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杂志

应广大粉丝的要求，梅小森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SSCI期刊投稿经验系列，适合有经济学相关学科背景的同学和老师们投稿！如果你喜欢“SSCI投稿经验系列”，欢迎留言评论，和梅小森互动，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期刊，我们会全力帮你一探究竟。今天梅小森给你介绍的是《 Asian Economic Journal 》《亚洲经济杂志》《亚洲经济杂志》详细介绍了与东亚有关的经济学广泛主题，包括国际比较和国家研究。它是理论家、实践者和研究人员之间进行辩论的论坛，并发表了高质量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导向型著作。《亚洲经济杂志》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与东亚有关的经济学研究。对于那些对亚洲研究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种至关重要的信息使《 亚洲经济杂志》成为必不可少的资源。......期刊官网：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4678381那么被这本期刊收录的论文选题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下面，梅小森就为大家找来了《亚洲经济杂志》最近发表的成果！梅小森选的这两篇论文都很有实际运用价值，希望给大家启发。附上最新期刊目录：梅小森了解到《亚洲经济杂志》近期的论文选题包括：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全球失衡绿色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灾害经济学印度尼西亚经济经济学专业和教学交流汇率和货币危机金融机构和市场企业行为粮食和农业政策增长和生产力家庭行为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国际投资和资本流动供应链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贫困与收入分配公共部门服务部门腐败与发展......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SSCI期刊投稿经验系列】将持续更新，敬请期待！另外，2020年第一届传播、创新与经济管理国际会议正在广泛征稿，会议论文集提交CPCI检索和EI检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不要错过！“2020年第一届传播、创新和经济管理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将于2020年8月30日（星期日）以网络在线形式召开，大会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研讨的高水平平台来分享他们的卓越成果，探索研究领域内的热门问题，交换新的经验和技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都将由会议技术委员会进行同行评审。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将由梅森出版集团（Mason Publish Group）正式出版，并提交CPCI检索和EI检索。官方邮箱Email：ICCIEM2020@163.com完整版《私募股权特征、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韩国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工资差距无关》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7周年院庆和《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之际，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经济科学》编辑部承办的“中国百家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论坛”于2019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东旭报告厅隆重举行。这也是继2018年12月9日举办的 “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之后，北大经济学院组织开展的又一项大型学术交流活动。论坛全景出席论坛的领导和嘉宾主要有：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林毅夫，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等。《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129个重点期刊的180名主编和社长出席了此次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主持。论坛由上午的开幕式、宣读题词、主旨演讲、圆桌论坛和下午的八场平行分论坛以及闭幕式组成。本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有：如何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学期刊如何支持自主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信，经济学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影响，经济学研究如何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等。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代表北京大学致辞。他指出，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卓越的人才队伍，还需要扎实的学术交流平台。长期以来，国内经济类期刊在推进学术规范建设、繁荣经济学研究、构建经济学本土话语体系、引领和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事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郝平希望，国内经济学期刊不断推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创新成果，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国际视野、国际水平的经济学学科发展之路，为我国经济学学科发展做出开拓性的贡献。郝平致辞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百余位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齐聚一堂，展现了中国经济学的一派气象，是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时代是出卷人”，这要求中国经济学人和经济学期刊能够扎根中国问题，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助力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重大问题，并把中国的经济学智慧和方案贡献给世界，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刘伟致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董志勇指出，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7周年院庆之际，又值《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的节点，在这个面临新机遇、新变革的新时代，本次论坛能够给经济学领域各位专家学者搭建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包、交流促进、开放合作的平台，让《经济科学》及现场各位主编所在的中国百家经济期刊，为丰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繁荣国家与社会发展，做出当仁不让的历史担当，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与理论指导。董志勇致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科学》主编黄桂田宣读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厉以宁教授为本次论坛撰写的题词——“路是人闯出来——祝贺《经济科学》创刊四十周年”。黄桂田宣读厉以宁题词在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改革开放40年“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林毅夫教授首先发表了题为“新中国成立70年和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解读”的主旨演讲。