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博士德方

二战时期，法西斯德国发动非正义战争，践踏欧洲大陆各国。大家或许以为德国人都是大坏蛋，卑鄙无耻。其实不然，德国人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好人的，比如犹太人。犹太人是被纳粹希特勒列为重点清除对象，大批大批的犹太人被希特勒秘密关押并处死。犹太人仿佛活在人间地狱，但由于没有军队，只是一个会经商的富有民族而已，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但是他们有智慧，有独立的民族人格，还是拿起了手中的“武器”，去反抗法西斯的暴虐统治。德国法西斯反抗不了，他们就反抗意大利，反抗日本，反正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世界人民最痛恨的人，打折掉他们任何一国，都是在为打倒法西斯做贡献。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一德国犹太医学博士，拿起手术刀跑到了中国延安，立志为中国消灭更多的日本法西斯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他的名字叫米勒。到达延安不久，毛主席就设宴招待他，他兴奋又紧张。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中共领袖，可又担心自己对马列著作、对中国的一切知之甚少，将如何与毛泽东交谈？可当米勒见到毛主席后，一切顾虑都打消了，这位伟人是如此平易近人，两人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轻松交流，非常愉快。当他开始工作不久，日军就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弥勒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支援，组织上担心他的安危，不同意。米勒坚决地说：“战士们在前方打战流血，作为一个医生，我得去保证他们的生命健康，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米勒技术高超，来根据地不久，就医治了很多重伤八路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成功让一位难产、生命垂危的陈家孕妇顺利分娩。陈家沟的乡亲们都说“陈家前世修的福，遇到了救命的洋菩萨”。1940年8月，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华北大地打响。米勒心情万分激动，中国人民报仇雪恨的日子到来了，他强烈要求去百团大战八路军总部支援。刘伯承师长热烈欢迎米勒的到来，米勒急切地说：“刘师长，我要参加前线手术队，请批准！”刘伯承考虑他的安全，没分配他去，对此他很不满意，还发牢骚：“你们是不是怕我走不动，还是怕我跑到日本人那里去？”百团大战打得很惨烈，每天都有上百名伤员被送到弥勒的手术台，做开刀、取弹片、清理伤口、缝合手术。弥勒目睹八路军战士的坚强、勇敢，被深深打动了。感动化作力量，促使他竭尽所能，尽一切努力挽救他们的生命。延安的生活很艰苦，伙食条件不好，部队考虑到他比较辛苦，得补充营养，想给他做点好吃的。可米勒知道后，强烈要求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拒绝吃小灶。抗日战争结束后，米勒依旧不忍离去，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着。他随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德国人里有好人，比如像弥勒这样的法西斯反战人士，同样日本人里面也有好人，就比如之前我们所提到的日本反战作家，绿川英子。而今天我要提到一位特殊的日本护士，她叫中村京子，后来成了米勒的新婚妻子。1947年6月30日这天，弥勒处理完两名伤员后，正在办公室休息。“报告！”一个清脆的声音传入他的耳里，一名身穿军装、梳着短发的日本姑娘出现在米勒的面前，她就是被组织上刚从后方医院调过来协助弥勒的中村京子。“我是组织上把我从后方医院派过来协助您的护士，叫中村京子，1945年参加部队...”小姑娘一口气说了不少。米勒什么也没听清楚，但中村京子的出现，使米勒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两人由上下级关系变成了好朋友，不久就相爱了。中村不会德语，米勒不懂日文，他俩只能用中文交流，汉语成为他们的情感纽带，华夏成为他们种植爱情之树的沃土。新中国成立后，米勒以一个老战士的身份，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又加入中国国籍。先后在长春军医大学、沈阳医学院、北京医学院担任系主任、院长等职务，从事教学及肝炎疫苗的研制工作，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89年12月，米勒参加中国革命五十周年庆祝会，他坐着轮椅进入会场，深情地说：“五十年的时光，我能够置身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行列，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解放后，我能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中国人民的医疗事业，感到非常的幸福与欣慰。”1994年12月4日晚7时，米勒带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爱，与世长辞。他的光辉事迹将永远刻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此致，让我们为这位可爱的德国犹太博士，深深地鞠上一躬，以表崇高的敬意！

今天立冬寒潮也来了，估计小伙伴们都纷纷穿上传说中的秋裤了吧，身体保暖了可千万别忘了我们暴露在外面的脸部皮肤呀，尤其是本身脸上角质层薄的小伙伴，也要给面部穿“秋裤”，当然这个秋裤可不仅仅是戴口罩、围围巾这么简单，我们还得选点实用性强的面霜来进行“保暖”和呵护。角质层薄脸泛红这五款角质层薄能用的面霜快来拿走吧：毕克韩国苦参液淬舒安御能霜——288元/48g毕克韩国苦参液淬舒安御能霜毕克新推出的一款面霜，也是一款修护霜，专门为了应对这个季节皮肤脆弱、敏感的，有很好的保湿滋养效果，同时还有小分子多糖——海藻糖来对抗角质层老化、薄弱，在皮肤表层覆盖足够的保护膜，既防寒又修护，让角质层薄的肌肤顺利度过寒冷的冬天。薇诺娜舒敏保湿特护霜——262元/50g薇诺娜舒敏保湿特护霜这个牌子是专门针对敏感肌的，所以它家的这款修护霜也比较适合冬天使用，对角质层薄的情况还能起到增厚效果，冬天特有的红血丝、高原红等都能得到一定的修护和减少，当然基础的补水保湿也是有的，皮肤有问题还是选择针对性的面霜吧。唯恩诗安护倍润滋养霜——260元/30g唯恩诗安护倍润滋养霜这款是小敏一直在用的，都空瓶两回了一直在回购，因为它的成分真的好温和，主打寡肽成分，拒绝防腐剂添加植物精粹保鲜，无激素无酒精无香精成分用起来真的挺放心的，关键是对角质层薄的皮肤非常舒缓，修护效果也是很惊喜，连续用了这几瓶，皮肤基本上很少再受到刺激，虽然是面霜，但质地真的不厚重，按摩吸收挺快、锁水保湿挺好，还会继续回购。军博士德方角质修护霜——229元/50g军博士德方角质修护霜嗯这款也是针对角质层薄情况推出的面霜，含有多种植物萃取成分所以配方也是很温和的，滋养锁水修护皮肤屏障，改善角质层薄问题，解决问题肌肤带来的泛红、干痒、干燥、疼痛等多种症状。丽普司肽神经酰胺修护霜——98元/45g丽普司肽神经酰胺修护霜主打神经酰胺3，搭配冻干粉使用对角质层修护效果更加明显，清爽的乳霜质地滋润且不油腻，保湿角质层增强皮肤的抵抗力，积极应对外界的各种刺激，再加上糖类同分异构体这个锁水磁石保湿肌肤不干燥。

