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研究

重大风险挑战既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及执政党的治理能力，也检验其国家制度的力量和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展现了“中国之治”的实践威力和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党的领导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和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当前，疫情还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虽然中国抗疫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还面临不少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这次疫情发生，也促进我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来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理解，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加强对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为“中国之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制度保障。一是深入研究“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一重大课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相比，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同时在指导思想、价值理念、治理途径、制度安排以及治理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区别。曾经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无论如何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不能摆脱党派纷争与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平公正、安定和谐和长治久安。这次疫情发生，就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一些弊端顽症。实践证明，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觉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是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创新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制度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把我国制度建设进程划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从国家治理意义上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体现坚持战略部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对实现“后半程”的历史任务作出全面规划和战略部署，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创造性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具有全局性、开创性、里程碑标志的重大意义。当前，全面深入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和制度优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必然要求。二是深入研究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和新鲜经验。其中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显著特征，就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实现了发展、改革、治理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一方面，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另一方面，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侧重于发展与改革，以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突破性、动态性特点鲜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侧重于发展与治理，突出制度建设，秩序性、稳定性特点鲜明。而在发展目标的制定中，从以往主要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维度，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治理并重。所以说，在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实现了发展、改革和治理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也相应实现了发展方式、改革路径与治理举措的高度统一，必然产生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需要我们深入加以研究和总结。三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比较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更加复杂、更加激烈，“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在世界大变局中，“东升西降”趋势明显，我国成为推动这一趋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主要力量。同时，我国既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有的西方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在战略上围堵、在规则上钳制、在发展上迟滞、在形象上丑化。