来都是技术的产物。军事电影尤其需要成熟的电影制作体系来支撑。近来，“重工业电影”被频频提及，且不论这是不是“假概念”“伪命题”，说明国产电影的创作开始充分关注“讲好中国故事”背后的硬实力。由于空军和军工集团的鼎力支持，使得《空天猎》可谓“官方”撑腰的首次展现我在境外动用军事力量甚至武装干涉（褒义）他国的国产军事电影，意味着空军渐已不再秉承初创时期国土防空的建军思想，而是打造贴合影片名字的“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大国重器、扬我军威”；意味着国产军事电影自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一度束手束脚讳莫如深的一切，现在似乎都不存在创作禁区了。某种程度上说，《空天猎》除了表现力上还有些生涩，其在国产军事电影史上的意义，应绝对不亚于《壮志凌云》。“战狼”特战旅和“霸天狼”基地，“狼”的意向频频出现，也象征中国军力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之后的蓄势待发，在文艺作品中适时贴合了天朝观众“大国民”的心理预期，并在题材创作上打出自信的漂亮的组合拳。接下来还有一部同类型的《红海行动》，仍然取材当下大热的撤侨行动。香港导演林超贤《湄公河行动》佳作在前，应该会在他擅长的节奏感和场面调度上，对军事类型片的积累和创新有所助益。

如果“公务员”必须有“从军”经历，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好吗？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每日丽人讲堂”，小编一直乐于普及一些军事的问题，都是采集生活中的一些实例给大家分析研究，此文章由百家号“每日丽人讲堂”原创，维权必究！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公务员的那些事，公务员是人人都喜欢的一种职业，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对于公务员来说，公务员是不是必须要有从军的经历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小编专门咨询了专业的老兵，老兵说出了这样的解释和答案，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公务员往小处说是一种职业，是一份工作，从国家角度说，是党领导下的职业官员，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领导者，组织者，管理者，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需要从各行各业、各种专业素养的人才中源源不断地持续地补充新鲜血液，只从有从军经历的人员中选拔公务员，根本无法满足需要，长此以往，公务员系统的总体能力、素质的下降是必然结果，最终的后果只能由国家和全体国民来承担了其次，公务员担负着行政服务和管理的重要职能，需要很强的综合行政能力测试，电脑操作，文案编写，对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能力，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很多岗位还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如审计，财政，政策研究室，城市规划，税务等专业技术岗位显然部队专业干部很多专业技术是不对口的，公务员虽然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是很多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的岗位咱退役军人可以胜任，有些却是不能胜任或者不能立即胜任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岗位要求专业经历和专业学历，为了国家机构的顺利工作，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必须多方面广途径的招纳人才，退役军人是一个好途径，但不会成为唯一的途径最后，退伍战士（包括士官）包安置工作的，大都分配到效益好的企业、事业单位，有时行政部门也接收少量的退伍兵，如果当参军成为当选公务员唯一途径，必然有很多人是为了当公务员而参军入伍，如果必须有从军经历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因为没有从军经验而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另外，这对女性也是一种不公，有从军经历从事公务员工作，军队政工、后勤方面的人员能胜任工作，纯军事人员从事一些务实工作尚可，地方各机关事业单位都很欢迎转业退伍军人，他们的部队作风会令人耳目一新我给大家讲清楚了吗？如果您有相似问题可以评论区留言，小编有时间会一一回复大家的，也欢迎也欢迎大家积极转发评论点赞，有关这类型话题小编会持续更新，关注小编不迷路！

将军也是名人，崇敬将军，宣传将军。今天介绍几位山西阳泉籍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他们是：△王有翰，山西省盂县东关南村人，解放军少将军衔。1930年4月出生，1945年9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师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师炮兵主任、师副参谋长、军炮兵主任、副师长，沈阳军区军训部副部长、部长，六十四军参谋长，沈阳军区赤峰守备区司令员，辽宁省军区司令员等职，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王吉连，山西省平定县人，空军中将军衔。1941年11月出生，1959年12月入伍，1960年12月入党。历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空军第8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广州军区空军政委、济南军区空军政委等职务，1997年7月晋升为空军中将军。△刘亚红，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人，解放军中将军衔。1946年2月出生，1964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8月考入解放军测绘学院。历任第14集团军副军长、第14集团军军长、成都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2003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杨春长，祖籍山西盂县，解放军少将军衔。1949年出生，1968年入伍。历任总政宣传部理论教育局干事、副局长等。兼任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中国军事法学会副会长，军事科学院军建部副部长、军队政工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欢迎大家补充介绍。

来源：中国军网微信公众号 作者：常永志特约评论员简介常永志，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技术五级，研究方向：军队政工、创新理论、国际关系。2016、2017年度被评为军委机关网优秀时政评论员。陆军打造新型作战力量用意何在？2018年7月9日，陆军新型力量比武竞赛在多个演兵场同时展开。来自五种新型力量的数千名官兵，在侦察情报、特种作战、信息保障、电子对抗、陆航空突行动中进行实战对抗，并将比赛实况录像同步推送相关部队，为陆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示范引路。新型作战力量是时代军事发展的风向标，是新质战斗力的生长点，也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制高点。古往今来，每一次成功的军事变革，大都发韧于新型作战力量的快速崛起。赵武灵王克服重重阻力推行胡服、教练骑射，才有了赵国的崛起；明成祖打造出冷兵器时代的枪炮部队—神机营，才使大明具备了对周边列强的碾压态势；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叙军队依托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奇兵突袭”，才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刚刚组建的我军地空导弹部队，一次次击落美制高空侦察机，才悍卫了国家的神圣领空。正是由于新型作战力量的巨大优势，每一个国家都把新型力量建设作为军队战斗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但我们也必须明确，先进的并不会天生成熟，新型作战力量的巨大潜质转换成实战能力绝不是水到渠成那么简单。与传统作战力量相比，新型力量作战平台更专业、制敌手段更特殊、作战体系更复杂、作战协同更困难，它不仅需要官兵具备过硬的身心素质和军事技能，更需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实战训练。英国早在一战期间就有了坦克，但其战场表现不佳，没有给敌应有的重创；法国在二战之前不仅有了先进的坦克，还有了成熟的装甲兵战术，但也未能转化为战争胜势。