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设置各类各层次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既着重基础理论,又期望通过具体问题研究提出对策,进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在着力基础理论创新的同时,要接轨现实问题。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前沿问题,不仅要借鉴国际化经济学研究范式,更需要创新研究。作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现代经济学研究承前启后,新生代经济学家们渐次贴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将思考和分析聚焦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条件下探讨中国经济学创新,历史与现实要求必须基于对国情的认识。这客观要求中国经济学家以国家和公众利益为重,选择恰当研究立场。关于经济学的创新,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关系,但是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然而,一些新生代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基础理解为效仿西方经济学: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结果往往远离中国现实。因为,谁也不可能将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因素一一表示为数学模型中的不同变量。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的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经济学基本原理无地域限制,分析、论证的方法却有国别之分。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及实现经济学想法的工具。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模型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作为评判经济学研究成果质量优劣的标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基于对经济史的稔熟与市场经济理论脉络的清晰。改革开放40多年间的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了对全球经济学发展都具有显著意义的大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理论,建立和发展了以“渐进”为特征的转型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且也推进了与西方经济学对接的宏观、微观经济学的分流,推进了大国经济发展的政府干预理论、经济调控理论和经济学科的全面建设。可以预见,坚持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取向,将使中国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经济学研究要接轨国家战略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俯视经济”与“直面社会”,盖因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剖解制度与市场机制运行问题、把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外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解释所谓的“中国之谜”,也就是要廓清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这也可以给出中国经济学发展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战略接轨的判断。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战略意义愈发浓烈。特别是国家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主流研究的视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由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继而陆续实施。国家战略催生中国经济学的行为规范形成了隐性制度和策应方式。如经济学在高校一方面满足于教学研究,另一方面高校的经济学者与各类官方、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一样,也形成了与国家战略对接的态势,介入各类课题,承接各种咨询。因此,在中国转型和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家不仅具备有关国家责任的关怀,而且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侧重对改革和发展“问题单”的解读,并传播结论,发挥智库功用。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用了60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以增长为标准,以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等为路径,到最终实现以人与资源环境的相适应为目的的发展观。而中国走到这一阶段,只用了不到30年。事实上,国家战略语境的经济社会问题剖解方略与中国经济学密切关联。凯恩斯在评价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贡献时说:“他始终坚持的一点的确道出了真谛,这就是有些人凭借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特殊天赋和强有力的经济直觉所得出的结论和含蓄的推断。”对于现行的许多政策工具,其实经济学家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效,如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被掌握的政策变量中作出选择,就需要比较它们各自的效应大小,从而找出政策依据。一如当一个国家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来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体系以及进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其内部获得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价格能够自由浮动,以及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根据这一判断标准,中国经济学研究当在“市场”“国情”语境之中,这也正是国家战略必须关注的问题。“问题导向”引导经济学创新方向问题导向是指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以问题为突破口和方向,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满足需求。问题导向有助于明确方向、抓住重点、找准突破口,有助于复杂问题的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导向特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具有明确的话题设定;“事件和现象”是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沿着这个脉络就不难破解经济学直面的问题。如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主要以控制、遏制房价为主要标志。宏观调控具有前瞻性、问题导向性,也是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满足了问题导向的三个特征。由此判断,宏观调控是现阶段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与经济学研究的落脚点——经世致用,别无二致。在经济学问题导向的方法论条件下,更须提示有研究潜力或正在搞某一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如何甄别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其途径之一是从中央的一些文献中释放出信号。如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乡村振兴”一脉相传,这正因应经济学问题导向的肯綮:是一个交集;政策面关心,学术界也关心。西方学者在概括欧洲中世纪及以前的经济思想状况时指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学者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基本经济决策是按照传统和命令而不是由个人,即不受限制的经济主体作出的。结果,这些早期的学者对西方社会思想持续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市场力量的洞察,而在于他们关于社会规律性质的先见之明。他们具有形成经济学的‘前科学的’眼光。”由上引申金融行业改革问题。设若研究金融问题,当然以金融监管为主。再则,金融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学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焦点。以如此思路定位问题,研究者既接近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又领会并感觉问题导向“别有洞天”。“接轨现实”:经济学创新的内在要求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和相关研究的后续效应一直被学术界和经济理论界热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大同、存小异,抑或小一统、共存共荣是对学术问题看法的基本出发点,而彼此砥砺、相与切磋则是切中经济学问题导向后续效应的肯綮。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将个人的经济行为和单个市场、单个产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甄别,独立提出了反映经济运行的许多术语和分析工具,学说坚持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这种论具体不玄虚、涉技术微着墨的思维方式,应成为经济学接轨现实问题研究后续效应的“军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在重视“三农”工作的背后,有很多问题涉及经济学问题导向研究的后续效应。如在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货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朝哪里走?这深刻揭示了农村目前的三大焦点问题:农产品流通、农民增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一个学者要能够先知先觉,知道政府尤其是高层如何布局农村工作,就要为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备份。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达把生产关系表述为经济构造。何谓经济构造?李达在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中认为,经济构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他写道:“当劳动力和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结合为一,而参加于社会对自然的斗争时,就造出特定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有一个“交集”,即政策面关心,学术界留意。政策面关心,说明问题导向有咨政功用;学术界留意,说明问题导向涉关联演进。一如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导向的文献综述不仅包括学术界的文献综述,还包括对政策沿革的综述。