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澎湃新闻“一号专案”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湖南省纪委在2017年5月16日发布的一则通报震动学术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2018年4月23日,湖南省检察院通报,桃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编辑、正处级干部乌东峰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为什么学术期刊能持续不断的收取如此高额的版面费?归根结底,还是人才选拔或者认定的方式和途径亟待改善。论文或许是一种能够展现学术科研成果的有效媒介,但是过度依赖于论文取才的方法从两个角度上来说,或许对于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都是不利的。从学术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其实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时间,然而国内的评定往往表现出重“量”多于重“质”,这也就导致了国内学术论文质量并不高。从发刊方来看,正是存在这种发表论文的需求,甚至说这种需求对于学术界已经成为了一种刚性需求,从而使得牟利的出版人员可以大捞一笔。如果不从评定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之后论文的质量令人堪忧,也会让更多学术研究人员感到无力。我国的发表出版体制存在着根本性欠缺,不利于具有原创性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诞生和成长。我国学术发展的现状应去除功利化,在旧的价值观瓦解,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之际,学者应坚守理想和信念,还学术世界一片净土。相应地,政府和国家应该做的是建立科学的社会评价标准与激励机制,从制度层面上引导社会风气,从更长远的眼光合理衡量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对社会的贡献,促进人才和学术活动可持续发展。对于论文抄袭、学术造假行为,社会应建立有力的惩罚机制。对于真正的把追求真理当做自己使命的学者,则应该给他们正面激励,让其享受应得的成果。综合科学的评价,一直是社会所追求和倡导的。但是,在目前而言,这很难做到。一方面,哪些评价指标能够为学校提供参考依据,而这些依据有又多大的参考价值,难以界定。另一方面,如果引入了其他指标,怎样保证其他指标不会发生像论文发表一样的情况的呢?所以,目前较为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规范现存的评价体系,细化对论文的衡量标准。对论文的数量及论文本身的质量都要进行更加细化的测评,而非仅以登载到哪个刊物来作为质量的衡量标准。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科研者为了评优和资金支持,必须为发而发,而不是科研成果的自然诞生,在这样要数量不要质量的论文批发中,抄袭,剽窃,代写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掌握着论文发表命门的“乌东峰”们利用权力谋私利也会层出不穷。不必质问他们为何没有职业道德,为何不维护学术发展,因为“版面费”的存在甚至高额本身就证明了有大量的发表需求,有需求自然就会有供应。但是市场交易本不该沾染学术净土。不改学术评价机制,中国论文弊病难除。发表学术论文成了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强制性的要求在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决定了你是否能毕业,是否可以评到职称。在不正确的规则下,人自然而然的选择“走捷径”,所以抄袭,代笔层出不穷。同时也造就了今天清水衙门成肥差的局面。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人性贪婪,而是是什么促成了贪婪,有因才有果,从源头遏制才能解决矛盾
导读当一些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出现“彩虹屁”等奇葩论文现象时,人文社会科学类的CSSCI期刊(简称C刊)也遭到众多高校师生的吐槽。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C刊发表论文被称“难于上青天”,“僧多粥少”已引发了不少负面连锁效应,如人文社科类的研究生毕业难、教师晋升职称难,且催生了一条灰色产业链,严重打击人文学科研究、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的积极性,加剧人才流失。“不是我不努力,是这里的水太深” 2020年,西部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外语讲师张姗即将退休。从2002年调入这所高校至今,因为没有发表足够的C刊论文,她无法晋升副教授,只能以讲师的身份“解甲归田”。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用来检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其收录的期刊被称为C刊。“不是我不努力,是这里的水太深了。”张姗说,“外语类的核心期刊数量少、资源紧,想发表一篇文章太难了。”为了发表C刊论文,她不断尝试。几年前,她通过某核心期刊在网上留下的投稿地址投了稿,不久后收到了用稿通知,根据编辑部要求做修改,并付了1万多元版面费。但没想到,最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经过包装的虚假网站。”张姗透露,屡次碰壁又遭遇骗局,彻底浇灭了她的希望。实在难以启齿,只能自认倒霉,张姗将所有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再也不提发表论文的事情。“年轻教师看到我们这样到退休还只是讲师,也很迷茫担忧。”半月谈记者在陕西、甘肃了解到,两省加起来共有上百所普通高等院校,而C刊数量20个左右,相对来说,学术资源远少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高校师生来说,发表C刊论文“难上加难”。甘肃某高校文学院一位教授介绍,对于人文学科的高校教师来说,发表学术论文在全国来说普遍很难,西部地区尤甚。“越发不了高质量的论文,越难以和东部高校交流互动形成对等,长此下去,形成了恶性循环,老师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名教授透露,为了在C刊上发文,很多老师托人找关系,希望认识编辑部工作人员,想与他们搞好关系,留个好印象,“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人情稿、关系稿。”目前,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学科评价指标范围内。学科评估竞争异常激烈,不仅对老师要求越来越高,相关压力也转嫁到博士生身上。陕西一高校博士生导师告诉记者,在这几年他负责的4个博士生中,仅有1名如期毕业,其余3名均延期半年到两年不等。“作为导师我压力很大。有个学生很优秀,因缺一篇C刊论文,延迟毕业两年。从去年6月开始,我多次帮她修改论文,投给多家C刊,仍一无所获。”程硕 作 新华社 供不应求催生灰色产业链C刊每两年评一次,每次评选出的数量在有效期内是固定的。部分C刊为了“上位、保位”,便少发文,以提升“他引影响因子”指数,因为发表的文章越少就意味着分母越小,引用率就会上升,同时多方争取学术“大咖”支持,提升影响力。这进一步压缩了普通师生的发文空间,加剧了青年教师、博士生C刊发文的竞争激烈程度。教育部直属某大学学报创刊60年来,其社科版在文史相关基础学科及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方面特色明显。因学报稿件质量高、学术影响力大,还曾被教育部列入我国第一批“名刊建设工程”名录,并获得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但2017年,因“他引影响因子”指数较低,从C刊名录中除名。在该学报负责人看来,以“他引影响因子”指数作为评价学术刊物水平的唯一标准并不合理。“我们学校以人文研究见长,学报的定位自然也以此为主,总不能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假手于人吧?”近两年,全国人文社科类综合期刊为提高“他引影响因子”指数,出现两个趋势:一是人文类稿件数量逐渐下降,关注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社科类稿件明显增多;二是一些大学学报减少发稿基数,发论文要求愈发严苛,不仅导致全国人文类研究数量减少,也极大挫伤了师生从事研究的积极性。甘肃某大学学报主编坦陈,目前很多C刊要求发表者为副教授职称或在读博士,部分刊物甚至要求教授职称才能发表论文。为了提升自身刊物影响力及学术水平,会倾向于发表来自发达地区或国外的学术文章。由于投稿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对作者层次要求越来越高,这主要是期刊评价标准单一导致的。”发表论文是一些师生的痛,但也成为一些人的财路。半月谈记者暗访发现,如今C刊发表论文可以提供“一条龙”式的代写、代发、代改服务,俨然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据一名提供“一条龙”服务的从业人员透露,不管C刊要求有多高,这条灰色产业链依然能提供完整服务。从事论文代写的人通常会在各大高校论坛等渠道发布广告,客户根据需要选择论文方向及发刊需求后,他们会联系专业对口、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副教授或者教授,由其执笔代写。如果客户有需要,还可以让较有影响力的副教授或者教授联合署名,起到增加影响因子的作用。C刊论文代写周期为一年左右,写作完成后,会与顾客所选择的期刊对接,由期刊的编辑代为修改、审核,最终发表。“整个论文写作发表过程完全是‘一站式’服务,客户不用参与就可以拿到一篇有自己署名的C刊论文。”这名从业人员透露,目前一篇C刊论文,代发价格为3万元左右,而“一条龙”服务的价格为6万元至8万元不等。其中,代写者通常能拿到2万元左右,受益较多的是渠道提供者,而后者往往是C刊工作人员。“为了毕业,为了晋升职称,客户都会下血本。”呼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目前,C刊发文难已经引发连锁效应。西部地区部分受访教授表示,自己所在学校一些老师因发表文章难已有“出走”迹象。这些老师学术能力并没有问题,而是平台资源少,与发达地区的高校不在同一个平台,很难“同台竞技”。部分高校招录博士生显得困难,教师甚至“不敢招”。近年间,有一所高校的人文社科类在读博士生联合给学校“上书”,要求修改博士生毕业需发表3篇C刊且有一篇是A类的规定,最终未能成功。另一方面,由于较高的毕业要求,有些人文社科类教师不敢招生。如何改变当前现状?部分专家学者建议,一方面继续练好“内功”,在学者提升自身学术水平的同时,西部地区相关部门、期刊、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宜挖掘潜力,提升办刊能力。另一方面,应本着更为开放的观念,鼓励学术交流与合作,使高校与期刊形成良性互动。同时,建立学术期刊多元化评价体系。前不久,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已对此提出明确要求。教育部直属某大学学报负责人认为,不能把“他引影响因子”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体系才能保证学术研究评价的公允性。扩大博士生发表论文刊物的目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名教授建议,除了南大C刊,可以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纳入考核序列。