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研究好中吗

来源：北国网11月14日，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工作组、新华社瞭望智库金融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中国金融科技应用与发展研究报告2018》（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新华社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王磊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平安金融壹账通、蚂蚁金服研究院、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亚太未来金融研究院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中国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由瞭望智库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聂欧主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战略研究部负责人、互联网金融标准研究院副院长肖翔对《报告》进行详细发布。历时半年调研数十家机构近年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兴起，正深刻地改变金融业态。金融科技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普惠金融、提升金融风险管理水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创新与监管的“竞赛”也越来越激烈，当前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逐步深入，如何进一步有效地发挥金融科技在推动金融服务升级、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如何有效应对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跨界传染、技术依赖风险、放大金融顺周期性和监管套利等挑战，诸多难题待解。为此，《报告》研究小组历时半年时间，走访调研数十家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科技公司，聚焦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四项关键驱动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由加马人工智能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等单位提供撰写支持，形成近10万字研究报告。《报告》从金融科技的驱动技术、应用场景、风险与监管三个层次展开论述，系统梳理总结了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脉络与最新情况，并对标国际监管趋势与国内典型案例，分析各关键驱动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报告》共七章，对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四项关键驱动技术的自身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进行深入阐述，并形成一系列认识和判断，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风险控制、投资顾问和客户服务等金融业务场景已得到较多应用，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应用发展相对较为成熟。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可能产生技术安全风险、责任主体难以认定、放大市场顺周期性等风险，面临数据共享交流整合不够、技术成熟度不足、人才储备有待加强等挑战。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尚处于初步阶段，离大规模商用还有一定距离，但在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资产证券化等部分业务场景已开始从概念验证逐步迈向生产实践。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潜力可期，但仍存在安全稳定性问题、隐私泄露风险、合规风险等风险，面临底层技术有待发展成熟、处理速度尚难以完全满足金融业务需求、缺乏统一的金融领域应用标准等挑战。云计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正稳步推进，我国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应用私有云、行业云，金融科技公司主要使用公有云支持业务发展，典型应用场景包括IT运营管理、底层平台开放、交易量峰值分配、网络安全管理等。同时，云计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也可能产生过度技术依赖风险、服务中断风险、服务滥用风险等风险，面临稳定性和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IT系统升级改造及云服务选型困难等挑战。大数据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广泛，主要包括反欺诈、风险管理、投研投顾、评分定价、金融监管等，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的应用发展较快。同时，大数据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也可能产生数据垄断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风险，面临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有待进一步加强、数据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数据孤岛现象有待进一步缓解、沉淀数据仍需开发等挑战。最后，《报告》根据国际监管政策的盘点与梳理，提出了对金融科技监管的六大启示：倡导正确理念，服务实体经济；加强风险防范，完善多元治理；坚持技术中立，强化功能监管；关注技术发展，善用监管科技；优化管理机制，促进合规创新；做好行业自律，推进标准建设。正视金融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会议上，《报告》获得了在场专家的高度肯定。专家们紧紧围绕报告内容以及“中国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讨论，尤其对如何平衡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给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表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是大势所趋，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扩大服务覆盖面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不断推动金融机构经营模式重构并加速构建市场竞争新格局。她提出，下一步，金融科技的发展要关注数据安全、责任界定、监管挑战等几大问题。要趋利避害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价值，就要做好倡导正确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平衡创新监管、加强手段建设这四方面工作。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韶华对《报告》给出了高度评价，并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势不可挡，监管手段应该及时跟上，同时要对伪创新、伪科技进行辨识和严厉打击，及时向市场提示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亚太未来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杜艳认为，金融科技应实行严格的准入管理，确定业务边界并持牌监管，以金融行业的标准来实行统一监管。另外，在准入管理清晰的情况下可考虑牌照开放，鼓励真正符合条件的机构进入市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立鹏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金融领域有好的创新，就必须有严格且高质量的监管。金融有很强的外部性，涉及到民众的资金安全和社会的金融稳定。只有严监管，遏止监管套利等“伪创新”，才能给真正的科技创新带来发展空间和机遇。蓝海与挑战并存会议上，金融科技从业者如何把握当前机遇，助推金融业变革，也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给普惠金融开辟了一条新路，即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可能性与可控性。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认为，金融科技不仅推动了技术对金融业带来的改变，更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和资本的制度安排来带动技术本身的进步，最终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新经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金融科技业态最重要的作用之一。而当前的一系列创新似乎还主要用在金融领域，但很快就会扩展出去，形成各领域、各行业的“科技+”现象，最终形成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主任李健提到，商业银行是金融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当前还主要将科技手段应用于升级风控、精准获客和预测市场等方面。下一步，商业银行应“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落实监管部门有关要求，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质效，将从资产端”更多地运用科技来服务中小型企业，这是大势所趋。