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究所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原标题：《中国金融》|更好发挥商业银行监事会作用作者|周诚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编者按7月3日，《经济日报》刊发了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文章《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201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明确支持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和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为了深化对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解和认识，本刊编辑部策划“持续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专题，约请人民银行和监管机构领导以及专家学者多角度、全方位对如何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进行深入分析。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集中社会储蓄，为市场主体提供融资，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追求利润和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且要管理好风险，实现风险最小化，风险控制已成为商业银行一个重要的经营目标，因此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具有多重性特征。不仅如此，一般而言，公司治理主要针对股东及其代表与管理层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建立一套关于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当然其中也涉及股东与债权人的关系、大股东与小股东关系等，但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主要还是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而金融业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领域内的高风险性和债权人的广泛性，因此商业银行的治理，不仅涉及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还必须充分考虑作为债权人的存款人利益，以及作为经济平稳增长重要条件的金融稳定目标。这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决定了商业银行治理理论要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一般的公司治理理论。首先是存款人及其利益保护问题。对商业银行而言，与一般企业不同，公司治理还涉及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即存款人。商业银行有众多的存款人，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运用、经营存款人的存款，商业银行的经营及管理与存款人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不仅如此，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杠杆经营，所有者持有的资本金在公司总资产中一般只占较小比例，存款人作为债权人，在商业银行的资金规模要远远大于商业银行股东的资本金规模。因此存款人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存款人利益及其保护在公司治理架构的设计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次，与一般公司相比，商业银行经营更易引发管理层道德风险。商业银行经营的高杠杆属性，使得其资产和负债规模远大于所有者权益，而且资产、负债存在普遍的期限错配，导致商业银行的负债可能面临集中兑付的流动性问题。高杠杆作用强化了银行管理者从事高风险项目的激励和能力，即使政府提供存款保险，银行的管理者仍然存在增加风险的机会主义激励。不仅如此，商业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程度和透明度有别于一般企业。银行资产主要由期限不同的贷款构成，银行贷款采用的是非标准化的一对一合同方式。针对不同借款对象的信用状况，银行每一笔贷款的交易条件均有所不同，导致银行资产交易和合约的非透明性。这不仅助长了商业银行管理者投资高风险项目的动机，更严重的是，不透明使得管理者转移财富的行为及大股东操纵董事会和获取控制私利等行为变得更加容易。最后，商业银行经营的外溢效应强，对内外部治理的监督约束更为依赖。商业银行运行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充分考虑存款人利益。不仅如此，由于金融体系的整体连接性、业务相关性和风险传染性，银行的破产往往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更加意识到，金融体系存在所谓“合成谬误”，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并不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和稳定，建立一套能有效发挥内外部约束的商业银行治理体系，无论是对商业银行自身的稳健，还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除了内部公司治理，需要建立针对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是公司法所确认的一种正式制度，构成了公司治理的基础和核心。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的相互制约，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或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共同对公司进行治理。外部治理则包括资本市场、交易所、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行为的监督，其作用是迫使企业接受外部市场的监督。外部治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内部治理，这种转化可推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对商业银行而言，除了一般公司所面对的来自资本市场、外部审计等的约束，还更多强调外部监管和存款保险的作用。另一方面，还是要从根本上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尤其是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商业银行特殊性的公司治理架构。