同时,发挥导师组和答辩委员会的作用,对博士生学术能力的评价,不能局限于3篇论文,以避免评价体系机械化、刻板化。某高校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一个极端案例:西安的一名高考文科状元,本科北大、硕士复旦、博士北大,但因学术论文达不到要求,在陕西某高校应聘时被拒。实际上,这位青年教师在教学上相当出色,后来被其他地方高校引进,导致陕西错失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她认为,C刊发文虽是重要参考,但不能是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扩大范围、充实标准、多元评价,才能让学术研究走得更远。团团有话说写论文,没有错。高水平的论文往往凝结了开创性的发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功不可没。疫情期间,中国科学家最先公布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搭建了新冠肺炎科研文献共享平台。中国分享的数据和阶段性成果,为全人类破译病毒,抢出时间。哪怕初涉学术的同学,也可以通过撰写论文,收获科学的研究方法、严谨的学术思维和思考钻研的乐趣。论文之过,只是错在“唯论文论”的观点,错在急功近利“制造”低劣论文,错在依傍旁门左道发表论文。为趋利避害,需探索构建科学、立体、公平的评价体系,不要让学生们追求学术热忱的初心,被“残酷的现实”浇凉。需秉持怀瑾握瑜,明德惟馨的学术底色,这是学术正道上的第一步。二十里松林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学术研究的快乐,只属于用脚步丈量远方的人。真知、真相、真理是德不配位的“照妖镜”。作者丨吴笛第四届“中国青年好网民”优秀故事征集开始啦!共青团中央微信平台“疫情谣言粉碎机”上线了!编 辑 | 谢梦辉(中国水电八局团委)校 审 | 吴 笛值班编委 | 景 临
据《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初刊文,该刊于2020年第1期起停止收取版面费。由于科研圈长期困于高额版面费问题,该通知得到不少人点赞。原文如下:为进一步吸引优质稿源,提升刊物学术质量,经学校批准,《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于2020年第1期起停止收取版面费。此后凡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不论多少,不论何种名目,皆为假冒。敬请各位作者相互转告、监督。监督电话:027-87287046;87287002;87287256《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由教育部主管、华中农业大学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面向从事“三农”问题等方面研究的科研和管理人员,现为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初为《华中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更名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并沿用至今。1982—1988年为年刊;1989—1996年为半年刊;1997—2004年为季刊;2005年改为双月刊。其中,1998年前为内刊,1998年经国家新闻总署批准,取得正式刊号,公开出版。2010年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访问时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只有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和他们面临的问题,政府才能制定好的政策并提供技术支撑,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2012年以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曾先后多次获得“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湖北省优秀期刊”称号,“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栏目获湖北期刊“特色栏目奖”。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第16卷)发布,此刊复合影响因子为2.573,位居Q1区。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中国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中外学术情报综合自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站
来源|学术志(ID:xueshu)作者|苏坦 摘要抓了乌东峰和他的情妇们,也改变不了他们不能及时评上职称的现实和他们被论文生意所偷走的学术青春。2018年,《中国裁判文书网》陆续发布了八份判决书,披露了《求索》杂志“论文生意”的更多细节,这些细节虽然不如《求索》前主编乌东峰“巨款+情妇”的新闻劲爆,但却揭开了学术界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的一面。那些花几万元发论文的大学老师,果然是为了评职称。2018年8月27日,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发布的《XX行贿案一审判决书》的证人证言部分第一次披露了12位花3-5万元在《求索》上发论文的大学老师们:编号(10)证人曹某1的证言,证实她是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2013年3月,她当时想评副教授,需在C刊上发表一篇文某,通过赵常明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周公“制礼作乐”与西周青铜文化的转型》的文某,付给赵常明版面费现金37000元。编号(11)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实他是西安美术学院老师,2013年3月,为评副教授职称,需在C刊上发文,之后,通过赵长明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比德,畅神,见性》的文某,他给了赵长明4万元版面费。编号(12)证人史某的证言,证实她是西安美术学院老师,2013年3月,她当时要评副教授的职称,需在C刊上发表文某,通过赵长明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贪酷贾雨村与廉循贾政殊途同归之思》的文某,她给了赵长明版面费现金35000元。编号(13)证人步某的证言,证实她是广东白云学院会计系讲师,为评副教授职称,2012年,她通过一个QQ名为北京投稿的中介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能源危机与资源效率提升能力建设研究》的文某,给了中介发文费4.2万元。编号(14)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她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师,为评教授职称,需在C刊上发表文某。2016年,她通过一个姓彭的发文中介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清代四川民间义渡的社会功能整合》的文某,并给了中介发文费39000元。编号(15)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她是珠海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为评副教授职称,需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文某。2014年,她通过QQ号认识了一个发文中介,之后通过该发文中介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片题目为《罗尔斯“重叠共识”理念的逻辑起点内涵与践行》的文某,给了发文中介发文费30000元。编号(16)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他是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2012年,他通过姓唐的发文中介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美国高等教育资金投资方案的调整与启示》的文某,给了中介发文费3万多元。编号(17)证人封某的证言,证实他是西华大学的教师,为评教授职称,于2015年通过姓蔡的中介,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意识形态的层次性结构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文某,给了中介5万多元版面费。编号(18)证人魏某的证言,证实她是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为评副教授职称,需发文某在C刊。2013年年初,她通过发文中介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与干预路径选择》的文某,并给了中介发文费38000元。编号(19)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她是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因她每年有科研任务,2012年,她通过发文中介朱晓伟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汽车产业发展与城市环境质量因果关系的实证》的文某,并给了朱晓伟版面费现金25000元。编号(20)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他是湖北经济学院副教授。2013年,他通过发文中介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礼义廉耻哲学思想及其当代论域》的文某,给了中介版面费28000元。编号(21)证人甘某的证言,证实她是长沙理工大学教师,为评副教授职称,2013年,她通过周小毛跟《求索》杂志主编乌某打招呼,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瓦西里耶夫对人类战争文学的引领与留存》的文某。在“花钱发核心期刊”的12人证言中,有9人明确表示为了“评副教授或教授”职称,有1人表示迫于“每年都有科研任务的压力”,其余两人未做表示,12人所花费用为2.8万至5万元不等。在学术界,核心期刊是硬通货,与学者的学术生命,学期考核、职称评定、奖金发放、课题申报等息息相关。因此,一些收入微薄的大学教师不惜花重金发表论文。12人中,花费最高的为西华大学的教师,为了评教授职称,辗转支付了中介5万元的版面费用,而在西部一些高校,5万元相当于一位高校教师近半年的工资收入。然而,5万元只是一篇论文的发表费用,不少高校评职称要求至少有3篇以上核心期刊的要求,而在实际的操作中,要求至少5-10篇的核心期刊论文的高校也不在少数。在高校教师圈子里,不时会听到某位老师花十几万发论文评职称的传闻甚至某些老师贷款发论文的消息。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消息让一些新入职的青年教师丧失了对学术期刊的信任,并产生了“花一年工资发论文都值的想法”,虽然评上副教授每月只会多一千多块钱的工资,“花10万发论文的话10年才能回本”,但是更高的职称意味着更多的学术资源和更高的额外收入,而在一些“富裕起来”的高校教师的收入中,非工资的课题、讲座、咨询费用占了绝大多数。