其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今天，两种制度竞争加剧，而且这种制度竞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绝不自失主张、自乱阵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也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创新着人类制度文明。在西方国家社会治理明显呈现制度局限、制度困境、制度衰败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成效和制度建设成效越来越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在这次全球疫情防控中，中国为世界赢得了宝贵时间，积累了有益经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得到了世界范围内更广泛、更深切的认同。所以，我们要全面深入研究当前两种制度、两种治理竞争对比的新态势新特点，全面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能力和丰富智慧，把具体经验上升到理论和规律，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姜 辉）来源：经济日报

姜辉：加强对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经验的研究学思平治★★★★★重大风险挑战既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及执政党的治理能力，也检验其国家制度的力量和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展现了“中国之治”的实践威力和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党的领导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彰显和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当前，疫情还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虽然中国抗疫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还面临不少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这次疫情发生，也促进我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来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理解，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加强对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为“中国之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制度保障。一是深入研究“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广阔的世界历史眼光思考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一重大课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相比，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同时在指导思想、价值理念、治理途径、制度安排以及治理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区别。曾经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无论如何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不能摆脱党派纷争与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平公正、安定和谐和长治久安。这次疫情发生，就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一些弊端顽症。实践证明，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觉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总是把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创新的理论原则、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制度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以深远的历史眼光，把我国制度建设进程划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从国家治理意义上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体现坚持战略部署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又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对实现“后半程”的历史任务作出全面规划和战略部署，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创造性回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具有全局性、开创性、里程碑标志的重大意义。当前，全面深入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和制度优势，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必然要求。二是深入研究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和新鲜经验。其中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显著特征，就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实现了发展、改革、治理这三者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一方面，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另一方面，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侧重于发展与改革，以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突破性、动态性特点鲜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侧重于发展与治理，突出制度建设，秩序性、稳定性特点鲜明。