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主要是研究

今天晚上，正当我要写点东西的时候，有网友在后台提问：“老李，听说你是做宏观经济的，那么宏观经济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呢”？说实话，听到这个问题，我陷入沉思：搞了那么多年宏观经济，利用宏观知识指导自己那么多微观投资，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灵魂之问，我必须回答，但是又很难回答好，因为这个问题跟投资差不多，非常反人性。其实，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三类问题：1、供给侧的问题，即“给”的问题，也就是经济的潜在增长，即经济的增量。2、需求侧的问题，需求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活动，我们经常见的经济活动包括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活动离不开买卖，买卖离不开钱。3、若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比如说要拿钱买的东西多，而能够提供的东西少，或者提供的东西多，要拿钱买的东西少，这该怎么处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若钱很多，需求很旺盛，而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即潜在增长无法满足需求，则会出现通胀。当然，潜在增长实现不了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两种：1、由于外在的原因，潜在增长实现不了，增量做不出来，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当前的疫情就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能力做增量，而是暂时没这个条件，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一旦疫情结束，增量自然做出来，经济活动自然恢复正常。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萎缩4个点，明年无论疫情是否能够被控制，经济活动肯定会比今年强的多，有可能实现正向增长4个点以上，三驾马车自然跑起来，相关产品的需求量自然多起来，什么钢啊、铜啊、铝啊，有可能会可劲造。2、由于内在的原因，潜在增长实现不了，原因在于新技术无法实现突破，用社会学的术语叫社会的内卷化。但是，无论供给端出现什么情况，这个世界的钱是越印越多，以至于无论如何必须维持需求，这就使得需求远远跑在供给前面，通胀自然就来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自然就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波动，也就有了通胀或者通缩。以上是我对网友问题的简单回答。其实，现实的经济活动要远比这复杂，因为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变量叫金融，具体我们就不讨论了，说正事吧。今天的上证综指如期创了近期新高，不过是盘中创的新高，没脱裤子就阳痿了，被媳妇踢下了床。不过，正如我昨天所说，A股指数早已经严重失真，大家一定要努力去找结构性的机会，不要非要上媳妇这张床。当前的A股，如果三傻稍微发力，就可以轻松度过万重山，我们何必在乎无聊的数据呢，以后要多看个股，少看指数。我们从板块方面来看，工程机械、煤炭、电子产品表现就不错。1、我对煤炭行情的持续性不抱信心，但是工程机械还是有搞头。原因是什么呢？你结合我讲的宏观经济常识就能够弄清楚，煤炭投资跟房地产投资差不多，面临的政策阻力太大，现在国家在追求绿色发展，要青山绿水，指望煤炭创造潜在增长，不现实，不被一棍子夯死就不错了。工程机械就不一样。工程机械不仅受益于顺周期，同样受益于新基建，再加上大型机械无论在新经济时代还是在旧经济时代都有用，它跟煤炭不一样，所以我还是看好这个行业的持续性。当然，我对其中个股没有研究，我只看到中联重科连续收了2个涨停板。2、TCL涨停TCL这个票值得说一下，这个票一直在我的股票池，当然我们玩经济学的都有情怀，我对李东生这些老一辈改革先锋人物比较佩服，相关公司也一直在关注。TCL今天涨停的核心原因在于供给产能在退出，退出的原因在于韩国、日本这两个国家已经退出面板市场，而市场对面板的需求一直很稳定，特别是在疫情结束之后，可选消费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业绩增长点。目前，TCL的32寸面板需求量较年初增长一倍，这也带动资金对于TCL的关注度提高。至于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我对面板这块的关注度不高，还真无法做出判断。3、碳纤维需求量大增最近几天，碳纤维行业上市公司股价走的挺好，主要是碳纤维材料可以用于军工产业上面，再加上最近两年一直在提倡军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一些民企介入军工行业的机会开始增加，这也带动相关产业未来能够实现量价齐升，实现戴维斯双击。碳纤维的龙头公司是光威复材，这个公司我没有研究，我是在看相关大宗产品价格的时候留意到的碳纤维，具体公司并没有研究过，我也没有这个时间啊。就说那么多吧！

经济学是一门显学，被称之为女王头顶最闪耀的明珠。由于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备受人们关注，名人也是辈出。现如今，郎咸平、茅于轼可谓是中国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但是与经济学相关的还有一个经济师，同样是研究经济学，经济师和经济学家到底有何不同？一、定义不同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理论及其应用的专家，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家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米尔顿·弗里德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纳什、萨缪尔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等。他们的理论对于现代国家的经济决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经济师，则是我国的职称之一，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共三级。想要获得初中级经济师职称，需要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想要获得高级职称，还要进行评审。二、研究内容不同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怎样有效率地分配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资源于各种用途，以达到既定目标的一门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的内涵愈发扩展，研究内容也愈发广泛。因此经济学家研究的内容也十分广泛，可以说一切和经济有关的事情都是他们的研究内容。经济师由于本身只是一个职称，因此并没有涉及太多研究的领域，大多数经济师职称获得者仅仅是为了升职加薪罢了。要论研究的话也是高级经济师往上的总经济师这种高端经济师的事情。以总经济师为例，其研究的内容主体是企业、市场、产业，利用专业的研究方法为企业的经营生产提供合理化的建议，以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三、分类不同经济学家依据经济学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学家、经济史学家、财政学家、金融学家、人口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家、消费经济学家、劳动经济学家等等。经济师则可以按照专业划分为工商管理、农业经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经济、运输经济、建筑与房地产经济、知识产权。四、级别不同经济学家其实并不好划分级别，主要分为经济学者、一般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在著名经济学家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可说是达到了生涯的巅峰。经济师的划分则很清晰，初级经济师、中级经济师、高级经济师。一般市面上考中级经济师的比较多，能通过高级经济师的则是凤毛麟角。高级经济师如果能担任集团总经济师一职，基本也可算作职业巅峰。虽然同是研究经济学，但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师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毕竟经济师其实只是一个职称，真正研究的应用少之又少。但是如果你评到了高级经济师，那么才会开始真正专业起来。#经济师#

