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文

厦大经济学科在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通过较完善的科研训练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科研功底。一直以来，厦大经济学科研究生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高水平科研活动，涌现了一批理论基础扎实、研究方法系统、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人才。2020年，经济学科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成果颇丰，截止到10月，经济学科博士生已有多篇论文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最优期刊发表。本期推送为大家介绍厦大经济学科博士生2020年度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的合作发表论文。发表情况概览（1）郭晔，黄振*，姚若琪：战略投资者选择与银行效率——来自城商行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2020,55(01):181-197.本文研究了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探讨了不同类型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影响的差异,并对战略投资者影响银行效率的渠道进行分析。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更为多元化,本文选取2008—2016年102家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引入战略投资者能显著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第二,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是商业银行战略引资时的最佳选择,其次是境内非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最后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第三,战略投资者尤其是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引制"与"引智"渠道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郭晔，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宏观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风险、行为经济等，主持并完成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黄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19届金融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学、债券市场与风险管理，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姚若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级金融学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风险。（2）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经济研究,2020,55(06):105-121.税收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直以来是财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问题在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结论。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显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研究对于推动减税降费改革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刘诗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20届博士生。在《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现代财经》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财税政策、企业微观行为。林志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企业研发创新、中国金融市场、财税政策。冷志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财政研究》、《财政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税收理论。（3）宁博，潘越，蒋敏：婚姻、家庭与公司金融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2020(01):114-127婚姻状况、家长里短不仅仅是私人事务,也可以通过家庭成员嵌入公司经营治理进而影响公司发展。近年来,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实证方法的改善,从婚姻和家庭视角探讨公司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尤其是在金融学领域成功探索出婚姻和家庭因素影响公司决策的研究思路和实证方案,构成了家庭经济分析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本文首先梳理婚姻和家庭形成经济影响力的内在机理,即婚姻状态、生育情况等因素会影响家庭资源的配置过程以及个人的行为偏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婚姻和家庭在创业、公司发展和传承等方面的经济影响进行系统概括,并就其中具有启发性的创新洞见进行全面回顾,旨在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家庭因素与公司金融的交叉研究提供文献上的借鉴。宁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2020届博士毕业生，现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潘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福建省杰出青年科研人才等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迄今在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来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4）张明志，陈榕景：城市流动人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经济学动态,2020(05):85-100.本文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上,本文不仅提出了城市流动人口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成本作用机制,分析了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人力资本作用机制,而且讨论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与"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互补效应"存在的可能性。实证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降低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成本机制的存在;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流动人口通过提高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人力资本机制的存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存在着"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张明志，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3部。陈榕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届国际贸易学博士，现为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国贸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人口，迄今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期刊介绍《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综合性经济理论类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本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动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前沿性，致力于发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理论研究类文章，忠实地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决定与执行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服务，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努力。《经济学动态》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自196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既坚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及时反映国内经济理论动态，也坚持探讨和跟踪其他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的最新观点，同时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它以其独特的风格、动态性、信息性、政策性、实用性、学术性、综合性吸引着广大读者，成为政府决策部门、企业管理人士。来源：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