这些花重金发论文的大学老师,既是论文中介的受害者,也是论文经济产业链上的得利者,有些高校老师不仅不去投那些不收去版面费的期刊,反而专门找那些有中介代理的期刊投稿,因为“花钱消灾”,一些期刊审稿周期漫长,至少一年才能见稿,而这些有中介的核心期刊,“回复比较快”,“花上钱了,心里也就踏实了”。虽然收费贵点,但是对于一些原本家庭条件就好的大学老师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一些大学老师在尝到自己发论文的甜头以后,摇身一变自己成了中介。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的另一方判决书显示:《求索》案中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周家文在QQ投放“代发论文”的广告,2013至2016年,周家文转给乌东峰情人覃某“版面费”共计至少346.5万元,帮他人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44篇。被告人周家文发给覃某的论文除了发表在《求索》外,还通过乌某的社会关系大量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山东社会科学》、《华侨大学学报》等其他学术刊物。需要补充的是乌东峰卸任《求索》杂志主编后,于2014年7月担任《华侨大学学报》的主编,帮《华侨大学学报》进入C刊,并安排其情人想作者收取一定的赞助费,来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覃建军最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财产六百万元。其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六万九千五百元,上缴国库。其余违法所得一百八十八万元予以继续追缴(乌东峰案违法所得六百万元已扣除)。而2008年至2016年,通过帮他人代发论文赚取“中介费”非法获利共计30万元的周家文,最终被法院判决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追缴周家文违法所得人民币30万元。而更多“政治上无知、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的材料恐怕要等《求索》前主编乌东峰的判决书出来以后才能呈现。一些媒体爆料,用《新华文摘》一位早已离退休的老编审的话来说,乌东峰案等于“中国学术界的一次核爆炸……”其学术腐败案极大地影响了全国各种刊物主编及学术研究人员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使得“国家核心期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荡然无存。清理学术腐败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只是对于那些没钱发论文或者不愿向论文经济低头的大学教师来讲,抓了乌东峰和他的情妇们,也改变不了他们不能及时评上职称的现实和他们被论文生意所偷走的学术青春。来源于:学术志(ID:xueshu001),部分信息综合自网络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源。
1、什么是版面费?版面费是依据什么收取的?版面费是指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正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被刊物录用后,期刊编辑向论文作者收取的费用。杂志社会根据您文章的字符数和图表数量,彩图数量等收取相应的版面费及彩图制作费。2、收取版面费是合理的吗?版面费是在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兴盛的环境下产生的;从版面费自身形成的构件和程序看,版面费是两方的自觉自愿的合约行为,是两个巴掌拍出的响,无违法违纪可言。由于学术期刊的经费投入太少,甚至有的单位将其放入市场之中,不可避免地使这些期刊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学术期刊适当收取费用,或多或少地可以减轻经费压力。正因为如此,适当收取费用就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可行性。发表学术论文为什么杂志社的版面费会越3、论文版面费为何越来越高?总有作者说版面费怎么那么高,想我之前发论文的时候,还给稿费呢,如果刚进入这个行业的编辑肯定会觉得作者是在开玩笑,作为在这个行业的资深老编辑,我想说,事实果真如此。作者人数特别是高校的研究生和教师人数逐年增加,要求发学术论文的数量随之增加。一般硕士、博士生毕业有需要“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两篇”的硬指标,论文发得不够就拿不到学位。教师评职称也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正是高校师生获得学位、职称的需要,使得他们对学术期刊趋之若鹜,付版面费成了在所不惜的自觉行为。“版面费”早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公开的秘密,以版面费为核心的论文产业链,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究其原因,可以说版面费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只需3万元就可在国内顶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并以内部有关系为名四处拉生意,而这“中介”竟是一家医学公司,且无论文发表的相关业务。数家国内知名期刊的工作人员均表示,不存在靠关系或者花钱买版面发论文一说,若有人上当之后可以立即报警。北京青年报记者暗访调查发现,在各大平台上,真假难辨的论文代写代发产业链并没有因为明令禁止而失去“商机”,反而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存在。爆料期刊编辑收到广告 论文发表有绿色通道 “如果您在为写作烦恼,为论文一次次返回修改烦恼,我们可以提供论文指导,加急走绿色通道,让您的写作直投100%被录用……”几天前,国内一家期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收到了代发论文的广告邮件,对方称可以帮忙在国内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刊发论文。“我们自己的刊物,到底什么样的把关程序大家都知道,根本不可能刊发不符合要求的论文。”接到邮件的一家刊物编辑告诉北青报记者,刊发论文需要初审、外审、二审等多个程序,就算是有人认识编辑,也无法将不合格的论文在期刊上发出来。调查对方称每篇价格3万元 还可加急办理7月15日开始,北青报记者自称是一家高校的老师,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论文,根据对方提供的QQ、微信等通讯方式,进行了联系,对方自称“李老师”。“李老师”说,她是在几个月前进入公司工作的,而公司运作论文发表已经有几年时间了,根据需要,可以安排在合作的期刊上将论文发表出来,目前合作比较好的有《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报》等,都是公司和作者双方签订协议,保证能够录用和发表,文章经过编辑初审之后,若是发现没有大的问题,一般一至三个月就能发录用通知。“《心理学报》正常排刊已经到明年下半年了,稿件进行官网直投审稿至少需要6个月,我们这里有渠道,可以加急办理。”“李老师”表示,她的公司只是收取一小部分推荐费,其他的大部分费用都给刊物编辑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论文在指定刊物并在指定月份刊发。在谈到具体的收费金额时,“李老师”说,刊发一篇论文的价格为3万元。“这个收费确实比一般的核心期刊贵,就是因为比较难操作,一般的代理商都操作不了,咱家有这种自上而下的合作,100%包发表,走正规流程,官网可查。”“李老师”称,因为有合作关系,所以期刊都会预留出部分版面给他们公司,以保证关系稿的发表。暗访“中介”竟是医学公司 无论文发表相关业务在“李老师”发来的转账方式中,记者注意到,收款账号的户名是一家名为“北京弘熠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记者在天眼查搜索该公司名称,发现该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成立,经营范围显示为“医学研究;健康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数据处理;技术推广服务;销售医疗器械、电子产品”,根本没有和论文相关的业务。7月17日,北青报记者约“李老师”在朝阳区的草房地铁站附近见面,一名看起来30多岁的女子出现后,再次表示肯定能够将论文发出来,并称不少发表论文的人因为有路子,还让关系户将这笔费用垫付出来。“你如果能够报销,我们也可以开发票,这样就不用自己掏钱了。”“李老师”说,她的公司在大兴区一个大厦内,老总和那些期刊主编都是亲戚或者朋友,只要论文中的数据没有什么问题,其他都可以后期修改,所以有这种关系就容易操作,如果一篇论文因为水平太差实在无法发表,公司还能退钱,“你看,我们为好几个发不出来的客户,已经办理退费了。”有意思的是,“李老师”向记者展示退费截图的时候,早已忘记了之前“100%能够发表”的承诺。求证三家期刊均未与社会机构合作 只接受正常流程投稿几万元钱就能在国内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刊发论文,到底是真是假,北青报记者先后与“李老师”提到的《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报》进行核实。7月18日,记者联系到《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一名值班工作人员表示,编辑部不会与任何社会机构合作征稿、约稿等,“我们只接受作者在网上的正常程序投稿,不接受约稿和推荐文章等,只要接到说有绿色通道并让你交钱的,全都不要相信。”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说,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的网页上,还有一个《严正声明》,告知大家有人假借在北京开设的分部等方式(注:该杂志未在任何城市开设分支机构),要求作者交纳版面费等费用,都是类似骗局,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心理学报》的一名工作人员也向北青报记者表示,《心理学报》是国内的顶尖学术期刊,不可能与社会上的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合作,《心理学报》审稿流程严格执行“三审制”,稿件都要接受编辑部初审、编委初审、多名审稿人外审、编委复审、主编终审的程序。这个审稿流程决定了只有编辑部、责任编委、审稿人、主编都认可的稿件才可能得到发表,没有稿件可以例外。《心理学报》的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稿件质量是学术期刊的生命线。正因为多年秉持公正严格的审稿制度,坚持只发表能反映国内最高学术水平的论文,才有学报的良好学术声誉。《心理学报》在官网上开放了稿件审稿意见,已发表稿件的整个审稿流程,以及期间的所有审稿人和编委意见,还有作者回应,都可以追溯。《心理发展与教育》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作为国内知名期刊,编辑部都是根据投稿程序,经过多次修改和审稿,一般半年左右才能完成一篇论文的审稿,根本没有任何绿色通道之说。网络上那些到处承诺能够帮助发表的个人和机构,只是看中了作者的钱财,这样的文章也不会得到发表。三家期刊的工作人员均表示,为了维持编辑部的运营成本,会向作者收取不超过3000元的版面费,另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费用。延伸代发论文充斥各大平台 灰色地带真假难辨北青报记者发现,在微博、淘宝、QQ、微信等平台上输入“论文代写”“论文”字样,均能轻易找到与论文代写或者代发相关的商家。在这些商家的广告语中,往往强调“评奖”、“评职称”、“核心论文”等词。一个昵称为“摆渡论文代写代发”的微博用户在其简介中写道,“论文代写机构,5年诚信经营,服务超过4000名同学”。硕士毕业生小杨告诉记者,自己在7月1日发了一篇带有“选题”和“论文”的微博,之后持续有人在该条微博下面评论“请问有论文需要发表吗”。作为一个灰色地带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论文代写代发掺杂着大量的骗局和陷阱,北青报记者发现,在各大平台上,真假难辨的论文代写代发产业链并没有因为明令禁止而失去“商机”,反而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存在。而媒体也屡屡爆出各种交钱之后上当受骗的案例。在淘宝上,一家名为“知网期刊杂志中心”的店铺,在商家资质一栏中的公司名称为“天桥区平文日用品店”。在记者询问后,对方发来一段文字,写着“淘宝网禁止期刊代投、论文代写、润色、修改等服务,有什么问题加微信”。北青报记者添加微信后发现,和大多数商家的套路类似,该商家也要求先付定金再付尾款,表示能在“一周左右录用”。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振杰 实习生 杨彦帆
