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究院

封面新闻记者 雷强4月11日，在“2021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表示，鉴于今年各国经济恢复和复苏不平衡，各国政策不平衡也产生了很多波动。因此，今年投资理财，要做到保守，同时保护好投资收益。朱民预估，从第二季度末，美国的GDP就会超出潜在增长水平，第三季度会超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大概三个百分点，第四季度会更强。“这就会推动很大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和通货膨胀的变化，而过热是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的推力。”从总需求来看，朱民进一步解释到，美国主要是消费推动，投资存在不足。此外，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特别是继续给老百姓发钱的情况下，消费会强劲反弹，这就是总需求过热，总需求过热加上总供给不足，两者交织会导致物价上升。“当一个强劲的需求，总供给不足，劳动力不足的时候，结果是工资上涨，把这个加在一起，强劲的需求和供给不足，或将会引发至少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朱民还指出，美元占全球储备的60%以上，美国的基准利率是全球金融市场最主要的变量，美国的通货膨胀变化以及美国的货币变化对全球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对新兴经济的冲击是必然的，而且这个必然是以倍数扩大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兴经济要提前做好准备，包括做好储备，包括用好宏观审慎政策的工具来提前应对。中国2021年的货币政策是要保持适度宽松。中国的市场利率已经开始上升，高位于世界的水平。同时，财政空间要继续发力，精准支持结构转型和企业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做好投资理财？朱民给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要保守，做好守财的事，要把2019、2020年的投资收益保护好。第二，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在面临大的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是个重大的结构变化，2060碳中和是一个巨大的结构变化，这不单单是个能源革命，是整个经济结构创新的根本变化。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又是重大的变化，所以在今天看到未来的结构变化，投资于未来，是保护自己财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10月27日下午，朱雀金融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发展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举行。据介绍，朱雀金融研究院成立后，将充分调动校内外优质资源，打造金融改革与实践创新智库；构建高水平研究中心，开展现代金融前沿理论和金融体制改革研究；为师生开展实践教学、为校友创新创业提供平台和支撑。陕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荣辉代表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对朱雀金融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希望研究院深入实体经济、服务地方企业增长，提高研究站位、着眼前沿理论发展，重视人才培养，打造地方金融团队。中国证监会发言人高莉在讲话中指出朱雀金融研究院要成为思想理念碰撞和资源汇聚融合的研究平台，并围绕金融是什么、资本市场与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分享了自己的理解和工作上的思考。在与会嘉宾的见证下，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和朱雀投资董事长、该校杰出校友李华轮为朱雀金融研究院揭牌，该校朱雀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人与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宁签署捐赠协议并接受上海彤程公益基金会捐赠。张宁表示，将为西北大学金融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期待双方更多合作。会上还为朱雀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书。郭立宏在讲话中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表示，研究院将采取高端起步、后发优势、突出特色、做出品牌的发展战略，为学校学科建设和国家金融发展贡献智慧。（文/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潇 图/通讯员马骞）

来源：时代财经作者：时代财经 冯忆情 编辑：贾红辉11月24日，深交所理事会创业板股票发行规范委员会（以下简称发行规范委）召开2020年第三次工作会议，通报近期创业板股票发行情况，明确行业自律监管要求，经合议一致同意并发出行业倡议，倡导共同维护发行秩序，提高新股定价市场化水平，从源头提升上市公司质量。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简称“国七条”）。“国七条”从总体要求、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力等七个方面提出17项举措，核心要义为“高质量发展”。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金融评论》副主编张伟向时代财经表示，相比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这次意见从高度，深度，精度，准度等层面都有了一个新提升。“本次意见是国务院层面下发的，专门针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出了比较精细的举措。”把好入口关，畅通出口关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没有好的上市公司就没有好的资本市场，发行上市门槛的设置也就显得愈发重要。“我国股票市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注册制，无论是发行的标准，还是上市的标准，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审批制、核准制强调盈利、规模等条件，注册制更强调包容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金融评论》副主编张伟向时代财经表示。