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期刊级别

来源：曙文sci编译A类期刊、B类期刊与核心期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三者是三种不同类别的刊物，联系在于三者之间也有一定重合，不少作者对学术期刊的级别划分有疑惑，其实刊物级别的划分并不绝对，并不是说某个刊物是A类期刊，那它就不能再被划为核心期刊，另外，各个单位对刊物也有一定的划分标准，我们来看看AB类期刊与核心期刊的概念和区别。A类期刊“A类指标”的产生，是“分别于汤森路透、中国知网、CSCD、CSSCI等机构进行研讨、改进论文评估方法；面向全国万余名博导及有关学科评议组进行全面的调研和投票形成的。”主要是指：1. 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且影响因子在0.3以上的期刊；2.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3.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4.依据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划定其中部分期刊为A类5.学校认定的其它期刊。B类期刊1. EI收录期刊(不含增刊)；2.被美国《医学索引》收录的期刊；3. 依据CSSCI来源期刊，划定其中部分期刊为B类；4. 光明日报理论版；5. 学校认定的其它期刊。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主要分为南大核心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这两种期刊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一般是指所含专业情报信息量大，质量高，能够代表专业学科发展水平并受到本学科读者重视的专业期刊，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1、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6、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7、以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不难看出南大核心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在上述A类期刊和B类期刊中有所重叠，国内学术期刊级别的划分重叠现象是很常见的，比如有的刊物既是北大核心期刊又是统计源期刊，有的刊物是北大核心期刊也是南大核心期刊，就核心期刊来说，核心期刊本来就是从普刊中遴选出来的，因此核心期刊也是省级期刊或是国家级期刊。本文仅供参考，不同单位一般也有自己的划分标准，建议大家先详细了解下本单位的划分标准。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侵权删。

更名挂牌现场四川新闻网成都11月10日讯(记者 李丹)2020年11月10日，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正式更名挂牌。经省委编办批准，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更名为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并加挂四川省节能低碳中心牌子。据悉，更名后，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将围绕主要职责对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点问题等开展应用性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图由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提供【来源：四川新闻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新浪财经12月19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的区域经济金融发展论坛 暨“2020天府金融指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徐逸智出席并发表演讲。徐逸智表示，北京具有雄厚的金融业发展基础。第一，北京全力承担服务好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职责。第二，金融资产规模占全国近一半（46.18%）。第三，金融业已成为首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第四，资本市场建设快速崛起。第五，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提升，2020年排名全球第七。但是，北京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需要正视。一是输入型金融风险再升级。二是国内宏观杠杆率阶段性再攀升。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直接融资不足。四是金融高级人才不足。加快建设北京成为世界级金融城市，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落实“两区”建设要求，推动金融领域关键政策突破创新。包括加快推进资本便利化改革；以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为平台，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引进和培养国际化高端金融人才。二是巩固发展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特色金融。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支持创新企业上市融资；重视发展文化金融和绿色金融。三是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加强多层次银行体系建设，有效增加普惠金融供给。完善保险体系建设。四是审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金融安全底线。高度关注输入性金融风险，争取相关金融机构支持，为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回归提供便利服务。积极稳妥去杠杆，加强对表外业务的规范，强化“资金池”监管，降低流动性风险。积极防控金融科技风险。

为大家科普一下国内七大核心期刊的遴选体系！图片来源网络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影响力是比较高的，每四年评选一次。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每两年评选一次。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遴选范围。创刊5 年以上的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按国家有关规定，期刊社必须满足采编人员数量和质量规定的科技期刊；优先考虑我国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的科技期刊，优先考虑具备集约化发展趋势、由全国性学术社团或科研机构主办的优秀科技期刊。科技“核心期刊”实行三年动态管理：三年评定一次，一次评定三年有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CSCD）；CSCD被誉为中国的CSI。每次遴选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定性评价则通过聘请国内专家定性评估对期刊进行评审。定量与定性综合评估结果构成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每两年选一次。除了之前的四大核心期刊之外，还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虎嗅注：中国高校两极分化程度加大？有学者做了极化测度，发现目前有10个省份无一流大学，包括江西有一个一流学科；山西等8个省份有一个一流学科 (自定)；河北有一个一流学科 (自定) ，但该院校并不在河北省域。这会导致马太效应。