2017年5月16日,湖南省纪委发布的一则通报震动学术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政治上无知、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官方如此概括对乌东峰的审查结论,并将其“双开”。通报同时提到,乌东峰违规经商办企业,直接参与投资多家企业;毫无道德底线,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育有多名子女,长期利用党的学术期刊阵地和职务便利,伙同他人私自大肆收取作者财物,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2018年4月23日,湖南省检察院通报,桃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编辑、正处级干部乌东峰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乌东峰案是否已审理判决,目前尚无公开消息。但时隔一年后,中国裁判文书网至2018年8月底陆续公布了涉《求索》杂志案受贿、行贿的8份判决,经法院认定乌东峰收取的论文“版面费”共近千万元,其中,乌的情妇覃建军被认定伙同乌东峰收取至少814.95万元。判决显示,庞大的市场需求、资源垄断引发的权力寻租,催生一个关于“论文生意”的操作模式与完整利益链条,在《求索》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被收取的“版面费”最高达到5万余元。由来已久的“版面费”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关于乌东峰的人物报道中,称乌是“站在理论研究最前沿的著名学者”,并对乌的评价不惜笔黑,堆砌各种赞美之词:“浑身浸透了艺术细胞的学者,活跃的思维、儒雅的气质、翩翩的风度、谦和的谈吐”,“视野广阔,思想深邃,见解独特,敢于创新……”当时,乌东峰担任学术期刊《求索》杂志主编已十年。公开履历显示,乌东峰于2002年-2013年任《求索》杂志主编,2014年-2016年任编辑。除主编身份外,乌东峰的头衔还包括湖南省优秀专家,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浙江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和两个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等等。《求索》杂志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学术期刊,2003年被评为南大核心(CSSCI)期刊,简称C刊。相关专家介绍,目前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国内最权威的一种,在现行论文评价体系中,在C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成为评职称等硬性指标。与国内多数纯学术期刊的境况相近,《求索》杂志曾经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关于收“版面费”,14年前在湖南省社科院内部便有争议。瞭望东方周刊曾在2004年报道:当年年初,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因反对乌东峰评优,遭乌东峰言语威胁,被传为“博士(乌东峰)扬言杀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何光岳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对《求索》“卖版面”不满。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时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的朱有志介绍称,社科院每年给院刊《求索》的经费为8万元,当时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他提出公开招聘总编,乌东峰便是在2002年进入湖南省社科院,成为《求索》的总编(主编)。当时湖南省社科院对乌东峰确定了学术和经济两个指标。学术指标包括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观点摘要若干篇;经济指标则是社科院除了拨付8万元人头费外,盈亏全部由乌东峰承担,3年后每年上交社科院1万元。而乌东峰让《求索》摆脱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卖版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乌东峰称,他接手《求索》后,采取了“3个1/3”的办法实现效益:1/3版面免费刊登,还支付高出国内同类刊物3倍的稿费,以此吸引优秀稿件,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1/3是“国内交流”,这也是国内惯例,某学术单位赞助点钱,给他们一些版面;还有1/3是收费的,一个版收近1000元。乌东峰也在被查后交代,2008年底,湖南省社科院分管《求索》副院长提出来要他们思想放开一点,让他们自己去创收,可以收取版面费。湖南多名高校教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求索》杂志收取版面费,多年来一直“名声在外”,舆论反应强烈,早在2010年学者杨玉圣曾公开批评求索收版面费“臭名昭著”。一名副教授透露说,湖南有个别高校甚至规定本校教师在《求索》发论文,(考核、评职称)不算数。澎湃新闻从上述公开的判决书中发现,虽然乌东峰等人收取“版面费”的历史长达十数年,但认定属于受贿的时间从2013年开始。法院的依据是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及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前者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向供稿个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后者也规定: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求索》杂志自2013年1月1日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情妇的“生意”:“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自2014年起,乌东峰便不再是《求索》杂志主编,但仍留任编辑。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是一次非正常的职务调整,乌东峰系被免职。免职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上级部门纠“四风”巡视活动中被群众举报;二是《求索》杂志未能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年度考核。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对《求索》2013年度考核情况的通报显示:认定《求索》存在收取版面费问题,决定对《求索》停拨资助经费,追回已拨剩余经费,限期整改。在乌东峰被免职之后,2014年2月,湖南社科院曾在官网刊登《关于求索杂志录用稿件严禁收取版面费的公告》,公开承诺“本刊对录用的稿件,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任何中介以求索杂志名义约稿并收取版面费,本刊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然而,随着乌东峰等人落马及相关案情披露显示,所谓严禁收“版面费”的公告,不过是掩耳盗铃,“潜规则”仍大行其道。据湖南桃江县人民法院对覃建军的判决,覃建军是一名中介,2007年左右与乌东峰发展成情人关系。从2008年起,乌东峰先后将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求索》发文中介介绍给覃建军,安排覃建军收取论文和“版面费”,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在幕后操纵论文发表,按此运作模式二人大肆收取“版面费”牟利。具体的操作模式是:由覃建军从《求索》发文中介手中大量收取论文交给乌东峰,乌东峰利用自己在审稿、定稿方面的职务之便,使论文顺利通过三审。论文通过三审后在发表之前,待发文中介从作者手中收取“版面费”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给覃建军后,乌东峰再将论文顺利发表在《求索》上。若发文中介没有将“版面费”交给覃建军,乌东峰则不予发表。法院认定,从2013年起,《求索》杂志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明令禁止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但乌东峰与覃建军仍然按照之前的运作模式,从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发文中介手中收取“版面费”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2013年至2016年,从肖某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453.7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86篇;2013年至2016年,从周家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346.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44篇;2013年,从朱志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14.7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6篇。覃建军伙同乌东峰收取“版面费”共计至少814.95万元。