事实上，自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以来，我国企业A股IPO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在1990至2000年，我国A股IPO一直处于审批制阶段。当时资本市场主要为大型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2000年以后，IPO先后实行了核准制与询价制。这一阶段的核心是券商判断筛选与证监会的审查和一票否决权相结合。伴随着2019年科创板及注册制的落地，我国A股IPO制度正处于全面向注册制转型阶段。“之前很多优质公司无法在国内上市，因为满足不了盈利条件，只能到国外上市。注册制条件下，发行人做好信息披露，做好公司治理就可以，其他交给市场判断，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张伟表示。在核准制下，A股IPO的核心重点在于财务指标要求，从规范性来看，发审委主要关注财务真实性、毛利率相关问题、持续盈利能力、关联交易等问题。在注册制下，市场化市值则成为A股IPO的新核心重点。科创板注册制下的五套上市标准，其弱化了对企业利润的考核、财务指标要求，允许尚未盈利企业上市，上市条件更加多元化。对于拟选择科创板上市的企业而言，在上市前需不断修炼提升自身的“内功”，不断提升企业的真实价值。“从监管角度，这也对信息披露提出了新的要求。注册制对信息准确度要求更高，信息披露质量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原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千篇一律，按照格式填写，现在针对不同行业需要进行个性化披露，目的是让投资者对公司业务有更加充分的了解，从而更加准确地进行价值投资判断。”张伟坦言，信息披露同样面临很多挑战。“指导意见很多是原则性的，如何真正落地？比如，分行业披露的标准怎么建立？还比如，有些行业专业性很强，披露内容怎么才能做到通俗易懂？”从成熟市场看，注册制准入与常态化退出大体对应着证券市场的入口与出口，入口端实行注册制离不开出口端的畅通有序。“原先进退两端都不是很畅通。首先是因为发行上市门槛高，进很难，上市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资源。即使一个上市公司多年经营亏损，不符合上市条件了，但是它作为上市公司的这个“壳”仍然有买卖的价值，因为相比买“壳”上市，采用发行上市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有人愿意追捧壳的价值。入口门槛太高，导致退出也很难。”张伟表示。张伟认为，发行上市条件发生变化，退市的标准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注册制条件下，进的门槛大幅下降，只要做好信息披露，规范公司治理，被市场认可，就有条件发行并上市。门槛降低之后，发行上市的成本低了很多，壳的价值就会大幅度下降，退市也将成为一种常态化。”“在退市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违规操作，也面临很多挑战。”张伟建议，应进一步优化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拓宽退市渠道，完善多元化退出机制，进一步提升退出制度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市值是检验高质量的最好标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质量的评价不尽相同。狭义上，公司作为盈利性组织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表现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广义上，公司追求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体现价值创造、管理和分配，兼顾过程和结果、内部与外部协调有机发展。”张伟表示。张伟介绍，现阶段评价上市公司质量高低有不同的指标，既有单一指标，也有复合指标。比如，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将收入作为企业排名的主要依据，因为他们认为收入是衡量增长和成功最可靠、最有力证明、也最有意义的指标。再比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自主设计了一套上市公司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评价基础，从价值创造、价值管理、价值分配能力三方面评价上市公司质量。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发生之后，全球对绿色发展和责任投资的关注度都在提高。上市公司ESG评价指标体系也成为市场新宠。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目前，ESG概念已经得到了国际组织和投资机构的持续重视，相关评价标准和投资产品不断推出，逐渐成为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的重要参考指标。“ESG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体系，它从三个维度强调公司对内部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此前，上市公司更多强调的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对社会价值造成损伤。ESG是一个调和机制，不是完全站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评价公司质量。现在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公司治理也需要更加强调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发展。”张伟表示。张伟同时指出，目前ESG评价体系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设置什么指标以及每一个指标如何做出具体评价结果，不同的评价机构，目前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各个机构都在各自为战，各自做研究，鱼龙混杂。“评价的结果要客观、公正、公平和公开，要经得起检验，而不是为了评价而评价，更不是为了收取费用而评价，否则只会加大公司的成本，让公司承担更多负担。”“哪种评价最为合理，很难说。目前看来，评价一家上市公司的质量，最好的一个评价指标依然是市值。公司治理好不好，最终都能在股票价格上反映出来。市场上投资者是很聪明的一个群体，他们会通过各个方面的信息交易博弈，用钱投票。”张伟表示。张伟认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会受到整个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但最核心的是，公司本身的经营要高质量，“外部的监管、融资渠道的拓宽、营商环境的优化等等，都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同样的监管要求下，有的企业发展会很好，而有的企业会被淘汰。公司的永续价值增长只能来自内生盈利能力的提高，科技含量是不是更高，生产效率是不是更有优势，决定了它能不能做到高质量发展。”