事实上，有不少学者提过中国形成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发达的地区吸走企业、人力、资源，变得更发达；不发达的地区则什么也没有，企业没来，人和资源走了，继续当炮灰。假如一座城市落入于二元结构中的不发达地区，而该城市又没有已经发达的高等教育，它就既不能在经济上翻身，也不会在高等教育上有多少建树。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浪潮工作室”，作者：言烟。每年高考报志愿，家长和学生最关心的当然是城市、大学与专业。如何在万千高校中筛选出自己心仪的大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乍一感觉，最好的大学会在最好的城市。例如，北大清华在北京，上交复旦在上海，浙大在富裕杭州，川大在800万人口的城市成都，贵州、云南这样较欠发达的省份没有名声赫赫的大学。细想又是不对的，南京名校云集，高等教育资源不在上海之上，也能在中国排第三；郑州位于中国中央的枢纽城市，却拿不出手几所名校；河北有什么呢？河北有衡水中学。看双一流学科名单，双一流学科聚集于北京（153个）、上海（57）、南京（38）、武汉（29）、杭州（20）、广州（18）、西安（17）、成都（14）、合肥（13）、天津（13，含河北1个）等城市，除了都是省级行政中心之外，似乎无规律可循。从GDP排序来说，北上深肯定位列前茅，而西安、合肥排不进中国城市榜前10。城市与大学的偏差，也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高等教育资源会向部分城市聚集？城市和好大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考生又该怎样在城市和大学之间做出选择呢？先有城市，后有大学城市与大学的关系比鸡与蛋的关系简单多了：先有城市，再有大学。这是一个不用纠结的命题。回到大学初创时期，我们会更容易看出来。今天你熟悉的众多国内老牌大学，其格局与分布在晚清民国时已经基本确立下来。在当时，还没有“北上广深”的说法，是否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高等教育起源于西方，大学在中国发端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甚至由西方人操办，因此通商口岸城市的教育得到了优先发展。这些通商口岸大都位于沿江、沿海水运便利的地区，例如武汉与厦门。1928年，上海外滩一景 / 视觉中国一座城市的气质，还刺激了它的大学会拥有怎样的学科，这种刺激对私立学校的影响尤为显著。由于私立学校学费昂贵，他们更愿意培养容易就业的学生。1917年，上海的复旦大学在国内首先创立商科，培养工商业人才。到1924年，商科学生占全校2/3。其次，城市对大师更具吸引力。大学建校在大城市，可以取就近原则之便。位于北京的私立大学朝阳大学（该学校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北京是国家高级司法机关的所在地，法律专家学者云集，与东吴大学并称“南东吴，北朝阳”。在老师之外，生源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私立学校主要招收有钱人家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必然越有钱的城市越多。民国时最知名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学费比一般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高，也让在南开就读的大都是政要、大家族、高级知识分子子女。而当时的天津，经济领先，一度是北洋政府所在地，别的时候又是北京的战略转移地，恰好诸多名流富豪，这与今天落寞的天津形成鲜明反差。耗资20万的南开大学思源堂，袁世凯捐款7万并希望送两个儿子进南开读书 / 南开新闻网与私立学校不同，公立学校更愿意选择离政治中心近一点，这样校长更容易去游说政府要钱。在偏远地带，政府看不见摸不着，公立学校很难要钱，把大学建在这里就是叫天天不应。因此，民国时期几个政治中心如北京、南京都频繁出现过公立学校。根据上述这些原则，大学从一开始就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1922年已有37所高校，80%高校聚集在东部地区——沪宁杭16个，京津唐地区11个，福建3个，广州2个，山东1个；中部地区的武汉4个。后来因战争内迁，中西部的高校发展较为迅速，但总体上依旧集中于东部。到1948年，72.9%的高校在东部。1945年6月21日，内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图为美军航拍 / 视觉中国大城市对于大学一直有着惊人的向心力。抗战结束之后，民国政府想重新划定城市给内迁的学校，大多数推推拒拒，吵得不可开交，一定要回原在的城市，即使原来的校舍已经全部炸成废墟。以上海的两所高校为例，教育部起初想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同济表示不愿意。同济校友向蒋介石说情，蒋介石动容，问同济校长把同济迁到重庆如何，校长说同济师生热切盼望回沪。教育部长又说可以捐出苏州千亩地，作为同济未来校舍，再次被同济拒绝。蒋介石本来指示复旦迁回苏北，被复旦拒绝。复旦拒绝的理由是“我们无锡有地”，无锡荣家曾把1014亩地曾捐给复旦，作为建校用地。国民政府答应让复旦到无锡复校，不过复旦醉翁之意不在酒，又再拒绝了，最终回上海复校。坚持回沿海大城市对这些大学来说，是一种相当正确的坚持。尤其是复旦，在后来的发展中得尽天时地利人和，崛起成国内最顶尖的高校之一。而苏州、无锡至今没有可以望其项背的学校。以国家、省的力量建设大学大学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基本格局形成之后，近二十年大学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新变化。1998年起，国内高教管理体制改革，部门办学体制基本结束，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新体制。这项政策的影响之一是，部属高校同时能得到中央财政经费和地方财政经费，一般来说比地方属高校更有钱。所谓部属高校，是指中央部属高校，关乎国家发展格局。共79所，数量不多而质量高，是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大头。一般而言，名校几乎都是部属高校。政策影响之二是，省级政府财政对当地高校的经费来源产生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一个省越富裕，越可能有更多钱分配给教育。于是后来的发展中，各省因部属高校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生均经费出现了差异。2018年3月31日，武汉理工大学。这所教育部直属211大学年预算已经接近50亿，在不少985大学之上 / 视觉中国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2004~2013年，地方属普通高校生均经费不到部属普通高校的1/2。地方之间也有差别，东部省份一般来说更富裕，地方能提供的经费更多。广东、江苏、浙江、河南是地方高校经费较多的省份，但河南缺部属高校，因而从部属、地方高校之和来看，总计的高校经费就很少。谈钱俗，但高校就是结结实实砌在钱上的。在中国，一笔千万级的捐款往往能引起热议，但这样的数目对高校来说实在是小菜。算一笔不太准确的账，清华大学2018年的预算是269亿，平均一天的预算就是7千多万。而云南一个省的高等教育预算才70多亿。对高校来说，招兵买马、买精神粮草、补贴学生的物质需求样样花销不菲；今年买完明年接着买。没有钱，就招不到优秀老师，买不了科研经费和实验设备，甚至图书馆买不起学术论文数据库做科研。如果高校经费难以查到，一个非正式的指标是去各高校图书馆网站查看其数据库列表。数据库越多说明这所学校经费越充足。地方财政供给高校，让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该项政策进一步影响了高校排名。高校排名层出不穷，但生源质量才是中国人心中最具说服力的排名，即学生在可选的情况下，最愿意进的大学排名。事实上，近些年来，一个趋势是南方高校生源质量上升，北方高校下降。从名校来看，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生源质量不断上升的高校有浙大、南京大学、复旦、上交等，下跌的有中科大、南开、人大、外经贸大等。一所学校如果在的省不够富裕，也就无话可说了；再要是所在的城市级别不够高，处境更艰难。在中国，与行政权力中心距离越近的高校级别越高，资源越丰富。从城市层面来说，则是城市级别越高，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据学者统计，各省中，没有非省会城市能在高等教育资源（以高校生人数计算）上超越省会，而且西部省份尤其集中于省会。