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究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2020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十大亮点唐建伟（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刘学智（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及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20年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稳定运行，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回顾2020年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取得了十大可喜亮点，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我们也应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一是经济总量首次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占全球的比重有望进一步提升。初步核算，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101.6万亿元，约合14.7万亿美元。从经济规模来看，2020年是2010年的2.5倍，是2000年的10.1倍，并且经济规模扩张速度仍然较快。以不变价计算，2020年经济总量是2010年的2.8倍（按照2010年价格计算）。从经济增量来看，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9年增长了2.95万亿元，增量超过199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从经济增速来看，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经济出现负增长，二季度之后经济增速逐渐提升，四季度实现6.5%的中高速增长。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成为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有望提升到17%以上，彰显中国经济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二是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居民收入翻番目标如期实现。以2019年末我国总人口14亿计算，人均GDP达到72570元。以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6.9折算，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期实现。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名义增长3.5%、6.9%，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缩小到2.56。三是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54.5%，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最大动能。202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55.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4.5%，比上年度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2.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4%，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最大动能。疫情对服务业的影响较大，第三产能够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实属不易。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不断推进，服务业增长较快、质量提升。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快速，1-11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达到12%、11%、8.6%。四是工业生产恢复较好且结构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1%。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其中制造业增长3.4%，快于经济增速。二季度之后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已经达到了正常水平，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上升到7.1%，其中12月份增速达到7.3%。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2020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6%，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3.8个点，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0.6%。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加7.1%，快于全部规上工业4.3个百分点；11月和12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高达10.8%、13.1%。五是消费总量受疫情影响有所减少，但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社会零售品总额39.2万亿元，同比减少3.9%。虽然疫情导致消费增速放缓，但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三、四季度消费增速已经转正，特别是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4.6%，逐渐接近正常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逐季增强。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三季度加快了3.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比三季度上升了1.2个百分点。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有效控制，消费需求的动力也将进一步恢复。六是投资增速稳步回升，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达到10.6%。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1.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9%，制造业投资同比减少2.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7%。从三次产业投资来看，第二产业投资增长0.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3.6%，第三产业投资显著快于第二产业。投资结构调整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0.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1.5%和9.1%。资本形成总额近4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3.1%。七是进出口贸易逆势增长1.5%，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462.6亿美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25906.5亿美元，同比增长3.6%；进口20556.1亿美元，同比减少1.1%。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中国进出口贸易实现逆势增长，贸易总值、出口总值双双增长并创历史新高。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有望上升到14%左右，连续7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贸易顺差5350.3亿美元，比上年扩大27.1%，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约15%。八是CPI同比上涨2.5%，物价水平总体稳定。2020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低于上年2.9%的涨幅，也低于3.5%的年度控制目标。主要受到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CPI全年走势前高后低。前期非洲猪瘟疫情导致生猪存栏量减少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物资运输，一季度猪肉价格大幅走高，同比涨幅高达135%，显著抬升了CPI涨幅。二季度之后猪肉生产供给逐渐提升，猪肉价格也随之下降，四季度同比涨幅跌到负值，对CPI形成下拉影响。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外的核心CPI波动相对较小，整体保持低通胀状态。九是就业状况整体稳定，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显著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完成全年目标的131.8%。