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此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存款人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利和作用。同时，还要明确，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建设的目标不仅是金融机构价值的最大化，还须将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考虑在内。尤其是，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不仅是我国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的核心，同时也成为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抓手。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组织架构基本形成，公司治理运作机制趋向规范。普遍建立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三会一层”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初步形成。但也要认识到，相比于一般企业，尤其是考虑到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特殊性，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总体较弱，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和不断开放的趋势，尚不完全符合现代金融企业权利责任对等、激励约束相容、风险控制严格的特征。尤其作为公司治理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监事会，监督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所能发挥的内部监督作用有限。监事会的国际经验和模式比较监事和监事会是大陆法系国家“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种传统的制度安排，并由各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其法律地位。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律体系、股权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不同，目前，在公司治理领域，主要形成了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公司治理结构。德国模式。德国上市公司中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其具备独立法律人格，基本资本划分为股份，以公司资产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德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由德国《公司法》规定如下：由员工选举大会和股东大会分别选举员工代表和股东代表，这些员工代表和股东代表组成监事会，监事会居于董事会之上。德国公司治理采用典型的“双委员会”制度，由董事会代表公司，监事会监察董事会及业务经营。监事会是公司的领导机构，每年至少开四次会议，负责选举董事，决定董事会的运营规则、董事报酬等，甚至包括撤销董事任命。与此同时，监事会虽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作，但是对于公司的重要业务，监事会有否决权。根据章程或监事会决定，特定种类业务只有获得监事会同意以后才能实施。除“双委员会”制度外，员工代表参与是德国监事会的另一大重要特征。监事会依据企业规模和性质分为四种模式。一是没有员工代表的监事会，在德国数量有限；二是监事的三分之一由员工代表组成；三是依据员工共同参与、员工等额参与组成监事会；四是煤炭钢铁行业的特别规定。如果股东代表监事和员工代表监事出现意见分歧，可通过二次投票作出决定。在强调员工参与、共同决策的理念下，监事会一方面给了工会、员工委员会信息传递和意见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还能切实监督制衡董事、高管等。德国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的模式是资本与劳动对公司的共同治理的模式，体现了现代公司法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对传统股东本位的固有观念的修正，与20世纪末期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不谋而合。日本模式。根据日本2014年《公司法》，日本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模式有三种。一是单层双会模式（传统模式），公司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二是单层委员会模式（美国模式），即公司只设董事会，没有监事会；三是混合模式，即公司不设监事会，董事会下设“监察等委员会”的特殊委员会。此外，日本实际上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均设独立董事。美国模式。美国的公司治理采用单一制结构，公司除股东大会外，仅有董事会作为必设机构，没有单独的监督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除公司章程限制外，公司所有的权力应当由董事会或在其许可下行使。除此之外，美国首创了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内部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职务行为等进行监督。由于美国大多数公司的股权非常分散，以至于没有一个股东能够对公司进行有效的控制，独立董事制度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建立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将独立董事界定为与公司没有重大关系的董事，监督是独立董事最主要的和最具实质意义的职责。独立董事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其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法律地位的独立。独立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不是由大股东委派或推荐，也不是公司雇佣的经营管理人员，他们代表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不能与公司、公司的内部人、大股东存在任何影响其作出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二是观点独立。独立董事以超然的地位，履行自己的职责，监督高层管理人员，监督董事会和执行董事的表现，确保其遵守最佳行为准则。另外，独立董事就公司的发展战略、业绩、资源、主要人员任命和操守标准、薪酬等问题作出独立判断。除此之外，独立董事还可以通过参与董事会下设的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扮演专家顾问的角色，这些委员会的存在是其独立性的重要指标。