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

来源：金融界网站此前，《管理世界》的文章《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曾引发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广大经济学研究者早已对经济学中研究的数学方法使用尤其是越俎代庖成为研究的核心和亮点的现象有了诸多不满，对数学滥用类似的问题讨论，也不是时到今日才开始的反思。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一套又一套数学模型提出、被质疑、修改和继续被质疑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整体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根本无法说清，数学究竟是成就了今日的经济学，还是摧毁了今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大致开始于19世纪中期之后，人们开始借鉴物理学中数学模型的使用方法，将其用来分析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微积分的引入及其边际研究方法轰轰烈烈地展开。此后大量数学领域的知识被逐渐引入了经济学科之中，包括线性代数、泛函分析、随机过程理论等等，尽管并没有人说经济学问题一定要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表达，但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数学模型还是成为了这一学科里公认的表达规范。一方面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数学基础成为了必备的研究技能，比如萨金特时至今日依然每个学期都要去旁听数学课，另一方面许多数学学科今日的兴起，比如统计学，实际上也与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然而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天作之合，因为数学表达本身的逻辑性和简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经济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严谨化的表达得出一般化或者公理化的结论，也有助于不同地域、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为经济学理论可靠性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这个学科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标志之一，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本领域对数学化的质疑其实从未断绝（当然，只是一直被压制）。很多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公理并不反映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只是一种数学的机械主义游戏，而这也是经济学领域外人士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的质疑所在。比如经济学传统里往往使用经济人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等假设，来获得许多漂亮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这与现实谬之千里，结论自然很不可靠。但弗里德曼等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理论假设的不真实不一定影响经济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如果这个理论依然可以对现实进行分析和预测，那么它的假设真实与否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不过后来人们给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扣上了一顶工具主义的大帽子，因为这很容易被解读为投机取巧，学者们也会本能地规避那些无法使用简洁的理论进行描述而事实上又恨重要的问题，最终把经济学分析引入研究者自己头脑风暴的死胡同，变成所谓的“黑板经济学”（也就是只在黑板上成立的经济学）。因此很多人调侃经济学者无法预测0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经济界几乎是一片哑然，而克鲁格曼之所以能拿到诺奖，也是因为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97金融风暴。人们对经济学的解释性始终充满期待，但也始终对这样的解释性充满疑虑，这恐怕是经济学发展永远的矛盾所在。经济学者在使用经济模型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允许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有多大程度上的不真实，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学中数学滥用的发端。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和数学合璧（从经济学发展史角度来说，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人就是萨缪尔森本人），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特征就是数量化的。因为经济变量本身存在着严肃的逻辑关系，找寻其中的因果性并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目标所在。但是同样地，在经济中有很多因素是呈现非数量特征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对信息集的偏离”，这些因素在模型中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也偷懒将其作为一个常数处理。这就使得经济学中的分析很容易流于机械化的表面，学者们甚至会有动机用数学上的相关性取代严谨的因果性，来进行讨论，这无疑摧毁了经济学分析的根基。而后来行为经济/金融学的兴起，也同经济学传统研究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尽管长时间地对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进行质疑，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数学滥用。最近这次争议的发端就是罗默的那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经济学诺奖界的村上春树对数学滥用进行批判的例子，是他老师卢卡斯的两篇文章。在他看来，数学滥用现象主要包括脱离理论基础的非正式用语与符号、不符合现实与直觉的假定以及错误的数理模型推演几种形式。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界定，数学使用和滥用之间的分界线。人们之所以要在经济学领域中引入数学，无非是因为数学能让我们的表达更简洁、精确，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优美。但是经济学界一直有声音认为，我们可以用文字说清楚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用数学进行分析。可是，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什么样的问题只用文字来说，而什么样的问题就必须引入数学工具呢？并没有一个可行或者可借鉴的分析标准存在，我们也很难知道究竟是数学表达还是文字表达，更符合经济学的本意，因为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两者都只不过是信息的承载者和阐述的工具而已。文初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这篇文章，认为数学滥用的主要形式包括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数学模型过度运用、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实证过程不规范四个方面。但问题在于四点中的第四点说明研究者用错了数学，而前三点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究竟我们能容忍经济学假设与现实存在多大差异和我们有什么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应用是否适度上。所以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将100多年以来经济学者对数学方法的一次炒冷饭式的总结，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数学究竟应该多大程度地进入经济学，就像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学应该多大程度地入侵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倒是蛮符合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特点的。所以大家轰轰烈烈地批判一下就好了，在可见的未来，你们想搞经济学研究，发经济学论文，还是要搞各种奇奇怪怪的模型去忽悠审稿人的。附：《一个经济学学生的疑惑：经济学是不是已经沦为以经济题材为背景的数学应用学？》我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是一名大三的经济学学生，三年的学习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至今仍未得到解决。那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回看到目前为止大学前两年4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分最高的课程分别是：数学分析1（6分）、数学分析2（6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6分）、计量经济学（3分），清一色的数学，除此之外的数学课程还包括：数学分析3、线性代数，由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课程则有：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国际经济学。那抛开数学，真正能让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应该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的课程呢？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除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据我所知，无论是学校招收研究生还是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公司招聘的时候，即使毫无经济学学习的背景，数学系学生的抢手程度甚至远大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经济学到底怎么了？我承认我数学不好，不喜欢数学，所以在被数学虐了千百遍之后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既可笑又可怕的想法：诺贝尔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唯独没有设立数学家，而数学家并不甘心，从而攻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句可能有些偏激的话，如今我在学习的并不是我高考报名时所想象的那样，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根本就是以经济学为背景题材的数学应用题所集成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我对高等数学比较头疼，可是我基本的逻辑还是有的。而不管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实际应用中，一些把经济学问题抽象为数学推导的过程在我看来毫无逻辑。如若果真如此，那即使数学演绎的过程再繁琐，所用到的模型再复杂又有何用处呢？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滥用已经太过了，如果说数学的应用让经济学研究前进了50年，那也许数学的滥用一定会让经济学研究停滞100年。我觉得也许错的并不是我，而是经济学。之前提到过，在教科书中的叙述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中，数学的演算确实越来越复杂，但内含的逻辑却毫无章法可循，对此我想各举一个例子：教科书：经济学领域中的模型不论复杂还是简单都绕不过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这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这两个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西方经济学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推导、得出结论。我想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学习高中物理时，因为数学能力有限，所以题目中经常会给出类似“假设摩擦力为零，假设斜面光滑”之类的假设，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说的所谓光滑斜面，但这样一来却可以让我们在数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锻炼我们的物理思维能力。而等我们学习了相关的高等数学之后，我们便可以拿掉这样的假设，通过同样的思想，进行完整的运算。但经济学呢？似乎经济学家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作为假设的存在，反而将其奉为真理，在这基础之上乐此不疲地开发模型、得出结论、发现与实际不符······这是在开完笑吗？如果说我定一个前提假设说“人类全部死光了”之后得出结论“经济就不存在了”从逻辑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样的结论有用吗？我想说的是假设是一种简化问题的过程，通过假设我们可以首先在一定假设限制下得出一个较为简单的结论，之后通过一定手段将假设还原，回归到实际的结果中来。想想我之前提到的物理学，不就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进行光滑斜面的假设，再通过摩擦系数，真真切切的将假设还原到现实之中，得到真正的结果。那经济学呢？有谁将在假设条件下开发的模型成功地还原到现实中来了？没有，因为没有这两条如此强的假设，他们的模型根本站不住脚。经济学的发展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任由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任性地开发模型争夺诺贝尔奖？希望不是这样吧。之前所说的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学假设的未还原”问题，这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只是一个基于利益、名声等因素考虑过后，作为一个实实在在需要生存的人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得出的结论不靠谱，但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就认这个东西，而且理性人假设也是前人所做的奠基，即使以后被推翻也无关己事。