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传奇的女性，13岁解除婚约，东渡日本，与汪精卫合作刺杀摄政王，刺杀失败逃往法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第一位女性律师，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在民国历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堪称女中第一豪杰。移居国外后经商，生意失败最终客死他乡。她叫郑毓秀。郑毓秀，1891年3月出生在广州府宝安县的一户富裕的官员家庭。她的祖父郑姚凭借木匠手艺渐渐发迹，并前往香港投资房地产，成为一代大亨。她的父亲郑文治在户部当官，娶了当时清朝将军刘昌华的女儿为妻，郑毓秀是他们两儿两女中最小的一个，被称为“郑二小姐”。郑毓秀自幼聪明，骨子里叛逆，从小对一些封建礼教非常反感，不愿接受传统的“三从四德”约束，更不愿意裹小脚。在她13岁的时候，她的奶奶瞒着她将她许配给了当时两广总督增祺的儿子为妻。在别人眼里，这门婚姻是门当户对，可郑毓秀打听到到她未来的这个“丈夫”就是个纨绔子弟，郑毓秀不愿意屈服委身，一怒之下写了一封信给“未婚夫”，要求解除婚约。如此行为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引起了极大轰动，郑毓秀不得不前往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暂避风头。随后，郑毓秀与她的姐姐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郑毓秀还结识了吴稚晖和汪精卫。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郑毓秀负责联络接头，后来刺杀行动失败，郑毓秀的行踪也随即暴露，满清对其发出通缉令。郑毓秀被迫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她获得了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成了民国第一位女博士。回国后她与丈夫魏道明在上海成立了律师事务所，她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律师。当她得知孟小冬和梅兰芳有关婚姻问题，亲自帮孟小冬打官司。最终让梅兰芳赔付孟小冬4万银元补偿费，但她没收孟小冬一分钱律师费。1926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立法院院会，郑毓秀与宋美龄同时当选立法委员，这也是仅有的两名女立法委员。1947年，郑毓秀的丈夫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首任主席，两人一起前往台北，而此时国民党已经是风雨飘摇，魏道明听从了郑毓秀劝说，他决定离职，移居美国颐养天年，从此两人消失在政治舞台。后来郑毓秀夫妻俩曾前往巴西经商，但因为经营不善和缺乏必要的管理，最终生意失败，不得不返回美国。在随后的几年，郑毓秀回大陆无门，去台湾无路，只能在美国每天与移民故旧回忆过去的时光，最终客死他乡，享年68岁。

他曾就读清华大学，又效力过中国男篮国家队，在远东运动会上为中国赢得冠军，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被称之为“战神”，蒋介石败退台湾，他跟随一起，却卷入政变而遭软禁，妻子不育，主动帮他纳妾，所生的四个儿女，全是科学家。此人就是国军上将孙立人。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安徽庐江一户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清末举人，曾经做过山东登州知府。孙立人幼时聪明过人，14岁的时候，以安徽“状元”身份考上了清华大学。在校读书期间，还加入了国家篮球队，获得国际大赛上首个篮球冠军。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孙立人远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后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回到中国，在特务学校任队长，后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32岁时，被宋子文看中，被调到税警总团第2支队任上校司令，兼第4团团长。孙立人在舞场上邂逅了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孩，她叫张晶英，两人一见钟情。1930年，张晶英与孙立人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现场引起不少轰动：新郎是风度翩翩的英雄豪杰，新娘则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但是令孙立人遗憾的是，两人结婚多年张晶英一直没能为孙立人生育子嗣。孙立人虽然没说什么，但张晶英觉得过意不去，主动为其纳妾。这时他们的家庭护士张美英（又称张梅英）进入了张晶英的视线。张美英性格温和，人品正直，另外她是护士，而孙立人年过半百也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护士出身的张美英，张晶英认为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张美英很会做人，她从不以孙立人夫人的身份抛头露面，需要夫人列席的正式场合，都是张晶英出面。婚后的张美英，先后为孙立人将军生育了4个儿女。孙立人被软禁的30余年里，她把4个孩子全部培养成材。长女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又去往美国深造，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长子是清华大学的物理学硕士，拿到学位之后，去了美国硅谷。次子辅仁大学毕业后，后来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荣获电子计算机工程和清华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小女儿清华大学后，是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博士后。孙立人于1990年11月19日病逝于台中寓所，享年89岁。