【环球网 记者 刘晓旭】7月22日，环球网携手中国评级行业引领者中诚信和联华盛世联合举办“从CSR到ESG，国际投资关注中心的演变”线上会议，在会上推出上市物业公司ESG评级榜单服务和第三方独立ESG报告服务。会议邀请到了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殷红，就中国ESG投资进入机遇和建议，以及工商银行ESG指数研发及环境信息披露实例，为本次会议做了主旨演讲。中国ESG投资进入机遇期殷红谈到，ESG能很好识别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常ESG表现好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目前，ESG已经成为长期可持续投资及负责任投资通用的标准。ESG概念进入中国的时间不长，但正越来越受到政府、监管机构和各类市场主体的重视。从政策来看，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指南。早在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并实施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沪深两市交易所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发布了有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指引性文件；2015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先后发布了《社会责任指南》、《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等标准，初步建立了与ESG信息披露有关的社会责任报告规范；2017年8月，中央深改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推动我国ESG发展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一方面，大力推广ESG投资理念有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广ESG投资理念，提高投资人的负责任投资意识，有助于发挥绿色金融的导向性作用，将资金引导至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和企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推动ESG发展是适应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工商银行ESG指数研发及环境信息披露实践殷红重点介绍了工商银行的ESG研究情况。作为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工商银行在2015年正式启动了“ESG绿色评级与绿色指数”的研究工作。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三大维度、17个子项、32关键指标以及对应评级方法学的ESG评级体系；2017年，在绿金委举办的环境风险分析国际研讨会上发布了《ESG绿色金融评级及绿色指数研究报告》，成为国内首个发布类似报告的商业银行。目前，工行正在推动ESG投资产品的落地工作。2018年12月，中国工商银行与中证指数公司合作发布了“中证180 ESG指数”。该指数以工商银行ESG绿色评级体系为基础，选取“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中那些ESG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构建指数。发布一年多来，指数收益率高于同期中证180指数，而且对极端风险具有较好的避险功能。目前正在推动ESG指数基金产品的落地工作。另外，在绿金委和伦敦金融城共同推动下，工商银行与UNPRI分别作为中方及英方试点牵头机构，组织推动试点金融机构进行环境信息披露。2019年，工商银行正式发布《绿色金融专题报告》，包括战略与治理、政策与流程、绿色产品、绿色运营、绿色研究、奖项与荣誉等方面内容。最后，殷红也从培育ESG投资理念和责任投资人、推动ESG信息披露，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以及ESG主题产品仍需进一步丰富角度，对培育和推进我国ESG投资市场发展给出了建议。

2020陆家嘴论坛6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召开，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论坛上表示，从传统结算贸易融资来看会有一些新的领域。人民币将会在投资、“一带一路”和虚拟货币三个新的领域做出重大的突破。来源: 同花顺金融研究中心

中新网上海3月30日电 (记者 陈静)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30日正式成立。《中国金融法治前沿报告(2019-2020)》“出炉”。据悉，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和复旦大学共同发起，搭建的跨领域平台旨在回应金融法治发展需求，提升中国金融法治水平，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院以建设国内金融法治研究领域的立法研究基地、理论创新高地、学科融合平台为目标，围绕金融法治理论的前沿问题和司法实务中的重点难题开展联合攻关，并积极培养跨学科高水平人才。该研究院将聚焦金融法治发展前沿，推动校内外、国内外学者专家跨学科、跨领域交流，研究院致力于搭建金融界与法律界、实务界与学术界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引导更多专家学者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层面为金融法治体系建设建言献策。当日发布的《中国金融法治前沿报告(2019-2020)》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法治发展的进程，展现了2019-2020年度中国金融法治发展成就，并对金融法治发展的美好愿景做出展望。这份报告反映当前金融法治重点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涵盖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和金融科技等多个研究领域。报告以专题形式研究国内外相关金融法制领域的最新发展状况，以期为建成符合中国国情、吸收国际经验、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法治体系发挥智库功能。据透露，今后，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将连续出版《中国金融法治前沿报告》。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法治是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保障。在随后举行的“中国金融发展与法治”学术论坛上，多领域专家学者共论中国金融法治发展实践。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茆荣华，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院长陈志敏分别围绕“金融国际化与法治环境”“双循环格局下国际和涉外金融法治研究和人才培养”发表主旨演讲。(完)