少数几个突出的非省会城市是辽宁的大连、福建的厦门、山东的青岛等，但它们整体在高校数量、高校生人数、师资等方面都不如相应的省会城市。2017年10月5日，厦门大学旁的白城沙滩。厦门大学是福建的最高学府，许多外地人误以为福建的省会是厦门 / 视觉中国一个省的行政中心变迁，也可能造成没有集中力量打造某所学校，最后让这个省缺部属高校，只能主要靠自己供经费。比如河南、广西、河北。河南1954年搬省会到郑州，但河南大学没有搬走，留在开封。之后，郑州凭借交通优势、省会位置崛起，河南大学渐颓。挑大学，就是挑城市在城市、省份、历史决定大学排名之后，大学本身的力量并不应该被忽略。从大学初创到如今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大学对所在城市的贡献作用越来越鲜明。大学可以培养人才，也可以吸引企业落户，向当地贡献税收。大学对创新型企业的吸引尤为明显。最典型的相互促进案例，莫过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对硅谷而言功不可没，而硅谷也让斯坦福更名声赫赫。不过国内的形势有所不同。长期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学校和学科再加以重点建设和倾斜，会让金字塔顶尖继续光鲜亮丽，而原本弱的城市永无翻身之地。有学者做了极化测度，发现中国高校两极分化程度加大。目前有10个省份无一流大学，包括江西有一个一流学科；山西等8个省份有一个一流学科 (自定)；河北有一个一流学科 (自定) ，但该院校并不在河北省域。这会导致马太效应，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循环累积效应。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新约·马太福音》河北省唯一入选一流学科的河北工业大学尴尬坐落于天津 / 河工大学官网事实上，有不少学者提过中国形成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发达的地区吸走企业、人力、资源，变得更发达；不发达的地区则什么也没有，企业没来，人和资源走了，继续当炮灰。这意味着，假如一座城市落入于二元结构中的不发达地区，而该城市又没有已经发达的高等教育，它就既不能在经济上翻身，也不会在高等教育上有多少建树。大学直接给所在城市供应人才，城市给大学供应经费。大学的发展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会跟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协调一致。但有学者分析过，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它们的高等教育水平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的高等教育则跟不上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省际来看，到2011年，教育遥遥领先于经济发展的是陕西，教育严重跟不上经济的省份是河北、内蒙古。本省高等教育不发达，意味着该省考生面临激烈竞争。2018年6月8日，高考结束后，石家庄二中考生打着伞走出考场。对高考痛心疾首的记忆成为一些尖子生不愿意回河北的原因之一 / 视觉中国无论怎样，大多数人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家长和考生能做的，无非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精明一点，通过用脚投票来自己追求公平，以换取他们高考努力应得的回报。作为考生的你，考虑到高校现状和就业潜力，建议从“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经典选择中放弃天津。如果你对未来潜力看得更重，那么不妨首先相信经济的力量，考虑财政收入丰裕而高校跟不上的省份或城市，当地学校假以长久的时日建设，排名可能会上升。2016年7月5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毕业生典礼。这所曾被认为“出格”的大学，如今已经趋于低调 / 视觉中国再直白点说，东、南富裕超过西、北。长三角、珠三角城市都不，例如杭州与广州深。深圳这样的城市更是少有的富，这座城市的大学经费可能是其他同等名声学校望尘莫及的。此外，如果你相信政策的力量，西部得到的关照超过中部，中部处于爹不疼娘不爱的时期。曾经没有评选上985、211，但最近评上了双一流的学校则是学校本身会得到超过之前的关照，发展更可能加速。当然政策可能会变，还需要自行时刻保持关注。最后，如果你要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挑大学，当然首选武汉，谨慎选择长沙，对南昌敬而远之。参考文献[1] 陆根书,罗继军.世界大学排名与一流大学建设[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01):51-57.[2] 陈学飞.高等教育系统的重构及其前景——19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3(04):9-12.[3] Russo A P, van den Berg L, Lavang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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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者 夏春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家颁发给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Paul Milgrom和Robert Wilson，拙文《预测诺奖主题：贫富差距和房价波动都比想象的可怕》的预测落空，但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反而是是无尽的喜悦。喜从何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教授的名字，还是在1997年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课堂上。非常清晰地记得张教授的预言：“四人帮”，也就是Milgrom，Wilson，加上David Kreps和John Roberts一定会以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上的“声誉”模型拿到诺奖。任教于同一学校，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他们赢得“四人帮”的名誉。1994年，三位数学家（包括《美丽心灵》的主角John Nash）分别以对完全信息静态和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上的开创性成果获奖，这样的预测合情合理。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23年。由于奖励的是“改善拍卖理论以及发明新的拍卖模式”，Kreps和Roberts无缘分享诺奖，估计张教授仍会为此感到遗憾。在过去十多年的诺奖预测游戏和我的记忆里，Milgrom是被提到次数做多的微观理论家，（甚至不需要加上“之一”），我自己也在这些年里反复预测他将与Roberts等合作者获奖。在我反复读过的他的每一篇论文里，我都为其中精美至极的数学运用而惊叹折服。你很难找到比他研究领域更广，更擅长于将复杂世界简化，并完美展现微观博弈机制的经济学家。然而这十几年的诺奖结果，却让我们不断失望。尤其是近些年经济学的重要奖项“去理论化”趋势明显，流行的是“魔鬼经济学”（Freaknomoics），“可爱/滑头经济学” （Cuteconomics），甚至“巫毒经济学”（Voodoo-economics）。这些听上去好玩（甚至一点都不好玩，例如进行随机对照实验，给一部分学生钱激励他们上街游行，再看看他们接下来会不会上瘾），论证过程“聪明”，但对现实重大问题完全回避的经济研究，不断登上顶级期刊并频繁获奖。让我们感叹，难道Milgrom这样的顶尖理论家彻底被遗忘了吗？这种感觉在去年诺奖公布后，体会更加强烈。因此，我能够预测对一半：今年的获奖者将是理论家。而只要是授予微观理论，那么Milgrom和Wilson绝对是众望所归的首选。理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Roberts是Milgrom的论文指导教授，我对Roberts在拍卖理论之外的研究并不熟悉，由于Milgrom研究领域广泛，是我最关注的经济学家之一，读过的论文篇篇经典，限于篇幅和本文目的，我只介绍两个与金融市场相关，并且通俗易懂的研究。