纵观2019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产生了诸多研究热点。其中，在经济学视角下，有以下三个热点值得关注：区块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为我国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区块链技术应用最多、落地程度最深的领域当属金融。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传统供应链金融中的问题，打破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藩篱，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的空间，解决了传统工业制造所面临的资金融通问题。供应链金融通过多级供应商融资体系，依托核心企业及供应商企业的信用，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整体的生产成本，提高了资本流转的效率，有效地促进了二者融合共生发展。除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区块链技术也延伸到物联网、智能制造、数字资产交易等领域，发挥着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加快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使用、管理等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观、系统观、共享观，是指经济发展过程、动力、方式、效果的全面提升。其中，要素投入将更多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和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依靠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来推动，涉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方式转变、动力切换、效率提升、成果共享，最终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雄厚的经济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把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手段加强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注重防范和化解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提高防控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水平。从民生角度来看，产品和服务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质量的高低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程度影响最为直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质量优势能否形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因此，既要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又要强调发展过程的效益，注重将成果为全民共享的理念渗透至经济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为人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于供需总量和供需结构保持均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速的主要举措，是实现低水平供需均衡向高水平供需均衡转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都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紧紧围绕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抓落实。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多措并举破除无效供给，减少低端产能。紧紧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抓落实。企业是主要的市场主体，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稳定、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发展更多的优质企业，激发市场活力。紧紧围绕提升产业链水平抓落实。强化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对高新技术研究，提升国内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推动中国企业和外企交流合作，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提升产品竞争力。紧紧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抓落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条件。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畅通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渠道，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来源: 社科院网站

整个人类文明的大厦建立在经济活动基础之上，经济生产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同时又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创造了前提。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关于经济和道德相互关系的争论，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经济化的浪潮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经济和道德的关系也常常被人们反思。现在，有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动向就是：经济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跟物理学和数学相似的科学，被一整套客观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和数学公式所包围，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对事物进行效率判断，而不是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学就没有任何责任去研究各种道德观的形成历史和现实，他们把各种道德规范作为经济过程的副产品。甚至有一些经济学家公开宣称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根本就不应该出现道德二字。固然，经济的发展是一种理性行为的结果，而且近200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证明：经济学已经成为近代以来发展最迅速和完善的社会科学，理性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给经济学家们带来无比的自信。经济学家不断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数理形式发展这一学科的理性精神，越来越向“工具主义理性”发展。似乎离开了数学公式、离开了数学模型，就无法开展任何经济学研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批判了康德哲学中"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倾向，理性是人类在学习和理性化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力量，赋予人类理解世界并驾驭它的能力，然而也正是因为理性让人类变得狂妄自大。从启蒙时代以来，在科学进步中充满了致命的自负所带来的潜在危险，每一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对人类自由不断形成的新的威胁，它强化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和理解力上的幻觉。