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研究好发吗

来源：新浪财经11月26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金融高质量发展广州峰会今日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十四五”广东金融发展，新征程新辉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许鹏出席并解读《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0）》。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0）》主编许鹏许鹏表示，《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0）》的编撰背景是基于当前金融的大好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问题作过需要重要论述，总的精神大致是说，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的宗旨，必须防控好金融风险。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论述的重要指导之下，这些年来，广州金融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效，刚才陈志英市长也已经说到。许鹏称，积极践行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大力防控金融风险，取得的迅速发展，不但有利推进了广州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广州金融蓝皮书》本着记录广州金融发展、服务金融决策的初心，应运而生，所以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以下为许鹏解读原文：尊敬的李扬老师、陈志英市长，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会议组织方给予我们《广州金融蓝皮书》这么一个隆重的发布仪式，也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给予我这样一个推介发言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打造高水平的广州金融发展研究学术平台”。刚才大家在发布仪式也看到了，实际上一起推出来的有一大批金融方面的蓝皮书和相关学术著作，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主导之下完成的。那么我们这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0）》也就是《广州金融蓝皮书（2020）》，也是由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和广州市社会科学家联合组织编撰的，今年已经出版的3本书已经售謦，广州金羊金融研究院依托的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国家首批25个高端智库之一，也是唯一的金融智库，不但站的高度很高，而且确实实力很强，我们能够联合这样一家机构，一起来做《广州金融蓝皮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在蓝皮书方面的研究一直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我们从事蓝皮书的研究已经有20多年，目前出版有8本反映广州金融社会主要领域的蓝皮书，而且成绩应该说非常不错，全国可能大家不知道，中央和地方局出版的蓝皮书共有3000多种，其中在最具权威的机构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出版的500多种，常年纳入评审的有400多种，广州社会科学院的广州蓝皮书在这里面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我们有3本蓝皮书在全国排名类别里第一位，广州经济、广州社会、广州文化，我们有6本蓝皮书进入全国排名的前20%，也就是说在前50位，唯度过去金融领域空缺，基于此，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得到广州金融业协会、广州金融研究院以及金融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支持，推出了这本《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0）》。借此机会简要汇报一下《广州金融发展报告（2020）》，一是《广州金融蓝皮书》编撰背景与意义，二是基本框架，三是2020年报告的主要内容。编撰背景是基于当前金融的大好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问题作过需要重要论述，总的精神大致是说，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必须坚持为实体经济的宗旨，必须防控好金融风险。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论述的重要指导之下，这些年来，广州金融取得了显著发展成效，刚才陈志英市长也已经说到。应该说，积极践行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大力防控金融风险，取得的迅速发展，不但有利推进了广州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广州金融蓝皮书》本着记录广州金融发展、服务金融决策的初心，应运而生，所以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我们在这里面做了简要总结，就不一一说了。《广州金融蓝皮书》基本框架，我们定位很清楚，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广州区域金融，也就是要系统分析并动态跟踪广州金融阶段性发展的总体状况，在总体结构上由五个部分构成，主体是一个主报告，还有四个部分，包括热点问题篇、综合观察篇、行业研究篇、专题分析篇。主报告是通过构建金融研究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来对某一阶段广州金融发展整体情况进行测算和评估，我们构建了包括六个维度，也可以说是六个一级指标，或者说六个分指数，21个二级指标，61个三级指标，构成广州金融指数体系或者说指标体系，我们主要维度包括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生态系统、金融创新、金融开放，这个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给出来了，这些指标是经过了严格科学的遴选，在众多指标里筛选出来的。充分考虑到评价科学性、代表性和有效性。同时，对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多种方法的赋权比较、数据标准化处理和指数合成，我们测算了2006-2019年的金融发展情况，我们是以2006年作为基期，这一年完全避开了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它的数据表现应该比较正常，作为基期整体上国内外环境上比较合适。而且我们知道，2006年是广东省实现金融强省战略取得重要进展的关键一年，2006年也是我们广州市政府单独开始设施金融监管部门，那时候还不叫监管，叫做金融工作服务办公室。所以，以2006年作为基期既有科学依据，也有现实理由，这是我们的基本考虑。我们的指数，实际上总指数、分指数就是假定2006年的基数为1000，今后不论怎么延续，它都是以2006年作为基期。那么以这个指数作为工具，我们深入分析广州金融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分析为基础也提出了新世纪推动广州金融创新发展的思路和建议，这是主报告的主要内容。那么其他四篇，实际上从名称可以想到，热点问题篇主要是从国家金融领域的现实情况出发，围绕当前热点进行一些分析评价。综合观察篇就站在全局角度描绘广州金融发展的概念和整体趋势。行业研究篇是对全部行业有反映，无论是主流行业还是新兴金融业态，我们对一些行业都要有所观察、有所体现。专题分析篇基本上是每年围绕一个专题。2020年年度报告是我们《广州金融蓝皮书》的首部报告，意味着我们以它为起点，今后每年都要出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目前整个是收入了21个报告，除了主报告之外，还有20篇研究报告，总共有35万字，归纳起来探讨广州金融业整体情况进行比较系统分析，我列举了指数的初步阶段，以2006年作为基期，我们测算2019年广州金融综合发展指数为12000多，14年间的平均增速达到23.17%，是同期广州GDP平均增速的2.22%，这个情况可能与大家平常的印象不太一致，我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扬老师刚才说到的，广东金融也好、广州金融也好，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可能还不如它实际达到的好，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个落差的，这个落差是不是我们指数所反映的幅度，另当别论，但是我非常赞同李扬老师作的评价，我认为是符合事实，是非常客观的，也是我们金融学界、金融实务界需要探讨和思考的问题。而且我们经过测算的均衡分析，发现在此期间，14年之内，各年总指数、分指数总体上表现均衡，这说明在这期间，广州金融业整体上实现了稳健的跨越式发展。从分指数来看，总的来说有三种表现，发展规模指数、市场金融指数、市场开放指数中规中矩，年均指数20%多，有两个指标表现非常优势，一是金融机构指数，达到了68%多，二是金融创新指数，更加耀眼，平均达到100%以上，三是生态环境指数，略微滞后，但它也不错，平均只有12%多。我想这也恰恰印证了改善营商环境，包括金融创新发展的环境，确实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营商环境实际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对当前广州金融发展的重点领域展开了深入探讨，各个篇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对今年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广州金融发展问题我们也展开了探讨，还有很多热点问题，限于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明的。具体情况可以看书和金融发布稿，我们编撰《广州金融蓝皮书（2020）》，实际上与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编撰出来的《广州金融白皮书》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支持，广州金融白皮书从2008年开始就编撰出版，一直没有间断。白皮书代表的是官方立场，蓝皮书代表第三方或学界立场，志英市长组织制定的广州金融发展的宏伟蓝图实践得怎么样？亿通局长组织推出的广州金融发展举措效果怎么样？在我们这里作为一个学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可以得到印证。当然，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做这个工作，编撰团队没有经验，广州金融变化又比较快速，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跟上节奏，我们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衷心的拜托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学术机构，在今后给予多多关注和支持，目前它还是一棵小苗，在大家的精心培育和关怀之下，它一定能够成长为广州金融学术领域的一棵大树，谢谢大家！