“TOP大学来了”小编了解到，近期已经开展了第五轮学科评估的填报工作，今天小编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在2016~2020年新一轮的学科评估周期内，各大经管强校顶级论文的发文情况吧！01人大位列榜首“TOP大学来了”小编统计后发现，中国人民大学以189篇位列全国第一，其中近五年《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分别发文78篇和111篇，两个子项均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北京大学，以146篇的发文总量排名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北大在《经济研究》单刊的发文量也是78篇，与人大并列第一。上海财经大学以109篇的发文总量位列全国高校第三，近五年上财大在《经济研究》单刊的发文量高达61篇，仅次于人大和北大。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以106篇和102篇的发文总量，位列第四、五位；其中，中山大学近五年在《管理世界》单刊的发文量高达57篇，单刊位列高校第三位。02央财、厦大拥有“独门秘籍”中央财经大学独成一档，该校以96篇的发文量位列全国第六，中央财大虽然发文量低于以上五所高校，但高于其他高校，且优势明显。“TOP大学来了”小编统计来看，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分别以81和80篇分获七、八位，其中厦门大学在《经济研究》单刊的发文量高达59篇，单刊位列第四。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别以77和76篇分获九、十位；暨南大学以68篇排全国十一位，西南财经大学以64篇名列全国十二位；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别以58和57篇分获十三、十四位。“TOP大学来了”小编统计发现，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校发文总量均为56篇，其中南京大学在《经济研究》单刊的发文量多于浙大，浙江大学在《管理世界》单刊的发文量多于南大，从发文量也可以看出南京大学的优势在于“经济学”领域，而浙江大学的侧重于“管理学”领域。除此之外，发文量在前二十位的高校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财经大学。03东北财大、南财大表现优异“TOP大学来了”小编统计来看，在本榜单中除了985高校外，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211高校均有较高的发文量，而东北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则是唯二的两所非985、211高校，学科优势明显，表现优异！TOP大学来了（ID:topuniversity） 审核、撰稿：TOP编辑部

近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6级博士生刘诗源作为第一作者与WISE2019届博士毕业生林志帆（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以及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冷志鹏合作的论文“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正式刊出。税收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直以来是财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问题在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结论。现有文献的一个重要缺失在于忽视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生命周期上，现行税制的适用程度和企业的盈利、税基、发展目标、研发能力与意愿均存在显著差异，税收激励的功效可能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以准确衡量税收激励，基于现金流模式法划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来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揭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文献中关于税收激励效果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也为如何让减税降费的“红包”精准落袋、设计一套契合企业生命周期特征的税收政策、调整现行税制使其在供给侧改革下更加积极有效而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刘诗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6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现代财经》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财税政策、企业微观行为。林志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2015级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导师为龙小宁教授，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企业研发创新、中国金融市场、财税政策。冷志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财政研究》、《财政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税收理论。厦大经济学科在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注重引导、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通过较为完善的学术训练和科研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高水平科研活动，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尚品质、厚实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与方法、了解中国实际又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国际化的研究和管理人才。来源：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图片添加来源于网络

▲常修泽，爱思想专栏学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发布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作者专栏写产权，写人本，写转型，如今轮到写自己——写自己的学术人生。似是一个大时代的个人“微史记”。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记”：宣传是传播已知，科研是探索未知。常怀对未知的敬畏之心，修炼后知后觉的自己，泽须自强不息。个人的经济学探索与时代——《常修泽学术自传.导言》感谢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给我提供一个审视自己“学术前半生”的机会。“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四十年做了啥？要到哪里去？还能做点啥？”……在写这部学术小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叩问自己。1“我是谁？”需有自知之明。接到出版社约稿函的那天，心中有些诚惶诚恐。想起了王安石那一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从国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一个数据不可忘却：全国在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大约有50万。尽管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等于“社会科学家”，且经济学家也只是社会科学家中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界，包括在高校、社科院、政府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以及众多的企业和民间研究机构等几大系统中，确有众多有为的经济学学者或专家，人才济济。记得1985年在天津举办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期间，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曾发来四句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与诸多前辈和同侪经济学家“英才”相比，我自叹弗如。从国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更令人汗颜。