来源：金融界网作者：雷玮　　金融界网4月10日消息 今日，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论坛以“2021年全球经济与政策展望”为主题。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包括中国整个宏观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总量，也要看到结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的方向和变量。　　朱民表示，2020年，各国政府主要关注走出疫情、推动经济反弹，总量是当时主要的政策目标。2020年年末，全球经济出现-3.3％的衰退。与此同时，在衰退后面是一个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出现的新的不平衡。和以前的很多危机不一样，因为疫情的冲击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居民、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影响。　　不平衡反映在方方面面，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不同步。对此，朱民认为，现在看来，结构的变化需要引起关注，这是国与国之间结构变化，也是国内产业之间以及不同的就业人群等等一系列变化。　　朱民表示，站在2021年，当我们强力推进经济反弹和恢复的时候，看到总量，更多的看到结构，特别是政策偏重结构的恢复，再平衡就变的特别重要。　　当疫情对经济造成结构性的经济活动的不平衡时候，在2021年起点上，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的转换，朱民从三个比较大的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个是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今天已有12％的65岁以上人口进入老龄社会。到2035年和2050年速度和规模都会非常快。　　朱民认为，老龄化和长寿化这个结构变化是巨大的，这个结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需求、改变供给，也改变金融。未来养老保险会变成很大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日本是老龄化最早的国家，从1994年到今天的数据来看，制造业、建筑业包括金融业占经济比重都是萎缩，只有医疗、科技、通讯这些行业是发展的。当然，朱民也表示，老龄化引起潜在经济增长素质的下跌和低通胀膨胀率。　　第二个是碳中和。最近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碳中和这个事情，碳中和是能源革命，是环保，是排放，这是必然的，但其实源源不止这些，后面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走向绿色发展的道路，是根本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范式的改变。　　朱民表示，我们要面临同时要增长，人均GDP只有1万美金，增长就要消耗能源，同时还要减少排放，走绿色的道路，且时间从现在开始到2060年只有40年，时间比较紧，转换规模很大，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变化。　　朱民提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技术路径是不影响的，比如车，车的另一个科技路径是氢，氢能源可能会发生很大作用，包括炼钢，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变化、产业变化，会根本引起重塑整个制造业，而且对整个经济包括人的活动都产生变化，这是新的发展范式，这又是一个新的均衡。　　第三是数字化转型。疫情意外的发生，就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并且转到科技摩擦、科技竞争，科技竞争变成全球竞争。朱民表示，需要走自己内生的科技创新发展道路。同时，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通过把经济数字化来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经济走到1万美元以后面临中等收入陷井这样的挑战用科技的办法有效的予以化解。　　“把这三件事放一起看的话，在这个节点上，宏观政策确实是特别重要的。”朱民称，要继续走出疫情的危机，推动经济增长，那是毫无疑义的。中国整整领先全球经济复苏一个周期，大部分国家都在考虑走出危机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我们在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阶段，总量不重要，结构重要，总量不重要，质量重要。朱民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疫情对结构客观上已经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补疫情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与此同时，还要面向未来，看到我们的老龄化、看到碳中和起步巨大的发展范式的改变，看到数字化转型，推动整个经济朝这三个方向走，从而能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永久性的、绿色的、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轨道上，这个任务就变的特别特别的重要。　　朱民强调，这等于是三重任务，要修补过去的创伤，要推动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时，还要面向未来的结构优化转化，整个经济增长范式的转轨，这是今年宏观政策最大的挑战。　　朱民表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次疫情中采取了理性的、合理的刺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模，跟国际水平比，都是中等、中等偏下，既看到了我们已有的风险，高债务；也看到了传导机制的重要性。