民国在大陆，短短30余年，却出现了一大批男神女神，让今人望尘莫及、自叹弗如。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位传奇中的传奇、淹没在滚滚红尘中的真正女神。1997年4月5日，北京。香港回归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北京的中国美术馆里，《方召麐作品展》开幕。这大概是美术馆有史以来最大的个人作品展。上下两层，500多幅画。盛况空前。《方召麐作品展》作品之一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85岁的启功前来捧场。在休息室，启功见到了办展的女画家，83岁的方召麐。女画家展颜问候启功：“老大哥好！”启功伸出了大拇指，“召麐，你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方召麐是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尊重？故事要从100年前的太湖无锡豫康纱厂讲起。1.1914年1月17日，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江苏无锡豫康纱厂总经理方寿颐家，诞生了一个女婴。父亲略有些失望，给女婴取名召麟，期待她能带来弟弟。然而第二胎还是女的。多年后，女孩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召麐”。麐是母麒麟的意思。我没能召来麒麟，但我自己就是母麒麟。方家是无锡最早的工商实业家之一，与同乡荣毅仁家族交情深厚。纱厂占地数十亩，工人上千。方寿颐思想进步开放，在办纺织厂之余，参与创办了《无锡新报》，主张引进新思想，启迪民智，在当地拥有不小的影响力。方召麐的母亲王淑英同样出身名门。虽然没得麟儿，但夫妻俩对两个女儿也很疼爱，聘请名师，给她们最好的教育。1924年，9岁的方召麐摄于无锡家中4岁，小召麐即开蒙。研读经史子集，自学碑帖。6岁，跟随家庭教师学英语和西方文化。10岁，入读无锡的竞志女校。虽说，小召麐投胎有术，出身富贵家庭。她也足够幸运，开明父母给她最好的教育机会。然而，时代的大洪流之下，个体的命运，终难逃漩涡凶猛。1920年代初，北洋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加剧。为逃避战乱，方寿颐不得不带着母亲与妻女离开无锡，四处躲避战乱。1925年3月初，一天早上，方家计划乘船返回无锡。突然，三名流窜的逃兵拦船抢劫。慌乱中，方寿颐被流弹击中，伤重身亡。逃兵抢去贵重财物后逃逸。尽管官方公开悬赏，追捕三名抢劫疑凶。但终无果。对于方寿颐的死因，一直存有另外说法。根据民间《江阴人物》记载，方寿颐是被仇敌买凶所杀。“他（方寿颐）任经理时，治厂甚严。车间总管孙仁允屡受斥责，怀恨在心，以重金收买兵痞，于1925年3月，将方寿颐刺杀于祝塘返锡的汽艇中。”然而，兵荒马乱，方父之死至今成谜。11岁的方召麐亲眼目睹父亲的死去。在极大的震惊与恐惧中，命运第一次向她亮出了狰狞利爪。她不知道，跌宕的人生，刚刚拉开序幕。2.失去男主人的家庭迅速中落。悲痛的母亲扛起重任。难得的是，她坚持两个女儿继续接受教育。方召麐起先在无锡竞志女校学习，随后转到附近的大都会上海，进入天主教会创办的启明女校。该校以法文、英文和中文多语种授课闻名。后来，方召麐又到青岛，就读德国人创办的约瑟夫女子学院。另一方面，母亲对她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也不懈怠。1927年，方召麐开始学习书法、绘画与古典文学。《寄赠慈亲》，方召麐画于1969年，纪念她的母亲王淑英无锡出画家。最盛名的是东晋顾恺之，被称为“画祖”。“元代四家”之一倪瓒，开创了水墨山水一代画风。近现代画坛上，一代宗师徐悲鸿，也是无锡宜兴人。民国初期，吴地画风极盛，画师云集。在很小的时候，召麐就对书法和绘画表现出浓厚兴趣。小姑娘临摹的王羲之字帖，有模有样。这被细心的母亲捕捉到，并加以培养。13岁起，方召麐先是随陶伯芳学习国画，1933年起，正式拜师无锡著名画家陈旧村、钱松喦学中国画。前者教她传统花鸟基本功，后者侧重山水笔墨。方家大小姐进步惊人。1933年，她参加了人生第一画展——无锡的“白浪画会”。19岁的女画家小荷初露，受到关注。钱松喦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女徒弟特殊的才华，夸她用笔“灵动，有丈夫气”。并预言：“此女子日后必有大成。”3.1937年，曼彻斯特大学。曼大古老的主楼前，来了一个年轻的亚洲女子。女子身穿白色旗袍，一脸好奇地环顾着这座教堂一样的灰石建筑，以及爬满青藤的灰墙。一只行李箱在她脚下。逆光中，犹如一幅美好的画。1824年建立的曼彻斯特大学一个教务职员接待她，办理新生注册。他注意到，这是曼大113年校籍上的第一个中国女学生，23岁，名叫FANG CHAO LING。攻读的专业是：欧洲近代史。1930年代的英国，是诸多华人精英子弟求学集散地。方召麐来的那年，她的无锡同乡钱钟书刚刚从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毕业。钱钟书的妻子，同是无锡人的杨绛，则把留学生活比作了“探险”。如同所有的学霸，方召麐聪明勤奋，英文底子又好，很快成了曼城留学生中的女神。方召麐年轻像，1930年代经人介绍，她给在欧洲流亡的方振武将军做翻译和助手，并认识了将军之子，同在曼大的方心诰。她生命中的男人。彼时，方心诰随父亲方振武在欧洲流亡。方家也是家世显赫。方振武是安徽抗日名将。1922年，方与冯玉祥、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司令。后在日蒋联合进攻下失败，被迫携家藏身香港，后又流亡欧洲。方召麐、方心诰与方振武在法国维希，1937年方心诰比召麐年长一岁。才子佳人，一见钟情。两人同游法国瑞士，情定阿尔卑斯山，很快于次年结婚。方心诰博学多识，不仅把方召麐带入了一个更加广阔丰富的世界，他的宽厚、体贴与细心，也让幼年丧父的方召麐感受到巨大的温暖和幸福。爱的力量如此之大，从此，学霸女神方召麐开始了一场生孩子的马拉松。从1938年到1945年8年时间，方召麐一口气生了8个子女。学业不得不中断，她成了相夫教子的方太太。方召麐与方心诰在曼彻斯特，1937年然而，这段时间并不安定。1939年，欧洲二战爆发，两人不得不带着刚出生的长子方曼生离开英国，经挪威、纽约后，返回上海，再到香港。此时，战火已在东亚点燃。香港沦陷日军手里后，他们又从桂林辗转贵阳、重庆、天津、上海。一路避难。这段动荡而艰辛的岁月，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记忆。多少年后，在方召麐所作的《桂林山水图》中，还依稀可见当年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逃难情景。1940年1月17日，上海。在26岁生日这天，方召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婴。回首这十几年的悲欢曲折，以及这暂获的宝贵的片刻安宁，她给两个女婴取名安生与宁生。方召麐、方心诰与子女在香港，1940年安宁多美好，只是太短暂。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远在意大利的方振武心系祖国，马上离开欧洲回国抗战。刚从广东入境，便离奇失踪。后据中共官方史料，方振武一进入广东，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随后遭秘密杀害。同年，方心诰遭日军关押了三个月。所幸得以释放。一家人继续在祖国的大地上逃亡。这一路颠簸中，方召麐生下了7个孩子：安生与宁生、顺生、桂生、林生、庆生、津生。加上在曼彻斯特生的曼生，她成了8个孩子的母亲。生与死，活着与逃亡，战争与和平，一个大时代的主题。4.坏日子终于要过去了。1948年，方家移居到香港。先生经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太太在家带8个未成年孩子。方家十口，最小的孩子嗷嗷待哺。但是爸爸宽厚淳良、经营有道，妈妈温柔优雅、善于持家。像那时候所有移居香港的大陆家庭，百废待兴，然而有一个家，温暖、安全、有爱，就是最大的幸福。8个子女，香港，1951年方先生没忘了太太的爱好。他十分鼓励太太创作，经常敦促她“要坚持继续写画”、“别把你的书画忘掉”。他为太太请了两位名师，一位是著名的“书画杂家”陆辛农，另一位是岭南派的代表人物赵少昂。让太太在照顾孩子之余，还可以潜心绘画。1950年的一天，方心诰忽然感觉身体有点不适。他打电话给学医的胞弟方心让。方心让小哥哥十岁，是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此时正在圣宝禄医院做实习。电话里，弟弟建议哥哥入院检查一下。