年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标。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失业率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稳就业、保就业作为“六稳”“六保”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十三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了6000万人，确保了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是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决战脱贫攻坚达成目标。2020年末，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现象历史性消除。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已经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都完成了翻番目标，三大攻坚战取得重大突破，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并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加以关注。一是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202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1万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高居全球第二位，但按人均GDP排名，我国仍处于全球70位左右。二是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为了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加大了政策刺激力度，与此同时经济增速的下滑导致我国宏观杠杆率出现了快速上升，截至三季度末宏观杠杆率上升27.7个百分点到270.1%。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达到164%、61.4%、44.7%，分别比2019年末上升12.7、5.6、6.4个百分点。三是连续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实际经济增速，不利于未来消费的持续增长。四是年末消费复苏势头减弱，2020年12月消费增长4.6%，增速比11月下降0.4个百分点。未来消费需求能否持续回暖，是2021年经济恢复的关键。五是2020年全国商品房均价同比上涨5.9%，局部地区房价上涨压力再现。粗略计算全国土地成交均价涨幅达到18.7%，需要关注是否将推高未来房价预期。同时，我国正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一定可以战胜这些挑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供职单位。）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并明确“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金融工程与数字金融团队从国家重大需求出发，以科学理论分析为重点，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度量、传染和预警进行了理论研究。团队成员宫晓莉、熊熊、张维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继在期刊《金融研究》《管理世界》发表论文。宫晓莉，熊熊波动溢出网络视角的金融风险传染研究[J]，金融研究，2020，（5）：39-58摘要：当前各类经济风险交叉关联，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备受关注，为刻画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的路径特征，本文从波动溢出网络的视角分析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传染机制。首先使用广义动态因子模型对收益波动的共同波动率成分和特质性波动率成分进行区分。然后，根据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黄金市场之间的特质性波动溢出效应，利用基于TV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溢出指数分析金融系统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性和风险传递机制。在分析方向性波动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方差分解网络方法构建起信息溢出复杂网络，从网络视角分析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传染特征。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净溢出效应绝对值相较于其他市场更大，其受其他市场风险冲击的影响强于对外风险溢出效应，而股票市场的单向对外风险溢出效应强度最大。在波动溢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股市波动率指数与其他市场波动率指数进行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权重，计算了波动率指数投资组合的最优组合权重和对冲策略。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机制，对监管机构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投资者规避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宫晓莉，熊熊，张维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度量与外溢效应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8）：65-82摘要：为研究系统性风险在金融系统内的传染情况，本文首先根据金融机构间相互关联的信息溢出效应，采用方差分解网络方法对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建立信息溢出网络，甄别出金融网络风险传染中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考虑到金融资产收益率的随机波动特性，以及金融变量间的动态相关性，计算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条件风险价值和边际期望损失，以研究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以及时变特征。并从宏观经济层面（同业拆借利率和通胀率水平）、公司层面（杠杆水平和盈利能力）以及网络关联程度层面考察了系统性风险外溢因子的驱动因素。进而，采用机器学习方法考察风险外溢因子驱动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预警程度，并使用Logit模型对系统性危机状况进行预警。实证研究采用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公司的上市金融机构市场数据展开，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金融风险传染中的影响力要大于国有商业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风险上升时期反而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我国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与整体金融系统的违约风险相关性较高，非银行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溢出效应强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对系统性风险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通货膨胀水平和债务杠杆水平会明显地助长系统性风险的外溢。银行同业拆借成本和金融机构盈利能力负作用于系统性风险外溢指标。金融机构间信息溢出网络紧密度增加会推高整体系统性风险水平。为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安全，宏观审慎风险防范机制应考虑“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监管理念，加大对民营银行、中小型银行的支持力度，进行差异化监管。同时，所选取指标为构建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金融工程与数字金融团队简介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金融工程与数字金融团队创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团队负责人张维教授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下的课题“金融风险分析、防范与控制”作为起始标志。团队根据金融市场的构成特点，选择了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认知金融体系的运行和风险规律，从基础的金融工程、到金融系统工程、再到计算实验金融、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FinTech）、金融大数据分析和智能量化投资，始终秉承“技术+金融”的交叉学科思想和学术价值观，以“瞄准国际金融学术研究前沿，服务中国金融发展重大需求”为宗旨展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团队目前围绕数字技术下的微观金融运行规律及其风险管理开展研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面上、以及天津市和企业委托的多项研究项目，近五年在JEBO、JEDC、《管理科学学报》《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相关领域高水平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团队还翻译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实物期权专著，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计算实验金融专著《计算实验金融研究》；团队（合作）提出的关于引导互联网金融有序发展、应对新冠疫情有序复工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分别得到了中央和天津市领导的重视和批示；团队依托计算实验金融平台在产品研发、风险控制方面的技术成果，在包括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泰君安等在内的多家重要金融机构得到应用。信息来源 / 熊 熊图文编辑 / 刘 洋责任编辑 / 李 庚

