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究》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并明确“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金融工程与数字金融团队从国家重大需求出发，以科学理论分析为重点，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度量、传染和预警进行了理论研究。团队成员宫晓莉、熊熊、张维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在期刊《金融研究》《管理世界》发表论文。宫晓莉，熊熊波动溢出网络视角的金融风险传染研究[J]，金融研究，2020，（5）：39-58摘要：当前各类经济风险交叉关联，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备受关注，为刻画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的路径特征，本文从波动溢出网络的视角分析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传染机制。首先使用广义动态因子模型对收益波动的共同波动率成分和特质性波动率成分进行区分。然后，根据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黄金市场之间的特质性波动溢出效应，利用基于TV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溢出指数分析金融系统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性和风险传递机制。在分析方向性波动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方差分解网络方法构建起信息溢出复杂网络，从网络视角分析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传染特征。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净溢出效应绝对值相较于其他市场更大，其受其他市场风险冲击的影响强于对外风险溢出效应，而股票市场的单向对外风险溢出效应强度最大。在波动溢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股市波动率指数与其他市场波动率指数进行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权重，计算了波动率指数投资组合的最优组合权重和对冲策略。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机制，对监管机构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投资者规避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宫晓莉，熊熊，张维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度量与外溢效应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8）：65-82摘要：为研究系统性风险在金融系统内的传染情况，本文首先根据金融机构间相互关联的信息溢出效应，采用方差分解网络方法对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建立信息溢出网络，甄别出金融网络风险传染中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考虑到金融资产收益率的随机波动特性，以及金融变量间的动态相关性，计算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条件风险价值和边际期望损失，以研究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以及时变特征。并从宏观经济层面（同业拆借利率和通胀率水平）、公司层面（杠杆水平和盈利能力）以及网络关联程度层面考察了系统性风险外溢因子的驱动因素。进而，采用机器学习方法考察风险外溢因子驱动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预警程度，并使用Logit模型对系统性危机状况进行预警。实证研究采用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公司的上市金融机构市场数据展开，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金融风险传染中的影响力要大于国有商业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风险上升时期反而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我国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与整体金融系统的违约风险相关性较高，非银行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效应强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对系统性风险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通货膨胀水平和债务杠杆水平会明显地助长系统性风险的外溢。银行同业拆借成本和金融机构盈利能力负作用于系统性风险外溢指标。金融机构间信息溢出网络紧密度增加会推高整体系统性风险水平。为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安全，宏观审慎风险防范机制应考虑“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监管理念，加大对民营银行、中小型银行的支持力度，进行差异化监管。同时，所选取指标为构建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金融工程与数字金融团队简介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金融工程与数字金融团队创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团队负责人张维教授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下的课题“金融风险分析、防范与控制”作为起始标志。团队根据金融市场的构成特点，选择了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认知金融体系的运行和风险规律，从基础的金融工程、到金融系统工程、再到计算实验金融、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FinTech）、金融大数据分析和智能量化投资，始终秉承“技术+金融”的交叉学科思想和学术价值观，以“瞄准国际金融学术研究前沿，服务中国金融发展重大需求”为宗旨展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团队目前围绕数字技术下的微观金融运行规律及其风险管理开展研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面上、以及天津市和企业委托的多项研究项目，近五年在JEBO、JEDC、《管理科学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相关领域高水平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团队还翻译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实物期权专著，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计算实验金融专著《计算实验金融研究》；团队（合作）提出的关于引导互联网金融有序发展、应对新冠疫情有序复工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分别得到了中央和天津市领导的重视和批示；团队依托计算实验金融平台在产品研发、风险控制方面的技术成果，在包括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泰君安等在内的多家重要金融机构得到应用。信息来源 / 熊 熊图文编辑 / 刘 洋责任编辑 / 李 庚

