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发表

厦大经济学科在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通过较完善的科研训练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科研功底。一直以来，厦大经济学科研究生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高水平科研活动，涌现了一批理论基础扎实、研究方法系统、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人才。2020年，经济学科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成果颇丰，截止到10月，经济学科博士生已有多篇论文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最优期刊发表。本期推送为大家介绍厦大经济学科博士生2020年度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的合作发表论文。发表情况概览（1）郭晔，黄振*，姚若琪：战略投资者选择与银行效率——来自城商行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2020,55(01):181-197.本文研究了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探讨了不同类型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影响的差异,并对战略投资者影响银行效率的渠道进行分析。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更为多元化,本文选取2008—2016年102家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引入战略投资者能显著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第二,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是商业银行战略引资时的最佳选择,其次是境内非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最后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第三,战略投资者尤其是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引制"与"引智"渠道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郭晔，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宏观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风险、行为经济等，主持并完成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黄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19届金融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学、债券市场与风险管理，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姚若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级金融学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风险。（2）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经济研究,2020,55(06):105-121.税收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直以来是财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问题在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结论。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显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研究对于推动减税降费改革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刘诗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20届博士生。在《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现代财经》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财税政策、企业微观行为。林志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企业研发创新、中国金融市场、财税政策。冷志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财政研究》、《财政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税收理论。（3）宁博，潘越，蒋敏：婚姻、家庭与公司金融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2020(01):114-127婚姻状况、家长里短不仅仅是私人事务,也可以通过家庭成员嵌入公司经营治理进而影响公司发展。近年来,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实证方法的改善,从婚姻和家庭视角探讨公司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尤其是在金融学领域成功探索出婚姻和家庭因素影响公司决策的研究思路和实证方案,构成了家庭经济分析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本文首先梳理婚姻和家庭形成经济影响力的内在机理,即婚姻状态、生育情况等因素会影响家庭资源的配置过程以及个人的行为偏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婚姻和家庭在创业、公司发展和传承等方面的经济影响进行系统概括,并就其中具有启发性的创新洞见进行全面回顾,旨在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家庭因素与公司金融的交叉研究提供文献上的借鉴。宁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2020届博士毕业生，现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潘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福建省杰出青年科研人才等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迄今在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来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4）张明志，陈榕景：城市流动人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经济学动态,2020(05):85-100.本文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上,本文不仅提出了城市流动人口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成本作用机制,分析了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人力资本作用机制,而且讨论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与"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互补效应"存在的可能性。实证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降低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成本机制的存在;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流动人口通过提高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人力资本机制的存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存在着"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张明志，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3部。陈榕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届国际贸易学博士，现为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国贸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人口，迄今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期刊介绍《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综合性经济理论类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本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动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前沿性，致力于发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理论研究类文章，忠实地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决定与执行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服务，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努力。《经济学动态》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自196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既坚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及时反映国内经济理论动态，也坚持探讨和跟踪其他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的最新观点，同时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它以其独特的风格、动态性、信息性、政策性、实用性、学术性、综合性吸引着广大读者，成为政府决策部门、企业管理人士。来源：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

