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策研究

为更好地发挥执法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协同作用，共同探讨助推山东大学服务山东战略和“双一流”建设，促进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学研一体化有效对接，推动新形势下反垄断执法以及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理论与实务深度融合，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局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共同成立了“竞争政策研究中心”，2021年2月2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并共同举办了“竞争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首次新形势下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王晓晔，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时建中，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黄勇，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于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先林，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戚聿东等国内外反垄断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反垄断立法、执法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局二级调研员张文新，介绍了2020年山东省反垄断局处理的四起垄断协议案、三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六起行政垄断案件，并就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反垄断执法的平庸化以及行政垄断的处理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下一步，竞争政策研究中心将力争创作出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实践操作性的理论成果，为国内反垄断事业创新发展贡献新的力量。【来源：山东省人民政府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为更好地发挥执法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协同作用，共同探讨助推山东大学服务山东战略和“双一流”建设，促进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学研一体化有效对接，推动新形势下反垄断执法以及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理论与实务深度融合，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局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共同成立了“竞争政策研究中心”，2021年2月2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并共同举办了“竞争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首次新形势下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王晓晔，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时建中，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黄勇，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于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先林，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戚聿东等国内外反垄断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反垄断立法、执法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局二级调研员张文新，介绍了2020年山东省反垄断局处理的四起垄断协议案、三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六起行政垄断案件，并就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反垄断执法的平庸化以及行政垄断的处理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林毅夫：日本在战后到现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直都同时存在。 资料图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都是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政策。从全球范围看，两种经济政策的取舍和平衡一直面临争议。亚洲增长研究院院长八田达夫在一篇题为“增长策略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文章中提出，促使日本经济成功的是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对八田达夫的文章做了回应。他认为：“日本在战后到现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直都同时存在，八田达夫教授在论文中，是有选择地使用证据。”他希望通过这种回应，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日本产业政策的真实作用，并推动中国制定、实施更有效的产业政策。以下为林毅夫教授观点：日本政策研究院前院长八田达夫教授认为竞争政策是日本在战后高速增长的原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当局开始着迷于产业政策，造成了日本在80年代以后的经济低速增长。他的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政策。前者是政府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政策，后者则是政府为促进某一特定产业的发展而采取的政策。一个国家的市场竞争经常因垄断和行政管制而受到阻碍，有赖于国家采取反垄断或放松管制的竞争政策来消除。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和新产业的出现经常会因先行者的外部性以及所需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缺失等市场失灵问题的阻碍，也需要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来给予克服。新结构经济学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和战略型。其中，一、二、四种产业以及第三种产业中微笑曲线的两端，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有自生能力，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比较中相对低，并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但是，要变成竞争优势，仍然需要针对其先行者的外部性和各个产业相关软硬基础设施缺失的瓶颈限制，由政府的因势利导给予克服以降低交易费用，才能变成竞争优势，这四种产业政策和反垄断及放松管制的竞争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对于第五种战略型产业，则因为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把这种产业发展起来，这种产业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不相容的。战略型产业，有的是因为国防安全的需要，例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有些是重要性和技术发展方向明确，如果我国现在不开始研发，专利都为发达国家所掌握，将来我国想进入时，要取得专利使用权费用会太高或是外国为了阻碍我国的发展根本不授权我国使用。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现在进入总体成本会较低，例如新能源、新材料、芯片等即属此类。日本在战后到现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直都同时存在，八田达夫教授在论文中，是有选择地使用证据。文章中八田达夫所指出的在上世纪70年代采用的错误的产业政策大多数是保护日本在那时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农业、采矿业、纺织业和造船业等产业的政策，这种产业政策有点像螳臂挡车，失败是必然的。但不能就此否定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采取了许多因势利导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而且，以反垄断的竞争政策为例，在战后很长时间里，日本的政策是促进并购重组而不是反垄断。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几乎没有反垄断的判例，这在通产省编的17卷《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快速发展并非全是竞争政策之功。日本在90年代以后的经济困难主要是金融危机后未能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所致，也并不完全是70年代那些产业政策之过。