21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锦近年来，商业银行在原来存贷款业务的基础上，有条件地介入证券、保险、基金等领域，向客户提供全面的综合化金融服务。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形成综合化金融集团，有的还控制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金融机构，母公司成为控股公司，其他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子公司，银行系金控由此引起关注。根据36家A股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梳理，目前五大国有银行及部分股份行已拥有了证券、保险、租赁、基金等类型子公司，但子公司对银行利润贡献尚小。其中，租赁是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宠儿”，已有22家A股上市银行设立了金融租赁公司。国有大行牌照最齐全人民银行今年9月13日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称，金融控股公司是指依法设立，控股或实际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自身仅开展股权投资管理、不直接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所谓金融机构，包含以下类型：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含人身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共七类金融牌照。如果以此为标准，36家A股上市银行中，共有13家银行控股两类金融牌照，形成金控集团，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此外，10家上市银行拿下一类金融牌照。换言之，23家银行至少获得一类金融牌照，占比达到三分之二。分银行类型看，五大国有银行综合化布局最为完备。其中，建行集齐了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AMC、期货七大牌照，最为齐全。其次为交行，拥有6块牌照，目前缺期货牌照。工行、农行、中行均缺信托、期货牌照。建行在2020半年报中称，本集团在境内外拥有建信基金、建信租赁、建信信托、建信人寿、建信期货、建信养老、建信财险、建信投资、建银国际等多家子公司。上半年，综合化经营子公司总体发展良好，业务规模稳步增长。于6月末，综合化经营子公司资产总额6704.72亿元，实现净利润36.99亿元。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交行是金融牌照最多的银行之一，但牌照仅仅是前提。在全覆盖基础之上，交行实现了以母行为主体，保险、股权投资等业务协同联动一体化发展的格局。”五大行中，有的银行某些类型牌照还不止一个。比如五大行都有保险牌照，但中行、建行的保险牌照更全，在财险、人寿保险领域均有布局，中行则在内地和中国香港地区都有全面的保险布局。以中行为例，该行一方面通过中银集团保险公司在中国香港经营一般保险业务，还通过中银人寿在中国香港经营人寿保险业务；另一方面，中行通过中银保险在中国内地经营财产保险业务，此外还通过中银三星人寿在中国内地经营人寿保险业务。股份行方面，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有3-4块金融牌照。比如浦发银行通过浦银国际、浦银安盛、上海信托、浦银金租分别获得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牌照。与银行控股实现综合化经营不同，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则通过集团的形式布局，因此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的金融牌照布局不多。股份行中，华夏银行、浙商银行仅有金融租赁牌照。多数城商行则有1-2块金融牌照。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商行有两块金融牌照，比如宁波银行旗下拥有永赢基金、永赢金租，分别由宁波银行持股71.49%、100%。郑州银行、青岛银行、苏州银行等6家城商行有一块金融牌照（金融租赁）。农商行方面，除渝农商行有一块金融租赁牌照外，其他基本没有综合化布局。租赁牌照是“宠儿”如果从机构类型来看，23家银行中，22家有金融租赁牌照。可见，租赁牌照是各家商业银行的“宠儿”，其利润贡献占比也最大。其中，中国银行在控股中银航空租赁的基础上，今年6月还专门设立了中银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中行也成为36家A股上市银行中唯一一家控股两家租赁公司的银行。究其原因，在于租赁公司各项业务与银行主业的协同契合程度高。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依靠母公司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获取资金支持，以满足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本质是银行贷款业务的延伸，与银行协同并无障碍。比如，兴业银行在财报中称，报告期内，兴业金融租赁持续深化银租合作，实现联动项目投放100.57亿元。上半年兴业金租实现利润9.61亿，其利润已超过兴业基金、兴业信托之和。目前五大行均设立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专职债转股业务。这使得银行的资产处置能力增强，也产生了较好的协同关系。建行称，截至2020年6月末，建信投资债转股累计框架协议签约金额8465.58亿元，落地金额2808.82亿元，均处于同业领先地位。于6月末，建信投资资产总额1162.32亿元，上半年净利润4.34亿元。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业务大多借助银行的渠道、资源进行产品销售，对银行利润亦有贡献，但贡献率低于租赁业务。以工商银行为例，2020年上半年工银国际（证券）、工银安盛（保险）、工银瑞信（基金）净利润分别为4.25亿、5.87亿、9.38亿，合计规模仍低于工银金租。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系证券公司主要在香港注册，目前共10家上市银行拥有境外券商牌照。除通过中银国际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外，中行还通过中银国际间接持有中银证券，在内地经营证券相关业务。2020年2月26日，中银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成为大行旗下唯一一家A股上市的券商公司。今年端午节前后，“证监会正在计划向两家商业银行发放券商试点牌照”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但面临法律约束，其中一条来自于《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亦有人士提出建议，“完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与经营规则，放开并规范综合经营或混业经营”。但今年10月公布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依然强调分业经营，上述条款一字未改，意味着监管层仍较为谨慎，商业银行境内直接获取券商牌照或尚待时日。