来源:经济参考报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等联合举办的“2019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带领的研究团队通过系统研究，得出了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十大热点，即：经济增长与发展、自主创新、三农、资本市场、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公共经济（含公共管理）、区域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中国化。他称，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一二三四五六”特征。“一”是一个理念。即使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也要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能因为短期压力而动摇。为此，自主创新在2019年中国经济热点排名中排在第二位的高位；体现协调发展理念的“三农”问题研究位次上升三位，区域经济上升三位，城市经济首次进入前20；绿色发展上升两位；体现开放的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和体现共享的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问题均保持高位。“二”是两个动力。一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二是作为“两轮驱动”之一的体制改革在改革开放周年之后仍然保持高位，体现了经济下行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三”是三大攻坚战。收入分配和收入政策、绿色发展以及金融安全与金融秩序仍然保持高位，体现了学界对坚决打赢脱贫、污染防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的重视。“四”是四个全面。收入分配与收入政策的高位和公共经济热点位次的上升，从经济研究角度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五”是五位一体。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热点始终保持在第一位，体现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发展战略。政治方面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高度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就业近几年保持高位，体现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的重要性。“六”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通过一系列经济热点的研究，就是要达到“六稳”，把中国经济引入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研究中，实现“六稳”所需要的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各上升两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保持高位，企业成长上升4位，企业投资大幅上升21位，首次进入前20。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如何发展？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要从两个大局着眼，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中国经济报告2020》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从需求体系看，新发展格局要求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构建和完善内需和外需互相促进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新型消费体系。多位专家认为，“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征程的开局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革命性”意义，与之相应的经济供给、需求、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等都将面临重大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全文公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2020年是谋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承前启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建议》指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突显。以推动和繁荣中国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的《经济研究》，设立初衷是代表着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之际，其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特点，成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者重要的“学术研究阵地”。在《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格局中，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再分配力度，避免疫情对部分群体的后续冲击，这是我国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在他看来，市场向前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两级化的结果。尤其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在不断减少，而要提高生产力，就需要进行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新配置，这会造成优胜劣汰，或叫创造性破坏。因此要建立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和环境，就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会政策托底。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全面的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6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0和2021两年，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8.0%和4.8%，其中美国的经济增速为-8.0%和4.5%，而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1.0%和8.2%。在众多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还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大国。按照这一预测，中国GDP在2020年将达到美国的73%，2021年进一步提升到75%。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蔡昉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属于较早得到控制的，因此，企业能够顺利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其复苏路径最接近“V型”结构。“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复苏也呈现不平衡性的特征，从统计数据上看，一些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小，而一些中小微企业疫情中业务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一些农民工有的还没有回到城市的岗位上，有些回来了的也面临着重新找工作的困难。”蔡昉说。在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传统外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个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也必然会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中国需要积极进行战略调整以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形成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调整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必要性突显，也意味着，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供给体系、需求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都将面临重大调整。谢伏瞻表示，为落实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积极推进以下改革并完善相关政策：一是围绕公平竞争建立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规则，保证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充分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营造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二是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作用等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持续放开市场准入，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使国外更加依赖中国的产品消费市场和要素供给市场，以实现国内国际互相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认为，在“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稳定和促进消费提升，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途径。多位市场人士认为，当前应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比如可以加强对汽车消费、住房消费，城乡消费等新业态的发展，同时促进企业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改善消费环境。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双循环要素中最重要的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的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要进一步关注优质生产要素，提升禀赋结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短板是要素短板，不发展优质的生产要素，很难真正把短板补上。”樊纲说。《中国经济报告2020》指出，新发展格局要求依靠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构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格局，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和全球经济运行新秩序。（编辑：孟庆伟 校对：张国刚）