萨缪尔森教授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但自己的研究，距离这些期待有多么遥远？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也曾期待中国出现“思想市场”，但遗憾的是，“思想市场”的货架上有几件自己的货品？……实在有愧。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由于1960年大饥荒，我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成长路。“三上大学而无缘本科文凭”，更无硕士博士学位，只是由于谷书堂教授和滕维藻校长的宽厚与包容，才让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的学术殿堂。对此我的心底怀有一种“原罪式”的宿命感，此情结原本传统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但我更为直接也更为深沉。能够成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已属幸运。与那些我熟知的屡遭厄运、抱憾终生的经济学界前辈比，与那些才华横溢却由于种种原因过早“离场”甚至英年早逝的莫干山朋友比，我今天依然能够“在场”，已经很知足了；对入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实在不敢奢望。学界对我如此厚爱，感恩。想起了我在陕西法门寺留下的八个字：“无，为正常；有，为幸运。”——一个在国际主流学界默默无闻的人文经济学人，一个不够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的“入选者”。2“你从哪里来？”曾经有学生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我如实相告：“是‘大饥荒’逼迫我学习经济学的，没有什么理想抱负，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饭碗’，以减轻家里负担而已。”本书第一章的“楔子”——《1960年“闹饥荒”：“尽快找所管饭的学校”》，“楔”进了我学术人生蹉跎岁月的起点。历史的灾难在一个15岁少年心底打下的烙印，一生一世都不会抹去。第一章的四节，写了学术成长的四部曲：名师指点，时代机缘，中青聚会，宏观历练。这既是我成长“四部曲”，也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四要素”。通过此，或可探究人生成长的奥秘及其蕴含的某些规律。（一）名师指点这既是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太相信“无师自通”（除非是真正的而不是标榜的“天才”）。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或学位，但是作为治学者，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高人指点。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指点学术道路的名师代表。2016年，在谷老师追悼会翌日，我发表文章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您当时点拨我的‘一根两苗’。您说，从经典作家‘劳动谋生手段’这条根上，本可以长出两棵苗：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但是，经典作家为什么只承认按劳分配而否认商品经济呢？您的话，使我受到震撼，激发了我探索经济理论问题的兴趣。”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诸多老师之外，还有天津师范大学夏康达老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老师等。没有名师指点，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启示：一个人的出身和境遇不能选择（或贵族，或寒门），但无论出身贵族或寒门，都需刻苦治学，厚植自己的学问，养成前辈学者所具有的气质与精神。在前辈精神的熏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四个精神信条：（1）自强不息；（2）心怀天下；（3）独立思考；（4）宽厚包容。我把这四条贴于案头，时时鞭策自己，并慢慢传给同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女儿。（二）时代机缘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时代的。莎士比亚有句名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本自传，一开始就“把时代给‘立’了起来”。就自己所处时代而言，曾经亲历过人生“艰辛而痛苦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亲历过人生“幸运而开心的时代”——1978年12月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国家“转向”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唯此，才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推上历史舞台，才把被打入“冷宫” 10多年之久（从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的谷书堂教授推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领导岗位上来，也才有谷老师提出将我调入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的可能，也才有滕维藻校长一锤定音：破格录用。20世纪80年代是最为激情澎湃的年代。我参加“莫干山会议”（1984）和几次全国中青年会议；提出创建“人本经济学”（1986）；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1987）；破格晋升副教授（1987）；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1988）；在《经济研究》卷首发表《企业创新论》（1989）等等……都在20世纪80年代，折射了整个民族在那个年代苏醒并奋进的光辉。恩格斯说写作要讲“这一个”，我理解应是“这一时代的这一个”。感谢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感谢人生难得的机遇。（三）中青聚会除了名师指点、历史机缘，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也与众多中青年朋友的“聚会论剑”分不开。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经济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崛起。从1984年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到1985年4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再到1987年11月在贵阳举行的“东西部中青年对话会”，一直到1989年4月初在京举行的“改革十年：全国中青年理论讨论会”（简称“京丰宾馆会议”），我有幸比较完整地参加了上述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并从中得到锻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青年朋友群体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朋友彼此之间的“赤诚相见，自由争辩”，以及前进路上的你追我赶、互帮互鉴，成为一种难得的奋进力量。“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我切身体会到，中青年朋友之间的学术聚会和相互扶持，促使我与诸多朋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共同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也在相处中并肩成长。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难忘那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四）宏观历练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人是需要支点的，施展是需要平台的。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天命之年进京：国家智库再历练》，用实际经历阐述了“支点”和 “平台”的作用。并不是说，在外地、在基层难成大器。古往今来，在边缘乃至在深山修炼成大学问家并不罕见，但要看研究对象。从我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16年的研究课题来看，是需要宏观平台的。感谢国家有关部门在我“天命之年”（1995年50岁）时把我调入北京，感谢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历练使我的理论得以升华。“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通往“罗马”的千万条道路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回顾学术人生，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名师＋机缘＋朋友＋平台”，应该是一个人成长的公式。我的成长路印证了这一点。3这四十年都做了啥？操着什么学术“口音”？写自传，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我系统梳理一下。1979年初，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迄今已有40年。“大我”（国家改革开放40年）与“小我”在时段上的高度契合，意味着我的个人学术生涯是与整个改革开放休戚与共的，从经济学研究履历来看，应属于改革开放的一代。在过去40年的学术探索生涯中，我瞄准自己认定的“经济学三大理论支点”展开。