原因都在于重建轻训，新装备和新战术没有被熟练运用、科学运用。其实，当一种新型力量刚刚列入军阵时，人们往往仅能初步把握其作战要领，而更大的使用价值、更强的作战效能，则需要在实战化演习和对抗中进一步挖掘。只有每一个岗位的士兵都具备了娴熟的操控技能，才能将武器系统的效能发挥到极致；只有每一个岗位的指挥人员都熟练掌握了各要素的战术战法，才能指挥得游刃有余。为了缩短新质战斗力的生成培育期，陆军党委把新型力量的比武竞赛作为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工程和拳头工程。此次比武竞赛的组织实施，直面未来战场，从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向最严酷的科目挑战，探索新型力量最广的适用范围、最佳的编成方式、最大的对抗效能，着力打造陆军新质战斗力的制胜铁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告诫我们：“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面对“和平久矣，尚能战否”的疑问，人民陆军正在用行动向习主席报告：我们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编者按】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过程，以公安警察为代表的国家强制能力及其制度安排随之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推出的专著《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改革时期中国公安警察制度研究》，旨在对这一复杂过程进行描述、分析，并给予一个理论化的解释。本书作者樊鹏，1980年出生，山东郓城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王绍光合著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澎湃新闻经授权选摘该书第五章（原题：“治理悖论：警力增长与效能落差”）第三节（原题：“行政分权下的警力与管治：基于内陆S县的个案研究”）。略去注释，正文有简化并略加重新编辑。本节据作者2007年6、7月间实地调研所得资料，介绍了位于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的经济欠发达县份S县截至2006年的警力与管治状况。原著依学术惯例隐去被调查县份名称，选摘时进一步隐去原著中县以下乡镇名称和派出所名称。文中“作者原注”为原书所有，编注为澎湃新闻编者所加。选摘该文旨在传播学术成果，不代表我们同意文中描述和观点。警力不足一度成为基层公安开展工作的一个最严重制约。图为2017年9月6日，河南省滑县半坡店乡西老河寨村西头休闲广场，“防诈”宣传员、半坡店派出所民警向民众宣讲“手机中奖短息”的危害性。 东方IC 资料田野调研的地点S县位于S省西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H市，为苏、鲁、豫、皖四省八县结合部。1998年年底，S县辖37个乡镇，总面积1650平方公里，总人口113万。此后进行乡镇级别的合并改革，现辖20个乡镇，502个行政村，2491个自然村，其中有51个乡镇与外省、外县接壤。2006年，S县地方财政收入2.62亿元，人均收入222元，属于S省经济严重欠发达地区。在历史上，S县因其建有上百座巨型雕刻石牌坊而闻名，可惜大部分牌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现仅存最著名的两座完工于乾隆时期的百狮坊与百兽坊，这两座牌坊以其雄浑的气势、精美绝伦的透雕石刻，见证了这一地区悠远的历史和古朴的民风。看到这些历史遗物，确信是中央政治传统和儒教思想所覆盖的地区，但同时却难让人相信，在历史上更多的时期，这里也曾是民间宗教会道门、反动社会组织流行的地方，是国家权力难以延伸企及的省际边界区域。县域治安形势S县处在四省八县的交界地带，相对落后的经济、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民风的彪悍与民间宗教的盛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安全形势非常复杂。根据民国版本的《S县志》记载，早在明朝以前，S县就已经有了佛教。后来在19世纪上半叶，德州一代的回民逃荒落户到S县，使回教在S县落根。1918年，又有河南省籍虞城县的回民流亡S县HG镇。到1957年，S县伊斯兰教徒共有113户，共565人。S县也是基督教在中国中原地区县级单位的一个重要传播地，最早1908年基督教传入S县，到1912年，全县基督教徒有1.8万余人。据《S县志》的记载，地方百姓对“洋教”认识不清，许多教徒受传教的外国人控制和利用，影响地方政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S县基督教还有1500余人。天主教早在19世纪末也传入了S县，S县天主教主要是受德国人的控制，德国人曾在S县建立天主教堂7间，由农村浸透到S城。另外，S县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也为数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清代曾在华北地区影响广泛的八卦教，S县是八卦教的发祥地，这一支教派深刻影响了S县乃至华北地区底层群众的信仰和风俗。在清末，这支教派具有强烈的排满兴汉的思想，迎合了当地民众的意愿，却给当时的满清政府出了难题。长期以来，错综复杂的民族构成以及民间宗教信仰，这些特殊因素给S县的地方管治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S县社会安定的另外一个最重要因素是会道门盛行。S县会道门种类繁多，分布面广。其中最有名的是起源于1894年的S县大刀会，是原白莲教的分支，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之名。19世纪末，大刀会已由秘密社会转向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先后横扫包括S县在内的周边三县洋教堂，杀死许多传教士和洋教教民，后来遭到清军的镇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有些会道门为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他们常常以吃斋兴山、修仙成神、看病算命为名，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新中国成立初期，S县有各种会道门49种。新政府在1949年到1951年取缔了“圣贤道”、“一贯道”、“华西堂”、“武学道”、“善局道”、“东方圣道”、“红门道”、“归一道”、“坎门道”、“黎门道”等26个反动门道。1957年，S县公安局曾组织力量开展第二次取缔活动，相继侦破了以母士言为首的“红门道”等13种反动会道门。资料显示，这一阶段向政府登记的反动会道门道首有139人，退道群众5万余人，可见这些反动门道在S县影响之重大。从刑事案件的数量来看，S县的社会治安形势复杂。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地方刑事犯罪数量基本不可查，民国S县政府的刑事审判也大多与镇压共产党革命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刑事犯罪分子主要是一批反革命杀人案件与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犯罪分子。1953年7月，新政府开始清理历史积案，到同年10月，S县审判机关共审结114起刑事案件。值得说明的是，1948年至1957年，S县公安局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剿匪与镇压反革命。1948年年底，县内残留下来一批土匪恶霸，枪杀共产党干部，掠夺群众财产，社会秩序一度极其混乱。S县公安局曾多次组织力量沿黄河故道清缴土匪，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基本上肃清了土匪。在1950年、1952年、1957年的反革命镇反运动中，审判了一大部分反革命分子。1956年到1966年，共审结各种刑事案件3812起。1958年，由于审判工作“大跃进”，仅3月28日到4月3日7天7夜就审结159起刑事案件，判处了310名案犯，是年共审结各种刑事案件1923起，是S县在新中国成立后刑事案件发案和结案最多的一年，但是由于审判工作中的问题，这一数字很难反映地方治安形势真实的情况。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1987年，S县审判机构共审判刑事案件5811件，共打击审结杀人、放火、放毒、强奸、抢劫、盗窃、拐卖人口等各种刑事犯罪分子6223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商品市场的开放，人口流动加大，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安全管控的压力不仅来自社会犯罪与治安案件的增加，同时由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各类矛盾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大。