真正设计到逻辑问题的是“理性人假设”，关于这个假设本身的荒谬我想以后再谈，现在就算我承认这个假设，我想从逻辑层面展现一下有关理论的逻辑是多么混乱。理性人假设说的是人类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法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举个例子，对小孩子来说，玩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小时候玩的太疯了会影响学习，学习不好意味着长大之后在求职结婚甚至在吃饭问题上都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小孩要好好读书，做到将来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一旦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利益又有了损失。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倒想知道，怎么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明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致命逻辑缺陷就在于对于时间，它没有区分。再比如对于一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价格升高销量就会下降，但是对企业来说，一件商品的利润与销量的乘积一定会有一个最大值，而企业做的最优决策就是确定乘积最大时的利润。这样是不是做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见得吧，利润与销量乘积的最大值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定义的，但如果说我的企业在短时间内给出明显低于市场的定价，将竞争对手都挤死，之后作为一个垄断生产商，那时的利润到底和原先相比究竟是高是低很难说清楚吧。这样一说应该很明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根本没有对时间做出一个有效的区分，更甚者，利益的实现所涉及到的是未来的时间，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比如也许小孩子玩疯了长大一无所成但也许偏偏就因为玩启发了他的创造力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实证或者推导，从逻辑上来说理性人假设本身就是个悖论，根本不能作为一个前提假设不是吗？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经济的实际应用方面，是有关学校食堂优化的问题，我想明天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多，基础也不扎实，我的很多想法都可能是错的。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希望能在数学的统治下找到和我不谋而合或是想背而行的想法，尽管我也找到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类似想法的论文和书刊，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觉得很难说得上系统更提不上是一种理论。所以我希望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我只希望能不带立场地找寻经济学的真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也许这篇文章发在行为经济学板块能得到更多认同，但我明白发在这里能听到更多理性的反对的声音，这样能让我更多地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真实的想法一起分享。附：（一些我觉得有些想法的书，也希望大家能推荐好书）保罗·罗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思维 : 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凡禹《经济学会撒谎》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德曼《失灵 : 为什么看起来可靠的模型最终都会失效》萨维奇《平均值缺陷》布拉斯兰、迪诺《数字唬人 : 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琼斯《谁说图表不会说谎》达莱尔·哈夫《统计数字会撒谎》

原标题：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什么问题的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如此重视政治经济学呢？第一，从现实需要看，这是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性问题。从意识形态的建构角度来讲，话语权之争实际上就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我们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历来是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能否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既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使他们无法再否认中国道路的成功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很快就进行了话语转换，不再讨论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转而讨论成功的原因，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经过建国后接近70年时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的艰辛探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在这样一个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正因为这样，我国的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这个奇迹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要做出科学的解释，做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答。也就是总书记提出的要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要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故事。形成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认识非常重要：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才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众不同。西方也是市场经济，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质。这个不一样本身就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个因素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反过来说，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所以与朝鲜、古巴这些目前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根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们改革的结果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也截然不同。当然了，能够实现这种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总书记讲的中国智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回答。第二，从学理建构看，这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科体系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就学科分类来看，可以把所有的学科大概分为四大类：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毛泽东曾经说过，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按照这个思路，哲学应该是贯彻于所有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于指导地位，而其他的各个学科都以哲学为指导并成为哲学这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些学者把哲学归类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学科。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的学科。很明显，政治经济学在大的分类上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是社会科学中以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什么地位呢？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角度清楚地指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运动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曾经多次指出，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经明确说过：“政治经济学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既然政治经济学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那么，在我们确定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时，一个便捷的途径便是首先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崭新的命题也就提出来了。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或者说要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建设成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话，当然要首先考虑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起来了，其他学科的建构也就有了基础。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领域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总体上看，经济科学领域不仅各类分支学科林立而且边缘学科崛起，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两种倾向同时并存。一般说来，我们把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理论经济学是指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科，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又包括若干分支：一是部门经济学，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二是专业经济活动经济学，如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等；三是地区性活动经济学，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四是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五是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经济学等等。这种把经济科学二元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分类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位。我们知道，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况且在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政治经济学一般性地放在与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里面，恐怕就值得思考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经济学，而应是整个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的层级结构上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种三元结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孙冶方先生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部门经济学是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或者是经济领域同其他领域之间的边缘科学。”“政治经济学是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部门经济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应吸取和概括部门经济学的成果。正像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相结合一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同部门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深入。”就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科学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科学也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指导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光荣使命。政治经济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严格说来，它要解决的不是纯经济学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它是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社会的政治问题，它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意蕴。