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所有挂牌的国内上市公司拥有一个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所也建议国内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并至少拥有两名独立董事；纳斯达克则要求挂牌的国内上市公司拥有一个多数成员为独立董事的审计委员会。利益相关者治理与商业银行监事会职能有效发挥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有设置在董事会内部的独立董事，又有独立于董事会的监事会。监事会职能的有效发挥可以完善利益相关者激励约束机制，从而达成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是，许多学者认为，相较于德国拥有相对决策权的监事会，以及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我国的监事会远没有发挥其应有职能。一般认为，监事会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而依法设立的对董事会及其成员和经理层行使监督职能的公司专门监督机构。从我国《公司法》来看，监事会是由股东大会或员工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行使监督公司业务执行状况、财务状况和其他公司重大事务权力的股份公司的法定必设专门监督机关。从监事会的性质来看，监事会是公司内部的监督机构，对董事会及其成员、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行使监督权；从监事会的权利来源来看，监事会是投资者监督权的执行主体之一。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中，监事会的作用无疑不仅仅是代表投资者，对董事会及其成员、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监督，而要更多地体现对存款人等重要利益相关者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并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特征要求，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这也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监事会及其作用发挥机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意味着需要有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和条件保障，才能更好支持监事会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有效发挥作用。增强职权，优化结构。鉴于商业银行经营特殊性，其股东和管理层天然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应赋予监事会对董事会更大的监督权。商业银行监事会应主要由股东代表、职工代表、有关专家以及可以代表普通存款人利益的相关人员组成，直接受股东大会的领导，并直接向其负责，对银行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董事会成员行为进行监督，从而与董事会相互制衡。同时，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明确赋予监事会更多的职能职责，包括聘任和解聘董事和经理、监督董事会的决策行为、对部分监事的提名权、代表银行起诉违法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审核董事会报送的财务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等。另外，也要加强对监事会成员的履职考核，压实监督责任，研究探索对监事会的监管处罚。约束管理层，防范道德风险。商业银行的高杠杆属性导致管理层更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国内外众多案例均表明，商业银行管理层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指引下，有可能采取激进的业务模式，侵害其他相关者利益和金融安全稳定，造成系统性风险的累积甚至爆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与传统意义上的董事会决策机制有了较好的解决方案，监事会机制也要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特征，制定和充实与加强党的领导相适应的监督机制，而不仅仅是照搬国外的理论和经验做法。同时，还可以考虑体现外部治理的约束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可通过加强存款保险制度、外部监督管理机制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监督约束作用，如由存款保险基金和金融监管部门派驻参与监事会等，增强监督力度。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强化社会责任约束。2010年国际清算银行（BIS）修订的《加强银行公司治理》中新增了对商业银行企业价值准则、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要求。同时，经合组织和巴塞尔委员会还强调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要关注和保护存款人、银行雇员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实现多个利益主体的共同发展。2013年7月下旬，银监会印发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其一大原则是与国际最佳实践同步，明确提出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应履行对存款人、雇员等的权利保护责任，利益相关者治理也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银行经营的特殊性，监事会应监督并增加董事会成员中中小股东、独立董事、专家学者的比重，强化银行对公众的信息披露，保护普通存款人等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同时，更多关注社会责任理念，加强对董事会相关决策的引导和监督，鼓励公司披露有关商业伦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公共领域的承诺，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大河网讯（记者 张楠 实习生 罗惠芳）打造培养强大金融豫军的"黄埔军校"！12月21日上午，金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研讨会暨华贸金融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宣告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贸金融研究院正式成立。