而在发展目标的制定中，从以往主要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维度，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治理并重。所以说，在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实现了发展、改革和治理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也相应实现了发展方式、改革路径与治理举措的高度统一，必然产生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需要我们深入加以研究和总结。三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比较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更加复杂、更加激烈，“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在世界大变局中，“东升西降”趋势明显，我国成为推动这一趋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主要力量。同时，我国既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有的西方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在战略上围堵、在规则上钳制、在发展上迟滞、在形象上丑化。其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今天，两种制度竞争加剧，而且这种制度竞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绝不自失主张、自乱阵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也为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建设上提供全新选择，不断丰富创新着人类制度文明。在西方国家社会治理明显呈现制度局限、制度困境、制度衰败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成效和制度建设成效越来越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在这次全球疫情防控中，中国为世界赢得了宝贵时间，积累了有益经验，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得到了世界范围内更广泛、更深切的认同。所以，我们要全面深入研究当前两种制度、两种治理竞争对比的新态势新特点，全面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能力和丰富智慧，把具体经验上升到理论和规律，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姜辉：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长安街直播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本期责编：褚梦真

中新网绍兴12月29日电(记者 项菁)12月29日，第二届新时代“枫桥经验”高端峰会暨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成立仪式在“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开幕。会上，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揭牌成立，首批19位学术委员会专家受聘。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如今，这一延绵了半个多世纪的朴素智慧，亦催生出新的生命力。专家受聘。周升蓉 摄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当天，诸暨市人民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等首批19位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受聘。此后，当地将借助该研究院平台，在诸暨建立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每年派出不少于200名研究生和导师到诸暨开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学习研究。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成立。周升蓉 摄事实上，诸暨一直以来都致力推动“枫桥经验”平台搭建和智库打造。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超英举例，已经落成的“枫桥经验”陈列馆，就展示了“枫桥经验”57年来的发展历程，已接待全国各地考察人员超16万人次。目前，诸暨市共有各类社会组织4767家，其中仅平安、调解类社会组织达1000余家，平均每4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参加社会组织。(完)【来源：北青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雪球作者：肖志刚研究从低到高可分四个层次，分别是信息、经验、逻辑、思维。1、信息层面：无论买卖方，写的很多所谓的深度报告，仍停留在信息层面，只是百科式的报告。这样的报告，经常从一两百年前开始助跑，恨不得从工业革命开始讲起，用于科普还行，用来指导投资就太勉强了。2、经验层面：经验是一些偶发性的规律，是全部规律中的一部分，被偶然发现了，属于局部的规律，利用这些经验进行的预测，在部分情形下可能会有效果，有时也无效，但预测的人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了，即使错了，预测者也不知道为什么错了。多数卖方的报告尤其是策略报告，是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比如拿过去的大盘、风格，跟当时的经济、国际形势来关联，得到一些推测，这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行业研究员则拿上一轮景气周期，来论证这一轮周期如何如何，这也是经验主义。3、逻辑层面：逻辑是基于理论分析，试图找出所有的规律，或者规律在所有状态下的情形，找出的规律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跟经验层面相比，逻辑层面的特点全局性、整体性、必然性，经验层面的特点是局部性、片面性、偶发性。