大家有没有觉得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巨大十分奇怪？是否还记得段子说的“买卖双方擦肩而过，彼此默念一声真傻”的情况？Milgrom与合作者严格论证，只要交易双方满足非常宽松的理性条件，那么股市每天合理的交易量应该是零，交易不应该发生。具体来说，只要双方对股票价格的分布有着“协同的认知”，那么双方即使在“信息不对称”下也仍然不应该进行任何交易，因为交易价格本身会汇总信息，使得双方“信息对称”。这个结果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期，因为过去大家没有充分考虑博弈要求的聪明程度。因此，金融交易量如此巨大和频繁成为一个谜。现有解释非常多，挑最简单的来说，可能是交易双方的认知不同，这条线产生了“行为经济学”；可能因为存在把噪音当信息，总是亏钱的“噪声交易者”，或者因为急需用钱，顾不上亏钱的“流动性交易者”。在经济学家眼里，每天在各种论坛或者微信群热烈讨论股价走势的人，基本都是股市的“噪音”。紧接着，Milgrom与合作者考虑了聪明但没有信息优势的“做市商”（也就是必须承接客户买卖的交易员）面对的难题，不断出现的客户可能具有股价的独家信息，只有赚钱才买或者卖，他们也可能只是“噪声”或者“流动性交易者”。当做市商彼此进行叫价拍卖竞争时，他们应该如何定价来保护自己平均不亏钱？这个问题来源于生活，Milgrom给出了最优定价公式，使之高于生活，并且可以扩展到与现实相符的各种复杂变形中。首先，这个分析框架成为金融市场交易的三大模型之一，拥有无数的应用场景；其次，这些公式成为“做市商“的法宝，推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我曾经写过一个扩展模型去解释危机发生时的流动性枯竭，有助我们理解今年2-3月疫情冲击下，做市商停止交易，市场暴跌。拍卖：从理论到实践任何参加或者了解不同拍卖形式的人，都可以发现竞拍者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但可能也想象不到，各种拍卖（例如单个或多个被拍品、他们的价值独立或者相互关联、加价或者减价拍卖，公开或者封闭式拍卖、赢家支付最高价或者第二高价等等）其实可以被博弈论完美地描述，并且给出竞拍者的最优出价公式。开创这一研究思路的William Vickrey在1996年获得诺奖，而他的分析采取的基础方法“机制设计理论”，反而直到2007年才获奖。我首次接触这一领域时，就为其数学形式的完美所折服。更加超乎想象的是，Vickrey发现，许多不同形式的拍卖，其实本质上却是等价的，或者体现在竞拍者（买家）的最优策略，或者体现在拍卖者（卖家）的预期收入上。当然，现实更加复杂，如果被拍卖物品的价值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这种等价性将会打破，最优策略也会变得复杂。这些新的问题相继由Wilson、他的学生Milgrom、以及其他合作者完成。不过研究发展到这一步，Wilson和Milgrom也只是完成了拙文《预测诺奖主题：贫富差距和房价波动都比想象的可怕》里提到顶级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分别是：第一层是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其他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数据或理论结果。Wilson和Milgrom对拍卖的理论研究就进入这一层，Milgrom的“无交易理论”也属于这一层；第二层是对一个人人都知道非常重要，但还没有人在原有经济分析框架下清楚解释的新机制，进行首次证明。换言之，好的理论研究类似数学里面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四人帮”发现声誉机制可以解释囚徒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中，会从”相互告发“的均衡转变成为”相互包庇“均衡，就属于这个层次的研究；第三层是突破旧的经济分析框架，创造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既可以包容旧理论，还可以创造新理论。Milgrom关于做市商的分析框架成为金融交易市场三大模型之一，就属于这个层次的研究。但我遗漏了顶尖研究的第四层，应该也是最高层次，就是理论先行，并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创一个运用理论的全新市场。达到这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事后诸葛亮”，虽然以认识世界的理论去改造世界，听上去振奋人心，但实际上我们离认识世界都还十分遥远。张维迎教授当年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点：不要奢谈改造世界，先要认识世界。以诺奖成果为例，分别在1990年，1997年和2012年获奖的“投资组合和资产定价”理论，“期权定价公式”，和“市场设计”，可以说达到了第四层。而今年Milgrom和Wilson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对拍卖理论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到现实中具体的拍卖机制设计，帮助卖者，主要是政府或社会，获得最高的预期收入，同时实现最有效率（拍卖品落到估值最高的买者手中）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设计多个无线电频谱牌照的拍卖机制。这其实非常类似于中国大城市的车牌发放，北京采取抽签制，上海采取拍卖制。Milgrom和Wilson发现，过去流行的方法在这种类型的拍卖中都会遇到竞拍不积极，或者收入低于预期，或者不符合效率的结果。原因在于，以车牌为例，这类拍卖既要考虑车主对车牌的不同估值，也要考虑车牌之间的替代和互补价值，还要考虑车牌先后成交价的影响，以及车主选择在什么时候出价等相互关联的因素。他们一边对理论进行优化，使之更接近现实，一边进行拍卖实验，观察结果差异，最终设计出效果最佳（政府预期收入最高，结果最有效率）的“同步多轮加价竞拍（SMRA）”的方案，并已经被全球多个国家采用，用于拍卖公共资源，碳排放交易体系，机场的机位与起降时段。Google，百度这些公司则用于广告拍卖。他们和其他研究者还陆续开发了适合不同特征拍卖物的其他新方法，例如对多个商品打包拍卖用到的“组合价格钟拍卖（CCA）”方案。以车牌为例说明SMRA，竞拍者每一轮对一个或多个车牌分别进行封闭报价。每轮结束后，卖方公布每个车牌的最高竞拍价。下轮拍卖的不同车牌的起始价为上轮的最高竞拍价，直到被更高的报价取代。同时，提交新的报价要比目前的报价高5%~10%，但在未来的几轮拍卖中，竞拍者可以撤销部分或全部车牌的报价，直到所有车牌不再出现更高报价时，所有拍卖同时结束。现实中上海的车牌竞拍是这个方案的简化版，上海的车主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和今年的两位诺奖得主这么有缘。拍卖：从实践到理论如果大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拍卖机制的妙处也没有关系，我说一个亲身经历，让大家体会不同拍卖机制对竞拍者出价的影响。当年我开始研究拍卖理论的时候，也正在eBay上积极地参与邮票拍卖。与大家熟悉的加价拍卖不设时间限制不同的是，eBay有一个拍卖截至时间。我很快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竞拍过程中会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在拍卖开始后不久，一个在结束前最后几秒之内。因此，没有经验的新手以为自己会赢，实际都输在最后几秒，经验丰富的人则会使用类似“抢票软件”来出价。由于现有拍卖理论从来没有截止期的概念，因此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我花了一段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才发现原来Alvin Roth（2012年以“市场设计”获诺奖，其成果集中运用在器官等匹配市场）已经在顶级期刊发表了研究成果。他主要比较了eBay和Amazon因为不同拍卖机制（相同点都是赢家只需支付第二高价），造成竞拍者的行为差异。Amazon不设截止期，在一定时间之后，最高价如果在10分钟内未被超越，拍卖结束。如果超越，则拍卖继续（这点和SMRA类似）。结果发现，竞拍者通常早早就完成出价，越有经验的越早出价，这和eBay上有经验的集中最后出价的行为完全不同。Roth分析了可能的原因，但并没有进行数学分析。我对此念念不忘，直到两年后，看到一位俄罗斯的博士用博弈论完整地分析了eBay规则下的最佳策略，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出价高峰期，我才彻底放弃了这个问题。