本书标题《产权人本转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路》基本概括了我的学术人生。如果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40年可用三个字概括：“产”“人”“转”。“做出自己的学术味道。”这是在治学前老师提出“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后的感悟，只能尽力而为。本书在第一章叙述个人成长路之后，从第二章开始，即按照 “产”“人”“转”三条理论线索分三章具体展开，向读者诉说自己在探索中的心路历程及酸甜苦辣。这里提纲挈领地点一点。（一）关于“产”的探索本书第二章——“产”：《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无论是中国改革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首先指向所有制的核心产权问题。基于此，“产权论”成为我过去40年中最先探索，也是花费心血最多的领域，成为第一部曲。如果说，40年磨出“三根针”的话，“产权论”（指《广义产权论》）是第一根“针”，以至有朋友戏称“常产权”之类。产权论这方面的探索，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第一，经历了一个由“实”到“名”、由“狭”到“广”的长期过程。从1980年5月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处女作——关于所有制问题的《长期并存比翼齐飞》（东北调研启示，表明“实践有神灵”），到1987年11月在《关于建立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中自己首次使用 “产权”概念，由“实”到“名”，前后经历了7年时间。至于由“狭”到“广”，更是“路漫漫兮”。一开始我也是一个“狭义产权论”者。从1987年第一次使用 “产权”（狭义）概念，中间经过2001年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一直到2009年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问世，由“狭”到“广”，前后又经历了22年。本书第二章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从主张“长期并存”到发表<产权市场论>》、第二节《20世纪90年代：主笔四部产权专著，“为伊消得人憔悴”》和第三节《完成由“狭义”到“广义”的过渡，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问世》,反映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第二，兴奋点在“产权论”之“道”的层面。通过多年摸索，深感“产权论”有“术”有“道”，且都值得探索。但我并未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术”的方面，而是致力于探讨其中 “道”的学问。道教悟《道德经》有言：“天无道则不运，地无道则不载，人无道则不立。”同样，产权无“道”则难“大行天下”。这一点，在我的《广义产权论》之第一要义“广领域”中提出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发的《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广到天，广到地，广到人），已有某些“道”的味道。《天地人产权论》向世人表明，不仅人类自身是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曾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而且天、地、人以至世界万事万物，也是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广义产权论》（2009年出版）题记所写：“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资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再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这里更寄托了我对 “大道”的精神追求。因此，我在《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一开始写道：“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从宏观层面分析，其间蕴含着多维产权关系：环境产权、资源产权、人力产权。”之所以做这种近似经济哲学的探索，是试图为政治经济学开掘更深厚更广阔的理论基础。读者从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阐述的《“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和《<广义产权论>出版后的反应》，或许可以看出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新拓展。有学者称此为经济学的“元理论之一”。我未使用“元理论”概念，而使用“理论支点之一”的提法。第三，不是单向度的“孤立产权理论研究”，而是试图把“产权论”与“人本论”结合起来。这在2010年3月出版的《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中得到发挥。该书题记写道：“老子论道，既讲‘抱阳’，又讲‘负阴’；斯密论经济，既有《国富论》，又有《道德情操论》。笔者论改革，一则讲‘产’，一则讲‘人’。产——《广义产权论》；人——《人本体制论》。如何熔‘两论’于一炉，用之于中国创新实践？本书尝试提出：‘产权人本共进论’。”核心命题是在共进基础上寻求产权人本两大理论的“耦合”之路。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两论<产权人本共进论>》，阐述了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这一核心命题。这可能是与其他研究产权的论著相比有自己特点的探索。第四，在“为学求知而从事学术”的同时，尽力把理论与决策研究结合起来，以实现“学术报国”的夙愿。除2001年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的内部报告之外，2016年和2017年，内部分别上报两篇关于保护产权和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报告，发挥了相应作用。除上报几篇关于产权的内部研究报告外，在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还主笔直抒，出版了《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可视为对我产权研究的小结。继之应邀在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上讲“产权”。虽然台上只有40分钟，但着实检阅了“台下40年功”。《广义产权论》——我40年探索的第一个理论支点。（二）关于“人”的探索本书第三章——“人”：《人本体制论》，为人的自由发展立心。与上一章探索“产权论”相比，“探索建立人本经济学”的起步要稍晚一些（1986年），但它比较新鲜，颇引人关注。这方面的探索，也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第一，更具“创新冲动”。传统的经济学有两个致命性的弊端：一个是“官本位”（或称“权力本位”），一个是“物本位”。人本经济学向两个致命性的“本位”提出挑战。它试图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在哪里？建立“人本经济学”既属于经济哲学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体系创新中最有生命力的命题。读者可从本书第三章了解到，“人本经济学”的提出起源于恩格斯一段题词的启发。《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创刊的杂志题词，恩格斯给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为什么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就“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使我心灵受到震撼，把它看成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对马克思主义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正是基于此，1986年，我向高等学校青年社科基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报告，应该说，起步是比较早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未获得立项。好在“遇挫而未停顿”，改为“自选课题”，独立前行。相比下达课题来说，如同自由恋爱一样，这是具创新冲动，也富激情的研究题目。第二，持续“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从1986年提出“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到1996 年正式提出“人本高于资本”，经过十年探索，初步奠定了“人本经济学”的立论基础。第二个十年：从1998年对改革开放20年做的独特总结《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到 2008年8月发表《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标志着对“人”的发展问题形成较系统的认识。正是在上述不懈的探究和讨论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本经济学观”。第三，瞄准“人本体制”这一理论轴心。“人本经济学”的理论轴心是什么？经多年之探索，终于摸到“轴心”—— “人本体制”。在上面提到的《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中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此后10年，当“以人为本”口号颇为流行时，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我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一种是侧重于从执政者“统治”角度出发的，我称为“人本工具论”；另一种是真正从“人”自身出发，实质在于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我称为“人本实质论”。