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博览

来源：中国金融不妨换个角度，在西方非经济学（如人类学）领域，人们对于欧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起源及其性质的评判别有一番意趣。主流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现代（欧美）市场经济体系（大致等同于社会主义者曾定义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市场自由，它可以使得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有效配置资源并实现自己的效用。但非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学者可不都这么认为，美国人类学家格雷伯（Graeber，D.）就曾发现，资本主义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丑闻”，那就是其“组织运作，多数时候都不是围绕自由（劳动力）而展开的”。梁鹤年更是直言不讳，他认为“资本主 义与自由经济有着逻辑性矛盾”。发端于斯密的所谓“古典经济自由主义”（classical economic liberalism）其实有着十分特殊的现实背景，那就是当时的“英国工业产品占尽优势，国际自由贸易对英国绝对有利，甚至是英国持续发展的必需条件。于是，自由贸易摇身一变就成为英国货打入其他国家的道德依据”。仅据此便可断言，“资本主义不是自由经济，它颠覆自由经济”。不用强调，当年英国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便是在维护自由贸易（通商）的幌子下所干的强盗勾当。当然，按照格雷伯（以及拉斯基）的相关讨论，从哲学层面看，欧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所谓自由，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同时也具有迷惑性）的概念 ；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少数人（在市场上）支配与控制多数人的自由。在历史逻辑上，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冒险家与金融家的组合，“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其说是一部有关市场的非人格力量逐渐摧毁传统社团的历史，毋宁说是一部有关信用经济如何转变为利息经济、非人格（往往也具有报复心理）的国家权力如何侵入并改变道德网络的历史”。欧美市场经济体系（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和扩张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意志、战争、征服、商业、借贷等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在此过程中，也的确伴随着所谓市场规则与自由理念的传播，但那只是征服者攫取巨额政治回报以及商业利益的副产品抑或“遮羞布”；在其背后，留给被征服者的却是无尽的屈辱与难以愈合的伤痛。可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这种充满“丑闻”的欧美市场经济体系却摇身一变，竟然被打扮成了市场与自由的“温柔”化身；那个曾经劣迹斑斑、暴力血腥的国家与政府却在市场经济理论的经典框架中全身而退，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尤为不可理喻的是，面对迅速崛起的东方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主流经济学家还凭借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市场经济的那些虚伪而枯燥的“金科玉律”倒打一耙，说什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受到了政府因素的强力干扰，从而偏离了市场经济的“标准”（欧美样板）轨道。自然的，以上角度的讨论虽然带有尝试性和提示性，但对于长期包含“宏微观裂痕” 的现代经济学框架而言，其意味则极为深长。英国货币经济学家摩根（Morgan， B，1978） 在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学现状时感慨万千，他曾作如是说：“凯恩斯声称，他把货币理论（宏观）和价值理论（微观）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了一个更为通用的理论，可四十年以后经济学的这两个分支仍然泾渭分明，因此，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适当结合显然还是遥远的事情。”如今，又有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主流经济学曾经的裂痕依然故我。让数代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种经济学的结合何以如此艰难 ? 同样是在四十年前，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的斯蒂格利茨（Stiglitz，J.E.，1974）自以为触到了问题的要害，他坚信，“只要加进一点不完全信息，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分析”，他为此感到兴奋不已，“因为我们终于开始系统地开发一个领域”。当然，在此后的经济学发展史上，每“加进一点”什么新东西就兴奋不已的经济学家还有不少。现在看来，虽然斯蒂格利茨改进主流经济学分析视角以及建立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成功努力有目共睹，但要全面估价这种努力在弥合经济学“裂痕”上的整体贡献还为时尚早。其实，问题的要害仍然如凯恩斯当年在《通论》序言末尾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困难之处并不在于确立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学说”。因此，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及其制度金融学）若要肩负并能成就弥合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的伟大理论使命，其要害依然在于“摆脱旧学说”。如何摆脱旧学说?如果只是在旧学说的死寂而又冗长的文献通道中盲目搜寻，其结果必将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而只要将这些旧学说放置于“活生生”的金融制度变迁特别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伟大背景中进行重新审视，则注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话说回来，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无法完成“宏微观裂痕”的自我弥合，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根深蒂固的“精神分裂症”。主流经济学家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从一开始便选择刻意回避政府因素，为的是掩盖那些曾经发生在这一因素身上的一宗宗“秘而不宣的丑闻”；与此同时，在市场规则的绚烂帷幕掩护下，这一因素又无时无刻不在上下其手。饶有意味的是，政府因素越是试图在宏观上利用非市场手段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就越是需要在微观上编制自由市场制度的帷幔来做掩饰。不仅如此，主流经济学家们试图借助微观上的自由市场规则占据理论上的“道德高地”与话语权，并据此向其他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推销其自认为“先进”的制度理念，进而帮助其背后的政府因素实现“秘而不宣”的政治经济目标。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编织“市场帷幔”的角色。正因如此，以微观机理掩饰宏观策略是主流经济学框架的天然特征，也是其天然缺陷。从某种意义上看，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宏观经济学框架构建微观基础，表面看是出于弥合“宏微观裂痕”的考虑，其实际用意无非是继续为其宏观政策寻找微观合理性。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制度传统中，政府与市场从来就是伴随成长的。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之间无所谓孰主孰次、孰重孰轻，更谈不上什么宏观微观之分，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制度均衡（客观地说，这一过程充满波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与欧美崇尚扩张与征服的政府因素不同，长期浸润于儒家伦理氛围且秉持“天下主义”理念的政府因素（在宏观上）似乎（对外部世界）没有多少“秘而不宣的丑闻”，因此没有必要（在微观上）编织什么东西进行掩饰。不用强调，市场发展与制度演进的“中国经验”天然地成为弥合现代经济学“宏微观裂痕”的理想平台。更进一步地看，在近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史上，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难寻成功的先例；此间，长期被认为滥觞于西欧的私人（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恰好处于成长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基于此而构建的西方经济学理所当然地成为理论主宰。但是，曾经的（有限视界中的）不成功并不意味着未来永远的不成功。如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经济正在复兴。中国经济崛起改变的不仅是这个饱受凌辱、积贫积弱国度的物质面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将重塑现代经济学的逻辑与结构，从而完成自斯密以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范式革命。（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