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巨著《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样一个结论，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最后得出了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实际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经济研究和政治分析也是无法分开的。就拿亚当·斯密来说，他的经济学说同样有其政治前提。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所谓经济学就是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学问，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是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国家无关。这种思维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价值，这种主张忽视了经济科学体系的层次性，其实，经济学科是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整体结构。应当说，上述看法在经济学的“术”和“技”这个层面上还是有道理的。有学者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道”，第二个层次是“法”，第三个层次是“术”，第四个层次是“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前两个层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层面。“道”反映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为人民做学问，要写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术”和“技”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学科要研究的东西。这个体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政治经济学研究“道”“法”层面的问题，为具体的经济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术”和“技”作为具体的经济学科不仅接受“道”和“法”层面的指导，还要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提供经验和素材。第三，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理论不仅具有说明过去实践的解释功能，更应该具有指导未来的预见功能。对中国来说，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未来如何谋划，政治经济学也应有自己的回答。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但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虽然全球范围内冲突和贫困尚未根除，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愈发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步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改革过程中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还必须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复杂形势下尤其要头脑清醒。对此，首先必须进行理论探索，要有科学的理论预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问题，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经济学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深入认识经济运行过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实践预见功能都体现在其中。就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讲，我们都承认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问题，但对于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分析了很多社会原因，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有意渗透。当然，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认识、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等。但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引进，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溢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而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时地以发展的形态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我们党历来都重视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他经过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以此为指导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在中国出版后，毛泽东不仅本人结合中国实际认真阅读，而且还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并组织学习小组逐字逐句学习研讨。在阅读过程中他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他指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这些作者不懂哲学，没有哲学头脑，因为这部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不懂辩证法。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毛泽东讲，概括为生产关系是不够的，如果概括为生产关系的话，离开了生产力，没法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了上层建筑，也没法研究经济基础。所以他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确定为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邓小平也重视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思考问题，他在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传统的一个体现。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有新的时代特点。这表现在：一是反复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三是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问题的，是着眼于国家“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作者：王立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来源：新浪财经《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经济学动态》创刊60周年学术研讨会10月24日举行，主题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2025年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并发表演讲。高培勇表示疫后和十四五期间的新发展格局凸显强调的是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灵魂和核心意义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在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做统筹、做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高培勇举例称，“比如说在今天一个企业要采购原材料，如果放在过去，天然它应该是哪个地方的原材料物有所值，而且能够具有最高的水平，它就到哪个地方去采购。但是在今天再采购原材料的时候除了以往考虑之外，必须要考虑采购的来源地是不是安全可靠的，会不会段供等等情况。”所以，也就是说从疫后，从十四五开始，今后我们的考量范围至少是双层，既要考虑到发展，又要考虑到安全。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个时期党中央围绕着构建新发展格局，已经做出了一系列新表述、新提法，比如说要统筹发展理念安全；比如说要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高培勇强调，疫后和十四五，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发展与安全要并重，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我们很可能不紧要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要研究经济安全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要研究统筹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我们不仅要引领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方向，而且要引领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方向，特别是要引领统筹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研究方向。”更要指出的是疫后与十四五，不仅要研究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问题，而且要研究构建新发展格局背后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要研究统筹性发展格局背景条件下的安全与发展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转变，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研究，今后可能要在两个方面同时作战，要进行双元的分析，要用双层的思考，要富有双维的视角，这是一个基本的见解。他谈到，在疫后在十四五，我们不仅要聚焦于规模、增速，而且要聚焦于质量、效益，还要聚焦于安全，更要在统筹发展安全基础上实现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还得加上“安全”两个字。我们不仅要着眼于短期调控，而且要着眼于跨周期设计，还要注重风险的防范，更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基础上，实施短期调控、跨周期设计与调节，以及风险防范相呼应，我们也可能不紧要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且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还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现实格局，更要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李二/文“经济学”近年来经常被当作形容词放在“帝国主义”之前。这略带不忿的讽刺，是经济学的路径和思维方式愈发在社科领域渗透进取的明证。但自托马斯·卡莱尔著名的感慨之后百余年，经济学也从没摆脱“阴暗的科学”的外号。尽管经济学（尤其是主流微观经济学）中“流派”的门户之见随着学科发展已经大致消弭，但经济学家在面对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严重分歧，仍然不符合一门严肃科学在公众中的形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项选择，也多少暗示了这样的现状：1974年的诺贝尔奖由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分享。两人都在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的研究上做出过先驱性贡献，可立场却截然相反。2013年获奖者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希勒，则分别是有效市场理论和非理性繁荣论的代表人物。给定这个背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就有更多值得玩味的地方。根据达龙·阿西莫格鲁在他主编的《经济学》教材中的总结，现代经济学的三个基石是：均衡、最优化以及经验研究。均衡是经济分析方法总框架，最优化是经济学对经济主体行动的先验假设，经验研究则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最为靠拢、也是当代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这同样也体现在了本届诺奖的选择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总结，获奖人的贡献为“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其具体所指，即为将医药学研究中常用的控制变量对照实验法引入发展经济学研究，对扶贫和政策领域所带来的突破性变革。随机控制实验法的兴起班纳吉和迪弗洛夫妇在十年前的畅销书《贫穷的本质》中就主张，扶手椅争论对理解真实世界的问题和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并无帮助，而应让位于严谨、基于证据的科学研究。RCT无疑是解决很多经久不绝的经济学争吵的重要武器，并且能够对改善数百万人的生命和福利有着真实可见的影响。该书提到的两个著名研究案例，最好地体现了RCT方法的独特优势。第一个例子，是在贫穷国家防治疟疾流行的政策选择。由于蚊子是疟疾传播的主要途径，通过广泛使用低成本的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就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感染率。然而NGO和国际组织在非洲发放的免费蚊帐，使用率很低。经济学家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一书作者）指出，人们不用免费蚊帐的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是免费的——人们对于免费的东西，很少能够正确估价。因此，伊斯特利建议，以补贴过的价格把蚊帐卖给当地人，这会鼓励他们对来之不易的产品物尽其用。班纳吉通过很多村庄的对照发现，免费发放不是蚊帐使用率低的主要原因，而以市场价/补贴价卖出蚊帐，也不会提高它们的使用率。相反，以一个哪怕很小的奖励鼓励人们开始使用蚊帐，让他们体会到使用蚊帐的具体好处，在奖励结束后，蚊帐的使用率也不会下降。之后他们甚至会把使用蚊帐的好处告诉自己的邻居，鼓励他们也使用。通过推广在实验中得出的结论，非洲疟疾疫区以很低的成本，持久、广泛的提升了防虫蚊帐的使用率，大幅降低疟疾感染。第二个例子，是穷人分配资源时的消费选择。