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格式

文/观察者宏观经济研究的时效性空前重要，而京东大数据率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耗时耗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一向给人高深莫测、皓首穷经的感觉。不过，传统的经济研究“模式”可能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随着新经济、新技术与现实社会的共振频率越来越快，宏观经济研究要“突破自我”，不仅要与深度博弈，还要“与时间赛跑”，解决滞后性的问题。11月19日，《2019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研究报告》出炉，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不是相关决策部门的研究结果，而是京东数科大数据能力的“外溢”。确切地说，这是一份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研究报告，核心依据是京东账户收货地址的变迁——京东有3亿多的用户账户，而用户收货地址的变动，恰恰又是一个可以实时掌握的维度。京东数科的“数据思维”或“大数据模式”，很可能就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未来模式。01宏观经济研究的方式、方法，往往会直接决定结果，而京东大数据研究报告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并且有着显而易见的决策价值。比如，关于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动，从报告上来看，北京的人才吸纳和流出模式，与其他一线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从人才流出来看，北京与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人口交互非常密切，但与此同时，北京流出人口中的“主流”，并非在以北京为中心的都市圈内停留，而是转向数千公里以外的上海、广州等城市。这与“京津冀”都市圈的政策导向产生了偏差，特别是，北京没有能够起到对河北腹地强辐射的作用。北京的人才吸纳模式也与众不同。相比部分“老北漂”的选择流出，北京每年又有“新北漂”流入。尽管北京流出人口相对大于流入人口，但是，相比其他城市，北京对年轻人依然是极具吸引力的。以广州人口的流动为例，无论是迁入城市和迁出城市，第一名都是北京。京东数科的大数据对“北京模式”的挖掘是一种创新性的发现。以往我们只讲“京津冀”，只讲长三角珠三角，但更多的是笼统判定其人口走向，并没有考虑跨区域融合，甚至区域功能这种微妙的变迁，所以采用传统的，相对静态的数据采集方式不足以对其进行更准确定位。在京东的这份报告中，起码体现了大数据宏观研究的两个优势。一方面，京东大数据的数据覆盖是很完善的，而从京东亿级客户群体反馈出来的变迁中，通过不同的维度，我们可以采撷出更加灵活多变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可以实时掌握海量数据，以及大数据分析的速度非常快，大数据宏观研究在时效性上的优势非常突出。02报告产出的时效性，是大数据宏观研究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多数宏观经济研究报告发挥价值的前提，不是能不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能不能解决滞后性的问题，为决策提供及时的指导。宏观决策，往往意味着试错，但京东数科的大数据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京东城镇化研究报告的案例中，通过京东用户收货地址的变化，大数据可以像监测城市交通一样实时监测人口流动，从而显示出城镇化决策与预期结果的偏差，减少决策的试错成本。大数据宏观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其对传统宏观研究的超越。在京东的大数据系统中，有两种突破至关重要且显而易见：一是数据维度的突破，二是技术的突破。我们会发现，传统的城镇化研究之所以耗时耗力，首先是因为需要大量的社会调研和人口统计，毕竟，在传统的统计方式之下，住户搬迁与否，只有住户主动申报或统计部门定期调查才能获知。而与此同时，在人口流动非常频密的当下，等到研究报告出炉，数据本身可能已经与现实情况出现了偏差。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京东数科大数据的支撑，不仅在于拥有3亿用户的数据，也在于拥有传统宏观研究机构难以企及的研发投入。一方面，京东数科把真金白银投向了最前沿的科技领域，今年4月，京东就曾发布了《京东区块链技术实践白皮书(2019)》，另一方面，从应用领域来看，京东数科的大数据、AI创新已经超越研究的层面，在扶贫、城市管理等痛点显著的领域已经相继开始落地，这也同样是宏观研究“时效性”的一种反应。事实上，未来的大数据对于宏观研究、宏观决策，将产生远远超越其目前所能体现出的价值。由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像GDP这种传统的经济指标，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其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在传统的宏观研究框架下，过时的“数据思维”，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价值难以被计算，更不要说去支持决策。

理论上，任何经济学研究成果都要解决问题，都应该有研究发现或者研究结论，尤其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一项经济学研究成果或者一篇经济学论文，其研究发现可能是人们以前未知的客观事实，也可能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研究发现是论文的精华，是学者学术贡献的集中表现。因此，学者开展研究，必须秉持谨慎、认真的态度。各种科学虽然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路径不同，但目标都是提升人类福祉，推动社会进步。任何事物或现象都具有本原性，即客观属性，所以科学活动要尊重客观事实，其研究发现要建立在实验结果、既有知识整理、统计数据搜集和客观现象分析的基础之上，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在科学发展史上，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被称为硬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被称为软科学。硬科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客观，依赖实验数据、实验手段，因而研究发现更为客观、精准；软科学研究对象相对抽象，获取数据困难，有些对象还无法用数据计量，因而研究结论或研究发现可能模糊和泛化。有的学者对待研究不够科学严谨，使得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经济学论文中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轻率、随意、甚至娱乐化的倾向。