逻辑层面的报告，行业研究员写的不多，比如郑武对航空的分析，还有赵晓光写过一些电子股的方法论总结，以及众多优秀卖方写过的方法论，多数是这个层面的。4、思维层面：是基于方法论层面，有了这些方法论，就能不断找到新的规律，相比第三个逻辑层面的区别是，逻辑层面的规律是静态的，而思维层面是动态的，是一种不断找出更多规律的能力，是识别规律对错的能力。思维层面的报告，多见于高博的报告，比如他写过的“光线是可以弯曲的”，论述相关性与因果性。具体见附件。比如存量与增量思维、边际思维、总量思维等。信息与经验层面的研究，拼的是勤奋，但逻辑和思维层面，拼的就不是勤奋了，是方法论。如果不把研究从信息、经验层面，升级到逻辑与思维层面，以后自己做投资，拿什么跟人拼？靠拼体力显然是不现实的。水平的提高，不是对不同板块的覆盖度扩展可以实现的，不是所谓的研究过消费、周期、科技就对A股全懂了。不是研究过汽车，就好象以后就肯定能赚到汽车股的钱，大多数汽车研究员，仍旧停留在信息与经验层面，相信这些人日后想在汽车股上赚钱是很难的，绝对不是研究过几年汽车就是所谓的专家，就懂了，这种懂，只是片面的，静态的。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儿童慢性咳嗽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以咳嗽为唯一或主要表现，不伴有明显喘息，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临床以反复长期咳嗽（＞4周）、干咳为主，抗生素治疗无效，可伴有咽痒、鼻痒、眼痒、流涕、流泪等症状，常在夜间或清晨发作或加重，在运动、感冒或吸入冷空气、灰尘、油烟等异味后诱发。病名认识我国西医学界将该病称为“过敏性咳嗽”“特殊性咳嗽”“过敏性支气管炎”“痉挛性咳嗽”等。2014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六届儿科会议将此病命名为“哮喘性咳嗽”。中医学古代医著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病名记载，中医学专家依据本病的临床特征以及古籍的记载，将该病命名为“咳嗽”“风咳”“痉咳”“肺痹”“哮喘”“风嗽”“哮咳”“干咳”“顽咳”等，但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目前，中医学界名老中医根据自身临床经验对其有了比较合适的命名，如王烈教授将其命名为“哮咳”，韩新民教授等多位专家将其命名为“风咳”，廖志峰教授将其命名为“顽咳”，刘公望教授将其命名为“咳喘”，汪受传教授依据其病机将其命名为“风嗽”。诊治经验的研究从风辨识临床主要表现为刺激性干咳，无痰或咳吐少量黏痰，多数因外感风邪失治误治而起，但经久难愈，病程长，吸入冷空气或异味气体、活动、情绪激动时可加重，常伴有咽痒、眼痒、鼻痒、打喷嚏、流涕或皮肤瘙痒等，本病发作呈阵发性、特发性、反复性。本病的临床特征符合风邪的特性，如“风邪善行而数变”“风盛则挛急”“无风不作痒”“风为百病之长”。《杂病源流犀烛·感冒源流》云：“风邪袭人，不论何处感受，必内归于肺。”风为百病之长，外袭皮毛，首犯肺卫，致肺失宣肃，咳嗽阵作。风邪袭肺，失治误治日久，不能驱除风邪，渐成“伏风”，内藏肺络，成为其反复发作的宿根，当感受风邪或异味气体可引动伏风，致使本病反复发作。程尚述教授认为本病病机以风为本，基本立法当以疏风为要，以加味过敏煎治疗。顾维超教授认为本病与风邪侵袭肺系相关，风邪是导致本病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原因，以疏风利咽、抗敏止咳为主要治法。孙灵芝教授认为本病病因、病机当属外邪失治，邪郁肺络，肺气失宣，气机上逆，气道挛急所致，治疗时除宣肺止咳外，也应注意解痉抗过敏药物的使用。肖和印教授据本病临床特征，从风论治该病，认为本病以风为本，风邪犯肺，邪客肺络，肺气失宣，气道挛急，治以祛风止痉，方用过敏煎加蝉蜕、钩藤治疗。徐志瑛教授认为本病发作期病机为外感风邪客于鼻咽，致使气道不利，肺气失宣，治以清热祛风、祛痰利咽，方用辛夷散加减治疗。叶芹教授认为本病病因病机为本虚标实，内外合邪，外风引动伏风，内外风邪相合，肺失宣降，肺络气逆，从而呛咳阵作。俞景茂教授认为本病归于“风咳”，病因、病机为风邪犯肺，小儿肺常不足，风盛则挛急而发本病。从风痰辨识大多数医家认为咳嗽变异性哮喘的反复发作性是体内“风痰”内蕴，当外感风邪，风邪袭肺，引动风痰而致发作。安效先教授认为小儿生理特点特殊，当感受风邪为主的外邪侵袭肺卫，致肺气失宣，甚则生痰化热，因失治误治致使风邪与痰相搏，风痰内伏，久病入络，风痰阻滞肺络，晨起阳气鼓动或活动后气血周流，引动内伏肺络之风痰搏击气道，导致肺失宣降而致发病，临床治疗应注意祛风化痰药物的应用。蔡宛如教授认为本病病机为正虚邪恋，多因先天禀赋不足，脏腑功能失调导致宿痰隐伏，复感风寒郁于肺，气不布津，聚液生痰，痰气搏结，郁久化热，风痰气血相互搏结，壅阻气道，肺失宣降而致本病发作。治疗当分期治疗：发作期以风邪外袭为主导致肺失宣降，可兼有他邪；缓解期肺、脾、肝相互影响，倡导以宣肺祛风、健脾化湿为治疗大法。韩新民教授认为“风邪”是本病重要的致病因素，又因肺、脾、肾三脏不足，导致水液代谢失常，聚湿生痰，风痰相互搏结，成为本病之病根，治以祛风化痰、抗敏肃肺，方用抗敏肃肺汤加减治疗。汪受传教授认为因风邪外感，却治不得法而外邪不解，邪郁于肺，引动内风，风动上扰，内外风相合则金钟动摇，宣肃失司，内蕴之痰饮聚居于肺，成风痰内蕴之证，成为本病之宿根，治疗当分期论治：发作期治以祛风化痰，宣肃肺气；缓解期治以补肺固表，调和营卫。张骠教授认为本病病机为风、热、痰相兼为患，以风为主，内因责之于肺脾不足，痰浊隐伏，外因责之于感受风邪，以“风痰痹阻，肺热气逆”为多，治以祛风解痉、宣肺化痰、清肺降逆，以黄龙止咳汤加减治疗。张燕萍教授认为本病以风、痰为主要病因，病机为风邪犯肺，肺气失宣，气道挛急，治以疏风宣肺、健脾祛痰、益气养阴、治肺为先、肺脾同顾、肺肾同补。从风痰瘀辨识咳嗽变异性哮喘具有反复发作性，病程较长，依据“久病入络”“久病必瘀”的理论，当从风痰瘀辨识本病。陈华教授认为感受外邪（以风邪为主），风邪袭肺，肺气失于宣肃，气机运行不畅，津液输布失常，久聚成痰，风痰相互搏结，肺气上逆，发为咳嗽，咳嗽日久，肺气气机不畅，气郁成瘀，故风、痰、瘀为本病病因，治以祛风化痰、宣肺通络，自拟风咳方治疗。陈陶后教授认为本病病因病机多因肺虚风伏，痰瘀阻滞，病机多为本虚标实，内外合邪，多因风邪诱发，引动伏风，风动痰阻，气血瘀滞，肺失宣肃，肺络气逆而呛咳振作，可发生肺胃气逆、木火刑金等演变。治疗当分期论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王霞芳教授认为本病病因病机是以肺脾虚弱为本，风、痰、瘀为标的本虚标实，诱因总不离风邪。治疗当以治肺为先，脾肺同治，健脾善后。徐荣谦教授认为风、痰、瘀互结致咳是本病的基本病理机制，风邪为标，是本病发病的主要诱因，痰瘀互结为本，壅阻气道是导致本病的病机。风盛则痉是本病的病理改变，胶痰内伏是本病的主要病理基础，治以祛风活血、化痰止咳，方用加味芎蝎散加减治疗。赵坤教授将本病病机概括为风、痰、瘀，主要病机为风邪袭肺，肺失宣肃，引动伏痰，痰气交阻，闭拒气道，致气道挛急，痰阻肺络，日久成瘀，治以疏风祛瘀、化痰止咳，自拟咳痰方加减治疗。 从风寒辨识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上常在气候转变时，感受风寒之邪而导致本病发作。