根据相关文件，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与华贸银行（待批筹）联合成立华贸金融研究院，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直属研究机构。研究院聘任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孙新雷为华贸金融研究院名誉院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全良为华贸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我们倾注心血创建这样一个高起点定位、高目标引领的研究院，就应该有雄心壮志。"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高新才表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重要时期和建校70周年的关键节点，肩负众望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贸金融研究院应运而生。这所由校友万永兴及苗春燕夫妇捐资与学校联合设立的研究机构，将本着"立足河南，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政府，服务大众"的办院宗旨，致力建成高水平社会服务新领地、高层次学术交流新阵地、高质量人才培养新基地，努力扛起"融入国家战略，化解金融风险，打造金融豫军"的使命担当。大河记者了解到，华茂金融研究院将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性高水平研究平台，在各大经济、金融、政府部门及各类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企业人士中，寻找有思想、有影响力的行业精英，通过非专职聘用为高级研究员、兼职教授等方式，最大化吸收社会资源，集聚前沿、务实的智慧，逐步形成华贸金融研究院的应用型大智库形象。

来源：北国网2020年7月21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了中标2020年开发远程培训课程的公告结果，上海九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课题——《投教视域下的财务分析》和《投教工作中的沟通技巧与经验分享》赫然榜上有名。此次课程入选，不仅展现了上海九方云旗下品牌九方智投研究团队九方金融研究所的一流的投研实力，而且为丰富中国证券业协会远程培训系统课程资源，提高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助力证券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献。上海九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标2门远程培训课程开发课程那么这一研究团队究竟师出何名呢？九方金融研究所是九方智投为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而特别成立的金融研究机部门。研究所汇集几十位行业专家，他们的研究领域自上而下覆盖宏观政经、行业赛道、公司财务、金融工程、行为金融、技术分析。研究所以“聚焦金融、着力创新、引领行业、打造品牌”为指导方针，引进领先的金融数据终端（ Wind、Choice等 ），并广泛参与业内研究合作与交流，倾力打造国内领先的金融研究所。投研实力派，专业品质高产出九方金融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广纳贤才，搭建起一支由海内外高学历精英人才组成的研究团队，其中既有从业十余年的资深投顾，也有来自券商和私募的一线投研精英，更有来自全球知名学府的博士硕士，人才梯队完善。其中王健、黄伟和张志丹作为明星导师，作为多家媒体财经栏目客座嘉宾和行业研究专家，其研究实力得到市场的高度认可，研究成果被媒体广泛转载。研究所在投教工作方面经验丰富，在与投资者的沟通中，善于发现投资者的困难与问题，自觉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巧用“四感模型”，提升投资者积极性，并根据投资者现状，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研究所在加强系统投研能力建设，提升研究团队专业化水平方面高度重视，不断精进业务，加强团队建设。公司于7月开始启动 “投研团队研究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研究所30余名投资顾问都参与系列培训。7月20日，首期专题培训邀请的嘉宾是来自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桂浩明就《证券研究的框架与逻辑》进行了精彩分享，全体参与者对证券研究的框架和逻辑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桂浩明与研究所成员合影九方金融研究所密切洞察市场行情，研究成果高质高产，仅2020年1至7月，就发表900余篇研究文章与报告，近期更是针对突如其来的牛市进行了复盘与分析，并向广大投资者推出了投资研究饕餮大餐——2020下半年宏观策略。行业追梦人，超越自我勇争先目前，我国拥有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其中约95％以上为持股市值在50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这些中小投资者缺乏专业的投资知识，易被部分无良企业通过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规等手段侵害合法权益。2020年3月新《证券法》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市场基础制度，旨在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也督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更好地服务投资者，满足投资者的投资理财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投资咨询行业面临着行业创立以来空前的挑战和机遇，投资者的教育也成为当下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与需求。站在行业发展的风口浪尖，九方智投及旗下研究所坚持站在用户角度，做投资者喜闻乐见的投教内容，突破以往投教行业以机构为主导，投资者被动接受的局面，致力于输出实用的，利于投资者接受的内容，打破教条主义的藩篱，将投教工作中与用户的沟通工作做到极致。同时，九方金融研究所不会停下自我迭代与升级的脚步，将永葆自我驱动力与追求核心竞争力，通过内部培训与学习，以及对外的各种行业活动，不断进行业务的深化与升级，做投顾行业孜孜以求的追梦人，超越自我勇争先。