这无疑触及了“人本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第四，在“批判”中前行。《人本体制论》等作品问世后，既有来自专家学者的正常学术评价，也遭到上纲上线式的严厉批判。有人以《充满了理论荒谬的庸俗经济学》为题，对人本经济学论著进行批判，还有人以《<包容性改革论>是什么货色？》为题，给包括“社会共生理论”在内的“包容性改革论”扣上“阶级调和论”的帽子。在这种批判和争议过程中，“咬住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7年后，2015年姊妹篇《人本型结构论》出版，并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后提出以人本为核心推进经济学创新。应该说，“以人本为核心创新经济学”，这是探索经济学第二部曲的理论归宿。（三）关于“转”的探索本书第四章——“转”：《包容性改革论》，为中国全面转型立论。“转型论”的探索是贯穿于我40年研究过程始终的。探索“转型论”与探索“产权论”“人本论”一样，根本目的是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要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推进我们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这是实现目标的根本路径。“转型论”的探索，也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第一，不是单维度的“某一转型”，而是包括体制（改革）样式、开放样式、发展样式以及文明样式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全面转型。本书第四章各节，系统阐述了全方位转型的思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过去计划经济根深蒂固，曾长期闭关锁国，且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又缺乏现代文明洗礼的国家来说，把握“四位一体”的全面转型（而不是单维度的某一种转型），十分重要。第二，每一种样式的转型，都“瞄准靶心，精准发力”。经济体制样式的转型：紧紧抓住“让‘媳妇’进门”以及登堂入室后的“婆媳关系”；开放样式的转型：紧紧抓住地域的“四沿开放”和领域上的“破垄开放”；发展样式转型：紧紧抓住“系统创新推动”；文明样式转型：紧紧抓住“文明融博”。第三，坚持“中道”转型，力排两种干扰。2006年1月，我曾在新华社《瞭望》周刊第二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力排两种干扰》的文章，力陈“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排除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和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两种干扰”。尽管此文接连遭到多篇文章的批判，但我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仍是有意义的。2013年，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我进一步阐述了“超越极端，双线均衡”的思想，并从《说文解字》说开去：“‘吉’字上面的‘十’字是端正的，表示平衡，而平衡则‘吉’；‘凶’字上面的‘十’字是斜歪的，表示失衡，而失衡则‘凶’”，对此强调要“防止剑走偏锋”。如果从世界格局看，更应该这样。在2018年主笔出版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我提出“两个不拘泥于”的观点。从“力排两种干扰”到“两个不拘泥于”，都是强调用《包容性改革论》的思想和方法论来处理转型中的问题。第四，源于经济，高于经济，从人类文明的思想境界探讨转型问题。我在《共享中国：高端专家访谈录》中曾说过：“面对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任何一个有人文情怀的经济学者都不会把自己狭隘地‘捆’在单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里。”今天，中国已开启并处于由“文明隔阂”走向“文明融博”的历史性转变过程。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写了自己多年来探讨“文明转型”的心路历程及其成果，有评论说这在经济学界可能是比较“另类”的。从2009年在海南国际论坛主张“由隔阂转向融合”，到2017年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纵论中西文明的最大契合点，我认为，在致力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中国学者尤其需要尝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整合起来，寻求“特共一体”的文明成果，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所以，在2018“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我提出应形成“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以上，简要回答“这四十年都做了啥”。上面几件，如古语所云“慰情聊胜无”吧。4我到哪里去？还能做点啥？这涉及今后人生发展规划问题。截至本书定稿之时，我已满74周岁。人生还有最后一个“谜底”尚未揭开，就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面对不确定性，只能先做前面讲的那些还没有做完的事情，以弥补不足和缺憾。至于能否完成、何时完成，则顺其自然。第一件事情，在转型论方面：围绕中国面临的“文明转型”，把拟议中的《文明融博论》一书写完。基本构思是由“文明隔阂”向颇具人类文明张力的 “特共一体”的文明包容转型。当然，在寻求文明包容和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碰撞和博弈，要设法“挫其锐，解其纷”（《道德经》）。所以，我把拟写的书称为《文明融博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启示我：中国，不仅需要高端的物质“芯片”，而且需要高端的思想“芯片”。限于自己的理论储备和水平，不可能将《文明融博论》写成朋友所期待的所谓“鸿篇巨著”（我只打算写10万字左右，一本小册子，论纲式）。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曾有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很多人都熟知的，但紧接着下面一句，却未必熟知：“以道莅临天下”。受此启发，《文明融博论》着重讲“道”，或如老子所云“以道莅临天下”。试试吧。至于中西文明如何又“融”又“博”，如何建立新“文明学”，将在今后的岁月中，结合中国与世界新的实践予以探讨。第二件事情，在人本论研究方面：继续为创建“人本经济学”学科做一些铺垫性工作。未能写出一部成体系的《人本经济学》教科书，是我的遗憾，但考虑到个人年龄、精力和环境，对于今后的完成没有把握。有点可能的，是完成一部《关于人本经济学的探索及争鸣实录》，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1986年以来个人公开或内部发表的有关论文和研究报告，一字不易，立此存照。第二部分，学界和社会上的有关争鸣史料，包括指点性的评论、商榷性和正常的学术批评等。考虑到2018年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大局，为避免争论，这本自传未涉及批判文章。不过，作为专题性的学术探索著作，应该客观实录。待获得各位作者（包括批判者）的授权之后，也一并收入，供人们讨论、研究之用。第三件事情，在产权论研究方面：集中精力完成两篇有深度的探讨广义产权新问题的论文。第一篇是关于《人力资本：第一资本论》。如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指出的，人力产权的凸显与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及其引起的产权关系新变化有关。在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资源的社会，人力产权将成为第一资源、第一资本和第一财富，它将带来产权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物力产权到人力产权各自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重及地位的演变将呈加速运行趋势——以致人力资本产权总值会超过物力资本产权总值。研究明白之后，或许写篇《人力资本：第一资本论》。想到的第二篇，是《关于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若干规律问题》。面对如此规模、如此丰富多彩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有若干规律可挖的，尤其是在所有制结构改革背后的深层政治博弈，以及“红色金融寡头”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败坏等，更值得研究，或许撰写专文，以补缺憾。主要是以上三件事情。作为战后“婴儿潮”一代中的人，倘能在离开人世前，见到“人”“产”“转”取得突破性进展，那当然更好，即使只能看到一些端倪，也不枉探索一回了。若干年后，如能多少有个结果，对于一个“常人”而言，也就知足常乐了。“自传人生事，甘苦寸心知。”谨以此导言告白于各位读者。至于40年间为什么要研究“产”“人”“转”？研究中有哪些酸甜苦辣？研究后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研究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具体内容请看书中各章（没有语言“密码”）。我深知，我们的同胞已经很抬举经济学家了。所以，要尽力回馈社会与同胞。但世上有千万条路，也有数以千计或万计的读者，我不愿意把本书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唯盼能用一颗包容的心，有缘与读者敞开心扉交流。