人们总是假定，穷人不能理性支配自己的命运和收入，所以最好替他们选择他们要获得什么帮助。这也就是为何相比直接的现金发放，各类食品和日用品兑换券和价格补贴，更受各国政策制定者的欢迎。实验对象——穷人在获得经济改善后，会消费口味更好但营养更差、价格更昂贵的食品。所以，直接以营养摄入为指标的政府补助，经常会错失穷人的重要需求。通过对比发放食品补贴和直接现金，班纳吉和迪弗洛更近一步发现，那种关于穷人无法控制好自己资源的刻板印象，是不准确的。接受现金的受试者，花在食物上的消费比例并没有下降，甚至还有所上升，并没有拿去买酒、赌博，或花在其它炫耀性消费上。因此，他们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其一，即便是穷人，也会在基本的营养摄入和口味之间权衡，缺乏对穷人偏好的实际了解，在扶贫工作中会出现偏差；其二，至少部分穷人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理性”规划的能力，比常识所愿意设想的更强。这对扶贫政策制定有重大启示。从统计学角度来说，班纳吉和迪弗洛的RCT方法提高了经济学理解特定经济现象时的内部效度：粗略地讲，RCT可以相对精确地测定特定的因素（蚊帐是否免费、补助是否是现金），和特定的现象（蚊帐使用率高低、在食物上的花费是否变少）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对检验特定扶贫项目的具体效果和设计新的社会政策，格外有用。在《贫穷的本质中》他们写到，同样是通过受控随机田野实验，研究者发现，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被很多国家和地区试图效仿的尤努斯小微金融，在改善穷人、妇女的金融状况方面，实际效果非常有限。随机实验的限度但RCT也有其局限性和短板，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比如，随机实验尽管对外部效度的贡献就相对较小。外部效度指的是，这个实验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广。“推广”意味着，从特定实验设置得出的结果，对更广泛和一般的现象获得认识。这要求经济学家对随机试验中所表现出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有更本质的理论把握。但靠随机试验本身，无法提供这种理解。另一方面，由于成本等原因，经济学（包括社会心理学）实验所采取的样本数也相对较少，而较小的样本数，实验结果就更可能出现偏差。更重要的是，许多重大的经济学问题，原则上就无法用对照试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对于中国、印度、美国这些体量巨大，历史独特的经济体，其总体发展是无法随机设计对照研究的。即便下降到区域和行业级别，能做的也无非是通过观察的方式，从能够获取的真实数据中，结合具体模型和假设，设计理论和检验。而这正是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班纳吉和迪弗洛获得诺贝尔奖后刚刚出版的新书《坏年头的好经济学》，是一本出于经济学家的公民责任而呼吁行动的、关注大问题的经济学普及读物。面对移民、自动化、贸易、福利改革、扶贫、气候变化这些重大发展问题，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自己有义务代表经济学家团体，进行澄清和呼吁。由于他们在本书中处理的主题远远超过小规模随机控制实验的范畴，所以他们大量借鉴了同行中最新、最优秀的成果。在“移民”和“贸易”等相关章节，班纳吉和迪弗洛以简洁、精确的语言向读者普及了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发展出的常用研究工具和统计概念：自然实验，双重差分，跨国回归，识别问题等等；以及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黏性；交叉价格弹性等等。在观察和行动之间，在描述和盼望之间对于RCT的方法在研究“大问题”上的无力，班纳吉从不讳言。他似乎把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能说清楚的就说清楚，不能说清楚的就保持沉默”奉为圭臬。正如他在新书中娴熟却毫不留情地总结发展经济学的可悲现状时所重复的，经济学应研究具体的、可以处理的问题，而较少投入精力到那些更像是哲学思辨和信念比拼的智力投资中。前者是真正能造福人们的“好经济学”，后者则要么无用，要么有害的“坏经济学”。《坏年头的好经济学》用丰富的方法和理论呈现，向我们揭示了“好的经济学”绝不仅仅是用最靠近自然科学的RCT去研究“小问题”——在大问题上缺乏好的回答，是因为这些是很难的问题。承认我们目前的成果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既是知识诚实，也是对知识进步的号召，而不是逃避问题的借口。实验和统计可以揭示相关性，但理论才提供理解。我们不仅仅满足于看到，从中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特定地区（虽然不是整体）的制造业就业造成重大打击，我们还需要“黏性”这个概念来更一般的把握问题的实质——和李嘉图的完美假设不同，具体的劳动力很难在地区、行业之间无摩擦无成本的流动。这导致他们常常困守衰落地区，承受贸易的直接代价——而这有助于我们去更好的探索，贸易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如何影响当地就业的。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经济学的载体。他们自然也有别的身份，有超出纯粹知识兴趣之外的目标。当活动家、领袖、公共知识人呼吁行动，她们是在提供愿景。动员人们行动起来的，是对“好世界”的期盼和对“坏世界”的厌恶。愿景必然包括信念的简单化和口号化。然而最好的基于证据和推理的经济学，往往提供的是怀疑主义——也许，在特定发达国家的特定区域的特定时期，低技能移民不会挤占本地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岗位。这说明，当地劳动力市场有着充分的需求弹性。但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不是必然的。也许，对最富裕群体的减税不会影响他们工作的热情（毕竟他们已经非常有钱），但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证据都指出，大部分人确实会对税收水平作出反应：当税收上升，人们更少创造。班纳吉和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和《坏年头的好经济学》中都着力强调，社会对部分群体的刻板印象，会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实际表现，造成重大影响。然而在持续至今的社会心理学“复制危机”中，各式各样关于刻板印象威胁的实验成为重灾区——我们应该遵从最新的严格科学标准所提示的怀疑主义？还是继续大规模的投资于各种改善“刻板印象威胁”的项目？这取决于你的信念和愿景。经济学中无处不在、而在本书中却鲜见的一个词，就是权衡——为了获得一些东西，可能会失去另一些东西。对权衡的选择，是愿景之间的对抗，是对何谓更好世界之看法的分歧。经济学或社会科学（无论好的坏的）本身，无法提供确切答案。经济学家可以选择自己支持的愿景，并用自己专业知识加以修缮改进，但这并不是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家必然的本分。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更深的层次。当班纳吉和迪弗洛充满激情地描述经济学家对现实问题的诊断，并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时，他们预设了自己听众极大的善意和行动自由：卫生组织最想要让疾病造成的损失最小化，地方官员最想要让居民扶贫脱困，他们需要的是正确的知识和方法。但现实告诉我们，这很少是事实。当我们不再把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局限于政策制定者们所处理的对象，而把决策者本身也包括进去，把他们也当成有着自己复杂动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的行动主体，我们就进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会研究，为什么出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而非经济学知识的缺乏——好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很可能不可行。（“如果人均基本收入让我丧失自己对选民的控制，我为什么要追求它？”）我们还将考虑一个政策在经济层面上会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它对政治均衡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班纳吉和迪弗洛提出，可以由政府对衰落地区的制造业岗位提供补贴，缓解产业转移必不可少的痛苦，同时通过大规模服务业公共支出创造就业，以应对自动化的威胁。但从政治经济学来看，过于慷慨和发达的指向性公共支出，就是在邀请恩庇主义和政治操弄，这是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陷入死局的典型症状之一。他们强调GDP核算对于衡量人类福利的不完整性，主张将更加无形的痛苦和欢乐包括在内。但从政治经济学来看，在官僚机构缺乏制衡的地方，主观指标为官员考核的造假和扭曲大开方便之门，这将对本就脆弱的官员可问责性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削弱。班纳吉和迪弗洛反对经济学家通过个例和见闻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在《坏年头的好经济学》最后几页，他们和几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NGO成员的接触，引发了他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热情向往与辩护。他的好经济学基于严格的证据和小心的推测，但他以“行动”和“想象”作为本书结尾，因为运用经济学的人本身，不能被经济学所限制。反过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更远离激情和理想，更接近权力的无情运作。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那些被迫切呼唤着行动起来的决策者和选民们，远非完美无缺的天使。而这就要求我们所有人，再多一分谦卑，少一分自负。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由此划分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尽管哲学的流派众多，大家对哲学的理解千差万别，但目前已经很少有专业人士质疑这个基本问题。哲学的其他问题会因其对待哲学基本问题认识的不同，即使按照相同或类似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也会得出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唯物和唯心的差别，自然而然地会从各个学科及其流派的理论演化和研究路径中显现出些许端倪。对于经济学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划分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基本依据，但我们也许无法完全套用哲学的框架，称之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至少还有供给与需求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尽管目前不被学术界所广泛关注，但却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上位问题，搞不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就无法真正说清楚。从人们的直觉来看，唯心是第一感觉，唯物反而有种守财奴的感觉。但如果将我们的视角再延长和拓展一下，就会发现存在决定思维是客观真理，而思维的能动性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成为现实，人类社会的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清楚。但由于人们所处位置的局限，许多人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社会发展真正的规律。同时，由于人类寿命的限制，即使处于所谓的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我们往往也无法亲身经历某个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见得到开始，不知道结局；见识过结局，没见过开始；更多的时候，两者都见不到，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如何能够认识清楚？只有靠集体的智慧，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洞察一切的天才，只有可以将众人智慧集于一身，实现逻辑自洽的思想者。故弄玄虚的把戏可以蒙蔽某些人一时，低劣的故弄玄虚者只能欺骗自己，高明一点的也许会欺骗一代甚至几代人，但终究会被后来的思想者所识破，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存在决定思维的一个重要证据。回到经济学的范畴，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供给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二位的，这点毋庸置疑。当然，供给是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供给，如果按照唯心主义的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可惜的是，现在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太多。再深入一步，我们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再精确一点，也许要说，认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按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使得到的结论大同小异，也绝对不能忽视其华丽外表下的本质差异，否则就与学术风马牛毫不相干，成为特定利益集团追名逐利的世俗工具了。

贵圈太乱！各种经济学、经济学门派搞得乱七八糟，头都大！需要把经济学本身的问题理理清楚！我在学校听某老师第一节课大骂企业家黑心，榨取剩余价值。第二节课又大夸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相矛盾了，既然企业家黑心，何必又鼓励大家创业当老板？老师语塞！我也晕得不行，决定翘课减少时间损失！现在想通了，有些经济学人家并不需要解释、推测经济现象。政策上是不是符合经济规律，大家看行动就行了，没必要较劲争输赢！除此之外，市面上的所有经济学，可以手起刀落一劈两半。分成’科学的经济学’和’非科学经济学’。这种多此一举、简单粗暴的的分类法可能会挨骂。。我的主要目的是规避学术争论。一、非科学经济学：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门派，例如主张政府不能干预市场运作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我们前面说过，科学不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东。古今中外的市场运作都有政府参与的情况，而且有些领域，政府必须参与。主张和真实世界是两回事，所以划到“非科学”！还有什么宇宙、生物、人文、生态、城市、、乱写的这几个，估计都能中招不少！二、科学的经济学：科学，我们前面有大量篇幅的文章介绍过。不累述！基于科学结论唯一性的特点，世界上就只会有一门经济学——我们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规律！除此之外，一律不理会！进入经济学领域，各类乱七八糟的问题全部打住！突然想起来，有同学不调查，轻视调查，这都是违背上诉原则的行为！我们的经济学结论唯一的来源只能是真实世界。还有同学说不会解释真实世界的问题，但是发现教授的理论有问题。这是超扯淡的逻辑。相当于你从来没见过大熊猫，但是发现熊猫专家的理论有问题。大言不惭的底气从哪来的？搞民科？……

