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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学理论和金融实践的发展与创新其为人也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学理论和金融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金融学理论的发展是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金融学只是部门经济学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现在的金融学已完全与经济学融合在一起,成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不论是研究范畴的扩展还是研究体系和研究内容的深化,金融学都位于核心的部分。进入新时代,中国的金融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金融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课题,急需在继续解释与指导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学理论发展的两条线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与整体经济学的发展一样,是沿着两条线路进行的。一条线路是市场经济国家现代金融理论成果的引进和吸收;另一条线路是根据我国国情和改革进程进行的理论创新。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金融理论在上个世纪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50—60年代,金融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在金融学理论方面,最突出的是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代表的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在金融机构组织理论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许多进展。上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理论和应用成果不断涌现,金融工程、行为金融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预期理论、信息理论更多地引入到金融研究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风险不断暴露,金融危机暗流涌动,金融理论研究在风险管理、金融监管和国际协调等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果。总的来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西方现代经济金融理论的发展,我国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及时的跟踪研究,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借鉴吸收。更重要的,伴随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进程,在借鉴吸收西方现代经济金融理论成果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主要的是从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转轨中的理论创新。比如改革初期的“流动资金全额信贷”、财政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改贷”、信贷资金的“差额管理”,1990-1993年的清理“三角债”,1998-2001年的“债转股”,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股权分置改革”,市场机制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并轨”等理论。一系列理论的创新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现实的金融改革。从金融机构体系来看,我们从“大一统”的银行改革开始,先是通过扩大基层银行经营自主权,提高银行的经营活力,当时叫作“搞活银行”。经过设立专业银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设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分开;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把专业银行转为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把商业银行改制为上市金融机构等阶段,实现了国有金融机构的转型。与此同时,多元化的各类金融机构也先后设立,逐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性金融机构体系。从金融市场来看,我们从发行国债和企业债开始,先后建立了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为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和支持。我们从“官定利率”,经过“扩大利率浮动”和分层次逐步放开利率,已接近完成利率市场化;从“汇率双轨制”,经过“汇率并轨”和完善市场化形成机制,已实现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在转型经济理论创新发展的同时,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在金融基本理论、金融运行原理、金融宏观调控等方面,我国也取得很多新的成果,包括货币与经济增长分析框架、金融机构经营和监测指标的分析范式、金融市场的估值与投资分析体系、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监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理论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综合平衡理论,1984年黄达先生出版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系统搭建了财政、信贷、物资“三平”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后又把外汇纳入,成为“四平理论”,这是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学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方面,央行也先后创设了“央行票据”“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在金融发展方面,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受到高度重视,并通过规定一些“不低于”指标加以保证,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也同时加以强化。在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方面,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回顾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金融理论的创新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现实的金融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型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总体来看,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呼唤金融理论的不断创新随着经济转型的基本完成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比的快速提升,未来经济金融发展将会面临新的环境。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许多也是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因此,就经济金融理论研究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以引进吸收为主的阶段,创新研究将更加重要。面对更多相同的问题,中外学者将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学术碰撞。未来的经济金融发展,更加需要理论的创新。比如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球货币体系彻底与黄金脱钩以前,实物与货币的联系极为紧密,这种关系可看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两者具有自然的内在联系,因此虽有外力影响,两者的背离程度很低。在完全信用货币情况下,货币与实物的自然联系被切断,货币供应在技术上具有了无限增长的可能性。实际货币量的供应就完全取决于外在的力量,也就是取决于政府和货币当局的理性判断和把控能力。另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设计和庞大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科技成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又使货币脱离实体经济而在金融系统内自我循环成为可能。那么,在完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基础是什么,货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无一个边界,如有,这个临界点在哪里?这是一个急需探索并会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金融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支撑作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一个重要条件和结果便是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化。1978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159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0.3。2017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167.7万亿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金融机构资产总量252.4万亿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货币总量和金融机构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GDP)的比值比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高出许多。可以说,我国已经完成了经济货币化的过程。1978年,我们没有资本市场。2017年末,我国各类债券余额74.74万亿元,上市公司3485家,总股本5.37万亿股,期末市值56.71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174.6万亿元。虽然经济证券化的比重提升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总体上看,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不久也将结束。在40年的改革过程中,金融几乎释放了它的全部能量,改革前金融抑制的状态得到了根本改变。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已不可能单纯依靠金融数量的扩张来推动了。现在的金融状况是结构性供给不足和金融依赖过度并存。近年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今年还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列为三大任务之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金融总量的庞大和过度的金融依赖;另一方面来自于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不够合理、金融运行的基本规范遵守不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部分断裂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严谨细密的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持,从而推动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坚持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的市场金融体制的改革方向。经济金融研究领域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融实践做出理论上的阐释和总结,并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建立和完善能够解释和指导我国现实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现代金融理论,为金融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作者:王广谦,系中央财经大学原校长、金融学院教授)

