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什么问题

理论和实践可谓一对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产生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而实践催生理论又为理论所牵引。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一定是不科学的、形而上的或纯逻辑的，反过来说，理论的创新发展一定要以实践为基础、为依据。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观察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有一种脱离实践的倾向需要我们注意和警惕。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在摆脱热衷于政策解释、文件辅导、经典注解的同时，出现了以下需要警惕的几种倾向或问题：其一，越来越热衷于闭门造车。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毫不沾边，既不是实践进程的科学总结，也不是未来发展的务实建议，而是仅凭主观意志、热衷于异想天开的逻辑演绎和文字幻变，除了孤芳自赏外，毫无社会意义。其二，越来越精心于概念创造与话语标新。习惯于把简单的道理用晦涩复杂的词汇表述，热衷于生搬硬套外来的词汇，不管是否符合中文的逻辑和法式。其三，越来越沉迷于数理范式。无论需不需要、严不严谨都要堆砌一些复杂的函数关系和数学公式，满篇充斥着并非必要的希腊字母和拉丁文字，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明了的实践问题繁琐公式化。其四，越来越专注于引论立论。习惯于通过引述论点来论证观点，不注重实践依据，不注重是否“需要”或者“必须”。只是与过去言必求马、恩不同，现在是无论是否贴切和需要，都言必引用欧美学者的观点，似乎一篇论文不引述若干西方学者的话语，就不成为论文了。其五，越来越屈服于外来标准。撰写论文、采用文稿、评价文章都以西方特别是欧美刊物或其偏好为标准，西方论文范式成了衡量文章形与实的唯一范式。总的来说，这些倾向使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西进”或“西化”的色彩。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它似乎不同于我们一些学者的做法。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是符合的。我们熟知的萨缪尔森主编的《经济学》，到现在已经修订出了第19版，而修订的依据就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成果，包括中国发展创造的成功实践经验。而我们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却是一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进”与“西化”，因而这种西化带来的必然是虚化。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走出一条在整体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对这种道路的自信在于，中国从一个基本毁于战火的“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迅速发展的状况是很多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既然如此，偏离中国独特发展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诚然，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汲取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中国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中有不少与西方市场经济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应该充分体现这些内容，包括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式和表达范式，一味排斥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经济学不能仅有这些内容，特别是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与范式，它应当同时甚至更多地反映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独特实践的成果。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与自身伟大实践相符合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与范式呈现，但不应是全盘追崇西方而导致的与中国实践脱节的虚化。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是否具有实践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及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已经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主体上体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也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各方面都认同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口众多，数量超14亿；底子薄，人均资源很少。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可谓十分短缺。美国按大口径算，国土面积超过中国，但人口刚刚超过3亿人；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近1.5亿人；加拿大国土面积为998万平方千米，超过中国，而人口只有3700多万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殊为不易。与此同时，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既不能走1949年前的道路，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更不可能走苏联的道路，而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在经济上的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发展环境不一样。新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可谓内困外扰，始终处于紧约束之中。从内部看，因常年遭受战火侵害，新中国建立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废墟，只能白手起家；又因为特殊的外部环境，只能自力更生。即便没有外部侵扰，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都非常困难。从外部看，由于制度差异及其他重要原因，中国始终受到一些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中国坚持奉行不称霸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对外原则，从不侵略别国，也从不从外部掠夺资源；中国不处于世界发展的高位，引进资源要素不容易，在自身的资源要素还容易流失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时常伸出援手支持落后或贫穷国家。第三，发展方式不一样。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有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有自己的体制特点。概括地说，一是坚持“两轮驱动”：一方面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地、科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把握“两个抓手”：一手抓最落后群体的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抓解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温饱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另一手抓与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科技手段的对接运用，力求后发先至，实现跨越发展。三是实行“两个途径”：依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实施分类指导；同时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推动发达地区运用各种手段支持落后地区。四是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坚持眼睛向内，深入广泛地开拓国内市场，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另一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运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五是重视“两个手段”：一方面，科学运用物质手段或经济杠杆，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尽心出力。六是形成“两个支撑”：充分发挥各类功能平台的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使之成为推动发展和促进创新的有力支撑；积极推动建立横向、纵向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七是推进“两个转变”：在发展道路上由实行资源要素驱动向实行创新驱动转变；在发展内容上由追求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八是紧扣“两个目标”：千方百计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和谐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康。中国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实践足以使我们对深化经济理论研究、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充满自信。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跟随。