11月4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贸促委、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承办的第十三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简称“金博会”)在会展中心1号馆盛大举行，展会将于6日结束。本届金博会与移师深圳的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金融展同馆、同期举办。此次展会以“科技助创新、开放促改革、发展惠民生”为主题，将全力打造出极具行业影响力的金融产品展示和交易平台、金融科技成果发布和转化平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作和交流平台，助力深圳增强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核心引擎功能，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推动深圳在步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同时，创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参展企业规模、数量实现“双突破”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展览范围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金融科技、供应链金融与商业保理、金融服务及产业金融及担保与小额贷等，参展机构达300家，比上届展会增长了30%。本届展会共设置7个展区。国际展区将有英国展团、韩国及日本等各国企业代表参展；银行展区设立了国内外资产类、中间业务类、银行卡类、外汇业务类等银行机构；证券、基金、期货及保险展区包括了证券、信托、基金管理、期货经纪公司及人寿险、财产险、保险投资、保险中介机构等；金融科技展区则吸引了金融机具、移动支付、网络安全、生物识别、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企业；供应链金融与商业保理及产业金融展区有供应链平台、物流、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商、各省市金融产业小镇、产业孵化器平台等；担保与小额贷展区则有担保机构与小额贷公司等。此外，展会针对华为、中兴通讯、腾讯云、阿里云等35家国内顶尖科技企业首次亮相而特别设置的“安全可控、开放创新科技专区”。本届展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知名大型机构及企业将重磅亮相；英国国际贸易部、伦敦金融城政府、渣打银行等10余家来自英国的外资机构也将首次参展。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本届金博会的一大特点是将与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合作办展，合力推动两个展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打造一场具有全国一流水平的金融盛会。其次，本届展会吸引了大批优质参展机构参展，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金融博览会。届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商业银行、金融科技龙头企业等相关领导和业界人士近千余人士将莅临展会。第三，着重突出金融科技发展成果，深入体现金融信息安全和金融科技深度融合。在金融科技展区，将搭建起众多科技应用场景，推广、展示金融科技在各领域内的应用及成果，还将积极举办系列主题活动，设立新品发布会和成果展示分享会。第四，展会嘉宾、采购商及专业观众组织更深入，观众发动更广泛。展会将借助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国际商会等资源优势，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来自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科技产业园、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投资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等方面的专业代表参会。21场论坛+多场活动丰富展会内涵展会期间，将举办第二十届中国金融发展论坛、2019国际保理和供应链金融大会等21场专业论坛。重头戏是此次展会的主论坛——第二十届中国金融发展论坛，分为“数字驱动与开放创新合作”“开放云海，创领金融云未来”“构建开放新生态，共赢金融新未来”等多个主题，就完善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加强金融科技载体建设、以金融科技防范金融风险等内容进行专题报告和深入探讨；2019国际保理和供应链金融大会将围绕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实践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等主题开展交流及探讨。同时，“期货的探索与发现”“第三届深港澳国际金融论坛”“第十届资本圈创新论坛”“先行示范区下金融企业的发展之路”等一系列配套论坛亦将举行。据悉，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现场活动。一是设立金融科技推介活动区，举办新品发布会和成果展示分享会；二是组织产融对接会，组织新兴行业协会及企业在展会现场与金融机构进行专场对接；三是加强金融防诈骗宣传，深圳市公安局防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深圳市银行业协会将举办防风险、反信息诈骗宣讲会。（文章来源：深圳商报）

来源：中国金融6月18日，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提出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以及服务于数十亿人的金融基础设施。Libra是由Facebook主导发行的建立在区块链技术基础上的、由专门协会负责管理的加密数字货币。随后，Libra罕见地迅速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各国央行以及监管机构的关注。法国央行行长表示，该国正在设立一个G7特别工作组，以研究中央银行如何确保像Libra这样的加密数字货币受到各种法规的监管。那么，Libra将会带来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呢？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我们对数字货币诞生之前的各种货币形态都很熟悉，要么是商品货币，如黄金、白银，要么是信用货币，如法币（纸币）。新的数字货币如果只是比特币，它的总量有限，影响可控，但如果像Libra或者央行数字货币那样大规模发行的话，故事就很不一样了。这些数字货币是真正全新的基于算法而形成的信任和共识的产物，还是基于有形的传统货币的积累，这是完全不同的路径。未来货币的主流一定是数字货币，不确定的只是它究竟是央行的主权延伸，还是如Libra这种商业的，或者全部开源或者全部去中心的，更像最初的私人数字货币。区块链也就十年的历史，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币有很多的问题，其局限性与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类似。Libra与比特币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的派生体系不一样。Libra是一种妥协和折衷，它必须要征得现有利益主体的同意，才能往更高的层次发展，但总有一天会脱离它的母体。数字货币大概率应是这样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每一种货币都要有理论基础，才能支撑整个金融逻辑的进化。比如说贵金属货币时代，逻辑很简单，一个简单的货币数量论，再加上所谓的黄金运输点，就能形成一套汇率、利率理论。但问题是，从信用货币或者主权货币开始，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这种变异所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人类现在没有办法控制它，或者说“完全失去了控制”。信用货币是双重构架，理论上高能的货币是由央行来控制的，但是广义货币M2是基于“动物精神”的，怎样创造它呢？实际上，M2是内生的。一旦出现危机，央行肯定会挺身而出，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市场的“动物精神”全部被吓没了，只能走“凯恩斯道路”，其实现在还是如此。大部分货币政策都是在控制信用总量。在现代货币理论下，债务与货币同源，往下走，在全世界主权信用货币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货币幻觉，是资产泡沫，并最终进入到庞氏骗局，要么是通货膨胀（产能不足），要么是泡沫破灭（一再出现），甚至是国家破产（除非大而不倒）。只不过，这个“庞氏”可能是由主权经济体来主导。当前债务积累的状态，以及过去十年为了拯救危机的方法，是很荒谬的。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因为在2008年之前释放了太多的货币，而拯救危机的方式是释放更多的货币。目前，全球经济即将进入到新一轮衰退，各国所做的唯一动作是什么？就是继续“放水”。什么叫疯狂？就是不断重复做一件事情，但又期望不同的结果，全球正在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总体上，我们被困在一个错误的信用经济模型或者公式里，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货币幻觉中，而这些货币幻觉来自于信用系统或者自身膨胀的速度，在过去40年里，经济体膨胀了240倍。大家穿的用的，这些物质财富我们创造了200多倍，同时投放的货币高达1000多倍，这就是经典的信用货币带来的困境。发达经济体也是如此。那么，这里探讨的数字货币能解决上述困境吗？如果说某些国家的货币当局不太靠谱的话，那么类似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发行的Libra就会更靠谱一点吗？Libra，会更靠谱吗？Libra会伪装得更靠谱一点，基于什么理论呢？实际上，Libra的理论基础是SDR，也就是所谓的eSDR。用不用分布式技术？Libra会用，Facebook强调五年以后就会交出控制权，现在其实是基于自己的网络、自己的用户，再加上100个“大玩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联盟链，但是它跟现实的妥协在于拿了现实资产作为抵押1∶1发行。