实际上经济学不仅仅是理性和逻辑的产物，它更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和理性的统一。凯恩斯曾经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中，批评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是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为数学符号的数学方法”。他说，在那些令人们自命不凡但是却无所裨益的符号迷宫里，会使人丧失对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的洞察力。经济学应该多一些人文关怀，多关注人的生存和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在经济学研究中并驾齐驱。因为缺乏人文关怀的经济发展，必然扩大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滋生很多不道德的致富手段，不健康的消费理念，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回归古典经济学，让经济重新关注人文，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发扬光大，才能帮助经济学走向现代化。资本主义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曾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而不去颂扬所谓的代价，同时只有克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极因素，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形态下建立一个具有理性光辉和人文精神的市场经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以，我们也要呼吁：让经济学不要成为数学化的学科，要成为讲道德的学科。

理论和实践可谓一对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产生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而实践催生理论又为理论所牵引。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一定是不科学的、形而上的或纯逻辑的，反过来说，理论的创新发展一定要以实践为基础、为依据。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观察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有一种脱离实践的倾向需要我们注意和警惕。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在摆脱热衷于政策解释、文件辅导、经典注解的同时，出现了以下需要警惕的几种倾向或问题：其一，越来越热衷于闭门造车。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毫不沾边，既不是实践进程的科学总结，也不是未来发展的务实建议，而是仅凭主观意志、热衷于异想天开的逻辑演绎和文字幻变，除了孤芳自赏外，毫无社会意义。其二，越来越精心于概念创造与话语标新。习惯于把简单的道理用晦涩复杂的词汇表述，热衷于生搬硬套外来的词汇，不管是否符合中文的逻辑和法式。其三，越来越沉迷于数理范式。无论需不需要、严不严谨都要堆砌一些复杂的函数关系和数学公式，满篇充斥着并非必要的希腊字母和拉丁文字，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明了的实践问题繁琐公式化。其四，越来越专注于引论立论。习惯于通过引述论点来论证观点，不注重实践依据，不注重是否“需要”或者“必须”。只是与过去言必求马、恩不同，现在是无论是否贴切和需要，都言必引用欧美学者的观点，似乎一篇论文不引述若干西方学者的话语，就不成为论文了。其五，越来越屈服于外来标准。撰写论文、采用文稿、评价文章都以西方特别是欧美刊物或其偏好为标准，西方论文范式成了衡量文章形与实的唯一范式。总的来说，这些倾向使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西进”或“西化”的色彩。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它似乎不同于我们一些学者的做法。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是符合的。我们熟知的萨缪尔森主编的《经济学》，到现在已经修订出了第19版，而修订的依据就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成果，包括中国发展创造的成功实践经验。而我们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却是一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进”与“西化”，因而这种西化带来的必然是虚化。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走出一条在整体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对这种道路的自信在于，中国从一个基本毁于战火的“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迅速发展的状况是很多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既然如此，偏离中国独特发展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诚然，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汲取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中国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中有不少与西方市场经济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应该充分体现这些内容，包括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式和表达范式，一味排斥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经济学不能仅有这些内容，特别是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与范式，它应当同时甚至更多地反映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独特实践的成果。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与自身伟大实践相符合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与范式呈现，但不应是全盘追崇西方而导致的与中国实践脱节的虚化。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是否具有实践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及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已经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主体上体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也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各方面都认同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口众多，数量超14亿；底子薄，人均资源很少。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可谓十分短缺。美国按大口径算，国土面积超过中国，但人口刚刚超过3亿人；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近1.5亿人；加拿大国土面积为998万平方千米，超过中国，而人口只有3700多万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殊为不易。与此同时，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既不能走1949年前的道路，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更不可能走苏联的道路，而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在经济上的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发展环境不一样。