来源：互联网金融文/ 陆岷峰 ，季子钊来源/ 新金融大数据01引言 地方金融工作办公室设立的初衷在于解决2002年以来由于中央垂直监管体系的调整导致的地方金融监管缺失的问题，经多次改革，地方金融办在协调金融机构服务地方建设和协调地方政府服务金融机构的职能得到大幅加强，但地方金融办缺乏有效的“属地处置”权责制度，特别是面对新型金融组织兴起、创新金融产品不断衍生、金融混业经营不断加强等新形势，地方金融办存在监管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自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省级地方金融监管模式逐步进入了新阶段，部分省市地方金融工作办公室挂牌“地方金融监管局”。这是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空白的重要制度安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因此，系统分析新时期地方金融监管的模式和体系，才能够更好理解地方金融监管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履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02地方金融监管模式的进一步探索随着各省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展开，地方金融监管局也随之浮出水面。实际上，地方金融监管局由来已久，山东省于2014年在省金融办加挂了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牌子。各省纷纷组建地方金融监管局的初衷是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同时也加大了地方金融监管任务。（一）正确处理地方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对于地方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学术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多分歧。中央金融监管负责监管的地方金融机构很多，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地方保险机构、地方法人证券公司等，然而促进这些金融机构的发展职责在地方政府。地方金融监管局同时负责监管和促进发展这些地方金融机构，若此关系处理不当，则容易造成地方金融监管与发展的冲突。在地方金融监管实践中，各种金融组织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问题，在不同行业段存在不同的问题。一是部分金融领域重监管轻发展。在强监管的政策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过度重视金融监管，忽略了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以金融监管手段来替代金融发展，以监管手段替代发展措施。二是部分金融领域过度关注发展。金融兴，经济活，金融业的发展可以极大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常常因为过度关注金融的发展而忽略其相应的金融风险，疏忽对各类金融风险的防控，尤其是面对一些创新金融模式，过度宽松，甚至处于监管空白，导致了一些新金融乱象丛生。三是监管与发展职责区分不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常常会将自身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即同时要负责行业监管与发展的职责，最终使得监管与发展职责不分明，监管与发展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导致金融发展效率的低下。推动地方金融发展，必须以防范地方金融风险为前提，同时也不宜由于过度监管而阻碍新型金融模式的发展。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金融监管兜底责任，以防控地方金融风险为前提，协调好金融监管与发展的统一关系，肃清市场乱象，整顿行业秩序，促进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努力建设监管与发展协调配合的强大机制。（二）新时期地方金融监管理念1.地方金融监管与发展要适当分离。监管与发展如同硬币的两面，如果不能做到的适当分离，则在不同时期，监管不足金融风险就会累积，发展不足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就不足。尤其是行业发展前期，发展得到充分的重视而监管的重要性容易被忽视，导致部分地方部分金融领域野蛮生长，金融乱象丛生，金融生态恶化。2.加强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并行的趋势。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地方金融监管方式提出了要求，“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或将成为未来地方金融监管的重要模式。然而，由于地方金融组织或新兴金融组织的的产品或业务相对单一且具有独立性，地方金融监管方式仍然应以机构监管为主。面对各种地方金融创新，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要积极探索如何建立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协调合作机制。3.地方金融监管主动对接负面清单制度。我国目前正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地方金融监管要主动对接负面清单制度，从重视事前审批转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主动提升监管能力和质量。（三）功能监管、行为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将成为未来主流监管模式，而机构监管与前二者监管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针对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建立功能监管、行为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合作协调机制。1.地方金融监管更侧重机构监管。当前，各省市成立的地方金融监管局，实施侧重机构监管，对机构实施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纵向监管。虽然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监管对象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公司、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机构，但上述十一类机构的业务属性有一定的独立性且单一，风险相互交织度低，并不具有高度跨机构和跨市场的风险传染性。在统一划归为地方监管局进行监管后，可以有效消化一部分监管真空地带，监管重叠的现象也不会很显著。因此，地方金融监管应当以机构监管方式为主，同时要做好对单一集团或金融机构的微观关注和对区域金融市场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2.发挥功能监管的作用。功能监管是从业务的角度出发，在金融混业经营背景下对不同金融机构的相同或类似的金融产品或业务进行统一监管，这与机构监管的“纵向”监管有着明显差异。功能监管更关注金融业务或产品性质的区隔，强调跨机构、跨行业监管，更注重于防范监管漏洞。随着金融行业的不断创新发展，地方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诸多横向业务合作、股权债权关系以及资管关系等，很多地方金融组织的潜在风险和暴露风险已经超出了原本应保持的风险相对隔离的要求。因此，单一的机构监管方式无法完全覆盖混业交织且创新层出的地方金融行业，应逐步加强功能监管，建立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的机制。3.实施行为监管。不同于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行为监管从微观层面着手，即对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组织和人的监管，金融牌照是行为监管的一种经典形式。行为监管要求从事所有金融活动的金融机构要有相应的金融牌照，要监测持有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更要密切关注没有金融牌照的组织。根据“属地处置”原则，地方政府应当履行金融监管兜底责任，也就是充分补充监管那些中央监管机构覆盖不到的一切新兴金融业态，主要包含未经金融监管部门审批颁发金融牌照的金融组织，要及时补足监管“短板”。4.宏微观全方位的金融监管网。综合上述三种监管方式，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应当是协调合作的关系，这种综合监管的模式更适用于当前地方金融机构统一归并为地方金融监管局监管的现状，地方政府能够充分发挥横纵监管模式的协调合作优势。一方面，科学有效地划分地方金融监管局的内部职能分工。其中，应当设立专门部门负责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之间的协调合作；应当设立信息部门主要负责打造和维护地方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平台；设立专门部门主要关注地方监管的兜底责任，彰显地方金融的行为监管思路。另一方面科学运用穿透监管手段，完善穿透监管框架，不断提升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来源、关联方资金流向等基础信息的监控能力。5.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要做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良好协作，监管信息共享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从技术上打通监管部门与地方金融组织之间的“信息孤岛”，获取真实可靠、有时效性的企业数据，才有可能实现高效的金融监管。从目前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来看，在信息传递和对称性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缺失和低效率。虽然新兴金融业态以及其他不受监管的金融活动的规模和风险系统性不会很庞大，暂时对整体地方金融体系造成不了影响，但随着金融混业经营发展迅猛、金融创新水平和深度在加速扩大，若不能及时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地方金融监管体系运行效率会十分低效。