当下，经济学研究面临重大的挑战，一方面，许多重大的问题亟待经济学家去理解和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回避这些问题，甚至沉迷于“魔鬼经济学”中难以自拔。希望今年的诺奖让大家去了解Milgrom和Wilson在微观经济学几乎每一个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也希望这篇短文有助大家理解顶尖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论文一般是学术研究的总结，是研究者的心血凝结，而要将论文发表是很重要的事情，而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于核心期刊，不仅可以将研究成果作为知识传播出去，也是对研究者的一种成绩的肯定。而对于大多数的医生、老师、科研工作者来说，都在不断的进取，想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一些成绩，而且在实际的工作中，还与职称评定有很大关系。有了研究成果，发表了论文，特别是发表在业界承认的核心期刊上，对职称的评定，岗位的晋升都有很大的用处。一、核心期刊我们将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称为核心期刊，是因为这部分期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量、刊载本学科的文献量大等等因素。因此很多教学、科研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职称评审和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等，都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或若干篇论文二、我国有哪些主要的核心期刊？我国目前3大社会公认的核心期刊：1、北大核心：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学术界的权威专家、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经过收集汇总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根据一定的标准，评定出来的重点专业期刊，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2、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现已开发的CSSCI(1998—2008年)数据，来源文献近54万余篇，引文文献320余万篇该项目成果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3、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Chi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品种近千种，其中核心库来源期刊670种，扩展库期刊为378种，已积累从1989年到现在的论文记录近100万条，引文记录近400万条内容丰富、结构科学、数据准确系统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供新型的索引关系——引文索引，使用该功能，用户可迅速从数百万条引文中查询到某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还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入手，检索到一批发表的相关文献，对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除提供文献检索功能外，其派生出来的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数据库等产品，也成为我国科学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研究的强大工具三、核心期刊发表要注意的事情1、对于能进入核心期刊目录的杂志而言，其费用要求虽然有细微差别，但不会有大幅的变化，一般都是相同的水平的发现某些机构收费低出行业平均收费很多的时候，作者应高度警惕很多机构在沟通之初信誓旦旦说自己费用低，等作者交付定金之后，又以刊期需要加急，对应栏目稿子已满等理由层层加价，而作者也只能任由摆布2、综合考虑实力及安全性。在考察期刊发表机构时，不要只听宣传，而应通过营业执照等判断出版机构的成立时间另外，也要核实网站是否在国家工信部有正规ICP备案等核心期刊项目巨大，有条件最好上门实地考察付款时也可选择公司对公账户进行付款这些都是基本的核心期刊的知识，如果有更多的需要可以留言或者联系我呀！

北京大学77级经济系同学们当时进行野炊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5月3日，北大77级经济系的老同学们高举双手，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点赞，为自己这一代人点赞。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改革物语北京大学77级学生当时的校徽。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1977年夏天，来北京出差的黑龙江知青海闻站在北京大学西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没敢进去。他羡慕校园里的学生。他问自己：“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眉县，22岁的教育局干事林双林正埋头给领导写报告，他盘算着，要好好工作，说不定哪天就被推荐去上大学了。在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当车间主任的潘慕平已经29岁，他也想上大学，但领导一直不同意推荐。他几乎要认命了，以为自己会在工厂里待一辈子。几个月后，他们等来了转机——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这几个年轻人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这一年冬天，全国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27.3万人被录取。“高考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命运的转折点。”海闻说。四十年前，住在燕园37号楼的小伙子们哪会想到，后来他们中将会走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及诸多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这回要看真本事了”“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1978年1月，已经回到杭州老家过年的海闻收到了从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发来的电报。时隔四十年，回想当时的场景，海闻的眼里依然会泛起泪光。那时候，他已经在黑龙江待了九年。中间好几次被推荐上大学，不是卡在公社，就是卡在县里，都因为他出身“黑五类”——1957年，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家人看我就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感觉。明明不行，却还不停说要上大学。”海闻回忆说，1977年前后母亲已经反复催促他回城，接她在杭州电信局的班，“这辈子不要想那么多了”。海闻想再试试。往年七、八月份高等学校招生早就开始了，但1977年9月还没什么动静。大家都在传说要恢复高考了。其实，1977年6月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已经报送中央。但在8月6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听从了与会科教界人士的建议，当即拍板决定在当年就恢复高考。消息传到红卫公社，大家奔走相告：“这回要看真本事了！”海闻没想到，后来他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从眉县教育局办公室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林双林高兴坏了，顾不上找大门，直接从半截土墙上翻到隔壁院子去，站在舅舅面前大喊：“我考上了！