来源：巨丰投顾1月19日，2021年巨丰投资策略会暨巨丰金融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京举办。巨丰金控科技董事长、巨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马琳发表致辞。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何亚非，著名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巨丰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朱振鑫，中企研常务副秘书长李华等嘉宾出席本次会议。巨丰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朱振鑫在会上公布了《巨丰金融研究院2021年资产配置策略》。他指出：经济进入复苏后期，市场风格切换。牛市后期，关注消费/医药+周期金融的龙头价值股。下面是部分演讲实录：经济进入复苏后期 市场风格切换第九组数据：16.8%和12.5%和3.9%。虽然我们说历史不会完全的重复，但是你会发现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去年7月份那波券商拉升的时候，很多人说现在是2014年的11月，宽松带来金融股启动，我们当时就明确的反对。现在绝对不是2014年底，去年的年终到现在，相当于2015年底到2016年年初。牛市没有结束，但是风格会发生切换。如果你判断是2014年的话，那么在去年下半年你一定配的还是成长股。实际上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16.8%是周期股的收益，12.5%是消费股的收益，3.9%是成长的收益。对于里面的公司来讲，很多的小盘的亏损股跌的更惨。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现在和2016年到2017年基本上如出一辙，2016到2017年是经济的复苏的前期和后期，2020年的5月份到现在大概处于复苏的前期，可能马上要进入复苏的后期。如果你看到这个趋势的话，在下半年你应该配周期股。因为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周期股一定是在复苏的初期跑的最好的。因为当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复苏的时候，像水泥、煤炭、钢铁这些板块会先起来，但是这些板块是不具备特别强的持续性的。到了复苏的后期，除了金融股和顺周期板块还有一定的机会，我觉得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消费。消费在整个复苏的前期和后期表现都非常不错，可能前期的时候跑不过周期，比如说在2016年消费股涨了24%，周期股涨24%，这个时候他们的收益都是比其他板块要好的。但到了2017年你会发现周期股它就不持续了，但消费股依然有12.6%的收益，成长股不用说了，直接进入一个下跌的阶段。牛市后期 关注消费/医药+周期金融的龙头价值股2020年年中开始发生一个风格切换。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涨的最好的是成长股，涨幅20.4%。消费在牛市前期涨得也很好，涨了19%。但到了下半年你会发现周期股开始占优，那么再往后我觉得可能会再往17年的逻辑延续，就是消费股会有不错的表现。其实现在原则上来讲已经有点复苏后期的意思了，消费股还有机会，但是内部来看，可能不一定是白酒，像家电这种受益于出口的会有更好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要去再精选一些细分赛道，但是对于整个大消费来讲，在牛市的前期后期都会有不错的表现。周期的话，其实随着煤炭、有色这些板块已经涨了不少了，他们的长期基本面还是比较差的，所以在这样短期反弹比较多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风险。总结一下就是说牛市前期基本上是科技成长加消费医药，然后从风格上来讲是小盘的成长股占优。经济衰退的时候，没有业绩看谁的估值弹性大，谁的长期基本面好，谁的盘子小，谁容易炒。有一位投资人讲过当水注入河里面的时候，浮起来的一定先是这些垃圾，最后浮起来的才是船。所以牛市前期典型的就是这样一个风格，然后到了牛市后期就会切换过来。风格切换后，跨周期的像消费医药，然后加上顺周期的这种周期金融，会相对来说跑赢，然后从风格上来讲更偏大盘更偏价值。这实际上就是2021年开年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这个时候抓的不是弹性，抓的是龙头。就像牛市前期可能白酒里边你最看不上眼，排名最后的是茅台，但牛市后期可能那些业绩并不好的中小盘股和概念股的可能就会被打回原形，反而是这些看上去有些笨重的大盘龙头可能会涨的好一些。散户不适合做股票投资 适合交给专业机构来做第十组数据：17%和-10%。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讲，可能你要把更多的资产交给专业机构。从基金的配置上来讲，逻辑也非常简单。两个数据代表两类基金。我觉得在任何阶段值得配置的都是两类基金。一类是比较偏顺周期或者说跨周期的消费类基金和综合基金，它的行业分布比较均衡。另一类就是风格比较极端的偏成长的这种科技基金，成长基金以及一些医药基金。第一个结论，专业机构的投资者不管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它还是有跑赢市场的能力的，因为这是我们筛选过的。第二个结论，如果以一年的维度看大部分的基金都表现不错，但是如果以近6个月，也就是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来看的话，成长基金表现是不好的。即便是非常优秀的Top 1%的基金，基本上它的净值是没怎么增长，如果没有年底这一波拉升的话，它是亏钱的。去年7月份，如果你买了那些爆款基金，尤其是一些成长类的，医药类的，很多都是亏钱的。买基金也要进行自上而下的判断而恰恰让人比较尴尬的是很多人买的基金。因为去年7月基金公司把2020年上半年的排名拿给你看，前20名里面18个医药基金，然后很多人就奔到医药里面去了，结果买进去就开始亏。其实上半年的排名并不是说这些医药基金经理多么优秀，是因为医药的板块在去年上半年就涨了60%，很多还没有跑赢医药板块的指数。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你一定既要有自下而上的这种标的选择，但也要做一个大类的资产配置，就你买基金的话，你也要有风格上的搭配，就和我们买股票是一样的。那么去年7月份到现在很明显综合消费类这些基金涨的更好。当然这也是我们做研究的一个初衷，也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从上而下，包括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投资建议。那么总的来说我就用这10组数据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对于2021年的一些大类资产，包括股票、基金、房地产等等的一些判断。最后祝愿大家在2021年能够飞得更稳，然后能够最终平稳降落，也祝福大家，谢谢。来源：好股票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作者：袁增霆“风险防范”有时是指对不确定性的防范。近年来重大意外事件频发，从影响全球宏观的新冠肺炎疫情，到近来微观领域颇受关注的债券违约，一系列宏微观事件不时被声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一些领域“黑天鹅”事件司空见惯，不禁让人感叹唯有意外尚在意料之中。专业的金融风险管理者对此也难免陷入无所适从的焦虑。专业地讨论风险，需要确切表达或测量出具体的风险状态及可能性。然而，它们正变得越来越认知不清或捉摸不定。 经济金融理论很早就将风险与不确定性区别对待。尽管区分有时不甚严格，但足以显露出两种思维模式的重要差异。在典型的风险思维模式中，某时可能发生的事件是一幅确知的风险图景。专业风险管理者凭借先进的知识、技能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自信能够辨明和应对事件发生的各种状态及可能性。在精确而严谨的数学语言中，这样的风险图景是一种概率分布。例如，正态分布经常被用来刻画变化多端的金融市场风险。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轨迹总是能够在短期冲击之后恢复上行趋势。在此背景下发展的风险理论及应用逐渐走上“精致的楼阁”。 不确定性防范却存在数十年甚至更久远的经验空白，相关知识也非常有限。但近年来特殊的重大意外事件频发，典型事件不仅包括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免疫技术进展，还有国内宏观经济运行“三期叠加”与逆全球化共振导致的经济金融问题。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宏观背景来看，近期国内债券和债权市场上的违约事件也不同以往。债权人似乎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确信经历短暂的风险冲击及缓释之后能够很快再次恢复平静。持续的意外或不确定性已经很不适合采用小概率事件或尾部风险来解释了，甚至说成肥尾也不合时宜。 不确定性的常态化形势暴露出传统风险思维模式的短板。大概率发生的意外事件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即意外的发生只能是小概率的、尾部的。因此，它们本可以被合理忽略，或通过压力测试来应对。当意外经常发生或者超出常识且没有历史经验可循时，这种忽略就无法再被容许了。