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照套照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其教科书编写不能以与我们有很大差距的西方经济学及其教科书为标准，如果在内容上模仿，甚至分析方法、语言表达都完全套用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及经济学范式发展创新的最坚实基础无疑是中国自己的实践。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应在三个方面推进创新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也需要我们把实践中做对、做好的东西总结出来，这样不仅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特色实践为依据或导引，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作为方向，就当前而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至少可以依次或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第一，在现有框架和范式下寻求创新与突破，重点是根据中国经济活动的状态与变化，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和演进逻辑做出新的总结归纳，给其以科学的描述与揭示。第二，对现有框架和范式做适度的改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实践做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提炼概括，形成若干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规制或守则。第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创造，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与基本要求，创造具有世界性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成基于中国成功实践、由中国经济学人主创、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研究重要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教科书。原标题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偏差与矫正》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范恒山编辑：袁昕流程编辑 吴越

今天晚上，正当我要写点东西的时候，有网友在后台提问：“老李，听说你是做宏观经济的，那么宏观经济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呢”？说实话，听到这个问题，我陷入沉思：搞了那么多年宏观经济，利用宏观知识指导自己那么多微观投资，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灵魂之问，我必须回答，但是又很难回答好，因为这个问题跟投资差不多，非常反人性。其实，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三类问题：1、供给侧的问题，即“给”的问题，也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即经济的增量。2、需求侧的问题，需求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活动，我们经常见的经济活动包括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活动离不开买卖，买卖离不开钱。3、若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比如说要拿钱买的东西多，而能够提供的东西少，或者提供的东西多，要拿钱买的东西少，这该怎么处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若钱很多，需求很旺盛，而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即潜在增长无法满足需求，则会出现通胀。当然，潜在增长实现不了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两种：1、由于外在的原因，潜在增长实现不了，增量做不出来，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当前的疫情就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能力做增量，而是暂时没这个条件，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一旦疫情结束，增量自然做出来，经济活动自然恢复正常。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萎缩4个点，明年无论疫情是否能够被控制，经济活动肯定会比今年强的多，有可能实现正向增长4个点以上，三驾马车自然跑起来，相关产品的需求量自然多起来，什么钢啊、铜啊、铝啊，有可能会可劲造。2、由于内在的原因，潜在增长实现不了，原因在于新技术无法实现突破，用社会学的术语叫社会的内卷化。但是，无论供给端出现什么情况，这个世界的钱是越印越多，以至于无论如何必须维持需求，这就使得需求远远跑在供给前面，通胀自然就来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自然就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波动，也就有了通胀或者通缩。以上是我对网友问题的简单回答。其实，现实的经济活动要远比这复杂，因为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变量叫金融，具体我们就不讨论了，说正事吧。今天的上证综指如期创了近期新高，不过是盘中创的新高，没脱裤子就阳痿了，被媳妇踢下了床。不过，正如我昨天所说，A股指数早已经严重失真，大家一定要努力去找结构性的机会，不要非要上媳妇这张床。当前的A股，如果三傻稍微发力，就可以轻松度过万重山，我们何必在乎无聊的数据呢，以后要多看个股，少看指数。我们从板块方面来看，工程机械、煤炭、电子产品表现就不错。1、我对煤炭行情的持续性不抱信心，但是工程机械还是有搞头。原因是什么呢？你结合我讲的宏观经济常识就能够弄清楚，煤炭投资跟房地产投资差不多，面临的政策阻力太大，现在国家在追求绿色发展，要青山绿水，指望煤炭创造潜在增长，不现实，不被一棍子夯死就不错了。工程机械就不一样。工程机械不仅受益于顺周期，同样受益于新基建，再加上大型机械无论在新经济时代还是在旧经济时代都有用，它跟煤炭不一样，所以我还是看好这个行业的持续性。当然，我对其中个股没有研究，我只看到中联重科连续收了2个涨停板。2、TCL涨停TCL这个票值得说一下，这个票一直在我的股票池，当然我们玩经济学的都有情怀，我对李东生这些老一辈改革先锋人物比较佩服，相关公司也一直在关注。TCL今天涨停的核心原因在于供给产能在退出，退出的原因在于韩国、日本这两个国家已经退出面板市场，而市场对面板的需求一直很稳定，特别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可选消费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业绩增长点。目前，TCL的32寸面板需求量较年初增长一倍，这也带动资金对于TCL的关注度提高。至于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我对面板这块的关注度不高，还真无法做出判断。3、碳纤维需求量大增最近几天，碳纤维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的挺好，主要是碳纤维材料可以用于军工产业上面，再加上最近两年一直在提倡军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一些民企介入军工行业的机会开始增加，这也带动相关产业未来能够实现量价齐升，实现戴维斯双击。碳纤维的龙头公司是光威复材，这个公司我没有研究，我是在看相关大宗产品价格的时候留意到的碳纤维，具体公司并没有研究过，我也没有这个时间啊。就说那么多吧！

国家社科基金设置各类各层次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既着重基础理论，又期望通过具体问题研究提出对策，进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在着力基础理论创新的同时，要接轨现实问题。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前沿问题，不仅要借鉴国际化经济学研究范式，更需要创新研究。作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现代经济学研究承前启后，新生代经济学家们渐次贴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将思考和分析聚焦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条件下探讨中国经济学创新，历史与现实要求必须基于对国情的认识。这客观要求中国经济学家以国家和公众利益为重，选择恰当研究立场。关于经济学的创新，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关系，但是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然而，一些新生代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基础理解为效仿西方经济学：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结果往往远离中国现实。因为，谁也不可能将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因素一一表示为数学模型中的不同变量。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的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经济学基本原理无地域限制，分析、论证的方法却有国别之分。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及实现经济学想法的工具。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模型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作为评判经济学研究成果质量优劣的标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基于对经济史的稔熟与市场经济理论脉络的清晰。改革开放40多年间的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了对全球经济学发展都具有显著意义的大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理论，建立和发展了以“渐进”为特征的转型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且也推进了与西方经济学对接的宏观、微观经济学的分流，推进了大国经济发展的政府干预理论、经济调控理论和经济学科的全面建设。