来源：时代财经作者：时代财经 冯忆情 编辑：贾红辉未来5-10年，中国的表现或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中国能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解决现有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和空间在哪里？就此问题，时代财经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两大变量：疫情、中美关系“疫情和中美关系是影响2020年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主要变量，且在明年和中长期影响经济运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表示。陈道富认为，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疫情发生后，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发生了快速分化。第二阶段，不论是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几乎所有种类的金融资产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快速下跌。第三阶段，金融市场止住了快速下跌的态势。随着疫情的不断演变，金融市场甚至出现了一定的恢复。“金融市场的调整，反映了市场主体基于对疫情影响的预期而作出的不同评估；而疫情对实体经济可能的冲击，最终都将通过金融市场价格震荡反映出来。这是金融市场反映现实世界并引导资源配置的最重要方式。”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引发的经济停滞，货币当局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各种结构性工具和直达实体经济工具。6月末，M2与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1.1%和12.8%，明显高于2019年同期，普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贷款利率均降至历史新低。随着疫情的缓和，我国短期工业生产恢复较快，部分行业已经接近生产能力；需求逐步恢复，除部分深受疫情影响的餐饮、住宿交通等，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今年支撑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力量，逐步从政府基建投资、房地产，开始向出口和常态化消费转变。“显然，目前的金融政策已很好地发挥了‘止血’和‘输血’的作用，未来还需要在‘造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除了疫情，影响2020年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另外一个主要变量就是中美关系。“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消除，提供了一段难得的相对确定的调整期。”陈道富表示。近些年，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失业率、高债务风险（“三低两高”）的局面，各国缺少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动力，普遍采取货币财政等需求侧工具缓解矛盾。在危机和疫情中，更是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大多数发达国家长期国债滑入负利率区间，变相“直升飞机撒钱”。“目前来看，全球货币多元化的趋势仍然是未来的主流，美元较大概率处于相对贬值周期，各国减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仍是重要诉求。”陈道富认为，未来5-10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时机。人民币继续国际化具有市场基础，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也是支持的。“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人民币在跨境使用的便利化程度、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在汇率自由波动等方面，做了更好的准备，具备成为更好的国际货币条件，打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是进一步推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得时期。”陈道富同时指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谨慎，一方面，未来国内国际环境比较复杂严峻，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货币的国际化应是跟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相适应的水到渠成的结果，过快过慢都不利于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看见”+“熬过”跨越两大陷阱陈道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所以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老大和老二的问题，又提出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问题。”陈道富认为，我国正面临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弊端暴露越来越充分，越来越不可维持，以产能过剩、结构失衡、高负债率和成本上升等不同方式在不同层次上呈现，甚至以经济、金融风险的形式暴露。新技术和产业、消费升级带来的新经济增长动力还比较弱小，且对人们的观念、旧的业态、模式和微观主体的冲击尚未完全消除，转型还处在以“破”促“立”阶段，尚未完全转向以“立”带“破”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原来的增长方式把很多的机制和资源锁定了，如何才能跳出这种路径依赖，转向真正的创新？陈道富的答案是：“看见”+“熬过”。“首先要看见，看不见就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是赌，都是信仰，都是迷信，所以看不见是谈不上抓住机会的。”当前宏观调控的特殊性在于，除了短期因素引发经济波动外，多种长期力量同时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技术的重大变革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行的“技术背景”。这是一个范式的变化，背后是整个的理念、思维框架、运行逻辑、运行动力，都在发生变化。陈道富认为，未来5—10年，大概率会是世界大变革时期。在相对困难时期，“熬过”的韧性更为重要。我国的大国经济和韧性会相对具有优势。中国特色的体制在“熬过”时期会有一定的相对优势，非市场力量在极端困难时期，会发挥“超越周期”的力量。陈道富认为，现在提出“双循环”概念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应对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战略选择。“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严峻环境的战略选择，也是前些年战略部署的延伸，强调以我为主，强调自我成长，为我所用。”陈道富认为，面对当前的国内外环境，强调内循环的主体作用，与前些年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当前外部环境更加严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更大力度、更有效率地保持与各国的经贸联系，不仅是货物商品，也包括各种服务贸易。“我国需要，而且也只能在更深地融入全球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中国内需循环的有效性。