03新时期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工作机构设置和职责（一）地方金融监管局应有的主要职责依照2017年第五届全国金融工作会精神，地方政府应按照中央统一监管要求，不断加强属地处置金融风险责任。结合各省地方金融监管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的职责应包括如下几点。1.防范地方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工作的永恒主题，同时也是地方金融监管工作的重要责任。因此，地方金融监管局仍需配合协调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防控好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要兜底监控属地管理的其他金融机构所暴露的金融风险，既要防范“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发生，又要重点关注风险资产集中领域，防控房地产市场、上市公司或集团、非法集资、恶意逃废债务等方面的风险。2.提高地方金融发展质量。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地方金融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终能够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地方金融发展质量，不应当单一地追求地方金融组织规模、种类、GDP比重及数量的增加，应当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来评价金融发展质量，地方金融业的资产质量、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精准度应当不断提升。3.营造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金融生态包含了宏微观各个层面，是与金融业、社会、自然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体系范畴，它涵盖了法律制度、部门规章、行业监管、自律制度、行业发展、信息共享平台、社会征信平台等一切与金融相关的因素。高质量的金融发展离不开良好的金融生态。4.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地方经济或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最终须依赖实体经济的发展，应当严控地方金融组织“脱实就虚”现象的发生。地方金融监管局应推动金融回归本源，积极引导金融高效服务实体经济，关注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和“三农”融资需求，推动发展普惠金融。5.协助配合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建立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双向协同治理机制，共同推动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6.监管对象。地方金融监管局应当负责对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无法覆盖的地方类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即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辖区内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等进行监管。7.其他地方金融监管。其中主要包括根据我国金融改革步调积极推动全省金融业改革、制定全省金融业发展规划及地方监管政策、完善建设本省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等。（二）机构设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科学把握新时期地方金融监管要求，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现状，省级地方金融监管局机构设置应遵循如下几个基本原则。1.坚持全局监管。地方类金融机构以及新兴金融组织，从业务模式上看，种类繁多；从风险暴露和风险关联性上看，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地方金融监管局应从全局角度审视地方类金融机构，坚持地方金融监管“一盘棋”的思想原则，多从宏观调整的视野着眼，处理地方金融监管工作。2.协调好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面对当前地方金控集团和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以及与类金融机构的横向合作，债权股权交叉投资等混业经营特征愈发明显，必须逐步开放功能监管，做好机构监管与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的协调合作。3.审批与监管互相制约。在实施行为监管及金融牌照审批的同时，应当建立审批与监管互相制约的机制，将两项工作职责适度分离，有利于负责审批和负责监管的人员更加专注本职工作并提高监管效率。4.监管与发展要适度分离的原则。金融监管与发展在宏观全局上是统一的，但在中微观层面以及地方类金融机构方面，具体到不同业态，则监管与发展之间存在阶段性的不一致性。为了使地方金融业更健康发展并最终服务实体经济，监管与发展应当适度分离。监管与发展适度分离，有利于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专注监管、专业监管、专职监管。5.建立再监管机制。所谓再监管，是指对地方金融监管者的监督管理。地方金融风险的暴露，一方面涉及各地方金融参与者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涉及地方金融监管者的监管尽职情况。因此，金融监管者自身的监管能力、道德风险、尽职情况等方面制定健全的法规，对其约束和审查管理，从而促进地方金融监管者的履职尽责，有助于解决“谁来监管金融监管者”的问题。6.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为了保障全面监控地方类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必须建立完善统一的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构，统一汇总和分析，避免信息不对称。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还包括与中央监管机构协调合作的内容，如地方金融监管局应当将地方类金融机构信息及时上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同时也根据监测到的金融机构实际情况，及时通报地方金融监管局。7.合理配置监管资源。随着金融创新不断发展，地方金融活动将变得更加种类繁多、交错复杂，地方金融监管局所承担的监管重担也在日益加重。因此，在监管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要紧紧围绕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监管目标，区分不同地级特色（包括省、市、县三级地方金融监管特点）、轻重缓急、科学合理地分配监管资源而设立内部机构。8.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使市、县地方金融监管局能够专注于一线金融监管工作，省级应当设立一级行政许可，简化内部机构设置机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04新时期地方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建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位居我国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地方金融监管局挂监管牌照并不能使其在短时间内具备金融监管的资质和能力，如何发挥监管效力，打好防控风险攻坚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监管者要“求变、求强、求精”一是“变”思想。以往金融办公室主要负责对当地金融的服务与协调，而监管局则突出监督管理，两者在职能上存在较大变化，这需要各级地方金融监管工作人员完成从协调者到监管者的转变，具体要从工作对象、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入手，寻求新起点，打造新平台，拓展新局面。二是“强”行动。在加强金融监管问责、金融风险属地划分背景下，将过去无监管、弱监管的地方纳入监管范围，地方金融监管肩上的“担子”只会更重，这要求地方必须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各级人员深入监管最前线，尽快“磨铸利剑”，提高监管效力，树立监管权威。三是“精”专业。工作内容由协调向监管的转变，存在专业上的“沟壑”，特别是在事中、事后监督方面，要求相关人员具备专业的金融理论素养和能力，这要求各地方金融监管局加强对金融监管人员的培训，利用多种渠道选拔培养优秀监管人才，满足经济新形势的要求。（二）监管手段要“求新、求效、求异”一是求新，地方金融工作办公室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之后，其监管职责和范围都与以往大不相同，再采取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显然无法适应新阶段下的地方金融业的发展节奏。二是求效，在监管审批程序、审批材料、审核标准、时限要求、数据统计与分析、信息披露制度、事前中后的监督等都要求有了更加现代化、更加高效率的新手段。三是求异，在融监管方式上，充分发挥“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机构监管”的作用，针对具体金融业态的发展阶段特征进行选择。（三）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协同合作一是充分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任务，地方金融监管应当充分尊重中央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威，积极配合中央金融监管措施，从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的角度，尽快构建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合作机制，形成强大合力。二是从推动地方金融业发展的角度，构建地方金融业发展的协调合作机制。自各省设立地方金融监管局之后，对于地方类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组织的监管责任归属将更加明确和趋于统一，如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机构、商业保理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地方金融组织发展特点不同，地方金融监管局应当积极做好协调发展、配合监管的工作。