按笔者理解，Libra就是定义了“移动”的语言，把一些资产包不断地移动，但这个移动可能会在算法上带来优势，也就是它很难出现很多漏洞，如凭空消失或者被攻击。当然，这个功能还取决于Libra的程序员写出的计算机语言有多美妙。现在看来，它未必比现有的区块链技术进展更优异。另外，100个“大玩家”所发行的基于多币种的Libra，就比几个大国一起发行的SDR更加靠谱吗？如果Libra成功，这就是一个分水岭。它将创造一个终极的企业帝国，它做到的就是去掉主权的政治中心化，但是强化了商业中心，并会成为Libra的最优货币区（类似欧元）。我们认为一开始它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听从监管的安排，但1∶1的发行仅仅是开始，创造货币早晚会来临，品格再良好的“私人中央银行”也会试图获取铸币税。理想主义会让位于现实利益。如果由其任意发展，它未来的趋势一定是先干掉小国货币，再干掉小数字货币，之后干掉（跨境银行端）支付系统，最终干掉霸权货币，成为全球的“私人央行”。值得注意的是，Libra也会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不仅来自于其架构的不稳定，也就是它采用哪几种货币来构成自己的篮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Facebook发行了Libra，估计谷歌也会发行类似的数字货币，腾讯、阿里可能也会发。而且，估计当局也会支持它们发行数字货币，这样又变成了多种货币区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地竞争，就像已经看到的几千种区块链货币在不断地竞争，它们的实力最终取决于联盟链究竟有多大，底层的应用场景究竟有多广泛，以及最后贷款人究竟是谁。这就如同不同经济体之间实力差异变化所带来的汇率波动，哪怕都用一样的数字货币基础技术也会存在波动。这个场景，好像跟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描述的情形有些相似。现在看来，Facebook可能因拥有5000亿美元市值而“大而不倒”，但我们也看到过原来市值很大的公司最后消失变零的情况，那时候找谁去兑现其发行的数字货币呢？如果说数字货币最终会取代贵金属货币，如黄金白银等，取代主权货币，其挑战的就是现有货币当局和背后重大的利益分布。当然，我们认为，也许算法（数学）是代表一种更高层级的、大家都能共用的语言，网络也是这样，它更多是一种信任机制，信任机制恐怕也是一种算法和凝聚共识的叙事。回顾一下，原来我们基于真金白银的原始状态，后来基于主权信用发行的信用货币，现在都一定程度上辜负了我们，难道数字货币就能不辜负我们了？实际上，所有技术精英都会有自己的盘算，不管他们伪装出来是多么的普世或者具有人本精神。Libra也可能会屈服于资本的诉求和精英内心“黑暗”的部分。这都需要人们保持警觉。那么，关键的变化会出现在哪里？假设未来Libra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监管开始慢慢地运营，并开始用户的转化，我们觉得第五年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它承诺在第五年的时候将放弃中心化，变成非许可链，交出控制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比特币”或者“算法货币”。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巨大分水岭的开始。如果它真正交出控制权，它的权力并不足以让大家担心，因为它都已经公开了，反正没有私利，但是在这样一个转换的关键时刻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如同央行推出数字货币会引发什么样的重大变化一样，我们都需要小心去观察。我们该如何应对？面对来势汹汹的Libra，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首先，就像SDR一样，中国可以要求更多的份额。根据Libra的设想，Libra前期的储备由创始成员提供，目前该协会的成员还有PayU、coinbase等10多个节点（万事达、VISA、PayPal、Stripe、eBay等都已“退群”），其目标是找到100个Libra协会成员，即100个验证节点，并且每一个验证节点都出资1000万美元，每个节点有1%的投票权。对于拥有100个节点的Libra来说，它愿不愿意把中国放在某一重要的节点里，值得我们关注。因为1000万美元一个节点，我们可以先进入抢占先机。不是说普世、开放、最后奔向分布式网络吗？那Libra能不能够开放给中国呢？这就是测试其理想纯度非常好的试金石。其次，我国的BATJ也可以创造自己的Libra。为什么这一次Libra引起了全球央行比较激烈的反应呢？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中国现在变得更加开放，可以发行自己的Libra，并且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可以跟央行加在一起，来发行覆盖中国全社交、全部应用场景的数字货币。其实，最初参与Libra的24家节点企业，基本上都是在关键领域内的非传统金融巨头，比如说打车场景、信用卡场景、汇款场景等。当然，我们也有强有力的电商场景、社交场景和汇兑场景等，这些就是形成数字货币所需要的更多应用的良好生态结构。另一方面，在长三角地区，可不可以学习创造Libra？这个区域有比较充分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实体产业，也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还可以选择非互联网巨头，即那些来自于实体产业的企业发起数字货币联盟，或者产业与金融的联盟区块链。因为，它们有更实在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在供应链、票据、征信、证券化、土地确权等方面，都可以提供出充分的应用场景。让这样一个数字货币能够运营起来，可以先按照联盟链2B的方式来运营，再假定十年以后开放给其他关键的玩家，或者变成完全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系统。最后，央行数字货币，其实它就是“主权Libra”，实际上也主要是M0。为什么央行数字货币需要主要控制M0并取代现金呢？很简单，M2还是让市场去决定，交给经济体内生的“动物精神”，并交给商业银行去操作。M0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点对点交易的合规问题、反洗钱问题，甚至是负利率的问题都可以试验解决，等等。所以，我们要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待数字货币问题。在技术上，我们一直在追赶，“坚船利炮”与数字货币，其本质都是关于科技与产业革命力量的竞争，必须在技术上做更多的投入和创新。即便是在全球货币竞争方面，如人民币国际化，不只需要人民币在海外应用，还要让它实现数字化应用。其实，我们可以考虑SDR或者eSDR的方案，不仅仅只走人民币这条线，多种储备货币的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一些。这样，才能使人民币既国际化，也数字化、科技化、网络化。从最新消息看，Libra篮子里有五种货币，包括美元（50%）、欧元（18%）、日元（14%）、英镑（11%）和新加坡元（7%）。据悉，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美国当局的“通行证”。显然，Libra的发行超越了主权，并使得其能和现有的货币体系相补充，它支持美元或者以美元为主要挂钩货币，就会强化现有货币市场格局。也就是说，美国是在用科技的力量来加强其主权货币的能力，因为Libra隐含的最后贷款人仍然是美联储，货币天然就是权力的象征。综上所述，如果只是空谈数字货币，并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还是要让金融回归实体，特别是对产业的支持。在中国过去70年经验里，最大的成功应该说是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未来中国是否能够继续成功？这取决于如何引领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同时，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究竟谁会成为我们必备的金融基础设施？笔者相信，算法也好、存储也好、算力也好、带宽也好，在5G、量子计算等技术进步之下都可以解决，数字货币将最终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新经济和新（数据）资产的价值度量、支付手段、财富储备和世界货币。未来一定是属于数字货币的新世界。（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中国金融外婆、妈妈和我都是银行会计，三代人从事金融工作70余年。一年一度的年终决算，尤其遇上明月皎洁的夜晚，更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戴月“荷锄”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婆工作的农村信用社在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全县的存、放、储、汇等金融业务。因工作需要，外婆经常下乡下厂。遇到农民扛着锄头下田时，她笑指自己随身携带的乌黑发亮的大算盘，总是诙谐地说：这也是我的“锄头”呢！你们种田，我们算账，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个时候，信用社现金支付业务星星点点，工作量不算大。倒是当地的一个电子工厂，生产“牛疗机”一类的支农产品，销路很好，现金支票、转账支票和托收汇兑等非现金结算业务日益增加，成了信用社年终决算的“重头戏”。有一年，该厂与信用社年终对账出错，一时找不出原因，外婆应邀于年终前夜赴厂协助排查。那天晚上，厂财务室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声彻夜不息，外婆与厂里的会计来了个“地毯式”排查，把全年往来账目重算一遍。终于找出差错根源是该厂原会计、出纳下放后，临时顶岗的出纳将一批“牛疗机”托收单的发货与收货单位填反，另一个顶岗的会计又未发现，结果是该厂送了产品还给对方汇去货款，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协查完毕，已是夜阑人静，皓月当空。外婆说：那晚我扛着个大算盘走在回家路上，真有点像陶渊明戴月“荷锄”归呢！明月照银屏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年年终决算正逢星期日。我和哥哥懒觉醒来，发现妈妈已不见了。只留下一张字条：“我去加班了，你俩今天自由安排吧！”等到晚上11点多，出差的爸爸都回来了，可妈妈还不见影。好在妈妈的单位不远，爸爸带着我们兄妹俩，来到办公大楼下，刚想向二楼开口喊叫，忽见妈妈正坐在临窗的电脑桌前聚精会神地工作，斜挂在天上的月亮照在电脑屏幕上，反射出闪闪银光，那个情景真是美极了。见我们来了，妈妈从窗口伸出头来：“多了一分钱，还没查出来，回不去呀！”