林毅夫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堪称奇迹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前30年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但在重工业发展优先和进口替代战略下，也承担了前沿技术研发中的巨大成本和风险，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的策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取得了连续40年平均经济增长达到9.4%的发展奇迹。通过比较和总结“中国奇迹”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经验，林毅夫强调，经济结构和要素配置中的扭曲，是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而忽视这种内生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指导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实践时都宣告失败。最后，林毅夫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坚持从具体的中国实践和历史出发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定能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林毅夫作主旨演讲其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教授发表了题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主旨演讲。李稻葵指出，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波澜壮阔伟大成就的当代时点，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将其上升为经济学新知，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李稻葵认为，任何一项重大的经济实践上升为国际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成功发展的经济实践，二是经济实践带来的全球性重要影响，而这正是改革开放40年实践所具备的。李稻葵强调，政府作用的发挥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最大特色，中国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启动者、完善者和保护者，对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发挥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稻葵呼吁，要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分支开辟为契机，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服务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稻葵作主旨演讲随后进行的圆桌论坛由“经济学期刊如何服务新时代学科发展”、“经济学期刊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期刊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期刊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四个专题组成。“经济学期刊如何服务新时代学科发展”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锁凌燕主持。《经济纵横》主编郭连强，《制度经济学研究》主编黄少安，《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李坤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平新乔，《中国社会科学》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魏建，《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中国工业经济》社长张其仔等嘉宾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经济学期刊如何服务新时代学科发展”圆桌论坛“经济学期刊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崔建华，《经济学家》执行主编丁任重，《经济科学》主编黄桂田，《教学与研究》主编/《政治经济学评论》执行主编邱海平，《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孙杰，《改革》副总编辑文丰安，《经济研究》社长张永山，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围绕经济学期刊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分享了精彩观点。“经济学期刊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圆桌论坛“中国期刊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秦雪征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杜凤莲，《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编辑部主任苏保忠，《中国会计评论》主编王立彦，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王维国，《金融科学》编辑部主任吴卫星，《经济与管理》主编武义青，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周铭山等嘉宾围绕中国期刊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展开了交流。“中国期刊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圆桌论坛“期刊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孙祁祥主持。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先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永穆，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湖南大学副校长杨胜刚等嘉宾围绕期刊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期刊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圆桌论坛本次论坛还在当天下午设置了八个平行的分论坛，包括：由《经济科学》副主编于小东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主任张皓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一;由《当代经济科学》主编冯根福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二;由《宏观经济管理》主编任旺兵和《经济日报》理论版主任编辑欧阳优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三;由《世界经济文汇》副主编王弟海和《国际贸易问题》常务副主编崔鑫生为召集人的分论坛四;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和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五;由济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冯素玲和《管理世界》编辑部副主任闫妍为召集人的分论坛六;由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钟永圣和《西部论坛》副社长、常务副主编莫远明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七;由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徐丹丹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其静为召集人的分论坛八。论坛的闭幕式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崔建华主持，八个分论坛总结人《经济学动态》常务副主编胡家勇、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当代财经》副主编王展祥、《世界经济文汇》副主编王弟海、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西部论坛》常务副主编莫远明、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徐丹丹对分论坛的主要内容分别在大会做了陈述。