所以，用细微滴灌的办法逐渐的推进，提高它的效率，给我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留有空间，在今天这个节点上用好这个空间，精准定位，两个方向都要布局，抓好结构转型，我觉得是大事，总量不是今年的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再平衡和结构恢复、发展、转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标。　　2021年在是“十四五”的起点年，是中期计划的起点年。由此，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年。朱民表示，今年以及今年的政策基点会为中国走向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新的发展范式打下基础。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标和落地就变的特别的重要。看到总量的同时也要看到结构，更多的看到结构，推动结构的平衡，引领结构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是今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4月10日，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围绕全球经济展望、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等话题发表了演讲。朱民表示：“2021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今年的政策基点会为中国走向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范式打下基础。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标和落地特别重要，看到总量的同时也要看到结构，推动结构的平衡，引领结构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是今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应看到经济活动中的不平衡朱民在论坛上表示，2020年，我国是经济唯一呈正增长的大国，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也应看到整个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对于上述提到的“不平衡”，朱民分析指出：“从总供给侧来看，工业反弹很强，服务业反弹很弱，比如，旅游业是6.6万亿元人民币的大产业，跌了近60%，餐饮业也是近6万亿的大行业，跌了三分之一左右，对和人密切接触的服务业影响很大。从总需求侧来看，去年我国投资贡献很大，占GDP的52%以上，进出口贡献占13%，消费很低，从增长的角度来说，消费还是负贡献。”与此同时，朱民指出，疫情对经济造成结构性不平衡的时候，2021年起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转换时期。他认为新的结构性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和长寿化这个结构变化是巨大的，这个结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需求、改变供给，也改变金融，因为未来养老保险变成很大的事情。二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从根本上走向绿色发展的道路，是发展方式和发展范式的改变，中国会由此告别传统的西方300多年工业革命以来的以石化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发展轨道，开始走绿色为主的发展轨道，这是史无前例的。三是数字化转型。疫情意外地发生，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并且转到科技摩擦、科技竞争，科技竞争变成全球竞争。同时，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通过把经济数字化来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经济走到1万美元以后面临中等收入陷井这样的挑战用科技的办法有效的予以化解。再平衡和结构恢复等是政策的主要目标“全球包括中国整个宏观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总量，也要看到结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的方向和变量。”朱民在论坛上表示，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衰退，2020年各国政府主要关注走出疫情、推动经济反弹，所以，总量是当时的主要政策目标，但是也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要把总量控制住。朱民表示，疫情对经济结构客观上已经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补疫情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平衡。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到6%，这就不是过分强调总量和数量，而是看到了结构和质量的重要性，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他继续指出，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继续刺激宽松和开始收紧的转换、犹豫的阶段，市场也在不断的变动，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大的波动。这种情况下，保持宽裕的流动性很重要，中国利率水平现在已经开始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已经快于国际平均利率水平的上升。所以，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宽松，支持流动性还是很重要。在朱民看来，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疫情中采取合理的刺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模跟国际水平比，都是中等偏下，既看到了已有的风险和高债务，也看到了传导机制的重要性。所以用细微滴灌的办法逐渐推进，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留有空间，在今天这个节点上用好这个空间，精准定位，两个方向都要布局，抓好结构转型，我觉得是大事，总量不是今年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再平衡和结构恢复、发展、转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标。