刑事犯罪与管控压力根据本书作者在调研中获得的一手资料，2006年，S县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的群众报警有101884起，比2005年上升了9.33%。其中，有效警10636起，占接警总量的10.44%。在万余起有效警情中，刑事警情1556起，占14.63％，同比上升5.22%，治安警情3376起，占31.74%，同比上升7.25％。各类纠纷有2451起，占23.04%，同比上升2.81%。表1. S县20个乡镇2007年上半年刑事案件立案一览原表格中乡镇名称隐去，以拼音首字母代替，可能显示重复的地名有酌情处理。——编注表1是S县全县各乡镇2007年上半年刑事案件立案数量的情况。据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新发案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部分恶性的刑事案件呈现高发趋势。在8类恶性案件中，杀人、放火、强奸、伤害案件，与2005年同期相比，上升幅度较大。其中，杀人案件16起，创近年来新高，绑架案件2起，强奸案件14起，故意伤害案件49起。杀人案件主要是情杀和以图财为主，多数发生在农村地区。1999年以来，在S县的鲁、豫、皖交界地区相继发生了多起系列抢劫强奸杀人案件，S县公安局采取了全警动员才成功破获了这些案件，打击了多个边界犯罪团伙。第二，多发性侵财犯罪比较突出。2006年，S县共发生抢劫、抢夺案件58起，盗窃案件1409起，分别比2005年同期上升29%和10.4%。这两类案件约占刑事案件发案总量的942%。抢劫案件中，以驾驶摩托车、面包车等机动车合伙实施抢劫的案件为主，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农村和城乡接合部的偏僻地带，是派出所警力很难达到的地方。第三，团伙犯罪和流窜犯罪明显增多。在这项研究开展调研的前几年里，S县的犯罪团伙明显增多，这些犯罪团伙主要从事盗窃摩托车、电动车、变压器、高低压线及通讯电缆等，主要活动地点集中在省际边界，这些团伙常常流窜于河南、安徽、江苏、S省境内，给边界乡村派出所带来很大的管控压力。另外，西部外来少数民族个别团伙犯罪也是危害S县社会安全的一个特殊因素，主要犯罪形式是在公共场合扒窃、抢夺和入室盗窃。以上这些犯罪情形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地区，S县有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社会治安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没有农村地区的治安稳定，就没有S县全县的治安稳定。一份有关S县农村社会治安情况的报告显示，农村侵财性案件一般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80%以上，左右着全县的发案总量。S县农村犯罪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案件的分布来看，边界农村地区流窜盗窃家畜、盗窃或破坏电力电信设施两类案件相对突出，内部农村区域入院盗窃现象较多，特别是入冬季节比较明显。从侵害的对象来看，犯罪分子多选择无人看护的家院或者家中只有老人、妇女的农户。从盗窃目标来看，主要是羊、狗等家畜以及电力线路设备。二是局部区域违法犯罪屡打屡冒。近年来，村村通公路及路况改善，犯罪分子驾驶改装机动车实施抢劫，抢压牲畜犯罪作案成本低、风险小、成功率高，十分猖獗。三是犯罪分子多数驾驶面包车、机动三轮车、摩托车，在游点中踩点、伺机作案、快速逃离。四是周边区域犯罪人员流窜犯罪，凭借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以打“游击战”的方式实施作案，给公安机关的打击与防范带来很大的难度。由于案件多发生在省际结合部，公安机关来不及做出反应，犯罪分子已经流窜至其他县域或省份。五是社会影响和危害性大，涉农案件即使有些案值不大，但是在农村影响波及面广，容易造成社会气氛的紧张与惶恐。访谈中作者了解到，S县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一度恶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S县农村地区承载了过重的治安压力。S县地处鲁、苏、豫、皖四省结合部地区，农村边界线长，与八县接壤，给犯罪分子跨境作案、跨区域作案、流动交叉作案、外来人员落脚提供了便利。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外出打工，农村“空壳化”村庄、“空巢化”家庭现象较为普遍，留守在家的多为老弱妇幼。这些人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限制，自我防范的能力比较差，犯罪分子容易得手。另外，在很多村庄，冬季组织过巡逻、打更防卫工作，但是春天以后这类活动就很少了。三是警力装备和经费不足严重削弱了公安机关维护治安的能力。在本书作者开展调研的时期，全县19个农村派出所都实行了“警力下沉”，但是由于警力总量有限，基层警力仍显不足，责任区民警承担着超大区域和超高人口规模的治安管理任务，治安管辖面相对过大给日常管理、巡逻防范、快速出警、服务群众等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处。有些地方出现真空地带，警民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农民普遍质疑基层派出所维护乡村治安的能力。民间宗教与基层稳定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宗教问题依然是S县社会治安的重要不安定因素。根据一份S县公安局在2006年所做的治安形势报告，20世纪初期，散布在S县的邪教组织主要有“实际神”、“三班仆人派”、“呼喊派”、“灵灵教”等，教徒涉及S县部分乡镇。其中，“实际神”“三班仆人派”的活动相对突出，其违法犯罪具有组织上的封闭性、活动上的隐蔽性、传教人员的分散性、破坏行为的严重性等特点，挑战地方公安部门的管治能力。访谈中作者了解到，S县的地下民间宗教主要是由于边界复杂造成的，许多民间宗教经由安徽和河南传入，群众从事的宗教活动也具有跨地区特征和较强组织性。据当地介绍，该县当时排查出各类宗教活动地点136处，信教群众约6200人，其中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法宗教活动地点就有21处，未批准的活动点大多是家庭聚会，然而活动的负责人大多是乡村社会中比较有影响、有威望的人，这已经构成影响S县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近年来，S县因社会发展引发的矛盾冲突等不稳定因素日趋突出，由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工资待遇、公务员登记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构成了集体上访、重复上访的重要诱因。S县信访局的一份资料显示，仅2006年一年，S县全县共发生上访事件697起，2838人次，但是同期比2005年分别下降了32.1%和45.6%。2006年上访事件中，集体上访132起，1847人次，同比下降42.3%和47.8%。虽然矛盾纠纷和上访事件呈现下降趋势，但一些上访事件处理难度大、矛盾问题尖锐。S县社会的群体性事件也存在组织化、联动化的倾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源头来自一些原国有企业，如S县纱厂、麻纺厂等企业职工要求解决的养老金等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厂一直存在有组织的上访活动。另外，伴随着S县招商引资步伐的加大，由于地方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展露苗头。一些群体性事件，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参与者合理诉求与不合法手段交织，多数人合理诉求与少数人无理取闹交织，这些情况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难度加大。还有一些群体性事件，非对抗性可能转化为对抗性，极端行为可能被效仿或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从而加剧了事件的反复性和暴力化倾向。以上一系列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现实诱因，但多数都超出了公安强力部门的行政能力，长期来看，需要的是国家政策的综合施治和制度的逐步健全，但是短期来看，几乎全部领域的问题都隐含着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给处在一线的公安警察队伍施加了强大的管治压力。县域警力与基层管治早在清代，S县县衙就设有专门的治安机构“三班”，即快班、壮班、皂班。快班，分头快、二快；壮班分头壮、二壮；皂班分头皂、二皂。“三班”除各设一老总外，其余均系衙役。县官升堂，“三班”衙役各有所司。“三班”之外，还有捕班，捕班之下，设东、南、西、北4个“方头”，各方发案 ，则由该方方头负责缉拿。如果遇到重大案件，捕班可申禀知县调动其他各班协助办案，即通常所说的“七班挂捕”。另外，由于S县地理位置的复杂性，S县县衙还设有兵房，掌管全县警备队，负责派兵征讨扰乱S县周边的“土匪”，缉拿不法分子以及通缉外逃罪犯等。1905年，S县设巡警分区。警官始称巡警教弁，后改称副巡官、区官。1914年，巡警分区改称警察事务所，县长兼所长，区官改称警佐。后警察事务所又改称警察局。