特别是有些研究发现完全背离了客观现实，背离了人伦常理，离奇偏执、稀奇古怪，经不起任何推敲。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都有自身的内部结构，都有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这种结构和规律就是事物或现象的本原，可能其暂时未为人们发现，却一直真实客观存在，科学研究的发现就要揭示这些结构与规律。哥白尼的“日心说”、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这些伟大发现或者揭示了真实的自然现象，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认知；或者创造了全新的知识点，启发了人类的心智。与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理论中，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到马歇尔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的竞争均衡分析，萨伊的“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干预与宏观经济政策等，这些经济学研究发现，无一不是源自可信的实地调查数据、大量的数量分析、缜密的数学方法或者逻辑推理。这些成果，标刻着经济学家的时代烙印，反映出经济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对解释经济现象、解决社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发现，源自现实世界，解释客观实际，充分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本原性。如果一个学者的研究发现颠覆客观事实，那么这种所谓的研究发现就不是严肃的科学研究成果，而是学者的臆想和自娱自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科学和公众的不尊重。因此，经济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发现公之于众时，必须仔细思忖，这一研究结论或研究发现是否确实为自己认真研究所得，是否经得起公众质疑，研究过程是否遵守了科学道德，坚守了科学精神。翻阅当下一些经济学论文，违背客观事实、违背逻辑常理的“研究发现”并非个案，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与警惕。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恪守科学道德，尊崇科学精神，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或研究发现能有效地应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对现实社会或未来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从事经济学研究，应当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秉持求真、实证、开放、怀疑、理性的科学家精神，用忠诚、智慧、心血和汗水服务社会、服务人类。作为一门软科学，经济学研究过程、研究发现必然会受到学者社会经历、时代背景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无论怎样，研究发现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脱离实际、脱离大众，必须始终坚持客观性，追求真理。经济学研究是客观实际的表达，也是学者意志的体现。真正的科学家、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绝不能放弃职业操守、突破学术道德底线。学者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可以选择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但不能投机取巧、编造虚假数据；可以怀疑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不能违背事实、主观臆断；可以大胆探索、积极思考，颠覆前人结论，但不可急功近利、任性而为。经济学研究是严肃、神圣的事业，需要学者的优秀品质、真才实学，也需要学者对研究发现严肃性和本原性的坚守。（作者：李金华，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为老同学陈明星授权发表。陈明星，清华大学电机学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7年毕业分配到国家信息中心，从事宏观经济和经济学研究。一、1989年9月，我硕士刚毕业两年。一天，领导吩咐我研究一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问题。我找来一些近期相关文章仔细阅读，发现主要争论是：一方强调应该进口替代；另一方强调应该出口导向。两方都有理由，那有什么好争论的，综合实施就是了！于是我写了文章，发表在当时最权威的《国际贸易》杂志上。杂志在封面上推荐我的文章，写到：“在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应该选择进口替代战略，还是优先实施出口导向？这是经贸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至今尚无定论。本期发表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综合实施”一文，对此提出崭新见解。作者陈明星指出：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正确指导思想是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综合实施。”呵呵，这个“崇高荣誉”，来得有点简单和容易！二、1999年5月，中国证券市场有个著名的519行情，后来有人总结说因为三把火：人民日报有个社论，周正庆有个结论，国家信息中心有篇文章。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文章《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认为：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同天，《证券时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国家信息中心的文章《宏观经济支持股市中长期向好》；两者真是异口同声呀！6月23日，《经济日报》刊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的一句结论——证券市场发生重大转折；旁边再配国家信息中心的这篇署名文章，题目略改为《宏观经济支持股市走强》，这应该是作为周主席结论的分析依据吧！这篇文章就是我独自写的！中央电视台随后带摄像器材的采访我，在信息中心的资料室。