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发表了闭幕致辞。他指出，经济学研究除了讲求务实性外，可以借鉴哲学的视角，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对现实问题进行更长远的探讨。对于学者和期刊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性的保持，需要不断提供新知识和新思想。而文科的创造力首先源于积累，但更重要的是专业视野、跨学科视野及跨文明视野的培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化的能力，以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王博以北大文科建设实践为例，勉励各位嘉宾秉持“留白”理念，蕴含学术，激扩思想，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添砖加瓦。王博致辞在闭幕式总结中，崔建华宣读“中国百家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论坛”倡议书，并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感谢各位嘉宾从全国各地赶来，汇聚在一起，共襄盛举，感谢各位嘉宾精彩纷呈、妙语连珠的发言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分享。祝愿中国经济学科能够蓬勃发展，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崔建华主持并总结论坛全景

杂志名称：商业经济研究商业经济期刊级别： 国家级期刊主管单位：黑龙江省商务厅主办单位：黑龙江省商业经济研究所 黑龙江省商业经济学会出版地方：黑龙江国际刊号：1009-6043国内刊号：23-1057/F创刊时间：1982发行周期：半月刊业务类型：杂志征订配送方式：普通快递杂志简介《商业经济》（半月刊）创刊于1982年，《商业经济》杂志是由黑龙江省商务厅主管、黑龙江省商业经济研究所、黑龙江省商业经济学会承办的经济类综合期刊。《商业经济》编辑部编辑出版的经济类综合期刊。本刊注重期刊的标准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建设。为丰富本刊刊发内容，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及可读性，扩大本刊影响力，现正在面向社会各界诚征优秀稿件。内容丰富，印刷精美，雅俗共赏，集权威性、实用性、前瞻性与专业性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读者遍布全国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事业单位。投稿须知1、文稿要求：稿件内容必须翔实，主题明确、科学性和逻辑性严密，设计合理，能重点说明一个或几个问题，数据资料要作统计学处理。2、文字要求：表述准确、精练，条清理顺，字迹工整。稿件篇幅不宜过长，全文（包括图、表及参考文献）字数应限制在：论著类文稿一般在30004000字符为宜，综述类文稿不超过5000字符，病例报告类文稿不超过2000字符。3、题目：简明确切反映文章的本质内容，切忌冗长繁杂，以不超过20字为宜，尽量不设副题，尽量少用“的研究”或“的观察”等非特定词。4、署名：文稿署名不宜过多，应限于参加本文工作且能解答与文章有关问题者，并要写明作者详细工作单位、地址及邮政编码。作者地址变更时，应在文章首页底加脚注说明。5、中国图书分类号：根据文章的主要内容，按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标出。6、文献标识码：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标出。7、摘要：论著类文章需附200字左右的四项结构式摘要，即“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同时附写与汉文摘要内容一致的英文摘要、英文题名、作者单位、作者姓名(书写方式：张晓莉ZHANGXiao-li，欧阳海OUYANGHai)。8、关键词：一般需标引35个关键词。9、文稿体裁要求：a.论著类文稿：要求论点明确而新颖，论据充分而确凿，论证层次清楚且逻辑性强，语言简炼，行文流畅，所引文献出处要准确，文章结构由导言、资料与方法、结果、讨论、参考文献等部分组成。b.综述类文稿：要以“新”字为主，主要向读者介绍有关研究方向上的新动态、新趋势、新苗头、新进展，一般由前言、主体、总结和参考文献四部分组成。对一些相互矛盾的材料与观点，态度要明朗，避免只“综”不“述”。c.讲座、新技术、新方法及应用说明类文稿：说理要由浅入深，叙述要条理清楚，恰当地运用图、表和照片等形象化表达方式，切忌夸夸其谈，不着边际。d.临床病理（例）讨论类文稿：凡在临床诊治过程中，所治病例出现了诸多复杂或疑难的问题，并取得了病理诊断资料，而自己颇有收益或对其他临床医生均有启迪的病例均可以展开讨论。文章结构由病历摘要、临床讨论（分析）、病理检查（报告）、病理讨论、小结等五部分组成。病例报告类文稿所报病例一般不要超过5例，主要体现“文献价值”，一般由病历摘要及讨论两部分组成。10、文内各级标题要求：层次的编号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不同层次的数字之间加下圆点相隔（即圆点加在数字的右下角），最末数字后面不加标点。一般不宜超过4节，4节不够时，可将层次再细划分，例如：第一级标题—1（材料与方法）。11、表、图和照片：无论何种文稿，应尽量恰当使用图和表。凡用图、表表述者，则文中不应再用文字重复其内容。表应该尽量采用“三线表格”式样的统计表；图应该使用绘图笔在图画纸或硫酸纸上绘出；图稿幅宽以13cm为宜，高宽之比为2比3，线条要求清晰且粗细均匀。表和图的设计应正确、合理。使每张表和图均能“自明”。照片要求反差适度，主体清晰，并注明取材部位及上下位置。图及照片中注释及标识性的字母、数字和符号必须清晰，其背面应注明作者姓名、图题及图序。12、 参考文献：必须以亲自阅读过的近年内主要文献为限，最多不应超过20条。参考文献的编号按照文中首次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排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在引文句末右上角加方括号表示，并按引用先后顺序列于文末。内部资料及未发表资料不宜著录。刊名缩写以《IndexMedicus）为准，每篇参考文献均须著录迄止页及参考文献类型(期刊文章J，专著M，报告R，单位论文D，报纸N)书写格式采用温格华式，缩写点均不用。投稿邮箱：tougaoyun@163.com在线投稿：tougaoyun.cn

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吴华清教授课题组的论文《未预期的非税负担冲击：基于“营改增”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经济学著名学术期刊《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该校经济学院彭飞副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吴华清教授为通讯作者。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对于减轻企业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企业在面临较高的税负同时，还承担较大的非税负担压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减税和降费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两者效果密切关联。课题组基于2006-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使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营改增”对企业非税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各种规费支出，并且这一效应有增强的趋势，样本期间的涉企收费政策未能充分发挥制约效果。研究进一步发现，获得减税支持的传统增值税行业，非税负担显著增加，出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跷跷板效应；非政治关联、中小型和初创型企业，更容易遭受非税负担冲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和非税征管力度上升是“营改增”加重企业非税负担的重要原因。长期来看，深入推进涉企收费管理制度建设，有助于约束地方非税收入征管行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增值税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全面评估减税降费效果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加快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从财力分配上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其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不仅需要落实减税政策，还需要加强涉企收费制度建设。