▲常修泽，爱思想专栏学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发布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作者专栏写产权，写人本，写转型，如今轮到写自己——写自己的学术人生。似是一个大时代的个人“微史记”。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记”：宣传是传播已知，科研是探索未知。常怀对未知的敬畏之心，修炼后知后觉的自己，泽须自强不息。个人的经济学探索与时代——《常修泽学术自传.导言》感谢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出版者广东经济出版社给我提供一个审视自己“学术前半生”的机会。“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四十年做了啥？要到哪里去？还能做点啥？”……在写这部学术小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叩问自己。1“我是谁？”需有自知之明。接到出版社约稿函的那天，心中有些诚惶诚恐。想起了王安石那一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从国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一个数据不可忘却：全国在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大约有50万。尽管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等于“社会科学家”，且经济学家也只是社会科学家中的“一部分”，但在经济学界，包括在高校、社科院、政府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以及众多的企业和民间研究机构等几大系统中，确有众多有为的经济学学者或专家，人才济济。记得1985年在天津举办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期间，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曾发来四句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与诸多前辈和同侪经济学家“英才”相比，我自叹弗如。从国际看，如果不是坐井观天，而知“天外有天”的话，更令人汗颜。萨缪尔森教授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但自己的研究，距离这些期待有多么遥远？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也曾期待中国出现“思想市场”，但遗憾的是，“思想市场”的货架上有几件自己的货品？……实在有愧。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由于1960年大饥荒，我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成长路。“三上大学而无缘本科文凭”，更无硕士博士学位，只是由于谷书堂教授和滕维藻校长的宽厚与包容，才让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的学术殿堂。对此我的心底怀有一种“原罪式”的宿命感，此情结原本传统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但我更为直接也更为深沉。能够成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已属幸运。与那些我熟知的屡遭厄运、抱憾终生的经济学界前辈比，与那些才华横溢却由于种种原因过早“离场”甚至英年早逝的莫干山朋友比，我今天依然能够“在场”，已经很知足了；对入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实在不敢奢望。学界对我如此厚爱，感恩。想起了我在陕西法门寺留下的八个字：“无，为正常；有，为幸运。”——一个在国际主流学界默默无闻的人文经济学人，一个不够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的“入选者”。2“你从哪里来？”曾经有学生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我如实相告：“是‘大饥荒’逼迫我学习经济学的，没有什么理想抱负，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饭碗’，以减轻家里负担而已。”本书第一章的“楔子”——《1960年“闹饥荒”：“尽快找所管饭的学校”》，“楔”进了我学术人生蹉跎岁月的起点。历史的灾难在一个15岁少年心底打下的烙印，一生一世都不会抹去。第一章的四节，写了学术成长的四部曲：名师指点，时代机缘，中青聚会，宏观历练。这既是我成长“四部曲”，也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四要素”。通过此，或可探究人生成长的奥秘及其蕴含的某些规律。（一）名师指点这既是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太相信“无师自通”（除非是真正的而不是标榜的“天才”）。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或学位，但是作为治学者，无论如何不能没有高人指点。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指点学术道路的名师代表。2016年，在谷老师追悼会翌日，我发表文章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您当时点拨我的‘一根两苗’。您说，从经典作家‘劳动谋生手段’这条根上，本可以长出两棵苗：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但是，经典作家为什么只承认按劳分配而否认商品经济呢？您的话，使我受到震撼，激发了我探索经济理论问题的兴趣。”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诸多老师之外，还有天津师范大学夏康达老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老师等。没有名师指点，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启示：一个人的出身和境遇不能选择（或贵族，或寒门），但无论出身贵族或寒门，都需刻苦治学，厚植自己的学问，养成前辈学者所具有的气质与精神。在前辈精神的熏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四个精神信条：（1）自强不息；（2）心怀天下；（3）独立思考；（4）宽厚包容。我把这四条贴于案头，时时鞭策自己，并慢慢传给同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女儿。（二）时代机缘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时代的。莎士比亚有句名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本自传，一开始就“把时代给‘立’了起来”。就自己所处时代而言，曾经亲历过人生“艰辛而痛苦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亲历过人生“幸运而开心的时代”——1978年12月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国家“转向”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唯此，才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推上历史舞台，才把被打入“冷宫” 10多年之久（从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的谷书堂教授推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领导岗位上来，也才有谷老师提出将我调入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的可能，也才有滕维藻校长一锤定音：破格录用。20世纪80年代是最为激情澎湃的年代。我参加“莫干山会议”（1984）和几次全国中青年会议；提出创建“人本经济学”（1986）；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1987）；破格晋升副教授（1987）；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1988）；在《经济研究》卷首发表《企业创新论》（1989）等等……都在20世纪80年代，折射了整个民族在那个年代苏醒并奋进的光辉。恩格斯说写作要讲“这一个”，我理解应是“这一时代的这一个”。感谢那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感谢人生难得的机遇。（三）中青聚会除了名师指点、历史机缘，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也与众多中青年朋友的“聚会论剑”分不开。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经济学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崛起。从1984年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到1985年4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再到1987年11月在贵阳举行的“东西部中青年对话会”，一直到1989年4月初在京举行的“改革十年：全国中青年理论讨论会”（简称“京丰宾馆会议”），我有幸比较完整地参加了上述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并从中得到锻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青年朋友群体性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朋友彼此之间的“赤诚相见，自由争辩”，以及前进路上的你追我赶、互帮互鉴，成为一种难得的奋进力量。