晚上我看电视，带镜头的播出了我的结论——即使宏观经济持续数年下滑，股市也有可能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走出一轮独立的上升行情！当然，后来又有众多机构和媒体争先恐后的添火加柴等，但是这三把火，应该算是最重磅的原火，其中我这篇文章被重复使用了3次！后来，我遇见拿走我原稿的《证券时报》孙记者，我问：你应该受到表彰了吧？!她点头称是！三、2000年2月，证监会推出两项政策，市场解读为天大利好，上证、深证指数上涨9%，绝大多数股票涨停。领导叫我：明星，媒体约稿，你来写吧！我说：我和大家的观点不一样，这两项政策受内在制约，利好作用极其有限！领导想了想说：你写吧，给大家提个醒！于是我撰写了《对中国证券市场两大利好政策的冷思考》，仅仅1300字，文章被迅速刊登和大量转载，从而，诞生了后来社会上经常使用的流行词——冷思考，如房地产热的冷思考、汽车热的冷思考、手机热的冷思考、开发区热的冷思考等等。给力！四、本世纪初，国家要制定20年（2000～2020年）发展规划，发改委要下属几个单位提方案，信息中心由王长胜副主任主持，在二楼会议室讨论。我说，再提一次翻两番吧。每年增长7%、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而且经过1980～2000年的翻两番多后，今后的20年计划每年7%，既能够达到、也显得稳健。信息中心采纳，发改委采纳，后来，也正式写入了国家的发展规划中！五、2001年1月，中经网组织～网络经济和风险投资小型研讨会（乌家培老师主持），邀请我参加。我连忙找了一批近期资料仔细阅读，发现都在谈论网络经济定律，如第一定律是摩尔定律——微处理器的速度18个月快一倍、价格下降一半等。这些定律哪有什么长期依据呀？!之后我撰写的文章发表在2001年2月9日的上海证券报。经济日报记者看后，找我要原稿，略微修改后又发了一遍。部分原文是：我们知道，数学的基础是加减乘除简单运算的社会公理，传统物理学的基础是能够随时验证的牛顿三大定律，经济学的基础是人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假设等，而网络经济定律的基础是什么呢？仅仅是过去30年的情况验证。由此把它归纳为规律甚至定律，并用来指导和预测未来网络经济的发展，这从严格科学论证的角度上看，或许是过于简单和轻率了！从此，网络经济定律的概念，在中国基本绝迹！六、2003年1月，我和（吕）立新一起吃饭，他说在博士（在职）论文中，建议实行积极股市政策。我一听拍手叫好，认为这个词一定可以轰动全国，并帮助文章发表在2003年2月1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半年后，韩志国开始在报纸、论坛上全力宣传积极股市政策。但是立新认为积极股市政策是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志国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成积极股市政策。我撰写文章，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成的经济政策，必须和制度变革如股权分置改革一起，合成积极股市政策。我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9月3日搜狐首页的财经头条。2003年11月25日，主题为《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的全国性会议，在北京西苑饭店盛大召开；《中国需要积极的股市政策》，正是我文章中介绍的立新文章的标题。从此，积极股市政策和股权分置改革，成为那几年中国证券市场最热门的两大主题词。不久，中国迎来了规模最宏大的2005～2007年的大牛市；散户、机构、媒体等，正是高呼——积极股市政策和股权分置改革这两大口号，将股市从1000点推向了6000点！七、2003年9月，温总理提出——振兴东北，我有不同意见。因为1988年搞东部沿海经济、1999年搞西部大开发，我认为东部沿海经济是必要的，之后的重点既不应该在西部、也不应该在东北，而是应该在中部。但是这和前后两位总理的观点不同，写成文章合适吗？!我犹豫了两个星期，下决心后，用两个星期写出——《四极论：中国区域经济的新格局》。文章发表后，被大量转载。之后大约一个星期，同事学颖告诉我，林毅夫和一位合作者也在报纸发表文章，认为要重视中部开发。此后半年，国内区域经济的讨论少了很多；一直到第二年（2004年）三月的两会，温总理首次提出～中部崛起，区域经济的讨论，才在国内再次火起！当然，这次中部崛起，成为了核心热点！八、1989年底，单位让我研究一下～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区域集团化问题。我查阅了那几年国内发表的大量文章，感觉有点发愁：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或者是因为意识形态、如欧共体和华约，或者是因为资源、如中东石油，或者是因为地域、如非洲和南美等，分析一下起因、状况和趋势，这些东西都很大众化，没有什么理论高度，这样文章就很难出彩，怎么办呢？!我一边读着这些文章，一边思考着。忽然，我意识到一个出彩点：当时国内所有分析区域集团化的文章，基本上是例举二～四个案例，最多一篇文章是例举了五个案例，而我仔细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可以完全划分为七个区域集团化，即西欧、美加、苏东、亚太、拉美、中东和非洲。我以此迅速完成了九千字的论文，结尾再加一句画龙点睛之总结～现代“战国七雄”正在形成！这篇文章随即发表在当年的热门刊物上～《国际贸易》1989年12月刊，并成为当期三篇重点推荐文章之一！九、我本科电机工科、硕士经济学文科，87年毕业后分配到部委，做宏观经济和经济学研究。也许是当年复合型知识的优势，所以当我开始考察国内宏观经济和经济学状况时，却惊讶地发现～怎么到处都是重大的错误和缺陷呀？!于是不知不觉中，挺枪跃马，进入主流战场，并神勇和轻易的枪挑了一位又一位的小梁王，留下一系列迄今让我激动、欣慰和自信的优秀著作。例如：负债经营、外贸新战略、新三碰头、冷思考、否定网络经济定律、“水泥“加”鼠标”、利益集团运作案例、政策之意不在酒、四极论、积极股市政策、三分天下、环保四化等等。其中诀窍是，确定主题后，我都要仔细研读最近一两年、国内发表的最好的一两百篇相关文章，之后就可以轻易看出，该领域国内研究的重大错误或缺陷等，这样还没有动笔，我就可以确信、我的新文章将在国内相关领域研究里～竖起新的标杆。1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我大概撰写和发表了100篇文章！当然，也有几篇付出重大心血的文章没有发表，其中《制定财政政策应当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是最让我遗憾的。2002年初，我重新审视财政政策，却惊讶地发现一个重大悖论：财政政策是国内外公认的调控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但是又应当符合三大经济规律；如果后者优先，那么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更应该看作是宏观经济变化后，三大规律要求财政政策做相应调整的结果等。这篇文章没有一个主流媒体愿意刊登，最后是《中国财经报》在网络版的右上角主要位置，公开推荐了20多天。迄今我依然相信，如果国内外经济学界重新研究这篇文章和这个观点，它应该是具有改写《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作用和潜力！陈明星部分经济研究精华