“就是一个普通的检查，有弟弟在，我很快回来。”方心诰向太太说了一声，离开家。谁知，这一走，竟成了永别。三天后，院方突然告知，方心诰抢救无效去世。这是怎样的一场医疗事故！听到消息的方召麐天旋地转。上天，又跟这个女人开了一个何等残酷的玩笑。当年方召麐的父亲死时仅36岁，而今丈夫也是37岁正当壮年，撇下了她和八个2-12岁的孩子。停尸房里，方召麐见到丈夫冰冷的身体。整个世界崩塌了。5.在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里，齐邦媛描述那个动荡的年代说：“死亡对我这代人而言，太稀疏平常。”尽管如此，丈夫方心诰的死亡，对于刚刚走过动荡、满怀憧憬安宁生活的方召麐来说，实在太冷酷，太无情，太沉重。她才36岁。如今独自抚养8个未成年孩子。她生了一场大病。在生与死边界上徘徊了很久，面对孩子们无助的泪眼，这个不幸的女人停止了哭泣。她想起自己的母亲。当年，父亲被害后，母亲几乎不曾在她和妹妹前流过泪，就撑起了这个家。8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缓过劲来，立刻变得像熊一样强悍起来。多年之后，她对儿女们说：“因为你爸爸死的早，反而令我有今天的人生。”她接过丈夫的贸易公司，白天上班，夜晚继续作画。她不停的写，不停的画。似乎要把对亡夫的思念之痛，全部溶进颜料里，揉进画笔里，再酣畅淋漓地发泄到宣纸上。她天赋奇才，又比别人勤奋，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来作画。不到一年，她的画技进步惊人。她模仿赵少昂的绘画，几乎可以乱真。方召麐作品《饮露聊自洁竹蝉》1951年，她随赵少昂一起在东京举行了由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师生联合画展。她的画作，被当时的新闻界评价为“给人重建家园的勇气”。她在东京出版个人画集《方召麐近作集》，成为战后第一个在日本开展览的女画家。她被邀请参加联合画展，开始在香港艺术圈崭露头角。1952年9月，方召麐与岭南画派胡宇基等在槟城和新加坡举行联合画展。1953年，与赵少昂在伦敦万宝路画廊举办画展。赵少昂擅长花鸟走兽，同时也以山水见长。赵对方召麐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花鸟画技巧上。他鼓励方召麐先从临摹老师作品着手，写生辅之。方召麐跟随赵少昂学画，足足有三年之久。赵正式将方召麐引到画画这条职业道路上。图：《山茶》方召麐画，1957年在这个时期，她的不少画作，都有着非常鲜明的岭南派的特征，比如1953年所作的《茶花图》和《梅雀图》中，方召麐曾经指出，此图无论在用笔或构图，均出自赵少昂的教导。为了专职画画，方召麐决定关闭公司。这个举措遭到家人尤其是婆婆的反对，认为会断掉家中经济来源。她咬牙向婆婆保证：“很快，我的画就可以卖钱。”6.上天终于怜惜起这个小女子，给了她一个能重新振作的机会。1953年，方召麐终于结识了自己的人生偶像——张大千先生。经过了几番程门立雪，终于如愿以偿，拜入张大千门下。很多年之后，方召麐仍会清晰的记起那天的拜师仪式。先是恭敬地投上门生帖子，然后向老师师母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并在香港九龙亚皆老街老师寓所与同门及老师的好友们见面。这样一番仪式之后，方召麐才正式成为大风堂弟子，可以随时去老师府上观看老师作画。本来，方召麐以为张大千会像前几位老师一样，先让她临摹自己的画稿。结果，张大千却连连摇头，他指着自己的那些古人藏品说：“那才是你的老师和朋友”。张大千给到方召麐的要诀有两样：第一，多旅游，第二，多读书。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召麐与张大千，1958年于美国“唯有如此，你才能走出自己的路。”他对方召麐说。不久后，张大千即离开香港，移居巴西。“多旅游，多读书”。多师傅的番句话，对方召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1954年，为了加强自己的文学素养，40岁的方召麐入读香港大学，师从饶宗颐、刘百闵、唐君毅等先生学习中国文史与哲学。当年的学霸终又满血复活，她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修完了本该四年的中国文学学士学位。1954年方召麐注册香港大学的学生卡不仅如此，由于成绩优异，她被选派到英国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跟随H. H. Dubbs教授和David Hawkes博士研究《楚辞》两年。从此，她开始了四海游学－画画－办展的职业画家生涯。1955年5月，香港大学毕业照，第二排右一为方召麐1956年，方召麐重踏英伦岛国。自上一次离开，已过17年。这17年间，中国经历抗日与内战，又进入两岸分裂对峙。欧洲各地也遭二战战火燃烧，处处可见炮弹伤痕。战后随即进入冷战对垒，社会气氛空前阴郁。物已非旧物，亦不见故人。召麐环顾周遭，这是世间最凄惨的17年吗？7.所幸还有8个懂事的孩子。尽管8个孩子，个个骨肉亲生。但是谁都明白，长子曼生，还是母亲心底最疼爱的一个。可不是，曼生是方召麐与方心诰的第一个爱情结晶，他见证了父母最幸福、最浪漫的时光，也跟随父母在最动荡的时期逃难。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曼生长得最像爸爸。他几乎是方心诰的物理复刻。再去欧洲，她只把曼生带在了身边。留下7个子女，由方家婆婆与小叔子方心让代为照顾。大女儿安生，则是另一个方召麐。左起，方安生、方召麐、方宁生、方心诰，香港，1949年安生与宁生是孪生姐妹，降生在流亡上海的路上。虽说早几分钟来到世上，安生显得更为健硕，从小就活泼果敢，在弟弟们面前，一幅大姐范儿。母亲是安生最好的榜样。特别是在母亲带着大哥远赴英伦学习期间，安生成了事实上的一家之主，照顾6个弟弟妹妹。大姐的确很出色。她聪明漂亮，颇有主见。中学时，她就主动给别人辅导英文，挣钱为自己和弟妹们买文具。中学毕业，安生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妈妈当年如出一辙，学霸加女神的安生光彩夺目。在学生话剧社排莎士比亚剧的时候，她认识了大一级的学长陈棣荣。1962年，港府辅政司首次公开向社会招聘女政务官。刚刚毕业的安生从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第一批三名女政务官之一，轰动一时。次年，安生与陈棣荣结婚，从此随夫姓，改为陈方安生。再后来，她陆续拥有更多“第一”的头衔，和世人所知的各种殊荣：1979年，成立香港“高级女性公务员协会”，她担任第一任会长4年；1984年，出任社会福利署署长和公务员事务司，成为香港政府第一位女署长；1987年，出任经济司，成为香港首位女华人司级官员；1993年11月，陈方安生出任香港公务员的最高职位——布政司，成为英国统治香港150年以来担任该职的第一位华人兼第一位女性；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陈方安生成为首位政务司司长……方召麐的其他几个子女也都非常出色。八个孩子都曾在上学期间得过奖学金，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成年后更是在各自的领域里大展鸿图，取得突出的成就。在香港，他们被誉为“方氏一门八杰”：方召麐与八个子女方曼生——著名律师；陈方安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陆方宁生——旅游公司总裁；方顺生——联合国及时传译部部长；方桂生——汇丰银行经理；方林生——旅游公司经理；方庆生——香港著名医生；方津生——医生兼香港中国医学专科学院主席。或许是天意。上天过早的夺走了方召麐的丈夫，也用孝顺成器的子女补偿给她。8.在牛津的两年，方召麐靠自己的刻苦与勤奋，挤进了欧美的艺术圈。