内需循环的有效性，以更深融入全球大循环为依托；只有两者相互促进，才有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陈道富认为，实现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双循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畅通国内循环。其中，关键是找到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自我价值，即遵循“初心”。这是活的生命系统的“魂”。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创新、有为政府的跨周期调节，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用市场化的方法实现连接和适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要素、产业等供给体系可以及时、灵活和有效地响应市场需求。用融合的方式涌现内在规则，通过改革和创新，解除观念、制度、政策和供给上的不必要的自我约束和现实制约。陈道富认为，从更有效促进内循环效率上，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这个过程可以充分借用现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数据和技术再造金融陈道富认为，数据和技术本身并没有价值和力量，后者是在使用中被赋予的和显现的。数字金融实际上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金融结合后，形成了新的业态，业务和模式，是金融的再造。金融的机构、业务和市场的边界、形态发生巨大变化，金融系统的复杂性特征更突出，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开始隐于日常生产生活中，数据和规则开始成为推动金融演化的关键因素。金融风险的形态和传导也出现重大改变，非线性和自我实现特征更明显。陈道富认为，数字金融能带来三个重要变化：一是边际成本大幅降低，包括触达、处理和操作成本。二是降低甚至消除信息不对称，广泛利用人类已有的研究成果。三是内嵌到生产生活，参与人的认知和行为过程，出现强的反身性特征，传统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获得了现代化表达。“数字金融将现实世界映射到数字空间，极大降低了配对和处理成本。现实与数字的接口，以及数字空间的处理，是其中的关键节点。”银行是传统金融的重量级选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在极大冲击我们对银行的理解。陈道富认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开放银行是未来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过去，我们将银行理解为一个场所。传统银行往往以线下渠道开展业务，尤其依赖物理网点。未来，开放银行将是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银行在功能定位和服务形态上将被重新定义。”从技术的角度，可以将开放银行理解为一种平台，利用开放API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机构间的数据共享、银行服务与产品的即插即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用户通过银行APP，既能享受到安全、专业、便捷的非接触式金融服务，还能进入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从客户的角度，可以将开放银行理解为一种服务平台。第三方机构充分介入，利用“银行功能”再开放各类产品和服务。客户足不出户，便能随时随地享受银行的服务。“开放银行推广后，不仅将会改变单个银行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会冲击整个银行业的组织模式，银行可能不再是一家一家独立机构，而是以某种平台组合而成的形态。”陈道富表示。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科技的发展，改变了金融的实现手段和可及空间，但并没有改变需要规范和调整的金融关系——不同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普遍信任”。“数字金融中的行为，表现为各种模型和机器学习，相互之间的合作表现为各种接口，如API等。传统的行为监管，也需要因此转换为对模型、机器学习和各种接口的规范性要求。”陈道富认为，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中，金融监管的重点仍然在于场景应用中的“人”（自然人、法人和“人工智能人”）的权利义务，而不在于数据记录和技术实现的具体手段。“金融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在时空上的再配置。金融监管则是平衡再配置过程中的各主体权利义务和能力的平衡。面对金融的技术重构和更复杂的市场化的生命系统，监管部门的风险管理可能需更谦卑，更多提升和改变自己。”陈道富表示。

人民网青岛1月22日电 2021年1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原所长张承惠、青岛海事法院副院长宋俊文一行到访浦发银行青岛分行，就海洋金融发展及组建蓝色金融研究院(青岛)相关工作进行研讨，浦发银行青岛分行行长张湧、副行长姜辉胜出席座谈并发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世界经济论坛、世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青岛市海洋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员参会。张承惠指出，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我国从海洋经济大国到海洋经济强国的发展过程离不开金融服务助力。蓝色金融研究院对标“海洋强国”战略，专注金融服务海洋实体经济发展，通过搭建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平台、政产学研金协作平台、国际交流平台三大平台帮助金融机构及企业获得专业知识和创新动力。张承惠表示，浦发银行青岛分行在海洋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分行的战略方向与蓝色金融研究院的建设理念高度契合，希望通过深度合作为岛城海洋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宋俊文指出，青岛海事法院着力于服务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家经略海洋提供了有力的海事司法保障。如何更好的立足于山东，进一步发挥司法保障功能，深入参与服务海洋经济、海洋金融，打造北方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一直以来深入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宋俊文表示，本次座谈会给予了大家很多新灵感，新收获，希望与蓝色金融研究院、浦发银行共同探索，将涉海法律为国家海洋经济研究和应用领域提供更力的司法保障。会议现场张湧指出，发展业务要首先做好行业研究，高质量的行业研究既是业务的来源也是银行安全经营的可靠保障，发展涉海业务要做实做好行业和政策研究。