未来一段时间后，运用科技手段去服务企业，将既是实体经济的需求，也是一片蓝海。平安金融壹账通副总经理邱寒认为，“金融+科技”一定要回归业务的本源，而科技一直都只是工具，只有切实解决了业务问题的金融科技才是真正的金融科技。一批中小银行已经在转型中感受到力不从心，只有学会辨别真伪科技、实现整体赋能，这些中小银行才能生存下去。这其中，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对此，瞭望智库总裁夏宇指出，金融科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否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柔性基础设施”，是否能成为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助推力，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需要政府、金融界、科技界、研究机构和媒体的共同努力，早日形成一致共识。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认为，中国的金融科技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确实稍微领先于全球，但主要体现在应用领域。目前，很多国家开始高度重视金融科技所带来的重大机遇，这就为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和紧迫感，因此我国应该平衡好风险和发展关系，既要做好合规管理，防范风险，又要鼓励创新探索，支持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推进，金融将成为激活内外双循环的动力源。近日，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与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20年长三角金融发展研究报告(白皮书)》发布会在陆家嘴新兴金融产业园举行。根据《白皮书》，截至2019年底，长三角全部城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均值首超7%，反映出金融业已经成为长三角区域重点行业，行业重要性日益凸显。2019年长三角城市金融发展水平排名TOP10城市出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合肥、无锡、温州、南通和常州分列第一至十名。展望未来，长三角区域有望形成以陆家嘴金融城为门户型枢纽、区域级金融中心城市为依托、若干功能性金融节点为补充的全新区域一体化金融格局。金融“明星”城市相继诞生会上，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发布了《2020年长三角金融发展研究报告(白皮书)》。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永超代表编制组系统分析了2019年长三角29个核心城市的金融发展情况、金融创新特点、科创板上市情况，发布了2019年长三角金融创新十大案例及2019-2020年长三角十大金融中心城市，并对2020年长三角金融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白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底，长三角全部城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均值首超7%，反映出金融业已经成为长三角区域重点行业，行业重要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长三角诞生了如合肥、无锡、杭州等一批金融“明星”城市。2018年，合肥金融业增加值较2017年增长20%，在长三角各城市中增速最快；无锡保费收入首次进入长三角前五名；杭州本外币贷款余额在长三角各城市中增长最快，高达25%。《白皮书》根据长三角各城市在金融业增加值、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服务、金融人才发展、金融创新水平等各细分领域发展情况，评选出2019年长三角城市金融发展水平排名TOP 10城市。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合肥、无锡、温州、南通和常州分列第一至十名。新基建或催生数字金融裂变式增长科创板进一步放大了各地的科创水平，成为长三角提升科创产业能级的重要平台。在赵永超看来，沪、苏、杭三市占长三角科创板企业数量超过七成、企业市值份额占比超过八成，无可置疑的成为长三角科创“引擎”。“2019年长三角金融创新趋势出现分化，市区两级政府、监管部门对金融创新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普惠金融、特色金融成为长三角金融创新主流领域。”赵永超表示。展望长三角的未来，赵永超认为，长三角金融一体化未来几年将进入关键阶段，金融将成为激活长三角内外双循环的动力源，注册制将进一步释放资本市场改革红利，长三角区域有望形成以陆家嘴金融城为门户型枢纽、区域级金融中心城市为依托、若干功能性金融节点为补充的全新区域一体化金融格局，新基建有望催生数字金融裂变式增长。白皮书还遴选出了“2019年长三角十大创新案例”，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开板、温州市“农民资产受托”金融改革创新、上海市“浦江之光”行动、上海金融法院与上交所联合创新大宗股票执行处置模式、宁波市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系列创新、上海证券交易所“沪伦通”正式通车、滁州市“兴农贷”创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海浦东新区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湖州市打造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及芜湖市“互联网++金融审判”模式化解不良风险等十项。加快推进陆家嘴金融城建设此外，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嘉旭就“十四五”时期陆家嘴金融城建设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及重大任务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会各位专家领导就陆家嘴金融城未来五年发展的特色定位、重点方向等进行充分的探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世伟首先肯定规划报告的完整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并指出未来五年陆家嘴金融城应着重打造不可复制的金融特色定位，加大金融城对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承担力度。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秘书长赵海指出，陆家嘴金融城应加快协调机构和监管资源，推动金融创新落地。上海保险交易所再保险事业部总经理赵雷则建议，将陆家嘴打造成国家级金融创新突破试验区，加快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间互联互通。（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

12月20日，零壹财经·零壹智库主办的“2020数字科技年会暨零壹财经新金融年会”在北京盛大开幕，会议以“全面智能 深度链接”为主题，邀请了金融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及金融机构、顶级科技企业高管，共同挖掘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技的价值，探索金融科技未来机遇与挑战。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表示：数字已经成为六大生产要素以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数字参与了国民经济的循环和分配，将会对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产生影响。我们已经开始借助数字来改造我们整个生活、社会治理、以及数字政府。同时，陈道富发表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金融的影响》主题的演讲： 四个重要认识陈道富认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宏观调控管理框架，已经构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需求侧逆周期的管理来稳住经济的节奏，以社会政策托住整个经济运行的底，来防控系统性风险的框架。对此有四点重要认识： 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 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通过改革扑出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目标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 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我国所处的环境和阶段陈道富认为，对于我国经济所处的环境和阶段的认识，既有一个中长期的判断，又有一个短期的认识。当前来看，经济工作会议对环境和阶段的判断呢有以下几点： 1、转型攻关期：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2、新三期和旧三期叠加：结构性、体制性、周期行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 3、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4、外部环境：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基础：坚定信心、同心同德，战胜各种风险挑战陈道富认为，在整个经济工作会议里，仍然表达了我们对经济未来发展的一种信心，需要坚定信心、同心同德，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会议给出了三个基本的支撑： 1、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2、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 3、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 目标对于工作目标，陈道富认为：在当前时期，需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我们将会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量和质，两个方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目标，需要保持、确保，最终得到人民的认可，经得起世界经济的检验。 