2019年10月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们整理了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主旨嘉宾的讲话，供读者思考，本文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教授在开幕式当天的发言整理。首先，非常感谢人大组织了这样一场发展经济学的研讨会，而且是首届研讨会。我今天主要讲述发展经济学的特殊问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确实需要发展中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问题不一定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我先从中美贸易战说起。大家都知道中美贸易战，美国人真正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打压、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大家都在说“修昔底德陷阱”——雅典城邦崛起遇到了斯巴达老城邦的压制，二者必有一战，这是一个典型的发展问题，与中美贸易战一样。中美贸易战爆发以后，我在学校讲的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最终被中美贸易战证实了，证实了这些问题恰恰是需要研究的问题——经济增长本身不是发展，落后国家的增长才是发展。第一，存在一个发展悖论。落后国家，处处不如人，要技术没技术、要资本没资本，人力资本也差，制度又不好，管理也不会，还要和发达国家趋同，就如同雅典追斯巴达、中国追美国。美国过去也追英国，日本也追美国。但是，你处处落后，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比发达国家快，怎么才能实现这样的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悖论。而且，如果落后国家没有这样的增长情况的话，便很难取得发展，因为这样不会与发达国家趋同——美国的经济增速是3%，你的增速也是增长3%，那么差距就永远存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美国经济增长3%，有的国家增长5%，但是这5%里面有2%是人口增长，结果总是缩小不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第二，增长快就意味着能够真正缩小差距，缩小差距的过程中，矛盾更加严重。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增长，什么叫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增长理论”，但为什么有了“增长理论”又要发展经济学？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发展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增长理论是一般性理论，是可以应用到所有国家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殊理论，是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发展经济学，一般的说法是，增长只是物质水平的增长，发展还包括社会发展，不能用社会发展代替经济发展。不是说落后国家的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落后国家与落后相关的增长问题，都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这就说明，发展经济学必须是国际性的，必须在相互关系中讨论经济发展，必须在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探讨增长问题，探讨自己独特的增长困境、增长优势、增长手段和增长渠道，而不是一般地讨论增长。要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白增长理论，因为增长毕竟是发展的基础，发展经济学毕竟是增长经济学对于落后国家的应用和扩展，因此首先要把经济增长搞清楚。了解增长理论，就要了解增长的要素。增长的要素现在已经不单独是最早的劳动和资本了，而是劳动、教育、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物质资本中包含的技术等等。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得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另外，还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余额。对于余额，有人从技术上进行解释，而越来越多的人从制度改进上加以解释。实际上，我们要用这四个要素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增长要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落后国家要思考的是自己的增长要素和发达国家的增长要素有何差别。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各种要素结构的制约，有劳动力但是教育水平低，有资源储备但物质基础差、缺乏资本，技术水平低，制度不完善等等。要注意观察在增长要素的结构方面，发达国家是什么样的，落后国家是什么样的。在此基础上，落后国家就可以利用其要素禀赋。以“结构比较、落后比较”为特征，所谓的“国家差别”就是要素结构的差别，这就是“三层论”。最开始，大家关注的是GDP收入；后来结构主义看到了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消费结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要素禀赋的结构，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的结构如何决定经济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已经长期存在了。大家去查一下埃奇沃思方盒，其中就提到了，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禀赋分配可以使价格结构发生完全，可以达到任何一种价格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之后，出现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假定可以分配禀赋、分配要素，让市场进行活动，根据市场的竞争、供求关系，最后得出的经济结构符合要素结构。后来有了欧林的理论，有了里昂惕夫之谜，他按照传统比较学理论，认为美国的出口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都是禀赋结构、要素结构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这已经不是新的理论了，而是解释增长的一般性理论。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要从要素上、从我们有怎样的教育状况 、怎样的供给侧状况、有何制度、有多少资本，来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思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思考如何克服差距，并最终实现发展和增长。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有什么差别，这是理论的抽象性问题。英国早期也有像我国这样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时候，但是那时英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因为那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强大。大分流之后，出现了大批发展中国家。英国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的时候，1万美元的国发展中家就有了发展和追赶的问题。每个落后国家都面临增长问题，面临一般性的问题，但是一般性问题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在我看来，刘易斯模型是增长理论，而不是发展经济学。我们目前正好处于这个阶段，可以应用刘易斯模型。早年，英国也可以用这个模型。马克思的模型就是一个无限劳动力模型，刘易斯的贡献是把发达国家市场一般均衡的场景结合起来，但是他讲的问题，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工资不变，马克思叫做必要劳动。欧洲以前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样，这不属于发展中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发展中的问题，比如落后国家，在刘易斯曲线上，我们一开始怎么就出现了一个现代部门，怎么就变成了二元经济？英国是因为发生了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可能依靠外资，可能是因为外资的投入产生了一个新的部门，劳动力开始转移，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工业化进程都要进行，工业化的增长是一般性的增长，每一个国的家增长，都要经过工业化的若干问题。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仅仅在于资本、技术的来源——是自己创造的还是学习的，我后面要讲这些问题。体制的问题也是这样，各国有各国的体制问题，还有传统、文化、政治因素的问题。但是，只有那些为了发展而采取的制度——当然有时候与国家的历史禀赋密切相关，但是要关注的是制度、体制如何在追赶中起到特殊的作用。比如，发达国家是市场经济，落后国家也是市场经济，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否则竞争不过发达国家。如果大家都平等竞争的话，为什么WTO会给发展中国家15年的保护，为什么当年有美国克拉克、德国李斯特的幼稚的工业理论？幼稚工业理论、外资理论，还有我接下来会讲的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怎么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些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抽象能力，要思考你在讨论什么，在讨论增长的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并不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研究落后国家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刚才蔡昉教授和刘世锦教授谈到的基本不是发展经济学问题，而是增长理论的问题。他讲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出现贫困的情况下的一般性问题，但是，要研究有哪些特殊问题，要在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关系中探讨这些问题。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哪一个更重要，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人非常强调比较优势，但是我认为，后发优势更重要，而且持续地重要。第一，比较优势可能只在初期起作用。我们还是一个人口大国，那些人口小国，人口红利的优势更用不了多久；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第二，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只是承认落后，长此以往，便可能只集中在落后产业当中。比如一些资源发达国家，为什么说资源是一个“诅咒”，它生产资源，结果总是在这个产业跳不出来，没有获得知识去发展其他产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优势也许能够说明我国前十年、前二十年的高增长，但是解释不了后二十年。后二十年，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包括华为、深圳华北北路，中国的学习模仿逐步接近前沿，支撑了后面的经济增长。我们一开始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打开渠道，然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前沿的因素起到了作用，提升了整个要素结构。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比较优势上，就只是承认落后的现实，却不能进一步产生一些价值。而后发优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习，我们模仿，然后逐步培养我们的创新能力。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就体现了创新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经过40年走到今天，应该说是一个伟大成就了。我们不可能指望一天之内拥有创新能力，一些年轻学者和媒体总是指责中国的企业落后，但是模仿到今天，我们在产业中的地位逐步接近前沿，后发优势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omer的新增长理论，解释的是发达国家在均衡的基础上，为什么还能进一步增长。对于我们来说，要借助这样的理论来进行我们的发展理论研究，研究落后国家怎样成长。用这个理论审视我们过去的40年，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刚才说的增长理论的阶段，各个国家都一定会经历，从马尔萨斯陷阱到早期的剩余劳动力，到马克思，到哈罗德-多马模型，再到后来的刘易斯拐点，讲的都是劳动力供给问题。刘易斯拐点之后，就有了一个经济模式转变的问题，然后进入新的创新增长周期。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要想增长，都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落后国家的特殊问题是，能不能真正走完这个过程，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有一二十年。第二个阶段，仍然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模仿、学习、引进。第二阶段应该说是后20年，这时，我们的科技产业有所发展，各个产业都在逐步接近前沿。第三阶段，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我们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现在基本没有劳动密集型的优势了，美国加征关税之后，我们就更没有优势了。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自主创新，并且仍然要学习和模仿。华为给他们公司员工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要继续学习美国，不要被反美情绪所干扰”，这就是落后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应有心态，我们落后，就要好好学习。目前，我国落后的领域还有很多，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是说我们的收入水平很低，而是我们的能力比较差。