新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可谓内困外扰，始终处于紧约束之中。从内部看，因常年遭受战火侵害，新中国建立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废墟，只能白手起家；又因为特殊的外部环境，只能自力更生。即便没有外部侵扰，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都非常困难。从外部看，由于制度差异及其他重要原因，中国始终受到一些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中国坚持奉行不称霸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对外原则，从不侵略别国，也从不从外部掠夺资源；中国不处于世界发展的高位，引进资源要素不容易，在自身的资源要素还容易流失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时常伸出援手支持落后或贫穷国家。第三，发展方式不一样。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有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有自己的体制特点。概括地说，一是坚持“两轮驱动”：一方面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地、科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把握“两个抓手”：一手抓最落后群体的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抓解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温饱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另一手抓与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科技手段的对接运用，力求后发先至，实现跨越发展。三是实行“两个途径”：依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实施分类指导；同时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推动发达地区运用各种手段支持落后地区。四是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坚持眼睛向内，深入广泛地开拓国内市场，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另一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运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五是重视“两个手段”：一方面，科学运用物质手段或经济杠杆，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尽心出力。六是形成“两个支撑”：充分发挥各类功能平台的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使之成为推动发展和促进创新的有力支撑；积极推动建立横向、纵向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七是推进“两个转变”：在发展道路上由实行资源要素驱动向实行创新驱动转变；在发展内容上由追求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八是紧扣“两个目标”：千方百计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和谐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康。中国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实践足以使我们对深化经济理论研究、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充满自信。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跟随。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照套照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其教科书编写不能以与我们有很大差距的西方经济学及其教科书为标准，如果在内容上模仿，甚至分析方法、语言表达都完全套用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及经济学范式发展创新的最坚实基础无疑是中国自己的实践。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应在三个方面推进创新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也需要我们把实践中做对、做好的东西总结出来，这样不仅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特色实践为依据或导引，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作为方向，就当前而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至少可以依次或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第一，在现有框架和范式下寻求创新与突破，重点是根据中国经济活动的状态与变化，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和演进逻辑做出新的总结归纳，给其以科学的描述与揭示。第二，对现有框架和范式做适度的改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实践做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提炼概括，形成若干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规制或守则。第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创造，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与基本要求，创造具有世界性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成基于中国成功实践、由中国经济学人主创、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研究重要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教科书。原标题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偏差与矫正》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范恒山编辑：袁昕流程编辑 吴越

国家社科基金设置各类各层次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既着重基础理论，又期望通过具体问题研究提出对策，进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在着力基础理论创新的同时，要接轨现实问题。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前沿问题，不仅要借鉴国际化经济学研究范式，更需要创新研究。作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现代经济学研究承前启后，新生代经济学家们渐次贴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将思考和分析聚焦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条件下探讨中国经济学创新，历史与现实要求必须基于对国情的认识。这客观要求中国经济学家以国家和公众利益为重，选择恰当研究立场。关于经济学的创新，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关系，但是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然而，一些新生代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基础理解为效仿西方经济学：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结果往往远离中国现实。因为，谁也不可能将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因素一一表示为数学模型中的不同变量。