有点生气的爸爸说：“多钱还不好吗 ?”妈妈答：“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账务一定要平，这是铁定的要求。”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悻悻回家。直到第二天清晨，妈妈才回来。事后听妈妈讲，那晚可紧张呢！改革开放、经济加速，现金和非现金结算量井喷增长。可决算轧账后，处理汇总报表时，却多出一分钱。面对堆积如山的票据，要找出差错在哪里，不是大海捞针吗?作为财务主管的妈妈当机立断：加班者分为算盘和电脑两组，同时排查！临近子夜，电脑先出结果，款对、账对，多一分是场虚惊！五分钟后，算盘组也得出同样结论。那位拒学电脑的“保守”先生感叹说：算盘拨错一个子，重打真把你累死！还是电脑好。冷月夜送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大学毕业，来到人民银行丰城市支行，从事会计工作。不久，央行开通了全国电子联行业务，凡是异地跨行的汇划票据，都要经过人民银行地面交换汇总，全国卫星联网，这就是以前的“天地对接”。由于丰城经济活跃，汇划业务与日俱增，临近年终，更是忙得吃饭 都在电脑旁操作。记得在一个寒冷而明朗的年终决算月夜，我刚刚结束全市银行资金清算，正在核算业务时，农行打来电话，还有一笔电汇凭证要提交。时间已经很晚，为了节省交接时间，我站在行门口的大街旁等候。一会儿，远远的，我看见一个人在寒风中费力地骑着自行车奔来。清冷的月光和昏黄的灯光交错把他那矮小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当他在我面前停下来的时候，冻僵的手从怀里瑟瑟地掏出一份暖烘烘的电汇单，愧疚地说：“不好意思，这么晚了……”现在异地跨行业务不再通过人民银行交换，只要点击电脑键盘，接入央行现代化支付系统的“高速公路”，便可实时到达，安全可靠、快捷便利。央行现代化支付系统还在不断升级改版，可能还将运用“云计算”技术。我们再也不需要那么辛苦，深夜送票据了，但那清冷而美丽的月夜却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三铁”传精神外婆、妈妈和我，对年终决算月夜的记忆，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会计工具的变化、央行会计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是对央行事业和对会计工作的热爱，是央行会计文化引领着几代会计人与时俱进，激励着我们新一代会计人谱写新篇章。央行会计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创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献身精神；计划经济时期，是建设金融事业的奉献精神；改革开放初期，是改造金融事业的开拓精神；今天是深化改革、发展金融事业的创新精神。追溯到革命战争年代，还有江西老区红色金融的牺牲精神。当年宜春的万载和铜鼓等湘鄂赣苏区腹地，诞生了苏维埃省、县工农兵银行。省行行长成功，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财产，最后牺牲了宝贵生命，就是一个光辉典范。各个时期的央行会计文化精神，由萌芽、雏形，到成熟发展，汇集形成了铁账、铁款、铁算盘的“三铁”精神。我们央行会计人怎样传承“三铁”精神呢 ? 那就是面对挑战、继承发扬和创新发展。当前，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各类矛盾交织影响。我们处在繁纷复杂的大背景下，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绩效观和利益观，坚定信念、陶冶情操，吟唱“热爱、忠诚、奉献”主旋律，不忘初心，力戒世俗、净化心灵，洗涤浮躁、攀比和趋利等市井浮尘。我们要紧握铁算盘为武器，坚持铁账铁款为阵地，坚守在央行会计岗位上，岿然不动。科学持续发展，技术日新月异。现在，铁账已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手工账本，还有电子账本、手机账本和网络账本等；铁款也不仅仅是现金，还包括信用卡、电子钱包等电子货币；铁算盘更是由以前老式算盘变为如今传统算盘与电脑、网络等现代工具共存的局面。央行会计人要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学习、提高素质，跟上“三铁”内涵的快速扩充和创新发展。月有阴晴圆缺，但云层之上，永不消失。人有悲欢离合，但风雨之中，更显精神。央行会计文化将带领会计人不断前行，“三铁”精神必将代代相传、永不褪色。（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宜春市中心支行）

7月31日，深交所金融博览中心暨深圳金融创新文化基地正式启用。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市长陈如桂、深交所理事长吴利军、总经理王建军共同为金融博览中心启用揭牌。2016年初，深圳市与深交所开始筹建集史料收集、展陈展览、教育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金融创新文化展示平台。新落成的金融博览中心，展馆面积约3000平方米，主要由南北两个展厅组成。北展厅回顾世界资本市场源流变迁、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重点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建设情况，陈列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实物藏品和视频照片，其中多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口述历史尤为珍贵。南展厅主要展示深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以及建所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展厅还建有深圳金融创新之路，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在国内金融领域的多项创新举措。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博览中心既是中国资本市场文化建设基地、深圳金融创新文化基地，也是重点面向广大投资者和深圳市民的金融证券知识及风险教育的科普场馆，将成为全国金融文化版图上的又一道靓丽风景。金融博览中心启用后，深交所将继续加强与深圳市金融办、档案馆、深圳博物馆等部门和机构合作，持续丰富展陈内容，发挥记录传承和文化交流的综合平台作用，将深交所金融博览中心打造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和深圳市新的文化名片。

来源：中国金融过去，我们已习惯于容易挣钱的“好时代”，如地产、股票、信托、银行理财，甚至是P2P、比特币等，都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如今，世界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除了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债务困局、货币政策捉襟见肘、民粹主义抬头、石油危机再起等都让我们所面临的前景更为扑朔迷离。因此，激荡的淘金年代过后，“稳”，应该成为每个家庭资产配置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年金险作为“基石”打底，彰显出自己独特的配置魅力，未来应当成为大部分家庭的核心必配资产。那么，年金险都有哪些配置魅力呢？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安全成为刚需2020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年初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经济活动停滞，春节旅游、消费等行业的景气度降至冰点。虽然政府积极领导、快速响应，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齐心参与抗疫，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得以快速遏制，然而，纵观全球，疫情快速蔓延，不少国家的经济受到重创。例如，欧元区方面，与第二季度相比，欧元区第三季度经济出现反弹，但欧元区19个成员国内GDP与2019年同期相比仍下降了4.3%。中国方面，第一季度GDP负增长6.8%，第二季度由于疫情的有效控制，反弹至3.2%，第三季度进一步反弹至4.9%。IMF预计，中国将是2020年世界上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更关键的是，在疫情前，全球经济早已疲软不堪。多年来的货币政策刺激效果越来越弱，贫富差距明显加大。2020年是魔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还要持续多久，经济如何复苏，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重大难题。“时代的一粒尘，落在普通家庭就是一座山。”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震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去年我们公司一年收入流水接近千万元，春节占到了40%，今年彻底没有了。海外的很多酒店我们还提前垫付了一些资金。”一位旅游行业的朋友告诉笔者，今年疫情的风险是他从未想到过的，公司直接停摆，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运营也不知道。每个月的房租和人员开销要十多万元，朋友的压力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很多传统靠谱的理财也开始爆雷。2020年上半年，某信托公司的200亿元信托项目爆雷，投资者购买的信托产品无法兑付，而100万元门槛的信托产品，对很多家庭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10月，又曝出某银行代销的一项资管计划全线违约，总规模或超过40亿元，而要知道，此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仅为4.1%，风险等级为PR3,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可以算是非常稳定的低风险产品了。当今，人们所面临的经济前景已经和之前迥然不同，而未来，随着资管新规的快速推进，理财净值化管理的最终落地，人们传统认知里“大概率安全”的信托和“绝对安全”的银行理财将成为过去，而普通人在做家庭资产配置时，也需要用全新的思路去理解。