考上北大了！”舅舅被吓了一跳，赶紧叮嘱他，别高兴过头出个啥事。小学五年级时遭遇“文革”，林双林在眉县农村搬过石头、修过水库，也在村里的小学当过校长。他也想被推荐上学。有一年，推荐上高中的名额被生产队长孩子拿走了。又有一年，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了大队的一个女孩子。对于“文革”前的老高三张文祥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足足等了十年。1966年，还有半个月要高考，他已经填完了志愿，“文革”来了，停课闹革命，大学梦成了泡影。“等了十年，高考恢复了，我能不参加吗？”张文祥说。“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1978年2月底，这些学号以“77”打头、北京大学学生学籍档案上写着“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年轻人们，从工厂车间、农村大田、部队军营，聚集到了未名湖畔。那时候，北大周围都是50年代的破房子和大片的农田、菜地。出行只有校门口的一趟332路公交车。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时，陕西农村出身的林双林不禁感叹，“北大怎么有这么多门，北大怎么这么大！”全年级80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张文祥和李铁军，入校时已经31岁，张文祥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年纪最小的18岁，刚刚应届高中毕业。系里男生居多，女生只有十来个。机关干部、下乡知青、厂矿工人、现役军人，什么职业都有，大家一起住进37号楼，成了同学。“刚进校那会儿，我们有点狂。”海闻回忆，进校没多久，就有77级学生贴出大字报，说自己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76级学生不乐意了，说他们才是。大家吵了一段时间，也没分出结果。77级始终觉得，“工农兵学员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那会儿没有课本，都是油印的讲义。英语老师年纪小，“讲台下的学生像她的叔叔一样”。“大家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想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林双林说。那会儿他走路、吃饭排队、坐公交车，都拿着单词本，连着三个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张文祥有时候大半夜还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俄语单词。那时候，大家都很注重锻炼身体。早上天还没亮，体育委员就组织大家去操场沿着400米跑道跑两圈。一位同学回忆说，大家都有种感觉，觉得未来要肩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要准备好。给他们上专业课的都是陈岱孙等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和萧灼基在当时也只是讲师。老师们把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常常端着茶缸去学生宿舍讨论问题，经常争到面红耳赤。“改革中农村是否可以包产到户？私企可否雇工？雇工算不算剥削？多少人算剥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来讲座是常事。林双林觉得眼界开阔了很多。上大学前，他总想着要学哲学，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他去解放。后来才发现，“当时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别还很大。”让海闻印象深刻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一场讲座。孙冶方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如何解决封建主义的问题。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都还没完成。他想到了“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落后的经济，恍然大悟，“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封建残余。”“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课堂上，厉以宁常常提醒他们，“你们是和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从1978年入校到1982年毕业，77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也在感受着思想解放、理想重建的冲击。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几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上思想解放浪潮一波连着一波，校园里也前所未有地活跃。何小锋听完一场讲座后，发现老师讲的“只有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流通和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的说法和第三产业日益发达的现实不相适应。随即撰写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观点引发争议。这件事让不少学生印象深刻——“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少有人质疑。”在77级经济系毕业典礼上，一位老师说，个别学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培养这样的人就是培养无产阶级掘墓人。气氛有些尴尬时，厉以宁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他说，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些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这段话何小锋记了很久。后来他回到北大经济系任教时，又谈及这段往事，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第三产业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初，几个同学商量着创办了一份自己的经济学刊物，叫《学友》。发展最鼎盛时，《学友》社还向人大、复旦等全国七大经济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学术团体倡议，准备成立“全国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和《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陶海粟在博客里回忆说，当年全年级共有六十多人次在《学友》上发稿——丘小雄比较债券发行的利弊得失、易纲大三赴美留学之前谈对“思想解放”的思考，还有同学对苏联经济问题提出了看法。那时候，大家流行在学术期刊和报刊上发表文章。毕业前最后一年，几个同学还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出版了一本《当代十二个经济学家》。1981年3月20日晚是77级校园时光中最难忘的一夜。那晚，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再扳回三局，最终赢了韩国男排，获得当年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券。校园里一片沸腾，学生们举着点燃的扫帚当火把，游行、喊口号。有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海闻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人心也比较散，这个口号把大家凝聚起来了。”他说，77级这一代正处在中华民族要崛起的历史阶段，一直都觉得振兴中华是他们的使命。