当意外不再意外，乐观与悲观情绪频繁切换，就会导致原来认为的尾部结果与主体范围彼此交错，造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错觉。确切的风险表达变得困难起来。有时修正参数指标，换一幅风险图景也无济于事。同样的挑战也发生在债券违约问题上。在当前的复杂情况下，债权人经常面对多个违约可能性及兑付方案，并在彼此之间捉摸不定。一些影响债券信用评估的摇摆因素长久以来都被忽略不计，如今却截然不同。类似的不确定性挑战一直存在，相关探索历久弥新。 防范不确定性也有规律可循。在经济和金融研究领域，对不确定性最有价值的探讨仍然反映在抽象的数学逻辑中。它们已经呈现出主流风险理论高级版本的雏形。由此代表的不确定性思维模式也反映出对风险思维模式的升级。将预期均值和方差指标进一步随机化处理，是一条非常自然的升级路径。这种做法实现了单一风险图景向多维、无穷维度上的拓展。要使得这种拓展更具有实质意义，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风险测量技术升级，以满足覆盖不同维度的全局性要求。由国内彭实戈教授引领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有重要贡献。目前的数学进展还远不能像主流风险理论那样满足应用需求，或者说还很难为众多现实问题找到适宜的数学模型，但启发意义已经非常明了。有两点启示比较清楚。一是不确定性事件具有多维度的风险图景。倘若可以不断重复观察事件结果，就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交错叠加。多种风险图景以随机发生的方式并存是一种客观现象，不同于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这似乎体现出从多种角度看问题的经验智慧。二是防范不确定性，要从所有风险图景叠加之后的最大风险图景着手。对于随机化展开的风险图景，可以借助一个最大风险测度进行全局性评估。这相当于能够进行最稳健的多角度压力测试与风险防范，体现出凡事皆从最坏打算的经验智慧。 近年来防范不确定性的实践经验也印证了彼此通融的理论与经验智慧。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吸取了历史上的重大疫情应对经验，为规避最大损失而实施了最稳健的防范，经得起国际比较与检验。对于当前经济和金融领域中颇受关注的一些不确定性问题，多吸收长周期、多国别的历史经验教训，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稳健防范也是非常有益的。懈怠于意外处理，反而教训颇多。尤其在渡过危机的时期，更显现出坚守防范常识的重要意义。

来源：证券日报本报见习记者郑馨悦9月17日，2019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智慧金融峰会在上海召开。峰会现场，新浪智慧金融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副局长任凯锋、中信银行原行长朱小黄、新浪高级副总裁邓庆旭、中国民生银行行长助理欧阳勇、苏宁银行董事长黄金老等共同出席了新浪智慧金融研究院的启动仪式。据悉，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智能设备的快速普及，金融消费者行为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融合了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生物识别等前沿科技元素的智慧金融，已经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家“互联网+”战略的不断推进下，为了打造新的金融生态圈，助力“智慧金融”构建，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不断尝试跨界融合，打造智慧体验场景，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现场专家介绍，作为智慧金融转型的“排头兵”，各家银行纷纷开始行动，抢滩线上移动端，银行APP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另外，随着资管新规、银行理财新规相继落地，银行理财业务加快从线下向线上迁徙，银行APP也不只是“工具”，更是银行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棋。新浪方面介绍，APP为王的时代，新浪金融评测室历时5个月之久，综合用户体验、产品功能、性能安全、创新发展4大维度，细分156项指标对21家手机银行APP进行全方位评测，并发布评测报告，获得了行业的好评。新浪相关负责人表示，六年手机银行评测的深耕为新浪智慧金融研究院积攒了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经验，也在业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未来，新浪智慧金融研究院将会陆续推出更多行业深度报告、对话权威金融大咖等重磅品牌活动，也将与众多知名学者、权威机构一道展开合作，聚焦智慧金融、穿透行业本质，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屠光绍也出席峰会并发表了《金融科技人才与金融科技发展》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现在缺乏金融科技人才。“大家都在关心飞得高不高的时候，我比较关心飞的高度能否待得住;大家在关心跑得快不快的时候，我比较担心奔跑的后劲是不是足。”屠光绍表示，金融科技的发展是一个生态，政府、金融机构、学校等各个方面需要加强合作，重视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编辑白宝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21金融研究：银行转型，谁是王者？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推进，息差明显收窄，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备受考验。在此背景下，依靠息差的传统模式亟待变革，发展中间业务和综合化经营成为应对挑战的重要转型方向。具有资本占用低、风险小、稳定性好等诸多优点，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对商业银行至关重要。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工商银行的中收规模达到885.01亿，位居榜首。中收规模呈现出国有大行高于股份行、股份行高于城商行、城商行高于农商行的趋势。从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这一核心指标看，股份行表现突出，其中民生银行最高为30.9%。综合化经营也成为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增加中收的重要手段。目前五大国有银行及部分股份行已各自拥有证券、保险、租赁、基金等子公司，但现阶段子公司对银行利润贡献较少。其中，租赁是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宠儿”，已有20家上市银行设立金融租赁公司。　股份行中收业务占比高有市场人士将“非利息收入”视为中间业务收入，但这一分类不够准确。比如“非利息收入”中的投资收益来源于银行自身的投资行为而非对客户的服务，且证券交易也影响到资产负债表，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中间业务。因此，本报告将中间业务收入对应到利润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一项。中收规模和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体一致，呈现出国有大行（500-900亿，2019年上半年数据，下同）高于股份行（100-400亿）、股份行高于城商行（2-50亿）、城商行高于农商行（2亿以下）的趋势。具体看，四大行中收规模排在行业前列，上半年工行的中收规模达到885.01亿，位居榜首。位列第五的为招商银行，其次为中信、民生、兴业。这四大股份行的中收规模已经超过四大行中的交行，它们在中间业务方面探索较多，甚至在行业内形成颇具特色的标签，被称为“轻型银行”。受中间业务收入的带动，7万亿资产的招行营收规模已超过了约10万亿资产的交行。国有大行中，邮储银行上半年的中收规模仅93.39亿，低于大部分股份行。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邮储银行综合化经营程度相对较弱；二是在代理模式下，邮储银行每年为邮政集团代理金融网点提供的金融服务支付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代理网点产生的中间业务收入由银行转移给了邮政集团，因此不体现为邮储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城商行中，2019年上半年北京银行以52.96亿的中收规模居首；农商行中，常熟银行以1.89亿的中收规模居首。与国有大行、股份行相比，农商行中收规模体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究其原因，一则中间业务种类较少，二则经营中间业务能力不足。从增速看，六家国有大行中邮储银行中收业务增速最高。2019年上半年邮储银行中收规模同比增长21.6%，显示其已发力中收业务。主要因为其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驱动银行卡手续费收入高增长（+17.1%），以及电子支付业务驱动结算收入增速较快（+33.9%）。股份行中，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中收增速居前列：2019年上半年三者中收规模分别为282.92亿、127.49亿、235.46亿，同比分别增长29.4%、21.7%、17.0%。具体看，中信银行代销业务、银行卡业务、托管业务手续费增速分别高达37%、34.1%、45.1%，推动了净手续费的大幅回升。光大银行则是由银行卡收费、担保及承诺函业务手续费高增长推动。兴业银行则是因为银行卡业务手续费（46.2%）、代理业务手续费（39.1%）增速较快推动，其中收规模2019年上半年首度超过交行。城商行中，青岛银行、成都银行中收增速居前列，上半年二者增速分别为69.6%、54%。农商行中，青农银行中收增速最高，为47.1%。三者也是所有上市银行中中收增速最高的银行。具体看，青岛银行银行卡手续费翻倍，成都银行银行卡手续费和代理业务手续费增长约50%，青农银行主要因为其他业务手续费暴增191%。