可以预见，坚持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取向，将使中国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经济学研究要接轨国家战略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俯视经济”与“直面社会”，盖因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剖解制度与市场机制运行问题、把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外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解释所谓的“中国之谜”，也就是要廓清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这也可以给出中国经济学发展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战略接轨的判断。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战略意义愈发浓烈。特别是国家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主流研究的视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由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继而陆续实施。国家战略催生中国经济学的行为规范形成了隐性制度和策应方式。如经济学在高校一方面满足于教学研究，另一方面高校的经济学者与各类官方、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一样，也形成了与国家战略对接的态势，介入各类课题，承接各种咨询。因此，在中国转型和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家不仅具备有关国家责任的关怀，而且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侧重对改革和发展“问题单”的解读，并传播结论，发挥智库功用。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用了60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以增长为标准，以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等为路径，到最终实现以人与资源环境的相适应为目的的发展观。而中国走到这一阶段，只用了不到30年。事实上，国家战略语境的经济社会问题剖解方略与中国经济学密切关联。凯恩斯在评价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贡献时说：“他始终坚持的一点的确道出了真谛，这就是有些人凭借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特殊天赋和强有力的经济直觉所得出的结论和含蓄的推断。”对于现行的许多政策工具，其实经济学家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效，如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被掌握的政策变量中作出选择，就需要比较它们各自的效应大小，从而找出政策依据。一如当一个国家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来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体系以及进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其内部获得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价格能够自由浮动，以及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根据这一判断标准，中国经济学研究当在“市场”“国情”语境之中，这也正是国家战略必须关注的问题。“问题导向”引导经济学创新方向问题导向是指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以问题为突破口和方向，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满足需求。问题导向有助于明确方向、抓住重点、找准突破口，有助于复杂问题的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导向特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具有明确的话题设定；“事件和现象”是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沿着这个脉络就不难破解经济学直面的问题。如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主要以控制、遏制房价为主要标志。宏观调控具有前瞻性、问题导向性，也是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满足了问题导向的三个特征。由此判断，宏观调控是现阶段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与经济学研究的落脚点——经世致用，别无二致。在经济学问题导向的方法论条件下，更须提示有研究潜力或正在搞某一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如何甄别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其途径之一是从中央的一些文献中释放出信号。如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乡村振兴”一脉相传，这正因应经济学问题导向的肯綮：是一个交集；政策面关心，学术界也关心。西方学者在概括欧洲中世纪及以前的经济思想状况时指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学者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基本经济决策是按照传统和命令而不是由个人，即不受限制的经济主体作出的。结果，这些早期的学者对西方社会思想持续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市场力量的洞察，而在于他们关于社会规律性质的先见之明。他们具有形成经济学的‘前科学的’眼光。”由上引申金融行业改革问题。设若研究金融问题，当然以金融监管为主。再则，金融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学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焦点。以如此思路定位问题，研究者既接近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又领会并感觉问题导向“别有洞天”。“接轨现实”：经济学创新的内在要求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和相关研究的后续效应一直被学术界和经济理论界热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大同、存小异，抑或小一统、共存共荣是对学术问题看法的基本出发点，而彼此砥砺、相与切磋则是切中经济学问题导向后续效应的肯綮。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将个人的经济行为和单个市场、单个产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甄别，独立提出了反映经济运行的许多术语和分析工具，学说坚持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这种论具体不玄虚、涉技术微着墨的思维方式，应成为经济学接轨现实问题研究后续效应的“军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在重视“三农”工作的背后，有很多问题涉及经济学问题导向研究的后续效应。如在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货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朝哪里走？这深刻揭示了农村目前的三大焦点问题：农产品流通、农民增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一个学者要能够先知先觉，知道政府尤其是高层如何布局农村工作，就要为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备份。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达把生产关系表述为经济构造。何谓经济构造？李达在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中认为，经济构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他写道：“当劳动力和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结合为一，而参加于社会对自然的斗争时，就造出特定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有一个“交集”，即政策面关心，学术界留意。政策面关心，说明问题导向有咨政功用；学术界留意，说明问题导向涉关联演进。一如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导向的文献综述不仅包括学术界的文献综述，还包括对政策沿革的综述。在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上，须注意对政策轨迹的把握。如是，文献综述应该是学术界和政策轨迹各占50%。这样的文献综述可自行回答三个问题：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属于独立创新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补白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和谁（机构或自然人）商榷吗？自行设问，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便油然而生。在竞争的市场中进行经济往来，预见、洞见和前瞻问题，并及时进行纠偏、解决和对策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因而，中国经济学创新与接轨现实问题研究有助于推演和正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渐次展示实际功用和前景。（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管理体制比较研究”负责人、《改革》总编辑、北京物资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佳宁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经济学就是研究赚钱的学问，个人如何致富、国家如何富强都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答案。学习经济学，除了理解经济学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掌握经济学的思维逻辑。我们不妨先用三个例子来考考自己：第一个例子两块相邻的土地，一块养牛，一块种小麦；牛如果冲到麦田里把小麦吃了，应该阻止么？