“77、78级现象”毕业后，海闻和林双林去了美国读书，易纲大三就去了美国；何小锋、刘伟等留校读研；潘慕平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报社；陶海粟、张晓强、丘小雄、毕井泉、石小敏等同学则进入了政府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大家遵从萧灼基老师的教诲，成了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和大企业家。去美国前，林双林去拜访了陈岱孙。老先生总是讲到自己20世纪20年代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在美国读书的经历，他说当时最怕自己当了亡国奴。林双林听懂了老师的意思，赶忙表示，学生一定早日学成归国。海闻出国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为了早点学成归来参与国家建设”。1995年，他们先后回国。这一年的3月10日，海闻、易纲、林毅夫、张维迎共同发起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举行了成立大会。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国家高端智库——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他们用研究为国家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后来，海闻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创建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等交流平台。他曾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却始终站在教学一线，他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学子最受欢迎的启蒙课程之一，撰写的《国际贸易》是经久不衰的经典教科书。林双林回国后，先在北大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当了八年系主任，帮助财政学系设立了博士点，后来一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2007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近些年帮助财政部做医改、税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潘慕平从投行退休后，担任了北大金融家俱乐部主席，现在还在为北大金融校友提供服务。多年过去，大家都老了。一大半同学已退休。相对年轻些的，仍在发挥余热：易纲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毕井泉出任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还有些同学仍战斗在国内外科研一线。海闻今年已经66岁，他早已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发展上。最让他骄傲的是，今年3月，他把校区开到了英国牛津郡。未来，他希望把汇丰商学院建成国际知名、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由于77、78级大学生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政、从商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被学术界称为“77、78级现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曾撰文说，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是由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所作所为体现出来。”刘海峰说。改革亲历潘际銮 91岁，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77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977年8月初，我接到学校通知，要和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一起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4日开始，会期5天。我们在北京饭店报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会。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还有33位来自科学院的专家和高校教师。每场会议都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邓小平同志一来就跟我们说，想听听大家意见，题目是科学研究工作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求，怎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会议气氛非常活跃，大家的发言集中在“文革”对知识分子和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打击和迫害上面，基本就是吐苦水，每个人一吐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讲了自己被迫害的情况和清华教学科研情况。1948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清华任教。“文革”一开始，“四人帮”统治了学校，工宣队把我所在的焊接教研组打成了清华大学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土围子”，我是“土围子”“头目”之一，还被下放到校办工厂里劳动改造，不准讲课、不准接触同学、不准搞科研、不准和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我说，像我这样被迫害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整个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无法进行，这样下去中国就不会有希望。何东昌发言说，清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很低，很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到校后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当时就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座谈会开到第三天，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在发言中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病，说必须重视高校招生工作，因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用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产品。他第一个建议恢复高考。我们都表示赞同。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召开，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各地已经开始准备招生了。邓小平问：“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旁边的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由于邓小平的这个表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这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各省、市、自治区相继举行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8月8日座谈会结束。我觉得相当振奋。1977级学生入学后，我明显感觉到教学秩序和师生关系恢复正常。上课时，再也没有学生像当时的部分工农兵学员一样把老师当敌人来批斗了。改革辞典恢复高考：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京报记者 张维 实习生 张一川