李光主任医师认为部分咳嗽变异性哮喘多因风寒之邪侵犯肺卫，以风为先导，风寒束肺，肺气壅塞不得宣通，清肃之令不行，气道挛急而发咳嗽，其中风寒犯肺，肺失宣肃，肺气不利为其病机的中枢环节，外邪尚未全尽，气机阻滞，故咳嗽缠绵难愈，治以祛风散寒、宣肺止咳，自拟祛风止嗽汤治疗。苗青教授依据《素问·咳论篇》中“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泄为痛”，认为本病系微寒之邪留恋于肺，病情迁延不愈，治以温润辛金，方用止嗽散以治之。吴昆仑教授认为风寒外邪是本病的主要致病因素，病机是风邪夹寒，内郁于肺，风动气逆，肺管挛急，治以疏风散寒、宣肺止咳，方选自拟抗敏治咳方。 从风燥辨识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以干咳为主要特征，部分患者伴有咽干、鼻燥、苔干津少等，部分学者认为风燥也是本病的致病因素。廖志峰教授认为风燥犯肺，肺失宣肃，气道挛急为本病的病机关键，治疗当从风燥论治，注意疏风润燥药物的使用。彭暾教授认为本病源于燥而不止于燥，既有因外感所致的凉燥、温燥，又有阴虚肺热、灼津伤肺所致的肺燥，临床均表现燥的症状，在外感六淫和自身阴亏的基础上发病。 从哮喘辨识西医学研究认为，咳嗽变异性哮喘与哮喘具有基本相同的发病机制，仅临床表现具有差异，因此部分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专家认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可依据哮喘的辨证体系辨治本病。王烈教授及其弟子王有鹏教授均认为咳嗽变异性哮喘与哮喘具有相似的病因病机，因此将其命名为“哮咳”，明确提出了“久咳痰郁终成哮”“以哮论治”的观点，首倡3期分治：发作期（咳期）当开肺降逆止咳，缓解期（痰期）当健脾化痰止咳，稳定期（根期）当固本培元截痰。朱珊教授认为小儿肺、脾、肾三脏不足，易津液停聚而致痰浊内生，小儿肌肤柔嫩，卫外不固，易被外邪所侵，“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引动伏痰，痰阻于肺，肺失宣肃，而发本病。因此病机与哮喘相似，可依据哮喘治疗思路予以治疗。从肝论治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多表现为支气管痉挛性咳嗽，故有“痉咳”之名，从肝论治本病具有显著疗效。李秀亮教授认为本病病变本脏在肺，因肺气不利，宣肃失常，日久生热化火化燥，加之小儿系稚阳稚阴之体，日久则多致肺热化火伤阴，再者小儿肝常有余，若素体阴不足，或肝火甚者，则肝火刑金，出现本病主证。治疗除用宣肃肺气之药物外，还应注意从肝论治药物的应用。史锁芳教授认为风邪犯肺、肝郁气逆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发作的重要病机，治以祛风宣肺、疏肝止痉。武维屏教授认为本病与哮喘病因病机同中有异，本病基本病机是：肺失宣肃，肺气上逆，病机特点是风盛气逆，治疗当从风立论，肺肝并调。结语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儿科临床常见的难治性疾病，西医学认为本病与哮喘具有相似的病因病机，但古代医籍中对该病记载较少，中医学一般将本病归属于“咳嗽”范畴。本文通过搜集和整理当代名老中医辨识诊治本病的经验，发现目前诸多中医学家根据本病临床特点和自身临床实践经验，将本病命名为“哮咳”“风咳”“顽咳”“咳喘”“风嗽”等。目前，中医学家多认为“风”是本病的核心病机，从风、风痰、风痰瘀、风寒、风燥、哮喘、肝风等方面辨识和诊治本病。通过对当代名老中医专家诊治本病经验的研究，认为本病与哮喘在病因病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哮喘以“风痰”为宿根和核心病机，但本病以“风”为核心病机，风邪为患，同时夹兼他邪为病，如痰、瘀、寒、燥等，治疗时在宣肃肺气的基础上注意祛风抗敏药物的应用，同时也应根据临床表现对兼夹病邪进行辨识和治疗。

　　近日，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并举办十九大精神专场宣介会。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图书馆副馆长铁木尔·图列根诺维奇·沙伊梅尔格诺夫参加了这场宣介会。　　“中国越来越自信了！”沙伊梅尔格诺夫对本报记者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结出累累硕果，中国人的自信心也进一步增强。“中国不仅对自己的发展成就和发展道路非常自信，同时也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充满信心。”　　沙伊梅尔格诺夫指出，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落实亲诚惠容理念，积极谋求与沿线国家实现共同繁荣。中哈开展了一系列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务实合作，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我们共同建设的这条从中国通往欧洲的‘光明道路’充分说明，只要相互尊重彼此利益，各种双边及多边合作完全有可能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各国深入研究、学习。”沙伊梅尔格诺夫表示，宣介活动不仅展示了一个自信的中国，同时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发展奇迹蕴藏的智慧与经验。1949年的中国百废待兴，在短短数十年间中国便再次跻身世界大国。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　　沙伊梅尔格诺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正在认真研究中国的改革措施与经验。“我们知道，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系列著作同样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说明中国也在研究我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非常重要。我们相信，有中国这样的好邻居，我们自身的发展会有更多机遇。”　　“过去5年，平均每3秒钟就有一个中国人跨过贫困线，这太不可思议了！”谈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减贫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沙伊梅尔格诺夫激动地说，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这些问题值得好好研究。“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把老百姓的脱贫、住房等实际问题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抓，或许在一定程度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带领十几亿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　　“宣介内容多次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方面中哈之间的目标是一致的。”沙伊梅尔格诺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和谐共处的国际关系，哈萨克斯坦同样有这样的愿望。“世界各国应该共同关注我们居住的星球，像一家人一样彼此关心，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过去5年，中国为我们提供了道义和物质上的强大支持，中国的发展成就与发展道路为哈萨克斯坦以及世界各国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参考。”沙伊梅尔格诺夫强调，未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将更加密切，其成果必将惠及更多国家和更多人民。　　（本报阿拉木图1月30日电）