“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我切身体会到，中青年朋友之间的学术聚会和相互扶持，促使我与诸多朋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共同担起“国家转型和发展的责任”，也在相处中并肩成长。怀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难忘那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四）宏观历练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人是需要支点的，施展是需要平台的。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天命之年进京：国家智库再历练》，用实际经历阐述了“支点”和 “平台”的作用。并不是说，在外地、在基层难成大器。古往今来，在边缘乃至在深山修炼成大学问家并不罕见，但要看研究对象。从我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16年的研究课题来看，是需要宏观平台的。感谢国家有关部门在我“天命之年”（1995年50岁）时把我调入北京，感谢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历练使我的理论得以升华。“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通往“罗马”的千万条道路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回顾学术人生，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名师＋机缘＋朋友＋平台”，应该是一个人成长的公式。我的成长路印证了这一点。3这四十年都做了啥？操着什么学术“口音”？写自传，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我系统梳理一下。1979年初，我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迄今已有40年。“大我”（国家改革开放40年）与“小我”在时段上的高度契合，意味着我的个人学术生涯是与整个改革开放休戚与共的，从经济学研究履历来看，应属于改革开放的一代。在过去40年的学术探索生涯中，我瞄准自己认定的“经济学三大理论支点”展开。本书标题《产权人本转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路》基本概括了我的学术人生。如果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40年可用三个字概括：“产”“人”“转”。“做出自己的学术味道。”这是在治学前老师提出“想人之所未想，言人之所未言”后的感悟，只能尽力而为。本书在第一章叙述个人成长路之后，从第二章开始，即按照 “产”“人”“转”三条理论线索分三章具体展开，向读者诉说自己在探索中的心路历程及酸甜苦辣。这里提纲挈领地点一点。（一）关于“产”的探索本书第二章——“产”：《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无论是中国改革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首先指向所有制的核心产权问题。基于此，“产权论”成为我过去40年中最先探索，也是花费心血最多的领域，成为第一部曲。如果说，40年磨出“三根针”的话，“产权论”（指《广义产权论》）是第一根“针”，以至有朋友戏称“常产权”之类。产权论这方面的探索，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第一，经历了一个由“实”到“名”、由“狭”到“广”的长期过程。从1980年5月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处女作——关于所有制问题的《长期并存比翼齐飞》（东北调研启示，表明“实践有神灵”），到1987年11月在《关于建立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中自己首次使用 “产权”概念，由“实”到“名”，前后经历了7年时间。至于由“狭”到“广”，更是“路漫漫兮”。一开始我也是一个“狭义产权论”者。从1987年第一次使用 “产权”（狭义）概念，中间经过2001年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一直到2009年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问世，由“狭”到“广”，前后又经历了22年。本书第二章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从主张“长期并存”到发表<产权市场论>》、第二节《20世纪90年代：主笔四部产权专著，“为伊消得人憔悴”》和第三节《完成由“狭义”到“广义”的过渡，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问世》,反映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第二，兴奋点在“产权论”之“道”的层面。通过多年摸索，深感“产权论”有“术”有“道”，且都值得探索。但我并未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术”的方面，而是致力于探讨其中 “道”的学问。道教悟《道德经》有言：“天无道则不运，地无道则不载，人无道则不立。”同样，产权无“道”则难“大行天下”。这一点，在我的《广义产权论》之第一要义“广领域”中提出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发的《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广到天，广到地，广到人），已有某些“道”的味道。《天地人产权论》向世人表明，不仅人类自身是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曾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而且天、地、人以至世界万事万物，也是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广义产权论》（2009年出版）题记所写：“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我发现：美国人透支的是家庭资产，中国人透支的是国民资源——从人力资源到自然资源，再到环境资源……，透支资产的困于当前，透支资源的危及长远。”这里更寄托了我对 “大道”的精神追求。因此，我在《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一开始写道：“当代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天’）、人的生存发展资源（‘地’）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人’）在内的完整体系。从宏观层面分析，其间蕴含着多维产权关系：环境产权、资源产权、人力产权。”之所以做这种近似经济哲学的探索，是试图为政治经济学开掘更深厚更广阔的理论基础。读者从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阐述的《“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和《<广义产权论>出版后的反应》，或许可以看出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新拓展。有学者称此为经济学的“元理论之一”。我未使用“元理论”概念，而使用“理论支点之一”的提法。第三，不是单向度的“孤立产权理论研究”，而是试图把“产权论”与“人本论”结合起来。这在2010年3月出版的《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中得到发挥。该书题记写道：“老子论道，既讲‘抱阳’，又讲‘负阴’；斯密论经济，既有《国富论》，又有《道德情操论》。笔者论改革，一则讲‘产’，一则讲‘人’。产——《广义产权论》；人——《人本体制论》。如何熔‘两论’于一炉，用之于中国创新实践？本书尝试提出：‘产权人本共进论’。”核心命题是在共进基础上寻求产权人本两大理论的“耦合”之路。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两论<产权人本共进论>》，阐述了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这一核心命题。这可能是与其他研究产权的论著相比有自己特点的探索。第四，在“为学求知而从事学术”的同时，尽力把理论与决策研究结合起来，以实现“学术报国”的夙愿。除2001年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的内部报告之外，2016年和2017年，内部分别上报两篇关于保护产权和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报告，发挥了相应作用。除上报几篇关于产权的内部研究报告外，在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还主笔直抒，出版了《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可视为对我产权研究的小结。继之应邀在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上讲“产权”。虽然台上只有40分钟，但着实检阅了“台下40年功”。《广义产权论》——我40年探索的第一个理论支点。（二）关于“人”的探索本书第三章——“人”：《人本体制论》，为人的自由发展立心。与上一章探索“产权论”相比，“探索建立人本经济学”的起步要稍晚一些（1986年），但它比较新鲜，颇引人关注。这方面的探索，也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第一，更具“创新冲动”。传统的经济学有两个致命性的弊端：一个是“官本位”（或称“权力本位”），一个是“物本位”。人本经济学向两个致命性的“本位”提出挑战。它试图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经济学的最高境界在哪里？建立“人本经济学”既属于经济哲学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体系创新中最有生命力的命题。读者可从本书第三章了解到，“人本经济学”的提出起源于恩格斯一段题词的启发。《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创刊的杂志题词，恩格斯给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为什么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就“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使我心灵受到震撼，把它看成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对马克思主义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正是基于此，1986年，我向高等学校青年社科基金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报告，应该说，起步是比较早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未获得立项。