发展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跨国公司已经把市场占领了，一个弱小企业要想挤进市场是非常艰难的。一开始的问题是竞争能力不足，当你的竞争力提升时，其他的国家便会动用国家力量来打压你，这进一步证明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当然，这里也有政治问题。从历史上看，即便没有文化差异、没有政治问题，最后也会有修昔底德的冲突。反过来，这也说明发展经济学有多么重要，我们研究落后国家的增长有多么重要。从历史教训中进行战略对策的思考，第一，要从发展阶段的高度加以思考；第二，需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美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打了百年贸易战，最后崛起，成为了超级大国。研究发展经济学，从发展的过程和历史进程来思考，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有很多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重视国际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是国际关系问题。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更多地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问题。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学习经济学的思考方法——抽象法，第一，要知道历史上有哪些理论；第二，要把问题抽象开，分清什么是发展问题，什么是增长问题。差别是有具体结果的，这时候就要抽象。落后国家的问题还有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文化、政治的问题，或者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不足的问题，这都是需要自己发展的问题。另外，还有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特殊视角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问题是一项研究的灵魂，一般在文章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假设是研究的心脏，其前的文献分析和其后的数据分析是为它服务的。但一篇文章应该起始于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假设，因为问题是开放的，可以容纳不同答案，而假设则容易排斥其他答案和解释。所以，从问题开始能使我们思路保持开放，避免偏颇；而从假设出发有先入为主、排斥异己观点之虞。在实践中，研究者往往在动笔写文章前，有时在开始研究前，已经有了答案，即某种假设。即便如此，我们在文章中还是必须探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不同答案，以及相反的经验证据。事实上，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那些与自己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因为这显示了理论争议及其蕴含的争论、探索价值。社会科学的经验问题可分为三类：描述性、解释性（explanatory）、意释性（interpretative）。对现象的描述和分类属于分类学的范畴。纯粹描述性研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较少见，除非所描述现象是全新的。在宏观和历史分析中，描述性命题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韦伯的世袭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以及黄宗智（Huang，2008）的“简约集权”，都是对中国历史上政体性质的描述。再如，迈克尔·曼（Mann，1984）根据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专制能力（despotic power）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的描述：弱基础、弱专制（中世纪西欧封建），弱基础、强专制（封建帝国），弱基础、弱专制（现代民主制），强基础、强专制（现代集权国家）。应该之处，描述性问题不同于描述性方法。描述性方法，如细致叙事（detailed narratives）、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等，是质性研究者常用来做因果解释或意义阐释的方法。一个好问题往往比正确的答案更加重要，因为好问题会激发讨论和争论，如果问题不好，正确答案也会很快被忘记。如何问好问题？我认为取决于个人的知识结构、经历和灵性。我在这里提出几个评价好问题的参考标准。1. 具体。经验问题应该明确而具体，切忌空泛，一小见大远胜于虎头蛇尾。“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困境”这样的论题显得太宽泛，而“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则具体得多。“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过于含混，“社会网络结构与集体行动”则更加明确具体。纯实证研究最好看料下锅，根据手中的经验资料提出问题，脱离资料，好高骛远，就难免虎头蛇尾。假如手中的资料是个人收入，而提出的问题却是国企改革与效率，问题与资料便遥遥相望而不可及。2. 集中。专注于一个研究问题，或者彼此相关的一组问题。当一篇问多个问题时，这些问题应该围绕理论轴心，而不是同一个现象或事物。例如，研究社会关系在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求职过程中作用的差异，就比全面研究下岗职工的失业原因、心理冲击、婚姻稳定性，以及再就业等问题更加有趣。写论文和写书的要求不一样。如果一个博士研究生计划写一本关于乡镇企业的书，包含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金融、乡村财政、外商投资等多个主体，那么分在不同章节，各章有各自的焦点，也未尝不可。3. 原创性。原创诚然可贵，却是真金难求。研究新现象往往能提出新问题，但新现象本身的独特或罕见性未必是创新。用新资料研究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而对一些老话题或普通现象以崭新的视角提出研究问题则可能具有独创性。比如周雪光（Zhou，2005）采用新颖的新制度主义思路来研究社会分层的老话题，为解决老问题提供了有趣的新视角。对新现象提出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有时，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被人们接受和欣赏，例如科斯（Coase，1937）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老生常谈的问题很难做出新意，比如布劳、邓肯的升迁模型，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便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到现在40多年来学术界对它进行了翻来覆去的研究，已经变得索然无味。此类研究的“原创性”大多体现于从某个未被研究过的国家（如中国）搜集新数据，此外很难再做出新意。问题不新鲜，数据新鲜也可以，二流杂志也许感兴趣。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围绕当前学术界前沿争论提出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意，但不至于陈词滥调，抱着老掉牙当宝贝。4. 意义。这一标准包括语义上的意义和理论意义。语义上有意义的基本要求是研究问题要符合逻辑、符合事实，不应是假问题。不符合逻辑的假问题如：家猫是否质数？反正回答都没有意义。此类假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多见。不符合事实的假问题则充斥社会科学领域，如“乡镇企业发展如何挤占农业发展劳动力”听上去似乎深刻，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是过剩的。再如，进城农民工是否是造成动荡的“火山”则更显得荒诞。学术研究特别强调理论意义，即理论缘由（theoretical rationale）。每一个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是否理性，蕴含的问题可能是韦伯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是否正确？理论问题的水平，反映研究者的理论训练和理论修养，决定研究的价值。魏昂德（Walder，1995a）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是分裂的还是融合的？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其实这个问题有深渊的理论渊源，即新阶级理论。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冲突并非中国特色，而是社会主义体制自身的固有矛盾。理论意义的评价从根本上看是主观的。例如，科学研究本身是否有意义就很难主观，清朝的官僚们曾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雕虫小技。那么，谁来对重要性做出评判呢？判断理论意义不仅需要学者的理论功底，并且必须是学术界认可。定义重要概念、提出重要问题要比做回归分析困难得多。对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只能通过文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研究问题有理论意义。“遛狗”、“交谈中的口误”是不是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我的看法是“无关紧要”，但是加芬克尔（H. Garfinkel）研究过这些问题，而他乃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之一代宗师，他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又如，倪志伟（Victor Nee）1989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章，提出农村改革使普通农民收益更多，干部受益较少命题，并将自己的研究同泽兰尼关于 匈牙利从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会转型的研究联系起来。之后，随着倪志伟学术声望的提高，他只需要从自己以前的研究中提出问题。借助著名理论可以是“追捧”，也可以是批判。“追捧”大理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傍大款”策略，而批判大理论则被戏称为“稻草人”策略。无论是“傍大款”策略还是“稻草人”策略，都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否则就成了追逐时髦的花架子。应该注意的是，对理论缘由的追逐也可能将研究引向歧途。科学发展史上充斥着基于不当理论范式的“假问题”，比如对“以太”的探索、对炼金术的痴迷。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套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中国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平行西欧的封建制，从而引发关于中国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个人依附关系的探讨等等。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一些西方理论根本不适用，而不适用的理论就会衍生出不恰当的问题。具体科学理论（中层理论）能通过经验研究筛选淘汰，而宏大理论范式即使有误，也不能靠例行经验研究检验来扬弃，只能通过革命性的“解放思想”来击破。因为，例行经验研究绝大多数只在现行理论范式内，谋求证实或证伪具有具体的理论或经验命题。研究者的个人动机不能算理论缘由。每个人选某个题目都可能有个人原因，比如，我想研究代沟，因为我跟父母搞不好关系；我要研究婚姻关系，因为找不到男朋友或女朋友；我想研究升迁，因为对自己攀爬社会阶梯的成绩感到洋洋得意；我想研究精神健康，因为觉得自己精神有点不正常；我想研究中国，因为她是我魂牵梦绕的祖国；等等。个人原因本身无可厚非，并非往往是强大动力，使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满怀热情。但这些个人原因并不适合作为选题的缘由写在文中。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不能作为选题的理论缘由。“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是不算数的。如果一项研究包含政策涵义，当然是好事，政策涵义本身就可以是缘由，但不构成理论缘由。如果想做一流学术研究，则应该找理论缘由。道德关怀对研究而言往往是最浅薄的动机。我想研究腐败，“因为我对中国的道德衰落深感痛心”，这个原因虽然听起来高尚但并不能构成研究的理论缘由。最近，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7）撰写《腐败的社会构造》一文，客观冷静地分析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在权钱交易中的作用，字里行间找不到仇恨二字，虽然格氏肯定不是因为对腐败还有恻隐之心才撰写此文。有时，道德关怀是强有力的研究动因；有时，道德关怀只是表现，真正的原因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自私、自怜或自我标榜。针砭时弊的报纸或博客文章属于公共社会科学范畴，无可厚非，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纯政策性研究也不在“洋八股”的范畴之内。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政策评估，或向政府部门提交政策咨询报告，那么写文献综述、证明理论意义就是画蛇添足了以下列举几个好问题的范例。例1：布莱恩·伍兹（Uzzi，1999：482）“研究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企业贷款成功率和贷款利率”。英格拉姆、罗伯茨（Ingram & Roberts，2000）提出：在悉尼竞争激励的酒店行业，酒店经理之间的朋友网络是否影响酒店的业绩（入住率、房价等）。周雪光等人（Zhou et al.，2003）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交易成本以及产权对公司间契约缔结和执行的影响。这三项研究的问题明确具体，并且都有深刻的理论缘由，根植于“社会嵌入”理论。例2：蔡丽丽（Tsai，2007）研究中国村落的祠堂、庙会是否对农村公共物品（自来水、学校等）提供产生影响，其理论背景是普特南（R.Putnam）等政治学家的社会资本理论，即社会网络和民间社会团能提高民主政治的效率。蔡丽丽指出，中国村落的宗族和庙会就是社会资本；那么此类民间社团能否帮助村民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村民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改善村政府执政业绩，就成了一个极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例3：魏昂德（Walder，1995b）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探讨乡镇企业为什么比国有企业发展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集体所有的村、镇企业取得成功显与古典产权理论相悖，所以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就成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话题。例4：马什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探讨“中国传统的法律系统是否具有实质理性？”这个问题源于韦伯对中国古代法律系统的判断，认为它完全是非理性的，并因此抑制了理性经济组织的出现。所以这篇文章的理论缘由十分清楚，就是文章的标题“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误解”（Marsh，2000）.例5：笔者的两篇文章（Peng，2004；彭玉生，2009），分别探讨了中国村落的宗族网络对私营企业发展和生育率的影响。这两篇文章讨论问题不同，却有共同的理论缘由，即社会网络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讨论在缺乏正式私产保护法的前提下，宗族网路通过维护传统的生育观念，进而提高农村的生育率。