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的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经济学基本原理无地域限制，分析、论证的方法却有国别之分。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及实现经济学想法的工具。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模型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作为评判经济学研究成果质量优劣的标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基于对经济史的稔熟与市场经济理论脉络的清晰。改革开放40多年间的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了对全球经济学发展都具有显著意义的大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理论，建立和发展了以“渐进”为特征的转型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且也推进了与西方经济学对接的宏观、微观经济学的分流，推进了大国经济发展的政府干预理论、经济调控理论和经济学科的全面建设。可以预见，坚持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取向，将使中国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经济学研究要接轨国家战略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俯视经济”与“直面社会”，盖因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剖解制度与市场机制运行问题、把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外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解释所谓的“中国之谜”，也就是要廓清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这也可以给出中国经济学发展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战略接轨的判断。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战略意义愈发浓烈。特别是国家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主流研究的视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由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继而陆续实施。国家战略催生中国经济学的行为规范形成了隐性制度和策应方式。如经济学在高校一方面满足于教学研究，另一方面高校的经济学者与各类官方、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一样，也形成了与国家战略对接的态势，介入各类课题，承接各种咨询。因此，在中国转型和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家不仅具备有关国家责任的关怀，而且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侧重对改革和发展“问题单”的解读，并传播结论，发挥智库功用。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用了60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以增长为标准，以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等为路径，到最终实现以人与资源环境的相适应为目的的发展观。而中国走到这一阶段，只用了不到30年。事实上，国家战略语境的经济社会问题剖解方略与中国经济学密切关联。凯恩斯在评价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贡献时说：“他始终坚持的一点的确道出了真谛，这就是有些人凭借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特殊天赋和强有力的经济直觉所得出的结论和含蓄的推断。”对于现行的许多政策工具，其实经济学家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效，如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被掌握的政策变量中作出选择，就需要比较它们各自的效应大小，从而找出政策依据。一如当一个国家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来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体系以及进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其内部获得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价格能够自由浮动，以及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根据这一判断标准，中国经济学研究当在“市场”“国情”语境之中，这也正是国家战略必须关注的问题。“问题导向”引导经济学创新方向问题导向是指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以问题为突破口和方向，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满足需求。问题导向有助于明确方向、抓住重点、找准突破口，有助于复杂问题的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导向特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具有明确的话题设定；“事件和现象”是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沿着这个脉络就不难破解经济学直面的问题。如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主要以控制、遏制房价为主要标志。宏观调控具有前瞻性、问题导向性，也是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满足了问题导向的三个特征。由此判断，宏观调控是现阶段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与经济学研究的落脚点——经世致用，别无二致。在经济学问题导向的方法论条件下，更须提示有研究潜力或正在搞某一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如何甄别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其途径之一是从中央的一些文献中释放出信号。如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乡村振兴”一脉相传，这正因应经济学问题导向的肯綮：是一个交集；政策面关心，学术界也关心。西方学者在概括欧洲中世纪及以前的经济思想状况时指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学者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基本经济决策是按照传统和命令而不是由个人，即不受限制的经济主体作出的。结果，这些早期的学者对西方社会思想持续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市场力量的洞察，而在于他们关于社会规律性质的先见之明。他们具有形成经济学的‘前科学的’眼光。”由上引申金融行业改革问题。设若研究金融问题，当然以金融监管为主。再则，金融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学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焦点。以如此思路定位问题，研究者既接近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又领会并感觉问题导向“别有洞天”。“接轨现实”：经济学创新的内在要求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和相关研究的后续效应一直被学术界和经济理论界热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大同、存小异，抑或小一统、共存共荣是对学术问题看法的基本出发点，而彼此砥砺、相与切磋则是切中经济学问题导向后续效应的肯綮。