三是加快构建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对地方类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组织的数据监控和统计，做到精确、全面，并将相应的类金融机构监管信息报送给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也将相关新型金融组织之异常数据通报给地方金融监管局，消除“信息孤岛”，高效的分享监管信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前，我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金融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有助于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金融业的最大优势。我国的金融事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领导金融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成功的关键是坚持了党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领导。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能够确保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是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是新中国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不断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金融业成功支持了根据地的斗争和发展、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金融秩序的统一和恢复。改革开放以来，又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力支撑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大局，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金融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外汇储备余额持续位居全球第一，也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金融业发展的活力和韧性不断增强。2.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体系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为主体，新型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588家，总资产为275.82万亿元；保险机构1026家，总资产18.33万亿元；证券公司131家，总资产7.05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123家，管理基金数量5818只，基金净值13.94万亿元。其他还有各种新型金融机构，比如股权投资、风险投资、金融科技等。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机构数量均遥遥领先；二是金融机构呈现多元化态势，但国有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三是金融机构有混业经营趋势，但仍处于分业经营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根据这一精神，需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降低准入门槛。最终目标，是要构建和完善有竞争、有活力、有效率的中国特色金融机构体系。3.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体系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依然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直接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的比重虽然在不断上升，但占比依然较低。截至2019年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21.2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52.65万亿元，占比69%；企业债券余额为23.09万亿元，占比10%；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余额为9.41万亿元，占比4%；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7.31万亿元，占比3%。在社会融资存量中，直接融资占比17%。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推进货币、股票、债券、保险、外汇、衍生品和黄金等市场的协调发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高质量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4.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架构 2018年中央决定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则专职微观监管职能，包括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以及消费者保护等行为监管的内容。而宏观与微观之间，以及“一行两会”与其他有关部门间的协调则由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共同构成“一委一行两会”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系。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行使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业务监督及履职问责等职能。这种模式，是立足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确立的，是最适应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情况的。第二，重视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给金融创新带来了契机，也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互联网银行的兴起，有效弥补了小微企业借贷短板。如何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有效识别新风险、提高监管效率，是新形势下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方向。第三，强调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的统一。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的宏观审慎监管，银保监会负责的微观审慎监管，均统一接受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协调、指导，这从组织上保证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统一与协调。5.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防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把住了发展大势。但金融发展中依然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需要加强防范；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展开，也给新时代的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综合考虑国内外的发展环境，我国的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目前需要着重于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果断处置信用违约。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二是加强监管统一协调。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6.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国情实际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之路，主要内容涵盖以下方面：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实现均衡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成本低、使用便捷等特点，渗透到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触及的人群，从而促进充分且平衡的发展。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环境保护。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可以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并有效抑制污染性投资。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可喜的是，在绿色金融等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积极推进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可能给金融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在以微信支付、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上，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当然，金融领域的创新不可避免伴随着新的风险。因此，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坚持金融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为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项目提供了融资保障和结算平台。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投融资支持。同时，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有序开放国内资本市场、银行卡清算市场；逐步放开、放宽或取消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金融机构外资股占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等。(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尹志超)