文/樊纲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一、有了“经济增长理论”，为什么还要有“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是什么?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教材，都会在前言提到经济增长理论，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经济学家似乎没有专门阐述清楚过。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理论只研究GDP的增长，发展经济学还要研究制度的变迁、社会与人文的进步。但其实，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不仅仅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了，已经把制度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了。社会和人文的发展与进步，尽管与经济增长有关系，但更多的属于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包罗万象，不能说发展经济学就是要包涵一切与“人的发展”相关的问题。发展经济学，还是应该专注于落后国家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不是由“增长理论”去回答的么?为什么还要有一单独的分支“发展经济学”?曾经有一段时间，提出“华盛顿共识”的人们，就认为一般经济理论存在了，就不需要什么发展经济学了，否定发展经济学本身存在的必要(这曾导致一些大学取消了这门课程)。而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如“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政策建议，在现实中没有取得很好的预想成果，更是扩大了这种“无用论”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早期一些研究在方向问题上不是很清楚，也是导致其“无用”的一个原因。发展经济学要想发展，就必须确定自己特殊的核心问题，或其特殊的研究对象，那就是：发展经济学是在一般的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专门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其经济增长。二、“发展的悖论”：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征性问题要说明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有什么区别，首先要想一下“发展”的特殊含义是什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身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当中，研究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认知到“发展”这个词的独特涵义。第一，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任何国家，无论是落后还是发达，其经济增长都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需要技术提升和制度改进。但是，落后国家的特点首先就是在这些方面“处处落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因此没有多少人力资本;资本稀缺、技术水平落后、研发创新能力不足，制度上也存在诸多不足。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下，要想实现增长，就要面对“发达”国家或发达企业的压制，因为所谓落后，是与发达相对而言的，是因为世界上有发达国家存在，在对比当中才显得一些国家落后。所以，这时一个贫穷国家或实力弱小的企业要实现增长，就不得不在已经被发达国家“瓜分”了的全球市场上“挤出”一些份额;要花高价钱买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要按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办事;要由发达国家批准加入国际组织，当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比如发生贸易摩擦时，发达国家会用各种手段进行“制裁”、“管辖”，而落后国家没有什么还手的招数......等等。总之，所谓发展，是指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弱小企业的增长。“Developingcountry”这个英文词最初也的确是为了给“Backwardcountry”找一个比较积极的替代品而发明出来的。第二，落后国家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只有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才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追赶上发达国家。如果我国和美国每年人均GDP增速都一样，都增长3%，人均收入差距永远不能缩小，这种情况就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发展的最终涵义其实是缩小差距。历史上的确有的国家，曾经每年增长5%，但人口增长要有2%，人均GDP的增长也就是3%，与发达国家美国每年增长3%没有什么差别，结果几十年过去了，差距没有缩小(甚至还会扩大)，还是处在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上。这就是可以称为“发展的悖论”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发展中国家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但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三、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关系与区别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区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适用于研究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是发达还是不发达，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都需要拥有物质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改进等这些“增长的要素”，都需要通过要素禀赋的提升来提升收入水平。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象。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在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理论的特点是它的理论要点可以应用于任何一种情况，比如技术进步有利于收入增长、贸易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度改进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提高增长速度等，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落后国家。而特殊理论，就是指它专门研究一类特殊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特殊理论，就是它所研究的是落后国家在处处不如人情况下还要实现较快增长的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一般性的增长问题，还是特殊的发展问题呢?一个基本的判别方法就是看这个问题是否是由“落后”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世界上有更加先进、强大的国家和企业存在，它们的存在导致落后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举例来说。(1)早年德国追赶英国时，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幼稚工业”理论(infant instry theory)。这个理论后来被(正在追赶欧洲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最初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一个落后国家在有发达国家存在、压得你无法增长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贸易保护，给本国刚刚诞生的“婴儿产业”一个成长的机会，才能长大成人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2)20世纪50~70年代“结构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世界二元体系问题，当然也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它研究的是由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存在，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等无法与之竞争并发展成为早年欧洲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基础，只能用资源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换，换取工业品，而由于发达国家工业的技术不断进步，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的落后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一方面导致本国发生贸易赤字、债务危机，另一方面使得世界经济总是处在“中心—外围”(center-priphery)的二元结构当中，发达的越发达，落后的越落后，发展中国家总也追不上去。(3)要素结构(也称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理论，也的确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落后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但是有比较多的低收入、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所以要想实现增长，就要搞劳动密集型产业。18世纪的英国也缺少资本与技术，劳动力也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搞的工业(手工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但那时各国还没有一个要素结构差异的问题，只有在后来，世界上的国家分为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和只有资源或劳动力的落后国家的情况下，有了要素结构的差异，才有了要素比较优势的问题，而这当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4)后发优势理论。“后发”(late comer，也称backwardness)本身就是差异存在的结果。如何利用“后发”这个本来的劣势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增长，是发展经济学解释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我们后面将着重分析这方面的问题。(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也是典型的发展问题：落后国家还很落后的时候，发达国家处处高叫“市场规则”和“市场竞争”，而当落后国家有了一些竞争力的时候，发达国家还会动用国家强力手段来遏制落后国家的增长。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多次发生(被称为“修斯底德陷阱”)，也是落后国家实现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难题。只有最发达的国家或一直在前沿的发达国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正因如此，这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于的“增长理论”的问题，而只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之一。(6)此外，福利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收支危机、国际援助、气候变化议题中的“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等，凡是有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差距之后发生的与落后国家相关的许多问题，都是发展的特征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早期用过的增长手段，不再成为今天落后国家的“政策选项”(limited option)，比如今天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再用殖民地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国家可以像当年那样毫无节制地碳排放，也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特殊命题。同时，也有许多问题看上去是“发展”的问题，实际只是哪里都会发生的一般性的增长问题。比如，200年前英国无论是工业化水平，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估计都不如现在的中国高，但英国当时面临的只是自身如何提升增长要素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问题，因为没有比它更强大、更先进的对手，只有它到处侵略别人而没有人可以“制裁”它。是不是“发展”问题，要看有没有先进的一方存在。这是一个相对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水平的问题。贫困、收入差距、教育水平低等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都被认为是“发展”的问题，都是现在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所有国家早期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特殊。