“2021年在中国历史上一定是重要年，因为是‘十四五’的起点年，是中期计划的起点年，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年，今年的政策基点会为中国走向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范式打下基础，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标和落地就变的特别重要。看到总量的同时也要看到结构，推动结构的平衡，引领结构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是今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朱民表示。每日经济新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简称“金融所”）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研究金融改革和发展中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突出研究金融领域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服务。因研究工作需要，2021年金融所公开招聘2名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及报名条件　　　　招聘证券研究室专业技术岗1人，保险研究室专业技术岗1人。　　　　（一）报名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为人正派，品行端正，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行为记录；　　　　2.中共党员。政治素质过硬，品德优良，遵纪守法，有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具备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应聘证券研究专业技术岗者，需具有证券领域学习、研究或工作经历，应聘保险研究专业技术岗者，需具有保险领域学习、研究或工作经历；　　　　3.具有博士学历学位。国内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能如期毕业且顺利取得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学历、学位，留学人员需提供认定留学人员身份和经历的证明材料。　　　　4.外语熟练，能够独立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适应岗位要求；　　　　6.年龄一般不超过35岁（1986年1月1日后出生）。　　　　（二）岗位条件　　　　详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公开招聘岗位条件表》。　　　　二、招聘程序　　　　（一）报名　　　　有意者请填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公开招聘报名表》，将近期发表的代表作2篇、个人简历（包括1000字左右个人自述）、身份证及学历、奖励等相关证件证书复印件等材料，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报送金融所，（所寄应聘资料恕不奉还，谢绝来访）。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办公室收，邮编：100010（请在邮寄信件左上角注明“应聘”字样）；　　　　E-mail：jrs@drc.gov.cn（请按“姓名+最终学校学历专业”的格式命名邮件标题）；　　　　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3月19日　　　　（二）资格审核　　　　金融所将根据岗位条件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后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符合条件人员参加考试，未通过者不再通知。　　　　（三）组织考试　　　　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者参加统一测试，包括笔试、面试及论文评价，均采取100分制。其中，笔试占40%，面试占40%，论文成绩占20%。　　　　1.笔试主要测试应聘人员开展金融政策研究必备的政治素养、研究水平及工作能力。笔试的组织视新冠肺炎疫情情况，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模式或线下模式，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按1∶5的比例从高到低确定面试人选。不满足1∶5的，按照实际得分不低于75分确定。　　　　笔试结束后通知进入面试环节的应聘人员，其他人员不再另行通知。　　　　2.面试主要测试应聘人员履行职责必备的政治、业务基本素质和沟通能力等。时间30分钟。　　　　3.论文评价主要是对应聘人员提交的代表作进行专家评价，重点考察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四）体检和业务考察　　　　按照考试总成绩由高到低，按2:1比例确定业务考察和体检人选。业务考察安排一周左右的实习时间，确认应聘人员是否适应岗位工作要求，并安排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业务考察内容包括：研究能力、外语能力和身体状况。　　　　如人选均不符合岗位工作要求，则取消该岗位招聘计划。　　　　（五）确定拟聘用人选　　　　根据考试、考察结果及人岗相适等因素，以1:1的比例确定考察人选，由我所派出人事考察组对考察对象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深入考察和档案审核。根据考察情况最终确认拟聘用人员。　　　　三、公示　　　　对拟聘用人员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网站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公示后，未发现影响聘用问题的办理聘用手续。　　　　四、聘用及待遇　　　　试用期满合格者，由金融研究所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聘用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相应待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2021年2月7日附件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公开招聘岗位条件表单位名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计划招聘人数：2附件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公开招聘报名表报名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