江世银撰著的《当代中国金融审计研究(1983—2018)》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案例为基础，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审计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探讨了当代中国金融审计的演变过程和规律。该书分为当代中国金融审计概述、严肃财经纪律的金融审计、关注资产质量的金融审计、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审计、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金融审计、推进完善国家治理的金融审计、金融审计取得的成效与未来展望7个部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审计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作者认为，中国金融审计是改革开放后为适应严肃财经纪律、维护金融安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和完善国家治理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06日 09 版)

2019年，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深入，农信社系统着力回归本源。初心引领航向，使命呼唤担当。坚持服务“三农”、助力小微，成为农信社系统改革发展中不变的主旋律。同时，随着“科技”对“金融”的挑战日益严峻、监管政策不断趋严，如何顺应大势、突破重围、打造特色，追求内涵化、价值化发展，成为农村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银行业都必须直面的严峻挑战。7月13日，第九届(2019)中国农村金融转型发展论坛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举办。这次论坛主题定为“再出发！初心与使命”，就是要总结经验，把握趋势，探索未来一段时期农村金融机构战略制高点。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依托科技金融，没有科技金融的普惠金融风险大、作用小、效率低。他指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三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贷款管理边际成本高、风险管理水平低三个问题，金融科技能够较好解决这些问题。当前，中小农村金融机构面临宏观形势偏紧、同业竞争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等挑战与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证券研究室主任郑醒尘分析指出，从国际经验教训看，中小机构在金融业转型阶段面临更大压力，规模是重要影响因素；如果中小金融机构应对不当，则会面临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因此，需要避免短期行为、避免资源错配、重视竞争优势。他指出，应从专业化服务能力建设、兼顾利润和风险问题、创新组织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着手，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关注到“大行抢夺中小银行优质客户资源的质疑声音”，他建议增加政策的梯次性和金融统计的规范性、准确性。并提出，农信社改革不应“一刀切”，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我国国情是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大国，政策要因地因社制宜；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改革模式，有不同的利弊得失与适用性，机构的成败重要的是在治理结构、风控能力、机制和责任心。在论坛上，围绕农村中小银行的转型突围，来自山东潍坊农商银行、厦门农商银行、广西钦州市区农信联社、安徽亳州药都农商银行的嘉宾分享了创新理念和实践经验。(编辑白宝玉)

8月3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牵头负责的《2020·径山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主题为“‘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发展与政策研究”。这也是CF40连续第四年发布《径山报告》。发布会现场着眼“十四五”，《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面临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优势趋于消失，二是后发优势不再，三是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面对上述变化，“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潜力。《报告》分为一个综合报告和六个分报告，从储蓄率变化、宽货币低利率、金融支持民企发展、房地产金融、金融防风险等角度对“十四五”时期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报告》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CF40资深研究员、课题负责人肖钢，CF40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CF40特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室副主任朱鸿鸣，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CF40特邀成员、中金公司研究部原负责人、高瓴资本产业和创新研究院院长梁红以及CF40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以上按报告章节排序）。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发布会。从上至下分别为：肖钢、蔡昉、陆磊、王信、梁红、刘晓春、都阳、朱鸿鸣。"十四五"时期传统优势趋于消失、须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面对国内外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在传统优势趋于消失的同时，中国经济必须挖掘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潜力。《报告》系统阐述了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的内涵，包括：第一，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第二，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第三，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第四，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优势。第五，超大规模市场地区收敛优势。可以看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个市场涵盖了劳动力、消费、产业、创新、金融、物流、房地产等各类市场；既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既涉及实体经济，也涉及虚拟经济。《报告》认为，超大规模市场并不仅仅以某些市场达到世界最大规模来衡量，更为重要的是强调全国统一的市场，以及对全球市场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对内循环与双循环能够形成有力支撑的大市场。“可以说，像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全世界只有一个。”《报告》写道。需要注意的是，超大规模市场并非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一个开放、包容、联通国际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指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促进了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将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七方面入手、实现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效能不过，尽管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蕴藏着巨大潜力，但要转化成现实优势，充分发挥其效能，需要一系列条件，目前还面临不少障碍和挑战。要真正实现潜在优势到现实效能的转变，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此，《报告》从七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占比，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①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深化教育改革，营造鼓励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②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高度重视高房价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年轻人择业问题；③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大幅提高“第二支柱”覆盖面，加快构建养老金“第三支柱”。第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国内消费市场。①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②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形成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推进县域产城融合；③要加大供给补短板力度，及时破除制度藩篱，引导劳动、资本等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第三，构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①建议制定《民营企业促进法》，侧重在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民营企业家财产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做出规定，将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纳入法律规范；②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对民企经营发展的直接干预，强化政府监管标准的严格、统一、可预期；③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与方式，建立健全新型银企关系，改进对民企信贷风险管理，发展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健全民企的现代企业制度。