虚实

评: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CCWE研究员)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同时提出了“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目标。其中一个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完善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最终达到让科技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的目的。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众多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便是金融——互联网支付助推了线上电子商务的发展,手机移动支付进一步提高了各类线下消费行为的便捷度,大数据征信和网络借贷拓展了小微创业者和普通个人的信贷可及度,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基金证券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极大地降低了普通家庭的理财门槛,等等。然而,在提高金融服务便捷度和普惠性的同时,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是部分新业态处于既有金融统计核算和监管体系覆盖范围之外,可能潜藏风险。二是业务模式创新导致传统的业务边界被打破,金融混业经营格局空前复杂。三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形成非对称市场势力,引发了市场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四是数据要素权属不清晰,消费者隐私保护和权益保障面临挑战。应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监管部门,乃至传统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如果说在前一个十年,由于金融科技发展处于探索初期、业务规模尚不成熟且较为有限,上述挑战尚可回避的话;那么,随着金融科技业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和业务模式日益复杂化,终将有一天参与各方都不得不直面挑战。当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持续深化理论研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引发的变革,过去十年主要表现为技术应用层面的工具性变革,还尚未深入到更为基础的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论观点告诉我们,工具变革会催生理念和理论变革,而理论变革又会反过来指导工具变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然而,认识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如果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滞后于工具创新,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制约工具创新的因素。作为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近年来在参加实地调研和学术会议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感受:当前各界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绝大多数属于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还有一些滞后。一些大型科技公司虽然纷纷成立了研究部门或研究院,但多为虚体,尚缺乏真正从事金融科技理论探索的专职研究人员,有些企业研究部门的主要职能甚至更聚焦于媒体宣传和公关。一些监管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配备还有待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专长本应是基础理论研究,遗憾的是,由于职称评审机制等因素,愿意真正投身前沿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偏少,较多的人财物被投入到短平快的跟随性实证研究之中,离真正对金融科技的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起到作用还有一定差距。当前,至少有三个重点基础理论性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其一,大数据风控模式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信贷、保险等传统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与控制,建立在一套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理论基础之上,核心是“大数定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区分,形成了包括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为主的监管框架。如果所谓的大数据风控模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数定律”这一核心理论基础,那么系统性风险就仍然存在,仍然有必要实施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反之,如果大数据风控的理论基础不再依托于以“大数定律”为核心的传统风控原理,那么监管模式也须相应调整创新。其二,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在哪里?支付业务天然带有网络型、规模经济等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正因如此,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能够依托支付网络业务,快速发展成为涵盖信贷、理财、保险等其他众多金融业务的金融集团,混业程度远远超出传统金融机构。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庞大的金融混业经营体系都是建立在支付业务基础上的,始点在于支付,主要优势也在于支付。技术进步助推的金融混业发展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提升效率,具有合理性;然而混业经营如果超过某一临界点,则可能导致对风险扩散和公平竞争的担忧。于是,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问题,就成为一个金融监管和反垄断监管中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其三,互联网用户线上行为所产生数据的产权属性如何?只有在基础理论层面明确了数据的产权属性,才有可能在金融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法律界定和机制设计,从而在创造数据的用户和记录储存数据的平台企业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收益,一方面保证用户隐私,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数据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释放。这将是未来大型科技公司监管和资产定价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保持稳健的前提下寻求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极为特殊的一个部门,金融业与诸如饮料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一般行业之间具有根本性不同。由于金融的经营对象是货币,且具有网络型和外部性,不论国有金融机构还是民营金融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政府信用的背书支持。正因如此,金融业在各个主要国家都受到严格监管。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高效稳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高低强弱,不仅取决于金融技术的发达程度,也不仅取决于金融监管的严厉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效率与稳定之间把握好平衡。需要在保持稳健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作者:冯煦明 编辑:洪晓文)

加百利

行业近半数信托公司齐聚郑州 论道信托金融理论研究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凌岩 陈玉尧2018年9月13日,百瑞安鑫·信托金融理论研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益人大会暨《信托金融学》专题研讨会在郑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信托业协会、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举办,包括中航信托、中信信托以及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在内的23家百瑞安鑫·信托金融理论研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单位有关人员共同参加本次会议。河南银监局副局长李焕亭、中国信托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常务)漆艰明、中国金融出版社副总编辑查子安、复旦大学信托研究中心主任殷醒民、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中航信托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江涛、中信信托常务副总经理王道远、山东信托副总经理贺创业出席会议,信保基金、浙金信托、粤财信托也受邀派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大河财立方-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财经全媒体平台←戳我下载中国信托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常务)漆艰明在讲话中指出,在协会提出开展信托金融理论研究倡议后的两年时间里,全行业各家信托公司和包括智库单位的有关单位从资金支持、资源对接和思想接力三个方面,为行业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助力。但与此同时,中国信托业在40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却始终面临一些尴尬和困境,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信托业缺乏金融理论基础的支撑,理论自信不足。因此,信托金融理论研究势在必然、利在长远。对于下一步的信托金融理论研究,漆艰明也提出了自己的命题建议,一是论证信托行业对宏观经济的正面作用。二是论证信托行业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防止出现乱象。三是搭建信托行业讨论业务问题的平台框架,形成良好的理论生态。资本控股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百瑞信托董事长王振京在对百瑞信托履行百瑞安鑫·信托金融理论研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职责、参与信托计划支持相关理论研究项目有关情况进行说明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金融产业发展方向,资管新政也对包括信托在内中国资管行业的规范发展提出了更明确、更严格的要求,业务转型已经是信托行业的共识。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中国信托业发展更加需要前沿信托理论的指导,开展信托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既说明设立“百瑞安鑫·信托金融理论研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具有前瞻性和必要性,也对我们开展信托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百瑞信托将在尽职尽责履行信托计划受托人职责的同时,充分依托百瑞信托博研站这一研发平台,积极参与信托基础金融理论的研究工作,与业内同仁一起整合各方资源、凝聚业内力量,共同推动信托基础理论研究水平的持续提升,为中国信托业的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百瑞安鑫·信托金融理论研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理事会理事长、中航信托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表理事会向与会受益人单位代表汇报了近两年来信托计划支持开展信托金融理论研究的工作进展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姚江涛指出,两年来,在信托计划支持下的各项信托金融理论研究工作得到务实开展,不仅建立了常态化的研究工作机制、组织编纂了系列信托理论研究丛书、开展了研究框架构想论文征集活动,而且如期启动了金融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与高校合作,开设了信托理论与务实的特色课程。姚江涛同时阐述了下一步信托金融理论研究的工作计划,包括继续编纂出版信托理论研究的丛书和组织编写信托金融学的教程,以及开发面向高校学生的信托课程体系等。本次会议中还举行了信托金融理论研究丛书首批两本书《美国信托监管指引:资产管理》和《日本信托银行年报与信托税制》的发布仪式,向与会受益人代表报告了信托计划支持研究工作开展情况和信托计划收支情况,审议通过了《信托金融学》编写与出版工作议案,并组织各参会单位人员围绕信托理论研究开展,就如何在百瑞安鑫·信托金融理论研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提供资金资助和全行业信托公司及各智库单位的共同参与下,推动行业理论研究水平的持续提升,更好助力行业回归本源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中,大家围绕信托理论研究开展和《信托金融学》理论框架目录,从信托理论研究方向、信托行业发展规律、信托学术理论框架搭建以及具体的内容编辑等方面建言献策、各抒己见,不仅为《信托金融学》这本高水平信托金融理论教科书的顺利编写、出版提供了内容和机制保障,也为全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参考方向。为集行业之力共同推进信托基础理论研究,百瑞安鑫信托金融理论研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中国信托业协会牵头26家信托公司和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7月25共同发起设立,期限10年,成立规模2,550万元,后期加入600万元信托资金,现存续实收信托规模3,150万元,本信托计划由百瑞信托作为受托人对信托资金进行专业管理,信托收益主要用于支持行业理论研究开展相关工作。截至2018年8月底,本信托计划用于投资的信托资金为3,476万元,已累计实现投资收益443.60万元,其中26.9万元已经根据信托文件约定和理事会指令用于具体的金融理论研究项目,相继支持了包括开展“信托金融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构想”主题征文,开设“信托理论与实务”特色课程等在内的一系列信托知识传播及基础理论研究活动,为提升信托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扩大信托行业社会认知和影响起到了良好推动作用。本次会议上发布的《美国信托监管指引:资产管理》《日本信托银行年报与信托税制》两本信托译著,即为该信托计划支持的信托研究专题项目“信托金融研究丛书”的开山之作。End