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我国将在竞争政策顶层设计上实现突破。《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有关部门正抓紧研究出台竞争政策指导意见。推动竞争政策在自贸区先行落地，探索创新性制度措施，细化分行业竞争制度规则，建立竞争中性评估体系。此外，作为关键配套的《反垄断法》修订正紧锣密鼓推进，业界关注的汽车反垄断指南等也即将发布。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段时间，监管部门针对竞争政策频频发声。市场监管总局6月6日召开的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强调，着力维护公平竞争，在竞争政策实施上要有新突破。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提出，重点做好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等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局长吴振国也于近日公开表示，实施竞争政策，使反垄断工作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据悉，市场监管总局正在抓紧研究出台实施竞争政策的指导意见。作为维护市场竞争、促进市场繁荣的综合性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竞争政策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减少政府管制、改革政府补贴、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推动垄断行业改革等实践。“指导意见将构建起我国竞争政策的实施框架，或囊括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重点领域的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加强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主动参与国际竞争规则的改革和完善等多方面内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竞争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志成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此外，自贸区将实现竞争政策率先落地，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探索国资国企改革、法制创新先行先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等途径，为竞争中性开辟“试验田”。“自贸区应当成为中国加强竞争政策的先行者和开创者。”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巡视员叶军说。甘霖也强调，在自贸区先行强化竞争政策，探索实施竞争政策的创新性制度措施。自贸区已经在先行先试。上海自贸区将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为体现改革发展优势的重要指标。天津自贸区则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反垄断工作办法》，将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纳入重点工作。据了解，下一步自贸区将加快探索市场竞争环境评价体系，细化分行业竞争制度规则，建立竞争中性评估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反垄断法的立法完善与有效实施，成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重要路径。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副局长徐乐夫近日透露，为健全竞争政策体系，丰富竞争政策实施工具，将加快做好反垄断法修订工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目前，制造业领域约90%以上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但民营企业在以金融、电信、医疗健康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占比不足50%，交通运输等领域甚至不足30%。建议尽快修订《反垄断法》，增加并细化反行政垄断的内容，并将竞争政策以及相应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纳入到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修订以及配套规章的制定与完善已在紧锣密鼓推进中。据了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反垄断法》修订工作列入了2019年立法工作计划，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反垄断法》修订列入了立法计划。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也已展开相关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报告。《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已初步形成，将及时报送有关部门。“竞争政策亟须进入顶层设计。”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黄勇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反垄断法》修订，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反垄断法规范，体现和强化国家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竞争中性和公平竞争审查应纳入修订后的反垄断法中。刘志成也表示，《反垄断法》修订工作将写入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赋予公平竞争审查更高的法律地位，形成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工作的一些原则性规定。与此同时，反垄断指南制订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目前相关市场界定、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垄断协议宽大制度、垄断协议豁免程序等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已经发布或形成草案。下一步，应加快推出纵向垄断协议等重点领域，汽车等重点行业的反垄断指南。”刘志成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消息称，对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实施纵向垄断协议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对长安福特处以罚款1.628亿元。业界对出台汽车业反垄断指南呼声再起。此前不久，徐乐夫公开表示，将抓紧研究制定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3个部门规章，同时做好《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等四部反垄断指南的发布。

为更好地发挥执法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协同作用，共同探讨助推山东大学服务山东战略和“双一流”建设，促进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学研一体化有效对接，推动新形势下反垄断执法以及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理论与实务深度融合，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局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共同成立了“竞争政策研究中心”，2021年2月2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并共同举办了“竞争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首次新形势下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王晓晔，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时建中，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黄勇，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于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先林，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戚聿东等国内外反垄断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反垄断立法、执法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局二级调研员张文新，介绍了2020年山东省反垄断局处理的四起垄断协议案、三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六起行政垄断案件，并就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反垄断执法的平庸化以及行政垄断的处理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下一步，竞争政策研究中心将力争创作出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实践操作性的理论成果，为国内反垄断事业创新发展贡献新的力量。