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将个人的经济行为和单个市场、单个产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甄别，独立提出了反映经济运行的许多术语和分析工具，学说坚持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这种论具体不玄虚、涉技术微着墨的思维方式，应成为经济学接轨现实问题研究后续效应的“军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在重视“三农”工作的背后，有很多问题涉及经济学问题导向研究的后续效应。如在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货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朝哪里走？这深刻揭示了农村目前的三大焦点问题：农产品流通、农民增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一个学者要能够先知先觉，知道政府尤其是高层如何布局农村工作，就要为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备份。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达把生产关系表述为经济构造。何谓经济构造？李达在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中认为，经济构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他写道：“当劳动力和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结合为一，而参加于社会对自然的斗争时，就造出特定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有一个“交集”，即政策面关心，学术界留意。政策面关心，说明问题导向有咨政功用；学术界留意，说明问题导向涉关联演进。一如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导向的文献综述不仅包括学术界的文献综述，还包括对政策沿革的综述。在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上，须注意对政策轨迹的把握。如是，文献综述应该是学术界和政策轨迹各占50%。这样的文献综述可自行回答三个问题：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属于独立创新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补白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和谁（机构或自然人）商榷吗？自行设问，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便油然而生。在竞争的市场中进行经济往来，预见、洞见和前瞻问题，并及时进行纠偏、解决和对策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因而，中国经济学创新与接轨现实问题研究有助于推演和正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渐次展示实际功用和前景。（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管理体制比较研究”负责人、《改革》总编辑、北京物资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佳宁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人性的研究。“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1776年）之前，还写作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问题有深入而重要的研究，与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是分不开的。经济学分析，以人性假设为起点。人性当然是复杂的，关于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更是由来已久。但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可以先假定人是“经济人”。这是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 01关于人的常识看待人，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人有身体。人活在自己的身体里，身体出了问题，人就会生病、衰老甚至死亡。这个只属于个人的身体，一般需要自己来照顾，在幼年和垂垂老矣的时候还需要别人照顾。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拥有多么崇高理想的人，都无法摆脱这一点。再比如，人有亲属。父母兄弟、七大姑八大姨，是个人就难免这种亲情的羁绊。只有在一些宗教信条或崇高的道德训诫里，才会有断绝尘缘、不认六亲的情况。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有对亲人的亲情和义务。还比如，人会自己想问题，人对其他人有亲疏远近之别，等等。任何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的考虑，都不应该脱离这些基本的常识。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自欺欺人，就有可能出丑。即使是理论的建构，也应当以此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在教育上、道德上，固然可以鼓励人们追求成为圣贤，但如果以此作为起点去建构社会生活，从把人作为高尚的圣贤出发制定规则、考虑问题，那就会脱节于现实，勉强于民众，反而给社会带来灾难。 02经济人假设的三层含义基于对人性的经验观察，经济学假设了三个人性的特点，这构成了经济人假设的三层含义。第一，人是自利的。要注意，这里的自利是中性的，不是贬义的自私自利或损人利己，而是说，人会对自我感兴趣。比如，到了饭点，肚子饿了，一个人会首先感到自己饿了，而不会感到其他人饿了。这是一种生物本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极好的，但不吃饭会饿也是真的。而就吃饭来说，除了特别需要被动照顾的人，人在吃饭的时候一般也是拿食物往自己嘴里送的。人能够感觉到自己，一般来说懂得照顾自己，这就是自利。第二，人是理性的。不管是否掌握了完全的信息，人都会在全部可用信息的支持下做出综合最优的选择。比如，大学生毕业就面临人生选择，去企业工作，去政府部门，读研深造，出国留学，以及创业发展等等。一般来说，最终的决策都会是在其价值取向下对自己最优的选择。毕业后主动到艰苦岗位、边远地区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在其价值取向下理性选择的最优项，去了“最需要”的地方，最能够做出奉献、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第三，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就是均衡各种资源，实现最大化的价值。在经济分析中，这被简化为财富最大化或收益最大化。实际上，这种效用在实际生活中是相对主观的。每个人追求的效用会有所不同，政治家可能追求名垂青史，学者可能追求成名成家，企业家可能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些取决于个人的偏好。 03经济人假设的运用经济人假设并不完美，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可以帮助人们分析许多问题。其中包含一个基本观念：人应该是自我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别人或集体都不能取代个人自己来判定什么对他最好。让一个人幸福，不是给予他“幸福”这个东西，而是保障他追求幸福的过程不被阻碍、束缚和打断。幸福不是给予的，更不是赐予的，而是每个人自己在生活中努力争取的。这一点引申到经济领域，就会强调财产保护和经济自由。如果没有财产保护，人们往往会失去创造财富的持续动力，整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就破坏了。如果没有经济自由，资源就很难有效配置。例如，午饭吃什么，当然是自己选择最好。如果由别人决定，就难免觉得不够满意，即使免费发放午餐，这份免费的午餐也不过是从其他地方配置而来，最终伤害整个经济体系。而财产保护和经济自由，则往往是经济持续繁荣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引申到公共领域，就会强调权力约束、岗位竞争和多数人控制资源。官员不会天然服务于公众的利益，激励官员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有时是道德情操，但主要是制度安排。同样，就创新来说，企业家并非天生就是创新的推动者。因为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很可能投资巨大却血本无归。而企业家的动力在于牟利，如果不创新也能牟利，那他为什么要创新呢？只有当创新的收益大于不创新时，他才会愿意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山寨”不利于发展，而保护知识产权才是长久之策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如果从创新领域中产生的富豪最多，那才是真正实现了经济繁荣。如果一个国家的富豪更多是从垄断部门、资源部门、权力部门产生的，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则很可能是扭曲的。