老聃之役

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

原标题: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CCWE研究员)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同时提出了“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目标。其中一个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完善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最终达到让科技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的目的。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众多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便是金融——互联网支付助推了线上电子商务的发展,手机移动支付进一步提高了各类线下消费行为的便捷度,大数据征信和网络借贷拓展了小微创业者和普通个人的信贷可及度,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基金证券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极大地降低了普通家庭的理财门槛,等等。然而,在提高金融服务便捷度和普惠性的同时,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是部分新业态处于既有金融统计核算和监管体系覆盖范围之外,可能潜藏风险。二是业务模式创新导致传统的业务边界被打破,金融混业经营格局空前复杂。三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形成非对称市场势力,引发了市场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四是数据要素权属不清晰,消费者隐私保护和权益保障面临挑战。应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监管部门,乃至传统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如果说在前一个十年,由于金融科技发展处于探索初期、业务规模尚不成熟且较为有限,上述挑战尚可回避的话;那么,随着金融科技业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和业务模式日益复杂化,终将有一天参与各方都不得不直面挑战。当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持续深化理论研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引发的变革,过去十年主要表现为技术应用层面的工具性变革,还尚未深入到更为基础的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论观点告诉我们,工具变革会催生理念和理论变革,而理论变革又会反过来指导工具变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然而,认识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如果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滞后于工具创新,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制约工具创新的因素。作为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近年来在参加实地调研和学术会议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感受:当前各界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绝大多数属于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还有一些滞后。一些大型科技公司虽然纷纷成立了研究部门或研究院,但多为虚体,尚缺乏真正从事金融科技理论探索的专职研究人员,有些企业研究部门的主要职能甚至更聚焦于媒体宣传和公关。一些监管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配备还有待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专长本应是基础理论研究,遗憾的是,由于职称评审机制等因素,愿意真正投身前沿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偏少,较多的人财物被投入到短平快的跟随性实证研究之中,离真正对金融科技的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起到作用还有一定差距。当前,至少有三个重点基础理论性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其一,大数据风控模式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信贷、保险等传统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与控制,建立在一套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理论基础之上,核心是“大数定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区分,形成了包括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为主的监管框架。如果所谓的大数据风控模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数定律”这一核心理论基础,那么系统性风险就仍然存在,仍然有必要实施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反之,如果大数据风控的理论基础不再依托于以“大数定律”为核心的传统风控原理,那么监管模式也须相应调整创新。其二,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在哪里?支付业务天然带有网络型、规模经济等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正因如此,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能够依托支付网络业务,快速发展成为涵盖信贷、理财、保险等其他众多金融业务的金融集团,混业程度远远超出传统金融机构。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庞大的金融混业经营体系都是建立在支付业务基础上的,始点在于支付,主要优势也在于支付。技术进步助推的金融混业发展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提升效率,具有合理性;然而混业经营如果超过某一临界点,则可能导致对风险扩散和公平竞争的担忧。于是,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问题,就成为一个金融监管和反垄断监管中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其三,互联网用户线上行为所产生数据的产权属性如何?只有在基础理论层面明确了数据的产权属性,才有可能在金融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法律界定和机制设计,从而在创造数据的用户和记录储存数据的平台企业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收益,一方面保证用户隐私,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数据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释放。这将是未来大型科技公司监管和资产定价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保持稳健的前提下寻求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极为特殊的一个部门,金融业与诸如饮料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一般行业之间具有根本性不同。由于金融的经营对象是货币,且具有网络型和外部性,不论国有金融机构还是民营金融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政府信用的背书支持。正因如此,金融业在各个主要国家都受到严格监管。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高效稳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高低强弱,不仅取决于金融技术的发达程度,也不仅取决于金融监管的严厉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效率与稳定之间把握好平衡。需要在保持稳健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作者:冯煦明 编辑:洪晓文)

管仲有病

评论: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 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评论丨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也需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CCWE研究员)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同时提出了“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目标。其中一个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完善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最终达到让科技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的目的。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众多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便是金融——互联网支付助推了线上电子商务的发展,手机移动支付进一步提高了各类线下消费行为的便捷度,大数据征信和网络借贷拓展了小微创业者和普通个人的信贷可及度,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基金证券信托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极大地降低了普通家庭的理财门槛,等等。然而,在提高金融服务便捷度和普惠性的同时,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是部分新业态处于既有金融统计核算和监管体系覆盖范围之外,可能潜藏风险。二是业务模式创新导致传统的业务边界被打破,金融混业经营格局空前复杂。三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形成非对称市场势力,引发了市场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四是数据要素权属不清晰,消费者隐私保护和权益保障面临挑战。应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监管部门,乃至传统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如果说在前一个十年,由于金融科技发展处于探索初期、业务规模尚不成熟且较为有限,上述挑战尚可回避的话;那么,随着金融科技业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和业务模式日益复杂化,终将有一天参与各方都不得不直面挑战。当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引发的变革,过去十年主要表现为技术应用层面的工具性变革,还尚未深入到更为基础的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论观点告诉我们,工具变革会催生理念和理论变革,而理论变革又会反过来指导工具变革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事物运行的基本规律。然而,认识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如果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滞后于工具创新,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制约工具创新的因素。作为从事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学者,笔者近年来在参加实地调研和学术会议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感受:当前各界对于金融科技的研究绝大多数属于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还有一些滞后。一些大型科技公司虽然纷纷成立了研究部门或研究院,但多为虚体,尚缺乏真正从事金融科技理论探索的专职研究人员,有些企业研究部门的主要职能甚至更聚焦于媒体宣传和公关。一些监管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配备还有待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专长本应是基础理论研究,遗憾的是,由于职称评审机制等因素,愿意真正投身前沿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偏少,较多的人财物被投入到短平快的跟随性实证研究之中,离真正对金融科技的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起到作用还有一定差距。当前,至少有三个重点基础理论性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其一,大数据风控模式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信贷、保险等传统金融业务的风险管理与控制,建立在一套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理论基础之上,核心是“大数定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区分,形成了包括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为主的监管框架。如果所谓的大数据风控模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数定律”这一核心理论基础,那么系统性风险就仍然存在,仍然有必要实施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反之,如果大数据风控的理论基础不再依托于以“大数定律”为核心的传统风控原理,那么监管模式也须相应调整创新。其二,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在哪里?支付业务天然带有网络型、规模经济等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正因如此,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能够依托支付网络业务,快速发展成为涵盖信贷、理财、保险等其他众多金融业务的金融集团,混业程度远远超出传统金融机构。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庞大的金融混业经营体系都是建立在支付业务基础上的,始点在于支付,主要优势也在于支付。技术进步助推的金融混业发展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提升效率,具有合理性;然而混业经营如果超过某一临界点,则可能导致对风险扩散和公平竞争的担忧。于是,支付业务与非支付业务混业经营的最优边界问题,就成为一个金融监管和反垄断监管中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其三,互联网用户线上行为所产生数据的产权属性如何?只有在基础理论层面明确了数据的产权属性,才有可能在金融业务实践和监管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法律界定和机制设计,从而在创造数据的用户和记录储存数据的平台企业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收益,一方面保证用户隐私,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数据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释放。这将是未来大型科技公司监管和资产定价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极为特殊的一个部门,金融业与诸如饮料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一般行业之间具有根本性不同。由于金融的经营对象是货币,且具有网络型和外部性,不论国有金融机构还是民营金融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政府信用的背书支持。正因如此,金融业在各个主要国家都受到严格监管。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高效稳健,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高低强弱,不仅取决于金融技术的发达程度,也不仅取决于金融监管的严厉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效率与稳定之间把握好平衡。需要在保持稳健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