【来源：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新华社5月27日电（迟福林）《经济参考报》5月27日刊发题为《全面强化竞争政策　实现“三大转变”》的评论。文章称，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激发市场活力的根本，是扩大市场开放的动力。以“三大转变”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要求和重大任务。第一，实现经济活动由地方政府间竞争向企业主体间竞争转变。在财政分权、GDP考核等尚未完全消失及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保护现象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并成为阻碍企业主体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从现实看，不同市场主体在竞争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事实上不平等甚至严重不平等的问题。要改变某些不平等的政策与规定，使各类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建立完善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当前，中央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企业税负的举措。“降成本”的重点和难点更在于通过系统性制度变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例如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与简易注销制度，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尽快推广企业法人承诺制，破除某些不合时宜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由此实现企业“自由生”、“自主活”和“自由死”。第二，实现经济政策由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转变。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并用竞争政策协调产业政策及相关经济政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当前，某些产业政策带来抑制创新及不公平竞争等负面效应逐步凸显。例如，在行业准入、项目审批上还存在某些过度保护现象，民营企业在有的领域难以实现市场平等竞争。为此，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要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一方面，要改变以往以倾斜性的行政力量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大幅减少现有中央各部门、地方产业补贴与扶持项目；另一方面，制定适用产业扶持政策的负面清单，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同时，明确新制定的产业政策以不妨碍公平竞争为基本原则，加强竞争环境的优化和创新动能的培育，通过强化竞争，使得各类企业主体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使得创新主体不断增强自主创新活力。第三，实现市场监管重点由一般市场行为监管向公平竞争审查转变。以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重点的市场监管变革，既涉及监管职能的调整，也涉及监管理念的变革，还涉及深层次的监管权力结构调整。当前，“监管盲区”、监管缺位及某些监管过度等问题仍然突出。适应市场化改革需求，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要把公平竞争审查作为市场监管的重中之重。为此，应强化市场监管机构对公平竞争政策的审查。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牵头系统清理现行涉企政策中妨碍民营企业发展、违反内外资一致原则的规定，强化新出台经济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把反行政垄断作为市场监管机构的重要职责。适应我国服务型经济以及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的大趋势，要尽快实现市场监管的主要对象由商品为主向服务为主过渡，加快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监管标准建设，形成我国服务业监管标准体系。例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率先在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食品、药品、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实现监管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完）

岁末年初，在《比较》编辑室召开的“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世界银行民营经济发展专家张春霖做了主题发言，对国企改革、国有资本布局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来自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科所和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十多位专家就相关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以下为会议的第三部分。（点击查看第一部分：张春霖：民企所占经济资源，取决于国家向国企投入的多少；第二部分：张春霖：国有资本的定位应以不挤出民营资本为原则）在张春霖主题发言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参与了讨论。在他看来，目前某些有关政府要干预市场的思路，其实并未完全理解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他说，亚当·斯密有两本书，过去人们常常把他们对立起来，其实是可以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的，《国富论》讲的是市场机制，而《道德情操论》讲的是约束机制。因此，市场经济实际上应当有三道约束机制：第一道是市场道德或企业伦理，也就是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这是第一道防线。比如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ESG评估，就是考察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做的如何。在中国，这道约束机制之所以常常失灵，原因在教育。第二道约束机制就是市场的惩罚。通过长期的重复博弈和横向的公平竞争，就可以把违背道德约束和企业伦理缺失的企业给淘汰掉。但在中国，这个机制也往往出现失灵，原因是信用体系缺失，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当第二道约束机制失灵时，才需要第三道约束机制发挥作用，也就是需要政府出面进行干预。但是政府出面干预并不是要替代市场，而是要把那些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给消除掉，也就是要积极推动竞争政策来克服不公平现象，以便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谓竞争政策，核心就是竞争中立，包括规则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竞争政策有三大支柱，一是促进竞争，也就是反垄断；二是规范竞争，也就是反不正当竞争；三就是进行竞争政策审查，任何部门出台经济政策都应当经过竞争政策主管部门的审查，凡是违背竞争政策原则的政策草案，必须驳回重议。魏加宁说，目前涉及竞争政策的执法机构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三个分散的反垄断司局合并到了市场监督总局，但是仍然和他们最初的建议存在一定的距离。他们主张，这个竞争政策执法机构在行政级别上应当高于其他部委或者把现有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做实，否则就难以对其他部委出台的经济政策进行竞争政策审查。此外魏加宁提到，当前降税的呼声很大，但如果要大规模降税，如何应对庞大的政府支出规模呢？就必须研究如何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提出，有必要对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进行竞争政策审查。