在某个时点上看，即使是200年前，世界各国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你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人类各民族在最初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后来因地理、气候等原因，有的较快进入了增长阶段，有的则迟迟没有，或者有的出现周期与倒退，差距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增长理论”，其实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西欧为背景分析论述各国人民如何依赖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没有技术进步，几百上千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0.1%(Madison，2001)，在生存线上挣扎(战争与瘟疫)。马克思当年分析的欧洲工业化早期存在的固定工资(他所说的“必要劳动”)、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后来开始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落后国家往往也会一再出现，所以从基本性质上来说这是一般性的早期阶段增长问题，而不是“后发”的问题。落后国家现在才发生，只因为它们刚刚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则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跨过了“刘易斯拐点”)，问题本身不必然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相关。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当年基于工业化早期欧洲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不变”的情况形成的“古典理论”，与发达国家剩余劳动力用完之后工资随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新古典”情况，通过“刘易斯拐点”，连接、统一在一个理论模型当中，因此它事实上是对经济增长全过程的一个完整描述，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与描述，属于“一般理论”。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早已过了“拐点”，而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拐点之前的早期阶段，在当前看上去好像只是适用于落后国家的特殊理论。由于发展也是增长，所以我们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增长时，自然也要用到各种增长理论，包括刘易斯模型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固定工资情况是一切国家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都会发生的，而不是落后国家的“特征性问题”。事实上，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是刘易斯模型中包含着“落后国家的特殊情况”，那就是新部门的产生和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形成，是由于发达国家“外资”进入所引起的，而不是由本国内生的某种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创新)所引起的。总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实际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即研究在发达国家已抢占市场的前提下，落后国家如何比它们更快地增长。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强弱关系前提下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增长的问题，才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只研究一国自己，就只是经济增长理论讲的一般性问题。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落后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政治体制、国家治理、宗教信仰、自然条件等，它们有时也与贫困并存甚至与贫困相关，许多人也把这些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这是“越界“了。不是一切落后国家的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不是对落后国家中某个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四、增长的要素在说明了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理论的关系之后，我们先要回到增长理论，简要地分析一下“增长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作为一般理论的增长理论毕竟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增长理论在过去这些年实际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增长的要素不仅仅包括最初众所周知的劳动和资本，还包括技术和制度。后来，计量经济学模型中无法被资本和劳动所解释的那个“残差”(resial)，被归为技术进步，并将其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再后来，与制度经济学相结合，制度也逐渐被纳入了经济增长理论。因此，现在研究增长理论已经不是两个增长的要素了，而是4个“增长的要素”了，即劳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包括资源)、知识(技术进步)与制度(包括企业管理)。因此，我们现在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要超出资本和劳动这两个传统的生产要素，还应该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这两个新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核心差异就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落后国家除了物质资本积累存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更关键的还在于技术水平和制度质量上的落后。总之，人均收入低只是落后国家经济之所以欠发达的表面现象，要素禀赋结构落后才是最本质上的原因。中国经济过去4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技术上有我们的弱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仍然不高。发生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通过限制一些高科技产品对我们的出口，会对我们的经济、企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站在落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追赶。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教育，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如何形成科技创新的能力和体制机制;如何改革金融体系，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开放。五、“发展要素”：用好相对优势通过增长要素结构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落后国家的“处处落后”。但是，处处落后，要素禀赋结构低下，还要更快地增长，比发达国家增长速度还要快，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在要素结构的问题上处处落后，这个结论其实提示我们，要在增长要素之外寻找一些可以利用的因素，才能取得发展。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发展要素”的东西。所谓的“发展要素”，主要是以下3种。第一，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因而可以为经济起飞挣得“第一桶金”。第二，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late comers)。作为落后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学到别人在之前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进一步的研究将表明，这个后发优势，是一个落后国家最终能够实现追赶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要素。第三，“本土优势“，指的是在本国市场当中，本土的企业、本土的竞争者有特定的优势。尤其是，历史上美国和中国的情况都表明一国人口较多所导致的“本土市场规模”较大，在竞争中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国内市场大，本国品牌走上国际的机率会高一些。国内市场大，也会更多地吸引外国企业的进入。不过这与本国制度与文化特殊性无关，而与大国还是小国的特征有关。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这些相对优势中，一些学者一直强调的是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也大都在一开始就介绍比较优势。的确，一个落后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一开始只是有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这一个要素，也只能利用它、依靠它。但是，如果只靠劳动力这个要素，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很久。事实上，中国过去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也绝不仅仅是只靠劳动力这个要素。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过程，特别是后面的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重要的其实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发挥作用。后面的20年里，劳动工资的增长已经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下滑，而在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的发展，包括重化工业的发展，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技术进步，高新科技产业也在不断发展。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有着截然不同。比较优势是依靠较低的劳动成本，竞争力仅仅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后发优势是后来者以较低的学习成本，模仿、引进、吸收，缩短知识和技术与前沿的差距。后发优势概念当中，“模仿”是一个关键词。实际上，落后国家模仿不丢人。中国过去这些年取得的技术进步，被一些人说成是“偷窃“(知识产权)，这就属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遏制与打压了。我们当然不否定落后国家总会有一些违反知识产权的事情，美国当年追赶欧洲时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每年花300多亿美元买仍然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另外一方面，中国消化、吸收、模仿大量已经不受知识产权保护(off-patent)的技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知识都是不受产权保护的，但要掌握它们也需要付出学习和引进的长期努力。中国过去这些年做对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让发达国家各种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得以“外溢”到我们这里来。过去这些年的经验表明，我们做对了的一个事情是很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的一些经贸摩擦，使我们对哪个发展要素是更加重要有了新的认识。发达国家不会担心落后国家发挥比较优势会对它们构成挑战，因为第一，它们反正没有廉价劳动力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了，第二，在那些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做得再大，也是低端技术，也没有上升到中、高端对他们形成竞争。真正会改变竞争格局的“后发优势”，是知识的学习和技术的交流，这会使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获得提升，实现真正的发展。六、发展的阶段过去人们往往用收入水平或产业结构来划分发展阶段，其实那些可以说都是在划分“增长的阶段”。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根据“发展要素”起作用的过程，来划分真正的“发展的阶段”。概括地说，落后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发展(而不是增长几年就停滞了，根本没有实现趋同)，一定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纯粹依靠比较优势，挣得“第一桶金”，从而可以开始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多地投资教育。第二阶段，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这里的前提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对外开放，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积以时日，才能在后面的阶段上接续发展。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到了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再高的一个发展阶段，是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可能一个国家制造所有的东西，应该通过开放的世界体系，各国之间专业分工、相互贸易，这样才更有效率。当然，中国现在还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我们在许多知识和技术领域里仍然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仍然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但我们的确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阶段，也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