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应该阻止，因为牛是牛，小麦是小麦，本来不相干的，一方要吃掉另一方，明显不合理。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牛和小麦争夺的是土地资源的归属，从整体利益出发，如果牛和小麦都是同一个人的资产，那么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谁占有土地资源之后能带来的效益更大。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当然可以吃掉小麦，甚至还可以享受乐队奏乐，按摩师按摩；反之如果小麦价格足够高，不但要保护它不被牛吃掉，可能还要用牛奶给它灌溉。第二个例子原告连夜捡了18堆牛粪，因为没有车辆运输，就把牛粪堆到路边；第二天早晨，被告发现了牛粪，由于原告没有进行任何标记，被告认为是无主之物，直接运走撒在了自己田里。从源头上，牛粪是牛主人的，既不属于原告也不属于被告，那么应该把它的所有权判给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如果判给原告，就意味着凡是劳动创造的都属于个人财富，都受到法律保护，人民就会努力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如果判给被告，就意味着人们要花出额外的精力和时间来守护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创造财富需要的成本。第三个例子农夫把亚麻放在铁道旁自己的田地里，火车路过喷出的火星把亚麻点着了，铁路公司有没有责任赔偿？按通常的思路，铁路公司是强势机构，农民是弱势个人；农民把自己的亚麻放在自己的田地里，没有任何过失，却遭飞来横祸，当然应该铁路公司赔偿。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火车路过喷出的火星点燃亚麻，这本身就是场意外事件；而谁避免意外的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铁路公司如果要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事故，需要进行铁路改道或许列车升级，成本都太高了；而农夫要避免这种意外的成本则非常低，只要把亚麻放得离铁路远一点就可以了。以上三则故事，都出自当红经济学家薛兆丰的代表作《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此书在豆瓣评分8.3，可谓万人追捧，广受推崇。可读性是衡量书籍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一本入门型的科普著作，薛老师在书中的部分观点，确实有待商榷。但相比学术味浓厚的专业经济学著作，本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有学习经济学知识意愿，又被专业著作的深邃难懂困扰的普通读者。所以书中不是用艰涩的公式、枯燥的数字、难懂的图表，而是通过大量简单真实有趣的身边案例，更实际、更有趣、更深入地来解释经济学原理，帮助读者深刻理解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这样一来，就算没有经济学基础的新人，也能轻松无障碍阅读，并在觉得有理有趣之余，学到十分可贵的专业知识，并能进一步培养经济学思维，构筑经济学知识体系，直至能将经济学理念运用到身边实际生活场景。碎片化的阅读方式更为难得的是，这本《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虽然囊括经济学所有核心议题，但每一个议题又都独立成篇，可以说，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入口。读者既可以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也可以在闲暇之余打开一篇随性翻阅；非常适合现代人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对想学习经济学的读者，不妨先通过本书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大体框架，今后钻研更专业的书籍时，也会感觉亲切熟悉，难度降低了。综上投帅荐书，都是自己买过读过，并且感觉不错的。因为书与他物不同，非但要花钱买，还要花时间读。如果只为带货而推荐烂书，浪费别人的时间，就与骗人无异了。点击下方，当当旗舰，信誉保障，仅售六折，全网比价。愿各位老铁在这个短视频横行的时代，能以一杯咖啡的价格，坚守阅读，充实自己，奋发向上，不负韶华。

来源:光明日报一门年轻的学科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研究对象到内容，从研究方法到体系都仍然处在探索之中。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是从19世纪2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城市土地经济和土地区位经济的研究开始的，这些研究重点关注了城市区位、城市土地市场的价值分配等内容。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A·韦伯发表的《工业区位论》阐述了城市的工业区位问题，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严密的研究方法，但他把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包含在其区域经济或地租理论之中，城市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农村人口大量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诸如住宅、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城市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诸多问题。城市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可以从1956年纽约大都市地区研究项目算起，胡佛和弗农合著的《都市解析》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学的起点。也有人认为，城市经济学的起始是以1964年美国区域科学专家威廉·阿朗索《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因此，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当前，城市研究、城市带研究和城市协同发展研究已成为城市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学科热点。我国对城市经济问题研究的高潮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建立以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建设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这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均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城市经济学教材和专著在我国陆续出版，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我国最终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始城市经济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出版了国内最早的城市经济系列教材之一。现在，在国内无论综合性大学、文科学院、理科学院，均有日益增多的原来从事其他经济学科、社会学科、理工学科（如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规划学）的教师不断转向到城市经济学研究队伍中来，城市经济学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期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发展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城市发展本身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挑战，有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者不断探索，分析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总结城市经济学的重要规律、丰富城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提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建议，为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仅就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有待城市经济学研究者们进行重点研究和持续探索：一是城市化问题研究。2018年我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8.3亿，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9.58%。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此，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首先应从指导和规划城市发展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开始，通过了解这些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形成的过程、产生的效果，来研究我国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其次，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一些重要举措、具体方案的研究，重点关注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中小城市的合理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激发经济发展较慢城市的发展动力问题。研究中可以重点发挥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对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深入分析，并对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其中的规律。最后，加强对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并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失败的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代价，在推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真正取得后发优势。