1932年，警察局内设事务员、书记、二等巡官、三等巡官和3个警兵、1个马兵警。1938年7月，日本侵略军侵占S县城，警察局随国民党政府弃城流亡。1939年2月，日军第二次占领S县，此年年初，建立了日伪公安局，1941年改称警察所，增设警督系、警务系、警法系、特务系、经济系。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S县城，设立警察局，机构简单，人员屡有变更。1948年7月，警察局随国民县政府逃出S县境内。S县公安局成立于1941年7月，其前身是1940年3月成立的S县抗日县政府锄奸特派员。1941年8月至9月，公安局成立后将终兴区中队改为S县看守队编入公安局，后改为公安队，不久又成立了武工队，并在各区设立公安助理员，村设公安员。是年，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3人组成的锄奸领导小组。1942年年初，增设行政股（1948年改为秘书股，后又改为办公室），侦察股、预审股、看守队。1945年10月，设立城关派出所。1946年夏，改称S县民主政府公安局。1947年设立治安股，1948年撤销武工队，增设看守所。1949年年底改称S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内设侦察股、预审股、秘书股、看守所、保卫队，并在全县1个镇、12个区配备了人民公安助理员。1958年11月，成立政法公安部，公检法三家联合办公，下设审判科、检查科、治安科、秘书科、预审科、劳改科。至1959年8月，恢复公安局。1960年，增设两处派出所。1966年7月，增设四处派出所。1968年2月，公、检、法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实行军事管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S省S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73年7月，军管组撤销，恢复公安局，下设政工股、秘书股、治安股、检察股、预审股、政治协理室（1981年改为政工办公室，后又改为政工股）、看守所，增设两处派出所。1975年4月，成立消防中队。1980年4月，增设行政拘留所、刑警队。1982年，增设20处乡镇派出所。1984年，增设行管股和13处乡、镇派出所。1985年，撤销一处派出所，招收20名合同民警组成治安民警中队，同年，设立纪检组。1986年设立政研室，后改为法制科。1995年5月，刑警大队升为副科级单位，1994年设立户籍股、控申股，1995年9月设立巡警大队，为副科级单位，下设3个中队。1996年10月，撤销办公室，成立指挥中心，为副科级单位，下设秘书科、行政科、调度科、通讯科。1997年8月，撤销预审股，合并到刑警大队，实行侦审合一。1997年10月，设立审计股，1997年12月，成立督察大队。1997年5月，增设两处派出所。2002年，经侦大队、治安大队、国保大队升格为副科级单位。同时，成立技术大队，为副科级单位，政工科改称为政治处。在这项研究开展调研的2007年，S县公安局党委成员11人，下设局机关23个科所队，25个派出所。其中，城区派出所5个、开发区派出所1个，农村派出所19个。截至2007年，S县共有包括民警与职工警在内的警力495人。当时，S县公安局是省公安厅警务督察联系点、经侦工作联系点、警察公共关系联系点、正规化建设示范点和全省公安工作联系点，S省厅、H市局先后在这里开过10次现场会，S县公安局曾连续两年被省厅评为优秀公安局。警力规模与构成中国县级公安机关的警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S县公安局的人员构成包括了民警、职工以及协勤等临时人员。民警是指由省编制委员会核定的编制，属于正式的国家专项政法编制序列的职业制警察，由于这部分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序列，所以被称为公安系统的“国家干部”。1992年以后，地方自主增加的地方编制，属于地方职工警序列，因此被称之为“地方干部”。协勤人员是指被地方公安机关聘用的协助公安民警开展工作的保安员、辅警、协警、治安联防队员、户口协管员、交通协管员以及打字员、驾驶员等临时工作人员。S县共有警察496人，但是退二线的有95人，这部分人基本不参与实际工作，所以实际在岗401人，而这其中省级给定的专项政法编制的民警323人，另外78人为地方自建编制。在400余名警员中，机关民警41人，一线实战警力360人，占全部警力的898%，其中，派出所警力174人，其中，城区69人，农村所105人，刑警队警力60人，看守所警力25人，拘留所警力9人，巡警队13人。在S县公安局政工部门的档案室，作者没有找到一份该县警力发展的历年记录。但是幸运的是，在对政工部门负责人以及一些工龄较长的公安干部的访谈中，了解到了S县警力变迁的大致轮廓。20世纪80年代中期，S县国家政法编制的民警250人左右，自80年代后期，民警数量有一定增长，截至1991年大概接近300人，这也是当时地方的全部警力。1991年以后，国家政法编制数量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上。直到2007年，省里核定的S县政法编制仅325人，只有当退休人员离开岗位以后，新的人员才可以补充进入政法编制序列。可见，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县一级国家专项的公安警察编制数量增幅极其有限，与急剧的社会发展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管治压力极不相称。1992年，中央允许地方根据任务发展需要自建地方编制，S县自1993年开始增编地方干部用以解决警力不足问题，在此后的几年内，地方干部的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S县地方编制的警力停滞不前了，这与我们在对全国宏观财政开支数据的分析中观察到的趋势十分一致，与此同时，地方治安形势开始呈现明显恶化的趋势。S县政工部门的干部认为，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该县警力短缺日趋明显，治安压力明显加大，办案力度明显下降。从1997年该县公安局就向县政府和上级反映警力短缺的问题，但是在1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相反，10年间，S县正式干警的人数还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每年退休人员的比例高过新进人员的比例。2002年至2007年，S县公安系统仅进了5名正式干警，其中2名是军转干部。该县公安局每年都计划从大学警校毕业生中录用人选，但“这仅仅是一个计划而已，县里根本不同意，报批也不会通过”。警力不足影响管治效能按照2006年国家政法编制的职业制民警323人来计算，S县人口118万，辖区内平均每万人口折合警力2.8人，这一比例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平均水平相当。实际上，警力不足已经构成了S县公安开展工作的一个最严重制约。S县公安局的局长认为，虽然现在搞了那么多的公安改革，但是归根结底基层缺少有效的警力。目前，S县根据全县38个农村和城市社区分布建立了147个警务室，按照要求实行“一区一警”制度，但是在一个派出所只有三四名民警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真正实现一区一警。拿警务室建设来说，虽然按上级要求建立了基层警务室，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时间警务室都没有人，这样反倒给老百姓留下了警察不作为的印象。S县公安局长把现在的警务室建设比喻为“先把庙建起，再等和尚来”。如果按照包括地方干部在内的所有在编民警390人左右计算，S县每万人口警力数量仅为3.2人。农村的情况可能更糟，以农村派出所为例，通常一个派出所下辖20余个行政村、60多个自然村，平均管辖人口4万至8万。派出所一般有三四名民警承担着辖区打击犯罪、治安管理、安全防范、户籍管理的工作。在许多派出所，仅仅配置三四名民警，标准的配备是一名所长、一名指导员、一名户籍管理员。所长虽然分管一个警务区，但是通常强况下他必须留在所里应付各类日常事务，而负责户籍管理的民警也由于工作需要很难下到基层，所以真正要实现H市局提出的“六项警务机制改革”的要求——按照城区每3000人、农村每10000人左右配置一名民警，距离还相差很远。比如，S县HG乡，辖区内实际人口8万余人，管辖面积130多平方公里，有将近180个自然村，但该乡派出所正式民警只有4人，距离要求的标准相差一倍。表2和表3分别是S县公安局机关基层一线实战单位和县各辖区派出所的民警人数，包含了正式民警和辅警性质的职工警，以及所辖地区的人口与面积等信息，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县级政权基层警力配备的一般状况。表2. S县公安局机关基层一线实战单位警力配置情况表3. S县各辖区派出所警力状况与辖区规模在调研中发现，通常一个县级公安机关都会保留两套不同的警力数据。一份真实的警力数据，而另一份则是上报给上级的警力数据。上报的数据所显示的基层派出所警力数字，基本上是真实数据的一倍，在上报数据中，每个派出所的人员配备可以高达8人左右，仅仅是在数字上应付了上级提出的各县警力部署应达规模。有地方干警提出，这样做可能导致上级公安机关因统计失真而对基层社会的管治能力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会制定更加不切实际的改革措施，而更不切实际的改革则将进一步迫使基层数据造假。——作者原注原表格中的派出所具体名称以阿拉伯数字替换。