她去剑桥、牛津、及德国举办个人作品展，并参加学术会议，结识欧洲艺术界人士。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到欧洲各国游览，到各地美术馆观摩名画。这些积累都使得方召麐更理解西方艺术，眼界也更为开阔。方召麐，1950年代1958年，方召麐前往美国纽约、波士顿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作品展。这次展览中，她刻意选择了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作品，题材分为三种：山水、静物及墨荷花，风格很简单洒脱，让人感受到画家同样洒脱的性格。这个尝试获得了极大反响，也鼓励着方召麐继续往中国画创新的方向探索。1960年到1971年，方召麐一直过着这种艰苦清贫的艺术家生活。那几年，次子顺生与四子林生也来伦敦求学。子女们的教育经费和一家人的生活费用，都落到方召麐的身上。为了维持在英国的生活，她定期为那些印贺卡的商人们画些花鸟画，赚取微薄的报酬。这个时期，方召麐画的最多的就是折枝玫瑰。方召麐作品《玫瑰花》，1957年晚年时，当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画这些她不喜欢画的东西，对她是一种折磨。同时，她更刻苦勤奋的创作，为自己打造一切机会画画。每天一早，她要起来操持家务，在亲自料理完孩子们的早餐、安排好家务之后，她就躲在书房里执笔作画。她竭力摆脱一切影响，创新画技。方顺生后来回忆起母亲在伦敦生活的情况。她租来教会的房子，每天给孩子们烧拿手的菜。最常见的就是红烧猪肉、小云吞、凉拌干丝芹菜，凉拌猪耳等小碟，因为这些都是便宜但美味的。“人生遇合聚散，犹如水上浮萍，聚不知所来，散不知所往。”1960年，方召麐在旧金山举办画展。有一天，她去金门公园游览，看到水面上浮萍在涟漪中随风晃动，无所依靠，不由得联想起自己漂泊的一生，深有所触。回到寓所，方召麐以泼墨取代著笔，画下了《浮萍》。方召麐作品《漂萍》，1960年此后，她继续这种实验性的泼墨画法，又创作了《空中阁楼》等作品，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水墨画技巧。这一年，方召麐已经46岁，但在艺术界里仍属新人。她还必须苦苦摸索自己的道路、开创自己的风格。为了找到适合抒发情感的绘画语言，方召麐也尝试油画及抽象画的创作。她尤其喜欢用中国画技法画欧洲雪景。这一系列的《瑞士雪景图》，图中以充满水分的笔点墨，花青绘画山石及涳濛的雪景，并偶尔加以铅粉，象征风暴。令人耳目一新，与她过去的画作风格差异巨大。后来，方召麐创作了《磐石图》，取材于英国巴斯的巨石阵（Stone Henge）。大石块的沉重感，太阳光下在不同时间照射的迷离感觉，深深吸引了方召麐。磐石坚忍的意象，与方召麐几经艰辛、矢志不渝的信念起着共鸣。这幅《磐石图》被伦敦大学收藏后，1981年作为送给英国王妃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大婚的礼物。9.1970年，张大千迁居美国西岸的卡梅尔，传唤方召麐来“可以居”聆教一年。自从方召麐于1953年大风堂拜师后，不久张大千即移居巴西。这十几年间，除了几次借海外画展的机会，拜见老师并随同老师观摩，她接受张大千教诲的机会并不多。接到消息，方召麐欣喜若狂，立刻从伦敦直接飞往美国西岸。她十分珍惜这一次机会。每天，她侍奉老师师母，和老师谈画、看画、画画。接待来拜访老师的朋友，协助师母烹饪，看老师提笔作画写字。方召麐与张大千，1970年1970年年底某一天，张大千与方召麐散步，提及当代几位画家作品的“巧与拙”、“生与熟”的问题，提到：“一幅画能有’生’与’拙’的境界，就比别人高超，可以百看不厌。”张大千的谈话让方召麐终生难忘。正是这段谈话，让方召麐更坚定不移的将自己的风格走下去，走向成熟。多年后，方召麐仍满怀感恩。张大千的点拨，决定了她踏上大成的康庄大道。张大千也多次公开称赞方召麐是自己优秀的弟子。80年代，张大千赠一幅对联给方召麐，“两三星斗胸前落，万千峰峦脚底轻”。上联写其人，胸襟宽广浩大，下联写其画，山山水水尽收笔底。称赞方召麐画里呈现的豁达精神和广阔视野。方召麐作品《遥看瀑布》，1984年在张大千的点拨下，方召麐开始从大自然的山川树石中寻求启发。她不断的尝试多种构图、努力从技巧上、风格上进行蜕变。1970年到1995年，方召麐进入了创作的巅峰期，并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既标新立异、又返朴归真，既充满美感、又荡漾着生活真趣。这20年，方召麐来往于世界各地，创作、举办画展、出版画册，成了她最重要的生活。但她很少卖画。她认为，“艺术家不可太有钱”。她的“艺术家不可”条例里，还有“不可结婚”。曾经有人和她开玩笑，难道没有人追求您吗？她回答：我的男朋友可多了，可是，我不想结婚，结了婚，就要给人家做饭啦，那还怎么画画呢？她的心里，仍然给那个在曼彻斯特初见的年轻人，留着一个位置。就像她一直用的印章“宣周堂”。宣周，正是亡夫的字。10.1961年，方召麐接受来自大陆的邀请，回乡探亲。这是她在1949年移居香港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她在无锡探望了家乡的亲属，并游览了上海、武汉、北京、广东等地。在北京，她会晤了何香凝。那次会晤，坚定了方召麐对故乡的召唤。从此，她的画里，一大半是祖国的山川湖海、风土人情。方召麐作品《长江》，1987年1970年底，应中国妇联邀请，方召麐参观西北黄土高原，从此，陕北高原和淳朴民风成为她最喜欢的题材。方召麐作品《陕西窠居》，1982年1979年，方召麐创作了著名的《船民图》系列，表达了对越南华侨难民事件的热切关注。1997年2月，她书写了《香港明天会更好》，表达了对香港回归的期盼。方召麐刻苦求艺的精神得到了各界的认可。1996年，香港大学授予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授予她名誉教授头衔。1998年，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授予她铜紫荆勋章，表彰她在中国书画艺术的杰出成就。也是1997这一年，她以83岁高龄，创作了《再攀高峰》。画中，崇山峻岭的中央，出现由山上开出的一道长梯，直达山巅。方召麐作品每个人的人生，如同一条漫漫长路。而方召麐的人生，应是比常人更多的坎坷，更多的艰险，更多的磨难。回顾个人艺术生涯，她表示：“艺术大道荆棘满途，需百折不馁、勇往向前，刻刻求变、年年创新。我从贵60年代至今，坚持刻苦耐劳，在百折不挠的信心下，不断尝试向前迈进”。方召麐作品《五彩人马图》，1996年大结局2006年，香港方家并不太平。此前，长子方曼生被卷入一宗离奇命案。1999年，在方曼生的物业里，发现干尸一具，且身首异处。据警方调查，死者为模特彭楚盈，发现时已死去4年。但是警方并没有采取行动，留下疑点重重。2005年5月警方重新调查此案。后来方顺生回忆，虽然家人极力隐瞒，但每天都要看报纸的老太太不会不知道。“母亲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很难过很难过。”除了艺术，八个子女是方召麐最大的骄傲。那天，各大媒体发出了同一个头条：“就在彭楚盈死因庭聆讯首日（2月20日），方曼生、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母亲——香港著名国画家方召麟，因心脏病发，前天下午4时在圣保禄医院病逝，终年92岁。”家人回忆老人走的情景。那天，她觉得有点不舒服，入院之后，佣人问她感觉如何时，她回答：“I'm OK ”。之后便轻轻阖上双眼，平静离开了人间，享年92岁。56年前，也是在这家医院，她的先生方心诰在这里去世。她的时光飞速倒流到1937年的夏天。那一年，一对年轻的中国情侣来到瑞士St.Moritz小城度假。方心诰与方召麐在瑞士，1937年“好美啊”。女人指着远处的雪山深湖说。“但是达令，”男子望着这位穿着皮衣、扎着格子头巾的年轻女子。“你更美，你有一种坚韧的美。”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子，她的人生传奇，跨过了两个世纪，跨越了东西方，在中国山水画的艺境里，得到了永驻。