同时，城市经济学需要重点关注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树立创新发展的意识，注重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二是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应结合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在城市经济增长研究方面，可以重点研究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主题。在城市发展研究方面，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涉及城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平衡、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的内容，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研究领域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研究，应主要从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出发，重视讨论城市公共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注重人文价值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并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三是城市体系和城市群问题研究。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城市群体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的空间布局总况。城市体系是经济区的基本骨骼系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带动区域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城市体系的结构与布局，是城市化在空间上的主要表现。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程度，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增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发展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内容，比如，研究如何有效地按地域系统组织生产和进行行政管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佳社会效果。对当前我国城市体系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等重要问题。其中，城市群、都市圈的研究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中之重。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也是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的分工合作、经济联系和城市群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四是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研究。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逐步提高，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指城市中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和组合，利用城市土地利用、人口通勤和房地产等微观数据，研究者可以对城市中各种经济活动的运行空间、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进行丰富的经验研究，也可以对以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检验。例如，通过分析城市土地这一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可以对城市土地供求、地租理论、城市空间演变和城市规划效率等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从而深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五是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治理问题研究。城市治理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城市政府必须担当起重要的调节者角色，因此优化政府部门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是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明晰，许多观念有待改进，此类研究工作仍不能放松。城市治理相关问题既包括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地方发展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等城市经济学的传统问题，也包括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建立关于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体系、平衡城市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城市文明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等城市经济学中的新问题。（作者：孙久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

纵观2019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产生了诸多研究热点。其中，在经济学视角下，有以下三个热点值得关注：区块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为我国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区块链技术应用最多、落地程度最深的领域当属金融。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传统供应链金融中的问题，打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藩篱，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的空间，解决了传统工业制造所面临的资金融通问题。供应链金融通过多级供应商融资体系，依托核心企业及供应商企业的信用，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整体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流转的效率，有效地促进了二者融合共生发展。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技术也延伸到物联网、智能制造、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发挥着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使用、管理等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观、系统观、共享观，是指经济发展过程、动力、方式、效果的全面提升。其中，要素投入将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和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依靠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来推动，涉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方式转变、动力切换、效率提升、成果共享，最终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雄厚的经济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加强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注重防范和化解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提高防控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从民生角度来看，产品和服务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质量的高低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程度影响最为直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质量优势能否形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因此，既要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又要强调发展过程的效益，注重将成果为全民共享的理念渗透至经济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为人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于供需总量和供需结构保持均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速的主要举措，是实现低水平供需均衡向高水平供需均衡转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紧紧围绕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抓落实。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多措并举破除无效供给，减少低端产能。紧紧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抓落实。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稳定、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发展更多的优质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紧紧围绕提升产业链水平抓落实。强化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对高新技术研究，提升国内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推动中国企业和外企交流合作，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提升产品竞争力。紧紧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抓落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条件。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畅通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渠道，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来源: 社科院网站