在笔者看来，当前的大环境，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国际形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更复杂，投资风险比之前有增无减，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增加安全资产的配置比例，减少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如何理解风险资产和安全资产？首先要普及一个概念：投资“不可能三角”（见图1）。投资时需要考虑三个重要元素：收益性、安全性与流动性。三者往往不可兼得，得其二，必然要牺牲其一。在经济欣欣向荣的年代，遍地是赚钱的机会，大家关注点当然是收益，在风险资产都大涨的环境下，定位安全、长期的年金险自然没有太多吸引力可言。不过，一旦到了2020年上半年疫情叠加全球金融风险，股市、原油等一度暴跌，连巴菲特都直呼“活久见”（网络流行用语，一般是指“活的时间久，什么事都可能见到”），虽然部分资产有所反弹，但很多仍然盘旋在低位。我们面对巨大的不确定前景时，长期安全保底、稳健增值的年金险，就反而凸显了配置的魅力。说到年金险，很多人没有太多概念。因为一说到保险，大家的第一个联想必然是疾病、意外此类的风险，此为保人。实际上，还有一类风险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保财。而年金险，就是保财的重要载体。年金险，“保”什么？总的来说，年金险的配置魅力，首先体现在对以下几类风险的转移和规避。●经济滞胀的风险简单来说，滞胀，就是经济下行与物价高企共存。比如，猪肉等生活必需品大涨，但经济增长却不给力。其实，经济好，哪怕有通胀，物价攀升，但大家也能赚到钱，所以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滞胀却是比通胀更麻烦的困境：经济不景气意味着大环境下的钱更难赚了，失业率攀升，但物价却一直在升，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这都会是巨大的考验。在今年一二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就一度超过了5%，很多学者开始担忧宏观经济的滞胀风险。如果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滞胀状态，那么意味着经济不景气，楼市、股市等也会疲软，价格滞涨甚至下滑，而物价高企则意味着生活成本的上升。这时，年金险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它能长期锁定固定利率，稳定安全地进行增值，对滞胀风险进行有效对冲。●利率下行的风险如果有一款终身8%、9%年化收益率（复利）且保底保收益的产品，你会不会觉得惊讶？实际上，这就是20世纪末我国真实存在的一些年金险产品，而当时的环境是，一年期存款利率高达10.98%。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年金险产品并没有多么吸引人，因为那时的人们也是以彼时的视角看未来。而这30年来，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当年的10.98%下降到1.75%，因为是终身享受这样的利率，当年的那些年金险产品对保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利差损风险，然而对于配置了这些年金险产品的消费者来说，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头永久的现金“奶牛”。这几年，我们见证了银行理财收益率的持续下跌（见图2）。而老百姓常投资的余额宝更是从2013年的6%以上一路下跌，在今年6月更是跌到历史最低的1.33%，着实让很多投资者“大跌眼镜”。其实，利率走低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一些欧洲、亚洲国家，甚至都已经进入了负利率，也就是说，人们把钱存到银行里，不仅没有利息，还可能倒贴钱。目前，我国的理财收益持续走低，未来大概率仍将继续走低，应该怎么办呢？这里，年金险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选择。年金险的特点是长期和稳定，每年有多少钱，都“一字一笔”明确无误地写在了合同上。未来几十年能有多少钱，都是非常明确的。相比于银行几个月乃至一年期、两年期理财来说，年金险相当于锁定了未来很多年的收益，直到合同到期。即便是大环境变化，投资利率持续低迷，老百姓年金收益的增长也是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有效地锁定住了利率可能持续走低的风险。●家庭现金流断裂的风险在疫情期间，很多行业陷入了困境，甚至到现在都未能完全恢复，比如影视、体育、旅游等，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不得不面临薪资剧减，甚至是被裁员的风险，个人和家庭现金流遭受重挫甚至断裂，这种风险是很多人从未意识到的。疫情之后，大家开始反思一个问题：“如果一直不上班，我的钱还能坚持多久？”这时，年金险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类似家里常备的药品、医疗等物资，平常虽然不会用到，但却可以防备极端情况下的不时之需，因此，年金险作为一种“打底”资产，在家庭遇到极端风险时，可以称得上是“救命的存粮”。比如，在30岁、40岁时，把一年家庭年收入的10%用于购买年金险，或用于孩子教育的教育金，或用于为自己规划的养老金，这些钱不会对当下生活造成明显的影响，但遇到收入下滑或中断时，这笔钱就能帮助人们解决教育、养老或者因为一些风险而收入中断、下滑的问题。●过度消费习惯的风险小时候，父母为了培养孩子存钱的习惯，要买一个存钱罐，存钱罐要砸破，钱才能取出来。简单点，零钱放在抽屉里也行，为什么要存钱罐？原理就是“强制储蓄”，因为在存钱这件事上，不是每个人都有强大自律的。其实，生活中，鼓励消费，甚至是借贷消费的广告不断“诱惑”着每个人。在铺天盖地的广告面前，大多数人并不能做到时时理性。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养成了一些过度消费的习惯，长期来看，对自己长期的财务规划乃至家庭都会是不小的损耗。举个例子，有些朋友靠行业的一时红利赚了不少钱，生活消费也会自然升级，过上所谓的“精致生活”。但是，过几年行业走下坡路，收入不断下滑，但支出却开始大增时（如生了孩子、需要赡养父母等），由奢入俭难，消费习惯很难一时扭转，整个家庭财务平衡就容易被打破，甚至步入恶性循环。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因为借贷消费、过度消费，结果债务越垒越大，最后倾家荡产，人生轨迹彻底被改变。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应如何去平衡呢？其实，年金险就是一个好办法。在收入不错的时候，把一部分收入放进年金险这个“储蓄罐”，强制储蓄，未雨绸缪。在投资“不可能三角”中，虽然年金险的流动性较弱，但辩证来看，也就像是买了个“储蓄罐”，强制储蓄，养成良好储蓄的习惯，就可以抵御任性消费、过度消费的风险。年金险，适合谁？说到年金险适合的对象，总体上，每个家庭其实都应该配置上年金险。而针对不同人群来说，只是年金险需求的强弱、保额的大小不同而已。下面，列举几类需求比较强的人群。●收入波动高的人群比如做生意的小老板、创业者，这些人在宏观经济景气或者行业景气的时候，往往收入很高甚至赚取暴利，但在行业不景气甚至低谷的时候，现金流就会受到挑战，收入下滑甚至是负数。对于这类人群来说，年金险可以起到很好的“收入平滑”作用，在收入高的时候把钱强制储蓄起来，等到收入低估时，这笔“压箱底”的钱就可以用起来。●风险偏好低的家庭家庭的资产配置，也是因人而异的，按需决定。有的家庭，看重资产的收益，属于“进击型”；有的家庭，风险偏好低，不求收益有多高，只求投资有多稳，属于“防守型”。这里，针对“防守型”家庭，年金险完全可以满足其需求。年金险，不仅简单易懂，还安全可靠，有多少利益，明明白白地写在合同里。●投资“小白”社会中，每个人的分工各异，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懂金融的人才。即便有些人懂一些金融知识，在投资领域也容易被“割韭菜”。那么，与其去冒风险、去试错，结果还不一定好，还不如踏踏实实地买稳健、安全的资产。年金险所具有的收益稳定增长的功能，无论是满足购买者自己的需求，还是给家人的交代，都是一个不二的优质选择。除了以上这几类对年金险有较高需求的群体，其实，年金险就像理财一样，未来将成为每一个家庭资产配置的“基石”。年金险，配置魅力渐现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以深圳为代表，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在这40年里，创造了太多的造富神话、创业奇迹。只要敢干，就不缺机会，未来总会是一片光明。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在投资理财方面的风险偏好也会更高，想要通过理财赚更多的钱，理财中的“进攻意识”大于“防守意识”，而对于“守财”“保财”类资产，人们的认识相对比较薄弱一些。不过，随着低利率时代的到来，以及打破刚性兑付，以前“旱涝保收”的信托、银行理财等产品不再那么稳健，“买者自负”成为很多人需要去提升的“必修课”。当前，轻松理财、稳健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收益率不再是人们唯一关心的要素，理财安全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突出。这时，年金险作为强安全属性的配置，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养老为例，跟很多国家一样，日本有较为健全的政府养老年金制度，但商业年金险在日本百姓资产配置中依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相比于日本，虽然我国也有退休养老金制度，但覆盖的广度、深度仍比较低。为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平，需要人们做补充养老的规划，而年金险的时间周期覆盖长、稳定安全性高等特点，将会成为补充养老的不错选择。不同的经济周期，不同的资产搭配。在激荡的“淘金”年代过后，“稳”，应该成为每个家庭资产配置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年金险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基石”打底，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将逐渐彰显出独特的配置魅力。（作者为藏保阁live创始人、知名保险经纪公司资深总监）