从其强梁

现代金融理论之父:新手别学巴菲特(附最新采访全文)

来源:Wind资讯在金融市场领域,有效市场假说提出者、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ugene F. Fama ,是少数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近期,Eugene F. Fama 接受了The Market的采访,全面阐述了他对当前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的看法。以下是采访内容(译文有删减):The Market:Fama 教授,市场有效假说在人们投资方式变化过程中也进化了,当你看到今年市场的狂野波动时会想到什么?Eugene F. Fama:市场似乎很好。即使经济深陷泥潭,市场还能撑的住。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市场的前瞻性:即它回顾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它表明未来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糟糕。The Market:你认为市场的预设是正确的吗?Eugene F. Fama:如果我能预测未来,我就不会只当个教授啦。The Market:尽管如此,我们见证到市场在2-3月大跌,几个月里实现了从1929年到1999年那样的市场跨越度,市场处于泡沫的几率有多大?Eugene F. Fama:泡沫是事后看到的东西,是马后炮。人们不会事先确认泡沫。当然,你也可以看看价格表现,你可以找到价格过高的情况。但是当你回溯市场历史时,得出结论称“股票跌了很多,那应该是泡沫”,那便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当时,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泡沫。The Market:有时也有明显的过度迹象,就像90年代末互联网的最后阶段。Eugene F. Fama:那我们就来回想一下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还没有下坠之前的时光吧。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96年发表了著名的“非理性繁荣”演讲,称市场估值过高。即使在2000年美股崩盘之后,市场也从未回到他发表上述讲话时的水平。所以,你觉得这个预测怎么样?The Market:那就没有识别泡沫的方法了吗?Eugene F. Fama: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有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教授,把很多农产品价格点状图带进教师休息室,让人们辨认泡沫。当然,人们看到了价格起伏,所有人都确认了泡沫存在。然后,这位教授告诉他们,这些数字都是他随机抽取的。这可以说明,人们在鉴别泡沫方面能力如何。The Market:那么,你如何看待专注于心理学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和质疑市场效率的行为金融学?Eugene F. Fama:我想说的是,两种理论在事实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解读上有分歧。在我看来,行为金融学是不存在的,本质上,这只是对有效市场论的批评。行为金融学没有自己的理论,因此使我成为行为金融学中最重要的人。没有我(有效市场假说),他们没有任何人(理论)可以反对。所以,我认为,行为金融学只是有效市场论的一个分支。The Market:但是一些因素,比如情绪、从众心理和周期等,一点都不重要吗?Eugene F. Fama:体验和行为在经济学中很重要,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你需要把这些转化成一些可以测试的东西。我们可以抓取数据然后测试它,向前看而不是回头。这就是我对这些的回应,它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有效经济学理论。The Market:然而,我们经常看到,投资者常常混淆外观相似的股票代码和公司名称,从而导致股价荒谬波动。Eugene F. Fama:这种错误,你是可以去确认的。投资者搞混名称很常见,但是结果只是导致短期的价格波动,而且是较小的且快速消失的价格波动。我没有说过,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但是在我提出的问题下,都是有效的。模型不会100%真实,如果完全真实,我们会称之为现实,而不是模型。但就几乎所有的目的而言,市场有效理论是一个非常好的近似值。更进一步讲,几乎所有投资者都应该将市场视为自己投资决策的有效工具,如果他们这样做,从长远看他们的境况会更好。The Market:不过,我们看到了一些难以合理解释的奇怪事情,比如负油价,比如苹果公司的信用利差爆炸式增长,这是理性市场行为方式吗?Eugene F. Fama:只看个例是不明智的,因为每个个例都是不同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这些事情,也不参与到单个公司业务的评估中。但是油价暂短下跌的事实,是告诉你所有的仓库都储满了石油,因此人们不再购买石油,因为没有地方存放。负油价并没有持续很久,但它表明,一旦开始石油生产,无论发生什么,生产不会停止。这也说明,商品的价格可以转负,而有储存能力的人会在那个时间点上挣到钱。The Market:你曾想到过会见证负油价吗?Eugene F. Fama: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从未想到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就是发生了,比如欧洲多个国家都出现负利率。The Market:负利率已让整个金融市场天翻地覆了。在债券收益率低于零的情况下,市场功能还能有效发挥吗?Eugene F. Fama:负利率是告诉你,储存现金也需要成本,这是负利率出现的原因,最常见的是短期债券。另一个选项是直接持有现金,但是持有现金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意味着需要接受持有现金成本的约束。如果你有数亿美元,你可能不想全部以现金的方式持有。The Market:负利率的最根本后果是什么?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又是怎样的?Eugene F. Fama:我不认为负利率会影响实体经济,但是对于金融系统来说是一个问题。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开始对其储备支付利率,但是当时货币是没有利率的,而且流通货币和美联储储备之间是可以交易的。所以,依据经典的货币理论,真是搞不清楚当时决定通胀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储备不再是货币,因为需要支付利息,美联储失却对存量货币的控制权,简单讲就是不能控制货币供应。或者更直白的说,通胀完全超出了央行(美联储)的掌控范围。The Market:在未来几个月,市场预期美联储会承诺抬高通胀,如果通胀真的回升,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Eugene F. Fama: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通胀和投资回报就是一个棘手的话题。原则上,通胀对长期利率产生影响,但是通胀短期对股市产生的影响并不能明确界定,因为市场波动太大了。因此,我们并不知道通胀究竟会怎样影响市场,这取决于通胀对实际行为的影响。但是,稳定的通胀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当通胀不稳定的时候就棘手了。The Market:不仅是美联储,全球央行都前所未有的对金融系统释放流动性,这需要担心吗?Eugene F. Fama:坦白讲,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事实上,央行们什么也没做。它们发行一种形式的债券来购买另一种形式的债券。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一样,是信奉莫迪利亚尼-米勒的人,你会认为这是一种中立行为。发行短期债券去购买长期债券,或者相反,这不是什么能产生真正效果的事情。(Wind注:莫迪利亚尼-米勒定律是美籍意大利学者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F.)