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张家港行、西安银行、郑州银行、常熟银行、贵阳银行、北京银行6家银行中收规模出现了下滑，增速分别为-90.6%、-22.3%、-19.1%、-17.5%、-13.3%、-5.5%。6家银行中，北京银行的中收体量最大，其中收规模下滑主要因为保函及承诺业务手续费下降了24.7%。在衡量中间业务水平时，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是一个常用的指标。中间业务规模与营收占比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家银行“轻型化运营”的典型指标。用这一指标对比发现，股份行的中间业务占比较高，国有大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在20%左右。而大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足10%，仍有待发展。具体而言，2019年上半年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数值最大的7家银行均为股份行，依次是民生银行（30.9%）、中信银行（30.4%）、招商银行（28.2%）、平安银行（27.1%）、兴业银行（26.2%）、华夏银行（25.5%）、浦发银行（23.2%）。这说明股份行的中收业务颇具优势。五大国有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营业收入在15%-22%之间，处于中游水平（邮储银行的这一比例低于10%）。城商行、农商行则分化严重，比如宁波银行的这一比例高于20%，位居前列，但10余家城商行、农商行的这一比例仍低于10%。综合来看，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平均值在14.2%，最高为30.9%（民生银行），相较于国外银行，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偏低，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处于成本不敏感、量增价跌的阶段。所谓“成本不敏感”，主要指2019年上半年中收成本收入比大多在20%以内，江苏银行甚至低至3.93%，占比不高。中间业务具有规模效应（除担保承诺业务外，基本不用承担信用风险），规模越大，收益越高。随着多元化金融需求的出现，银行从事中间业务的积极性在不断提高，长期看业务规模可稳步上升。但一方面监管调控持续，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加剧，这使得中间业务的费率（即服务价格）有所下行。　大行中收业务结构较全面上市银行对于中间业务的统计口径不一，名称差异较大，甚至计入类别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有的银行单独设有理财业务收入一栏，有的则将理财业务收入计入托管业务或者代理业务手续费。不过这缺少明细数据进一步调整，因此横向比较只能相对反映各银行的中收结构情况。本报告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银行卡业务、理财业务、结算及清算业务（含电子银行业务）、投行咨询业务（含债券承销业务）、担保承诺业务、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代理及委托业务。从构成看，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种类相对比较丰富。虽然银行卡业务、结算清算业务占据主要位置，但其他业务均有一定贡献。比如建设银行中收以银行卡业务（31.1%）和结算清算业务（22.9%）为主，其他五类业务占比在3%-13%之间。中国银行还特别披露外汇买卖价差收入，上半年该项数据为35.49亿，约占其中间业务收入的6.17%。这可能因为中国银行曾作为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以经营外汇业务见长。和其他类型银行相比，国有大行结算清算业务优势明显。其中，农业银行该项收入占比高达34.20%。具体看，主要是由于该行对公结算等业务收入增加以及电子银行业务收入增长41.7%。结算清算业务需要全国乃至海外的网络和强大的基础设施来支持，这方面国有大行具有其他类型银行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结算清算业务手续费一直都是国有大行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此类业务市场格局也较为稳固，但由于结算类业务价格为政府指导，在让利实体的背景下，该类业务收入面临下行压力，上半年交行支付结算手续费收入为10.24亿元，同比下降了12.48%。股份行方面，银行卡业务贡献突出。数据显示，大多股份行银行卡业务对中收贡献超过了50%。其中上半年中信银行银行卡业务手续费210.87亿，占中收业务的三分之二。分析来看，2019年上半年中信银行银行卡手续费同比增加53.64亿元，增长34.12%，主要由于信用卡手续费及收单业务收入增长。银行卡业务构成简单，分为信用卡、借记卡两大产品。但借记卡基本无账户管理费、年费，因此该部分收入主要来自信用卡。股份行将银行卡（尤其是信用卡）作为获客的重要手段，因此股份行该项业务对中收的贡献高于其他类型银行。国有大行银行卡业务也不弱，但国有大行中收来源更为广泛，从而导致银行卡业务占比低于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所在区域往往也是股份行重点耕耘的区域，二者无法抽出太多资源与之竞争，因此二者银行卡中收业务占比也相对较低。2019年上半年，一些城商行、农商行银行卡中收业务增速甚至出现下滑。比如，2019年上半年北京银行银行卡业务手续费2.86亿，相比去年同期下降7.7%。此外杭州银行、无锡银行、紫金银行、青农商行银行卡手续费分别下降8.0%、11.1%、7.1%、15.5%。城商行方面，代理业务贡献较多。统计数据显示，13家A股城商行代理业务占比平均为33%。其中，郑州银行该项收入占比最高达68.2%。代理业务主要分为代理销售、代理收付款、代理结算、代客交易等内容。因为城商行长期在地方耕耘，且股东大多为当地企业，其代理业务优势明显。此外，部分城商行的投行咨询业务也较为突出。投行咨询类业务是银行为对公客户提供的投资银行、银团贷款等融资服务，以及财务顾问、资金证明等咨询类业务，主要包括债券承销、银团贷款、财务顾问等。一些城商行此类业务策略相对激进，投行咨询业务在中收中占比较大。在业内，南京银行的债券承销业务占有颇具重量的一席。该行也单独披露该项数据：2019年上半年债券承销收入为6.85亿，约占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三成。相比而言，农商行的中收业务品种较少。部分农商行的基层行把中间业务发展当成“副业”，往往用能吸收多少存款、发放多少贷款的标准来衡量开办中间业务的作用，缺乏系统的中间业务管理办法和操作程序。从规模看，7家农商行中收均未超过2亿，其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代理业务、结算清算两项业务，此外，银行卡业务有部分贡献。换言之，农商行“劳动密集型”中间业务占比高，但“知识密集型”中间业务如投行咨询、资产管理、担保承诺等收费性中间业务占比偏低。这可能与农商行体量较小，且人才储备不足相关。　租赁成为综合化经营“宠儿”综合化经营也成为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的重要手段，增加稳定利润来源的同时，也为银行增加了弹性。所谓综合化经营，即商业银行在原来存贷款业务的基础上，有条件地介入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期货等领域，向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一些业务也会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比如银行基金子公司基金管理手续费、证券经纪佣金收入计入托管业务中。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实质上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的转变。2011年通过的“十二五” 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中国牌照类非商业银行业务因此有了更大发展。当前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均积极开展综合化经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6月末，已有9家设立证券公司（大多注册于香港），6家投资保险公司，11 家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20家设立金融租赁公司，4 家投资信托公司。此外还有多家银行设立期货、消费金融、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均以控股为标准）。具体看，除邮储银行外，五大国有银行综合化布局最为完备。其中建行最全面，拿下了证券、保险、基金、租赁、信托等牌照，工行、农行、中行尚缺信托牌照。股份行金融牌照的丰富程度虽弱于国有大行，但至少也有两块以上的金融牌照。除银行控股实现综合化经营之外，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也在推进金融控股集团改革，因此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的金融牌照布局不多。城商行主要拥有1-2块金融牌照，而且大多集中在租赁公司。城商行租赁子公司最近几年密集成立，比如青岛银行旗下青岛青银金融租赁公司于2017年2月成立、贵阳银行旗下贵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7月成立。相比之下，农商行基本没有综合化布局。目前来看，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子公司利润贡献尚小。以数据较为全面的五大行和招商、兴业、浦发为例，八家银行综合化经营子公司合计利润占银行总利润的比例在2%-8%之间。其中，建行最低为2%，招行最高为7.5%。从利润贡献的角度来看，融资租赁业务设立最为广泛，贡献利润占比最大，其次是证券、信托、基金。近年来，银行系保险公司资产规模扩张迅速，其利润也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对银行利润的贡献也在增加。究其原因，在于各项业务与银行主业的协同契合程度。金融租赁公司主要依靠其母公司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获取资金支持，以满足其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其本质是银行贷款业务的延伸，与银行协同无任何障碍，因此规模与业绩增长在银行子公司中占首位。