图为签约仪式。新华网北京11月12日电 11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国资委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并举办了首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郝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主持成立仪式，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秘书长彭华岗参加会议。谢伏瞻强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国有经济研究智库要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秉持实事求是、探索创新的学术精神，围绕重大现实问题，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学说；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根植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沃土，深入企业一线调查研究；要加强合作，注重发挥协同效应，坚持开门办智库，与院内外、国内外研究部门和社会各界建立起广泛联系，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协同攻关，把智库建设成为开放性学术平台，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究方面发挥引领作用。郝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国有经济研究智库成立为契机，积极促进企业界与学术界联手、企业家与理论家合作，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国有经济研究智库要与时俱进，积极回答国有经济重大实践问题，打通理论与实践、打通企业界与学术界，在实践与理论的循环往复、不断提高过程中，更好推动国有经济发展；学术使命是要创新创造，不断作出国有经济理论新概括，共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有经济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首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上，翁杰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瑞龙，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安，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先后作主旨发言。彭华岗主持峰会并发布2019年度优秀课题成果和2020-2021年度重点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国资委和部分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行业协会130余人参加会议。

来源:经济参考报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等联合举办的“2019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带领的研究团队通过系统研究，得出了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十大热点，即：经济增长与发展、自主创新、三农、资本市场、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公共经济（含公共管理）、区域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他称，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一二三四五六”特征。“一”是一个理念。即使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也要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能因为短期压力而动摇。为此，自主创新在2019年中国经济热点排名中排在第二位的高位；体现协调发展理念的“三农”问题研究位次上升三位，区域经济上升三位，城市经济首次进入前20；绿色发展上升两位；体现开放的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和体现共享的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问题均保持高位。“二”是两个动力。一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二是作为“两轮驱动”之一的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周年之后仍然保持高位，体现了经济下行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三”是三大攻坚战。收入分配和收入政策、绿色发展以及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仍然保持高位，体现了学界对坚决打赢脱贫、污染防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的重视。“四”是四个全面。收入分配与收入政策的高位和公共经济热点位次的上升，从经济研究角度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五”是五位一体。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热点始终保持在第一位，体现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发展战略。政治方面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高度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就业近几年保持高位，体现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的重要性。“六”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通过一系列经济热点的研究，就是要达到“六稳”，把中国经济引入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研究中，实现“六稳”所需要的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各上升两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保持高位，企业成长上升4位，企业投资大幅上升21位，首次进入前20。