附：《常修泽学术自传》目录导 言壹 我的成长路：通往“罗马”的另一条路　楔子　1960年“闹饥荒”：尽快找所“管饭”的学校一 三进大学：无缘文凭有缘名师　（一）一上财院：初学经济学，中途学校“降格”　（二）二上南开业大：遇良师点拨，“文革”中断学业（三）三上南开经济学进修班：谷老师的“悄悄话”　二 南开大学三次破格：时代机缘天地宽（一）破格录用：国家“转向”与滕校长一锤定音（二）破格晋升副教授：多亏改革开放给我思想营养（三）破格晋升教授：受益于“不限名额机会均等公开竞争”三 中青年四次聚会：家国情怀与切磋论剑（一）1984年莫干山会议：抱着一个“试管婴儿”　（二）1985年天津会议：闹了一个“题词笑话”（三）1987年东西部对话会：仡佬族村寨萌生新想法　（四）1989年京丰宾馆会议：有一种“被火烤”的感觉四 天命之年进京：国家智库再历练　（一）从《希望之光》到《新星荟萃》：“扎根本土潜心治学”（二）第一次进中南海北院与获南开经济研究所纪念铜镜　（三）宏观院十六年：高端智库促理论升华　（四）2011年退休：潜心于长白山与海南“学术修炼”贰 “产”：《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立命　一 20世纪80年代：从主张“长期并存”到发表《产权市场论》（一）1980年《长期并存比翼齐飞》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四十年的“沉重”话题（二）从商品经济导出国企“自负盈亏”：《方向》一文发表难（三）1987年尝试使用“产权”概念：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　（四）《企业创新论》获中央纪念改革十周年论文奖，于《经济研究》卷首发表二 20世纪90年代：主笔四部产权专著，“为伊消得人憔悴”（一）第一部：瞄准“资产重组”，旨在打破资产“刚性结构”（二）第二部：瞄准“产权创新”，以身换书，值也不值？（三）第三部：瞄准“产权交易”，与产权市场结缘　（四）第四部：瞄准“产权界定”，“桃子”该由谁来“摘”？　三 完成由“狭义”到“广义”的过渡，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问世（一）内部报告：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　（二）十年著述，十年过渡：二十年终于把《广义产权论》“磨出”　（三）“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　（四）《广义产权论》出版后的反响　四 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两论《产权人本共进论》（一）2010年：一论《产权人本共进论》　（二）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引出一段新版“关公战秦琼”（三）再论“共进”：“产权第一重点”与“人本中心”如何协调五 内部上报两篇研究报告：保护产权与保护企业家（一）内部报告1：保护产权　（二）内部报告2：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三）两篇内部报告引来新华社三次内部谈话　六 产权研究四十年：“广义产权论”的“葡萄”熟了吗？　（一）探讨产权结构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新论》出版（二）《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在改革四十年问世（三）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讲“产权”：台上四十分钟，台下四十年功叁 “人”：《人本体制论》，为人的自由发展立心一 第一个十年：从“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到“人本高于资本”的提出（一）1986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二）1988年：由《企业创新论》切入，触及“人”的问题（三）1992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将使人获得一次新的解放》　（四）1993年：与《坎坷十四年》两位作家成“知音”（五）1996年：正式提出“人本高于资本”　二 第二个十年：从“初露端倪”到“人发论纲”　（一）1998年：改革二十年的“另类”总结《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二）21世纪前夕：提出“超限制的新人”命题（三）2001年：建议中央“把人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来提出”　（四）2008年发表《论当代中国人的自身发展问题》及《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与“人发学界”结缘　三 二十二年磨出这把剑：《人本体制论》出版（2008年）（一）“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亮出”　（二）《人本体制论》的尝试：马、中、西“三合一”　（三）《人本体制论》的几个核心观点　四 又过七年：姊妹篇《人本型结构论》出版（2015年）（一）将“人本论”引入经济结构（二）向六大结构“锚地”抛人本之“锚”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的位置在哪里？　（四）两部人本经济学专著引起激烈争论　五 十年“人发会”的反思：中国“人发学界”向何处去？　（一）“两原始”发起组织九届“人发会”：为建立“人发学派”做铺垫　（二）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人发学派”还没有形成　（三）“走出去”：以国际学术视野探讨人类发展问题　（四）与政治经济学界汇合：提出“以人本思想为核心，创新经济学体系”　肆 “转”：《包容性改革论》，为中国全面转型立论一 体制转型：从让“媳妇”进“门”到系统提出《包容性改革论》（一）“老祖宗”为什么不让“媳妇”进“门”？　（二）1984年夏《决定》起草期间：“缺页”的故事（三）1986年泰山顶上：似乎看到两道“普照之光”　（四）瞄准资源配置主体：《我的市场经济观：“换体”论》　（五）2006年“第一场雪”：《力排两种干扰》遭非议　（六）探索全面转型的《包容性改革论》出版，容也，不容？　二 开放样式转型：从“试管婴儿”到“四沿”开放和“破垄”主张　（一）深圳经济特区调查：“试管婴儿”是这样产生的　（二）1988年：首提“四沿”开放战略（三）领域开放：“点穴式”的“结构性破垄论”（四）在欧洲思想实验室讨论：全球化中“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三 发展样式转型：中国“凤凰”如何在“痛苦煎熬”中涅槃？　（一）刨根问底：《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　（二）“不列颠”是什么意思？在伦敦讲“世界多样性中的中国发展”（三）呼唤“凤凰涅槃”：唤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　（四）2009年：“第三波转型论”引争鸣（五）人本、绿色、创新、协调、改革：五年后“三同两异”　（六）转型争论无穷期：“大四新”“小四新”之争只是一例　四 文明转型：由“文明隔阂”走向“文明融博”（一）2009年国际论坛：主张由隔阂转向融合（二）读书与“走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根（三）“上面中国牡丹花，下面美国自由钟”的启示（四）国外归来“双聚焦”：瞄准“中西”与“当代”（五）2017年北京国际会议：论中西文明的最大契合点（六）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8：探讨“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　伍 学术观点精要小集一 关于人本经济学方面二 关于广义产权论方面　三 关于全面转型论方面附录附录一 主要学术论著名录　附录二 学术研究四十年大事记参考文献后记　学以成人 止于至善学习俱乐部

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吴华清教授课题组的论文《未预期的非税负担冲击：基于“营改增”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经济学著名学术期刊《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该校经济学院彭飞副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吴华清教授为通讯作者。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对于减轻企业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企业在面临较高的税负同时，还承担较大的非税负担压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减税和降费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两者效果密切关联。课题组基于2006-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使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营改增”对企业非税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各种规费支出，并且这一效应有增强的趋势，样本期间的涉企收费政策未能充分发挥制约效果。研究进一步发现，获得减税支持的传统增值税行业，非税负担显著增加，出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跷跷板效应；非政治关联、中小型和初创型企业，更容易遭受非税负担冲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和非税征管力度上升是“营改增”加重企业非税负担的重要原因。长期来看，深入推进涉企收费管理制度建设，有助于约束地方非税收入征管行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增值税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全面评估减税降费效果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加快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从财力分配上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其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不仅需要落实减税政策，还需要加强涉企收费制度建设。再次，非税收入制度建设较为滞后，可尝试逐渐上移省级以下非税收入征管权限，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监管。最后，提高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的有效性、精准性和协调性，既要规避“眉毛胡子一把抓”，也要规避“按下葫芦浮起瓢”。《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刊物，1998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2000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9年，被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上述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合肥工业大学是第一单位和唯一通讯单位。（通讯员：合肥工业大学彭飞）