和美国数学家米勒(Miller,M.)的一篇论文,核心观点是:在理想市场条件下,公司的财务政策不会影响公司的价值)The Market:但是,金融市场似乎非常喜欢央行的这种行为。至少标普500指数的走势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走势保持正相关性。Eugene F. Fama:每一天,我们都听到关于股票价格走势的故事,每天的故事还不重样。但基本上,资本故事都是在事实发生之后润色的。当我们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市场,我们没有见到美联储的行动对实际行为、股价或者其他产生巨大影响。我过去经常说,央行的业务就像娱乐,没有实质影响。The Market:但这种“免费资金”对借贷的影响如何?创记录的企业债和政府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吗?Eugene F. Fama:这是真正困扰我的事情。目前还没有达到一个极限值,但总有一天会的。到时候,人们会质疑政府债到底是不是无风险的。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债务也在累积。在美国,减税和财政赤字在经济景气时期同时发生,这些债务拿什么还?政府债只能通过未来的税收来偿还,那么实质上并未降税。现在降税,未来要提高税率才能偿还债务。所以我担心,投资者会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如此多的债务,现在政府债务增加迅速,因为今年有疫情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在经济景气的年份,这是可以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市场什么时候认为“债务”太多了。The Market:近些年来,我们见证了被动投资的蓬勃发展。跟踪指数的投资方法和爆发性发展的ETF,如何影响股票和债券的估值呢?Eugene F. Fama: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说,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被动投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主动投资的基金经理收取高额费用后能够产生超额收益。后来,被动投资兴起了。当然,市场不能是100%的被动投资,因为还需要有人决定价格。The Market:ETF不是在破坏市场的价格发现吗?原则上,它们只是机械的买进股票,不关心价格或者估值的。Eugene F. Fama:ETF 当然不关心股票价格,但是买ETF的人会注意这一点。关键问题是,当你选择被动投资的时候,谁被市场淘汰了?是好的主动投资基金经理还是差的主动基金经理?如果淘汰的是不好的基金经理,那么选择被动投资是让市场变得更有效率,反之会让市场效率降低。总体来讲,好的基金经理凤毛麟角。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从过去50年的历史来看,很难找到一直战胜市场的人。The Market:巴菲特对于新手的借鉴意义如何?Eugene F. Fama: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如何选出巴菲特作为标杆的。你选择他,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他过去做的不错。现在,我对100000名投资者说,大家做投资30年,然后选出优胜者。这相当于扔了无数次骰子,即使他们中间没有特别突出和特别糟糕的投资者,也会因为运气的成分让很多投资者做得好,有很多投资者表现糟糕。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这也会产生一个大赢家,这全是运气使然。换句话说,总会有特别好的结果和特别差的表现,但是你不能很明确的区分谁是因为运气,谁是技术高明。The Market:所以你是说,巴菲特只是因为运气好?Eugene F. Fama:事后挑赢家,是难以判断的。如果是50年前,你看到他就确定,他就是战胜市场的人。那么,我相信你是能够辨别什么人是投资天才。但是,你不可能在50年前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统计概率的问题。The Market:另一个担忧是,市场集中度前所未有的高。美股市场上,五大科技股占标普500指数20%的权重,这对市场的有效性有什么影响?Eugene F. Fama:在过去,50家最大的公司市值占整个市场50%的市值的情况经常出现。现在我们经历了科技革命,结果是有五六家公司成为大赢家,获得万亿市值。他们在市场上是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但是他们是通过创新,而不是通过其他非法途径达成这样的目标。所以,我不认为这是负面的,这些都是新业务,为社会提供前所未有服务的新业务。The Market:另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采用基于算法的高频投资,那会影响金融市场的功能发挥吗?Eugene F. Fama:这在最近15年来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没有人确切知道高频交易对价格的影响。我的一位同事对此作了很多的研究,他认为,交易速度降低至十分之一秒,高频交易者的优势就没有了。我不认为,高频交易会有什么问题。The Market:价值股已经在过去十年表现不如成长股,价值投资已死吗?Eugene F. Fama:这谁知道呢!问题是,不能从十年间的数据就做出判断。我们不知道过去十年是不是统计上的小波动,因为回报方差实在太大了。我与Ken French 教授近期发布的论文了“价值溢价”。我们回溯了最近28年的市场,并与之前的28年作比较,无法判断预期收益是否发生了变化,溢价是否为零或者等于其历史价值。波动性太高了,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答案。而且,价值投资在美国表现不好,但在国际市场上并非如此。The Market: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Eugene F. Fama:资产定价面临的挑战,是提出正确的风险维度,以及他们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我从事该方面的研究以来,这一直是一个挑战。每隔二十年就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有时候这些方法有效,有时候又不起作用。问题是,我们总是深陷市场波动之中,因此很难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The Market:究竟是什么风险?Eugene F. Fama:我们已经确定了五个潜在维度的风险:股票相对债券、小盘股相对大盘股、成长股相对价值股、高收益股相对低盈利股,所有这些似乎都捕捉到了回报率的一些变化,但这种分类是否正确还很难说。The Market:投资者能从学到什么?比如,我们能说小盘股理论上能够长期跑赢大盘股吗?Eugene F. Fama:当你深陷波动,这是很难判断的。比如,一月效应指的是今年一月份出现小盘股溢价,这是事后发现的。而一旦被确认,就不存在了。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所谓的价值溢价、规模溢价、盈利溢价或者投资溢价是否也是暂时性的。如果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人们不会关心它,因此会消失。如果存在套利机会,并产生预期回报,人们会抬高或者降低相关资产的价格,这些现象也会消失。The Market:作为一个投资者,现在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Eugene F. Fama:我们现在所正在经历的一切是完全反常规的。回顾历史,人类也曾经历疾病大流行,但从未采取现在的严格隔离措施。所以,我们不知道特效药和疫苗出现之后,人们会怎么反应,消费者会出现什么行为。每个人都想知道,经济是不是会V型反转,但是没有人有答案。因为当疫情结束,人们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The Market:在现在的环境下,你对投资者有什么建议?Eugene F. Fama:我不提供投资建议。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说,你愿意承担多少风险,然后决定投入多少资金到股市和债券。另外,远离对冲基金,它们会让你快速的亏掉很多钱。