浦发银行一直致力于海洋经济领域金融服务的研究探索，青岛分行也早在2015年就设立了首家海洋经济专营机构，依托总行20多年的海洋经济研究成果，和“两点、一链、三圈”的全方位支撑，结合青烟威实际特点，坚持在巩固传统港口经济的基础上，重点服务以海洋科技为主导支撑的第二产业，并积极探索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延伸。近年来，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经略海洋的号召，将海洋经济作为经营发展的第一战略高地，持续加大研究创新的投入与力度，努力看清行业特点，摸透行业发展规律，突破传统经营思维，不断创设“有特色、好应用、接地气”的金融产品。在港口物流、水产养殖等传统行业，通过深入分析行业发展规律、政策扶持特点，探索并陆续推出了“货代通”、“海洋补贴贷”、“海域使用权融资”等涉海服务产品，在担保方式、业务品种、业务额度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在海工装备、海洋生物、海洋新材料、海洋技术服务、海洋信息服务、海洋监测探测等新兴海洋产业，针对产品应用领域相对小众、市场容量空间不大的特点，制定了海洋科技信用贷、海洋高企贷、海洋专利权质押贷等在内的9大类服务海洋科技型企业的融资产品，与海洋科技型企业共成长。另外，该行积极履行金融使命，搭建海洋经济交流合作渠道，连续多年组织召开区域海洋经济论坛，与多家科研机构、政策部门及龙头企业共绘金融强海蓝图，为区域海洋科技型企业提供资源平台。影响力逐步扩大。同时，浦发银行青岛分行深入了解各科研机构的海洋科研成果，参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近5年来，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累计服务涉海企业超过千家，提供各类融资支持超过200亿元，真正让“浦发蓝”闪耀在蓝色经济海域中。(李伟)

在孙国峰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之后，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一职已经空缺一年半。近期，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周诚君已被正式任命为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21世纪经济报道)来源: 同花顺金融研究中心

来源：巨灵财经工商银行11月4日晚间发布公告，近日，工行金融科技研究院正式成立。金融科技研究院主要业务方向是开展金融科技新技术前瞻性研究及技术储备、重点金融科技领域战略规划布局和创新应用。

来源：金融界网站工商银行(港股01398)H股公告， 成立金融科技研究院，主要业务方向是开展金融科技新技术前瞻性研究及技术储备、重点金融科技领域战略规划布局和创新应用。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在孙国峰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之后，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一职已经空缺一年半。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近期，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周诚君已被正式任命为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出生于1975年4月，现年45岁，江苏宜兴人。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就读于东南大学，后于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从2003年7月开始在央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做过2年博士后研究。所以这次也算是回归之旅。2005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周诚君正式加入央行工作，分别在办公厅督察处、综合处和秘书处工作过，并在2013年9月出任央行办公厅副主任。2015年3月，周诚君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二司副司长，此后2017年1月到2017年12月之间，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从事访问学者研究，并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周诚君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等。先后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博士后基金和社科基金，多次获得人民银行重点研究课题一等奖。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金融研究》等杂志正式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2012年获得第二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在2018年11月公开场合中周诚君曾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由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制定政策而推动的，也是各家金融机构、商业银行通过一笔笔业务做出来的，是各个市场主体通过投资贸易决策出来的。在贸易结算、跨境投资以及资本流动管理的过程当中本币优先，要为本币在贸易结算、跨境资本流动以及中央银行宏观管理过程当中为本币制定更加优先，成本更低，能够让市场主体，包括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获得感更强烈的相关政策。此外，他还指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至关重要，我们要有一个交易活跃流动性充沛的离岸市场。这是个解决不可能三角较为有效的途径。周诚君之前一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是孙国峰，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公开市场业务处副处长，外汇业务处处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金融研究所所长，2018年9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此后金融研究所所长一职悬空。最近央行人事变动较为频繁。五一节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综合司（政策法规司）司长孙天琦已经正式出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前任央行稳定局局长是原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今年3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决定聘任王景武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