好在“遇挫而未停顿”，改为“自选课题”，独立前行。相比下达课题来说，如同自由恋爱一样，这是具创新冲动，也富激情的研究题目。第二，持续“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从1986年提出“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到1996 年正式提出“人本高于资本”，经过十年探索，初步奠定了“人本经济学”的立论基础。第二个十年：从1998年对改革开放20年做的独特总结《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到 2008年8月发表《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标志着对“人”的发展问题形成较系统的认识。正是在上述不懈的探究和讨论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本经济学观”。第三，瞄准“人本体制”这一理论轴心。“人本经济学”的理论轴心是什么？经多年之探索，终于摸到“轴心”—— “人本体制”。在上面提到的《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中写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同时也解放人的自身的新纪元。”此后10年，当“以人为本”口号颇为流行时，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我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一种是侧重于从执政者“统治”角度出发的，我称为“人本工具论”；另一种是真正从“人”自身出发，实质在于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我称为“人本实质论”。这无疑触及了“人本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第四，在“批判”中前行。《人本体制论》等作品问世后，既有来自专家学者的正常学术评价，也遭到上纲上线式的严厉批判。有人以《充满了理论荒谬的庸俗经济学》为题，对人本经济学论著进行批判，还有人以《<包容性改革论>是什么货色？》为题，给包括“社会共生理论”在内的“包容性改革论”扣上“阶级调和论”的帽子。在这种批判和争议过程中，“咬住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7年后，2015年姊妹篇《人本型结构论》出版，并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后提出以人本为核心推进经济学创新。应该说，“以人本为核心创新经济学”，这是探索经济学第二部曲的理论归宿。（三）关于“转”的探索本书第四章——“转”：《包容性改革论》，为中国全面转型立论。“转型论”的探索是贯穿于我40年研究过程始终的。探索“转型论”与探索“产权论”“人本论”一样，根本目的是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要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推进我们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这是实现目标的根本路径。“转型论”的探索，也有几个特点需要说明。第一，不是单维度的“某一转型”，而是包括体制（改革）样式、开放样式、发展样式以及文明样式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全面转型。本书第四章各节，系统阐述了全方位转型的思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过去计划经济根深蒂固，曾长期闭关锁国，且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又缺乏现代文明洗礼的国家来说，把握“四位一体”的全面转型（而不是单维度的某一种转型），十分重要。第二，每一种样式的转型，都“瞄准靶心，精准发力”。经济体制样式的转型：紧紧抓住“让‘媳妇’进门”以及登堂入室后的“婆媳关系”；开放样式的转型：紧紧抓住地域的“四沿开放”和领域上的“破垄开放”；发展样式转型：紧紧抓住“系统创新推动”；文明样式转型：紧紧抓住“文明融博”。第三，坚持“中道”转型，力排两种干扰。2006年1月，我曾在新华社《瞭望》周刊第二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力排两种干扰》的文章，力陈“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排除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和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两种干扰”。尽管此文接连遭到多篇文章的批判，但我认为这一观点至今仍是有意义的。2013年，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我进一步阐述了“超越极端，双线均衡”的思想，并从《说文解字》说开去：“‘吉’字上面的‘十’字是端正的，表示平衡，而平衡则‘吉’；‘凶’字上面的‘十’字是斜歪的，表示失衡，而失衡则‘凶’”，对此强调要“防止剑走偏锋”。如果从世界格局看，更应该这样。在2018年主笔出版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我提出“两个不拘泥于”的观点。从“力排两种干扰”到“两个不拘泥于”，都是强调用《包容性改革论》的思想和方法论来处理转型中的问题。第四，源于经济，高于经济，从人类文明的思想境界探讨转型问题。我在《共享中国：高端专家访谈录》中曾说过：“面对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任何一个有人文情怀的经济学者都不会把自己狭隘地‘捆’在单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里。”今天，中国已开启并处于由“文明隔阂”走向“文明融博”的历史性转变过程。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写了自己多年来探讨“文明转型”的心路历程及其成果，有评论说这在经济学界可能是比较“另类”的。从2009年在海南国际论坛主张“由隔阂转向融合”，到2017年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纵论中西文明的最大契合点，我认为，在致力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中国学者尤其需要尝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整合起来，寻求“特共一体”的文明成果，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所以，在2018“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我提出应形成“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以上，简要回答“这四十年都做了啥”。上面几件，如古语所云“慰情聊胜无”吧。4我到哪里去？还能做点啥？这涉及今后人生发展规划问题。截至本书定稿之时，我已满74周岁。人生还有最后一个“谜底”尚未揭开，就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面对不确定性，只能先做前面讲的那些还没有做完的事情，以弥补不足和缺憾。至于能否完成、何时完成，则顺其自然。第一件事情，在转型论方面：围绕中国面临的“文明转型”，把拟议中的《文明融博论》一书写完。基本构思是由“文明隔阂”向颇具人类文明张力的 “特共一体”的文明包容转型。当然，在寻求文明包容和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碰撞和博弈，要设法“挫其锐，解其纷”（《道德经》）。所以，我把拟写的书称为《文明融博论》。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启示我：中国，不仅需要高端的物质“芯片”，而且需要高端的思想“芯片”。限于自己的理论储备和水平，不可能将《文明融博论》写成朋友所期待的所谓“鸿篇巨著”（我只打算写10万字左右，一本小册子，论纲式）。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曾有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很多人都熟知的，但紧接着下面一句，却未必熟知：“以道莅临天下”。受此启发，《文明融博论》着重讲“道”，或如老子所云“以道莅临天下”。试试吧。至于中西文明如何又“融”又“博”，如何建立新“文明学”，将在今后的岁月中，结合中国与世界新的实践予以探讨。第二件事情，在人本论研究方面：继续为创建“人本经济学”学科做一些铺垫性工作。未能写出一部成体系的《人本经济学》教科书，是我的遗憾，但考虑到个人年龄、精力和环境，对于今后的完成没有把握。有点可能的，是完成一部《关于人本经济学的探索及争鸣实录》，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1986年以来个人公开或内部发表的有关论文和研究报告，一字不易，立此存照。第二部分，学界和社会上的有关争鸣史料，包括指点性的评论、商榷性和正常的学术批评等。考虑到2018年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大局，为避免争论，这本自传未涉及批判文章。不过，作为专题性的学术探索著作，应该客观实录。待获得各位作者（包括批判者）的授权之后，也一并收入，供人们讨论、研究之用。第三件事情，在产权论研究方面：集中精力完成两篇有深度的探讨广义产权新问题的论文。第一篇是关于《人力资本：第一资本论》。如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指出的，人力产权的凸显与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及其引起的产权关系新变化有关。在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资源的社会，人力产权将成为第一资源、第一资本和第一财富，它将带来产权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物力产权到人力产权各自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重及地位的演变将呈加速运行趋势——以致人力资本产权总值会超过物力资本产权总值。研究明白之后，或许写篇《人力资本：第一资本论》。想到的第二篇，是《关于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若干规律问题》。面对如此规模、如此丰富多彩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有若干规律可挖的，尤其是在所有制结构改革背后的深层政治博弈，以及“红色金融寡头”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败坏等，更值得研究，或许撰写专文，以补缺憾。