为了帮助准备或正在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和写作的同学们解锁优博“创作秘籍”，研究生院官微开设“优博优享”，精选部分2019优博作者的研究和写作经验以飨读者。本期分享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吴群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短期来看，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只包括了从博士毕业前一年开始的开题到最后的答辩通过；但长期来看，这个周期同时包括了刚入学时基本知识技术的学习、尝试写作发表规范经济学论文以及完成最后一篇完整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个周期的组成中，这三个部分对我而言同样重要，特别是前两个部分，具有奠基性的重要作用。01、确立职业方向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感到比较幸运的是自己比较早就确立了将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生工作的职业方向，并得到了导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较早确立职业方向，为我省去了大量徘徊、筛选、尝试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使我能够专注开展学术研究。即使我的个人能力有限，利用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我也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补平短板、构建优势。如果不能够确立职业方向，就容易犹豫徘徊，浪费较多的选择、搜寻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导师给了我足够的方向指引和学术支撑，并给予了我很大的自由研究空间。导师的指引和支撑减少了我走弯路的可能性，并以很多的前期工作作为基础节省了我大量前期所需要投入的固定时间精力成本，使我能够专注在前沿文献的阅读和重要工具的学习等核心能力的提升上。自由宽松的研究氛围，使我能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话题开展深入研究，从而在深度上实现一定的突破。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导师杨汝岱副教授对我的大力帮助。02、确立论文写作的可行方案确立了职业方向后，在学习基本知识技术和开始尝试写作发表规范经济学论文的过程中，我发现“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策略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时至今日，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课程内容和培养体系。基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工具，以“三高”（高级微观、高级宏观、高级计量）和各类计量方法为基础扩展开去，其内容不断深化、广延不断拓展，越来越细化、专业化。如果只是就理论学理论、就方法学方法，很容易顾此失彼，难以统筹掌握。而如果将经济学论文写作与学习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这可以缓解论文发表压力；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中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总是能够掌握得更为深入、印象更为深刻。在尝试撰写论文时，努力尝试使用西方经济学数理模型、思考尝试多种不同计量方法，是一个很好的主动学习方式。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广、涉及面大，不断尝试不同领域的研究，对开拓研究视野、提升研究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03、整合研究成果并注重创新研究进入到博士论文开题等正式环节之后，事实上博士论文就逐渐进入尾声，一方面需要新的创新研究，另一方面则需要统筹整合此前的研究内容，形成完整的论文体系。经济学类研究的特性之一是经济类研究涉及面广、联系多样，即使是一个较小的子领域也会涉及非常多、非常重要的关联经济学话题。例如，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贸易与发展经济学，考察贸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涉及到贸易和发展两个重要的领域。而发展过程中，制度因素是重要的作用变量——不论是作为解释变量还是被解释变量——这就又涉及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样丰富的关联对我们的研究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事实上我在写作过程中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外知名高校的优秀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处理方式是，一篇经济学博士论文可以由多个较为独立的部分组成，并不强求一个非常细化的论文研究题目，而是使用一些比较宽泛的题目来统筹其多元的研究内容，例如“An Essay on International Trade”、“An Essay on Macroeconomics”等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传统的细化深入的博士论文研究范式。如何从一个细化的问题得到一般性的、具有全局意义的发现与结论，同那种多元式的、联系广泛的博士论文，具有同样的研究难度和研究意义。我想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取决于博士生自身的研究特点和优势。博士论文撰写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思考论文的创新性贡献与定位。对于这个问题，撰写的时候应该做到心中有数、下笔有点、成文有体系。学术论文的核心是创新性，寻找和把握创新性也是最大的难点所在。大量的文献积累和方法掌握是一个基本前提，达到以点带面实现突破。这需要一个很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局限在我们博士学习期间，而是更为长期的职业生涯所同样需要积累发现的。我想博士论文只是阶段性地达成了这一目标。此外，经济学科的研究特点决定了，重大、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总是历久弥新的。美国上世纪的“大萧条”已经过去了八十年，至今还有大量知名学者在进行研究。注重对这些重要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可能是一个可以长期坚持的方向，也可以体现出经济学研究的社会经济价值。来源：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 作者：吴群锋

北京晚报消息 11月18日消息，近日，浙江工商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引起热议，题目为《CEO自恋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以格力电器为例》，论文中指出，董明珠的自恋人格导致格力电器产生内部人控制，主要表现为：董事会权力失衡；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文章还分析了董明珠自恋人格对格力电器业绩的影响，称董明珠倾向采取冒险决策和固执己见的自恋人格表现，导致格力电器多元化失败，使得格力电器至今仍未找到新的增长点。文章称，对于处于导入期或成长期的企业，CEO自恋可能利大于弊；而对于处于成熟期或者衰退期的企业而言，CEO 自恋可能弊大于利。网友评论延伸阅读看到这些奇葩论文，我怀疑自己上了个假大学科学研究无禁区，毕竟不是布鲁诺时代了。严肃的学术论文，没想到还可以这么逗。云吸猫可以是一门学问，蟋蟀的战斗力值得深入探讨，甚至连银行行长的面相都可以拿来研究，网友云里雾里，只好冠之以“奇葩论文”。此前，几篇奇葩论文曾在网络流传：《乌有之猫：云吸猫迷群的认同与幻想》、《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初听题目，不少人还以为是哪里冒出来的三流山寨论文，但其实，这些论文都是国内顶尖名校出产的。翻开论文背景，《乌有之猫：云吸猫迷群的认同与幻想》的作者是浙江大学的硕士，《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讲师，《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的第一作者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奇葩论文不是最近才有的事儿，搜一搜近些年被网友调侃的论文，才发现原来学术论文这么接地气：《八角茴香对卤鸡挥发性风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石头剪刀布博弈中的社会循环与条件响应》、《当人们在烤面包里看到耶稣基督的脸的时候，大脑内会有何种反应》。