来源：中国金融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运行带来严重冲击，很多国家经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中国经济也受到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202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刊采访了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唐建伟， 他结合今年上半年相关经济金融数据及团队研究成果，对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进行了分析与判断。金融博览 ：今年疫情冲击了全球经济，在此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下半年全球经济走势？唐建伟 ：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今年全球经济表现差强人意，从目前的数据预测，全球经济并未走出谷底， 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是全球疫情的演变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目前来看，全球新增确诊病 例不断增加，全球疫情仍未出现拐点， 部分国家处于疫情暴发期。全世界对疫情的未知仍远大于已知，下半年会不会再次暴发是未知数，甚至未来几年会不会持续出现反复都存在不确定性。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 国际贸易停滞等正在发酵，世界经济的前景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二是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全球主要国家的关系将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复杂的局面。 三是欧洲和新兴市场风险再次抬头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在负利率的基础上，欧元区不断持续加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刺激政策在短期可能对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有好处，但欧洲近些年以来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无力支持日益高企的债务压力，债务风险可能会再次出现。 疫情冲击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滑坡和政府收支压力加大，但它们应对冲击的政策空间又比较有限，市场的脆弱性导致抗风险能力不足。一旦国际市场有所波动，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四是地缘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疫情发生后，很多国家想把经济和金融危机转嫁出去，纷纷推出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导致地缘政治紧张。金融博览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中国经济主要数据来看，我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由负转正，这种经济恢复性增长能否持续？应该关注和把握哪些重点环节？唐建伟 ：从目前经济的发展形势看，中国经济全年有望实现正增长。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年新增就业 900 万目标应该确定能够完成，就业是“六保”“六稳”的首位， 应关注对重点人群就业重点扶持，保障新增就业 ；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减少失业人数 ；发展新兴产业，促进灵活就业 ；加大培训力度，提升劳动力质量，扩大招聘人数。二是下半年我国经济回暖趋势已经较为明显，消费和投资都有望逐步改善，内需逐步恢复。下半年物价将处于较低水平，通胀压力较小。随着需求逐渐改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恢复，全年经济增长将会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下半年经济增速将显著快于上半年，全球疫情发展状况和外需恢复程度将对我国经济运行带来影响。三是投资应重点关注新基建。疫情结束以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会相应加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在定向支持，基建投资中重点关注新基建。传统基建投资也将加快，但力度可能有限。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势头较好。四是改革加速的方向较为明确。 近期中央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无疑是未来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未来，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要素等领域的改革都会加快推进，短期给市场提供信心，促进内需增长，有效应对疫情对需求的冲击，中长期可以释放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改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潜能，提升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自身能力。金融博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作出明确安排。当前，宏观政策既要考虑保持政策力度，也要考虑可持续性，未来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会有哪些目标？唐建伟 ：从财政政策来看，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从财政政策执行来看， 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快落地。预计今年第三季度专项债将全部发行完毕， 地方专项债也将全面发行到位，尽快发挥稳增长作用。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从财政收支状况来看，财政收支压力加大，但仍然有发挥空间。通过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和压缩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可以释放大量财政存量资源，考虑到政府性基金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我国财政收支压力并不大。从货币政策来看，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流动性调控更加精准灵活。下半年，货币政策总量灵活适度的基调已定，货币政策将由“宽货币”向“宽信用”过渡。货币政策将通过信用扩张来稳定总需求，并通过定向和创新直达的调控手段实现精准、灵活与财政共同发力。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有下调空间。MLF 操作利率作为连接 LPR 的中间工具， 为稳住货币市场利率和实现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的目标，可能继续下调。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来看，首先，当前中国常规货币政策仍然有效，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仍有提高空间。私人部门储蓄率高且有较 高的消费和投资意愿（只是受到了抑制）。因此，更好地评估、珍惜、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应是首要考量。其次，通过改革提升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仍有很大空间，这也是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方向。金融博览 ：我国下半年金融市场发展有哪些趋势？唐建伟 ：下半年金融市场仍将维持“上有顶，下有底”的区间震荡。在股票市场方面，在经济基本面稳步恢复、政策整体偏松的背景下， 尤其是在一些创业板注册制改革、T+0等交易机制改革的预期下，短期股票市场可以乐观一些。但考虑到海外较多的不确定性，下半年股票市场仍将维持区间震荡的格局。从投资机会角度看，仍可重点关注政策支持的科技等新基建领域及与内需相关的必需消费品，补短板相关的医药等行业的龙头企业的投资机会。在债券市场方面，近期国内利率债市场短期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主要影响有货币政策宽松边际放缓，专项债、国债及特别国债的大规模发行预期导致市场供给增加，以及货币政策推出创新直达实体的信贷工具可能对债券形成替代从而利空债市。下半年在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下，货币市场利率 SHIBOR 等大概率仍在底部“震荡”， 债市收益率虽然难现大幅趋势性行情，下半年整体大幅回升也不具备流动性基本面的推动基础。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0年第8期