基本思路：稳中求进对于工作思路，陈道富认为基本上贯穿了稳中求进，在经济工作会议里面讲到了“稳”字当头，对稳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以贯之的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更加强调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稳”是必须要力保的，“稳”是当前的核心任务，“稳”字当头。 六大重点陈道富总结了经济工作会议金融工作方面的六大重点。 1、新发展理念。 2、三大攻坚战。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 3、确保民生。 4、逆周期宏观调控：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5、高质量增长。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6、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功能。 最后陈道富表示，科技公司看到了金融方面的机会，科技背后也有金融行业，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发展以后，物联网、智能的发展，具有了金融的价值，如何把这些价值挖掘出来，这种呈现就是金融，所以这两股力量现在正在这边交织。 如何把这两股力量很好的融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中小银行、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现在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如何借助现在的金融科技，实现它整个业态的变革，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我认为现在在聚焦中小银行，聚焦我们的农村信用社，如果仅仅只是从传统的一些组织架构改造、传统的风险防范是不够的，它需要放在转型的、科技的背景下，实现整个行业的变革。 所以，我觉得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开了一个题，如何能够把这个题做的更好，这是需要发挥各位金融才智的。金融科技既然处在这样一个风口浪尖上，一定会在这些领域里面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为我们的转型、新时代的开启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栉风沐雨70载，中国金融从一穷二白到全球瞩目,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奇迹。如今，新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已屹立于世界舞台中央、多家中资银行成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更有四大国有行名列全球银行榜前茅......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国务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张承惠，请她带领大家回顾中国金融历史进程，洞悉未来发展脉络。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单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一切银行业务（涉及业务部分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办理）。回顾新中国金融发展历程，张承惠评价，今昔已不可同日而语，40余年间，中国金融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张承惠指出，如今中国已迅速成长为金融大国，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下一程将向金融强国迈进，中资金融机构将更具全球竞争力，中国金融市场将更具国际影响力。金融机构资产四十年增逾千倍几十年来，张承惠深究金融学理，情系当下国情，为中国金融发展建言献策，深刻见证和参与了中国金融事业光辉进程。过去的一幕幕于她宛如昨日，她深深感受到，高速发展的中国金融几十年来追赶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进程。对中国金融这几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张承惠予以充分肯定。谈话间，张承惠如数家珍般列举了多项数字。从总量上看，2018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68%，此前高点超过8%。而发达国家一般维持在5%~7%。她说，一般认为，这一指标水平太高意味着金融业过度发展了，但从另一面也体现出，几十年间中国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体现了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示近年来金融业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已赶超发达国家，而在四十多年前，这几乎无从谈起。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上，张承惠指出，1978年以来至今增逾千倍。1978年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不足2000亿元，2018年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已达293.52万亿元，是当年的1400倍，表明中国金融业规模巨幅提升。英国《银行家》杂志每年公布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如今前4位已被中资国有四大行坐稳，2019年榜单显示，前1000强里中资银行总计136家上榜。不管是总资产，还是净利润或者一级资本规模等，国有大行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工商银行多年稳居榜首，也因此被民间冠以“宇宙行”。外汇储备上，截至2018年末规模达3.07万亿美元，稍早前曾逼近4万亿美元，而1978年末是1.67亿美元。在张承惠看来，不到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但40年间翻了几万倍，不得不说是变化惊人。虽然外汇储备也并非越高越好，但这些总量指标变化反映出前后几十年中国金融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中国已成为真正的金融大国。股债双双跻身全球第二金融是市场化的产物，张承惠指出，中国金融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推进，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这40年间，中国金融体系得到极大地丰富，如今一个几乎覆盖所有金融领域的庞大金融体系蔚然可观。从金融市场来看，40年前，中国没有股票市场，没有债券市场，更没有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如今，这些都在迅速发展壮大。张承惠说，40年间，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截至2018年末，A股上市公司达到3584家，总市值达到43.49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MSCI、富时罗素等国际指数已将A股纳入，标普道琼斯指数纳入A股也在今年9月23日正式生效。而中国债券市场目前存量已超过90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张承惠指出，A股、债券和商品期货发展都非常快。此外，A股市值前10名中7家都是金融机构，其中5家是银行，工商银行以接近1.9万亿元总市值稳居A股榜首。张承惠此前测算，不到30家上市银行的总利润占A股3000多家上市公司总利润接近46%，她说，随着近年来上市银行增加，这一比例估计还在上升。若加上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比例早已突破50%。她也强调，比例并非越高越好，但至少说明在中国市场上，金融业盈利水平很强。从金融调控体系来看，多年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特别是2017年以来，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及将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整合，组建银保监会等等，形成“一委一行两会”格局，一套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金融监管框架正在不断健全。张承惠指出，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金融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总体来说，整个金融调控体系已经非常稳健，相对改革开放之初取得了长足进步。总体来看，她说，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监管体系等中国金融体系，在短短几十年发展中已经基本健全，并且进一步完善。此外，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上，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出金融对外开放内容和时间表，包括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外汇业务范围和人民币业务等，中国金融业开启全球化进程。到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自此站上了国际舞台中央。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宣布金融业改革开放重大举措，人民银行宣布了11条具体开放措施，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全面扩大。