证券、信托、基金业务大多借助银行的渠道、资源，缺乏深层次协作，因此发展中规中矩。保险子公司借助银行渠道实现了资产总额的迅速扩张，具有规模化效应。比如农行2012年入主嘉禾人寿并更名为农银人寿，2014年农银人寿扭亏后利润稳步增长，2016年、2017年、2018年分别实现净利润1800.43万、1.11亿、1.39亿，今年上半年达到18.57亿。整体来看，综合化经营子公司与银行的协作方式主要为渠道合作、小规模的客户介绍等，银行业综合化经营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金融混业继续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近期来看，商业银行在今年上半年陆续成立理财子公司，理财子公司与相关子公司（券商、信托、基金）的协同将进一步深化，从而进一步提升子公司对银行利润的贡献率。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5G时代，智慧金融将如何发展？各家银行纷纷表示，将继续专注于创新，不忘初心，以工匠精神，注重用户体验流程的架构；站在用户的角度看问题，不断优化、提升银行的服务场景，给用户更好的体验。中国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邢桂伟智慧金融就是利用智能技术进行金融创新，目前中行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而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运用新技术对银行全领域、全流程、全方位进行数字化重塑，打造智慧金融服务体系也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农业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杨宇红从客户的角度来说，智慧金融实际上是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而智慧金融的“智慧”，就是更懂市场、更懂客户、更懂自己。在科技的应用方面，银行的产品应当抓住两个关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客户的群体差异化体现出来。交通银行线上金融业务中心总裁袁文霞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服务层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都为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让银行以客户为中心，重塑服务流程和体验。使线上线下一体化协同经营有效落地，真正做到客户“离店不离行、离线不离行”。浦发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薛建华服务背后是强有力的平台的支撑，包括人工智能、线上线下的结合、远程的集中处理能力和整体的服务客户的能力。只有在综合实力上、在数据的积累上、在平台上，通过综合整体的整合，把服务做好，这才有可能筑起防火墙和护城河。中信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王燕数据的使用不能缺失温度，数据化让银行的服务能够更贴近客户的真实需求，在客户最需要金融服务的时候，提供最专业、最恰当的产品。有了数据，有了人工智能的算法，有了网络，我们就可以为更广泛的客户提供差别化、高质量的服务。广发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关铁军在渠道互联的背后要做的就是生态打造和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新技术的应用，例如，在销售环节、服务环节、品牌建设，实际上都是能够通过运用数据分析乃至模型、算法，为客户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情景化服务。良好的生态构建会为客户、社会和银行创造更多价值。兴业数金监事长杨忠从智慧的角度讲，我们在构建金融科技创新团队的同时，要思考如何服务企业、同业，如何建立未来的生态。我们在建立架构时，也要思考未来这些东西如何打造，如何把这些金融服务能够做得更好，在任何一类客户需要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客户身边。江苏银行零售部副总经理刘静智慧金融集中体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而人工智能带给银行的改变可以概括为“节省人工，智能服务”。智慧金融对江苏银行的改变不仅在服务端，而且体现在每个部门的规划设计、每个产品的业务流程中。宁波银行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童创贵银行进一步提升手机银行的体验，重点在于运营和经营。各家手机银行的水平都很高，基础架构、各个功能都很多，但是如何把它嵌入到生活的各个场景中去、交易的各个环节去，这是未来要考虑的事情。网商银行副行长冯亮智慧金融的关键词之一是普惠，要思考做智慧金融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普惠金融是恰恰是为了满足那些尚未被金融服务覆盖的客群，可以扩大服务覆盖面和服务效率，是智慧金融的价值所在。微众银行科技创新产品部负责人姚辉亚从服务普惠金融的视角来看，智慧金融可以用3个A、1个S来解释，第一是方便触达，第二是价格可负担，第三是良好的体验，最后一个S是商业可持续。做好智慧金融需要做好渠道、客群定位、定价、体验、平衡成本结构和风险等多个维度。同盾科技副总裁李伟东技术进步的融合是加速的，银行都在思考如何把业务部署到场景当中去。此外，在整个数字经济的大环境下，产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的程度会进一步提速。未来，5G技术对整个供应链中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来说，将会带来很大的帮助。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刘莉亚智慧金融是用大智移云的手段，让更多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以较低地成本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当普惠金融到一定程度，在客户群体如此庞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些定制化的服务。未来，在技术的支持下，可以针对客户的潜在需求设计出来定制化的产品，从而创设出更多的需求。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在智慧金融时代，用户的要求很简单，但用户体验如果不好，用户也很“残酷”，他会马上离开你而选择别人，所以银行要从敬畏市场和客户的角度去理解智慧金融。戳下方阅读原文链接看更多嘉宾精彩观点来源: 新浪财经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今年以来，中央银行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前瞻性预调微调，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既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期社会上对于货币政策的取向讨论较多，出现了“货币政策万能论”“货币政策无用论”等声音，需要正本清源，厘清观念，正确理解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什么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一种“不紧不松”的中性态势。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货币政策取向由紧到松可分为“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和“宽松”五个区间。2001年至2016年末，我国曾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一季度短暂实施过“适度从紧”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末实施过两年零一个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1年起货币政策取向开始定为“稳健”。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区间之内，根据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又可以将货币政策取向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区间，即“稳健偏从紧”“稳健中性”“稳健偏宽松”。稳健中性就是将货币政策保持在“稳健”区间内的“稳健中性”小区间。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精深的含义，《尚书》说“允执厥中”，意指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金融要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作为金融的上层建筑，也要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就是中性的涵义。因此，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货币信贷零增长才是稳健中性，更不意味着银行体系流动性零增长才是稳健中性，而是指货币信贷以及银行体系流动性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相匹配，既要支持合理的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又不能比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过多或过少。前几年，在货币政策的现实执行过程中，各方面多希望货币条件能宽松一些，一旦出现金融风险，又寄望中央银行通过增发货币来帮助处置，这都增大了货币政策操作上的难度，使得部分时段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上呈稳健略偏宽松的特征。