为了更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发布了2020-2021年度首批十项重点课题名单。十项重点课题研究是一次国有经济研究领域的机制创新，以课题为载体，破解国有经济重点难点问题，搭建理论界和企业界合作平台，推动国有经济加快高质量发展。2020-2021年度十项重点课题研究由国有经济研究智库负责统筹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织推进，相关中央企业提供研究经费保障并积极参与研究，智库理事单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相关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十项重点课题名录和承担单位如下：《国有经济发展路径研究》，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招商局集团，参与单位是吉林大学、中咨公司、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规划局。《国有经济国别研究》，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石油，参与单位是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国资委研究中心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国际局。《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研究》，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国家能源集团，参与单位是清华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规划局。《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究》，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航天科技，参与单位是中国石油、南方电网、中国五矿、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科创局。《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研究》，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国家电网，参与单位是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石油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改革局。《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研究》，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建材，参与单位是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国资委研究中心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产权局。《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研究》，牵头单位是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华润集团，参与单位是深圳市国资委、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上海康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企干一局。《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研究》，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国投，参与单位是中央财经大学、上海市国资委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改革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研究》，牵头单位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国新，参与单位是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上海市国资委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资本局。《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研究》，牵头单位是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化集团，参与单位是复旦大学、中国企业联合会等，支持厅局是国资委企干一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组建的新型高端智库。智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发展改革监管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为主线，汇聚高校、社科机构、企业、协会等各方面研究力量，打通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打通理论界与企业界，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立足中国、沟通世界，打造一个开放、包容的国资国企综合研究平台，推动解决一批涉及国资国企发展改革监管和国企党建的重点难点问题，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有经济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一个服务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资监管事业、服务广大国有企业、服务国资国企学术机构的高端新型智库。———— /END/ ————

1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国资委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并举办首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在会上宣布了智库2020―2021年度首批十大重点研究课题，包括：国有经济发展路径研究、国有经济国别研究、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研究等。在同时举办的首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上，专家就国企分类混改、“三类公司”、市值管理等话题建言献策。(上海证券报)来源: 同花顺金融研究中心