主要是以上三件事情。作为战后“婴儿潮”一代中的人，倘能在离开人世前，见到“人”“产”“转”取得突破性进展，那当然更好，即使只能看到一些端倪，也不枉探索一回了。若干年后，如能多少有个结果，对于一个“常人”而言，也就知足常乐了。“自传人生事，甘苦寸心知。”谨以此导言告白于各位读者。至于40年间为什么要研究“产”“人”“转”？研究中有哪些酸甜苦辣？研究后产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研究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具体内容请看书中各章（没有语言“密码”）。我深知，我们的同胞已经很抬举经济学家了。所以，要尽力回馈社会与同胞。但世上有千万条路，也有数以千计或万计的读者，我不愿意把本书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唯盼能用一颗包容的心，有缘与读者敞开心扉交流。附：《常修泽学术自传》目录导 言壹 我的成长路：通往“罗马”的另一条路　楔子　1960年“闹饥荒”：尽快找所“管饭”的学校一 三进大学：无缘文凭有缘名师　（一）一上财院：初学经济学，中途学校“降格”　（二）二上南开业大：遇良师点拨，“文革”中断学业（三）三上南开经济学进修班：谷老师的“悄悄话”　二 南开大学三次破格：时代机缘天地宽（一）破格录用：国家“转向”与滕校长一锤定音（二）破格晋升副教授：多亏改革开放给我思想营养（三）破格晋升教授：受益于“不限名额机会均等公开竞争”三 中青年四次聚会：家国情怀与切磋论剑（一）1984年莫干山会议：抱着一个“试管婴儿”　（二）1985年天津会议：闹了一个“题词笑话”（三）1987年东西部对话会：仡佬族村寨萌生新想法　（四）1989年京丰宾馆会议：有一种“被火烤”的感觉四 天命之年进京：国家智库再历练　（一）从《希望之光》到《新星荟萃》：“扎根本土潜心治学”（二）第一次进中南海北院与获南开经济研究所纪念铜镜　（三）宏观院十六年：高端智库促理论升华　（四）2011年退休：潜心于长白山与海南“学术修炼”贰 “产”：《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立命　一 20世纪80年代：从主张“长期并存”到发表《产权市场论》（一）1980年《长期并存比翼齐飞》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四十年的“沉重”话题（二）从商品经济导出国企“自负盈亏”：《方向》一文发表难（三）1987年尝试使用“产权”概念：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　（四）《企业创新论》获中央纪念改革十周年论文奖，于《经济研究》卷首发表二 20世纪90年代：主笔四部产权专著，“为伊消得人憔悴”（一）第一部：瞄准“资产重组”，旨在打破资产“刚性结构”（二）第二部：瞄准“产权创新”，以身换书，值也不值？（三）第三部：瞄准“产权交易”，与产权市场结缘　（四）第四部：瞄准“产权界定”，“桃子”该由谁来“摘”？　三 完成由“狭义”到“广义”的过渡，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问世（一）内部报告：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　（二）十年著述，十年过渡：二十年终于把《广义产权论》“磨出”　（三）“广义产权论”的三大要义　（四）《广义产权论》出版后的反响　四 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两论《产权人本共进论》（一）2010年：一论《产权人本共进论》　（二）寻求产权与人本的“耦合”，引出一段新版“关公战秦琼”（三）再论“共进”：“产权第一重点”与“人本中心”如何协调五 内部上报两篇研究报告：保护产权与保护企业家（一）内部报告1：保护产权　（二）内部报告2：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三）两篇内部报告引来新华社三次内部谈话　六 产权研究四十年：“广义产权论”的“葡萄”熟了吗？　（一）探讨产权结构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新论》出版（二）《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在改革四十年问世（三）央视《中国经济大讲堂》讲“产权”：台上四十分钟，台下四十年功叁 “人”：《人本体制论》，为人的自由发展立心一 第一个十年：从“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到“人本高于资本”的提出（一）1986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课题申请（二）1988年：由《企业创新论》切入，触及“人”的问题（三）1992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将使人获得一次新的解放》　（四）1993年：与《坎坷十四年》两位作家成“知音”（五）1996年：正式提出“人本高于资本”　二 第二个十年：从“初露端倪”到“人发论纲”　（一）1998年：改革二十年的“另类”总结《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二）21世纪前夕：提出“超限制的新人”命题（三）2001年：建议中央“把人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来提出”　（四）2008年发表《论当代中国人的自身发展问题》及《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与“人发学界”结缘　三 二十二年磨出这把剑：《人本体制论》出版（2008年）（一）“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亮出”　（二）《人本体制论》的尝试：马、中、西“三合一”　（三）《人本体制论》的几个核心观点　四 又过七年：姊妹篇《人本型结构论》出版（2015年）（一）将“人本论”引入经济结构（二）向六大结构“锚地”抛人本之“锚”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的位置在哪里？　（四）两部人本经济学专著引起激烈争论　五 十年“人发会”的反思：中国“人发学界”向何处去？　（一）“两原始”发起组织九届“人发会”：为建立“人发学派”做铺垫　（二）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人发学派”还没有形成　（三）“走出去”：以国际学术视野探讨人类发展问题　（四）与政治经济学界汇合：提出“以人本思想为核心，创新经济学体系”　肆 “转”：《包容性改革论》，为中国全面转型立论一 体制转型：从让“媳妇”进“门”到系统提出《包容性改革论》（一）“老祖宗”为什么不让“媳妇”进“门”？　（二）1984年夏《决定》起草期间：“缺页”的故事（三）1986年泰山顶上：似乎看到两道“普照之光”　（四）瞄准资源配置主体：《我的市场经济观：“换体”论》　（五）2006年“第一场雪”：《力排两种干扰》遭非议　（六）探索全面转型的《包容性改革论》出版，容也，不容？　二 开放样式转型：从“试管婴儿”到“四沿”开放和“破垄”主张　（一）深圳经济特区调查：“试管婴儿”是这样产生的　（二）1988年：首提“四沿”开放战略（三）领域开放：“点穴式”的“结构性破垄论”（四）在欧洲思想实验室讨论：全球化中“中国扮演何种角色？”　三 发展样式转型：中国“凤凰”如何在“痛苦煎熬”中涅槃？　（一）刨根问底：《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性研究》　（二）“不列颠”是什么意思？在伦敦讲“世界多样性中的中国发展”（三）呼唤“凤凰涅槃”：唤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　（四）2009年：“第三波转型论”引争鸣（五）人本、绿色、创新、协调、改革：五年后“三同两异”　（六）转型争论无穷期：“大四新”“小四新”之争只是一例　四 文明转型：由“文明隔阂”走向“文明融博”（一）2009年国际论坛：主张由隔阂转向融合（二）读书与“走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根（三）“上面中国牡丹花，下面美国自由钟”的启示（四）国外归来“双聚焦”：瞄准“中西”与“当代”（五）2017年北京国际会议：论中西文明的最大契合点（六）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8：探讨“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　伍 学术观点精要小集一 关于人本经济学方面二 关于广义产权论方面　三 关于全面转型论方面附录附录一 主要学术论著名录　附录二 学术研究四十年大事记参考文献后记　学以成人 止于至善学习俱乐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肩负重任。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期待。记者注意到，在此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每年定期推出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致力于客观全面地呈现世界范围内高校经济学科的研究力水平以及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世界位置。7月8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一项重要成果，即《2018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旨在通过报告，给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较少争议的国际经济学科评价体系。报告力求实现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思想性的有机融合。国内名高校经济学科国际化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介绍，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知名高校都在进行经济学科的国际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纷纷去海外引进高质量人才。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客观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中国高校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期待。因此，该排名的推出，为国内高校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提供历史方位的同时，也便于我国科研主管部门更为科学地考核、评估科研机构，从而为推进和实施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战略提供客观依据，并为学生报考大学及科研机构间人员流动提供有效的参照，促进研究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期刊学术论文发表、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等。