来源：新浪财经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者 夏春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家颁发给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Paul Milgrom和Robert Wilson，拙文《预测诺奖主题：贫富差距和房价波动都比想象的可怕》的预测落空，但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反而是是无尽的喜悦。喜从何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教授的名字，还是在1997年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课堂上。非常清晰地记得张教授的预言：“四人帮”，也就是Milgrom，Wilson，加上David Kreps和John Roberts一定会以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上的“声誉”模型拿到诺奖。任教于同一学校，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他们赢得“四人帮”的名誉。1994年，三位数学家（包括《美丽心灵》的主角John Nash）分别以对完全信息静态和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上的开创性成果获奖，这样的预测合情合理。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23年。由于奖励的是“改善拍卖理论以及发明新的拍卖模式”，Kreps和Roberts无缘分享诺奖，估计张教授仍会为此感到遗憾。在过去十多年的诺奖预测游戏和我的记忆里，Milgrom是被提到次数做多的微观理论家，（甚至不需要加上“之一”），我自己也在这些年里反复预测他将与Roberts等合作者获奖。在我反复读过的他的每一篇论文里，我都为其中精美至极的数学运用而惊叹折服。你很难找到比他研究领域更广，更擅长于将复杂世界简化，并完美展现微观博弈机制的经济学家。然而这十几年的诺奖结果，却让我们不断失望。尤其是近些年经济学的重要奖项“去理论化”趋势明显，流行的是“魔鬼经济学”（Freaknomoics），“可爱/滑头经济学” （Cuteconomics），甚至“巫毒经济学”（Voodoo-economics）。这些听上去好玩（甚至一点都不好玩，例如进行随机对照实验，给一部分学生钱激励他们上街游行，再看看他们接下来会不会上瘾），论证过程“聪明”，但对现实重大问题完全回避的经济研究，不断登上顶级期刊并频繁获奖。让我们感叹，难道Milgrom这样的顶尖理论家彻底被遗忘了吗？这种感觉在去年诺奖公布后，体会更加强烈。因此，我能够预测对一半：今年的获奖者将是理论家。而只要是授予微观理论，那么Milgrom和Wilson绝对是众望所归的首选。理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Roberts是Milgrom的论文指导教授，我对Roberts在拍卖理论之外的研究并不熟悉，由于Milgrom研究领域广泛，是我最关注的经济学家之一，读过的论文篇篇经典，限于篇幅和本文目的，我只介绍两个与金融市场相关，并且通俗易懂的研究。大家有没有觉得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巨大十分奇怪？是否还记得段子说的“买卖双方擦肩而过，彼此默念一声真傻”的情况？Milgrom与合作者严格论证，只要交易双方满足非常宽松的理性条件，那么股市每天合理的交易量应该是零，交易不应该发生。具体来说，只要双方对股票价格的分布有着“协同的认知”，那么双方即使在“信息不对称”下也仍然不应该进行任何交易，因为交易价格本身会汇总信息，使得双方“信息对称”。这个结果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期，因为过去大家没有充分考虑博弈要求的聪明程度。因此，金融交易量如此巨大和频繁成为一个谜。现有解释非常多，挑最简单的来说，可能是交易双方的认知不同，这条线产生了“行为经济学”；可能因为存在把噪音当信息，总是亏钱的“噪声交易者”，或者因为急需用钱，顾不上亏钱的“流动性交易者”。在经济学家眼里，每天在各种论坛或者微信群热烈讨论股价走势的人，基本都是股市的“噪音”。紧接着，Milgrom与合作者考虑了聪明但没有信息优势的“做市商”（也就是必须承接客户买卖的交易员）面对的难题，不断出现的客户可能具有股价的独家信息，只有赚钱才买或者卖，他们也可能只是“噪声”或者“流动性交易者”。当做市商彼此进行叫价拍卖竞争时，他们应该如何定价来保护自己平均不亏钱？这个问题来源于生活，Milgrom给出了最优定价公式，使之高于生活，并且可以扩展到与现实相符的各种复杂变形中。首先，这个分析框架成为金融市场交易的三大模型之一，拥有无数的应用场景；其次，这些公式成为“做市商“的法宝，推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我曾经写过一个扩展模型去解释危机发生时的流动性枯竭，有助我们理解今年2-3月疫情冲击下，做市商停止交易，市场暴跌。拍卖：从理论到实践任何参加或者了解不同拍卖形式的人，都可以发现竞拍者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但可能也想象不到，各种拍卖（例如单个或多个被拍品、他们的价值独立或者相互关联、加价或者减价拍卖，公开或者封闭式拍卖、赢家支付最高价或者第二高价等等）其实可以被博弈论完美地描述，并且给出竞拍者的最优出价公式。开创这一研究思路的William Vickrey在1996年获得诺奖，而他的分析采取的基础方法“机制设计理论”，反而直到2007年才获奖。我首次接触这一领域时，就为其数学形式的完美所折服。更加超乎想象的是，Vickrey发现，许多不同形式的拍卖，其实本质上却是等价的，或者体现在竞拍者（买家）的最优策略，或者体现在拍卖者（卖家）的预期收入上。当然，现实更加复杂，如果被拍卖物品的价值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这种等价性将会打破，最优策略也会变得复杂。这些新的问题相继由Wilson、他的学生Milgrom、以及其他合作者完成。不过研究发展到这一步，Wilson和Milgrom也只是完成了拙文《预测诺奖主题：贫富差距和房价波动都比想象的可怕》里提到顶级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分别是：第一层是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其他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数据或理论结果。Wilson和Milgrom对拍卖的理论研究就进入这一层，Milgrom的“无交易理论”也属于这一层；第二层是对一个人人都知道非常重要，但还没有人在原有经济分析框架下清楚解释的新机制，进行首次证明。换言之，好的理论研究类似数学里面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四人帮”发现声誉机制可以解释囚徒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中，会从”相互告发“的均衡转变成为”相互包庇“均衡，就属于这个层次的研究；第三层是突破旧的经济分析框架，创造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既可以包容旧理论，还可以创造新理论。Milgrom关于做市商的分析框架成为金融交易市场三大模型之一，就属于这个层次的研究。但我遗漏了顶尖研究的第四层，应该也是最高层次，就是理论先行，并从理论走向实践，开创一个运用理论的全新市场。达到这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事后诸葛亮”，虽然以认识世界的理论去改造世界，听上去振奋人心，但实际上我们离认识世界都还十分遥远。张维迎教授当年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点：不要奢谈改造世界，先要认识世界。以诺奖成果为例，分别在1990年，1997年和2012年获奖的“投资组合和资产定价”理论，“期权定价公式”，和“市场设计”，可以说达到了第四层。而今年Milgrom和Wilson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对拍卖理论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到现实中具体的拍卖机制设计，帮助卖者，主要是政府或社会，获得最高的预期收入，同时实现最有效率（拍卖品落到估值最高的买者手中）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设计多个无线电频谱牌照的拍卖机制。