伍连德这个人大家或许不是很熟悉，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鼠疫向幽灵一样肆虐着东北大地，没多久，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死亡人数超过三万人，占两省总人口的1.7%，最严重的就是哈尔滨地区。那个时候还什么都不懂，清朝也没有专门的防疫部门，日、俄两国则趁火打劫，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派兵夺取警务权，伍连德接受重任，负责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伍连德到东北的时候情况已经比较严重，病人先发烧、咳嗽，之后就是吐血而死，最先出现疫情的地方则是一个叫作傅家店的小城市，伍连德认为事不宜迟，必须先扑灭疫情的源头，才能够使之得到有效控制。伍连德首先就是封锁整个傅家店，从病人的取出的组织找到了这次鼠疫的罪魁祸首，鼠疫杆菌，感染肺部，并且通过唾沫传播。当时还都是土葬，感染死去的人大部分都是埋入土中或者直接暴尸荒野，鼠虫叮咬又引起传播，所以必须尽快火葬。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火葬的第一天正好是农历新年。因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控制人口流动，鼠疫被迅速地扑灭了，死亡人数超过六万人。后来伍连德又多次在各地扑灭了多次鼠疫和霍乱。1931年11月。伍连德前往安东（丹东），在长春被日本宪兵给抓了。伍连德对细菌有很深的研究，莫非是想让伍连德制造生化武器？其实不然，自1934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向国联申请公道，希望能够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日本声称自己绝非要侵略中国，只是维护日本在满洲权益的戏码，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因此才抓了伍连德。伍连德博士和国际联盟卫生处主任赖赫曼博士交往密切，并共同推动了中国与国联卫生组织的合作关系，而赖赫曼则是国联卫生处主任，所以日军不想国联知道东北的真相，幸好伍连德和各国的关系都比较好，通过英国领事馆出面保释才重获自由。伍连德可以说是中国防疫的先驱他在自传中说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聚侨心)德国高校华人副校长丁永健：“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潮流” 中新社柏林12月19日电 (记者 彭大伟)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等待高考录取结果的丁永健在江苏泰兴水泥厂扛了数月水泥。40年后，他以全票当选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成为目前德国高校中唯一一位在任的华人校长。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丁永健感慨良多。在他看来，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派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先进科技也成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而作为中国首批公派留德本科生之一，丁永健称自己“有幸赶上了潮流”。留德学子折射40年巨变1980年初到德国，一脚跨出国门的丁永健感到不小的“文化休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西方知道得很少”。但很快，他和其他中国同学凭借刻苦学习，用成绩折服了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师生。丁永健还记得，当时给他们上高等数学的教授有个习惯，邀请在他的课上考到最高分“1分”的同学吃蛋糕，“600个学生里，最后接到邀请的一共五个学生，其中就有我们两个中国学生。教授很吃惊，问‘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厉害’，还问学电气与信息工程的我‘要不要改学数学’。”一路走来，丁永健拿下了德国博士学位，先后供职于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核电部和意昂电力公司，还参与了中国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的安全仪控系统项目谈判和设计。2002年重返学术界后，他于2018年当选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联邦德国在1972年同中国建交，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中国在德留学生人数仅为30人左右。如今，有超过六万名中国学生在德深造。“我们当初是非常拮据的，每天的生活费、交通费总共只有几个马克。那个时候国内的父母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我们当时留学省下来的钱，回国探亲时还要给家里添置冰箱彩电这些‘八大件’。”改革开放40载，最令丁永健感慨的便是人们生活所经历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的留德学子基本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太多了。”“改革开放让中德两国双赢”丁永健回忆，德国一直乐于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往来，中德建交后，德方很快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因此当时对我们中国留学生也是相当欢迎和友好，德国校长联席会议争着要我们首批99个学生，所以大家后来都去了一些名校”。后来教育部又在1981、1982年向德国派出了共约200名本科生。在留德华人界，他们被昵称为“黄埔三期”。已故著名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也是与丁永健同时赴德的首批留德本科生之一。“首晟的不幸去世，是世界物理界、美中科学界的一大损失，在三期留德本科生同学中引起了极大悲痛。”丁永健说。同一时期在德留学进修的，还包括获得改革开放后首个德国工程科学博士学位的路甬祥，以及数年后赴德的万钢，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成就。“留德群体中出现了很多优秀人才，从教授到院士，从合资企业老总到大学校长，还有科技部长，大都在各自行业成为领军人物，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部分留在德国工作的人，也成为了大学教授或者集团董事。”丁永健说。“德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大众汽车现在一年在中国销售超过400万辆汽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丁永健认为，两国未来应当保持这个趋势，一方面中国要不断坚持改革开放、取长补短，在减小贫富差距和建设法治社会等方面继续努力，另一方面中德两国也应不断寻求合作共赢的新领域和空间，“这样两国就能够彼此互利，持续加强合作”。“促进中德交流是个人的使命”“我觉得既然被公派到德国来留学，这就是个人的一种使命，要持续扮演中德之间合作交流的桥梁。”丁永健这样概括自己做的事情。作为德国大学里唯一在任的华人校长、德国华人教授协会理事会成员，他目前承担着中德两国一项围绕“工业4.0”的“2+2”合作项目。近年来，他还联合当年部分留德学友共同在中国边远地区开展教育资助项目。“这个圣诞节我又要回国去拜访几所学校，探讨合作交流。”展望未来，丁永健还有一项心愿，将德国成熟的“双元制”教育和应用科技大学体系更好地介绍给中国国内，“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向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完)