再次，非税收入制度建设较为滞后，可尝试逐渐上移省级以下非税收入征管权限，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监管。最后，提高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的有效性、精准性和协调性，既要规避“眉毛胡子一把抓”，也要规避“按下葫芦浮起瓢”。《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刊物，1998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2000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9年，被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上述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合肥工业大学是第一单位和唯一通讯单位。（通讯员：合肥工业大学彭飞）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章亚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省纪委监委指定，目前正接受晋中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章亚南简历：章亚南，女，汉族，1964年11月出生，浙江衢州人，博士研究生学历，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至1988年4月，山西省电力建设干部学校工作;1988年4月至1998年1月，山西省电力建设公司第四分公司团委副书记;1998年1月至1999年3月，太原高等电力专科学校教师;1999年3月至2005年8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2005年8月至2008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经济研究处副处长;2008年3月至2017年12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总编;2017年12月至今，山西社会科学报刊社副社长、《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社长、总编、法定代表人;期间，2008年11月至今，兼山西省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兼《生产力研究》杂志社社长、总编。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肩负重任。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期待。记者注意到，在此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每年定期推出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致力于客观全面地呈现世界范围内高校经济学科的研究力水平以及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世界位置。7月8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一项重要成果，即《2018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旨在通过报告，给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较少争议的国际经济学科评价体系。报告力求实现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思想性的有机融合。国内名高校经济学科国际化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介绍，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知名高校都在进行经济学科的国际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纷纷去海外引进高质量人才。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客观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中国高校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期待。因此，该排名的推出，为国内高校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提供历史方位的同时，也便于我国科研主管部门更为科学地考核、评估科研机构，从而为推进和实施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战略提供客观依据，并为学生报考大学及科研机构间人员流动提供有效的参照，促进研究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期刊学术论文发表、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等。但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评定一个学科最基础、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它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也是具有高引用率和拥有明星级教授的前提条件。当前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均是基于论文发表篇数。但存在的弊端是，这些排名所纳入的经济学期刊参差不齐，并未进行权重区分，对独立作者和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也未加区分，使之排名有失偏颇。《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更为立体、科学，具体表现在：在排名依据上，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论文发表篇数为基础；在期刊选择上，选取19本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综合顶级和分支领域顶级经济学期刊，基于这样高水平经济学期刊而得出来的排名更能客观反映是否属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在期刊权重上，对5本综合顶尖期刊和14本分支顶尖期刊做了不同权重处理；在作者贡献上，根据作者人数和署名单位数对单位得分进行了折算。记者注意到，排行榜采取了期刊+作者综合权重、期刊权重、作者权重和无任何权重四种方法分别进行了排名，以确保排名的科学性。田国强教授介绍，得到的排名结果相当稳健，也应对了该排名的科学性。国际权重期刊论文发表快速增长从榜单动态变化看，整体上大陆高校在近五年来综合排名呈上升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都居于全球前60名，在国内处于顶尖水平，凸显了上海财大理论经济学跻身上海市高峰Ⅱ类学科建设计划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近三年排名情况显示，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始终位居大陆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大陆高校排名也稳中有升。究其原因，随着国内经济学科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内高校海归经济学博士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大陆高校在国际重要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发表实现快速增长，从而在2017年的全球排名中得以突显出来。排行榜基于综合顶尖类（top 5）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单独排名。田国强教授强调这个单独排名的地位就像芯片是半导体的心脏一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仍然缺“芯”，虽然近年来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进步显著，但近五年发文数的中国第一（6篇）与世界第一（173篇）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田国强教授最后表示，一般情况下，评价一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实力，通常是拿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来考察的，而这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其他综合性的维度，比如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同行评价、全球雇主评价等多项因素。