实际上，券商业务和商业银行能产生多大的协同作用，仍不确定。一方面，国内银行拥有资金、客户与渠道三大优势，对券商投行、经纪业务均有助力。但另一方面，银行系背景的券商在境内业务上并非“一骑绝尘”。以中国银行为例，6月末中银证券注册资本27.78亿元，资产总额567.88亿元，净资产147.08亿元。中银证券2020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5.71亿元，在各券商中居于中游的水平。整体看，背靠银行这棵“大树”，银行系子公司经营水平普遍位居行业前列。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在业绩会上介绍，2020年上半年交行多家子公司经营处于行业前列，比如交银金租连续多年位居行业前列，交银基金公募基金管理规模排到第15位，有较好的市场份额。“我们已经有了全牌照的模样，下一步将用好全牌照的优势，打造出全面协同的‘网’，有效发挥集团一体化作战能力，为我们客户和用户提供全流程差异化的服务。”刘珺称，“如面向公司客户，积极打造商业银行+投行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方案。”目前来看，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子公司利润贡献尚小。以数据较为全面的五大行为例，五家银行综合化经营子公司合计利润占银行总利润的比例在1%-10%之间，其中最高的交行为9.4%。总体而言，银行业综合化经营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长期看，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是发展趋势，但有待金融机构金控办法规范。（本文摘自《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报告(2020)》,该报告将于2020年11月10日-11日召开的第十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对外发布。）（作者：杨志锦 编辑：马春园）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在孙国峰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之后，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一职已经空缺一年半。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近期，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周诚君已被正式任命为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出生于1975年4月，现年45岁，江苏宜兴人。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就读于东南大学，后于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从2003年7月开始在央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做过2年博士后研究。所以这次也算是回归之旅。2005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周诚君正式加入央行工作，分别在办公厅督察处、综合处和秘书处工作过，并在2013年9月出任央行办公厅副主任。2015年3月，周诚君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二司副司长，此后2017年1月到2017年12月之间，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从事访问学者研究，并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巡视员。周诚君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等。先后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博士后基金和社科基金，多次获得人民银行重点研究课题一等奖。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金融研究》等杂志正式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2012年获得第二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在2018年11月公开场合中周诚君曾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由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制定政策而推动的，也是各家金融机构、商业银行通过一笔笔业务做出来的，是各个市场主体通过投资贸易决策出来的。在贸易结算、跨境投资以及资本流动管理的过程当中本币优先，要为本币在贸易结算、跨境资本流动以及中央银行宏观管理过程当中为本币制定更加优先，成本更低，能够让市场主体，包括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获得感更强烈的相关政策。此外，他还指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至关重要，我们要有一个交易活跃流动性充沛的离岸市场。这是个解决不可能三角较为有效的途径。周诚君之前一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是孙国峰，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公开市场业务处副处长，外汇业务处处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金融研究所所长，2018年9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此后金融研究所所长一职悬空。最近央行人事变动较为频繁。五一节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综合司（政策法规司）司长孙天琦已经正式出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前任央行稳定局局长是原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今年3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决定聘任王景武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昨晚，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举办“金融街之声”专场活动，集中发布六项金融街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重磅研究成果，并正式启动“金融街发布”平台。据悉，“金融街发布”平台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北京金融街服务局联合打造，为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协会等组织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信息发布、解读、传播服务，构建中国金融政策信息的权威高地，汇聚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权威声音、业界动态。此次活动选取了“金融街发布”六项最具代表性的线下成果进行发布，汇聚了监管机构政策工具的创新成果、国家级智库及行业协会的一线调查，以及金融机构深耕市场的精准洞见，指引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前沿动向。