2018年6月27日,桃江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覃建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600万元。判决书显示,该600万元已从乌东峰案中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扣除。据覃建军交代,做论文生意以来,她收取中介的费用应该超过了一千万元,收取的这些版面费“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成为了她和乌东峰的共同财产。这笔钱她自己和乌东峰的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情人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她炒股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家里的投资、房产按揭用掉了一部分。而让中介肖某惊讶的是,自从他于2013年在覃建军家见到乌东峰之后,直到被抓进看守所,他都以为两人是夫妻关系。澎湃新闻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2012年6月20日注册成立的湖南国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乌东峰、乌东峰的妻子王某及乌东峰的情妇覃建军同为该公司股东。不过,这家企业已于2016年2月注销。“版面费”8年涨十倍,至少两名副教授沦为发文中介判决显示,除了认定覃建军伙同乌东峰受贿之外,也有中介直接联络乌东峰,向乌东峰指定的账户打“版面费”。据公布的5份行贿案判决认定,向乌东峰行贿的金额达到988万余元,在《求索》发表论文至少403篇。以此推算,每发一篇论文,乌东峰收取的“版面费”为2.45万元。“实际上,资源的垄断和话语权,可以说对于版面费的价格予求予取,他们可以自我定价,更可以选择不同的作者收取不同的费用。” 一名要求匿名的高校教师向澎湃新闻介绍,据他了解,在《求索》发论文,每个人找的渠道可能不一样,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要收那么多钱,“一是凭经验,哪些人有钱,就收得多;二是看文章质量,质量越差,收费越高。有的交了钱,也得等上一年甚至好几年才能发表,因为实在收太多了,只能排队。”据判决显示,作为一名最接近发稿权力核心的中介,覃建军确定论文“版面费”的多少,有三个重要指标:作者身份、论文质量、是否加急。从2008年到2016年,每篇论文的“版面费”也从约3000元/篇逐年上涨至约30000元/篇。8年间,价格涨了十倍。事实上,这并不是作者要付出的发表论文的最终价格。澎湃新闻梳理发现,在这个发表论文的利益链条上,发文中介亦形成上、下线的层级。以肖某行贿案为例,该案中,肖某有下线多人,其上线便是乌东峰及覃建军,在覃建军确定的“版面费”金额上,每一层级的发文中介都会加收几百到几千元的中介费用。判决显示,联系肖某发论文的另有12名高校教师,多为评教授或者副教授职称,发一篇论文交给肖某“版面费”最便宜的是2.5万元,最多的达到5万余元。其中,西华大学教师封某证言,为评教授职称,封某于2015年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给了中介5万多元版面费。实际上,这些中介的生意不止《求索》杂志。判决显示,众中介通过乌东峰的社会关系将论文大量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华侨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等其他学术期刊上。其中,肖某供称,2012年至今,其下线中介共计向他转账1241.43万元,这远远超过他被认定的行贿覃建军及乌东峰的金额(453.75万元)。据乌东峰交代,他在卸任《求索》杂志主编后,于2014年7月担任《华侨大学学报》主编,帮《华侨大学学报》进入C刊,因当时经费缺口很大,在向华侨大学领导汇报后,他安排覃建军向作者收取了一定的“赞助费”,来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已经公布的5名行贿者中,有两名副教授:长沙学院计算机系副教授朱志勇、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周家文。2013年以来,朱志勇转给覃建军“版面费”共计至少14.7万元,而周家文被认定的行贿金额达到惊人的346.5万元。2018年1月至6月,5名行贿者分别被桃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至缓刑不等,并处相应罚金。纪检组发挥“探头”作用,查处《求索》窝案在乌东峰被查之后,2017年6月、7月,《求索》杂志原副主编章克团、文学编辑室主任张群喜也先后被查。被查之时,两人均已退休。法院判决认定,现年62岁的章克团在担任《求索》杂志社哲学栏目编辑期间(2009年到2016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发文中介及发文作者在《求索》上发表文章,收受钱财共计75.24万元。现年63岁的张群喜则被法院认定于2009年至2015年7月,在担任《求索》杂志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利用其帮助作者在《求索》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职权,以收取版面费的名义,向5名中介和12名投稿作者收取人民币共计117.12万元。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杂志社是是下了版面费任务的,其中,章克团将其中的15.6万元让中介直接转账给了杂志社财务人员,以冲抵其应上交的版面费任务。张群喜案中,法院认定,2009年至2012年期间,《求索》杂志社为弥补经费的不足,经集体研究,以承包版面的方式给编辑下达创收任务,张群喜按照《求索》杂志社下达的收费任务要求,将其以收取版面费名义所收受的贿赂,为完成版面费任务上交给《求索》杂志社的19万元,这19万元应从其个人受贿总金额中予以扣除。2018年4月4日,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章克团、张群喜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称,对《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的查处得益于湖南省纪委派驻纪检组有力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要不是派驻纪检组‘拉长耳朵听、伸长脖子看’,乌东峰的‘狐狸尾巴’,可能会隐藏得更久一些。”上述报道称,乌东峰任职期间,肆无忌惮叫卖“版面费”。曾有人向乌东峰所在单位纪检机构举报,但被乌串供作伪证蒙混过关。省纪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派驻到位后,立即对综合监督单位进行全面“体检”。接到有关举报后,执纪人员与乌斗智斗勇,最终查明其收取的“版面费”高达上千万元。澎湃新闻查阅湖南省社科院官网发现,自2014年以来,《求索》杂志已至少4次刊登公告,表明“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不委托任何中介约稿”的立场。在窝案爆发之后,《求索》杂志从2018年起由月刊变更为双月刊。在最近的C刊名录中,《求索》仍然在列。“为什么很多老师评上了职称就不愿意发文章了?成本太高。作为一个教师,读了很多书、写了篇好文章,最痛心疾首的就是,还要挤出自己的工资来发文章。”前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一位高校老师说,他们希望能看到一些改变,不为挣工资发论文,能干干净净做学问。
2017年5月16日,湖南省纪委发布的一则通报震动学术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政治上无知、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官方如此概括对乌东峰的审查结论,并将其“双开”。通报同时提到,乌东峰违规经商办企业,直接参与投资多家企业;毫无道德底线,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育有多名子女,长期利用党的学术期刊阵地和职务便利,伙同他人私自大肆收取作者财物,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2018年4月23日,湖南省检察院通报,桃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编辑、正处级干部乌东峰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乌东峰案是否已审理判决,目前尚无公开消息。但时隔一年后,中国裁判文书网至2018年8月底陆续公布了涉《求索》杂志案受贿、行贿的8份判决,经法院认定乌东峰收取的论文“版面费”共近千万元,其中,乌的情妇覃建军被认定伙同乌东峰收取至少814.95万元。判决显示,庞大的市场需求、资源垄断引发的权力寻租,催生一个关于“论文生意”的操作模式与完整利益链条,在《求索》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被收取的“版面费”最高达到5万余元。由来已久的“版面费”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关于乌东峰的人物报道中,称乌是“站在理论研究最前沿的著名学者”,并对乌的评价不惜笔黑,堆砌各种赞美之词:“浑身浸透了艺术细胞的学者,活跃的思维、儒雅的气质、翩翩的风度、谦和的谈吐”,“视野广阔,思想深邃,见解独特,敢于创新……”当时,乌东峰担任学术期刊《求索》杂志主编已十年。公开履历显示,乌东峰于2002年-2013年任《求索》杂志主编,2014年-2016年任编辑。除主编身份外,乌东峰的头衔还包括湖南省优秀专家,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浙江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和两个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等等。《求索》杂志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学术期刊,2003年被评为南大核心(CSSCI)期刊,简称C刊。相关专家介绍,目前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国内最权威的一种,在现行论文评价体系中,在C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成为评职称等硬性指标。与国内多数纯学术期刊的境况相近,《求索》杂志曾经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关于收“版面费”,14年前在湖南省社科院内部便有争议。瞭望东方周刊曾在2004年报道:当年年初,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因反对乌东峰评优,遭乌东峰言语威胁,被传为“博士(乌东峰)扬言杀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何光岳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对《求索》“卖版面”不满。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时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的朱有志介绍称,社科院每年给院刊《求索》的经费为8万元,当时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他提出公开招聘总编,乌东峰便是在2002年进入湖南省社科院,成为《求索》的总编(主编)。当时湖南省社科院对乌东峰确定了学术和经济两个指标。