张承惠指出，几十年来，中国从最初没有金融市场，发展到国内多个市场，再发展到融入全球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不断深入开放中，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竞争能力持续提升，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和政策协调中。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金融业才能快速成长起来。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金融业发展经验，张承惠指出，金融归根结底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中国金融要进一步走向强大，更要牢牢守住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基本点，如此才能健康和长远发展。一旦脱离实体经济，金融风险就会出来。金融业发展更离不开改革开放。张承惠认为，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金融发展的最根本动力。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制度不允许有商业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出现，但因为当时特定环境，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定在特定领域，比如早期工行只能做工商企业短期信贷，建行只能做大项目融资，中行做出口业务融资等，只是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放开竞争，他们才逐渐地跨领域做业务，从而出现竞争，各自业务边界开始模糊。张承惠认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实体经济需要这样的竞争。而开放会带来外国经验、外部资金，也会带来外国机构的竞争，说到底，金融还是一个竞争性而不是垄断的领域。但张承惠同时强调，竞争也容易越过行为边界，创新有时也会跑偏，风险就会上来，这时监管要及时跟上才能保证创新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进。所以，我们鼓励竞争、鼓励创新，但也要有一个框架来纠偏。因此，如何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既要不阻碍金融创新，又能防止因此带来一些可能的系统性风险，关键就在于如何制定一定的框架来规范。在张承惠看来，创新有度的问题，风控也讲究步骤。其实监管永远是落后于实践的，监管需要留出观察时间，因为如果没有充分创新，还不知道风险在哪就管住它，肯定就没有机会创新，金融也就不可能发展。所以金融发展框架，其实就是在市场主体不断创新，与监管部门及时控制风险的博弈过程中，最终形成双方都比较认可的规范。迈向金融强国需把握四点春花秋实，中国在不懈奋进中已经成长为金融大国，未来，中国更要向金融强国迈进。张承惠说，在成绩面前我们不能妄自尊大，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清醒看到，向金融强国迈进任重而道远。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就是一路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依然在路上。她认为，向金融强国迈进，下一步至少在四个层面努力：第一，进一步提升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中资金融机构要更多地走出去，加大海外资产布局，提高海外收入、利润占比，更要加快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中资金融机构的成本效率，提升海外盈利能力，如此才能在海外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第二，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机制为目标，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不断加大直接融资比重，建设一个真正有广度、深度、弹性、有创造力的金融市场体系。而这也需要金融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第三，要提高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金融市场、金融产品要能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这包括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第四，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包括在行业准则修订等方面更深入地参与等。从这些方面扎实行动，中国便走上了金融强国之路，而这也就是在实现中国梦。每日经济新闻

2019年，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深入，农信社系统着力回归本源。初心引领航向，使命呼唤担当。坚持服务“三农”、助力小微，成为农信社系统改革发展中不变的主旋律。同时，随着“科技”对“金融”的挑战日益严峻、监管政策不断趋严，如何顺应大势、突破重围、打造特色，追求内涵化、价值化发展，成为农村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银行业都必须直面的严峻挑战。7月13日，第九届(2019)中国农村金融转型发展论坛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举办。这次论坛主题定为“再出发！初心与使命”，就是要总结经验，把握趋势，探索未来一段时期农村金融机构战略制高点。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依托科技金融，没有科技金融的普惠金融风险大、作用小、效率低。他指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三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贷款管理边际成本高、风险管理水平低三个问题，金融科技能够较好解决这些问题。当前，中小农村金融机构面临宏观形势偏紧、同业竞争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等挑战与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证券研究室主任郑醒尘分析指出，从国际经验教训看，中小机构在金融业转型阶段面临更大压力，规模是重要影响因素；如果中小金融机构应对不当，则会面临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因此，需要避免短期行为、避免资源错配、重视竞争优势。他指出，应从专业化服务能力建设、兼顾利润和风险问题、创新组织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着手，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关注到“大行抢夺中小银行优质客户资源的质疑声音”，他建议增加政策的梯次性和金融统计的规范性、准确性。并提出，农信社改革不应“一刀切”，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我国国情是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大国，政策要因地因社制宜；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改革模式，有不同的利弊得失与适用性，机构的成败重要的是在治理结构、风控能力、机制和责任心。在论坛上，围绕农村中小银行的转型突围，来自山东潍坊农商银行、厦门农商银行、广西钦州市区农信联社、安徽亳州药都农商银行的嘉宾分享了创新理念和实践经验。(编辑白宝玉)

1月7日，证券时报社主办、长江证券协办的“第四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论坛现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作了《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2019年政策应对》的主题演讲。他判断，2019年拥有足够韧性、巨大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变；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这也将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政策应对上，陈道富分析，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结构性政策上将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宏观政策上将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在社会政策上，将强化兜底保障功能。券商中国记者梳理了陈道富对2019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精要观点和判断分析，以飨读者：2019年经济拥有足够韧性陈道富认为，中央对2019年的经济困难或者说应变性有充分认识，所以讲到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看到了2019年的经济形势的复杂、严峻和压力，看到了复杂多变就有可能进行一些灵活性的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强调2019年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下行的压力有没有哪些可以抓住的东西来使得经济开始实现破局，高层领导花了很大力气在认证或者表达自己所看到的机遇，包括中国面临的结构性转型、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中国来说这次机遇重点在于变压力为动力，创造这些条件和能力实现它。”陈道富分析说。在他看来，经济的韧性和潜力，怎么挖掘出来才能把长期向好的态势发挥出来呈现出来，这个是保证经济虽然向下但是底下有支撑不会出现断崖的关键，这个时候把工作会很多东西放一张表里：陈道富指出，通过对需求端、供给端，重新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对里面具体内涵做了扩充和变化，从原来“三去一降一补”到后来的“破立降”，到后来创新提升。