但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评定一个学科最基础、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它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也是具有高引用率和拥有明星级教授的前提条件。当前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均是基于论文发表篇数。但存在的弊端是，这些排名所纳入的经济学期刊参差不齐，并未进行权重区分，对独立作者和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也未加区分，使之排名有失偏颇。《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更为立体、科学，具体表现在：在排名依据上，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论文发表篇数为基础；在期刊选择上，选取19本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综合顶级和分支领域顶级经济学期刊，基于这样高水平经济学期刊而得出来的排名更能客观反映是否属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在期刊权重上，对5本综合顶尖期刊和14本分支顶尖期刊做了不同权重处理；在作者贡献上，根据作者人数和署名单位数对单位得分进行了折算。记者注意到，排行榜采取了期刊+作者综合权重、期刊权重、作者权重和无任何权重四种方法分别进行了排名，以确保排名的科学性。田国强教授介绍，得到的排名结果相当稳健，也应对了该排名的科学性。国际权重期刊论文发表快速增长从榜单动态变化看，整体上大陆高校在近五年来综合排名呈上升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都居于全球前60名，在国内处于顶尖水平，凸显了上海财大理论经济学跻身上海市高峰Ⅱ类学科建设计划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近三年排名情况显示，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始终位居大陆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大陆高校排名也稳中有升。究其原因，随着国内经济学科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内高校海归经济学博士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大陆高校在国际重要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发表实现快速增长，从而在2017年的全球排名中得以突显出来。排行榜基于综合顶尖类（top 5）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单独排名。田国强教授强调这个单独排名的地位就像芯片是半导体的心脏一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仍然缺“芯”，虽然近年来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进步显著，但近五年发文数的中国第一（6篇）与世界第一（173篇）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田国强教授最后表示，一般情况下，评价一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实力，通常是拿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来考察的，而这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其他综合性的维度，比如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同行评价、全球雇主评价等多项因素。我们希望达到的是，根据国际上通常采用发文篇数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减少争议。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行榜将每年发布一次，持续跟踪国内高校经济学学科的国际研究力排名。

在这篇“这个外国人拿中国数据发了多篇AER, JPE, RES等五大顶刊！汗颜！”，我们推荐过2020年AER第6期里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它聚焦于中国社会网络纽带对zheng生涯的影响。该篇文章的作者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吴卫星教授（先前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现为对外经贸研究生院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重点研究基地应用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根据“中国哪所高校Top5刊发表数量最多？哪所从未发表过？”，这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二篇Top 5期刊，也是其第一篇AER期刊。社会纽带与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择我们研究了与中国zheng局现任是老乡或大学同学关系，会如何影响候选人被选为新zheng局成员的可能性。在剔除了不同城市和大学之间质量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中，我们发现与zheng局现任存在老乡或大学同学关系的候选人，能够当选新任zheng局成员的概率会降低5-9个百分点（相关性）。对于退休的政治局成员来说，这种“纽带惩罚”同样存在；而对于低一级的zheng局成员，这种“纽带惩罚”会更强些，这与paixi内部竞争的作用相一致。吴卫星教授的教育和学术经历：讲师、副教授、教授（2004.8至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2001.9-2004.7），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硕士（1998.9-2001.7），中国科学院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学士（1993.9-1998.7），湖北师范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资产定价、金融工程、风险管理、家庭金融当年，吴卫星（博士）与汪甬祥（硕士）的合作： 汪勇祥,吴卫星. 基于流动性的资产定价模型——中国股市“流动性之谜”的一个理论解释[J]. 经济学(季刊),2004,(S1):27-40. [2017-09-19]. 吴卫星,汪勇祥. 基于搜寻的有限参与、事件风险与流动性溢价[J]. 经济研究, 2004, (08): 85-93+127. 吴卫星,汪勇祥,成刚. 信息不对称与股权结构: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4, (11): 28-32. [2017-09-19].“Investment with Restricted stocks and Value of Information”, with Yongxiang Wang,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15 April 2005, Volume 163, Issue 2, Pages 811-824.ISSN: 0096-3003.关于汪甬祥教授（现为南加州大学副教授）及其学术分享：https://bbs.pinggu.org/thread-915341-1-1.htmlhttp://faculty.marshall.usc.e/Yongxiang-Wang/CV_Yongxiang_Wang.pdf

来源：新浪财经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7月26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北京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主办的2020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北京金融街中心召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出席并发表《深入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坚定不移支持民企长期健康发展》主题演讲。贾康现场讲解民营经济的“五六七八九”重大意义、作用和比重演变的趋势。他指出，民营企业是缔造我国经济奇迹的贡献者，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和生力军，更是我国深化改革、开创新局面的积极推动者。贾康强调，中央早已经给出重要的改革方向——混合所有制，这应该是以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来把握历史趋势的一个基本路径。我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新时代中民营经济发展若要在现代企业制度之路上越走越宽，必须大力支持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了民营企业长远发展，人们需要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私有制。贾康认为，摆脱种种脱离实际、违背发展规律的民营经济“非我族类”和急于过渡、搞新公私合营的错误思潮，坚持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未来的长期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2018年中国县域经济100强研究成果发布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n 总体发展水平较高，百强县的人均GDP为10.6万元。n 实体经济是县域发展的主要动力，百强县第二产业增加值4.9万亿元，占比53.8%。n 消费需求旺盛，百强县其中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4万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6万元）30.8%。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础在县域，难点在县域，活力也在县域。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深耕研究领域十余年，对县域产业发展具备较强的顶层设计和资源链接能力。中心自2016年起连续对外公开发布中国县域经济百强评价系列研究成果。中国县域经济百强评价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突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力求引导县域树立科学的发展导向，推动县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评价对象为了提高评价的全面性、可比性、科学性，本研究将评价对象界定为：全国（不包括港澳台）除市辖区以外的1891个县级行政区划，包括包含365个县级市、1356个县、117个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林区。