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发布《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白皮书。白皮书是对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实践的阶段性总结。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向世界展示中国金融科技监管的最新成果，旨在提出一套既守住安全底线、又包容合理创新，高度适配我国国情的金融科技监管思路与方法，为健全全球金融科技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董事、副总裁李月发布《全球重点国家及区域投资风险分析2020》报告，全面揭示了在国际宏观形势变局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哪些风险和机遇，以及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及海外营商环境的影响。中国证券业协会副秘书长李亚琳发布《中国证券业服务实体经济报告2020》。利用行业协会的信息优势，《报告》全面梳理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实体企业取得的成效，分析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实体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为证券行业如何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出有效建议。光大云缴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长智发布《中国便民缴费产业白皮书2020》，展示了光大云缴费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便民缴费平台，如何通过应用新技术打造智慧城市、利企便民、支持复工复产、促进民生，为银行同业提供了发展思路和借鉴蓝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金融科技50人论坛学术委员杨涛发布《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20》，系统分析了国内外金融科技创新与发展状况、演进动态与市场前景，为金融科技相关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为金融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业务探索提供了有效支撑。北京金融街合作发展理事会副主席谢平发布《中国保险科技洞察报告》。中国保费规模目前已然跃升世界第二，《洞察报告》揭示了与经济周期相逆的保险行业，如何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激发自身潜力，应用新技术、新场景，有效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资深纪录片导演李成才发布并分享了金融纪录片《基金的力量》和《百年金融》，以真实的影像记录回顾和见证中国金融历史。文/本报记者 程婕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21金融研究丨银行转型2020，谁是王者？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息差收窄，其盈利能力受到考验。在此背景下，依靠息差的传统模式亟待变革，发展中间业务成为应对挑战的转型方向。事实上，中间业务收入规模与营收占比的高低，已成为体衡量一家银行“轻型化运营”水平的典型特征。中间业务具有资本占用低或不占用、稳定性好、持续性强、风险低等特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一般情况下，中间业务品种较为丰富、占比较高的银行可以获得更高的ROE，在市值上也更能获得认可。2000年以来，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中收占比由不足5%达到了目前约20%的水平，已经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影响几何？哪些银行的中间业务表现突出？本文通过36家A股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进行分析。中收业务收入增速放缓中间业务不构成商业银行表内资产和负债，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在财报上计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因此，本报告将中间业务收入对应到利润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一项。整体上看，中收规模和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体一致，呈现出国有大行高于股份行、股份行高于城商行、城商行高于农商行的趋势。今年上半年，四大行中收规模仍居前四。Wind数据显示，36家A股上市银行中，今年上半年工商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规模最高，达到889亿；其次为建设银行，达800亿；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规模在500亿左右。国有大行依托其强大的渠道优势在中收规模上占据着重大优势，但以股份行为首的一批银行大力开拓布局，中间业务取得了较好的业绩成果。数据显示，中收规模位列第五的为招商银行，上半年其中间业务收入为422亿，距离中行仅差80亿。其次为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前述五大股份行的中收规模均已经超过交通银行。城商行方面，宁波银行中收规模最高，其中间业务收入为52亿，其他城商行中收规模在2-52亿之间。农商行中，除渝农商行中收规模超过10亿外，其他几家在1亿左右。与国有大行、股份行相比，农商行中收规模体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一方面，其中间业务种类较少，另一方面经营中间业务能力不足。值得注意是，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和宁波银行要比同规模的银行实现更多的中间业务收入。他们在中间业务方面探索较多，甚至在行业内形成颇具特色的标签，被称为“轻型银行”。例如，招商银行的中收规模明显大于交行；平安银行的中收规模明显大于光大银行；宁波银行的中收规模明显大于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从增速看，今年上半年36家上市银行合计实现中间业务收入5315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4.7%，而去年上半年增速为9.8%。换言之，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中收增速明显放缓。从数量看，今年上半年增速低于10%的银行一共19家，而去年同期为14家。究其原因，疫情对部分中间业务收入形成影响。此外，疫情影响之下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力度。6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其中，减少银行收费政策就会影响到多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工行在半年报中表示，在疫情冲击背景下，本行仍坚持经营转型和落实减费让利政策，结算清算及现金管理、投资银行和担保及承诺等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减少。财报显示，工行上半年中收规模889亿，相比上年同期仅增加4亿。