比如说，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到底用在了哪些行业？哪些企业？每年要给多少？这些行业民营企业能不能做好？如果民营企业能够用很低的成本就做好的话，为什么非要国有企业去做？为什么还要给那么多的补贴？所以，要增加国有企业的财政透明度，增加各级政府预算给国有企业补贴的透明度，并由各级人大政协对国有企业进行定期的行业“准入审查”——凡是民营企业能够做好的，国有企业就要坚决退出。魏加宁认为，推进竞争政策很可能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或突破口。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也有同感。他回忆说，1988年去德国学习时，就专门学习竞争政策。但在中国讲宏观政策，往往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从不提竞争政策。而竞争政策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当中是支柱性的，甚至要左右货币和财政政策。他说，目前的现实是，国有企业更多在产业链的上游，是基础产业和大型制造。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主要是在产业链的中下游，是小型制造。但如果这个阶段性的现象作为方向，下一步继续推进，那就很可怕了。应该明确限定，国有资本不要往中下游走了。而且应该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向上游发展，比如华为等企业，应该鼓励他们去收购大型国企。如果是这种发展方向，那中国改革开放的下半程，才值得期待。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志刚补充说，竞争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得较多的是结构性政策，结构性政策里面很多都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比如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甚至某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他提到，这几年去企业调研时发现，企业的成本构成里，税费、物流、人工、用电、用能、土地等等，这些年能降的该降的比以前改进了较多。但恰恰是中间一块，即国有企业在某些垄断性行业带来的成本，在地方政府其实操作空间也有限。下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需要下大力气来完成。王志刚说，关于政府补贴，比如新能源补贴等等，有很多人诟病，但这涉及一些客观问题，比如说项目的筛选，政府的力量相当有限。在江浙一些政府和市场结合得比较好的地方，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优势互补，同时政府的支持有一个很好的退出机制，不是一直介入，只是在创业初期扶一把。比如苏州市政府搭建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开放给作为资金需求方的企业，以及资金提供方比如银行、金融机构等，资金供求双方都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自动对接，这就大大减少了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3月8日9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多名政协委员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3月8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王一鸣委员作《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的发言。 新华社记者高洁 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王一鸣]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竞争政策是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机制的总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只有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才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为此，谈三点认识。一、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势在必行改革开放后，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我国借鉴日、韩等国家经验，制定产业政策支持特定产业发展，对实现“追赶”目标和缩小与工业化国家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产业政策效果并不完全如意，比如，政府选产业、定项目，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还带来诸如行业壁垒、企业垄断、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不公平竞争、所有制歧视等问题，妨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实现跟跑、并跑和领跑并重，市场主体数量与日俱增，再按老套路用产业政策鼓励特定产业发展，就会因政府信息优势弱化，造成产业选择失误，加剧重复生产和资源配置扭曲。高质量发展，要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迫切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通过强化竞争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让落后企业退出，让优质企业成长，真正让市场“说了算”。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去产能”，淘汰落后企业不能由政府“点菜”，兼并重组不应搞拉郎配，必须依靠优胜劣汰机制，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让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有竞争才会有创新，有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广泛认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二、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要把握好几个关系一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不能片面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完全对立的。只要加快产业政策转型，不扭曲市场竞争，并将产业政策限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可以并行不悖。二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和政府作用的关系。要竞争就会有企业退出市场，在人员安置、再就业等方面，恰恰需要政府更好发挥“兜底”作用，织牢社会安全网，管好市场管不了更管不好的事。三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比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府制定的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政策进行审查，是要确保这些政策符合公平竞争要求，而不是要替代这些政策。三、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要多管齐下一是要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民航、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加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全面推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的让各类市场主体自主进入，公平竞争。同时，还要关注新兴产业“赢者通吃”带来的问题，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引导和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二是要加强监管机制建设。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反垄断执法职能，建立更高层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赋予其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职能。三是要培育积极向上的竞争文化。加强宣传引导，发挥典型案例作用，增强公众公平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尊重公平竞争的失败者，在全社会形成鼓励竞争、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3月1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省进一步推动竞争政策在粤港澳大湾区先行落地的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负责人介绍，《实施方案》明确了十大举措，包括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深入推进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改革、全力支持深圳开展竞争执法先行试点、大力倡导合作交流和竞争文化共五大方面，具有四大创新亮点。