口中有珠

聚焦政信金融理论 探索富国富民金矿——政信金融研究论坛在广东成功举办

南方网讯(记者/黄绮铌 通讯员/张润东、彭嘉欣)11月29日,由中国政信研究院、政信产业联盟和广东省信用研究会联合政信投资集团、政达投资等举办的“政信金融研究论坛暨新书发布会?政信富国行,新时代金矿主题巡讲”活动在广东大厦成功举办。本次论坛暨《新共赢生态》和《新时代金矿》政信金融理论著作发布会的成功举行,得到了广东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以及广大参会代表的普遍赞誉。论坛活动围绕“新时代财富热潮”话题,特邀中国政信研究院、广东省信用研究会、政信产业联盟及多位政信金融行业领域的知名人士、行业大咖作为会议嘉宾,共同探讨政信金融行业发展和投资热点问题,为参会代表、媒体朋友以及读者献上了一场盛大的财富思想盛筵。政信不仅是中国古人的财富智慧,也是西方国家和名门望族崛起的金钥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以传承政信文化基因来调动全民积极性,以国家发展惠及亿万民众。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危机和机会并存。在内外双循环战略的新格局下,市场对政信金融的需求非常旺盛。全球范围的成功实践已经表明,政信金融有助于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效率,促进长远规范与可持续发展。政信投资集团副总裁、政达投资总裁董峰发表主题演讲本次政信金融研究论坛汇聚多位行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深入探讨政信金融发展的理论与热点问题,引领了行业发展新趋势,为行业发展问题建言献策。广东省信用研究会领导发表了《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研究探讨》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政府信用体系的建设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并围绕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则、指导思想、构建措施等进行了详细阐述,为我国政府信用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政信投资集团副总裁、政达投资总裁发表了《政信金融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的主题演讲。他指出,政信金融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发挥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作为政信产业联盟发起方,他表示,政信产业联盟将积极汇聚从事政信产业为核心要素的地方政府、投资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学术研究机构、行业知名企业等,为政信产业发展提供助力和支持,为城市探索新发展机遇,创造区域协同发展的新生产力平台。在圆桌论坛环节,主持人对话中国政信研究院、广东省信用研究会、政信产业联盟代表,围绕“政信金融产业发展“进行了探讨,并与现场媒体朋友、读者互动,展示新时代财富发展的新视角。中国政信研究院专家指出,政信金融投资就是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基础配置功能有效整合的一种共赢生态。政信金融共赢生态的参与方是政府、企业和普通百姓,指导企业和普通百姓如何借力政府平台实现财富资源的效能最大化,为新时期地方政府提供利国利民的解决方案。广东省信用研究会代表表示,展望未来,政信金融将成为未来投资者实现“与国共赢”的重要渠道。广东省信用研究会副会长李治国律师发表主旨演讲在新书发布会环节,中国政信研究院专家对《新时代金矿》一书的创作历程和主要内容进行解读。他认为,《新时代金矿:政信金融投资指南(二)》作为政信领域的专著,对政信金融这个经济细分领域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据了解,《新时代金矿:政信金融投资指南(二)》是国内第二本讲述政信金融的书籍,是对政信金融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本书的编委会阵容强大,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教授担任总顾问,中国证监会首批成员、资深证券金融专家何晓宇及中国政信研究院专家历时近两年完成撰稿,力求以最全面的角度阐释政信金融的发展历时及未来态势。 发布会最后,政信研究院专家为到场读者们进行签书留念。专家表示,希望各级政府、科研院所、高校、金融机构、投资人等能够研读本书,并提出建议,指导指正。接下来,《新时代金矿:政信金融投资指南(二)》新书全国路演将陆续在各地展开,希望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政信投资,帮助投资人更好地甄别优质的政信投资产品,共同推动中国政信事业的蓬勃发展。