被业内视为“轻型银行”代表的招商银行，上半年中收规模为422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8.46%。招商银行副行长王良在该行业绩会上表示，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略有放缓，主要是因为收入增长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一季度招行信用卡业务受到疫情冲击，无论是信用卡消费额还是贷款规模都出现了下降。这给我们的手续费收入带来了很大的缺口，也是最主要的方面。”王良称，“另一方面，由于线下销售受到疫情防控、人员隔离等多方面的影响，代销保险、信托计划等手续费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出现减少。”在整体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杭州银行中间业务尤其亮眼：上半年杭州银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约18亿，相比上年同期增加一倍多。主要因为理财业务手续费收入增加、债券承销等投行业务规模扩大带来投行业务手续费增加。股份行中收占比较高在各类指标中，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是衡量银行中间业务水平的重要指标。具体而言，中间业务收入规模与营收占比越高，一家银行“轻型化”特征越明显。国内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虽有波动，但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6家上市银行合计实现中间业务收入5315亿，占同期营业收入的19.5%，该占比和去年同期大体持平（19.8%）。从银行类型来看，国有6大行、9家股份行、13家城商行以及8家农商行的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分别为17.6%、25.6%、14.3%、6.6%。整体看，股份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明显高于其它银行。其中，兴业银行最高为30.22%，位于36家上市银行榜首。此外，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等6家股份行中收占比也超过20%，最低的浙商银行也有11.78%。除邮储银行外，国有大行中收占比在15%左右。其中建行最高达到20.6%，在36家银行中居第八位。邮储银行占比较低，主要因为代理模式下，邮储银行每年为邮政集团代理金融网点提供的金融服务支付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代理网点产生的中间业务收入由银行转移给了邮政集团，因此不体现为邮储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城商行差距较大，宁波银行的优势最为明显，在36家银行中居第四位。宁波银行中报显示，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52.02 亿元，同比增长 46.48%；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 26.03%，同比提升4.1个百分点，在同业中进一步体现出优势。但部分城商行中收占比不足10%，农商行则大多低于5%。对于诸多城商行、农商行而言，中间业务收入已经成为营业收入结构中的一个明显短板。如以股份行为参考，城商行、农商行提升空间在10个百分点左右。相较传统表内业务，中收业务涉及领域广，对从业人员业务素质要求高，在拓展时难度更大，因此城商行、农商行发展中收业务面临的挑战不小。中间业务各有优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类型众多，各银行财报统计归口不一。比如，因2014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管理办法》未明确理财业务，银行财报对理财业务的会计处理各异，有的计入代理收入或者托管业务收入，有的仍然计入理财业务收入。这缺少明细数据进一步调整，因此横向比较只能相对反映各银行的中收结构情况。本文根据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七类：银行卡业务、理财业务、结算及清算业务（含电子银行业务）、投行咨询业务（含债券承销业务）、担保承诺业务、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代理及委托业务。分类型来看，国有六大行由于客户基础较为雄厚，中收业务类型也比较丰富，除传统的银行卡业务、结算清算类业务以及代理类业务外，投行咨询业务、托管、担保承诺等业务也均有一定地位。计算来看，其中收业务收入主要集中在银行卡业务、结算类业务和代理业务，三者合计占全部中间业务收入的60%左右。和其他类型银行相比，国有大行结算清算业务占优。结算清算业务是银行传统中间业务，主要包括支付结算和现金管理。由于结算清算业务需要全国乃至海外的网络和强大的基础设置来支持，因此该类业务收入一直以来是国有大行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一中间业务也面临新的变数。一方面，监管部门近年来一直在推动银行减费让利于企业，如取消个人汇款业务费用、降低部分汇款手续费用，这将导致结算清算业务收入相应减少。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迅速增长，但支付机构需为备付金账户支付清算结算手续费。在今年疫情影响之下，网上消费的替代性增长必将带来结算清算收入的增加，但减费让利将导致收入减少。以工行为例，2018年、2019年结算、清算收入均大幅上涨20%左右，其财报指出，主要是第三方支付业务增长较快带动收入增加。今年上半年工行结算清算业务收入205.44亿，同比下降1.6%。工商银行在财报中称，主要是落实减费让利政策，结算清算收入下降。股份行方面，银行卡业务收入占全部中收的45%，代理业务占比约15%，二者合计占比达到60%左右。另外托管类业务、投行咨询类业务、担保承诺类业务合计占两成左右。2014年《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出台后借记卡服务费用基本取消，银行卡收入主要是信用卡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分期手续费、刷卡手续费、违约金，因此银行卡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信用卡。上半年由于疫情影响，尤其是2-3月间很多消费都停滞，信用卡业务受到重大影响。以中信银行为例，该行今年上半年银行卡手续费收入159.14亿，相比去年同期下降5%，占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比重为57%，相比去年同期下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中信银行称，主要受疫情影响，客户消费意愿下降所致。对城商行来说，其客户优势弱于大行及股份行，因此大部分城商行的中收主要依赖于代理类业务：统计数据显示，13家A股城商行代理业务收入占比平均为31%，其中郑州银行占比最高达69%。代理业务包括银行替客户代理销售、收付及委托、结算、交易等业务。代理业务客户主要是当地企业、政府、事业单位，因此长期在当地深耕细作的城商行和农商行有明显优势。代理业务收入占比，大体呈城商行及农商行高于国有大行、国有大行高于股份行的态势。如北京银行在中报回顾业务发展重点时称，设立机构业务部，提升机构业务战略定位。开通通州区级财政授权支付委托代理业务，成为继2003年招标后，17年来唯一一家新增的代理银行。圆满完成北京市财政局市级财政集中收付业务半年对账，保障防疫期间财政收支顺利。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银行代理业务收入23.41亿，相比上年同期增长8%，其代理业务收入规模甚至超过工行（10.57亿）、光大银行（21.44亿）等大中型银行。