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正式将货币政策取向调整为“稳健中性”，从2017年开始，货币政策从实际上的稳健偏宽松向稳健中性回归。从相对变化的角度看，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比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要相对紧一些，这是边际上的从紧，但从和实体经济匹配的角度看，则是稳健中性的。进入2018年，由于国内经济金融领域过去积累的突出矛盾有所显现，加上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错综复杂，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和不确定性，同时，强监管引起影子银行业务收缩，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出现回落，银行表外业务回表压力大，在这种内外部情况下，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相比，显得略微偏紧，因此中央银行采取了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在边际上有所调整，贷款增速有所回升，使得货币政策仍然维持了和实体经济相匹配的状态，既没有放水，没有紧缩，稳健货币政策保持住了中性态势。当前，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要在稳健的基础上，更加审慎、更加前瞻、更加灵活、更加中性，做到不紧不松，以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为目标，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抑泡沫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结构性货币政策不改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取向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和准备金工具灵活使用较为频繁。1月份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4月份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置换中期借贷便利（MLF），6月初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6月24日宣布定向降准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此外，还通过以下政策措施进一步改进和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限额，并从放宽申请条件、扩展抵质押品范围、加强精准聚焦、创新借用模式等方面简化优化再贷款申请考核；放宽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单户授信规模要求；改进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增加小微企业贷款考核权重等。这些货币政策操作特别是传统上被认为震动性较大的准备金工具的连续使用，引发了对货币政策取向判断的争论，有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开始放水，货币政策在转向全面宽松。事实上，今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操作并非放水，也非全面放松，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取向并未改变，不宜根据表面现象就简单地认为降准就是放水。首先，经济金融形势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旨在为经济金融健康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也应该是一个动态优化的过程，理应根据形势需要搭配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延续向好态势，但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风险等带来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突出矛盾。在国内外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进行小幅预调微调的前瞻性操作，有助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其次，货币政策灵活性适度增强，可以更好发挥“双支柱”金融调控的作用，加强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稳妥有序处置金融领域的各类风险，避免违约事件由屡发恶化为频发，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在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资本约束的背景下，存在一些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因流动性问题而出现违约的可能，若这类企业较大范围违约，引起市场恐慌，导致企业信用风险集中爆发，不仅会加剧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还可能会出现紧缩性政策效果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再次，货币政策定向精准调控，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受经济稳中向好、信贷需求旺盛等因素影响，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上升。实施定向降准可以增加银行体系资金的稳定性，优化流动性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又可以避免过度扩张，防止货币条件过于宽松导致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和固化。最后，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结构性改革和辅助解决结构性问题，既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政策操作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特色。当前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如去杠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总量政策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效果较为有限，简单的紧缩或宽松，都无法达到预想的目标，还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副作用。在总量稳健中性的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以发挥定向精准滴灌功能，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解决结构性问题，助推结构性改革取得更好效果。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体现在具体操作实践中，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体现在“数量”和“价格”两个方面。数量方面，从基础货币看，降准本身只是流动性投放方式的改变，改变基础货币的构成，即法定准备金下降，超额准备金增加，但基础货币总量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2018年5月末，基础货币余额为30.4万亿元，同比增长1.6％，比4月末减少2797亿元，比上年末减少了1.74万亿元。从货币信贷增速看，M2和贷款增速趋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速有所回落，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速与GDP增速和CPI涨幅之和之间的匹配性总体较好。2018年1-5月，广义货币M2增长8.3％，与1-4月持平，比上年全年高0.2个百分点；贷款增长12.6％，比1-4月和上年全年均低0.1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0.3％，比1-4月低0.2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低1.7个百分点。2017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分别增长8.1％和12％，前者比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之和低0.4个百分点，后者高3.5个百分点。2018年一季度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分别增长8.2％和10.5％，前者比当季GDP增速和CPI涨幅之和低0.7个百分点，后者高1.6个百分点。价格方面，从央行政策利率看，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和央行逆回购操作利率有所上行。近些年，人民银行探索构建利率走廊机制，在注重稳定短期利率的同时，在一定区间内保持利率弹性，增强利率传导效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释放政策信号，注重发挥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和中期借贷便利（MLF）作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功能。