对于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既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既有结构性和中期性，供给侧的问题仍然是主要矛盾。这也意味着，在今年经济工作会上，或者说提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对短期政策来说是稳总需求，不论从哪个入手，短期一定会展现总需求基本理念，在背后怎么实现总需求的稳定，这里面会涉及到把供给侧的问题作为主要矛盾，意味着会从供给入手，结合需求的政策最终来实现需求总体的平衡。关键在于政策执行与落实在政策应对的思路上，陈道富有几点思考：第一，2019年高层重新强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中国现在的经济不完全是纯粹的总需求的一个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转型需要供给侧提升品质；第三，2019年仍然强调逆周期和稳定总需求，这意味着政策应对方面有可能会出现两个变化：一是包括财政发债和发改委一些项目，以及降准等等；二是政策设计和剂量的考虑是有一定预设的，在数据和形势的变化情况下来追求应有的灵活性。陈道富判断，当前政策面临的最大关键，在于怎样实现政策更好的配合或者落实。目前来看，2019年是提效的，左边是财政政策想做的事，右边是它的资金支撑或者说如何实现它，类似于我们看到的资产负债表情况，涉及到减税降费的问题、三大攻坚战问题、社会兜底政策问题和创新政策等等，大家关注是右边的如何来实现，这个过程会涉及到赤字率的问题、专项债券规模问题、政府智能问题和地方税体系问题，一定程度上实现平衡，这个过程中会适当延伸出来。陈道富认为，对2019年来说，如何来区分不同类型政策仍然是一个关键。当我们经济体大量存在大家认为不规范的一种行为或者带有某种泡沫倾向行为，和大家理想的以市场约束为主体的行为之间是一步到位还是通过过度性制度改革，一步一步往下走，这会成为更好发挥作用的关键。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强调了政策的协调和预期、设计、创造性的问题，陈道富相信政策从宏观到微观传导、预期稳定方面仍然是关键，2019年有必要高度关注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方面体现出的宏观调控上的意图，最后通过结构性政策落实得到最终体现。

来源：新浪财经11月26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十四五”广东金融发展，新征程新辉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扬出席并发表致辞。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扬李扬表示，我们觉得应当对于广东地区金融发展要有有特色的研究，研究金融发展存款、贷款多少比例，那只是数字。特别是在金融数字发展情况下，这套指标已经不足以反映一个地方的金融发展状况。李扬指出，我们到广东来，这个地方金融不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我说这个逻辑就有重新配对的问题，金融发展不发展是由经济发展不发展来判定的，经济很好就不能说金融不好，有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我们所谓不知道可能是我们用老的框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这方面还是要做一做。以下为李扬致辞原文：尊敬的张新副省长，陈志英市长，尊敬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会议主办方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各位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借此机会，我汇报几个想法：第一，我们觉得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我们广东的经济金融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好时光，等会儿我会有一个演讲，最近我们研究了一下中国所有中新城市以及城市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中国金融的影响，我们发现以广东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的大湾区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居于核心地位，而且发展潜力非常大。大家知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我们描绘了“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规划，在2035年规划宣布我们提前15年完成了十九大提出的目标，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由很多地方努力共同的结果，其中我们广东的努力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发展理论，最突出的是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双循环理论提出来之后都有解释，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很多地方不断在深化这个理论，我们现在很确切知道，双循环是应对全球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中国对策，这个对策很可能写入史册，在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次讲话讲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十一个理论贡献里讲到有两个讲的是这个事情，会写在理论著作里，是我们对经济发展乃至对全球发展的贡献。双循环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在大背景下、大视野下，不断因应时代变化面对各种各种地区的产业关系。现在与今后一段时间里，非常显然我们要做好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的工作，在做这项工作方面，广东无疑处于最核心地位之一，与我们相提并论的是上海，我们还有香港、澳门，这个地域比他们更加得天独厚一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广东又一次走在了前面，又一次是排头兵，所以我们今天开此次会议有非常大的意义。第二，说到智库，国家高端智库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下来形成的体系，第一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成立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这25家智库之一，智库成立之后，很快发现我们需要接地气，我们需要和改革开放实践最丰富的地方密切结合，当然我们就想到了这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在这里落户，同时成立了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是在几代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以及荔湾区委区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是在省市区金融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成立的，去年成立我们本来就想今年，过去说法是一年初见成效，我们想初见成效这一步跳过去，想很快大见成效，但是疫情不可抗力，我们稍微缓缓。疫情稍微有所缓和，我们还是要实现这些愿望，我们希望更好地服务广东、服务广州、服务全国，作出我们智库，特别是国家智库，而且我们是25家智库之一，现在增加了几家，唯一的金融智库，做好我们的事情，我们愿意在广东这块热土上实现理想。第三，我们下一步工作重点，作为一个智库，无非是几个重点：1．做好研究，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些基础性研究，比如说在前年，我们就有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指数的研究，研究过程中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广东金融实际上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显露出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有点距离，实际的东西更好一些。所以如何编制一套反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更好地能够刻画金融发展的优势、经验，其实是一个问题，我们想把它做好，这是一个基础工作，有了它，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心中有数，其他工作才可能展开。2．广东“十三五”规划的回顾和“十四五”规划的展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有一个建议，明年两会会正式批准，其实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做“十四五”规划。因为我们是多年多次参加国家类似规划的编制，根据我们的经验，专业性规划还要再往后一点，尤其是今年事情非常多，总之，需要加强调研，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开展做了，初步架构已经有了，就是广东“十三五”回顾和“十四五”展望，这也是一个基础性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初步摸清楚我们将要服务这块地方的情况，有了这些了解，再做更深入的研究，就有了基础。同时我们还觉得应当对于广东地区金融发展要有有特色的研究，研究金融发展存款、贷款多少比例，那只是数字。特别是在金融数字发展情况下，这套指标已经不足以反映一个地方的金融发展状况。我们到广东来，这个地方金融不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我说这个逻辑就有重新配对的问题，金融发展不发展是由经济发展不发展来判定的，经济很好就不能说金融不好，有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我们所谓不知道可能是我们用老的框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所以这方面还是要做一做。