来源：中国金融最初引起我注意“史带”这个名字是在2005年，那时我正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读博，正逢母校100周年校庆。一座名为“史带楼”的大厦在国顺路落成，这是管理学院第二幢大楼，与该学院原有的“李达三楼” 比邻而建，是复旦百年校庆的献礼工程。复旦的校园建筑历来有出资人冠名的传统，如相辉堂、子彬院、叶耀 珍楼、蔡冠深楼等，这座新楼称“史带楼”，让人着实纳闷了一阵，难道有人叫“史带”这么奇怪的名字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去寻找答案。 发现原来猜的没错，史带正是一个人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A I G 之父、友邦保险缔造者 Cornelius Vander Starr （1892-1968 年）。人们对史带发迹前的经历所知不多，只知道他 1892 年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布拉格堡（Fort Bragg），父亲是一位铁路工程师。史带下巴突出，据说有一个“歪嘴史带” 的诨名，从相片看，他嘴巴确实有一点“地包天”，但并不明显。1910 年， 18 岁的史带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只上了一年就退学回到家乡卖冰激凌，他的生意头脑可能就从这时形成。至于他为什么从大学退学去卖冰激凌，可能因为经济原因，但当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不能和今天相提并论，那时高等教育的中心并不在美国（更不在美国西部），而在欧洲的德国。史带早年曾参军，但是随着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没有机会被派到海外战场，天生渴望冒险的他远涉重洋来到亚洲，先在日本横滨做了太平洋邮轮公司的一名职员， 后又来到了当时被称为“冒险家乐园” 的上海，他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史带的发达，是上海滩经常演绎 “一夜暴富”神话的经典，而他本人也可称为美版的“许文强”。初来乍到的史带，囊中羞涩，举目无亲，日子确实不那么好过。但正如古人说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史带先后做过不少行当，幸运的是他得到加州老乡弗兰克·拉温（Frank Jay Raven） 的照顾，进入拉温公司从事保险代理。吃苦耐劳的史带，不仅有精明的生意头脑，也有长远眼光。没过多久，他就在上海自立门户，创办美亚保险（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 AAU），时间是 1919 年。这家公司就是 AIG 前身，办公室就设在上海四川路南京路转角（后来的福利公司）。起初只是代理美国等少数几家保险公司的业务，进而代理英国等其他国家在中国的保险业务。1926 年史带在美国纽约设立了 AIU（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承保美国公司在海外的风险，这家公司又把业务拓展到中国等地。随着史带对于上海越来越了解， 他意识到人寿保险是个机会。当时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愿意承保中国人， 因为当时中国人人均寿命比西方低很多，没有现成的死亡赔付表可以对照使用。他认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中国人死亡率会下降，对保险公司来说，投保人寿命越长就会越赚钱。史带于是在 1921 年成立友邦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成为第一家向当地中国人推广人寿保险的外资公司。1931 年他和华商合资创立四海保险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Limited），1948 年取得该公司控股权，于是将公司更名为“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Limited），“友邦保险”的简称 AIA 就 是出自此处。中文取“友邦”之名， 有向中国人示好之意。公司 LOGO 为喜马拉雅山和“寿比南山”文字，意即“永恒如喜马拉雅山”，今天这家亚太地区知名的人寿保险集团仍然保留了喜马拉雅山的图案。史带深知作为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上海立足，必须尽可能本土化的战略。同时营销策略上也不是坐等客户 上门，而必须主动出击。因此他聘用那些在当地有号召力且愿意为公司服务的华人做代理人，积极发展客户。 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史带将 AIA 的员工几乎换成清一色的中国人，他甚至还重金聘请上海黑社会头目魏筱辅做买办，利用青洪帮势力营销，很快在上海滩打开了局面。他还重金聘请大买办赵伯秀为经理，逐渐包揽了长江沿岸及沪宁路沿线纱厂、面粉厂的火险及运输险业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史带需要一处体面的办公大楼。1927 年他搬到了外滩中山东一路 17 号的桂林大楼， 当时这座大厦原本是《字林西报》 （North-China Daily News）报馆所在地。从此桂林大楼成为史带的大本营，也是上海外滩唯一一座保险大厦，作为上海滩闻名世界的保险窗口，今天已改称友邦大厦。史带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东亚地区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帝国，从此被人称为“远东保险大王”。抗战爆发后， 史带的公司于 1939 年迁往纽约。他成为 CIA 前身 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的特工，并为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提供情报。史带喜欢结交各种人物，其保险事业的网络又遍布全球，他利用这种优势为国效劳是完全可能的。这段经历或许是史带传奇生涯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 可惜在目前公开的资料中很少有详细披露。日本投降后，史带重返上海。1949 年，史带再次离开中国，也许他想着和上次离开上海一样，不久的将来又可以重新回来，但是史带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再等来这一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史带虽然退出中国，但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胜利，却帮助他打开了其他市场。1946 年，AIU 进入日本， 起先为军队提供保险服务，1951 年日本解除对外资保险公司承保各类型保险的限制后，AIU 在日本的业务取得显著增长。现在日本是 AIU 在美国以外最大的产业保险市场。不仅如此， AIU 亦因替美军提供服务而进入欧洲市场。战后由于欧洲的保险公司普遍遭受资金短缺之困扰，同时美国在欧洲的海外商业却迅速增长，这为 AIU 拓展欧洲市场业务带来很多机会。1967 年，史带把所有旗下的业务全部整合到美国国际集团（AIG），包括 AIA，这家以纽约为基地的公司在美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知名的保险集团， 分支机构遍布全球。今天的 AIG 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巨头之一，业务涉及一般财产 / 意外伤害保险，人寿保险， 退休和其他各种金融服务等，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它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可惜在那次金融危机期间，AIG 也遭受重创险些倒闭。所幸政府出手救助，没有成为第二个“贝尔斯登”。也许是应了那句“大而不倒” 的名言，美国政府担心这家金融巨头倒下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美联储不得不于当年 9 月宣布，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陷于破产边缘的 AIG 提供 850 亿美元紧急贷款，美国政府将持有该集团近 80% 股份，这使得 AIG 这个品牌保留了下来。AIG 的继任者谨记了公司创始人的经营理念，他们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因此很早就与新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并保持这种亲密关系。1980 年， AIG 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这是 1949 年以后首家与新中国接触的外资金融机构，此时史带已辞世 12 年。此后 AIG 又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作成立中美保险公司，各占 50% 股份，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与 AIG 不同，友邦保险在 1949 年 后将总部迁至中国香港，并以此为基地，将人寿保险业务打入马来西亚、 新加坡及泰国等地，现在已是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人寿保险公司。1992 年 AIG 在上海正式成立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为首家在华经营寿险及非寿险业务的外资保险机构。他们始终不会忘记当年史带的“龙兴之地”，那就是中山东一路 17 号的桂林大楼。1998 年 5 月， 友邦保险终于得以重返旧址。如今人们从南京路信步走到外滩，回首黄浦江沿岸这些万国建筑博览会时，很容易就见到这座著名的友邦大厦。友邦保险在相当长时间里扮演着 AIG 寿险业务的领衔品牌。2010 年友邦保险在中国香港 上市，两年后 AIG 出售所持友邦保险 16.5 亿股，占总股本的 13.69%，自此 AIG 完全退出友邦保险。史带 1937 年在中国时和一个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玛丽·马尔科姆（Mary Malcom）结婚，当年他已 45 岁。他与玛丽的婚姻维持了 15 年，后来两人离婚，没有留下子嗣。这也许是有钱人的烦恼，巨额财产无人继承，怎么办？1955 年史带成立史带基金（C. V. Starr Foundation），除了部分财产留给其亲戚以外，将大部分都捐给了基金。直到现在，这个基金会在教育界一直慷慨解囊，除了资助贫寒学子，还在全球许多知名大学设立史带东亚图书馆，建造教学大楼，向全球慈善机构和慈善事业捐赠。作为国内知名的大学，复旦大学建起以其名字命名的大楼，大家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意外。无论 AIG 还是友邦保险，都是史带在上 海创办的，因为深厚的上海情结，AIG 以“史带基金会”的名义为复旦大学建造管理学院的新大楼捐助 183 万美元，楼里最大的多功能报告厅也被冠以“友邦堂”（AIA Hall）。（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金融201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贵金属纪念币。其实，在我国贵金属纪念币的发行历史中，国庆题材的金银币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1979年、1989年、1999年和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周年金银纪念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系列周年金银纪念币，将新中国成立后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性建筑、代表性场景和伟大成就，通过画面浓缩在方寸之间的币上，就像一幅幅记录新中国发展与成长的历史画卷，生动、深刻地记载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描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个历史节点和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将分上下两期介绍这些纪念币。