阅读这本《把自己作为方法》，笔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对话式阅读的普遍性尝试，尽管在雷蒙·阿隆看来“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但毋庸置疑，存在于公共空间的理性对话精神在现实中有时是相对匮乏的。因此，许知远把这本将个人思想、时代精神编织进经验世界的小书类比成佩雷斯的《为了以色列的未来》，无他，只因他们同享人类精神殿堂中令人着迷而深邃的气质。于一般读者而言，阅读这本书没有多大的知识性障碍，也不需要系统的知识储备，但它很大程度上的意义是想象力的边界再度被打破或被确证，就像作者项飙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所说的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乡绅的传统。在这样一个相对熟悉且自恰的世界中，乡绅的伦理判断既不同于调查员的客观中立，也与人类学学者的细节剖析、结构呈现与意义生产迥然不同。它可能是一个存在鲜明边界且带有明确痕迹的历史“叙述”或者现实“图景”。当然，也可能是对现存刻板印象的超越，在一个严密或模糊的系统里找到缝隙看清内在的“文化传统”。用另外一位对谈者吴琦的话说，这本书无疑是“在无声处听见有声，在边缘处发现边缘”。它以“谈话作为载体，人类学作为中介，乡绅作为思想资源，自我作为方法”，由此而构筑清晰的思想脉络，提供给读者的是一次自我检视的尝试，并“以此找到观察和反思的位置”。作为经验的世界——全球化与地方性必须承认，项飙从某种意义上是经验的集合体，而经验的开始则来自于家庭，来自于温州，来自于从小的教育。他是一个被知识分子式的生活传统、阅读传统和教育传统构筑而成的人，如同他所述，可能外祖父和舅舅们对他的影响是带有某种先验性的，也正是这种不同层级世界的经验混杂和话语杂糅带给他对现实的思考始终伴随着一种“自洽的距离感与直接性”和“话语阐释的差异性与多维度”，并且能够在不同的位置中保持和谐的自恰。当然，他坦言也正是这种自洽的距离感、直接性、差异性与多维度让他以后做出了让大众熟知的成果，其中就包括“浙江村”和“全球猎身”，这两项研究让他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范围的认可。当然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项飙是当代中国学者世界性经验融入地方性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通过地方性构筑自我、获得阐释并命名自我的重要个体，他的存在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学术和亟待获得西方认可的中国学术而言，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参照。而如何获得一种尺度性的思考，项飙认为：“要对现存的国际性或者全球性有很强的警醒，这是人造的体系，真正的全球性只存在于无数的地方性之中。”项飙生长在20世纪80年代，他自言高中时期刚好是80年代“文化热”后期，他深受报告文学的滋养，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文体的“底层性、直接性与生命厚度”给以后他的研究带来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影响。故此，“地方性”才是他眼中的“学术盘根”，是一种拥有“横向的、开放的、盘错的”学术思考的基准，以此为中心可以发展自身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建构自身的学术思想生命。作为方法的尺度——人类学的观察视角重新发现人类学，或者说发现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项飙在2020年给我们的一个巨大启示。如何在捉摸不定的社会科学中采用一种相对量化或者具有实证性的方法对当前一些难以判定的社会现象或者历史图景，在一个有距离感的观察位置上，给出一个相对确信的答案。当然，这同样是项飙作为人类学家将经验和方法熔铸在具体问题当中的某种正当性策略。无论是《十三邀》节目中探讨的“附近的消失”还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谈到的作为学术“图景”描绘的重要性，那种不带价值判断和不以臆测、揣度为基准的认知行为，都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项飙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智识的疏离感”，他的经验和视角的独特性，我们可以从其探讨“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关系中得到检视与确认。这是一种由世界性的经验和充满地方性的生活质感交杂、碰撞、融合而成的全新的学术思考和知识生产的范式。然而对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发现，项飙自己认为这其实受益于“个人经验问题化”的思考方法，他相对喜欢的状态是一种“小乡绅的气质”，通过自我构型去批判性地看待周遭世界。如何进行以人类学研究为中心的思考，如何进一步建立一种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这是项飙一直在强调，并且在陆续推进的工作。无论是与汪辉老师合作的项目，还是自身在“浙江村”和“全球猎身”之后开启的东北移民问题研究，抑或是在中文世界的媒体写作与媒体访谈，其实种种都是他作为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研究的扩散及其对现实世界的热切关注。而他有时又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他的经验范围在不断扩大，游走中西、纵横欧亚，地理性的跨越并未让他迷失在交杂而喧嚣的声音中，相反他仍然极度渴求一种乡绅世界的观察视角，极度渴望拥有一个研究的“小世界”。