大家也都注意到“十四五”规划建议里对区域发展给予了格外重视，那么区域发展，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区域发展怎么来展开，怎么又能够体现宏观要求，又能够体现地方特色，比如我们说的金融“7+4”，权利义务不对称，下一步怎么探讨有效运营机制，总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再是会议，此次会议是一个会议，以后每个月都有重点不同的会议，同时刚刚张新副省长布置我们金融家的圈子，我们也承接了任务，让金融家专门来这里获取信息、交流信息。3．人才培养，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我们会有很多针对本地发展需求有一些培训项目。今天非常高兴，省长、市长、区长都在这里，我们衣食父母都在这里，金融本来就是一个服务行业，智库也是一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要做好服务，为广东、广州、荔湾区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各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前，我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金融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有助于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金融业的最大优势。我国的金融事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领导金融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成功的关键是坚持了党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领导。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能够确保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是新中国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不断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金融业成功支持了根据地的斗争和发展、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金融秩序的统一和恢复。改革开放以来，又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力支撑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大局，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金融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外汇储备余额持续位居全球第一，也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金融业发展的活力和韧性不断增强。2.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体系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为主体，新型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588家，总资产为275.82万亿元；保险机构1026家，总资产18.33万亿元；证券公司131家，总资产7.05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123家，管理基金数量5818只，基金净值13.94万亿元。其他还有各种新型金融机构，比如股权投资、风险投资、金融科技等。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机构数量均遥遥领先；二是金融机构呈现多元化态势，但国有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三是金融机构有混业经营趋势，但仍处于分业经营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根据这一精神，需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降低准入门槛。最终目标，是要构建和完善有竞争、有活力、有效率的中国特色金融机构体系。3.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体系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依然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直接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的比重虽然在不断上升，但占比依然较低。截至2019年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21.2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52.65万亿元，占比69%；企业债券余额为23.09万亿元，占比10%；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余额为9.41万亿元，占比4%；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7.31万亿元，占比3%。在社会融资存量中，直接融资占比17%。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推进货币、股票、债券、保险、外汇、衍生品和黄金等市场的协调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高质量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4.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架构 2018年中央决定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则专职微观监管职能，包括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以及消费者保护等行为监管的内容。而宏观与微观之间，以及“一行两会”与其他有关部门间的协调则由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共同构成“一委一行两会”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行使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业务监督及履职问责等职能。这种模式，是立足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确立的，是最适应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情况的。第二，重视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给金融创新带来了契机，也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互联网银行的兴起，有效弥补了小微企业借贷短板。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有效识别新风险、提高监管效率，是新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方向。第三，强调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统一。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的宏观审慎监管，银保监会负责的微观审慎监管，均统一接受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协调、指导，这从组织上保证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统一与协调。5.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防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住了发展大势。但金融发展中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展开，也给新时代的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综合考虑国内外的发展环境，我国的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目前需要着重于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果断处置信用违约。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二是加强监管统一协调。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6.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国情实际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之路，主要内容涵盖以下方面：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成本低、使用便捷等特点，渗透到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触及的人群，从而促进充分且平衡的发展。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环境保护。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可以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并有效抑制污染性投资。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可喜的是，在绿色金融等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积极推进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可能给金融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在以微信支付、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上，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当然，金融领域的创新不可避免伴随着新的风险。因此，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坚持金融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为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项目提供了融资保障和结算平台。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投融资支持。同时，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有序开放国内资本市场、银行卡清算市场；逐步放开、放宽或取消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金融机构外资股占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等。(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尹志超)