10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杂志社和经济学动态杂志社承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协办的“后疫情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2025年的中国经济——《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经济学动态》创刊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在发言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经济复苏趋势的形态，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K型”曲线，即指在一个经济体中，一个群体迅速从疫情的经济影响中恢复过来，走出K字上半截的上升趋势，而另一个群体则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走出K字下半截的下降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认为，围绕疫后和“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学术研究可能呈现两方面变化。其一，新发展核心与灵魂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不管谈论疫后还是谈论这次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新发展格局这一表述的背后，是为什么要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背景条件下，作出这样的一个部署。新发展格局凸显强调的是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灵魂和核心意义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在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做统筹、做平衡。从疫后，从“十四五”开始，我们的考量范围至少是双层的，既要考虑到发展，又要考虑到安全。其二，在疫后、在“十四五”时期，不能就新发展格局而讨论新发展格局，也不能脱离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而谈论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党中央对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做了11项概括。其中，9项是对疫前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新思想的高度概括。而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发展理论，以及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理论，则是在疫情期间提出的，从而形成了“9+2”的格局。这事实上是在既有理论研究成果肩膀之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因此，中国经济研究可能呈现两个突出变化。一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二是要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兼《经济学动态》主编黄群慧在致辞中表示，自创刊起，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方阵的“双子星”，《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动和繁荣中国经济学研究为已任，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前沿性，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及理论与政策的探索，忠实地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者以及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服务，为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和经济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报告（2020）：大变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发布仪式同步举行。该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撰写的第一本年度中国经济报告，主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该问题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行思考研究，尤其是聚焦“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来源：经济参考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格隆汇来源：西泽研究院本文根据某媒体采访整理。问：您曾经在业界工作多年，在金融机构一直做研究工作，现在出来建独立的研究院或者说智库，是基于什么考虑？答：首先从大的政策背景来看，党的十八大非常支持新型智库的发展，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思想和意见表达市场，以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和容错纠错能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建立独立的智库，深刻洞察和独立表达，传递有温度的理性，是我们建立西泽研究院的初心。毕业后在金融机构工作接近十年，这十年对我至关重要。首先一点是让我发现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通常说的无法“学以致用”，我一直不赞成大学的教育完全遵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不是教育，是培训；也不是大学，是技校。大学之大，不是实用主义那么狭小的格局。我们学的东西可能最后都是要用，但是有一个过程和等待，不能天天想着变现，很多都是“无用之用”。存在的问题是，当前财经院校经济学科教育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思辨、解构、重构，或者说洞见及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院校出来的东西，只在学术圈子里自循环，对市场的语言和界面都不友好，这些都导致经济领域的研究产业链，从经院理论研究，到卖方研究，到买方研究，这三大链条之间出现了断层。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业界来说也普遍缺乏思想营养，他们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从理论到理论，其实大部分对市场的卖方研究人员没有什么思想贡献。