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本科专业报考人数一直都居高不下外，近两年考研学着该专业的人数也在大幅度上升。有人说经济学是“管理者孵化器”。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类科学的总称。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经济学排名前十的高校，七个“985工程”，三个“211工程”。NO.1北京大学 国家双一流 、211工程、985工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科构建，实现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史论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兼容并包。根据ESI数据显示，北京大学经济学与商学学科2011年进入全球前1%，是中国内地此学科最先进入全球1%的学术机构，且这种全国领先优势保持至今；在最新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名单里，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同时入选。NO.2南开大学 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创立于1923年，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学院设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国际商务4个本科专业和经济、管理、法学复合型人才试点班。学院的国家经济学教学基地建设名列前茅，目前已有7 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经济学虚拟仿真试验教学中心被评为“国家级试验教学示范中心”。NO.3上海财经大学 国家“211工程”、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历史源远流长。目前，经济学院拥有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流动站，设有等七个学术型专业点和金融专业硕士（金融计量经济学方向），以及涵盖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数理经济实验班、数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世界经济学五个专业方向的经济学本科专业。NO.4中国人民大学 位列国家首批“双一流”（A类）、“211工程”、“985工程”，经济学院成立于1998年，其前身最早可以溯源至1939年陕北公学设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是新中国经济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均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名单；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学科均获评A+。NO.5中央财经大学 是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11工程1984年7月5日，中央财经大学组建成立经济管理系。经济学院是中央财经大学实行学院制以来建立的第一批学院。三十多年来，从2000年只有经济学和统计学两个本科专业，发展到拥有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四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为北京市重点学科。2017年，应用经济学被选为“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NO.6西南财经大学 国家”211工程“西南财经大学是中国办学历史悠久的综合性财经大学之一。学院目前设有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1个本科专业，7个硕士专业，8个博士专业，1个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西南财经大学是四川和西部的高水平大学，也是中国和世界的特色鲜明高水平财经大学，被誉为“中国金融人才库”和“西部地区经济管理人才的摇篮”。NO.7复旦大学 985工程、211工程建设高校复旦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朔到1917年成立的商科和1922年成立的经济系，1985年成立经济学院。学院共设有：经济系、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系等八个建制单位，1个“985工程”创新基地，28个研究机构。学院的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及金融学、产业经济学2个应用经济学二级学科不仅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而且还被被列入“211 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NO.8吉林大学 国家“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85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46年吉林大学成立时设置的经济专业。七十多年来，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已经在世界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等领域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吉大不仅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还负责建设吉林省重点学科和吉林大学“高原”学科——理论经济学，并主办经济类学术期刊《经济视角》。NO.9武汉大学 国家首批“双一流”（A类）建设高校，“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其前身可追溯到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时设立的商务门，其实体根基源自1916年设立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学院拥有四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四个一级学科全部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都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经济学为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NO.10南京大学 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211工程“、”985工程”南京大学商学院自1988年成立以来，逐步形成了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目前设有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其中经济学院有经济学系、国际经济贸易系、金融与保险学系、产业经济学系4个系以及人口研究所，拥有国家重点学科2个（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世界经济），国家级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个（经济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像那些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等都可以进行选择，主要从事与经济分析、预测、经济管理等有关的工作。以上是经济学专业的“王牌”大学，七个“985工程”，三个“211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