马孔多

陆磊:金融科技对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运行带来冲击与挑战

金融科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但同时对现有监管方式形成挑战和冲击。“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如何把困难想得更充分,改革更到位一点,使得我们的金融科技运行更健康一点。”7月8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阐述了金融科技带来的监管挑战和思考。以下为陆磊现场分享的主要内容:一、必须认识到什么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以及它带来的金融创新。根据FSB的定义,所谓金融科技,就是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金融创新。具体而言,它涉及到大数据的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提升了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同时降低了交易成本。“高壁垒”的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服务提供,这些都是增加交易成本的。于是创新主要在支付创新,更多采用直接融资,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以及投资管理功能的类别,原本靠人,未来可能靠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投顾。从技术路线看,呈现在两个方向:一、由于技术冲击对传统金融构成了改造,所以传统金融呈现了线上化;二、另外一些科技企业原本不是做金融的,现在进入了金融领域。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态势。当前,全球有超过4千家的金融科技公司,北美地区的占比超过50%,其中支付、借贷和众筹、数据分析是最主要的子领域。2016年,中国科技交易的金额达到1.08万亿,居世界第一,第二位是美国,1.02万亿。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我们中国的发展是世界最快的。而这种快一定会带来格局上的变化,体现在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因此,当前的共识是,无论我们是否喜欢,科技与金融的高度融合,或是金融科技能力的发展,已经深度渗透到整个金融行业中。就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我觉得值得回顾一下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同志2017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银行业或金融业的3.0时代已经到来——银行业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依托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服务方式和流程,整合传统服务资源,联动线上线下优势,从外向内升级,提升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看到,当前BATJ跟四大银行形成了战略结盟(工行跟京东,建行跟蚂蚁,农行跟百度,中行跟腾讯),他们的特点都是在提升效率、数据精准性、服务便捷性三个基本的层面进行相应的展开。科技也渗透到跨境金融领域——主要是跨境电商、跨境金融科技、区块链。其中跨境金融科技主要是指非银行的跨境支付与经纪业务,移动跨境支付和智能投顾等领域,其中跨境电商是当前跨境金融科技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消费者目前可以在境外28个国家/地区使用第三方支付,其中支付宝28个国家,财付通15个国家。区块链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形成了金联盟,中国分布式总账基础协议联盟和中国区块链研究联盟在内的三大联盟。二、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运行的冲击与挑战。一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1、金融中介之所以存在,基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个基本理论认识,这是金融中介存在的基础。如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使信息不对称性大幅度降低,那么,是金融中介演化为信息中介,还是信息中介天然具备金融中介的性质?抑或是两者的彼此接近乃至融合?2、效率市场理论。我们搞金融市场都比较认同市场假说,也就是说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包含了交易主体所能找到的所有信息。但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信息的提供者是谁?有没有可能被滥用、误导?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非常清晰地看到,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会出现钱荒和资产荒,一致性预期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会快速形成,并消散,或是逆向变化。这跟信息提供者有关。3、法定货币理论。在数字货币时代,基础货币的发行依据、广义货币的创造与货币乘数、货币周转速度的度量都有可能发生演变,这将对传统的货币需求或供给理论构成新的认识论冲击。二是金融科技发展推动的新业态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冲击。1、金融脱媒。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从上一轮创新中的直接融资演变为收益更薄、垄断性更强的数据集中性中介。谁拥有更多数据,谁就会成为中介、垄断者。因为数据的天然集中性,导致了它可以被更有效地应用。一些货币市场基金快速发展,并短期内迅速超过了原本以零售业务为主的银行的储蓄存款。2、对金融市场运行的挑战。在交易层面,技术发展推动了一般金融业务的表外化,也催生了新型金融业态,这就会挑战现有的金融保障机制的充分性。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某某平台又爆了,请问,谁作为最后贷款人?用什么方式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对于传统银行,解决这些问题具有成熟的机制,比如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但是,对表外业务和金融新业态而言,其法律关系不同于资产负债业务,风险很容易从金融机构扩散到了公众。在市场层面,数据集中催生事实上的金融业跨行业跨市场经营。数据集中是信息社会的基本趋势,而数据集中必然导致客户集中,自然形成信息资源拥有者全方位为客户提供服务,这会导致原本各子行业之间的防火墙被击穿,所以股权、债权、货币汇兑等不同的市场很容易被信息中介打通。虽然跨市场交易会带来效率,但也很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在清算层面,一致性预期很容易造成金融市场高频波动。近几年来,金融市场的一个典型事实是所谓资产荒和钱荒的高频波动。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某个时点,大家的想法高度一致。为什么?因为大家得到的都是大数据,分析的结果都一样。比如一致性看空或看高美元,反之看空或看高欧元,诸如此类的现象,虽然体现了效率市场,但高频波动的极端情形是单边预期导致的交易崩溃,这就会导致流动性的瞬间耗尽。因此是不是应该有中央对手方?是谁?怎么提供?这一定会成为清算层面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在跨境层面,金融科技也对监管的有效性构成挑战。比如,在全口径的跨境收支业务层面,现行的外汇指令银行系统是办理跨境收支业务的中间枢纽,主要负责对跨境收支的真实性、合规性等合理要素进行审核,同时是外汇管理数据采集的关键环节,报送的数据种类和量均以外汇制定银行为主,对目前的监管体系构成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可以想象,如果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很轻松地绕开银行,实现资金跨境流转。2017年6月美国公司Circle宣布推出免手续费的跨境转账业务,将服务使用区块链底层技术,允许用户实时相互转账,弱化甚至消除了银行在跨境收支中的中介作用,统计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面临挑战。与此同时,数字货币洗钱是潜在威胁——用各种token、虚拟币作为中介,先将汇款人所在地的法币转为代币,再在收款端将代币转为收款人所在地的法定货币,事实上完成了跨境支付。三、金融监管从传统走向科技与监管的融合如上所述,金融科技的兴起和发展在多维度对我们原本视为“圣经”的金融运行与监管的基本规则构成挑战,既然发展是必然趋势,那么如何更新规则和管理就构成了监管部门面临的全新课题。一是为什么需要监管。当前,金融科技领域的确存在一些无序发展的行业现象和监管真空的管理问题。一些伪平台,由于缺乏监管,风险把控丧失,多起风险事件发生,比如跑路,集资诈骗等等。所以,我们需要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从现有的平台看,目前在5000多家P2P平台中有3000多家停业,正常运营平台只有10%左右是有证经营。针对这样的现象,“补短板、填真空”就成为了管理层面一直努力的方向。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消除监管短板,填补监管真空。在此,我列了一个时间轴——从2014年3月-2018年4月,从最早的第三方支付到现在的互联网资管和线上外汇交易,都在不断地更新监管规则,规范市场运行。二是发达金融市场的管理实践的先进经验可资参考借鉴。在美国,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比较严格,主要特征是功能监管,即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采用何种技术,均能按实质重于形式的方式看你做什么业务,并进而归类为相应的金融监管。特别是2016年所发布的CFPB创新细则,以金融科技促进消费者有利的金融创新。在英国,特征是集中适度监管,一方面立法明确监管职责,另一方面发起项目革新和监管沙盒,金融科技监管相对比较先进。三是作为金融科技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如何抓住监管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我们来说,更加有力有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主要矛盾,金融基础设施的更新完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监管原则如果说要有短板,就只在消费者保护,因为只要金融业务呈现表外化趋势,消费者保护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只要机构稳健则老百姓稳健安全”的基本逻辑逐步弱化。那么,如何保护消费者?只有推动监管科技发展,关注金融基础设施,推进业务办理电子化,监管者要做到实时了解信息,利用监管科技与金融科技搭建新的交流基础和对话平台,为反洗钱、反欺诈提供数据交流。同时,必须建立中央对手方运行系统,确保一致性预期下的最终流动性供给。在跨境金融监管上,外汇局正在推进“数字外管”建设,以此形成大数据实时监测和管理平台。总体看,着眼未来,金融科技监管应坚持以下基本方向:一是在政策目标上,应该培养积极的服务创新和创业,应该促进安全、可负担、公平的资本获得,保证创业者、小型企业和家庭能安全、可持续地获得金融资源,强化普惠金融和财务健康性,妥善处理金融稳定问题。二是金融科技的监管原则,应该广泛思考如何构建面向数字时代的金融生态系统,传统机构和新业态都应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按一个产业链或按竞争关系和谐并存,良性互动,更高效地服务实体经济。三是必须时时处处把消费者保护放到首位。消费者保护是现在的短板,要使消费者保护成为金融科技产品设计和管理流程中天然的DNA,促进安全包容性和金融健康,安全做好金融系统的接入,拓展优质信用贷款渠道,为消费者管理财富提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支撑。监管者必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在未来,我们还应该在法律层面甚至社会伦理层面深入研究探讨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和社会运行带来的冲击,以此改革完善各层面游戏规则。>