作者：风千里抗战全面爆发前，无论是蒋军嫡系正规军部队，还是我工农武装部队，抑或是各地方派系军阀部队，其装备的武器普遍型号混杂，且性能落后，加上保养状态堪忧，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当时全国并没有出现性能可靠，易于大规模批量装备的统一制式武器，各地不是沿用清末民初的老旧装备充数，就是直接通过购买或援助渠道获得国外枪械，“万国造”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军队装备最好的一个注脚。对于“制式武器”这一概念，当时中国军工从业者其实并不陌生。在清末编练新军时，清廷的练兵处就曾制订过一份名为《陆军枪炮等项程式》的章程，是中国近代关于制式装备最早的官方文件。但民国建立以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让中国的军工建设逐步失序，各省兵工企业各自为政，军品采购体系也是一团乱麻，这才导致了军队装备万国造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到北伐时期都严重困扰着一线部队和后勤部门，北伐开始时，北伐军主要装备粤系军阀控制的两广兵工厂所生产的八八式步枪（即汉阳造），质量低劣，且性能不佳。同时还有苏联援助的莫辛-纳甘步枪，从日本购买的三十年式步枪等等，加上一路缴获了不少直奉军阀装备的四式步枪和辽十三式步枪，部队装备的武器型号更加混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军事建设上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统一规范各地兵工厂的生产与购买标准。在各地兵工企业逐步收归统管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制式武器进程终于步入正轨。【进入上海市区的北伐军，士兵们肩扛着落后的汉阳造】奉系军阀生产的辽十三式步枪清末开始生产的元年式步枪1928年12月，南京当局颁布了《军政部兵工署条例》，正式成立兵工署来主导军队武器研发和生产，其下设的设计科掌管军用枪炮弹药制式统一的工作。设计科的首任掌门人是在美国学习冶金的军工专家李待琛。这位留美博士凭借其深厚的冶金与工业管理理论功底，开始对国产制式武器进行系统的探究。李待琛认为，鉴于国内兵工产业极为落后的状态，目前各地生产的国产枪械已经不堪使用，且各兵工厂自主研发能力薄弱，需要从国外先进新式武器中选择一批适合国内使用的，通过引进和仿制逐步实现国产化。李待琛在1929年撰写的《规定制式兵器刍议》一书中罗列了一批拟购置国外轻武器清单，其中除了制式步枪选用德国造的标准式步枪（MauserStandardmodell，即毛瑟24式栓动步枪），其余的轻重机枪，迫击炮等皆选用法国生产的武器，足见李本人对法式装备的推崇。其中轻机枪选用法国哈乞开斯M1922式，重机枪选用在一战时大放异彩的哈乞开斯M1916式。得知中方军火采购意愿的法国哈乞开斯公司立刻积极响应，而兵工署设计科实现全军法械化的意图更是令法方兴奋不已，哈乞开斯公司数度遣专员赴华访问考察，并开出了非常优惠的价码。【抗战前期，两名国军士兵使用法制哈乞开斯M1922轻机枪做防空演练，尽管全军法械化的想法最终破灭，但还是有大批法械装备被引进到了中国】【淞沪战役前，装备哈乞开斯M1916重机枪的国军士兵】就在南京方面快要被法式装备吸引时，法国的宿敌德国人却突然插足进来。两相比较，法方只是军工企业在与中方接触，德国提出了与中国开展全方位军事合作的意愿和计划，包括军事工业援助，直接派遣高级军官来华做顾问等等。加上自清末以来，国人对德国产品近乎迷信的态度，法械装备很快被德国踢出局，法械成为中国制式装备的努力就此破灭。南斯拉夫生产的毛瑟24式步枪1930年，中国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全面展开后，德国开始对中国的制式装备规范施加全方位的影响。尽管作为一战战败国，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允许其对外出口武器装备，但经济困窘的德国人岂能放弃获利颇丰的军火贸易？在武器禁运时，德国就成为中国各地军阀主要轻武器来源国之一，此次中德开展合作，更为德国武器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源源不断的军火一同而来的，还有大批“下岗再就业”的德国退伍军官。其中，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于1930年来华担任对华军事总顾问，并带来一个30人的军工企业代表，被后世视为整个中德合作的奠基人。此人在考察了部分中国军工企业后，对中国国产武器质量之低劣表示震惊，旋即极力推销德国国防军的制式装备。在华期间，魏采尔为首的德方代表们与中方就制式武器的敲定进行了多轮会议，最早确定的是制式步枪的选定，毛瑟M-1924式顺利入选，这个也是中德双方分歧最小的方案。但到了轻重机枪方案选定时，双方的争论愈加激烈。兵工署在李待琛的影响下非常倾向于法国哈乞开斯的产品，而德方则不遗余力地推销MG08式水冷重机枪和瑞士苏罗通MG-30轻机枪，特别是重机枪的选择，还涉及到选择气冷还是水冷模式的问题，兵工署坚持认为气冷性能更佳，而魏采尔则从实战经验，生产要求和技术门槛直言水冷的MG-08的优势。而到了讨论手枪选定时，兵工署坚持选用美制柯尔特-11手枪的态度终于让魏采尔无法忍受，甚至数度退席。【主张引进法国装备的李待琛（右）与极力推销德国装备的魏采尔（左）】平心而论，在制式武器选定会议期间，以魏采尔为首的德方代表出于对中国军工水平的蔑视，表现出的傲慢态度和奸商嘴脸，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但中方在选定制式武器时也存在着一些过于理想化和忽视实际的做法，德方固然傲慢，但专业军官们提供的贴近实战和生产的经验和观点却也不应被忽视。国军士兵参加中正式步枪使用培训【淞沪会战时，手举毛瑟C96手枪摆拍的国军士兵】最终，在蒋氏为首的高层人士的调解下，兵工署终于选择妥协。除步枪外，从手枪，轻重机枪，到迫击炮和山炮，全盘采用德式装备，毕竟法式装备虽然吸引人，可毕竟德国是会提供一整套生产模式和作战理念，从促进先进武器国产化的视角看，选择德国装备也是当局的必然之选。接下来，就是引进仿制并国产化的阶段了。1933年有留德背景的俞大维出任兵工署署长，上任伊始，余就提拔重用了一批同样有德国背景的专家担任要职，推崇法械的李待琛则被调离岗位，至此兵工署本身也全面向德械靠拢。恰在此时，希特勒成功就任德国总理，并从此走上扩军备战之路。