第四，提升金融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和协调性。①以股权化、长期化、多元化、国际化和规范化为核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结构平衡、富有韧性，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②大力发展股权市场，增加风险资本供给，强化金融的创新催化剂功能；③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抢抓机遇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第五，推进房地产金融改革，促进房地产业长期健康发展。①房地产金融改革应当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为中心，构建多层次的市场化房地产金融体系，探索创新型的房地产公共金融体制；②发展房地产证券化市场，抓紧落实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推动商业物业公募REITs发展；③创新房地产金融服务，构建有效、包容、可持续的公共金融体系，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市场发展，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租房需求。第六，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推动形成互利共赢局面。①练好金融市场化改革内功，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积极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②优化金融开放的体制机制，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构建开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弹性、竞争力强的外汇市场体系，建立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③构建与更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多层次跨境资本流动宏观调控体系，构建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微观合规管理框架，完善关键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金融科技赋能。第七，保持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①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创新和规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双支柱”政策框架；②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推动转变经营理念，补充资本，改进公司治理；③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④防范输入型风险，统筹协调好人民币国际化，高度重视国内外资本市场联动风险；⑤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坚决反对并妥善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与金融制裁，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工作预案。问答环节(部分)1、所谓"金融脱钩"是伪命题中国日报：《报告》中提到，在“十四五”期间形成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可以降低金融脱钩带来的可能性，能否具体分析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金融脱钩可能带来的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应对脱钩带来的挑战？肖钢：发展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可以降低金融脱钩的可能性。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超大规模金融市场使得国际国内的资金更容易、更便利地相互流动和交融。这就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创造了条件。所谓“金融脱钩”我认为是一个伪命题。大家都知道，金融是服务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不可能某个国家的实体企业只跟本国企业和本国银行打交道，各国实体企业实体经济是必然要相互联系的。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我认为所谓金融脱钩也就是个伪命题。当然我们要承认，中美博弈正在升级，这的确会给我们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发展带来一些困难，比如我们的金融机构可能会受到所谓长臂管辖甚至经济制裁，一些高管也有可能受到制裁。另外，美国还有欧盟一些国家都提高了安全审查的门槛，我们的对外投资会受到一些安全审查的限制。再比如美国提出来，由于监管方面的原因，要限制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已经上市的可能会要求退市。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斗争，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准备，大力发展我们的金融市场，来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2、要真正落实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国证券报：《报告》中提到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居民储蓄更有效地转化为企业投资。此前监管部门也多次提到要推动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请问在这方面具体可以如何着手？蔡昉：我主要讲一下原则.如何把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这中间有很多环节，主要涉及储蓄的供给方和资金的需求方，除此之外还有金融中介，以及体制环境。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储蓄行为。如果说能够常态化我们的储蓄行为，储蓄者会变得聪明一些，可以减少不确定的资金出处，比如少受非法集资非法理财的诱惑，让我们的钱能够真正进入需求者手里。除此之外，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利率市场化，这是我们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更好的价格形成机制，才能使价格信号本身反映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以及供给需求状况。还有金融体制本身、金融的基础设施等等，也就是中央文件讲的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再有就是从需求方的角度看，应该消除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增强市场的竞争性。总的来看，我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里面把一些主要原则都讲的非常清楚了，我们应该把它真正落地。3、公积金制度到了可以退出的时候凤凰财经：梁红老师刚才简单提到了住房公积金的改革。住房公积金改革在前几年有一个抓手，就是成立国家住房银行，这个问题在2015年前后讨论的比较热烈，当时住建部说成立的环境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这几年似乎销声匿迹了。您对住房银行怎么看？梁红：中国公积金的结余金额将近6万亿，超过了整个养老金结余，而且每年还在以超过名义GDP的增速在增加。因为各方面的限制，公积金其实基本就在银行存款，2%的利息，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既然已经有了个人住房贷款，而且还有了个人买房租房直接在税收上的抵扣，公积金这个制度应该说到了可以退出去的时候，而且这也会降低中国的无效储蓄率。据我们观察，在五险一金制度大范围执行之后，中国的储蓄率明显跳升，这些储蓄因为各种各样在投资方面的安排，实际上回报非常差。我当时看到住房公积金的结余超过整个养老金结余的时候还是非常吃惊的。我们建议：第一在流量上，把公积金个人和公司的缴存减下去，等于企业减税、增加可支配收入。第二在存量上，这笔钱如果投在建设公共住房上，相信回报至少会高于2%。至于国家住房银行，我们不认为它可以解决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住房公积金效率不高，增加了储蓄率，减少了可支配收入。另外一方面，公共住房这端一直缺乏有效供给。我们并不缺银行，并不缺房贷的提供者。《径山报告》项目简介《径山报告》项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于2017年初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通过集中研究、辩论，积极推动学界、政界与业界对于金融开放问题的思考，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每年的《径山报告》将定期举行报告研讨与发布会，并于当年末正式成书出版。第一期（2017-2019年）《径山报告》项目由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牵头。从2017年的“金融开放”、2018年的“金融改革”到2019年的“金融创新”，第一期《径山报告》的核心主题就是探讨"中国金融如何继续往前走"的问题。《径山报告》项目由协调小组确定年度研究主题，并邀请学术素养深厚、经验丰富的专家承担课题研究工作，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2017·径山报告》：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随后，国务院提出要持续推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明确对外开放时间表、路线图。