我们希望达到的是，根据国际上通常采用发文篇数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减少争议。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行榜将每年发布一次，持续跟踪国内高校经济学学科的国际研究力排名。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何欣一场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发展节奏。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2%。这意味着城市发展不仅要盘活存量，还要尽可能激发新动能，以对冲当下疫情带来的经济收缩。此外，主动选择和发展那些抗风险的产业也尤为必要。“千年商都”广州一直是一线城市中稳健发展的代表。2020年5月，广州获国务院关于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实施技术改造成效明显督查激励。这份激励是对广州过往制造业转型升级实践的肯定，它说明广州产业结构具有极强抗风险的能力，高质量发展潜力开始释放。始于千年商都，奋力于工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广州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尽管它低调如初。互联网拉动力最强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一个城市经济发展韧性，也是对过往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调整的检验。2019年，广州的产业发展成绩亮眼，老城焕发出新活力，面对疫情冲击，也多了一份快速复苏的底气。疫情之下，科技基因更强的企业发展更稳健。延伸到城市发展，一个城市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往往反映城市产业发展的活力水平。2019年，广州的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2万家，同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连续三年快速增长，实现总增长5倍的“广州速度”。 毫无疑问，这些企业是广州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源动力，驱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在制造业方面，2019年全市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7.2%；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9.0%。于是，疫情稳定之后，广州工业发展恢复速度也较快。4月份，广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当月增速由负转正，分别增长1.5%和1.4%。其中，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的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9.2个、4.0个百分点。广汽总体产能恢复比例约为60%，全年预计增长3%与工业的从容复工相比，广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此次疫情中也可圈可点，“互联网+”的赋能效果明显。一季度，广州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逆势增长21.3%，成为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拉动力最强的行业。其中，信息软件和金融业最为亮眼，两者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2.5%和8.4%。 这源于过去十年，广州一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从2009年广州明确“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到 “十二五”期间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主导性产业”，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广州产业结构调整。10年后，到2019年末，广州市三次产业比重为1.06:27.32:71.62。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占服务业比重达67.1%，产业结构的风险免疫能力不断提高。疫情之下，放眼全国，这些数据或许不是最亮眼的，却是能真实反映广州抗击疫情风险的产业发展密码：以技术驱动的先进制造业和“互联网+”赋能的现代服务业为双翼，助力广州在疫后经济发展快速步入正轨。不只是“千年商都”过去4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发展往往是扩展性的，不断扩大城市发展区域或和产业发展规模，寻求增量资源，实现规模效应，期间，土地、廉价劳动力成了最大的生产要素。而资源禀赋好的城市发展优势更明显，“千年商都”广州资源禀赋也不差。当下，跟随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城市发展步入谋求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人才、数据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开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钥匙。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产业的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用科技助力传统产业转型，让存量产业焕发新活力；一是，发挥创新、人力资本的作用，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寻找新动能。在科技助力产业转型方面，广州有着一线城市的产业敏感。早在10年前，就出台了《广州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纲要（2009-2015年）》，明确未来广州要着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随着技术地不断迭代，在《广州制造2025战略规划》中，广州开始推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IAB、NEM）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初具规模。广州超算中心主机系统“天河二号”蝉联全球超级计算机第一，荣获四连冠。图为“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经过10年的沉淀，创新俨然成了“千年商都”的底色。2019年底，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广州的创新能力在72个国家创新型城市中排名第三。另一份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联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广州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中的排名连续3年大幅上升，从2017年的第63位，一路提升到2019年的第21位。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既有广州科创资源丰富的优势，也有加大广州的研发人员及经费投入的功劳，更多的是广州已依托平台积聚创新人才、产业创新生态圈初见雏形。近年来，广州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经费。以2018年为例，广州每万名从业人员中从事R&D研究人员数为149.7人年/万人，比上年增长9.39%。全社会R&D经费支出达到600.17亿元，比上年增长12.73%。目前，广州拥有全省80%的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69%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58%的独立研究机构。今年广州市两会前夕，广州再次提出，将构建以明珠科学园为主阵地、以4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前沿研究战略支撑、以4个省实验室为策源创新载体、以多个高水平创新研究院为技术供给主平台的“1+4+4+N”高端战略创新平台体系。作为华南地区科研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广州聚集了全省2/3的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69%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58%的独立研究机构。