农商行代理业务收入占比亦较高，但其中收业务类型较为单一，投行咨询、担保承诺、托管等业务鲜有涉及。这可能与农商行体量较小且人才储备不足相关。总体看，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结构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上共性特征更为突出，更多的中收业务主要依赖于银行卡业务、结算清算业务和代理类业务，而投行咨询业务、托管业务、担保承诺等中收业务的贡献比例仍然比较低。（作者：杨志锦）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银行业务下沉以及监管政策等多重因素交织下，去年小贷公司开启新一轮洗牌，业务变化明显。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大多数小贷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下滑，部分资产质量恶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新三板上市的8家小贷公司2020年业绩报告发现，营业收入全部负增长，净利润6家负增长，而与2019年相比，绝大部分增速出现下滑，个别降幅超过30个百分点。不过，从不良率来看，8家小贷公司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最高达到13.73%、最低为0，且无明显地区分布特点，与2019年相比，5家上升，2家下降，1家持平。多家小贷公司表示，小贷公司行业立法工作明显滞后、现有政策限制、税负重等突出问题都使得小贷公司生存压力凸显。 业绩明显下滑上述公布2020年业绩的8家小贷公司中，5家分布在江浙区域，其余3家分别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从规模来看，总资产最高的仅11.67亿元，而最低的不到1亿元，且大部分在5亿元以下。从业绩表现来看，8家小贷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全部负增长，6家增速在-10%以内，最低增速达-31.82%，且相较于2019年增速全部下滑。其中，黔中泉小贷增速下滑超30个百分点，兆丰小贷、恒晟农贷、汇丰小贷增速下滑接近或超过15个百分点。多家小贷公司在财报中表示，受到疫情影响，公司主动缩减贷款投放额度，包括黔中泉、兆丰小贷、恒晟农贷、汇丰小贷、滨江科贷的贷款余额下滑超过15%。如，截至2020年末，黔中泉贷款余额为2.36亿元，较2019年末减少37.92%。从小贷公司净利润增速来看，仅2家实现正增长，最低增速低至-53.30%，且与2019年比6家增速出现下滑，其中滨江科贷、兆丰小贷、宏达小贷、黔中泉4家连续两年负增长。以黔中泉为例，其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速均下降超过30%。对此，黔中泉表示，营业收入减少因受疫情影响，贷款业务减少导致贷款利息收入大幅减少；净利润减少因放贷业务活动减少导致营业收入下降，另外营业成本中折旧费用增加，两方面因素导致本期净利润较上期下降。汇丰小贷净利润增速虽为正，但较2019年也下滑近30个百分点。从财报来看，其主要是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对此，汇丰小贷介绍称，“营业收入下滑主要是受到疫情影响，面临经济下滑的形势，公司缩减放款规模，提高放款质量。”除疫情外，多家小贷还提到了银行业务下沉导致竞争加剧的因素。国汇小贷表示，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继续向小微企业客户倾斜，与小额贷款公司形成直接竞争。“竞争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业务承接量，公司对外发放小额贷款的定价能力和利率水平也将受到影响。”不良趋势分化与业绩一致下滑不同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小贷公司的资产质量呈现分化趋势。上述8家小贷公司5家不良率高于5%，2家低于1%，且还有1家为0。从地区来看，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5家小贷公司不良率最高的达到8.51%，且3家不良率高于5%。而黔中泉在上述8家小贷公司中不良率最高，达13.73%。黔中泉认为其贷款风险主要来自疫情、信用管理风险和经济发展周期风险。该公司严防信贷人员对客户资格审核不严格、违规发放贷款的风险，研究开发标准化产品，将信贷风险从源头进行控制，从而降低客户经理违规发放贷款的风险；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把控贷款风险，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国汇小贷成立于2011年，不良率为0，不过，截至2020年末，该公司有4笔逾期贷款项目。其披露，2笔逾期贷款合计借款本金1140万元，已完成诉讼程序，目前进入抵押资产执行阶段。去年内新增2笔逾期贷款，合计贷款本金7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8%，不构成重大诉讼。其中一笔逾期贷款项目已经开庭审理，完成一审判决，另一笔逾期贷款项目等待开庭审理中。截至2020年末，江浙地区的恒晟农贷、滨江科贷、兆丰小贷不良率均高于5%，且均较2019年末有所提升。恒晟农贷表示，从总体行业来看公司的不良贷款率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滨江科贷则提醒，未来期间公司的不良贷款率可能会由于贷款组合的质量恶化而上升。鸿丰小贷、宏达小贷为何能做到不良率低于1%？鸿丰小贷介绍称，该公司由责任人牵头、贷款经手人同责制度进行风险的第一手把控。同时贷款审查专设贷款审查委员会，各部门配合密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风险控制体系，降低信用风险。危与机潜伏在哪些环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在新冠肺炎疫情、银行业务下沉等因素之外，政策因素是影响小贷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最大的因素。2020年9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对小贷公司从业务范围、对外融资比例、贷款金额、贷款用途、经营区域、贷款利率等方面提出要求，并鼓励各地通过风险补偿、风险分担、专项补贴等方式，引导和支持小贷公司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降低贷款成本，改善金融服务。更重要的是，截至目前，监管部门还未在正式文件中对小贷公司明确其定位。多家小贷公司表示，这也是其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小贷公司行业立法工作明显滞后，缺乏相对统一、明确的监管规定和行业标准，小贷公司长期处于机构定位不明确的状态，导致金融、税务以及公检法政府的职能部门，并未把小贷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对待，不利于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国汇小贷表示。汇丰小贷也表示，小贷公司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问题暴露愈发集中；公司治理不规 范、风险内控能力不完善、商业模式不成熟影响着我国小贷公司的健康发展；融资困难、行业立法滞后、现有政策限制、税负重等突出问题都使得小贷公司生存压力凸显。 从小贷公司的监管来看，银保监会负责制定文件，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小贷公司具体监管。宏达小贷则介绍，2020年11月，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印发了《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工作指引(试行)》，在促进小贷公司的规范经营，保障小贷公司及其客户的合法权益方面进行了规范，同时在小贷公司设立、变更，特别是在设区市范围内跨县(县、市)设立分支机构经营等方面作了相关规定。“随着相关法规的出台，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进一步鼓励支持了小贷行业的创新发展，小贷行业的发展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作者：李愿 编辑：李伊琳）