来源：金融界网站此前，《管理世界》的文章《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曾引发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广大经济学研究者早已对经济学中研究的数学方法使用尤其是越俎代庖成为研究的核心和亮点的现象有了诸多不满，对数学滥用类似的问题讨论，也不是时到今日才开始的反思。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一套又一套数学模型提出、被质疑、修改和继续被质疑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整体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根本无法说清，数学究竟是成就了今日的经济学，还是摧毁了今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大致开始于19世纪中期之后，人们开始借鉴物理学中数学模型的使用方法，将其用来分析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微积分的引入及其边际研究方法轰轰烈烈地展开。此后大量数学领域的知识被逐渐引入了经济学科之中，包括线性代数、泛函分析、随机过程理论等等，尽管并没有人说经济学问题一定要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表达，但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数学模型还是成为了这一学科里公认的表达规范。一方面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数学基础成为了必备的研究技能，比如萨金特时至今日依然每个学期都要去旁听数学课，另一方面许多数学学科今日的兴起，比如统计学，实际上也与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然而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天作之合，因为数学表达本身的逻辑性和简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经济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严谨化的表达得出一般化或者公理化的结论，也有助于不同地域、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为经济学理论可靠性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这个学科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标志之一，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本领域对数学化的质疑其实从未断绝（当然，只是一直被压制）。很多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公理并不反映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只是一种数学的机械主义游戏，而这也是经济学领域外人士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的质疑所在。比如经济学传统里往往使用经济人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等假设，来获得许多漂亮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这与现实谬之千里，结论自然很不可靠。但弗里德曼等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理论假设的不真实不一定影响经济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如果这个理论依然可以对现实进行分析和预测，那么它的假设真实与否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不过后来人们给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扣上了一顶工具主义的大帽子，因为这很容易被解读为投机取巧，学者们也会本能地规避那些无法使用简洁的理论进行描述而事实上又恨重要的问题，最终把经济学分析引入研究者自己头脑风暴的死胡同，变成所谓的“黑板经济学”（也就是只在黑板上成立的经济学）。因此很多人调侃经济学者无法预测0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经济界几乎是一片哑然，而克鲁格曼之所以能拿到诺奖，也是因为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97金融风暴。人们对经济学的解释性始终充满期待，但也始终对这样的解释性充满疑虑，这恐怕是经济学发展永远的矛盾所在。经济学者在使用经济模型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允许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有多大程度上的不真实，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学中数学滥用的发端。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和数学合璧（从经济学发展史角度来说，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人就是萨缪尔森本人），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特征就是数量化的。因为经济变量本身存在着严肃的逻辑关系，找寻其中的因果性并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目标所在。但是同样地，在经济中有很多因素是呈现非数量特征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对信息集的偏离”，这些因素在模型中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也偷懒将其作为一个常数处理。这就使得经济学中的分析很容易流于机械化的表面，学者们甚至会有动机用数学上的相关性取代严谨的因果性，来进行讨论，这无疑摧毁了经济学分析的根基。而后来行为经济/金融学的兴起，也同经济学传统研究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尽管长时间地对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进行质疑，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数学滥用。最近这次争议的发端就是罗默的那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经济学诺奖界的村上春树对数学滥用进行批判的例子，是他老师卢卡斯的两篇文章。在他看来，数学滥用现象主要包括脱离理论基础的非正式用语与符号、不符合现实与直觉的假定以及错误的数理模型推演几种形式。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界定，数学使用和滥用之间的分界线。人们之所以要在经济学领域中引入数学，无非是因为数学能让我们的表达更简洁、精确，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优美。但是经济学界一直有声音认为，我们可以用文字说清楚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用数学进行分析。可是，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什么样的问题只用文字来说，而什么样的问题就必须引入数学工具呢？并没有一个可行或者可借鉴的分析标准存在，我们也很难知道究竟是数学表达还是文字表达，更符合经济学的本意，因为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两者都只不过是信息的承载者和阐述的工具而已。文初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这篇文章，认为数学滥用的主要形式包括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数学模型过度运用、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实证过程不规范四个方面。但问题在于四点中的第四点说明研究者用错了数学，而前三点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究竟我们能容忍经济学假设与现实存在多大差异和我们有什么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应用是否适度上。所以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将100多年以来经济学者对数学方法的一次炒冷饭式的总结，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数学究竟应该多大程度地进入经济学，就像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学应该多大程度地入侵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倒是蛮符合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特点的。所以大家轰轰烈烈地批判一下就好了，在可见的未来，你们想搞经济学研究，发经济学论文，还是要搞各种奇奇怪怪的模型去忽悠审稿人的。附：《一个经济学学生的疑惑：经济学是不是已经沦为以经济题材为背景的数学应用学？》我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是一名大三的经济学学生，三年的学习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至今仍未得到解决。那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回看到目前为止大学前两年4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分最高的课程分别是：数学分析1（6分）、数学分析2（6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6分）、计量经济学（3分），清一色的数学，除此之外的数学课程还包括：数学分析3、线性代数，由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课程则有：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国际经济学。