在广州工作的诺奖获得者有8人、“两院”院士98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490人这些创新平台不仅是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支撑，也是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孵化器，也将成为汇聚全球创新人才的空间。目前在穗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人、“两院”院士97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490人。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广州一直为经济稳步发展和房价温和的代名词，吸引着人才流入。2014年至2019年5年时间，广州人口净流入222.5万，在一线城市中位居第二。今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透露， 广州市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已经超过2200万，但统计局披露的常住人口为1530万，实际人口比常住人口多670万人左右。事实上，全国目前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超2200万的城市约6个，实际人口远超常住人口，不仅验证了产业发展的活力，也说明未来广州人力资本优势将持续释放。金融成四大支柱科技赋能产业，加速广州制造向“智造”的转变，也提前享受战略新兴产业带来的高质量发展红利，适度对冲了疫情带来的风险，数据显示，1-4月，广州的工业、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比一季度均有所收窄。另一方面，“互联网+”赋能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和信息软件行业，实现逆势上涨，成为众多产业发展中的一抹亮色。今年一季度，广州第三产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金融业同比增长8.4%。事实上，这只是它们正常的发展水平，其抗风险能力也展露无遗。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同比增长16.9%，在全国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中心城市中增速排名第一，而2019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金融业税收收入448.7亿元，占全市税收8.1％，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现代服务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对城市营商环境的感知更敏感。过去三年，广州力推营商环境改革，实现了从营商环境1.0到3.0的升级提速，让“千年商都”魅力不减当年。广州营商环境改革的效果得到了国内外机构的认可。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家评价调查报告》，广州市在全国34个主要城市中营商环境位居首位。另一份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目前在全球排名第三十一位，相比于上一年提高了15位。当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最直观的体现在市场主体的持续增加。截至2019年底，广州实有市场主体232.91万户，同比增长13.24%，其中企业127.71万户，近3年每年企业数量增长均超过两成。其中，不仅有1.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广州，还吸引了外商投资企业3.4万户，306家世界500强企业扎根。更深层次的反馈体现在各类总部企业的选择上。据不完全统计，过去3年，全国15个城市都发布了发展总部经济的规划或政策，一场总部企业争夺战悄然打响。广州正是在2018年启动营商环境改革1.0的时候，发布了《广州市促进中部经济暂行发展暂行办法》。目前，总部经济集聚已初具规模，如在黄埔区科学城，各类科技企业超3200家，科研机构超过400家，成为广州总部经济最为集聚的区域之一，汇集了广州农商行总部、宝能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南方电网总部等。在天河区，广州国际金融城的起步区定位为金融总部集聚区，目前，广州国际金融城已引进11家金融机构。此外，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南方中心等4家国家级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全部在广州设立机构，全年新增上市公司20家，年度增速达历年之最。无论是各类总部企业还是国家级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落户广州，它们将带来新一轮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加速它们在广州集聚，持续赋能广州产业发展，让“千年商都”广州在不确定的后疫情时代，依旧拥有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记者 马铭悦）12月15日，北京工商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成立仪式暨首期北工商数字经济大讲堂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的100余人参与了本次会议。北京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黄先开，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朱玉，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中共湘西州委政研室主任彭延敏出席成立仪式并致辞，成立仪式由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吕素香主持。黄先开在致辞中以历次科技革命做比，阐释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对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推动作用，从而各国均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提振经济、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同时对新成立的数字经济研究院表达出高度希冀。朱玉首先对数字经济研究院的成立与国家战略的高度契合表示了肯定，其次以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进入“万物互联”阶段为背景对数字经济研究院的发展和定位提出了具体方案，最后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长轴为依据表达了中国信息协会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勠力合作、赋能经济社会的美好愿景。彭延敏在致辞中谈到湘西州政府与北京工商大学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长期的人才交流机制，并期盼研究院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交流，互借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研究院服务改革发展的历史使命，为民族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大智慧和强动力。葛红玲表示，两年的基层挂职实践经历让她对地方经济转型的迫切、对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变革、社会变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也是她推动成立数字研究院的初心之一。她认为数字具有无穷的能量和价值，因此数字经济必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范式，研究院要协同政产学研各方力量，最终赋能政产学研各方主体。主旨演讲环节，国务院参事石勇，世纪互联创始人、董事长陈升，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祝金甫依次发表演讲，主旨演讲由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葛红玲教授主持。石勇在题为“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的演讲中表示，无论是5G、区块链还是人工智能，都离不开大数据，大数据是数字化时代的战略资源，是驱动创新的重要因素，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大数据既要全体又要抽样，既要粗糙又要寻求精确，要从相关关系中把握因果关系与必然关系。