2017年以来，受国内外市场资金供需变化影响，特别是美联储加息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带动全球收益率曲线上移，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和央行逆回购操作利率在国内市场流动性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有所上行，也是稳健中性的进一步体现。从货币市场利率看，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行，5月份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72％，比4月份低9个基点，比上年12月低20个基点；质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82％，比4月份低28个基点，比上年12月低29个基点。Shibor总体有所下行。Shibor总体有所下行。6月末，隔夜Shibor为2.63％，较5月末下降20个基点，较上年末下降21个基点；1周Shibor为2.86％，较5月末下降4个基点，较上年末下降9个基点。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稳中略升，其中企业贷款利率上升幅度较小。3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6％，比上年12月上升0.2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01％，比上年12月上升0.21个百分点；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5.58％，比上年12月上升0.35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略有上升，3月加权平均利率为5.42％，比上年12月上升0.16个百分点。总的来说，无论是从数量方面还是价格方面来看，我国货币政策都体现出稳健中性的取向。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打好防范化解重点金融风险攻坚战，控制宏观杠杆率，从根本上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去杠杆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成效初显。BIS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速度显著放缓，由2012-2016年平均每年上升14.8个百分点放缓至0.4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幅由升转降，从2012-2016年平均每年上升9.3个百分点转为下降6.1个百分点。打赢防范化解重点金融风险攻坚战，要继续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要准确把握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实质，既要坚定信念，坚持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毫不动摇，避免放水思想，坚决防止大水漫灌进一步扭曲和固化结构性问题，积累更多矛盾和风险，导致去杠杆工作前功尽弃；又要在保持稳健中性取向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灵活性，根据形势动态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措施缓解结构性缺口。既要摒弃“货币政策万能论”，强调多措并举，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齐心协力打好防风险这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共同支持创新驱动，激发企业活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警惕“货币政策无用论”，破解“等靠要”思想，敢于担当，守土有责，保持战略定力，管好货币总闸门，发挥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在结构性去杠杆中的定海神针作用。守中看似简单，实则极难，中华传统文化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中庸》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说明守中之难，智慧、仁义、勇毅难能可贵，而守中之道，不仅需要勇敢，还需要智慧，更需要坚守，更需要执着，更需要忠义。“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说明坚持守中更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提出，今后3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为打好打赢防控重大风险攻坚战，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健货币政策必须保持中性，任重道远，需要坚定信念，坚守正道，坚定执行，久久为功。（作者为孙国峰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本文将刊登于《中国金融》2018年第14期）

来源：金融界网站2019年12月13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国有资产文化中心协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文创金融研究中心、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承办的以“文化金融深度融合，金融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文化金融峰会”成功举办。峰会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文创金融研究中心就《文化产业投融资报告（2020）》进行了预发布。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文创金融研究中心预发布《文化产业投融资报告（2020）》该报告对2012至2019年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情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文创金融研究中心表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树立我国文化自信的基石。实践证明，文化金融积极发挥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持作用、驱动作用和塑造作用。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是文化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直观了反映了文化产业创新驱动的方向与成果。同时，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反映了社会资本尤其是风险资本投入文化产业的情况，其变化影响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改变参与者的决策与行为，从而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影响。该报告力图兼具完整性、连续性和多维度的三个特点。首先，该报告在2018年统计局分类标准基础上，结合投融资市场分类习惯以及文化发展新趋势搭建了三套系统的分类方法，力图解决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数据统计不规范、分类不统一的问题。在同一数据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市场不同参与者的统计需求。其次，该报告对2012至2019年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数据进行了连续性的分析，展示了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增长、过热、下降、调整的阶段特点，为投融资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数据支持。最后，该报告将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分为私募股权市场、退出市场、再融资市场三个层次，从行业、地区、机构等多种维度对文化产业投融资市场进行数据分析，力图从多角度展示文化产业投融资特点，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决策依据。根据前期研究，2015至2016年是私募股权市场近8年来的投资高峰期，呈现了天使轮和A轮投资数量快速增长、估值上升较快的情况，但该批获得融资的企业在2017至2019年进入B轮的存活率有较明显的下降。私募股权市场呈现该特点说明2015至2016年在市场资金供给较多的情况下，投资机构降低了对初创企业的投资标准，呈现了初创期企业的投资泡沫。从统计局文化产业九大领域看，2012至2019年资金主要流向文化核心领域，内容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吸纳最多的资金。内容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与创意设计服务是并购与上市发生较多的领域。从文化产业十大行业看，2012至2019年资金主要流向游戏、影视、新闻信息服务与广告行业，2012至2019年游戏、影视与广告退出项目最多。从九大领域和十大行业的投融资特点看，符合文化产业的规模和发展特点，同时与2012至2019年的文化产业细分领域/行业的发展周期密切相关。文化投融资市场中，数字文化产业投融资数量与金额占比较高，总体已经在80％左右。数字文化产业核心领域的创新趋势明显，3D、VRAR、AI是主要的投资方向。数字文化产业成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新闻信息服务、影视、游戏、旅游、广告与策划、音乐与音频是主要投资赛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与广州文化产业投融资较活跃。在完成2019年全年数据统计基础上，该报告计划于2020年3月正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