那抛开数学，真正能让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应该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的课程呢？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除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据我所知，无论是学校招收研究生还是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公司招聘的时候，即使毫无经济学学习的背景，数学系学生的抢手程度甚至远大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经济学到底怎么了？我承认我数学不好，不喜欢数学，所以在被数学虐了千百遍之后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既可笑又可怕的想法：诺贝尔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唯独没有设立数学家，而数学家并不甘心，从而攻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句可能有些偏激的话，如今我在学习的并不是我高考报名时所想象的那样，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根本就是以经济学为背景题材的数学应用题所集成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我对高等数学比较头疼，可是我基本的逻辑还是有的。而不管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实际应用中，一些把经济学问题抽象为数学推导的过程在我看来毫无逻辑。如若果真如此，那即使数学演绎的过程再繁琐，所用到的模型再复杂又有何用处呢？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滥用已经太过了，如果说数学的应用让经济学研究前进了50年，那也许数学的滥用一定会让经济学研究停滞100年。我觉得也许错的并不是我，而是经济学。之前提到过，在教科书中的叙述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中，数学的演算确实越来越复杂，但内含的逻辑却毫无章法可循，对此我想各举一个例子：教科书：经济学领域中的模型不论复杂还是简单都绕不过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这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这两个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西方经济学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推导、得出结论。我想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学习高中物理时，因为数学能力有限，所以题目中经常会给出类似“假设摩擦力为零，假设斜面光滑”之类的假设，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说的所谓光滑斜面，但这样一来却可以让我们在数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锻炼我们的物理思维能力。而等我们学习了相关的高等数学之后，我们便可以拿掉这样的假设，通过同样的思想，进行完整的运算。但经济学呢？似乎经济学家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作为假设的存在，反而将其奉为真理，在这基础之上乐此不疲地开发模型、得出结论、发现与实际不符······这是在开完笑吗？如果说我定一个前提假设说“人类全部死光了”之后得出结论“经济就不存在了”从逻辑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样的结论有用吗？我想说的是假设是一种简化问题的过程，通过假设我们可以首先在一定假设限制下得出一个较为简单的结论，之后通过一定手段将假设还原，回归到实际的结果中来。想想我之前提到的物理学，不就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进行光滑斜面的假设，再通过摩擦系数，真真切切的将假设还原到现实之中，得到真正的结果。那经济学呢？有谁将在假设条件下开发的模型成功地还原到现实中来了？没有，因为没有这两条如此强的假设，他们的模型根本站不住脚。经济学的发展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任由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任性地开发模型争夺诺贝尔奖？希望不是这样吧。之前所说的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学假设的未还原”问题，这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只是一个基于利益、名声等因素考虑过后，作为一个实实在在需要生存的人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得出的结论不靠谱，但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就认这个东西，而且理性人假设也是前人所做的奠基，即使以后被推翻也无关己事。真正设计到逻辑问题的是“理性人假设”，关于这个假设本身的荒谬我想以后再谈，现在就算我承认这个假设，我想从逻辑层面展现一下有关理论的逻辑是多么混乱。理性人假设说的是人类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法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举个例子，对小孩子来说，玩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小时候玩的太疯了会影响学习，学习不好意味着长大之后在求职结婚甚至在吃饭问题上都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小孩要好好读书，做到将来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一旦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利益又有了损失。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倒想知道，怎么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明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致命逻辑缺陷就在于对于时间，它没有区分。再比如对于一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价格升高销量就会下降，但是对企业来说，一件商品的利润与销量的乘积一定会有一个最大值，而企业做的最优决策就是确定乘积最大时的利润。这样是不是做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见得吧，利润与销量乘积的最大值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定义的，但如果说我的企业在短时间内给出明显低于市场的定价，将竞争对手都挤死，之后作为一个垄断生产商，那时的利润到底和原先相比究竟是高是低很难说清楚吧。这样一说应该很明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根本没有对时间做出一个有效的区分，更甚者，利益的实现所涉及到的是未来的时间，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比如也许小孩子玩疯了长大一无所成但也许偏偏就因为玩启发了他的创造力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实证或者推导，从逻辑上来说理性人假设本身就是个悖论，根本不能作为一个前提假设不是吗？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经济的实际应用方面，是有关学校食堂优化的问题，我想明天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多，基础也不扎实，我的很多想法都可能是错的。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希望能在数学的统治下找到和我不谋而合或是想背而行的想法，尽管我也找到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类似想法的论文和书刊，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觉得很难说得上系统更提不上是一种理论。所以我希望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我只希望能不带立场地找寻经济学的真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也许这篇文章发在行为经济学板块能得到更多认同，但我明白发在这里能听到更多理性的反对的声音，这样能让我更多地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真实的想法一起分享。附：（一些我觉得有些想法的书，也希望大家能推荐好书）保罗·罗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思维 : 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凡禹《经济学会撒谎》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德曼《失灵 : 为什么看起来可靠的模型最终都会失效》萨维奇《平均值缺陷》布拉斯兰、迪诺《数字唬人 : 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琼斯《谁说图表不会说谎》达莱尔·哈夫《统计数字会撒谎》