如何合理构建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时间表及路线图？2017年9月23日，以“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为主题的《2017·径山报告》在杭州发布，及时为这道关键问答题给出思路。《2017·径山报告》就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提出七方面政策建议，并率先给出了我国金融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7·径山报告》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黄益平、张宇燕、朱民、张斌、管涛、徐忠和朱隽。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由于发布之时正值我国金融开放政策即将出台这一关键节点，《2017·径山报告》甫一面世就受到广泛关注。美国财政部第一时间翻译了报告，IMF等国际组织也就报告内容与相关人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流探讨。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 China Economic Journal刊载了《2017·径山报告》英文缩减版。2018年1月，《2017·径山报告》英文版在华盛顿正式发布。2018年3月，《2017·径山报告》正式出版成书，题为《中国金融开放的下半场》。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为本书作序。《2018·径山报告》：强化市场机制 构建现代金融体系201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九大部委联手发布了《“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不同于“十二五”的“金融业的发展改革规划”，文件名称针对性地采用了“现代金融体系规划”这一表述，意义深远。金融体系应该往哪个方向转型？“现代金融体系”的“现代性”又该如何体现？2018年9月15日，以“强化市场机制 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为主题的《2018·径山报告》正式发布，为我国金融体系转型方向这道关键选择题给出建议。《2018·径山报告》分为一个综合报告和六个分报告，从金融体系建设理论、金融补短板、货币政策框架、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提出了金融改革的方向与主张：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的市场化，但它不会是一场放任自流的市场化过程，应是增加直接融资，强化市场机制以及改善金融监管。《2018·径山报告》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黄益平、殷剑峰、张斌、徐忠、纪志宏、孙国峰以及洪磊。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2019年1月24日，《2018·径山报告》英文版在美国纽约首发。2018年4月，《2018·径山报告》正式出版成书，题为《中国金融改革路线图》。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为本书作序。《2019·径山报告》：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经济迎来了一系列重大转折。近年来低成本优势丧失、人口老龄化加剧，加之全球化趋势停顿甚至逆转，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支持经济创新、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一关键问题亟待回答。对此，《2019·径山报告》提出了关键论断：经济创新呼唤金融创新，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报告》由一个综合报告和六个分报告组成，从最优金融结构、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影子银行、数字金融、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2019·径山报告》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黄益平、林毅夫、田轩、杨凯生、肖钢、黄卓、沈艳、郭凯。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2019年11月6日，《2019·径山报告》英文版在华盛顿首发，2020年4月正式出版成书，题为《中国金融创新再出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为本书作序。

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百年不遇的大变革”时期，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个重要而关键的时候，认真研究“习近平金融思想”成为一个紧迫的战略任务。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新问题，新的不稳定因素，新的考验，不断出现，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理论，其中关于“金融发展”的论述丰富与充实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金融发展的理论包含内涵广泛，理论深刻，立意高，意义深的特点。其中的核心包括：金融的属性，金融的特点，金融的宗旨，金融的本源，金融的规律，金融的安全，金融的管理和金融的社会价值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习近平总书记都有充分的论述，对指导当前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具有现实和前瞻指引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说到金融的属性时说“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极高的地位：“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而且“ 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是金融的“本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金融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理念，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内涵。在中国，金融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更不是少数利益集团谋权的跳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让金融成为“人民的金融”，才能够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得到保护。金融的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前提。金融的普惠，普利，是国民幸福生活的前提。只有为人民服务的金融，能够确保中国由富变强的伟大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把金融安全提高到“ 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可见如何保持金融安全始终是国家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保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习近平总书记的“金融思想” 指明了金融工作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实施的措施，规范了前行的道路和解决风险的方案，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细致的和科学的“金融思想体系”，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尤其重要。所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金融思想”不仅仅是金融业人士的任务，也是全民应当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WTO世界贸易组织面临前所未有挑战，对世界贸易格局和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贸易重心的转移。对中国而言，管理好自己的事业，保证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稳健，就是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的最大贡献。“ 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只要中国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理念”和“金融思想”，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大船一定可以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原题：刘志勤：认真研究“习近平金融思想”