学术指标包括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观点摘要若干篇;经济指标则是社科院除了拨付8万元人头费外,盈亏全部由乌东峰承担,3年后每年上交社科院1万元。而乌东峰让《求索》摆脱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卖版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乌东峰称,他接手《求索》后,采取了“3个1/3”的办法实现效益:1/3版面免费刊登,还支付高出国内同类刊物3倍的稿费,以此吸引优秀稿件,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1/3是“国内交流”,这也是国内惯例,某学术单位赞助点钱,给他们一些版面;还有1/3是收费的,一个版收近1000元。乌东峰也在被查后交代,2008年底,湖南省社科院分管《求索》副院长提出来要他们思想放开一点,让他们自己去创收,可以收取版面费。湖南多名高校教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求索》杂志收取版面费,多年来一直“名声在外”,舆论反应强烈,早在2010年学者杨玉圣曾公开批评求索收版面费“臭名昭著”。一名副教授透露说,湖南有个别高校甚至规定本校教师在《求索》发论文,(考核、评职称)不算数。澎湃新闻从上述公开的判决书中发现,虽然乌东峰等人收取“版面费”的历史长达十数年,但认定属于受贿的时间从2013年开始。法院的依据是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及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前者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向供稿个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后者也规定: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求索》杂志自2013年1月1日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情妇的“生意”:“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自2014年起,乌东峰便不再是《求索》杂志主编,但仍留任编辑。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是一次非正常的职务调整,乌东峰系被免职。免职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上级部门纠“四风”巡视活动中被群众举报;二是《求索》杂志未能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年度考核。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对《求索》2013年度考核情况的通报显示:认定《求索》存在收取版面费问题,决定对《求索》停拨资助经费,追回已拨剩余经费,限期整改。在乌东峰被免职之后,2014年2月,湖南社科院曾在官网刊登《关于求索杂志录用稿件严禁收取版面费的公告》,公开承诺“本刊对录用的稿件,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任何中介以求索杂志名义约稿并收取版面费,本刊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然而,随着乌东峰等人落马及相关案情披露显示,所谓严禁收“版面费”的公告,不过是掩耳盗铃,“潜规则”仍大行其道。据湖南桃江县人民法院对覃建军的判决,覃建军是一名中介,2007年左右与乌东峰发展成情人关系。从2008年起,乌东峰先后将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求索》发文中介介绍给覃建军,安排覃建军收取论文和“版面费”,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在幕后操纵论文发表,按此运作模式二人大肆收取“版面费”牟利。具体的操作模式是:由覃建军从《求索》发文中介手中大量收取论文交给乌东峰,乌东峰利用自己在审稿、定稿方面的职务之便,使论文顺利通过三审。论文通过三审后在发表之前,待发文中介从作者手中收取“版面费”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给覃建军后,乌东峰再将论文顺利发表在《求索》上。若发文中介没有将“版面费”交给覃建军,乌东峰则不予发表。法院认定,从2013年起,《求索》杂志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明令禁止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但乌东峰与覃建军仍然按照之前的运作模式,从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发文中介手中收取“版面费”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2013年至2016年,从肖某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453.7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86篇;2013年至2016年,从周家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346.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44篇;2013年,从朱志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14.7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6篇。覃建军伙同乌东峰收取“版面费”共计至少814.95万元。2018年6月27日,桃江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覃建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600万元。判决书显示,该600万元已从乌东峰案中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扣除。据覃建军交代,做论文生意以来,她收取中介的费用应该超过了一千万元,收取的这些版面费“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成为了她和乌东峰的共同财产。这笔钱她自己和乌东峰的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情人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她炒股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家里的投资、房产按揭用掉了一部分。而让中介肖某惊讶的是,自从他于2013年在覃建军家见到乌东峰之后,直到被抓进看守所,他都以为两人是夫妻关系。澎湃新闻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2012年6月20日注册成立的湖南国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乌东峰、乌东峰的妻子王某及乌东峰的情妇覃建军同为该公司股东。不过,这家企业已于2016年2月注销。“版面费”8年涨十倍,至少两名副教授沦为发文中介判决显示,除了认定覃建军伙同乌东峰受贿之外,也有中介直接联络乌东峰,向乌东峰指定的账户打“版面费”。据公布的5份行贿案判决认定,向乌东峰行贿的金额达到988万余元,在《求索》发表论文至少403篇。以此推算,每发一篇论文,乌东峰收取的“版面费”为2.45万元。“实际上,资源的垄断和话语权,可以说对于版面费的价格予求予取,他们可以自我定价,更可以选择不同的作者收取不同的费用。” 一名要求匿名的高校教师向澎湃新闻介绍,据他了解,在《求索》发论文,每个人找的渠道可能不一样,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要收那么多钱,“一是凭经验,哪些人有钱,就收得多;二是看文章质量,质量越差,收费越高。有的交了钱,也得等上一年甚至好几年才能发表,因为实在收太多了,只能排队。”据判决显示,作为一名最接近发稿权力核心的中介,覃建军确定论文“版面费”的多少,有三个重要指标:作者身份、论文质量、是否加急。从2008年到2016年,每篇论文的“版面费”也从约3000元/篇逐年上涨至约30000元/篇。8年间,价格涨了十倍。事实上,这并不是作者要付出的发表论文的最终价格。澎湃新闻梳理发现,在这个发表论文的利益链条上,发文中介亦形成上、下线的层级。以肖某行贿案为例,该案中,肖某有下线多人,其上线便是乌东峰及覃建军,在覃建军确定的“版面费”金额上,每一层级的发文中介都会加收几百到几千元的中介费用。判决显示,联系肖某发论文的另有12名高校教师,多为评教授或者副教授职称,发一篇论文交给肖某“版面费”最便宜的是2.5万元,最多的达到5万余元。其中,西华大学教师封某证言,为评教授职称,封某于2015年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给了中介5万多元版面费。实际上,这些中介的生意不止《求索》杂志。判决显示,众中介通过乌东峰的社会关系将论文大量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华侨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等其他学术期刊上。其中,肖某供称,2012年至今,其下线中介共计向他转账1241.43万元,这远远超过他被认定的行贿覃建军及乌东峰的金额(453.75万元)。据乌东峰交代,他在卸任《求索》杂志主编后,于2014年7月担任《华侨大学学报》主编,帮《华侨大学学报》进入C刊,因当时经费缺口很大,在向华侨大学领导汇报后,他安排覃建军向作者收取了一定的“赞助费”,来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已经公布的5名行贿者中,有两名副教授:长沙学院计算机系副教授朱志勇、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周家文。2013年以来,朱志勇转给覃建军“版面费”共计至少14.7万元,而周家文被认定的行贿金额达到惊人的346.5万元。2018年1月至6月,5名行贿者分别被桃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至缓刑不等,并处相应罚金。纪检组发挥“探头”作用,查处《求索》窝案在乌东峰被查之后,2017年6月、7月,《求索》杂志原副主编章克团、文学编辑室主任张群喜也先后被查。被查之时,两人均已退休。法院判决认定,现年62岁的章克团在担任《求索》杂志社哲学栏目编辑期间(2009年到2016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发文中介及发文作者在《求索》上发表文章,收受钱财共计75.24万元。现年63岁的张群喜则被法院认定于2009年至2015年7月,在担任《求索》杂志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利用其帮助作者在《求索》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职权,以收取版面费的名义,向5名中介和12名投稿作者收取人民币共计117.12万元。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杂志社是是下了版面费任务的,其中,章克团将其中的15.6万元让中介直接转账给了杂志社财务人员,以冲抵其应上交的版面费任务。张群喜案中,法院认定,2009年至2012年期间,《求索》杂志社为弥补经费的不足,经集体研究,以承包版面的方式给编辑下达创收任务,张群喜按照《求索》杂志社下达的收费任务要求,将其以收取版面费名义所收受的贿赂,为完成版面费任务上交给《求索》杂志社的19万元,这19万元应从其个人受贿总金额中予以扣除。2018年4月4日,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章克团、张群喜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称,对《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的查处得益于湖南省纪委派驻纪检组有力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要不是派驻纪检组‘拉长耳朵听、伸长脖子看’,乌东峰的‘狐狸尾巴’,可能会隐藏得更久一些。”上述报道称,乌东峰任职期间,肆无忌惮叫卖“版面费”。曾有人向乌东峰所在单位纪检机构举报,但被乌串供作伪证蒙混过关。省纪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派驻到位后,立即对综合监督单位进行全面“体检”。接到有关举报后,执纪人员与乌斗智斗勇,最终查明其收取的“版面费”高达上千万元。澎湃新闻查阅湖南省社科院官网发现,自2014年以来,《求索》杂志已至少4次刊登公告,表明“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不委托任何中介约稿”的立场。在窝案爆发之后,《求索》杂志从2018年起由月刊变更为双月刊。在最近的C刊名录中,《求索》仍然在列。“为什么很多老师评上了职称就不愿意发文章了?成本太高。作为一个教师,读了很多书、写了篇好文章,最痛心疾首的就是,还要挤出自己的工资来发文章。”前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一位高校老师说,他们希望能看到一些改变,不为挣工资发论文,能干干净净做学问。