开山之作：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币1979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申请通过发行金币换取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这个提议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被授权为国家发行金银纪念币的唯一机构。由于当年适逢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中国人民银行遂决定以此为题材发行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币。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币于1979年10月1日发行，一套共4枚，均为1/2盎司金币，面值均为400元，精制币，发行量70000套。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均为国徽，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及“1949-1979”主题文字。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币的背面图案分别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这些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和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纪念在中国近代史上牺牲的烈士修建而成，人民大会堂象征着民主权利，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是为纪念开国领袖毛泽东修建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金币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贵金属币。这套贵金属币的设计，其实早在1978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金币的设计采用征稿的形式，后来收到设计图稿30余套。经过初步筛选，将10种图案制成石膏型，制模打出铜质样品，报上级领导审批。最后，中国人民银行选定了由上海造币厂和沈阳造币厂两家单位设计人员设计的天安门广场上的4座标志性建筑——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定稿后，由两厂设计人员王福德、宋津民、申宪章、陈坚、罗永辉负责雕刻。在雕刻制模过程中，设计人员又分别对原图加以调整和提高，并在其他工艺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的帮助下不断改进。这是由中国自行设计、雕刻，具有划时代纪念意义的贵金属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币中的景物，以“静”为主基调。整体上又以镜面工艺来突出和凸显浅浮雕工艺，完美再现了主题与设计理念的统一。整套纪念币的设计理念给人一种沉静、庄严、肃穆的感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首套贵金属纪念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金币在我国贵金属纪念币发行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中国贵金属纪念币的开山之作，还为其后的金银币设计风格定下了基调，从此中国现代贵金属纪念币走向了世界“泉”坛。炫目大庆：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币1989年8月，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2金2银共4枚纪念币，正背面图案各有特色。其中，作为领衔币的是20盎司金质精制纪念币。该枚金币的正面图案上方是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币名称，下半部分是民族大团结的画面，8位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正载歌载舞，俨然一派欢庆祖国华诞的场景，他们的上方还装饰有烟花的造型，呈对称状分布于国徽的两端，绽放的礼花和载歌载舞的群众共同营造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庆祖国生日的美好情景。背面图案取材于中国杰出画家董希文的油画名作“开国大典”，并刊有面额、重量、成色等。纪念币图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占据画面中央，国家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以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开国元勋，齐聚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齐齐地列队站在毛泽东身后。城楼下站满了前来见证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人民群众。毛主席站在话筒前，正大声地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纪念币上浮雕工艺的使用，使得几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生动而饱满，连他们脸上的表情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而城楼的栏杆、地毯也都清晰可见，完美地还原了开国大典的盛况。1/4盎司金币的正面图案上方是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币名称，国徽下方是牡丹花的图案，牡丹雍容华贵的气质将国徽衬托得更加庄严和神圣。其背面图案为天安门和两只仙鹤。两只仙鹤在天安门的上方自由飞翔，它们下方的天安门发出了万丈光芒。这种颇有神话色彩的设计，寓意新中国将迎来长治久安的盛世。2枚27克银币，正面图案与1/4盎司金币相同，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方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字样，国徽的两边是“1949-1989”字样，国徽的下方是牡丹花的图案。其中一枚银币的背面图案是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大会堂的上方是盘旋、飞舞着的一群白色和平鸽，表明我国热爱和平的国际立场。另一枚银币的背面图案是两只展翅翱翔在万里长城上空的雄鹰，它们正以雄壮的姿态守卫着祖国的疆土。日新月异：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币199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币2枚、银币4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币中的2枚金币，形制不同，1/2盎司金币为传统圆形，5盎司金币则采用了新颖的长方形。2枚金币取材也各有不同，5盎司金币复制油画“开国大典”，1/2盎司金币采用了“锦绣中华”，与3枚银币取材“坚强柱石”“民族团结”“辉煌成就”，共同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金银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均以繁杂的牡丹花瓣造型，满满实实铺于底面，再以喷砂工艺营造出一种厚实的氛围。而主图“50”为独特的艺术造型，“0”的线条中是象征和平的绿叶，巧妙地将五星的图案融入其中。整体效果虽繁杂却不混乱。有趣的是，同样的正面图案，稍加变动，置于长方形与圆形两种不同的币形中，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金银币中，5盎司长方形金银币令人瞩目。同样是经典油画巨作,相隔10年,“开国大典”二次亮相中国现代金银币大舞台。这套长方形金银纪念币结合纪念币的薄浮雕设计特点制作。其中5盎司金币形制尺寸为长方形64毫米×40毫米，面额500元，发行量990枚；5盎司银币形制尺寸为长方形80毫米×50毫米，面额50元，发行量21850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金币不同的是，该枚5盎司金币为长方形形制，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了原画作的风貌，给人的感觉更加舒展，视野也更加开阔。1/2盎司金币的正面图案与5盎司金币基本相同，只不过少了两边装饰的牡丹花造型。它的背面图案为长城、华表及白鸽图，背景为高楼大厦，被称为“锦绣中华”。长城和华表占据了纪念币图案的大部分版面，这两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建筑，彰显出了中华文明古国的底蕴，飞翔的鸽子为图案注入了勃勃的生机。3枚1盎司银币的正面图案与1/2盎司金币一样，但背面图案表现的主题内容各有侧重，其中一枚银币的背面图案由三名解放军战士、坦克、舰船、导弹、战斗机组成，分别代表了我国的海、陆、空三军，被称为“坚强柱石”。第一枚银币的背面图案中，一群来自不同民族的群众，簇拥在华表下，他们有的高举鲜花、有的进献哈达、有的演奏乐器，充满了和谐与友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团结，被称为“民族团结”。最后一枚银币的图案最为丰富，它展现的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只见远方是林立的高楼，东方明珠的形象也依稀可见，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将城市的道路串联了起来，工业设施一应俱全，水利发展已趋成熟，森林覆盖率稳步提高，航空航天事业也取得瞩目成就。银币图案中，最为显眼的是那个指向上方的粗壮箭头，它象征着从1949年到1999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逐年提高，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枚银币也被称为“辉煌成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