陈升在以“互联网下半场：新物种的崛起—分布式大规模协作数字经济共同体”为主题的演讲中提到，以区块链为支撑的分布式大规模协作数字经济共同体正在作为新物种而崛起，区块链是未来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的新高地。由过去的信息交换转换到今天的价值交换，第二代点到点的数字经济将成为互联网的下半场。祝金甫在“数据重构影视，资本助力产业发展中践行十余年”的主题演讲中表示，解决影视行业“缺钱”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立以项目风控为核心的征信系统，小土科技重视数据、遵循规律，将文化与科技相结合撬动影视金融市场。推动科技、文化、金融领域三位一体的融合创新，促进影视生产规范化、专业化。在嘉宾对话环节，科技部研究室原主任胥和平，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李国斌，腾讯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王志峰，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湘西州政府副秘书长张勇进，全经联副主席、蓝卡健康集团创始人、总裁于浩波五位来自政产学界的嘉宾，以“政产学研协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展开了对话，对话由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昌主持。胥和平认为，数字经济带来的冲击目前还站在一个全新的研究起点，数字经济研究院应该把技术、科学、经济和人类活动统合起来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在宏观上驾驭，抓住本质，这才是研究院的定位。李国斌认为，数字研究院的成立对于数字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数字经济研究院应该以数字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为切入点，来进行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信部作为主管部门之一，也在全力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王志峰提出，工业化时代以企业、大规模制造为驱动力，信息化时代则以个人消费、柔性制造和小规模创新为驱动力。因此个人消费成为传统以大企业大项目为服务对象的银行在不良率攀升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而数据的线上迁移则为个人金融业务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契机。张勇进表示，数字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和国家总的经济发展方向是完全接合的。中国的数字经济是有发展的沃土的，如中国的体制和数据量等。其次，数字经济的研究应该以数字要素的研究为核心，如数字要素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于浩波指出，在现有体制下，患者信息原应为患者所有却被卫健委控制，一旦进入数据库就变得不可调用。但卫健委的考核机制使得医生有捏造信息的动机，导致数据和计算结果的不真实，区块链技术可以很好解决上述问题。因此，区块链+医疗会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倪国华在会尾致辞中，向数字经济研究院成立仪式暨首期数字经济大讲堂顺利举办表示衷心祝贺，并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当有形和无形的资源都能够数字化，而且传统经济学的三大评价指标能够量化的时候，经济学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后他表示，希望数字经济研究院在各方力量的支持下面向国际，为全国、为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依托于北京工商大学文理工商法等综合学科优势和科研力量，北京工商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致力成为一个引领型的、协同共享的、新型智库联合体，通过政产学研资源整合、学术交流和科研成果对接，以及转化推动数字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者的高度融合，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企业发展和科研创新，进而助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文 | 中国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钮文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系统中嵌入了新的因素，所以经济“战疫”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不是应对而是应付。如何找到一个系统抓手，纲举目张地让短期经济“战疫”措施同时可以有力地推进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同样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经济治理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界在经历百年不遇的大变局，顺应时代潮流、变革通往未来。历史多次证明，大灾大难的关头，往往是加速改革、推动经济跨越式进步的重大机遇。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典型案例，其最大意义在于：危机结束了40年金融主导经济的时代，并开启了实业与金融协调发展的时代。从表面看，奥巴马提出、特朗普推进的所谓“再工业化”就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而且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地位和作用在全球骤然提升，这招致以美国为首的个别发达国家严重忌惮，从而形成东西方经济格局“再调整”。谈当下的经济“战疫”，为什么要说全球经济大变局？笔者认为，经济“战疫”最有效的方式是：以看清大局为前提，依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诉求”，把短期经济拉动措施与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一体，让灾难变成加速改革的机遇，并通过加速改革，释放经济潜力，自然填平疫情带来的经济凹陷。改革需要理论突破为阐明上述主张，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当今世界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新凯恩斯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具体应用，这是全球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理论依据。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从西方近代经济理论发展的历程看，按照次序，其主线大致是：1933年之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时代以此为据而演进；1933年之后，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美国开始接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开启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而政府主导成为这个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经济“滞涨”现象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主导经济行为，同时开启了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时代，正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回首过往10年，金融资本行为开始受到限制。“沃尔克法案”亦称《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的确立就是代表性作品。金融危机10年之后的2018年5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几乎否定了“沃尔克法案”，但从实际内容看，所谓“再度放松金融监管”不过是“从新梳理了必须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之标准”，并为小型金融机构释放出监管空间，但2008年之后开启的“金融审慎监管”理念却坚如磐石。纵观一些西方国家，与金融约束对应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再培育”，与之相伴的是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名义下的“市场保护主义”兴起。从国际层面看，贸易战、技术战明火执仗，货币战、资本战暗流涌动；从国内层面看，罢免案、罢工潮此起彼伏，金融肥、民众苦怨声载道。