转载于：银行家杂志作者：王力 《银行家》杂志主编金融产业是一个没有被业界普遍使用的提法，产业金融则是一个近期流行的热点用词，二者不仅字义相近，而且在基本概念与逻辑关系上也存在着内在联系。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产业是指某种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或系统，是利益相互联系的、具有不同分工的、由相关行业或部门构成的经济业态总称。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各独立的产业部门等。金融产业顾名思义，是指从事各类金融活动（包括资金融通、银行信贷、资本市场服务和保险服务等）的国民经济部门，即业界通常所称的金融业或者金融部门。产业金融则是现代金融体系趋向综合化过程中形成的、能够有效促进特定产业发展的金融活动总称。基于产业的定义，理论上讲所有为企业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生产性活动提供服务的金融活动都可称为产业金融。与之相对应，为居民生活提供服务的金融活动则可以称为“民生金融”。金融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部门的组成部分，可以涵盖现代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金融组织机构和行为。同样，产业金融作为国民经济部门提供特定产业的金融服务，是由产业化的金融机构来完成的。因此，国民经济构成体系包含了金融产业，金融产业也包含了产业金融。如果按照历史进程来动态考察，可以看出金融产业和产业金融都是科技革命引发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结果。金融部门的产业化可以使金融服务更广泛地渗透到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而产业金融的发展则体现了金融产业最核心的价值存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金融产业并没有同其他产业部门一样被视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门，而是被视同了政府行政管理机构，行使着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工具职能。在组织管理上，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不论所有制性质如何，其人事组织任命基本沿袭着行政级别体系。在理论认识上，也过于强调金融产业部门同其他实体产业部门的差异性，而将金融产业与其他实体产业区别对待。这种忽视金融部门产业本质属性的“白马非马”认识，不利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众所周知，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金融产业是保证国民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血脉”，也关系到社会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切身利益。如果以满足金融产业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必然会导致金融资源的“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就不可能很好地服务实体产业部门的发展，并不断累积金融风险。因此，推动金融产业化发展，不能偏离金融“本源”，即服务实体经济和保障民生的根本宗旨。这也是在社会分工细化的背景下，推进产业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产业金融是金融产业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升级和金融创新，以及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高居世界第一，拥有世界第二大的资本市场。在实体产业发展方面，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产业体系，为金融部门产业化发展和产业金融业务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和市场需求。从制度环境的视角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监管体系和产业政策体系。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我国金融产业开放和改革创新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金融监管部门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与国内金融改革实践相结合，打造了符合基本国情、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渐进有序的金融监管环境。不断优化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部门提升服务实体产业部门的综合能力创造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从金融创新的视角来看，金融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金融产业化和产业金融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以金融部门日常管理和业务经营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着金融组织机构体系的不断优化，使其更加适应金融产业化场景和金融生态演进要求。另一方面，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可以助力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部门的多样化需求，助力金融机构开发出更加市场化的产业金融产品。我们还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金融部门产业化发展水平和产业金融竞争力总体上还比较弱，金融产业部门大而不强，产业金融服务实体产业部门的能力和主动性还有待提升。为此，我们就推动我国金融产业化和产业金融创新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有序推进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发展。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加入WTO，“产融结合”成为金融改革的热点话题。产融结合的突出表现形态是，从事实体经营的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资产重组或者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等形式，进入金融产业部门或领域，成为业务横跨金融产业和实体产业的综合性金融控股集团。2020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进一步规范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门槛，这将对推进产融结合的健康有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产融结合是现代金融与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体企业参与金融产业部门投资，以产业经营的思维开展金融业务，精准对接实体经济，可以从金融产业和产业金融两个维度同步发力助推金融改革。为此，在产权明晰、风险可控和监管到位的前提下，可以鼓励支持具有产业实力、具备准入条件的实业集团参与金融产业投资。与此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允许金融机构尝试在实体产业领域的业务布局，双向推进产融结合。其次，合理优化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结构比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目前融资总规模已超过百万亿元，但融资结构却明显失衡。突出表现在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比重过大，而依托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偏低。为此，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应成为推进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间接融资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要合理优化二者的结构比例。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特征，反映了金融产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依托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可以更广泛地吸收全社会各类资本的集聚。从投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投资主体，在间接融资中获得的投资回报相对较低，限制了资本逐利的积极性。但在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上，金融部门以及资金提供主体可以获得远高于间接融资的资本回报。为此，发展直接融资应成为推动产业金融发展最具广阔前景的方向。再次，积极推动金融产业与产业金融的政策协调。目前，我国金融产业部门与实体产业部门，在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制定上缺乏沟通协调机制。实体经济的产业政策主要由产业主管部门制定执行，对涉及金融支持的产业政策仅做方向性规划，缺乏切实可行的协调措施。反观金融政策特别是地方金融规划，往往强调数量指标的增长，较少考虑金融产业化的现实需求。这种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不协调不匹配，不利于金融部门的产业化经营，更难充分发挥产业金融对实体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针对上述情况，在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制定中，金融产业部门和实体产业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认真研究金融产业与实体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建立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和运作机制。实体产业部门在产业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考虑金融产业部门的运行规律和风险防控要求；金融产业部门在金融政策制定特别是金融改革创新中，要以解决实体产业部门的瓶颈为落脚点，避免“为创新而创新”的无谓“尝试”，遏制产业部门因无序扩张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银行家》杂志主编：THE END转载声明：本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及本微信公众号观点

江世银撰著的《当代中国金融审计研究(1983—2018)》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案例为基础，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审计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探讨了当代中国金融审计的演变过程和规律。该书分为当代中国金融审计概述、严肃财经纪律的金融审计、关注资产质量的金融审计、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审计、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金融审计、推进完善国家治理的金融审计、金融审计取得的成效与未来展望7个部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审计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作者认为，中国金融审计是改革开放后为适应严肃财经纪律、维护金融安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和完善国家治理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06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