——编注重拾传统管治策略面对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区域和复杂的社会管治任务，正规公安警察队伍明显不足，基层民警无力应对城镇和农村的社会犯罪，警力“全覆盖”的行政目标更是难以企及。为弥补正式警力不足的问题，S县采取了构建乡村联防队伍的治安策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S县综合治理委员会的主导下，组建了乡村联防队。综治委要求当时全县20个乡镇按照人口0.3‰的比例组建联防队员370人，成立后的治安联防队归各乡镇派出所领导。表4是本书作者在S县调研时全县范围内各乡镇联防队员的数量情况。表4. S县各基层派出所拥有联防队员的数量统计原表格中的派出所名称隐去，数字所代表的派出所实际名称与表3中一致。——编注严格来说，这些执法队员没有执法权，只能协助正式民警执行警务活动。但是迫于治安形势的需要，基层警务机构又不得不利用联防队员分担治安任务，实际上，大部分联防队员获得了准执法权。协助执法、参与执法与执法之间的界限本来就十分模糊，当这些协警性质的联防队员在参与执法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而滥用职权或与民众产生纠纷时，他们时常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但是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这实在是基层公安部门和警务机构不得已的手段，只能通过这支非正规的队伍弥补正规警力的不足，适应社会管治的需要。本书作者在S县开展调研期间，与不少联防队员有日常接触，作者了解到这些联防队员虽然属于派出所的“编外人员”，但是数量上往往是正式警员的几倍，大量治安工作是由他们来承担的。尤其在城关镇和广大乡镇地区的派出所，由于联防队员来自本地社区，熟悉本地社会关系，大量纠纷和治安案件交由他们负责后，多以私下调解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这在客观上不仅使许多治安案件最终以不立案的形式终结了，而且也防止了一部分治安案件向刑事案件的转化。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这些人员是在正规警力不足的条件下成立的，所以地方政府迫于财政经费的不足，难以给予他们相对充足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导致这支队伍极不稳定。在S省督察厅2007年所做的一份专题调研报告中，详细记述了该县联防队员的情况。这些人（联防队员）无执法资格，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工作中容易发生问题，影响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整体形象。目前联防队员也有苦衷。该局派出所的联防队员绝大多数是乡镇富余干部职工，工资由乡镇发放。联防队的任务重、条件艰苦、纪律严格，与其他乡镇职工形成鲜明对比，联防队员心理很不平衡。特别是目前正进行机构改革，该县鼓励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带薪离岗经商办企业，各乡镇分配的离岗创业名额也落在了联防队员身上，大部分联防队员情绪很不稳定，产生了离开的念头。此次调查显示，全县420名联防队员中，约有60%以上的人员思想不稳定，有离开派出所的意向，对S县CT镇派出所的调查显示13名联防队员中仅有1人愿意继续干下去。(原文最后一句中的镇名称隐去。——编注)警力增长的“转折点”综合看Ｓ县的警力发展趋势，基本清晰，即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有一个缓慢的增长，这一增长的主要源头来自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地方划拨了一批专项政法编制。但90年代以来，国家正式的政法公安编制受到严格控制，阻塞了通过引进正规警察补充公安队伍的路径。不过所幸从1992年开始，地方获得了增加通过自建编制补充警力的自主权，但在连续增长了几年以后，至90年代末期以后，Ｓ县的警力整体上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这个关键“节点”，同全国公安财政支出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对这个转折点的微观观察就变得异常重要。本书作者在访谈中了解到，无论是国家划拨编制还是地方自建编制，都列入地方人事预算，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以任何方式寻求增加编制的要求在地方层面都被视为增加财政负担。要求国家编制的难度是明显的，地方即使有充足的财政保障，也无法突破国家编制体制的限制。相比而言，地方自建编制的规模虽然基本不受国家编制体制的制约（当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得不到中央的合法确认），但是地方决策者又必须考虑到自身财政能力的制约，毕竟要求增编的机构不仅止于公安部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几乎所有部门都在向地方党政决策者抱怨部门行政人员短缺，要求增加编制以适应巨量的公共服务和监管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决策者在21世纪初随即收紧了地方自建编制的政策。财政因素制约警力发展的一个直接环节就是“进人”。在对S县公安干部的访谈中，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公安局“进人难”。Ｓ县政工干部认为，公安机关的进人途经非常有限，主要来源包括警校毕业生与军转干部两块。警校毕业生回到公安机关工作，是地方公安机关补充警察力量的重要来源，但是随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较好的工作待遇的吸引，警校毕业生大量流向了沿海地区。近几年，随着警察招收体制的改革，所有希望进入国家编制民警序列的毕业生，必须通过政府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这意味着即使警官学校毕业，要想进入公安部门成为警察也需要通过考试迈过一道国家设定的门槛。警校毕业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毕业后即可直接进入公安机关工作。军转干部作为另外一个警力来源，但是在2006年全年S县仅接收了两名军转干部。在新进警员下降的同时，退休人员的数量却在增多。按照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副科级以下民警50岁退出岗位（地方俗称“退二线”），副科级52岁退岗，可预期的2008年之后几年将要退二线的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重将持续增加。从接受访谈的干部那里获悉，S县在编民警490多人，但真正上岗的仅 320余人，每年退居“二线”的干部比例在逐渐增加。受此影响，S县公安局民警队伍不得不面对快速老龄化的现实。归根结底，影响警力发展的因素排除了编制体制性制约以外，最关键的就在于受地方财政能力与财政支出意愿的影响。增加地方警力编制即相应地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这意味着地方财政要承担相应警力编制的人员经费与业务经费额度。S县公安局的一位领导这样谈道：局里（指S县公安局）想吸收一部分地方大学生，增强警力，但是县财政局一下子拨不了那么多钱，因为给县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就算是省里给了这个编制，人员能进来，县里都不能保证工资，原来毕业生一来第一个月就能领工资，就算是月底30号上班也能领一个月的工资，但是现在不管哪天来，只能从下个月领工资。另外，虽然退休人员退下来了，编制上有了空缺，但是仍然不能进人，进不来。因为编制这个问题，去年局里搞登记工作，只要符合公务员标准的都登记了，但是人进不来。就县里财政，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年县里对公安这一块还是比较倾斜的，但是增加编制就是受到当地财政限制，好多县里领导当面告诉我：“一句话，许多事情无能为力。”除了财政因素之外，当然不排除还有更多甚至更为关键的因素来解释这个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出现的“转折点”。这里的意思是，即使仍然存在自建编制自主权以及宽裕的财政政策，地方决策者可能仍然选择放弃追加对公安的人财物保障。在对S县的警务活动以及在沿海城市某区的调研中，作者发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在社会大流动状态下，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工作中的“外部性”现象逐渐突出，地区警力和经费开支增加的同时也产生了所谓相邻区域“搭便车”的行为，分权制度下的地方决策者开始“理性地”选择逃避增加经费。