社会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在国外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程，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受到充分关注。关于社会经济学的专著，我们除发现20世纪早期德国维赛尔（F. Wieser）著有的《社会经济学原理》（1914年）和美国克拉克（J. M. Clark）著有的《社会经济学序言》（1936年）外，其他大多数是80年代以来涌现的论文集和论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教授的专著《社会经济学：社会环境中的市场行为》，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研究经济学问题，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但总体上说，社会经济学尚无完整体系，只能在国内外原有学科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新的方法论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探索。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同稀缺物品和股份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经济行为，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以及与经济有关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因此，可以简单地把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简要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经济学说史。研究社会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思想及理论渊源。从这一学科的兴起，到20世纪中叶的衰落，到90年代以来重新受到重视的理论和思想进行正本清源的探索，梳理社会经济学思想的脉络，研究社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及社会学大师的社会学思想及理论贡献。（2）社会经济学理论。研究社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领域、经济与社会的互动理论、经济运行与社会制度、文化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学；社会资本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嵌入理论、网络理论、不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正规制度与非正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社会及制度基础问题。通过对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的较系统深入的探索，为我国社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做一个粗略的铺垫。（3）社会经济学的方法论。方法论创新是当代经济学界尤需关注的中心问题。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无疑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显而易见，现有经济理论的种种困惑及其在解释、指导经济实践中的误区，迫切需要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实现方法论的创新与突破。市场经济并非毫无生气的平台，经济运行轨迹深深嵌入于社会结构和各类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过程之中，并作为各国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必然在深层次上折射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因而社会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乃是以历史分析、整体分析、制度分析、跨学科方法和跨文化方法的一种新的综合。方法论的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及其方法仍然成为大多数经济学人习惯的思维定势的现实背景下，拓宽研究思路，从方法论角度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强调综合应用历史研究方法、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整体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从广阔的宏观视野、深厚的历史视野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分析视野的结合上，丰富和拓展经济研究的现有研究框架。关注方法论问题，至少促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既有方法进行深维度反思，而不是继续不假思索地成为人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前提与方法论原则。（4）应用性研究。在经济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力图勾画出社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进行归纳和提炼。运用社会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剖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保障改革和福利国家发展趋势等前沿课题，揭示社会经济学广阔的理论与政策前景，使社会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的研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构建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学作应有的贡献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人性的研究。“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1776年）之前，还写作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问题有深入而重要的研究，与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是分不开的。经济学分析，以人性假设为起点。人性当然是复杂的，关于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更是由来已久。但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可以先假定人是“经济人”。这是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 01关于人的常识看待人，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人有身体。人活在自己的身体里，身体出了问题，人就会生病、衰老甚至死亡。这个只属于个人的身体，一般需要自己来照顾，在幼年和垂垂老矣的时候还需要别人照顾。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拥有多么崇高理想的人，都无法摆脱这一点。再比如，人有亲属。父母兄弟、七大姑八大姨，是个人就难免这种亲情的羁绊。只有在一些宗教信条或崇高的道德训诫里，才会有断绝尘缘、不认六亲的情况。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有对亲人的亲情和义务。还比如，人会自己想问题，人对其他人有亲疏远近之别，等等。任何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的考虑，都不应该脱离这些基本的常识。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自欺欺人，就有可能出丑。即使是理论的建构，也应当以此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在教育上、道德上，固然可以鼓励人们追求成为圣贤，但如果以此作为起点去建构社会生活，从把人作为高尚的圣贤出发制定规则、考虑问题，那就会脱节于现实，勉强于民众，反而给社会带来灾难。 02经济人假设的三层含义基于对人性的经验观察，经济学假设了三个人性的特点，这构成了经济人假设的三层含义。第一，人是自利的。要注意，这里的自利是中性的，不是贬义的自私自利或损人利己，而是说，人会对自我感兴趣。比如，到了饭点，肚子饿了，一个人会首先感到自己饿了，而不会感到其他人饿了。这是一种生物本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极好的，但不吃饭会饿也是真的。而就吃饭来说，除了特别需要被动照顾的人，人在吃饭的时候一般也是拿食物往自己嘴里送的。人能够感觉到自己，一般来说懂得照顾自己，这就是自利。第二，人是理性的。不管是否掌握了完全的信息，人都会在全部可用信息的支持下做出综合最优的选择。比如，大学生毕业就面临人生选择，去企业工作，去政府部门，读研深造，出国留学，以及创业发展等等。一般来说，最终的决策都会是在其价值取向下对自己最优的选择。毕业后主动到艰苦岗位、边远地区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在其价值取向下理性选择的最优项，去了“最需要”的地方，最能够做出奉献、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第三，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就是均衡各种资源，实现最大化的价值。在经济分析中，这被简化为财富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实际上，这种效用在实际生活中是相对主观的。每个人追求的效用会有所不同，政治家可能追求名垂青史，学者可能追求成名成家，企业家可能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些取决于个人的偏好。 03经济人假设的运用经济人假设并不完美，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可以帮助人们分析许多问题。其中包含一个基本观念：人应该是自我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别人或集体都不能取代个人自己来判定什么对他最好。让一个人幸福，不是给予他“幸福”这个东西，而是保障他追求幸福的过程不被阻碍、束缚和打断。幸福不是给予的，更不是赐予的，而是每个人自己在生活中努力争取的。这一点引申到经济领域，就会强调财产保护和经济自由。如果没有财产保护，人们往往会失去创造财富的持续动力，整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就破坏了。如果没有经济自由，资源就很难有效配置。例如，午饭吃什么，当然是自己选择最好。如果由别人决定，就难免觉得不够满意，即使免费发放午餐，这份免费的午餐也不过是从其他地方配置而来，最终伤害整个经济体系。而财产保护和经济自由，则往往是经济持续繁荣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引申到公共领域，就会强调权力约束、岗位竞争和多数人控制资源。官员不会天然服务于公众的利益，激励官员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有时是道德情操，但主要是制度安排。同样，就创新来说，企业家并非天生就是创新的推动者。因为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很可能投资巨大却血本无归。而企业家的动力在于牟利，如果不创新也能牟利，那他为什么要创新呢？只有当创新的收益大于不创新时，他才会愿意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山寨”不利于发展，而保护知识产权才是长久之策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如果从创新领域中产生的富豪最多，那才是真正实现了经济繁荣。如果一个国家的富豪更多是从垄断部门、资源部门、权力部门产生的，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则很可能是扭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