这其实非常类似于中国大城市的车牌发放，北京采取抽签制，上海采取拍卖制。Milgrom和Wilson发现，过去流行的方法在这种类型的拍卖中都会遇到竞拍不积极，或者收入低于预期，或者不符合效率的结果。原因在于，以车牌为例，这类拍卖既要考虑车主对车牌的不同估值，也要考虑车牌之间的替代和互补价值，还要考虑车牌先后成交价的影响，以及车主选择在什么时候出价等相互关联的因素。他们一边对理论进行优化，使之更接近现实，一边进行拍卖实验，观察结果差异，最终设计出效果最佳（政府预期收入最高，结果最有效率）的“同步多轮加价竞拍（SMRA）”的方案，并已经被全球多个国家采用，用于拍卖公共资源，碳排放交易体系，机场的机位与起降时段。Google，百度这些公司则用于广告拍卖。他们和其他研究者还陆续开发了适合不同特征拍卖物的其他新方法，例如对多个商品打包拍卖用到的“组合价格钟拍卖（CCA）”方案。以车牌为例说明SMRA，竞拍者每一轮对一个或多个车牌分别进行封闭报价。每轮结束后，卖方公布每个车牌的最高竞拍价。下轮拍卖的不同车牌的起始价为上轮的最高竞拍价，直到被更高的报价取代。同时，提交新的报价要比目前的报价高5%~10%，但在未来的几轮拍卖中，竞拍者可以撤销部分或全部车牌的报价，直到所有车牌不再出现更高报价时，所有拍卖同时结束。现实中上海的车牌竞拍是这个方案的简化版，上海的车主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和今年的两位诺奖得主这么有缘。拍卖：从实践到理论如果大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拍卖机制的妙处也没有关系，我说一个亲身经历，让大家体会不同拍卖机制对竞拍者出价的影响。当年我开始研究拍卖理论的时候，也正在eBay上积极地参与邮票拍卖。与大家熟悉的加价拍卖不设时间限制不同的是，eBay有一个拍卖截至时间。我很快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竞拍过程中会有两个高峰期，一个在拍卖开始后不久，一个在结束前最后几秒之内。因此，没有经验的新手以为自己会赢，实际都输在最后几秒，经验丰富的人则会使用类似“抢票软件”来出价。由于现有拍卖理论从来没有截止期的概念，因此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我花了一段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才发现原来Alvin Roth（2012年以“市场设计”获诺奖，其成果集中运用在器官等匹配市场）已经在顶级期刊发表了研究成果。他主要比较了eBay和Amazon因为不同拍卖机制（相同点都是赢家只需支付第二高价），造成竞拍者的行为差异。Amazon不设截止期，在一定时间之后，最高价如果在10分钟内未被超越，拍卖结束。如果超越，则拍卖继续（这点和SMRA类似）。结果发现，竞拍者通常早早就完成出价，越有经验的越早出价，这和eBay上有经验的集中最后出价的行为完全不同。Roth分析了可能的原因，但并没有进行数学分析。我对此念念不忘，直到两年后，看到一位俄罗斯的博士用博弈论完整地分析了eBay规则下的最佳策略，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出价高峰期，我才彻底放弃了这个问题。当下，经济学研究面临重大的挑战，一方面，许多重大的问题亟待经济学家去理解和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回避这些问题，甚至沉迷于“魔鬼经济学”中难以自拔。希望今年的诺奖让大家去了解Milgrom和Wilson在微观经济学几乎每一个领域所做的杰出贡献，也希望这篇短文有助大家理解顶尖经济学研究的四个层次。

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对术语的定义。这方面社会科学远不及自然科学明确。这一方面原因是自然科学的术语都是著作家第一次使用的，如果不去定义那么就无法开始写作。而社会科学的术语基本上都是从社会交往语言中借用过来的。粗心的作者认为再去定义是多此一举。他们可能认为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人所共知的。 我认为对术语的定义与否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它成为判定一种学说是否严谨的界限。对术语的定义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是很难的。微积分是从函数的极限开始的。我们目前高等院校微积分教科书中对极限的定义曾经历过多次的修改。这本身就说明定义术语的困难及重要。用极限的定义能解决好多微积分题目。我给经济学所下的定义有别于前人的定义，也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的定义。我把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内容放在价值上，即价值循环的整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而不是什么财富，也不仅仅是分配，更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学研究的是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积累、再分配和再生产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的科学。 实用主义很容易把经济学定义为财富的学问。其实古典经济学就是从这样定义出发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那本书的名字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歇尔也说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和人的学问。如果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财富的学问，而货币作为价值的承担者来说，那么经济学就是把市场作为研究核心的。这远远不是经济的全部。就业理论作为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也不能离开经济学的定义。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通过对经济运动过程的分析，定义相应的概念或术语于，进而进行演绎，这样能够得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对术语的定义，需要在经济领域中发现并得出，这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是一项浩繁的工作，所有的术语都需要定义。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把重点放在了市场。比如所谓的不确定性就是这样。自由竞争是不确定性的根源。如果不允许自由竞争，市场交易都是被场外指定进行的，那么这样的经济走势就是确定性的。历史已经表明，确定性只有在经济停滞的时候才能实现。可以说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经济，基本上都是确定的。比如原始经济条件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经济统计史指出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基本没有增长。当然那时候的经济也是确定的。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原动力。一旦市场被启动起来，它就会把越来越多的因素纳入到市场中来。发现价值，使其在市场中交易，以价格的变化完成对象和资金的反方向流动，是市场的最大贡献。当市场中纳入新的交易要素的时候，经济学理论也相应地得到充实和发展。比如当信息、知识、康养、美容等等在市场上活跃起来以后，经济学术语就多出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康养经济和美容经济等等。 生产、市场、消费；分配、再分配、再生产是市场往复循环的过程。单纯研究市场的经济学正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前提的。这样的研究是把分配放在次要位置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作为知识体系的伟大贡献就是把生产和分配提高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地位。 西方经济学的贡献是增加经济分析工具箱里的分析工具。合理预期是西方信息经济学的主要术语之一。他们常用的解释语句是“纳入分析框架”。他们的目的是让经济分析的工具箱充实起来。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的扩大，经济运动的规律对成型理论具有颠覆性作用。经济分析的工具也必须随时调整。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