来源：证券日报本报记者周尚伃自2010年以来，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文化金融不仅成为产业界“热词”，也开始成为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对于文化金融关注度提高的原因，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金巍认为，一是国家文化发展在综合国力建设中越来越重要；二是文化产业规模越来越巨大；三是文化与其他产业的相关性越来越强。同时，金巍也表达了对于文化金融研究的几点思考。如何坚持文化金融研究的科学性，金巍指出应主要包括：第一，处理好文化和金融的关系。在文化与金融的关系中，文化是特性，金融是根本。忽视了文化或文化产业的特性，文化金融就失去了灵魂；忽视了金融的共性，文化金融就失去了基本规则。第二，明确文化金融研究范畴，在文化产业金融的基础上适度扩展边界。作为一种研究，要有边界、要有前提、要有假定、要有共同的语境。比较倾向于以文化产业金融为基点进行分层，向内为内容产业金融，向外包括文化事业部分的金融服务。第三，金融工具和文化产业两个视角的研究路径并行。从当前看，“从金融到文化产业”和“从文化产业到金融”是最现实的两个研究路径，并行不悖。坚持文化金融研究创新，需关注产业实践。金巍认为，文化金融本就是中国独创，文化金融研究是一项开创性工作。文化金融研究必须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文化金融研究应紧密与产业实践相结合。研究往往是落实于产业实践的，这一点在创新加速时期尤其明显。区块链今年有所扩展，包括区块链的金融科技成为热点问题。金融科技对金融与资本市场体系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势必对文化金融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需要时刻关注这些产业实践。文化金融研究应放在国家大战略环境中，也要具有国际视野。金巍表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6年，我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0254亿元，GDP占比为4.07%。从统计上，“十三五”末期文化产业一定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即GDP占比达到或超过5%。但是这个支柱能不能站稳，是个问题。如果不能和国民经济体系融合、不能和资本市场融合、不能和国际文化产业市场融合，这个支柱是站不稳的。这其中，推动文化产业和资本市场的高度融合更为紧迫。推动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关注战略性产业和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是不是伪命题？金巍认为，如果不是，不能仅仅关注文化产品本身，而要关注制度供给。文化金融研究能做什么呢？就是通过文化金融推动中观层面的文化市场规则的进化，推动产业精神的培育。与资本市场融合度较高的行业，大多行业自律性与市场规则都比较成熟。供给侧改革的另一方面，文化金融要关注战略性产业和文化科技创新。根据《十三五时期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文化部据此又出台《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原创能力建设，推进文化创业创新，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文化金融实践中，各类资本对文化科技类企业和项目投入在总投入占比中预计超过60%，文化金融研究在这方面也要多多研究。发挥文化金融在推动“一带一路”愿景和国际文化合作中的作用。“一带一路”中的文化传播也不能缺少资本的力量。这其中，仅仅依靠国家资本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效率也不足。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中的硬实力，“一带一路”愿景中，如何通过文化金融让文化产品真正走出去，值得高度重视。（编辑张明富）

昨晚，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举办“金融街之声”专场活动，集中发布六项金融街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重磅研究成果，并正式启动“金融街发布”平台。据悉，“金融街发布”平台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北京金融街服务局联合打造，为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协会等组织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信息发布、解读、传播服务，构建中国金融政策信息的权威高地，汇聚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权威声音、业界动态。此次活动选取了“金融街发布”六项最具代表性的线下成果进行发布，汇聚了监管机构政策工具的创新成果、国家级智库及行业协会的一线调查，以及金融机构深耕市场的精准洞见，指引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前沿动向。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发布《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白皮书。白皮书是对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实践的阶段性总结。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向世界展示中国金融科技监管的最新成果，旨在提出一套既守住安全底线、又包容合理创新，高度适配我国国情的金融科技监管思路与方法，为健全全球金融科技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董事、副总裁李月发布《全球重点国家及区域投资风险分析2020》报告，全面揭示了在国际宏观形势变局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哪些风险和机遇，以及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及海外营商环境的影响。中国证券业协会副秘书长李亚琳发布《中国证券业服务实体经济报告2020》。利用行业协会的信息优势，《报告》全面梳理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实体企业取得的成效，分析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实体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为证券行业如何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出有效建议。