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通过公开渠道收集、发放回收数据调研表等方式获得广泛而全面的基础数据。二、评价体系及评价结果本评价指标体系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聚焦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新发展理念，从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绿色发展四个方面对全国县域经济发展进行评价。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以上评价指标体系，2018年中国县域经济100强评价结果如下：2018年中国县域经济100强榜单2018年县域经济100强区域分布评价结果分析如下：一、百强县东多西少、强省强县，平衡、充分是未来中国县域发展的主旋律区域不均，东部占优。百强县东部地区占74席，中部地区占16席、西部地区占8席，东北地区有2席。与2017年相比，东部地区席位减少2位，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各增1席。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振兴发展初现成效。强省强县，江苏领先。在百强县前10名中，江苏省占6席，并包揽前4位。江苏、浙江、山东三省表现抢眼，分别占25席、22席和19席。黑龙江、吉林、山西、甘肃、青海、宁夏、云南等省份的县域均无缘百强。二、百强县总体实力突出，第二产业是发展主要动力百强县总体实力突出。 2017年，百强县的土地总面积、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0.5万平方公里、9105万人、8.2万亿元，以占全国约2%的土地面积，不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1%的GDP。第二产业是百强县发展的主要动力。百强县的三次产业结构为2.6:53.8:43.6。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4.9万亿元，占比53.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3个百分点，也远高于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省份。百强县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减少第二产业的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升第二产业整体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三、总体处在工业化后期，科技创新成为县域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百强县的人均GDP为10.6万元，度超过广东、山东等发达省份，按照钱纳里工业化进程阶段划分，处于工业化后期。从产业结构水平看，百强县的三次产业结构为第一产业增加值<10%，且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也处于工业化后期。如何引导中国县域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向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进而到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是处在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县域在新形势下应当积极把握的机遇。四、进一步对外开放，着力促进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百强县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8.0%，低于广东、江苏等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不同县市差异大，昆山、义乌、如皋等地占比均在100%以上，但超过四成的县域不足20%。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平衡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关系，依据自身区位条件，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形成自身发展特色和优势。五、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驱动，内生需求增长动力不足2017年，百强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7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6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7.5%），但高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依然是以投资作为主要内生动力，但在经济新形势下，积极刺激域内消费才是百强县实现长足发展的基础。百强县中，8个县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大于100%，78个县域介于50%-100之间，表明大部分百强县的经济增长依赖投资驱动，仅少部分百强县告别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服务为主的经济结构。六、资本吸附能力弱，盘活金融渠道，推动资本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百强县资本吸附能力不足。2017年，百强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0.1万亿元，较GDP体量相近的广东省相去甚远。较强的资本吸附能力能够保障正常的经济运行，百强县应当在发展过程中注重金融市场的管理，优化资金融通渠道，使域内资本高效有序运转，实现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联动发展。百强县人均存款较低。2017年百强县人均存款额为11.1万元，远低于浙江的18.97万元、广东的17.42万元和江苏的16.18万元，表明中国县域金融资本活力不足。储蓄总额偏低同当前经济形势及居民投资渠道拓宽有关，但储蓄是货币创造的主要来源，县域经济主体在注重引导金融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杠杆效应的同时，应当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以避免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七、消费需求旺盛，生活性服务业亟待转型升级2017年，百强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万亿元，占全国的8.5%，其中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4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6万元）高出30.8%，与广东省持平。较高的收入水平是消费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百强县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达到42417元、19955元，分别比全国水平高出17%、46%，也高于广东、山东等发达省份，与江苏省大体持平。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百强县发展的优势，引导市场形态由大众基础型消费向精众深度型消费过渡，使供给侧升级催生和匹配消费升级，是对百强县产业优化升级，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机遇。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

工人日报客户端7月21日电 7月21日，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20》，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共享住宿行业的交易规模约为225亿元，同比增长36.4%。共享住宿行业的参与人数达到2亿人，同比增长53.8%。其中服务提供者人数约为618万人，同比增长54.5%，房客人数达到1.9亿人，较上年增长53.8%。2019年主要平台企业融资额约为1.5亿元，同比大幅下降95.5%。报告显示，受突发疫情冲击，2020年前五个月，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额同比下降72.1%。市场交易额大幅下降，一方面是由于疫情防控下出行住宿需求大幅下降，订单量急剧减少，前五个月订单总量同比下降65%，接待人次同比下降63%；另一方面，需求的极度疲软也导致间夜价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前五个月平均间夜价格同比下降16%。报告显示，共享住宿市场自3月开始回暖，市场交易额、订单量和接待人数逐渐恢复。3月、4月、5月市场交易额环比分别增长78%、199%、35%；订单数环比分别增长141%、152%、50%；接待人次环比分别增长81%、112%、28%。报告预测，共享住宿行业发展长期看好，近期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疫情的终结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全面恢复，以及人们服务消费升级的加快，尤其是对休闲娱乐等高品质生活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从长期来看，行业繁荣发展的基本面并不会因疫情而发生根本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疫情演进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加之疫情对旅游住宿服务行业冲击的持续存在，从近期来看，共享住宿行业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向未来看，一方面需要做好前期已出台政策的落地实施，进一步加强政策宣贯，注重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充分利用“互联网+”政务平台提供便民服务；另一面还需要进一步从刺激消费需求、丰富旅游住宿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方式以及加强政府与平台企业合作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 （工人日报记者 杨召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