因为在项飙看来只有在不断的“建构”与“骚动”中，作为研究者的个体才能发现新的材料、新的问题，展现出不同的思考向度，而自身的“小世界”才能不断实现一种“建设—打破—再建设”螺旋式的质变，从而真正实现“自发”与“自觉”意义上的“自我革命”。差异化的视野——东西比较中的教育启示笔者观察到两位对谈者项飙与吴琦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即教育的中西差异。在书中，项飙极为鲜明地向我们展现了作为东亚经验的新加坡与中国的差异，并进一步观照西方学术生产体系当中的“剑桥模式”。从项飙的经验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现实，中国教育和中国的学术产生话语当中充斥着宏大的语汇，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与谈话当中，而这是中西之间教育的巨大差异性。同样，作为北大的项飙和作为牛津的项飙之间存在一个对“传统继承”的差异性认识，至少对于项飙个体而言，北大对“传统”的认识要弱于牛津，无论是常识性还是学术性的。并且，项飙认为作为一个教学机构而存在的牛津应该是优于作为学术生产机构而存在的牛津，即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培养人，是如何塑造一个敢于充分试错，敢于冒险、挑战而又充满自信的“人”。此外，项飙认为国内普遍性地缺乏学术共同体，尤其是那种差异性、异质性、交叉性、生态性的学术共同体。正是因为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弱化，才使得学科壁垒之间难以打破，学科呈现出符号化和体制化的倾向。而从某种意义而言，项飙的这一看法正好契合了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当中学科融合、学科交叉的发展态势，无论是当前热议的“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还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性探索，都应该紧守“异质性”原则，打破权力固化，以真正专业、分散、无形的学术共同体来解决学科内部的发展问题，以此才能真正实现一种“大众之间的世界性共鸣”。（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助教）《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03日第10版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过来人的经验：研究生被录取后，有哪三件事需要提前去做准备？作为一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我站在自己的立场看。研究生被录取后，应该做这三件事。1.本科毕业前还有最后一次四六级考试，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考研英语还没怎么忘，赶紧考过。 2.提前了解自己的导师，熟悉他所做的方向，认识课题组师兄师姐，如果有条件，可以跟着导师做毕业设计或者提前去报考学校，提前进入课题学习。（这很重要，提前学习真的很有必要。） 3.制定研究生期间的规划，明确目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深入剖析工业体制与乡土生活秩序如何交叠共生的社会学力作《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变迁》是中国当代社会学人个案研究的典范之作，既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南部中国一个村庄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又树立了如何扎根中国经验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经验典范。作者折晓叶基于此书建立的经验田野点，开启了其后续的社区、产权和政府行为研究，而后续的这些研究都成为当前社会学前言和热点问题。可以说，该书成为理解中国学术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是根据对南部中国一个“超级村庄”的实地考察写成的。作者在书中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农民怎样在村域内集体地实现向非农的转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外来力量与村庄内在的社会结构怎样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村庄的社会变迁。由于这一变迁的实际过程既受到沿海外来经济的直接影响，又具体地发生在一个小范围的村庄里，因此，本书要特别说明新的经济动力与传统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又由于这种种变迁并未按照一般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某些预期假设而进行，因此引发出种种新的动力、规则、方式、关系和问题，本书又着重探讨了这些正在变化和形成中的新现象。《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变迁》作者简介：折晓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社会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讲师、亚太社会学学会（APSA）执行委员会中国执行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与社区研究室主任。主要著作有《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合著者：陈婴婴）、《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等。作者为本书所拟的再版前言详细介绍了自身的研究新路及对所研究现象的观察和思考，特录如下，以飨读者：这本书初版于1997年，距今已有23年。后来在2007年重印过一次，这次又经商务印书馆协议重刊，编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系列。商务印书馆对待学术著作的执着态度，起到了动员作用，增加了我对再版的信心。毕竟社会变化太过迅速，那段乡村工业化的历史虽未远去，但时过境迁，对于它的再现大概也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才不至于误读。关于此书，我不仅把它看作自己曾经留下的一段笔墨，也把它看作小村庄回应大社会变迁时留下的一个印迹。当我把它作为一个活的样本、一个记录乡村工业化的典型类型，拿起来重新审视时，不免有一种新的感受。书中所描述的村庄工业，是珠江三角洲农村改革开放初中期典型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企业形态则是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类型。