光大云缴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长智发布《中国便民缴费产业白皮书2020》，展示了光大云缴费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便民缴费平台，如何通过应用新技术打造智慧城市、利企便民、支持复工复产、促进民生，为银行同业提供了发展思路和借鉴蓝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金融科技50人论坛学术委员杨涛发布《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20》，系统分析了国内外金融科技创新与发展状况、演进动态与市场前景，为金融科技相关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为金融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业务探索提供了有效支撑。北京金融街合作发展理事会副主席谢平发布《中国保险科技洞察报告》。中国保费规模目前已然跃升世界第二，《洞察报告》揭示了与经济周期相逆的保险行业，如何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激发自身潜力，应用新技术、新场景，有效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资深纪录片导演李成才发布并分享了金融纪录片《基金的力量》和《百年金融》，以真实的影像记录回顾和见证中国金融历史。文/本报记者 程婕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4月10日，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围绕全球经济展望、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展望等话题发表了演讲。朱民表示：“2021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今年的政策基点会为中国走向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范式打下基础。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标和落地特别重要，看到总量的同时也要看到结构，推动结构的平衡，引领结构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是今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应看到经济活动中的不平衡朱民在论坛上表示，2020年，我国是经济唯一呈正增长的大国，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也应看到整个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对于上述提到的“不平衡”，朱民分析指出：“从总供给侧来看，工业反弹很强，服务业反弹很弱，比如，旅游业是6.6万亿元人民币的大产业，跌了近60%，餐饮业也是近6万亿的大行业，跌了三分之一左右，对和人密切接触的服务业影响很大。从总需求侧来看，去年我国投资贡献很大，占GDP的52%以上，进出口贡献占13%，消费很低，从增长的角度来说，消费还是负贡献。”与此同时，朱民指出，疫情对经济造成结构性不平衡的时候，2021年起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结构转换时期。他认为新的结构性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和长寿化这个结构变化是巨大的，这个结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需求、改变供给，也改变金融，因为未来养老保险变成很大的事情。二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从根本上走向绿色发展的道路，是发展方式和发展范式的改变，中国会由此告别传统的西方300多年工业革命以来的以石化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发展轨道，开始走绿色为主的发展轨道，这是史无前例的。三是数字化转型。疫情意外地发生，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并且转到科技摩擦、科技竞争，科技竞争变成全球竞争。同时，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通过把经济数字化来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经济走到1万美元以后面临中等收入陷井这样的挑战用科技的办法有效的予以化解。再平衡和结构恢复等是政策的主要目标“全球包括中国整个宏观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总量，也要看到结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的方向和变量。”朱民在论坛上表示，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衰退，2020年各国政府主要关注走出疫情、推动经济反弹，所以，总量是当时的主要政策目标，但是也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要把总量控制住。朱民表示，疫情对经济结构客观上已经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补疫情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平衡。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到6%，这就不是过分强调总量和数量，而是看到了结构和质量的重要性，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他继续指出，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继续刺激宽松和开始收紧的转换、犹豫的阶段，市场也在不断的变动，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大的波动。这种情况下，保持宽裕的流动性很重要，中国利率水平现在已经开始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已经快于国际平均利率水平的上升。所以，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宽松，支持流动性还是很重要。在朱民看来，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疫情中采取合理的刺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模跟国际水平比，都是中等偏下，既看到了已有的风险和高债务，也看到了传导机制的重要性。所以用细微滴灌的办法逐渐推进，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留有空间，在今天这个节点上用好这个空间，精准定位，两个方向都要布局，抓好结构转型，我觉得是大事，总量不是今年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再平衡和结构恢复、发展、转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标。“2021年在中国历史上一定是重要年，因为是‘十四五’的起点年，是中期计划的起点年，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年，今年的政策基点会为中国走向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范式打下基础，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标和落地就变的特别重要。看到总量的同时也要看到结构，推动结构的平衡，引领结构的转型，把中国经济放到绿色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上，这是今年宏观政策的挑战和目标。”朱民表示。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