摘要：抗击疫情歌曲曾霸屏网络，如今为何没有继续传播呢？经过时间洗礼和检验后，一些“假大空”的创作被时光冲刷而去。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风平浪静的社会底层，可谓是经济萧条，产业低迷，企业倒闭，群众失业，房价下调。许多人宅在家中不敢外出，许多人不敢继续创业，这与平时看似热闹的朋友圈形成巨大反差，仿佛折射出人们内心的寂寞、不安、惶恐与迷茫。活着就是战争！坚持是孤独的，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将我打倒，只要我还有力气战斗，我就会一直战斗。我的“三观”词典中没有不可能，做不到，失败这些词。这不是明志，也不是鸡血，人活着要有态度，不能稀里糊涂认命。只有战斗，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易白语录▲唱作歌手易白在故乡潮汕采风创作新歌（摄影/邹晓林）编者按：以前执行重大行动的时候，几天没吃饭且灰头土脸的，山下的人民群众送来了热乎乎的盒饭，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盒饭。部队回撤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路的两边送别，那一刻我内心笃定的知道——人民，就是我这辈子的亲人！我生平第一次因为自己是党员和军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当我注视和老战友于静波讨论许久最终敲定的歌词时，已经难掩内心的百感交集，唱到“人民”两个字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两个字的厚重，内心也是一阵辛酸，一阵愧疚！觉得对不起人民，为人民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易白真正的文艺应陪伴人民走出人生低谷——抗击疫情公益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创作谈◎ 肖一民抗击疫情歌曲曾霸屏网络，如今为何没有继续传播呢？经过时间洗礼和检验后，一些“假大空”的创作被时光冲刷而去。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风平浪静的社会底层，可谓是经济萧条，产业低迷，企业倒闭，群众失业，房价下调。许多人宅在家中不敢外出，许多人不敢继续创业，这与平时看似热闹的朋友圈形成巨大反差，仿佛折射出人们内心的寂寞、不安、惶恐与迷茫。昨夜，一首走心的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在视频号传开，引起笔者关注，就像当初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引起广泛关注一样，这首歌也引起了关于政治类文艺创作的一些思考？唱给人民的信（歌词）演唱：易白作词：易白/于静波作曲：易白隔绝的光阴，陋室冷清又经思念和别离孤月渡黎明，陵园丰碑影壮志血染了五星人民的声音，引起争鸣时刻敲打我的心谣言乱如病，蔓延了冬季深夜编发了微信人民啊人民，我也当过兵松叶轻雪中挺，风雨中常青人民啊人民，为公天下心为人民干革命，苦中有豪情我把这封信，唱给你们听寂静的光阴，我陪你前行我位卑言轻，希望有人听我们来谈心，我为您弹琴母亲的叮咛，从未消停时常温暖我的心孩子的眼睛，不见我身影夜里哭得很伤心曾经的誓言，忽远忽近总是回荡我耳边突袭的疫情，惊扰了民心小小公仆很忧心人民啊人民，请您别灰心我也是一个民，更是您的兵人民啊人民，我们要坚定您的心我的心，心心心相印黎明啊黎明，倾听我的心我就像一颗星，也期待天明人民啊人民，我们要坚信您的星我的星，星星星相映人民啊人民，人民啊人民牵动我的心（注：歌词引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主办网站《学习强国》歌曲MV视频或音乐，详见网络视听平台）没有气势磅礴，没有恢宏大气，没有拍X马屁，易白只是通过这首歌曲想和人民群众谈谈心。“人民”属较大的创作选题，并非常人能驾驭。他需要唱作人具备社会阅历、政治领悟，声乐功底、音乐理论等综合沉淀，更需要唱作人内心诚恳、求真、务实，才能写好唱好此类选题。《唱给人民的信》是一首扎根社会底层，心系人民群众，且具有故事性、思想性、哲学性、文学性、音乐性和社会性的流行歌曲。许多来自体制内的“大佬”纷纷认同这首歌曲，就连体制外的人民群众，笔者朋友圈里的朋友们，听着也喜欢。易白这位来自深圳龙岗的退役士官被许多人熟识。▲著名独立学者易白（摄影/邹晓林）与弱者为伍，会变得贪生怕死；与强者为伍，会变得无所畏惧；与仁者为伍，会变得优柔寡断；与智者为伍，会变得大智若愚；与孤独为伍，会变得更加清醒。——易白语录诚然，这首歌曲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满天烟花邂逅了星斗/她在梦中苦苦地等候 /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泪水总是落在我心头。”易白多年前创作的歌曲《走走走》最近也十分火爆，被传遍大街小巷。人们喜欢在开车或者走路的时候，引用这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自拍一些自己在路上，在行走的抖音视频，抖音上累计出现了124041条视频。都是关于《走走走》这首歌曲的短视频，总计播放曝光率过亿。走走走（歌词）词曲：易白作曲：易白演唱：易白有时候，抬起头一条路，一个人，一直走脚下的节奏，慢慢地感受欣赏每个不同的路口走过后，回过头怎么看都看不透头上满天星空在颤抖四周一个一个匆匆走谁能日日夜夜地坚守忍受伤痕累累的苦头路口停停走走的步骤都在为了糊口而奋斗这是现实生活的节奏很紧凑那时候，猜不透一条路，两个人，怎么走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感受走到尽头只有挥挥手到最后，再回首想起路口的邂逅时光匆匆匆匆地流走谁在为我苦苦地等候寻找庸庸碌碌的出口不做生活摆布的木偶我要为了梦想向前走为了幸福快乐而奋斗不到最后，我绝对不会回头满天烟花邂逅了星斗她在梦中苦苦地等候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泪水总是落在我心头站在异乡陌生的路口灯火点燃一路的乡愁心在颤抖！不知路该怎么走头上满天星空在颤抖四周一个一个匆匆走谁能日日夜夜地坚守忍受伤痕累累的苦头路口停停走走的步骤都在为了糊口而奋斗这是都市生活的节奏很紧凑走过孤孤单单的等候到尽头（注：歌曲引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歌曲相关视频或音乐，详见网络视听平台）▲著名独立学者易白（摄影/邹晓林）易白，字一心，本名王增弘；1986年生于广东揭阳，移居汕头，现居深圳；2005年参军入伍，先后在野战部队战斗班排和各级机关工作，战旗报、解放军报专栏作者及插画师，先后为军队宣传部、保卫部、军事检察院等部门编绘系列漫画教育读本印发基层部队，并担任军队政工网《军旅文学》《红星评论》编辑，先后在央级省级军地媒体发表音乐、文学、美术、新闻和摄影作品2500余篇（件），共计70余万字，因涉学广泛以博学而闻名，系中国当代著名独立学者。他创作纪念5.12汶川大地震油画《守护》荣获“2009和谐文化之旅全国诗书画大赛”（一等奖），诗歌《国歌记忆》荣获军网榕树下·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三等奖），纪实新闻摄影《士兵高度》斩获“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2周年·江山如此多娇摄影大赛（银奖），组诗《亡魂之歌》荣获“我心目中的雷锋”（长锋破浪奖）和中国诗歌学会（杨牧诗歌奖），担任作曲军歌《守卫南疆》荣获“云南省军区之歌征集”活动（优秀奖），作词作曲演唱单曲《铁花开》荣获中国青年报社“强国一代”歌曲征集（词曲类优秀奖）和“华语播客巅峰榜”第八名，曾多次被部队评选表彰为“学习成才标兵”和“优秀士兵”，因文艺创作成果突出荣立二等功。他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画家、作家、诗人、唱作歌手和影视编导；系原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成都军区分院）艺委会委员，5星文学网和文化传媒连锁品牌创始人；先后创作出版诗集《心界》，文集《偶然记录》，长篇军事小说《逃兵》《猎豹》等，唱作发行音乐专辑《走走走》《那人那事》；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讲普通话》播出，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春无限》《网络文化看点》访谈嘉宾。现为中国青年作家协会荣誉主席，深圳市易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易白文化、易白影业、易白音乐连锁厂牌·创始人和首席合伙人。▲易白文化创始人易白（摄影/邹晓林）当你听信“术业有专攻”这句老话的时候，说明你是一个看重结果的人。很多人失败的根源在于，以为看见终点，最后死在路上。——易白语录生于书香世家的易白4岁研习书画，10岁出口成诗，16岁学习音乐，30余次参加全省全国征文和绘画比赛均名列三甲。20岁参军入伍，在训练之余坚持文学、绘画、音乐创作，曾编绘出版《军营漫画读本》系列画册，在各级媒体创作发表文学、绘画、音乐作品2000余篇件，2010年出版发行诗集《心界》。2011年唱作发行民谣单曲《花儿又开》引起关注。2012年推出首张音乐专辑《走走走》。10月1日献给正在恢复重建的彝良灾区原创单曲《为明天而战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并被解放军报报道。2013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逃兵》，文集《偶然记录》被赞誉为战士歌手、战士诗人、战士画家、战士艺术家，其成长成才事迹和作品被部队作为官兵学习解读范本存入史馆，永久保存。