8月22日，2019中国零售金融发展峰会暨2019零壹财经新金融夏季峰会在贵阳举办。会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零售金融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曾刚发表了《零售金融业务的现状与趋势》的主题演讲。曾刚提出一个不同的视角，思考中国零售业务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聚焦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从趋势中看零售金融的发展必然性，以及它未来可能出现的方向。 首先，中国零售银行的发展背后是中国经济变化的内射。三五年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拉动迅速转化为消费主导。从金融的角度来讲，意味着主要服务的对象发生变化，因为金融活动的重心，从投资转向消费，金融对象从投资主体转化到消费主体，从原来的制造业企业、地方政府、房地产这种投资主体转向居民（消费者金融服务），还包括信贷等服务。过去几年银行业转型与经济转型是相关的，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其次，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消费者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兴起，但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消费基础设施投资，因为中国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带动，提高了消费发展速度。所以，中国消费兴起与之伴随的消费金融的特征，和美国这些国家不太一样。这个特点带来经营格局的变化，消费格局的变化。在消费格局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移动支付的使用，互联网化带来金融底层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支付革命，影响非常深远。对银行家来讲，最底层的信用卡、银行卡都是支付工具，所有金融的入口都从经济开始。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导致银行乃至金融业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包括非现金支付和电子化支付。 他表示，在金融科技与零售金融的业务模式上，在中国真正有能力做开放平台、能赋能其它机构的屈指可数。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参与这个业务过程，相当于其它机构在给我们全流程赋能。从获客、到风控、到征信、到资金层面，都可以获得其它机构更专业的合作，当然这个专业需要整合，不是大家简单地拼凑、连接。 最后他提到，从总的发展方向看，零售金融是未来必然趋势，包括多层次分工、多层次聚合连接。在这个趋势中怎么阻止新的风险，与现有政策相契合，也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曾刚（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零售金融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各位下午好！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并跟大家交流。 听了一上午，学习到非常多，各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过去一段时间银行业零售金融的发展。我从事银行研究很长时间，给银行做规划，也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明显感受到，过去10几年当中，整个银行业内部，从它主导的潮流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最开始接触银行，银行内部最强大的是公司业务，贡献了银行2/3以上的利润。2012年以后，开始进入市场，资管成为新的增长点。2012年以后开始探讨零售金融和新金融。所有的变化，未来还会变化下去，内部的变化是内部变化环境在银行内部的内射。 当我们思考银行长远发展方向时，包括今天思考零售银行业务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方向时，都需要对外部长远的趋势做一点分析。作为一个外部研究者，我给大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思考中国零售业务发展的现状和趋势。题目相对较大，聚焦的范围更广一些，不是在银行的层面谈零售金融，而是放在整个国家或者经济转型的过程、趋势当中看零售金融的发展必然性，以及它未来可能出现的方向。 一、中国零售银行的发展背后是中国经济变化的内射。银行内部，早年是公司金融占绝对主导，但是今天很多银行内部零售业务占比迅速上升。上午平安的崔行长演讲，平安的转型是壮士断腕，几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是各个事业部，三四年之后他们的私人业务是70%左右，超过所有其它业务板块的总和。这个变化，不光是银行自身的变化，更多是来自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体现。原因很简单，时间原因，我不展开讲。过去三五年当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动力当中，从原来的投资拉动型迅速转化为消费主导。2018年，消费贡献度达到76.2%，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它代表了趋势，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都会上升。但是中国的速度变化实在太快，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讨论应该支持一下制造业，不能消费增长这么快。以前提信贷支持小微民营企业，7月30日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支持制造业。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经济结构转化太快，现在制造业持续下行。转化的结果，从金融的角度来讲，意味着主要服务的对象发生变化，因为金融活动的重心，从投资转向消费，金融对象从投资主体转化到消费主体，从原来的制造业企业、地方政府、房地产这种投资主体转向居民，居民我们大的概念是消费者金融服务，还包括信贷等等服务。这个趋势是过去几年银行业除在风口，跟经济转型是相关的，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二、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国消费者的兴起，花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还有大量的消费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完成。到美国去看，一个小镇上消费基础设施跟城市里差不多，沃尔玛开到乡下去。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农村地区，要把消费者能力迸发出来，需要大量有形的商业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所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国，消费者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兴起，可能会有一部分，但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消费基础设施投资，因为中国数字化快速发展带动的。今天三四线的，比如在镇上，不需要去沃尔玛这样大的超市，只要有个手机，哪怕在山顶上，以后有了无人机，只要有信号，峨眉山上我都能送上去，所以不用消费基础设施投资。今天我们讨论拼多多，启发了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提高了消费发展速度。所以，中国的特点，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中国消费的兴起，与之伴随的消费金融的特征，和美国这些国家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像平安这样的银行，那绝对是创新型的。未来要学习消费金融的发展，我都会到你们那学习。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的经验在我们这里用不到，美国的信用卡发展起来了，今天的中国光靠信用卡这个物理载体发展消费金融是不行的，我们要搞生态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消费升级当中，都没有这样的历程，因为这样的特殊性，导致我们今天的消费者创新没有其他东西学，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学、向竞争对手学，这是中国的特点。 这个特点带来经营格局的变化，消费格局的变化，消费格局变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移动支付的使用，互联网化带来金融底层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支付革命，影响非常深远。对银行家来讲，最底层的信用卡、银行卡都是支付工具，所有金融的入口都靠经济开始。