亮点一：湾区特色 建立三地竞争执法机构执法会商机制“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灵魂。”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麦教猛表示，《实施方案》围绕“竞争优先、和而不同、持续发展”三个原则，聚焦四个目标，明确了十大举措，包括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深入推进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改革、全力支持深圳开展竞争执法先行试点、大力倡导合作交流和竞争文化共五大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实施方案》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致力提升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出建立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竞争政策委员会，协调省内各地、各部门实施竞争政策，推动粤港澳竞争法律的有效实施。麦教猛表示，将通过四项举措深化粤港澳三地竞争政策实施的交流合作。包括建立粤港澳三地竞争执法机构执法会商机制，推动三地共建执法咨询和信息通报机制，确保在各自法律制度安排下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成立竞争政策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为竞争政策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麦教猛 搭建竞争执法交流合作新平台。邀请香港、澳门竞争执法机构参与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竞争政策委员会的相关事务，通过定期举行三方会议、人员培训等活动，促进粤港澳三地执法互助和交流合作等。针对粤港澳三地企业诉求，建立违反公平竞争线索举报绿色通道；建立竞争纠纷快速处置工作机制，及时处置市场主体的合理诉求，持续提高执法效能。推动粤港澳三地共同开展竞争政策和法律知识宣传，在相关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开设“粤港澳大湾区竞争政策相关法律知识课堂”，加大竞争政策宣讲力度，不断提升粤港澳三地市场主体竞争意识。此外，《实施方案》提出推广“银政通”服务，实现港澳投资者商事登记就地受理以及远程办理。推动简化版商事登记公证文书试点改革在大湾区复制推广，持续激发湾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亮点二：系统集成 统筹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此外，《实施方案》注重制度设计的系统集成。统筹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反不正当竞争等3个重要方面；统筹公平准入和市场公平竞争，特别是在准入制度改革中体现了投资者的平等对待、措施同步；统筹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致力解决行政和司法判断标准差异的现实问题，不断提升执法效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二级高级法官王静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审委会委员、二级高级法官王静在发布会上介绍，为了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力，广东高院正积极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版权局、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多家单位进行协商，共同构建广东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格局。广东法院与行政部门将建立协作机制，包括定期研究司法实践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裁判标准冲突及如何解决的问题，以及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案件的信息通报。此外，还有诉调对接、专家资源共享、联合宣传普法、联合调研等方面的协作。亮点三：聚焦关切 突出研究互联网市场反垄断特点据悉，《实施方案》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突出研究互联网市场反垄断特点，强化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和合规辅导。严格执法程序的公正性，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民生和公用事业领域市场反垄断执法规制，明确了医药、建筑、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公章刻制等领域行政权力滥用行为的执法重点。规范直销行业经营，强力打击网络传销，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麦教猛表示，省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将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加强行业协同监管，促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调，综合施策，综合治理。密切关注线上线下经济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的风险，加强规律研究和执法实践，防范部分企业凭借数据、技术、资本优势造成竞争失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组织平台企业自查自纠和依法规制，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据悉，去年省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防疫物资、医药购销、机动车检测、保健市场等重点热点领域，深入开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有力整治和规范了线下市场竞争秩序，全省系统共立案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351宗。针对近年来线上经济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趋势，建立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并依法处置涉及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2020年，全省系统立案查处互联网、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40宗。不断提升公平竞争审查质量，全省共梳理文件近3万份，清理存在问题文件419份。亮点四：先行示范 率先开展立法机关参与公平竞争审查《实施方案》突出先行示范带动。一方面，率先开展立法机关参与公平竞争审查，将公平竞争审查范围延伸至地方性法规，在大湾区开展竞争政策先行实施的系列实践，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发布会上，广东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光辉介绍，具体实践上，广东省严格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通知》，出台了《广东省公平竞争抽查工作办法（暂行）》等配套制度，着力优化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提高公平竞争审查的有效性和约束力，保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细落实。广东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光辉 同时，凡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文件草案报送合法性审查时，均明确要求提交公平竞争审查有关材料，并重点加强有关内容的审查，从程序上切实加强公平竞争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制度衔接，一体推进、整体落实。此外，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要求各制定主体全面清理妨碍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文件，确保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应废尽废、应改尽改。另一方面，《实施方案》支持深圳设立专业的公平竞争审查机构，试点实施独立审查制度，继续推动争取市场监管总局对深圳的反垄断执法授权试点，以点带面。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颖思 章程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李凤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