我见过好多学校老师的论文，缺乏基本的常识和认知，却那把数学模型和计量做的很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研究产能的浪费。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北大的姚洋老师在一次大会上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问：您是说整个经济学研究行业，存在着资源错配和浪费问题吗？是不是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这好像是政府的供给侧改革语境。答：你说的没错。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这十年，是一个变化非常快，问题越来越复杂的十年，迫切需要理论界的指导和启示，学术滋养和思想支持的需求非常大。另一方面，中国的经院理论研究却基本止步不前，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百家争鸣相比，甚至有点退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姚洋老师前几天一再强调的。我在这儿特别强调的是，并不是经院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价值，其实很多非常有价值。我想说的是，这些有价值的成果没有通过一个更加普及或者带有启蒙意味的语言，更加友好和体验舒畅的“界面”传导给研究产业链的下一环。大多数文章通过复杂的建模和形式上的计量停留在学术杂志和内部课题上。这些窖藏的理论成果，不应该停留在封闭的体系里，只给学术界自己看，只给课题的甲方看。因为很多课题经费都是财政花的钱，是公共产品，应该让全社会的去消费。尤其是业界研究人员。这样就出现了互相不理解，互相误会的问题。业界的研究人员基本看不上经院研究，认为他们都是在空谈，写的东西毫无应用价值，甚至是缺乏常识，思想贫乏，只是把模型和计量搞的纷繁复杂。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学校学的东西基本没用，甚至是错的。另一方面，学校的老师对业界的研究报告也看不上，认为都是没有根据的论断，论证方法太简单粗暴，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工整，没有参考文献和数学模型，很像“民科”。问：您说的研究产业链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当前的卖方研究已经非常成功了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答：研究也是一种产业，不过这个产业相对特殊和复杂一些，因为它的很多产品和服务都是无形的，而且很多都不是商业产品，很多都是社会资助的公共研究成果，很难变现。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定价难的情况下。就经济学领域来说，研究产业链的一般图景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应用经济学研究—卖方研究—买方研究”，相当于科技成果从理论到研发，到投产的链条。买方就是借助研究成果，实打实的投入真金白银进行应用。我前面将研究产业链分为三个：经院研究—卖方研究—买方研究，是针对现实问题的一个简化，没必要太细分。当前卖方研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的问题大家也能看到。因为卖方研究说到底是一种营销导向，是一种经纪业务的增值服务，依靠派点和分佣。还有一种评价体系，现在因为一场酒局暂时停摆了，就是著名的“新财富”，就是靠买方投票进行评价。实际上这种买卖方的研究生产和评估体系是比较完整的，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直接一点，就是既然卖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派点和分佣，那我直接通过别的方式完成目的不就行了吗，非得费神费力的搞什么研究。写的研究报告也没多少人看，而且很多买方自己都没耐心和学养来读懂一些深度报告。所以很多卖方的首席，有一半的精力放到了搞关系，找内幕消息，发表一些奇形怪状的报告来吸引眼球了，比如网红直播，文革体，婉约派。问：您认为造成经济研究产业当前局面的根源是什么？是制度的原因，人的原因，还是文化或别的什么原因？答：其实当前金融领域的研究行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中国金融市场化不足或者存在双轨制现象的一个缩影或投射。看上去，问题出在研究所和研究员身上，即出现在供给侧层面，本质上却是需求侧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根本不市场化，也就不专业化，从而也就不需要什么研究。我这个论断你可以从侧面去找证据。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越是市场化的领域，需要的研究越精深，越专业。比如，同是研究人员，券商研究所的研究员和首席感觉就比银行的专业。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券商卖方研究市场化程度，竞争激烈和考核激励体系，比银行完善和先进不少。所以你会看到，券商研究员出的报告，无论是在频次还是质量上，都感觉要比银行要好。他们的薪酬也比较市场化，当然压力也非常大。我在业界做过研究方面的负责人，过去我一直思考为什么银行这么重要的单位对专业研究的需求和敏感度都不高，尤其是一些农商行、城商行。后来我打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盈利动因发现，很多银行的利润贡献主要就是来自三块：地方债及融资平台非标、国企和房地产。靠的也是关系型维系的非市场化存款带来的超低利率，这应该说是一种租金或制度红利，因为市场化的机构，比如零售端的客户，配置的都是利率相对市场化的理财产品。而这三个领域，基本上不用做什么行研和信贷政策的研究，说的再夸张一点，这三个领域，有国家信用担保的领域，都不太需要做严格专业的风控。所以银行的研究人员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给领导写材料，写官样的材料最好，比如大会致辞、向监管部门汇报讲稿、党建材料、署名文章。说到底，很像一个政府机关，研究部门就是政策研究室。因此，经济金融研究领域现在这个状态，还是需求侧的问题。非市场化的领域是不需要专业化的研究的。你把银行总行当做一个政府机关部门来看，就可能很快明白怎么回事了。银行和金融机构建研究院，还有一个作用是起到品牌宣传和制造影响力的效果。因为金融产品不是一般的商品，与传统广告相比，通过研究和思想产品向市场和投资者宣传，可能会更好一些。投资者佩服你的专业能力和思想深度，就会信任你发行的产品，他们会觉得这个机构里有明白人。另外，投资者也会根据研究报告里的态度和价值观，来判断这个金融机构的价值观。问：难道银行不需要研究利率走势，政策走向，资产组合配置和战略方向尤其是金融科技方面的研究吗？答：上面为了说明问题，我的确把观点简单化了，也太过于批判主义。其实从当前的变化来看，情况正在改善，不同的银行也有不同的情况。但归根结底，越是市场化的银行，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就越高。过去几年银行哪几个业务领域市场化程度高？