根据出版周期,可以将期刊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和年刊等。《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目录》中的期刊数量为568种。由于原中共中央党校、原国家行政学院2018年合并重组为新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从2019年开始,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并刊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因此,目前CSSCI期刊数量实际为567种。从出版周期来看,在567种CSSCI期刊中,双月刊最多,有314种,占比超过55%;月刊次之,有181种,占比接近32%;季刊有59种,占比亦超过10%;半月刊有12种;而旬刊仅有1种。本期推文将目光投向CSSCI期刊中的12种半月刊,向各位读者介绍这些期刊的基本信息。通常而言,期刊出版周期与年刊载文章数量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出版周期越短的期刊,每年刊载的文章数量越多。表格里这些半月刊年刊载文章的数量即明显高于同类期刊平均水平。对于个体特别是初入学术之门的研究生来讲,选择某些发文量较大的半月刊投稿,或许更容易被接收。然而,上述半月刊中的部分期刊,在坊间的“口碑”似乎不佳,或是因刊文量过大而被质疑论文“较水”,或是笼罩在“中介”代发、版面费高昂的阴云里。那么,这些半月刊到底是真香,还是真坑呢?1.《求是》的前身是《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是党中央机关刊,读者对象主要是党政军及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宣传思想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体党员。尽管《求是》杂志的作者群体有较高的门槛,但根据杂志社信息,《求是》的投稿通道是面向广大读者开放的。《求是》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qstheory.cn2.《红旗文稿》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由求是杂志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8年,《红旗文稿》共刊载文献433篇(2019年数据暂缺)。《红旗文稿》现设有“文摘”“政治”“文化”“经济”“金沙滩”等栏目。《红旗文稿》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qstheory.cn/hqwg,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hqwg@qstheory.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4037076/640373313.《学术前沿》定位于对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学术分析,关注在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中长期存在、触及根本、关乎全局的议题,特别是中央关心、民众关注,极富现实针对性,亟待给出对策、抓紧解决的问题,并以精确严整的学术范式,对这些重大、紧要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在规律层面进行把握;由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学术前沿》共刊载文献554篇。《学术前沿》以"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的形式,每期对一个重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和阐析,此外,还设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成果发布”“调查研究”“公共治理”“中国战略”“政党政治”“学术大视野”“政治评论”等栏目。《学术前沿》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rmxs.chinajournal.net.cn/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rmxs,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53637454.《中国高等教育》创刊于1965年,当时刊名为《高教战线》,1982年复刊,1986年7月正式更为现名;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学术导向,倡导“正视听、明学理”,关注高教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是高教领域理论探究和工作交流的高端平台;由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共刊载文献581篇(含增刊)。《中国高等教育》现设有“高教纵横”“理论视野”“党建与思政”“域外视角”“专题研究”“高职高专”“创新创业”等栏目。《中国高等教育》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jyb.cn/zggdjy,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gdjy@email.com.cn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22966585.《教育发展研究》创刊于1980年,当时刊名为《上海高教研究丛刊》,1985年更名为《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正式更为现名;主要报道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探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规划、教育体制、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等内容;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教育发展研究》共刊载文献431篇(含增刊)。《教育发展研究》现设有“决策参考”“摄影报道”“视点”“时评”“专题”“域外”等栏目。《教育发展研究》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jyfz@263.net编辑部联系电话:021-64186212/64034596/640383426.《图书情报工作》创刊于1956年,是国家级大型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专业学术核心期刊,主要面向研究型图书情报机构,侧重于数字网络环境下的知识服务与图书情报工作转型发展,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主要报道以图书馆学、情报学为核心的相关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图书情报工作》共刊载文献588篇。《图书情报工作》现设有“情报研究”“工作研究”“理论研究”“知识组织”“海外观察”“综述述评”“专题”等栏目。2020年重点选题可参见:http://www.lis.ac.cn/CN/column/column81.shtml《图书情报工作》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lis.ac.cn,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2623933/82626611-66147.《图书馆学研究》创刊于1979年,主要发表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等与信息管理与服务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由吉林省图书馆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图书馆学研究》共刊载文献333篇。《图书馆学研究》现设有“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专业教育”“图书馆管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服务”“信息咨询”“读者工作”“著作权”“国外图书馆”等栏目。《图书馆学研究》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jlplib.com.cn/tsgxyj,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tsgxyj@163.com8.《中国出版》创刊于1978年,原名《出版工作》,内部发行。1987年1月起公开发行;1991年1月,改版并更为现名;定位为一本面向新闻出版行业,沟通管、产、学、研的机关刊物;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版》共刊载文献564篇。《中国出版》上半月侧重实用,下半月侧重理论。现设有“品书录”“学术园地”“版权之页”“学术经纬”“本期话题”“智媒时代”“业界动态”“焦点论坛”“出版史话”等栏目。《中国出版》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s://zgcb.chinaxwcb.com/site-3/,采用邮箱投稿。投稿邮箱:zgcb@vip.sina.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87622012/876220139.《统计与决策》创刊于1985年,立足统计前沿理论,探究统计新方法,推介决策理论与方法,崇尚数量实证研究,由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统计与决策》共刊载文献1073篇。