▲易白音乐作品2014年4月，易白创作了《黑夜里的太阳》《赌注》《灵魂问答》《那些兄弟》《幸福路》等歌曲，在QQ音乐独立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那人那事》。2016年主演微电影《罪纪元》， 同年编剧、导演现实主义科幻短片《手机族》。2017年12月，易白在QQ音乐独立发行了音乐专辑《走走走》；专辑收录了《走走走》《小河淌水的故乡》《为明天而战斗》《梦想的笔》《让炮弹飞》等歌曲。2017年12月，易白发行了单曲《铁花开》，歌曲同名MV在八一电视播出。 2018年3月，易白诗歌《子弹的爱》在八一电台播出。2020年5月，两届奥运射击冠军、北京市射击运动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北京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杨凌也朗诵了这首诗歌。多年来，无论经历任何困难，易白的创作从未停止。2018年4月歌曲《让炮弹飞》MV在八一电视播出，10月，与小曾合唱的歌曲《为明天而战斗》MV在八一电视播出。10月，《为明天而战斗》MV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转播。2019年5月，易白为唱作歌手王朝祥编剧、导演音乐微电影《街头歌手的梦想》，同年9月，易白担任网剧《我的男月嫂》美术指导和监制，并作词、作曲、演唱的主题曲《赌注》，同年12月担任奇幻片《青蛇番外篇》制片人。▲2020年2月《唱给人民的信》宣传画报/易白设计/书法家洪坤江题字2020年2月，易白和转业战友于静波创作抗击疫情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向全社会传递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共同抗击疫情的信息，用歌声激励斗志，把感动化作行动，歌曲MV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人民视频、网易云音乐和QQ音乐等视听平台上线。2月25日，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播出。3月11日在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政府官网转发。3月20日，央视新闻移动网播出《唱给人民的信》MV。2019年10月，在“易白商标案”中，易白没有请律师，提笔撰写了《答辩理由书》并收集了完整证据链，提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最终答辩胜诉。2020年8月1日，易白在其微博发文打假，进行防骗宣传。▲作家/诗人易白（摄影/邹晓林）生活总是逼着我们做很多“不愿做”和“不会做”的事情。竭尽所能把这些事做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本事”，有“本事”的人才能担当重任。——易白语录4岁学画，10岁能诗，16岁习琴，18岁为师，19岁参军，24岁出书，25岁唱作发行歌曲，并因文艺创作成果突出荣立二等功，事迹被存入军队史馆，名字被载入战旗史册，成就“诗歌画”梦想，引发“易白现象”。28岁出专辑，开公司，办网站；30岁当演员，当编剧，当导演；33岁当爸爸的他，已是4家录音棚高级合伙人，4家公司股东，10余家网站创始人。易白这个熟悉的名字，伴随着他发表的诗文，绘制的画作，唱作的歌曲和编导的影片，给人留下了“多面”和“博学”的深刻印象，逐渐被广泛熟知。“他乡漂泊之人，上下班途中戴耳机听易白唱的《铁花开》忽然泪如泉涌。”方朔建议记者这样写，他说这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易白的歌曲欠缺运作和包装。“《铁花开》他前前后后写了4年，他才是真正的音乐诗人”方朔清洗着茶杯，不慌不忙向记者娓娓道来。他说，在中国乐坛能被尊称为“音乐诗人”的唱作歌手，想必除了许巍和朴树，寥寥无几。▲唱作人易白（摄影/邹晓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是一件在旁人看来觉得荒唐的事情，然而奇迹总是在荒唐之中诞生。——易白语录赞誉或者尊称，对于易白而言，不过虚名而已！他不在乎别人对他，怎么评价或看待。谈及最近被广泛认可的单曲《唱给人民的信》时，音乐唱作人易白说：“为人民服务”这句口号，在部队每天喊几十遍，喊着，喊着，喊着……就像刻进灵魂里，刻进骨子里。”这说明，音乐创作须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只有真正扎根基层，体验生活，诚恳走心的创作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易白告诉笔者：“我当时和老于写这首歌，不是单纯为了抗击疫情而写，也是为了记录历史，并且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听众走完全程，因为真正的文艺应陪伴人民走出人生低谷。”注：文中部分针对易白部分描写，引述于王娥/雷馥榕/李梦蓉2019年10月26日，合著发表于木叶文学网，豆瓣阅读人物传记体报告文学《不愿苟活的精神富豪》一书。——当下社会的快节奏，似乎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极快阅读时代。与社会发展越来越背驰而行的是年轻一代的浮躁、焦虑、沉不下心来，做事毛躁。人们忙着疾驰而行路上，灵魂也正逐渐焦虑不安无处安放。可以洞见的是，现在社会越来越需要一批有思想深刻性、引导性、且有个性化的作者群体。读易白是必要的，在他的歌曲亦或是文学作品中，能看到难得的一方宁静与洞悉深刻性。读罢，他的思想确实能对当下的年轻人产生影响。——文引《5星文学网》订阅号/今日头条/腾讯新闻责任编辑：方墨结语：当下社会的快节奏，似乎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极快阅读时代。与社会发展越来越背驰而行的是年轻一代的浮躁、焦虑、沉不下心来，做事毛躁。人们忙着疾驰而行路上，灵魂也正逐渐焦虑不安无处安放。可以洞见的是，现在社会越来越需要一批有思想深刻性、引导性、且有个性化的作者群体。读易白是必要的，在他的歌曲亦或是文学作品中，能看到难得的一方宁静与洞悉深刻性。读罢，他的思想确实能对当下的年轻人产生影响。——引述于王娥、雷馥榕、李梦蓉2019年10月26日，合著发表于木叶文学网，豆瓣阅读人物传记体报告文学《不愿苟活的精神富豪》一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何净亭】演而优则导，古已有之。但上来就啃一块硬骨头，怕是没人比李晨更倔犟更坚韧了。在首执导筒之前，李晨是职业演员，只不过近几年在综艺节目中曝光度过高，让人们忽略了他曾经有很多拿得出手的角色创作。《空天猎》是李晨的导演处女作。这可不是搞笑段子集或青春伤痛史或喜闻乐见老少咸宜的动作爽片，而是需要大量装备做后盾、CG来支援，甚至军队深度参与的军事题材电影，并且是这类电影中难度最大的空战题材。所以，在最初得知李晨要拍空军故事还兼带境外反恐空中“狗斗”（Dogfight，即以机枪或机炮为主要武器的空战中的近距离格斗或缠斗），就觉得他简直是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毕竟，在大银幕上，我空军故事还停留在近十年前的《歼十出击》和再十年前的《冲天飞豹》，乏善可陈一言难尽。而好莱坞的《壮志凌云》（Top Gun）珠玉在前，似乎是道永远也跨不过去的坎。经反复观影《空天猎》又重温了一遍《壮志凌云》，突然想到，《空天猎》怎么就不能是我们自己的Top Gun呢？！拼画面《空天猎》有毛病吗？当然有。作为一部军事电影，能否带着观众飚肾上腺素，还要有其本身的艺术力和表现力。《空天猎》中有些该“炸裂”的情节，如果换成好莱坞制作，必然会更精彩，但主创们尚把握不力。比如，影片的几段情节：男主角吴迪“猎空”的歼-10C用超音速音爆震聋反派叛军致其丧失战斗力，因为历史上荷兰空军已对恐怖分子实践了多次，《空天猎》拿来用之也算再现，此时应是吸睛之处，但画面却像二维动画般随随便便处理了一下，没有激起燃点。“猎空”歼-10C投精确制导炸弹催毁发射中的弹道导弹，并最终给叛军的幻影-2000“做手术”，情节想定也很棒，画面却给出某些文艺片刻意造成的冷静而审视的第三者视角，让观众想看个酣畅淋漓却遇到了国足临门一脚，就差最后靴子落地给个痛快的——如果就弹道导弹如何被炸毁、幻影-2000如何被切来个精确的CG特写，那么观影效果肯定更加震撼。2017年9月26日，浙江杭州，范冰冰现身杭州某影院为《空天猎》做宣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另外，空战最大的看点就是飞行员御风而行、战鹰风驰电掣，《空天猎》中在或是飞行员生死对决中的紧张感或是战机沐浴光影而成的“凌空感”诸元素上，还差了那么点火候。远的不说《壮志凌云》中三代机“雄猫”与米格激烈的“狗斗”，就说最近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打造了近乎完美的一代战机交缠对决场景，其影片过硬的制作技术，甚至让人忽略了他的叙事盲区。讲故事空军已经把《空天猎》作为军种宣传片，不仅在人员和装备上倾尽所能，而且在剧本构思上严格把关。对于最终的观感来说，这在专业性和技术性上有了起码的保证，不会像某些号称是军事片却在细节上被吐槽一地，为之幸；但因为诉求太多，面面俱到，缺乏取舍，又使得故事的重心减弱，进入主题稍慢，节奏上不太明快，为之缺憾。但除此之外，《空天猎》的创作可谓是戴着枷锁起舞。在严格把控不泄密的情况下，在多方磨合和妥协中，捋顺了一条空军多兵种精英联合跨境反恐解救人质，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地区和平的情节主线，最大限度的展现了新时期人民空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孙子曰：善战者动于九天之上。