奇葩论文不仅国内有，国外也有，比如这篇《猫身上的跳蚤和狗身上的跳蚤谁跳得更远》，可是拿过搞笑诺贝尔奖的。学术论文有其严谨的操作流程，那么，这些网友口中的奇葩论文，都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第一，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都是从选题开始的。浙江大学硕士王畅是《乌有之猫：云吸猫迷群的认同与幻想》的作者，据悉选题跟作者和导师的喜好有关，因为王畅吸猫，导师养猫又吸猫，这个选题在开题时就经过了专业老师的认可。这跟学校的学术氛围也有关系，据王畅解释，他们学院比较自由和多元，不会框住学生去写老旧沉闷的八股文，只要是有讨论价值的都可以写，“星座”、“同人文”、“耽美”这些，全都有相关的论文。第二，学术研究要站得住、立得稳、证得清，这些都是基本要求。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师陈天嘉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的作者，陈天嘉告诉周刊君，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挖掘了一些新的史料，再辅助田野考察，实地走访了北京地区的斗蟋蟀比赛。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专职教师的介绍页面上，还可以找到他在蟋蟀方面的研究证据——“以动物行为学重构了中国传统斗蟋活动中的争斗知识”，“第十三届北京青年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中国传统蟋蟀谱研究》）”。第三，学术研究还要兼顾前沿发展，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南开大学教授李建标是《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的第一作者，他告诉周刊君说，“面部宽高比论文属于生理、行为和神经科学范畴，现在决策科学研究已从行为层面深入到神经层面，算是前沿研究。”这样的研究李建标十几年前就想做，但当时互联网没有现在发达，开放度也没有现在高，想找个照片也找不到。现在，李建标可以方便地收集几千张照片，用软件处理面部宽高比的数据，“实际上，我们是做了一个系列，包括行长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公安局长的，等等。”这些学术论文严肃是真的，奇葩也是真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首先，奇葩论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陈天嘉跟周刊君探讨价值意义时说，今天当人们在谈论一件事情的价值意义时，更多的是与创收相关，而忽略了学术本身的价值。他以研究的蟋蟀为例，如何认识这个昆虫，把这件事弄清楚，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求知，是陈天嘉认为的研究目的，“我们团队做的科学史研究本身就比较小众，见不到立竿见影的商业效果，也基本没有国家科研基金的项目资助，完全是学者的兴趣使然。”其次，这些论文被认为无意义，本身也就值得细细玩味。现实中，这些论文免不了被打上“奇葩”的标签，吃瓜群众也养成了冷嘲热讽的习惯。所谓隔行如隔山，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畅觉得，吃瓜群众觉得这种话题毫无意义，只是因为没有用一种陌生化的学术眼光去感知它。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跟周刊君谈到这种社会风气时表示：“对学术论文最有评论资格的应该是本专业、本学科的人，而不是什么吃瓜群众。”再者，若说奇葩论文无意义，那么不奇葩的论文就有价值了？试着扪心自问，眼下有多少论文都是速成品呢。《劳动报》做了一份关于《大学生会花多少时间写毕业论文？》的研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超过90%的本科生用不足30天完成论文，有47%的学生甚至只用了不足10天。速成的论文无非东抄西摘，冷饭热炒，新现象是不会去研究的，不好复制嘛。反观王畅的这篇云吸猫论文，据悉因为新现象比较难把握，写的过程也就比较艰难，不过最终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在盲审的时候拿了全“优”。另外，中国高校论文洗稿、代写一直都在上演。央视此前曾曝光一个论文代写、期刊代发的灰产工作室一年的单量，按平均一单两万元算，4688单一年能产生近1亿左右的流水。奇葩论文以前有，现在有，以后当然也会有，奇葩论文这条路没有堵的必要。陈天嘉跟周刊君表示，这个问题从追求学术自由的角度不应该过于武断，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学术研究应当鼓励自由探索。回顾历史，打破常规的研究，也伴生了一些超经验的“奇葩怪题”，伽利略、布鲁诺、哥白尼的学说在当时不都是奇葩么？李建标说：“科学研究无禁区，毕竟不是布鲁诺时代了。”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工作论文说，美中贸易总体上促进了美国就业，并使3/4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加。这项研究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美国对华贸易对本地就业和实际工资的整体影响是积极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商品占总进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28.6%增长到2014年的37.5%。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有赖于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商品才能生产出最终消费品。这些进口的中间商品提高了美国的生产效率，也增加了就业岗位。研究显示，虽然那些和中国产业存在竞争性关系的美国制造业，及其上游产业存在就业压力，但下游产业却存在明显的就业增加。该研究还发现，得益于美中贸易，75%的美国工人工资增长。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美国工人从美中贸易中获益而非受损。本文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我国社科领域顶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刊发我校经济学院王少平教授与赵钊博士合作论文《中国资本市场的“突出风险点”与监管的反事实仿真》。文章原创性地应用资产泡沫和泡沫检验的前沿理论和反事实仿真，为识别我国资本市场突出的风险点、规避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清晰的解答和证据。该文针对我国资本市场2014-2015年的股灾，原创性地界定其突出的风险点为：对市场泡沫具有引导和推动作用的行业和市值超大的个股泡沫发生的时间节点。对2014-2015年而言，其突出的风险点为2014年11月底至12月初，对市场具有引导和推动作用的是金融地产、可选消费等行业的泡沫。进一步，该文原始性地设计并且实现一系列反事实仿真，通过实时刺破行业和重大个股的泡沫而有效化解突出的风险点，将导致市场回归有效运行的轨道。对于2014-2015年而言，如果及时化解当时金融地产、可选消费行业和相关个股的泡沫从而实时化解当时的突出风险点，2015年的股市泡沫和随后的崩盘就很可能不会发生。他们最新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一旦形成类似于2015年的泡沫，其泡沫的破灭期和市场的回复期将远远长于泡沫膨胀期，也就是说，资本市场一旦形成大的泡沫，其成本是市场长期（泡沫膨胀期的2-3倍）的萧条而形成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资本市场近几年的萎靡不振、2018年的“跌跌不休”，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2015年股灾的后遗症。因此，实时识别并且化解资本市场的“突出风险点”，不仅是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和治理的重要任务，也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构筑起基础性防线。该文为王少平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赵钊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及华中大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专项基金资助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圳华中科技大学研究院孵化服务中心位于基地大楼B座，总面积5592平方米，可供使用面积4030平方米，经过3年多的运营整合，目前已拥有一支在孵化运营管理、项目申报、投融资等领城有丰富经验的专业管理团队，为入孵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产学研基地孵化，基地大楼设计，现代、时尚，充分体现绿色建筑理念，配套功能齐全，是学校从事高水平项目研发、兴办教育和提供创业创新服务的理想平台。中心依托华中科技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及学术背景，已吸引入驻了一批电子信息、 移动物联，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城的高科技企业，现有入孵企业/团队16家，均为高科技企业，是各类初创企业从事高水平项目研发的理想平台。入驻可享受什么服务？创业孵化基地是指经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通过的，为深圳市自主创业人员提供经营场所、创业指导和政策宣讲等服务的各类创业孵化载体。 入驻了华中科技大学研究院创业孵化基地的公司，你可以享受帮扶培育初创企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重要手段，能有效实现创新、创业、就业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