这种产业和产权模式与其他几种类型的乡镇企业一起，曾经在较长一个时期里发挥过重要作用，直接推助了乡村工业化乃至宏观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本书所称谓的“超级村庄”也在较短时间内转型成了一种我称之为的“非农社会经济区”。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城市化进程加快、国际产业链转换等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乡镇企业产权改制等微观制度变革，这些“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企业股份合作中的“集体”制度也逐渐解体，“乡镇企业”最终被作为一种制度遗产记入了史册。但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非农化，使得中国农村不仅经济上发生了急遽变化，而且社会结构上发生了转型，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也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存活至今的那些超级村庄，凭借着它们业已形成的地位和实力，迅速完成了产业和制度转型，因而仍然活跃在城乡之间，在乡村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着它们独特的作用。超级村庄作为中国那一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别类型，可以说是工业进村之后村庄变迁的一种顶峰状态。它并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在不同区域发展模式中都存在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本书所研究的村庄，作为初始案例，使我对超级村庄有了一个定性的认识，确定了它的基本特征，从中获得的认识和结论，被用来作为比较研究中设立假设的基础和依据，它所提供的调查资料，也被作为与其他几类村庄进行比较的材料。在后来的研究中，我和合作者曾以《社区的实践》为题，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讨论问题，关注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出现此种现象，反之在同一条件下又为什么会存在多样化的选择。经过对不同地区的发达村庄进行考察后，我们采用“集体制”合作体系、“股份制”合作体系和“村政”与“民企”合作体系三种基本指标进行分类，在经济同样发达的邻近省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选定了几个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还在每个案例村周边选择了一两个非超级的村庄进行观察比较，以便对变迁发生的限制性条件进行说明。通过深入地讨论村庄实践中的各类问题，我们延展了本书的主题，进一步发现了村庄工业化过程中“新的经济力量与传统力量之间互动融合”所产生出的种种新的动力、规则、方式和关系，对于乡村日常工业生活的逻辑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初始案例村的追踪研究是必要的。十年之后，带着比较研究的视角，我又一次回到这个村庄，有过数天短暂的观察，这时的发展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机器生产的轰隆声已经减弱，土地大多已被水泥覆盖，村庄业已改为城市居民点，村民从事着农业之外但也不同于工业的各种职业，体制上的“村改居”已然成为邻近大城市的村庄的必然归宿。但是我所观察的核心问题仍然凸显，只不过那个“新的力量”已经由工业化变成了城市化，但仍然与“乡村传统力量”之间发生着冲突与合作。我曾有多个研究议题，都始发于对这个超级村庄的观察和讨论。产权变革即是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该书中我初步认识到“产权体系不仅是一个经济构造，也是一个社会构造”；之后基本上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提出产权是一种“社会性合约”，并试图从“产权怎样界定”这个基本问题入手去破解乡镇企业改制所面临的产权难题；再以后还从土地产权建构机制上建立过一个“追索权”分析框架。至今我所关注的这些产权难题依然存在，致使一些超级村庄发生了诸多问题，有的甚至解体。不过，这恐怕不仅是村庄里的乡镇企业所面临的难题，也是其他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难以绕开的问题，只不过各自的表现方式不同罢了。书中所描述的超级村庄，在鼎盛时期已经形成了“自然城镇化”，有的成为地方实际上的非建制的“中心地点”。这些村庄以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为中心，既向城又向乡扩展出去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以往。特别是，超级村庄并不都发生在城市郊县或城市化地带或者发达地区，有的就地处远离中心城市乃至远离乡镇的地方，在相对落后的周边地区拔地而起，并在诸多方面实际上发挥着地方中心的作用。这种自发的、自然的城镇化是农村改革以来中国乡村城市化不同于以往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这对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在今天也还有待继续观察和讨论。本书只是对一个具体村庄变迁的深描和解释。书中收集的资料，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地调查所得。对这个村庄的多次进入，使我品尝到社会学实地调查的滋味，既甜美又苦涩，也使我体会到经验观察和记录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这种尝试的初衷以及我如何选择这个村庄进行研究，在原书序言中已经交代清楚，这里想要补充的，是对于长时段实地调查在学术积累上有何种意义的一些理解。在我看来，学术研究需要一代代一项项地积累而不断前行。作为学人，长时段的学术积累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前人研究文献的积累，这可以让我们在遇到难题时易于给自己的研究定位，知道从哪里开始又要到哪里去；另一方面就是对经验研究的积累，这可以让自己的学术志趣和偏好落在实地。当日常生活事件扑面而来时，更易于捕捉到其中的要意，让研究的脉络有似水到渠成，延展下去。这也算是我愿意将此书作为经验积累中的一种，让它重现于学界的一个原因吧。这次再版仍保留了原貌，未做修改和增补，难免留有很多疏漏和错误，用现在的眼光看，也许会对问题有新的理解和解释。但我希望它作为一段历史记录原样保存下来，让后来者了解历史，从而更好地认识当下，探索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