自人类战争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以来，空军这个进攻性极强技术性超强的军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战争的面貌。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折过渡的海湾战争也揭示了一条新铁律：空袭与反空袭是现代战争的“主旋律”。诞生于战场的我人民空军自从建立之后浴血奋战，取得过“农村娃训练几十小时便击落美军双料王牌”等等“空中拼刺刀”的辉煌战绩。然而由于承平日久，空军曾被讥讽为“和平鸽”。电影《空天猎》的展演，足以让人们看到我空军在诸多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长足进步，让人们对这支雷霆劲旅在未来空天战场上能打仗、打胜仗有了信心和把握。现象级电影《战狼2》中，也有解救境外人质，并动用海军“大杀器”的情节，但严格说来《战狼2》只是一部有军事背景的动作电影。而《空天猎》则是更加纯粹的空军题材军事类型片。同样是演员转行做导演，吴京还是选取了他擅长的动作故事，并在撤侨背景和退役军人之间巧妙而恣意地凸显其个人角色魅力，使得情节更“抓人”，节奏更流畅。无疑，突出个人英雄主义固然会更加吸引人，而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观众又习惯于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熏陶。但现代战争讲究的是体系作战，正如《空天猎》中王学圻饰演的陈将军四两拨千斤的台词：“我们用体系作战来战胜他们（反派叛军）。”所以，《空天猎》不惜放缓叙事节奏，也要呈现“网电空间”战诸元素诸环节；且在开篇，主角“猎空”吴迪复盘了我空军战机2014年东海上空用“滚筒”动作成功驱离美帝巡逻机的真实场景，僚机“红岸”称他“你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吴迪也半调侃地打断他“别瞎说，我们是人民空军！”这句台词的潜台词就是：PLA（包括AF）向来是团结一致，摒弃《壮志凌云》显摆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又比如在主线跨境反恐作战上，天朝自然不能像美帝那样擅当世界警察，所以即使是救援行动，也要尽量缩小出战规模，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完成目标。而这就增加了救援本身的难度。因此，在这一点上，《空天猎》没有如某些军迷希望的那般，想当然让天朝军事力量随随便便就投射在境外战场上，而是一切都遵循真实可信的外交逻辑和军事逻辑，耀我军威的同时还不能给居心叵测的人留下口实。这种战略层面的拿捏有度才是最难能可贵的。非同于体制内作品，《空天猎》在军队政工干部身上没有下太多笔墨。但无论是“霸天狼”基地主官凌伟峰办公室里挂着的“军魂”，还是特训教室后高悬的“不忘初心”，抑或是吴迪代表任务组战斗员表决心“如果不能为了人民而战，那还能为了谁”，甚至是陈将军在战前动员坚定地说出“你们是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中国军人”，以及语重心长的一声“同志们”，都没有陷入大段的说教窠臼，而恰到好处地提点出“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对于男女主角的感情戏也掌控得当。李晨和范冰冰作为职业演员，在影片中的表演交了合格卷，除了几句真情告白，并没有太多你情我爱的戏份，符合中国军人惯常隐忍的情感心路。而在最较真儿的地方，诸如为何两次出动歼10C而第二次要空中加油（当然有把我已谙熟了空中加油技术秀一秀的考量），为何遂行不同任何要更换不同型号战机（当然有把我主战装备都拉出来秀一秀的考量），为何不祭出能够对敌一招锁喉的四代机歼-20（当然理论上必然可行，但如此电影5分钟就结束了），种种普通观众未必能看出门道的细节上，主创们却也一丝不苟。《航空知识》主编王亚男、《兵器》主编肖宁、@科罗廖夫、@默虹美海军学习小站、歼10试飞员徐勇凌等或资深或专业人士，都对《空天猎》的技术战术细节给出了详尽的解说和由衷肯定，于此不再拾人牙慧。秀肌肉如今再看1986年的《壮志凌云》，按时下观点，也就是一部靠“小鲜肉”加秀肌肉的美式主旋律和征兵宣传片，不过是好莱坞电影梦工厂应美海军航空兵出品的“行活儿”，一部水准之作。在战机缠斗之余，电影更多侧重于主角“独行侠”如何摆脱了来自“父的原罪”最终变身为以一敌十的空战皇牌的成长历程——为了衬托当年的“靓汤”的无比耍帅，竟然让致使另一皇牌“冰人”大失方寸的苏联空军米格战机机组，被觉醒了并自我拯救的“独行侠”生生接二连三地击落——“主角光环”既老套，也嚣张。但影迷和军迷就是对《壮志凌云》念念不忘。这就像是男孩子的初恋，总是带着神圣的致命的晕轮效应，并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并不自觉地美化之。同类型电影，美欧还有几部，分别是后冷战时期的《绝密飞行Stealth》（美国）《空中决斗les Chevaliers Ciel》（法国）《捕风捉影Зеркальные войны: Отражение первое》（俄罗斯）。故事不过是这般套路：主角双雄并峙，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惺惺相惜；演练对抗，在演练过程中受到不明国家/组织的干扰；最后主角英勇无畏技高一筹锁定歼灭。《捕风捉影》中帅爆了的SU-X战机的敌人，是勾结政府高层的不良军火商；《空中决斗》幻影-2000的敌人，结合911事件，设定反派是用金发美女作诱饵的类“基地”分子；而《绝密飞行》科幻级智能无人机的敌人，先是开着SU-37的俄国人，再是躲藏在阿富汗山洞里的恐怖分子，最后就是永远不听话的朝鲜——呈现出一种非对称对抗的荒谬性。这几部电影的共同之处，都彰显出大国的耀武扬威和“替天行道”。在《战狼2》热映时，曾有文章提及“帝国意识崛起”。所谓“帝国意识”，并非帝国主义的穷兵黩武——“从电影和文艺作品来说，‘帝国’不承认自己是客体，它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主场，而自己也永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自己的价值观与正义也不容置疑”。与之相对的，诺兰的《敦刻尔克》就如同日不落帝国向世界投下的最后一瞥。以2008年antiCNN、汶川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等标志性事件以及世界性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就在外部舆论压迫和内部力量积蓄的双重作用下，身不由己步上民族复兴之路。《战狼》系列强势填补了天朝国民承继张骞、陈汤、王玄策以降对“帝国”的共同想象，虽然姗姗来迟，但总算没有缺席。中国的类型片与西方纯粹的类型片还有区别，包括观念的不同、创作目的不同、社会环境的不同等等，由此给影片创作就带来极大的不同。比如，军事片的几个基本要点：首先，主角大多是孤胆英雄或反英雄，一个人要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完成解救众人的任务，主创们会千方百计给主角造成孤身一人的环境，诸如《血战钢锯岭》；其次，主角历程总还得伴随着来自社会的反面力量，或是阴险的上司，或是别有用心的同事，要不就是蓄意策划的阴谋或被遮蔽的真相，主角常常要在外部竞争和内心冲突几条线索上作战，诸如《壮志凌云》。而我们的军事电影，过去强调的是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强调的是指战员们令行禁止、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表现的是军队的方方面面，各兵种各岗位，哪一个元素都不能少；讲究的是上下级关系高度一致，避免出现掣肘的人祸，等等。那么，主角剩下的对手，就只能是一个或一群明确的敌人，这就少了许多类型片的精彩。但这也是中国特色，创作者有时会感到很无奈，却必须遵循这种特殊的规律。就这一点来说，体制外导演如李晨、吴京敢于啃涉军题材的硬骨头，当值得大加赞许。电影从来都是技术的产物。军事电影尤其需要成熟的电影制作体系来支撑。近来，“重工业电影”被频频提及，且不论这是不是“假概念”“伪命题”，说明国产电影的创作开始充分关注“讲好中国故事”背后的硬实力。由于空军和军工集团的鼎力支持，使得《空天猎》可谓“官方”撑腰的首次展现我在境外动用军事力量甚至武装干涉（褒义）他国的国产军事电影，意味着空军渐已不再秉承初创时期国土防空的建军思想，而是打造贴合影片名字的“空天一体、攻防兼备”“大国重器、扬我军威”；意味着国产军事电影自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一度束手束脚讳莫如深的一切，现在似乎都不存在创作禁区了。某种程度上说，《空天猎》除了表现力上还有些生涩，其在国产军事电影史上的意义，应绝对不亚于《壮志凌云》。“战狼”特战旅和“霸天狼”基地，“狼”的意向频频出现，也象征中国军力在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之后的蓄势待发，在文艺作品中适时贴合了天朝观众“大国民”的心理预期，并在题材创作上打出自信的漂亮的组合拳。接下来还有一部同类型的《红海行动》，仍然取材当下大热的撤侨行动。香港导演林超贤《湄公河行动》佳作在前，应该会在他擅长的节奏感和场面调度上，对军事类型片的积累和创新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