女巡按

邱勇:推动金融理论与实践创新 为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为主题的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25—26日在京召开。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此间表示,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如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金融界必须回答的问题。愿秉持改革和开放的精神与来自学界业界的中外嘉宾深入探讨和真诚分享,共同推动金融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和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共同增添新的思想动力。他说,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金融业服务水平、竞争能力和营商环境大幅提升,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金融也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如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金融界必须回答的问题。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升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邱勇表示。邱勇说,清华大学高度重视金融学科的发展。2012年3月29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拥有三十年孕育金融英才光荣历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五道口金融学院融汇清华百年文化和学术优势,传承沟通业界、引领实践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积极开展服务中国和世界的高水平研究,做中国金融业和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本文源自新华网

拿命来

西沐:艺术金融理论与教学实践体系已逐步建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4月23日讯 近日,随着《中国艺术金融教程》与《中国艺术金融教学案例》两本前沿性著作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代表着艺术金融理论与教学实践体系的建构已浮出水面,标志着这一体系已经得到了逐步建构,可以说是艺术金融理论与教学实践体系建设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据两本书的作者西沐先生介绍,对艺术金融的相关理论研究是源自艺术品投融资市场的研究与探索,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而对艺术金融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的标志是2006年开始系统研究并提出策划申报,由原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2007年立项并完成研究的《中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化研究》课题,相应的报告作为《文化部艺术品市场白皮书: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08)》的重要内容公开出版发行(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可以说开启了我国艺术金融系统化深入研究的先河,“因为这是国内外首个系统的关于艺术金融的年度研究报告。”“2008年申报的文化部《中国艺术品资本市场培育与支撑体系研究》课题,2009年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列为文化创新研究项目及之后随之立项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征信体系及其建设研究》,其研究成果由文化部鉴定验收后,出版了《中国艺术品资本市场概论》《中国艺术品市场征信研究》(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等书,可以说揭开了中国艺术金融在国家平台上专业化研究的大幕。”西沐说,“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些历史节点中,我作为主要的参与者,承担了相关课题的主持人,亲历了中国艺术金融从初创到不断发展的全部过程。”西沐认为,艺术金融理论与教学实践体系建设的主要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重点工作进程:一是艺术金融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基本上架构起了以《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上下卷》《中国画市场概论》《中国画当代艺术概论》《中国艺术品市场批评概论(上下卷》《中国艺术品市场政策管理》《中国艺术品市场征信研究》《中国艺术品市场计量学概论》(待出)及常态化发布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等学术著作为基础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理论体系;基本建构起了以《艺术金融学概论》《中国艺术品资产化研究(上中下卷》《中国艺术财富管理概论》《中国艺术金融概论》《中国艺术金融产业引论》《中国艺术品资本市场概论》《中国艺术品份额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艺术金融发展年度研究报告》(自2008年始至今,每年发布一次)等及以“中国艺术金融产业前沿问题研究丛书”为核心的中国艺术金融发展的学科体系,是中国艺术金融产业不断向纵深探索的重要理论支撑。在西沐看来,这些研究进一步明确了艺术金融学的逻辑基点是艺术品及其资源,研究与探索艺术金融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提升与服务艺术品及其资源的价值发现能力与水平;建构基于艺术品及其资源特性的艺术金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线和独特的知识点,基本建构了艺术金融学基本理论研究框架。特别是新的基于新资源价值发现的艺术金融学核心模型及具有统一独特严密逻辑的艺术金融分析范式的建立,对传统艺术金融范式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金融理论及其体系。二是艺术金融实践案例的建构培育及研究。如陕文投艺术金融生态链、潍坊银行质押融资、南方文交所艺术品实物集成电子化交易、世屹集团非遗艺术品消费平台、艺术品鉴证备案溯源服务、基于5G时代社群经济与艺术品电商艺沃平台、艺术品保险、艺术财富管理平台化建设等课题与案例,依托市场机制的力量,依靠平台化的整合机制,不断地推动艺术金融产业链延伸,从而有效地促动艺术金融的创新发展不断向纵深进发。西沐表示,案例研究既是一个学科研究深化的过程,又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案例研究探索不是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发现、培育、分析、研究与提升的系统过程,是一种再创造,绝不是一个摹仿、记录与再现的过程。“这些案例,很多已经成为了行业发展的标志性项目或者是企业。像陕文投的文化金融产业链生态圈实践、潍坊银行的艺术品质押融资探索、南方文交所交易平台四分离规范交易的实践探索、世屹集团非遗艺术品产业生态建构实践、泰丰文化基于新科技融合基础上的资本市场探索、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功能平台共享创新案例实践等,都已经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带动了中国艺术金融及其产业发展研究与实践的发展。”重视案例研究本身,是艺术金融研究与探索取得突破的重要路径。除此之外,积极倡导成立中国艺术品行业协会,参与起草《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等,都可以看作是艺术金融实践案例建构培育的一些努力。三是艺术金融教学实践体系建设。西沐表示,一个重要的标示就是2008年筹备,2011年由文化部、中国文联有关单位与上海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并同时招收了全日制艺术金融产业方向博士生。“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艺术金融博士、硕士课程班的开办,是艺术金融教学实践体系建设的内在动力。”作为首席导师,几年来,西沐分别在不同的教学研究机构开设了艺术金融方向的1个硕士生课程班与4个博士生课程班。这些课程班的举办,不仅仅是聚集了业界的精英,更重要的是融合了艺术金融各方面的专家授课,积累与完善了艺术金融教学课程体系与案例实践体系。西沐表示,在研究与教学过程中,基本上建构起了以《艺术金融学概论》为系统的理论基础、《中国艺术金融教程》为教学的完整体系、《中国艺术金融教学案例》为实践分析研究的业态体系、《中国艺术金融评论》为研究实践成果展示的中国艺术金融教学实践体系,基本实现了研究、教学、实践及与产业运营发展的体系。据悉,《中国艺术金融教学案例》是与艺术金融博士生教材《中国艺术金融教程》配套使用的。其中,《中国艺术金融教学案例》一书共选择在艺术金融博士生课程教学过程中涉及的不同业态的案例40余个,整合分类为五大部分,并纳入到33个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当然对艺术金融系统理论与应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建构,一方面肯定是非常困难与复杂的;另一方面,其研究过程一定是阶段性逐步深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是需要一个持续的不断系统化与深化的过程,今天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一种开始,而更加艰苦的持续、深入研究非常关键,非常必要。”查看作者更多观点>>>>>>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