《统计与决策》现设有“统计观察”“经济实证”“财经纵横““理论新探”“决策参考”“方法应用”“企业管理”等栏目。《统计与决策》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tjyjc.com/,通过系统或邮箱投稿均可。投稿邮箱:tjyjc@vip.163.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27-87819590/8781209010.《科技进步与对策》创刊于1984年,以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为己任,紧紧围绕“科技进步怎么样”和“科技进步怎么办”两大历史命题,致力于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由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科技进步与对策》共刊载文献820篇。《科技进步与对策》现设有“科技管理创新”“区域科学发展”“产业技术进步““企业创新管理”“科技法制与政策”“评价与预见”“科学理性与科学方法”“知识科学与知识工程”“人才与教育”及“综述”等栏目。《科技进步与对策》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kjjb.org,采用系统投稿。编辑部联系电话:027-8727706611.《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最早的历史学刊物,是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教学类杂志之一,由历史教学社(天津)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历史教学》共刊载文献346篇。《历史教学》每月出版两期,其中:上半月刊为中学版,主要栏目有“教学研究”“高考研究”“教材研究”“教学设计”等栏目。下半月刊为高校版,主要栏目有“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教学研究”“专稿”“中青年史学家访谈”“史苑新秀”等栏目。《历史教学》官方网站地址为:http://www.historyteaching.cn,采用邮箱投稿,其中:上半月刊(中学版)邮箱:zhengwen0408@126.com下半月刊(高校版)邮箱:xsb07@126.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22-2333233012.《中国书法》创刊于1982年,坚持“书法至上、读者至上”的办刊理念,荟萃历代书法精品、关注书法文化现状、推动当代书法学术与创作健康发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书法》共刊载文献1171篇。《中国书法》现设有“经典”“学术”“创作”“人物”及“书法广角”等版块,每个版块下设若干栏目。《中国书法》采用邮箱投稿,其中:古代书法编辑部邮箱:zgsfza@163.com现代书法编辑部邮箱:zgsfxd@163.com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5389765(古代)、010-64911178(现代)来源:发表记
美国加州大学近日宣布,与全球最大的开放获取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签订一项为期4年的开放获取(OA)转换协议。这是全球第二大学术出版集团与美国最大科研机构在论文开放获取进程上达成的一致,也是施普林格·自然在美国的首个转换协议。按照协议,从2022年开始,加州大学在施普林格·自然旗下《自然》系列期刊上发表的所有论文将走向开放获取,更多人可以免费阅读更高质量的论文。这包括2200多本混合型期刊,以及500多本纯OA期刊。此外,施普林格·自然旗下所有期刊的阅读权限也将向加州大学开放,这包括另外1000多本新刊。施普林格·自然首席执行官弗兰克·弗兰肯·皮特斯对此评论说:“该协议是全球向金色OA过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金色OA是开放获取的“最高形式”,即整个期刊的文章都可免费获取,而《自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期刊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协议被视为学术界突破老牌顶刊防守严密的“付费墙”的标志性事件。开放获取是学术信息交流机制的革命何为“付费墙”?据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赵艳介绍,可以将“付费墙”理解为对内容实行付费阅读,它的作用是防止没有付费的人访问收费内容。她表示,加州大学此次的做法是开放出版的实现形式之一,通常被称为开放出版转换。开放出版转换的效果是能够实现出版内容的立即开放获取,直接将订阅费用转换为论文处理费。不过,要想达成开放获取,需要双方具有可以推动知识流动、增加社会智力福祉的共识基础,在此之上协调双方利益,促成合作协议。谈到此次与施普林格·自然的开放获取协议,加州大学校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表示:“在领导加州大学期间,我热切支持通过各种途径推广知识。目前更是如此——当我们寻求更好地了解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科研人员需要立刻、不受约束地获取对方的研究,以促进新的发现并及时推动医疗卫生的发展。”正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专家所著《有关开放获取的七大事实》中所述,开放获取作为一种新型学术传播方式,能够使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实现更快捷的出版发行、更广泛的交流共享和更充分的检验重用;能够使社会公众、企业单位更及时、无障碍地免费获取利用最新科研成果;能够使公共资金中的科研投入得到更大的效益回报;能够使科研教育机构、图书馆解决现阶段期刊订购价格危机和资源使用限制问题。“对科研教育机构来说,开放获取不仅仅是订购模式的转变,更是学术信息交流机制的一次重大革命。实现开放获取,就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化、数字化力量,大幅度提高学术交流、科技出版和知识传播的劳动生产率,通过知识创造及传播来扩大知识利用率,同时借助数字化、网络化促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的形成,提升知识创造的透明性、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赵艳表示。老牌顶刊看重“付费墙”出于两方面考虑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开放获取的争议日益激烈。10年前,为了抗议订阅价格大幅上涨,加州大学曾威胁要联合抵制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期刊。2019年2月,加州大学又宣布停止订阅由全球最大的科学出版商爱思唯尔出版的所有期刊。2020年6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宣布终止与爱思唯尔新期刊订阅合同的谈判。老牌顶刊之所以把“付费墙”看得如此之重、把开放获取视为“洪水猛兽”,在赵艳看来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出版社已经习惯并依赖通过“付费墙”打造的付费阅读模式保持其运转和期刊运行,而开放获取作为一种新模式,对于出版社而言尚存在收益和风险的不确定性,老牌顶刊由于对发表论文的严格筛选和审查导致其运行成本较高,因此对实行新模式更易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在“付费墙”内,出版社拥有对所出版内容的深层次挖掘利用权,因此通常会在提供内容阅读产品的基础上,打造新的增值产品进行销售,给出版社带来更大的商业利益,而开放获取允许所有人对出版内容进行充分利用,包括深层挖掘等,有可能影响到出版社既有的“数字红利”。论文处理费是取消付费订阅的“补偿”赵艳坦言,国外期刊基本上没有中文期刊实行的“版面费”,也就是说,订阅模式下,在国外期刊上发论文几乎是免费的,只有少量的图表处理费或者论文占版面太多的“超页费”,也就是几十美元。因此,国外期刊主要靠订阅费用盈利。在开放获取模式下,期刊订阅费用取消,但出版社在论文的评审、编辑、出版等环节均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理应得到一定的经济回报,因此产生了“论文处理费”。“论文处理费一般用于出版社的成本报偿、平台运营和研发投入。”赵艳说,如前所述,对论文水平和出版要求越严格的期刊,对内容和技术层面的投入成本也越大,这种成本差异进而带来了论文处理费的价格差异。相比一般期刊,顶级期刊的投稿量大、拒稿率高,因此其稿件筛选和审查的成本也相对较高。不过,赵艳也特别说明,由于数据获取困难和商业保密等原因,目前很难准确具体地评估和比较顶级期刊与一般期刊的运营成本差距。而把订阅费取消,换做论文处理费,对于出版社和大学来说,各自收入和支出会发生变化,这也正是出版社和大学谈判的焦点。我国多家机构参与推动实施开放获取今年,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代表中国科学院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达成了开放出版转换协议,该协议与加州大学的协议性质相同。这是国内首个开放出版转换协议。“近年来,我国多家机构参与推动和实施开放获取。”据赵艳介绍,在开放存储方面,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颁布了开放获取政策,50余家高校以及多家研究机构建立了机构知识库;在开放出版方面,2013年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代表我国加入高能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支持高能物理领域期刊论文转为开放出版,目前中国已有17家机构和2家社团组织签署OA2020倡议;在预印本方面,中国科学院率先建设ChinaXiv预印本平台;在开放资源利用方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及中国科学院已在开放资源的评价、集成、发现和获取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开放获取的全球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就我国而言,加强学术界对开放获取的全面客观认识、强化国家层面的政策引领、激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开放获取实践,以及图书馆主动做好从传统订阅机构向开放知识服务机构转换的准备等,都是我国进一步推进开放获取必须做的事情。”赵艳说。她表示,学术出版作为科学信息交流的重要环节,进一步提高其开放性是大势所趋,也是学术出版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英国皇家学会于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所揭示的那样,科学是一项开放的事业。数字出版时代,科学信息交流受到信息与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推动和支持,其开放性要求和特点显著增强,诸多非正式交流形式及其载体也层出不穷。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资助机构和出版社不同程度地加入到开放获取实践中来。”(文章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