开支大幅增加的德国急需进口稀缺的原材料，希特勒与蒋氏越走越近，双方一拍即合之下，德国兵工企业和军火商成批涌向中国，原本对此异常欣慰的魏采尔却因为自身能力和性格的问题，逐渐被中德双方所厌恶，不得不提前解职回国，对华军事总顾问一职由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德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接任。作为老派官僚和军事贵族德塞克特，深谙官场上的合作沟通之道，他本人与蒋氏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还为已经换上德国色彩的兵工署出谋划策，让军火外购之权从此集中于兵工署上，在他的推动下，整个中德合作期间，德国向中国输送了价值接近4亿马克的军火。最难能可贵的是，塞克特本人看到了中国军工生产的潜力，认为中德的军事合作不应把中国的军备国产化努力彻底抛弃。为此，兵工署开始频繁和德国军方和兵工企业接洽，要求获得相关制式装备的工作图样与检验样板图，以实现武器的国产化。【1935年的巩县兵工厂大楼前，工厂领导和技术人员与即将回国的美籍专家斯普林合影留念】1935年时的金陵兵工厂1935年，由巩县兵工厂根据生产资料仿制完成的首批毛瑟M-1924步枪成功出厂，测试显示显示，这批国造毛瑟的质量和性能与德国原产十分接近，兴奋的俞大维亲自向蒋氏建议，将新仿制的步枪以蒋介石的大名“中正”命名，对下属阿谀奉承向来缺乏抵抗力的蒋欣然同意，在近现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步枪就此诞生。与此同时，重机枪的仿制工作也获得重大进展，参照德国赠送的生产图纸，金陵兵工厂在同年成功仿制了MG-08水冷重机枪，并被命名为二十四年式重机枪（1935年为民国二十四年）。而轻机枪的仿制工作却是一波三折，起初兵工署计划引进瑞士的MG-30，但因为其性能与中方要求不符，随后选择了已经被引进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产ZB-26轻机枪，相比于步枪和重机枪，轻机枪对生产工艺的要求更高，仿制进度被严重拖延，原定于1935年开始投产的国产化机枪，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也没有实现，期间加上捷方拒绝提供生产图纸，逼着兵工署技术人员进行逆向仿制，直到军工企业全部转移到西南后方时才勉强实现了ZB-26的国产化。【国产民二四式重机枪拆解运输示范】【七七事变时，使用ZB-26阻击日军的二十九路军士兵】【佩戴防毒面具，使用中正式步枪和毛瑟C96手枪进行训练的教导总队官兵，这样齐全德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各支部队中实属罕见】与轻机枪国产化命运相似的还有82毫米迫击炮和75山炮的仿制工作，在抗战局势迅速恶化，国内大批军工生产企业落入敌手的大背景下，正常的仿制工作根本无法保障。到淞沪会战时，蒋军嫡系主力部队除了成批装备了国产化的中正式和民二四式机枪外，其他制式武器基本还是直接从国外进口而来。而到了1938年，随着德日意三国轴心的逐步形成，中德合作戛然而止，留给中国的是还远未形成规模的生产线和学习到一半的先进理念。纵观南京时期的武器国产化进程，虽然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但其买办性质依然明显（比如蒋本人就曾在魏采尔的影响下一度停止了新武器的仿制工作），这样在进口与仿制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加上恶化的外部环境，最终使得这一努力只收到了昙花一现的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口罩成了最畅销的抢手货。在中国，提到口罩，就必须提到一位杰出的现代医学开拓者——伍连德博士。伍连德是南洋华侨，是华人中第一位剑桥大学医学博士。1907年他应清廷之邀，在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担任副监督。1910年冬，在如今无法想象的艰难环境中，他临危受命，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深入东北鼠疫疫区，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采用了加强检疫、隔离疫区、控制交通、杀灭病原等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措施，扑灭了已经造成了近6万人死亡的鼠疫。伍连德扑灭鼠疫的故事堪称是一段传奇：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国东北地区鼠疫流行，伍连德作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率领由医生、警察、杂工组成的队伍，直奔哈尔滨——疫情最前线，这里已经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许多家是家破人亡，无人认领的尸体已经数以千计，加之这里冬季天寒地冻，防疫之事困难重重。伍连德博士通过解剖尸体确定了这场鼠疫不是典型的腺鼠疫而是通过飞沫传染的肺鼠疫，这一结论打破了西方多年来一致认为鼠疫只是由于鼠蚤叮咬传染的理论，他认定鼠疫可以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他力排众议，对疫区全面布控，追踪传染源，加强检疫，隔离疫区，全面消毒，收容病人积极治疗。多管齐下的措施加之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焚烧了遍野的横尸，仅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全面控制了疫情。次年春季在奉天（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主席就是伍连德博士。这是有史以来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就是在这场扑灭鼠疫的战役中，伍连德发明了一款“伍氏口罩”，这款口罩是近代中国防疫战的产物。它是在两层纱布中间夹了一层脱脂棉，由于脱脂棉比较致密，可以过滤带有鼠疫杆菌的飞沫，起到了预防鼠疫传播的效果。这种“伍氏口罩”在扑灭鼠疫的战役中起到了保护防疫人员和百姓的作用，保证了扑灭鼠疫的成功。在1911年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氏口罩”被各国专家称赞：“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伍连德不仅在扑灭鼠疫上立下奇功，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后第一任总编辑。他是建立中国海关检疫的第一人（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医学综合医院——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建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现哈尔滨医科大学）。他为中国医学、防疫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今天我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口罩参加抗击新冠病毒的阻击战，不禁想起我们的先驱伍连德。他创建的中央医院建院碑文上镌刻的医者当“本仁恕博爱之怀，导聪明精微之智，敦廉洁醇良之行”的训诫，将永远作为我们年轻一代医者的座右铭。（作者：钟艳宇 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