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导致银行乃至金融业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非现金支付、电子化支付。 现在的金融，包括消费金融的基础发生了非常大的不同，跟以往不一样，这也是平安这些银行做大数据、智能金融的基础。如果没有拓开这个，什么都谈不上。之所以有这个，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宏观杠杆率变化趋势，我们为什么起来这么快？结构变化过程中，新技术的伴随是最明显的。未来空间有多大？做实物的不一定关注这个事情，规模做得越大越好、给政府贷款越多越好。我们做政策研究，任何一个部门的杠杆率都有风险，以前我们认为高杠杆率是企业部门杠杆率过高，而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说明是不是企业导致的，而是居民杠杆率过高。在美国干30年，居民负债率上一点点，中国三五年之内就可以把杠杆率推得很高。 中国2017、2018年，在经营监管强化的背景下，整个中国杠杆率趋稳，整个扩张空间放缓，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要去看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上升速度，过去几年是加速上升，总的杠杆不动，企业部门还在这样，剩下的杠杆都是居民撑住的，是不是让政府部门撑一部分，所以财政非常积极。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居民部门在过去一段时间上升速度非常快，尽管总杠杆率稳住了，但结构上迅速上升。 当然，目前的水平还不到60%，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反复强调，中国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决定水平有多高，而在于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这是最大的问题。30年积累这么多债务没关系，在30年期间还。如果3、5年期间借的，那未来就会有风险产生。 所以未来消费领域，从过去简单的蓝海，当然空间还会有，但是从过去的蓝海到未来的分层，它会非常明显，意味着不同市场在零售金融领域当中做进一步的细分，不同对象的客户、不同层次的客户，未来服务的空间客户不同。目前来看，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已经在出现。 横向比较，中国目前的水平，未来还会有上升空间。但是因为速度增长太快，未来一段时间部分客群的风险可以关注。不是说零售金融没有风险，也有风险，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这是杠杆率的增速。短期消费贷款，2017年之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平均在40%左右，远远快于其它所有主体的增长速度。 市场格局，在座参会的人，除了银行以外，有很多金融机构的企业。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众多参与机构。从资金提供主体来看，它会分成不同类型的客群，包括银行、金融科技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我是一个信托公司的股东，研究部老总跟我说信托怎么做消费业务，信托已经做了不小的消费业务，但是资金成本不一样，信托机构的资金成本比较高，所以资金成本不同，汇报要求不同，客群就会有差异，因为风险差异不一样，它需要高回报。别的行业有区分，大概分为几种类型，各自的区间有多少。我们不能光说有多少人没有信用卡，没有信用卡的人里面有多少人值得你服务，这是很重要的。哪些是你的服务对象，不同社群、不同机构支撑的是不一样的，所确定的对象也不一样。 进一步细分，可以把每一个层次上客群服务的供求状况对比一下，寻找服务过度的客群和那些服务不足够的客群，进一步寻求发展空间。做普惠金融也一样，今天讲给小微企业贷款，仔细分层，有些小微企业贷款过度。有些群体，大家都争夺这些群体的人，有可能你给他的信贷资源超过了他的需要，不光是他能力的需要，还是主观的需要。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在参与到市场当中，说明本身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 金融科技与零售金融的业务流程。结构变化，由于模式的不同，中国消费的兴起和路径不同，目前很多消费新零售等等兴起，奠定了服务的基础，数字化成为中国目前在零售领域、消费金融领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手段。现在做零售必须依靠科技，所以金融科技今天这么被看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零售业务看重，而实现零售业务的发展需要金融科技支撑。银行家非常现实，如果一个东西不能给我带来收益、不能产生回报，光谈科技是没有意义的。今天对金融科技感兴趣，是因为零售业务能带来回报，而必须要用金融科技支持零售业务，才能带来回报。要不然他脱离业务谈技术应用，大家都是不感兴趣的，这就是中国零售业务最大的特点。如果我们去看西方发展的路径，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的特点，业务流程和以往的业务流程完全不一样。 业务模式，上午柏亮讲到了，他叫“连接器”。我们给平安普惠做的研究报告叫“聚合模式”，概念是一样的。在这个模式当中，不是一家机构在做这件事情，分层的时候讲的是不同阶层资金结构对应不同的客群，每种机构做应用时，都不是他一个机构把所有的业务做完。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是其它机构才有的优势，银行即便是大银行也不见得所有领域都有优势，所以需要一个开放的平台进行合作，这是今天很多银行讲开放银行的意义。不见得银行自己开放，如果能参与到开放平台当中也是很好的事情，真正有开放能力的机构不多，放眼中国，真正有能力做开放平台、能赋能其它机构的屈指可数。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参与这个业务过程，相当于其它机构在给我们全流程赋能。从获客、到风控、到征信、到资金层面，都可以获得其它机构更专业的合作，当然这个专业需要整合，不是大家简单地拼凑、连接就可以了。 在连接的基础上，它会形成一个固化的相对稳定的生态。这个生态不是今天讲的场景，而是金融领域的生态。我们讲场景时，讲的是怎么更好地进入客户交易的过程，生态是今后提供金融服务时只是服务当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服务的全部，因为我自己把所有东西做完，是不经济、不科学、没有效益的，尤其是大数据背景下，对小银行如此，大银行也一样。互联网时代，其它很多行业都被解构了，尤其是传统的商业业务链条发生了改变。 金融行业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同样会面临业务流程重新拆解、组合的过程，会对监管造成巨大的讨论。金融科技时代，很多人没有牌照一样可以干金融的事情，从技术上讲没有问题，从监管角度是不允许的。但技术效益上，比持牌机构做得更加有效益。 这是新的时代，互联网解构原来传统行业的业务链条和它的发生模式，金融行业的模式同样会重组。原来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流程会拆成不同的部分，由不同的机构完成，然后组装，触达客户手里，这是更长远的。 这个趋势，在互联网这样一个专业化的分工下面，趋势越来越明显。今天看到这种服务模式越来越多，银行和银行之间都在搞联合贷款，比如微众银行、亿联这种互联网银行都会大量地参与其中，传统银行也会在里面，这本身就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意味着零售业的模式跟以往完全不同。 监管问题，从发展角度讲无可厚非，符合经济效益。从现有监管体系来讲，能不能接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银行领域，一个业务有多个机构参与，以前由银行独自完成的业务，现在由多个机构参与，银行必须是持牌的。 这种情况下，对现有机构监管有大的挑战。机构监管，很多做债的不见得有金融牌照。前两天发的一个文件，专门讲到金融，必须持牌。怎么确定这个问题，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尤其中小银行，属地监管增强，村镇银行、农商行都是贷款不出县，一旦上网就出国了，所以面临很大的挑战。我前几天在江苏农商行调研，处罚意见，一个是微众银行的微粒贷，他们认为上网了，脱离了，给他们的意见是压减规模。这是极大的挑战，监管总局认识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有现在由于各方合作很多，有很多法律责任的不清晰。 最后，因为合作对象很多、主体很多，对消费者的保护也会存在。所以，现在的消费者金融发展很快，但是消费者金融和零售金融领域也是被投诉得最多的领域，尤其是零售信贷，互联网贷款投诉比P2P多得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明很多地方还没做到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也是监管者要管控的问题。 未来是平衡，从总的发展方向来看没问题，这是必然趋势，包括刚才讲到的多层次分工、多层次聚合连接，这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趋势中怎么阻止新的风险，与现有政策相契合，这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作为从业者来讲，这个领域当中要多一些考虑，未来多几个特点。持牌要求，未来会有需要，需要怎么样，有待观察。信贷政策的限制是必然的，中小银行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发展是有制约的，鼓励你用互联网技术做本地客户的拓展，也是可以的。我走线上，但服务的主要客户是本地辖区内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现有的法律关系，因为大量的合作，过程当中的风险要明确，不然有很多关系说不清楚。消费者保护，这恐怕是未来需要关注的方向。过去一段时间，强调规模发展快，规模做得越大越好，但是有个适当性问题，不是所有的客户，你给他贷款都是越多越好，客户本身有合理性问题，如果借的钱超过自身发展需要，借的钱给网上主播打赏，这样不是越多越好。一旦这种事情成为一种舆论，给机构带来的压力会很大。所以，未来在这方面还要多关注，而不是把它作为短期过快发展而忽略了。从监管角度讲，消费金融涉及到的一些发展趋势、想法。 时间有限，我从研究者的角度，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给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整个消费金融行业兴起的背景、特点以及未来的趋势和重要的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