主要有三个，零售业务，金融市场业务和真投行业务。零售客户可不讲太多关系资源，你产品不好了，体验不舒服了，人家说走就走。金融市场的银行间，是市场化利率定价，当然有央妈的利率走廊窗口指导，但整体上还是比较市场化的。投行业务，我说的是那些债券发行承销、pe和IPO及定增等真投行业务，这些也是非常市场化的。所以，这三块是非常注重研究的。你看看专心做着三块的，这个银行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气质还是不错的，比如建立研究院和研究公司的银行。其他的专业含金量并不是那么高，只不过是熟练工种，产品内容和交易结构都很简单，难的是营销端，是客户维护。这些都不是研究能解决的。问：现在新财富暂时取消了，很多券商研究所也在转型，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建研究院。您觉得整个经济金融类的研究产业要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答：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一方面，新财富运行了这么多年，的确出现了不少问题，一到“拜票季”，整个券商界乱乱糟糟，觥筹交错，有些首席为了拉票不惜出卖尊严，喝酒那都是小事，每次拉票都要痛陈革命家史。这种消费别人的同情心和道德绑架的做法很荒谬。所以去年那个喝酒门，一个酒桌视频引发了研究市场的地震，最后的结局新财富评比取消。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即使不出这个喝酒门，也会出别的问题。变化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上去理解。总量上看需要去产能，现在金融行业的趋势，宏观经济和监管的环境，不需要那么多粗放的研究。或者说是去泡沫，体制内的一些没有思想性，又不接地气研究课题，业界的一些虚高的配置，其实都是可以砍掉的，所以研究员和其它金融从业人员一样，都将面临较大的职业压力。在结构上，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内容产业的兴起，传播平台的拓展，跨界的交互，新兴的研究业态也孕育出来。这好像另一种双轨制，传统和新兴的研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或者说是思想市场的新结构，一些话语权是在垄断，但新的思想体系在形成，就像金融监管严格后会出现影子银行，存款利率管制多了会出现理财和资管。在思想和话语体系被管制和垄断后，一方面体制内的研究会出现紧缩和浪费，另一方面，人们对内容和思想产品的渴求也会催生新兴的表达结构。这个词在复杂系统学里面，叫涌现。它不是以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问：展望未来，您觉得经济研究产业最需要什么样的改进？最近今年中国经济和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感觉经济研究产业对政策决策的支持不够。十八大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新型智库，提升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您觉得未来研究产业和思想市场如何发展，意义何在？答：最近有个杂志让我写新时代新型智库的建设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有很多的感悟。首先是政策决策方面，我觉得迫切需要深度的、科学的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支持，尤其是智库的思想和理性判断的支持。现在政策方面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从理论上，逻辑上，道德上，都近乎完美无瑕，但是执行起来，都出现很大的扭曲和走形，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你可以说那是必须的代价，但是代价有点大。比如说三大攻坚战，顶层设计高瞻远瞩，非常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但是这些年下来，在取得明显效果的同时，也付出了较高的社会成本。我不是反对政策实施付出成本，我的意思是有些政策成本是完全可以规避掉的。何况，一些政策本身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比如金融去杠杆引发的流动性紧缩和市场波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顶层的苦心和好心不能很好的执行？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从一个超级规模体进化为超级复杂体，但下达的政策却是线性的，集中的和缺乏弹性的。比如资管新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出埃及记：资管新规与百万亿金融资产大迁徙》，资管新规从理论逻辑和道德上都很完美，是为了风险治理。但是，这么一刀切的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砍下去，导致几十万亿表外和非标资产无家可归，没有合规的科目可以安放。银行要缩表，肯定是捡软柿子捏，国企和政府平台得罪不起啊，因为他们是银行的实质意义的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所以，金融去杠杆，去的一定是最脆弱的体制外的最外层。而这一层，民企也好，中小企业也好，是中国经济生态体系里面最有韧性的一部分，他们好像中国经济生态的“湿地”。湿地破坏，看似没有很严重的生态报复，但是会有长期不可逆的影响。现在，又强制给中小企业放贷，谈何容易，又何苦呢。对于经济研究产业，我想还是要回到十八大的语境和精神里，鼓励新型智库的发展，尤其是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声音，一方面服务投资者和买方，另一方面，服务政策决策，为顶层设计者分忧。这么大的国家，决定几个行业和亿万人命运的政策主要出自部委某个处的副处长，可见压力和工作强度有多大。复杂经济体，需要有个去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自组织结构，政策出台前后都要倾听各界声音，力求将社会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这个时候，经济研究产业，就需要提供来自市场的现实的基层的最真实的声音，形成自下而上的思想和意见传导，然后再自上而下形成总得政策框架。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说中国经济的韧性，应该就是政策的韧性；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应该是政府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对现代复杂经济体的理解程度，如何不折腾，如何无为无不为，这些不是传统权威式官员所能理解的，需要专业的学习，需要技术官员占主导。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此为方向，提供思想和方法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