但切莫迷惘，这其实恰恰是这个新时代初期的基本特征。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必然导致各国既要充分保护本国市场、又要更多占领他国市场，为此而采取各种“战术手段”，不足为奇。与此同时，金融利益集团占据的经济舞台中央，根本容不下实业资本挤占，于是其国内金融利益集团与代表实业资本利益的政府发生激烈冲突，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清一个重要经济格局：未来，绝非金融资本或实体资本独占经济舞台中央，而是二者水乳交融的共生共荣。2017年6月，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个创造经济机会的金融体系--银行与信用联盟》的报告；2017年10月，又先后发布了针对资本市场监管、资产管理及保险业监管的改革建议。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金融监管的改革目标均体现着抑制空转、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内涵。其“度”之关键在于：不是去分辨谁重谁轻、谁该取代谁，而是如何形成“两类资本”的合力，更为有效地“创造经济机会”。这明显是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扬弃”，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经济特质。但问题是：这个时代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它作为当前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前沿课题，正逐渐演变为“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核心、最重要的经济依据。关于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笔者更愿意用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简称“新凯理论”）取代新凯恩斯主义的提法。事实上，经济实践在不断发展，经济理论也应与时俱进。“新凯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机械、不教条，博采众长。更为可贵的是，作为“新凯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更加讲求贴近实际，实事求是，不仅坚持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内核”，同时也吸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从而使理论对实践更具指导意义。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式微之后，“新凯理论”进入研究阶段，它们在凯恩斯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重新给定了一系列理论假设。比如，凯恩斯认为市场不存在出清问题，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时刻出清状态，但“新凯理论”则认为，“非完全出清”才是市场常态；凯恩斯认为工资、价格刚性，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工资、价格弹性，但“新凯理论”则认为“价格粘性”才是市场常态。原因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主导，新自由主义认为充分竞争，但新自由主义认为“当今世界，垄断竞争是主体”；在垄断竞争前提下，工资和价格变动更多取决于垄断集团的利益考量，所以变化很慢，呈现粘性。诸如此类。就目前看，尽管理论界对其仍有诸多质疑和争议，但学界依然普遍认为，“新凯理论”已经使西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理论界和实践层对于宏观经济的思考方式、研究范式和实践方法。正因如此，“新凯理论”已经对宏观经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但在美国，华尔街对“新凯理论”又爱又恨。爱的是，2008年它们依靠“新凯理论”支撑的一套做法躲开了破产命运，也是依靠这套做法让整个美国金融体系走出了崩溃的边缘；恨的是，“新凯理论”推翻了它们心中自由市场主义神殿，而必须接受很多、更严格的监管，同时可能使自己失去对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新凯理论”的实践与借鉴基于对垄断竞争的认识，“新凯理论”从微观角度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正是这一论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结论：尽管工资、价格变动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动态关系，但工资、价格变化更多取决于垄断厂商对利益判断。而很多时候，价格上涨和工资变动未必会给垄断厂商带来利益增长，反而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侵蚀其利润，哪怕价格变动只需厂商支付轻微的“菜单成本”，但“菜单价格的变化”会引发一系列沟通成本的大幅提高，甚至使厂商丢失市场。所以，无论货币供给如何变化，垄断厂商往往会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充分考量价格变动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以垄断定价权对抗货币供给变动带给物价的影响，从而导致“价格粘性”——价格随货币政策变化而变化显得非常迟缓。这样的理论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为我们熟知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两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伦都是“新凯理论”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代表性人物。在他们的金融行动中，除强化金融监管、大力约束“私下签约”的金融衍生品无度发育之外，还大胆启动了“货币资本化”进程，这被华尔街称为“扭曲操作”，实际就是向金融市场大量注入长期基础货币，并借此培育长期资本市场，而以长期股权资本的增长，有效压低金融和实业企业的过高的负债率（杠杆率）。美国金融危机救援三人组——伯南克、盖特纳、鲍尔森共同证实，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风险源自“容易导致挤兑的短期融资过度”、以及期限错配导致的“高杠杠”风险和金融系统向影子银行转移过多风险。同时，这些领域的监管几乎是空白，而且美联储的紧急安全保护网也无法覆盖到它们。从一系列“大变革”的结果看，貌似危机救援的政策，实际不仅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而且推动其走向历史性变革，并取得积极的经济成果。比如，压力测试显示美国银行体系的优质资本金已经非常充足，这大大减低了金融系统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从2008年到2015年，证券贷款从平均每日的2.5万亿美元降准至1万亿美元；曾带给贝尔斯登和花旗银行大麻烦的几类高风险融资工具，已被彻底清除，至今都未出现；金融危机之前，无抵押短期负债占金融体系资产总额的1/3，而现在仅为1/6，大幅降低了50%。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已经步入稳定增长历程，失业率屡创历史新低，而被新自由主义担忧并被反复提及的“恶性通胀”并未发生，这是不是“价格粘性”的作用？美国一系列政策变革当然是“新凯理论”的重要实践。中国发生重大疫情，对经济构成重大影响，尽管其程度远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但这毕竟是一次重大经济事件。如果简单以过去的方式，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或填平疫情损失，那势必加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央企和国企的债务负担。尤其在疫情本已导致企业债务恶化、银行逾期负债增加的前提下，杠杠进一步放大，势必加剧中国金融风险。现在看，短期内经济杠杆率上涨不可避免，但绝不能让不可持续的杠杠风险被疫情推向极致，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必须改革宏观调控方式，让短期政策符合长期发展战略，为此建议：宏观财政政策要以补短板为重，比如疫情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缺位等；而货币政策部门，完全可以考虑借鉴“新凯理论”的标志性作为——借助“货币资本化”必然带来的资本市场升力，把经济“战疫”短期拉动经济的需求、中期经济降低杠杆风险的需求，以及长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责编：李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