在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上,须注意对政策轨迹的把握。如是,文献综述应该是学术界和政策轨迹各占50%。这样的文献综述可自行回答三个问题: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属于独立创新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补白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和谁(机构或自然人)商榷吗?自行设问,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便油然而生。在竞争的市场中进行经济往来,预见、洞见和前瞻问题,并及时进行纠偏、解决和对策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因而,中国经济学创新与接轨现实问题研究有助于推演和正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渐次展示实际功用和前景。(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管理体制比较研究”负责人、《改革》总编辑、北京物资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佳宁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理论和实践可谓一对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产生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而实践催生理论又为理论所牵引。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一定是不科学的、形而上的或纯逻辑的,反过来说,理论的创新发展一定要以实践为基础、为依据。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观察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有一种脱离实践的倾向需要我们注意和警惕。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在摆脱热衷于政策解释、文件辅导、经典注解的同时,出现了以下需要警惕的几种倾向或问题:其一,越来越热衷于闭门造车。一些人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毫不沾边,既不是实践进程的科学总结,也不是未来发展的务实建议,而是仅凭主观意志、热衷于异想天开的逻辑演绎和文字幻变,除了孤芳自赏外,毫无社会意义。其二,越来越精心于概念创造与话语标新。习惯于把简单的道理用晦涩复杂的词汇表述,热衷于生搬硬套外来的词汇,不管是否符合中文的逻辑和法式。其三,越来越沉迷于数理范式。无论需不需要、严不严谨都要堆砌一些复杂的函数关系和数学公式,满篇充斥着并非必要的希腊字母和拉丁文字,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明了的实践问题繁琐公式化。其四,越来越专注于引论立论。习惯于通过引述论点来论证观点,不注重实践依据,不注重是否“需要”或者“必须”。只是与过去言必求马、恩不同,现在是无论是否贴切和需要,都言必引用欧美学者的观点,似乎一篇论文不引述若干西方学者的话语,就不成为论文了。其五,越来越屈服于外来标准。撰写论文、采用文稿、评价文章都以西方特别是欧美刊物或其偏好为标准,西方论文范式成了衡量文章形与实的唯一范式。总的来说,这些倾向使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西进”或“西化”的色彩。那么,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它似乎不同于我们一些学者的做法。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是符合的。我们熟知的萨缪尔森主编的《经济学》,到现在已经修订出了第19版,而修订的依据就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成果,包括中国发展创造的成功实践经验。而我们一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却是一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进”与“西化”,因而这种西化带来的必然是虚化。这种脱离中国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走出一条在整体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对这种道路的自信在于,中国从一个基本毁于战火的“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迅速发展的状况是很多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既然如此,偏离中国独特发展实践的西化和虚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诚然,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汲取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中国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其中有不少与西方市场经济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应该充分体现这些内容,包括与其相适应的研究方式和表达范式,一味排斥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经济学不能仅有这些内容,特别是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与范式,它应当同时甚至更多地反映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独特实践的成果。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建立与自身伟大实践相符合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其中包括对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提炼与范式呈现,但不应是全盘追崇西方而导致的与中国实践脱节的虚化。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是否具有实践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及4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已经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主体上体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从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也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各方面都认同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情不一样。中国人口众多,数量超14亿;底子薄,人均资源很少。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中国的国土面积可谓十分短缺。美国按大口径算,国土面积超过中国,但人口刚刚超过3亿人;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近1.5亿人;加拿大国土面积为998万平方千米,超过中国,而人口只有3700多万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殊为不易。与此同时,中国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多种原因,中国既不能走1949年前的道路,也不能走西方的道路,更不可能走苏联的道路,而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在经济上的特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发展环境不一样。新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可谓内困外扰,始终处于紧约束之中。从内部看,因常年遭受战火侵害,新中国建立时面对的几乎是一片废墟,只能白手起家;又因为特殊的外部环境,只能自力更生。即便没有外部侵扰,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都非常困难。从外部看,由于制度差异及其他重要原因,中国始终受到一些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中国坚持奉行不称霸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对外原则,从不侵略别国,也从不从外部掠夺资源;中国不处于世界发展的高位,引进资源要素不容易,在自身的资源要素还容易流失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时常伸出援手支持落后或贫穷国家。第三,发展方式不一样。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有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做法,有自己的体制特点。概括地说,一是坚持“两轮驱动”:一方面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地、科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把握“两个抓手”:一手抓最落后群体的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抓解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温饱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另一手抓与最先进的生产体系和科技手段的对接运用,力求后发先至,实现跨越发展。三是实行“两个途径”:依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实施分类指导;同时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推动发达地区运用各种手段支持落后地区。四是用好“两个市场”:一方面,坚持眼睛向内,深入广泛地开拓国内市场,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另一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运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五是重视“两个手段”:一方面,科学运用物质手段或经济杠杆,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进取精神,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尽心出力。六是形成“两个支撑”:充分发挥各类功能平台的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使之成为推动发展和促进创新的有力支撑;积极推动建立横向、纵向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七是推进“两个转变”:在发展道路上由实行资源要素驱动向实行创新驱动转变;在发展内容上由追求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转变。八是紧扣“两个目标”:千方百计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和谐安宁和中华民族的幸福安康。中国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实践足以使我们对深化经济理论研究、建立具有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充满自信。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跟随。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借鉴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照套照搬,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及其教科书编写不能以与我们有很大差距的西方经济学及其教科书为标准,如果在内容上模仿,甚至分析方法、语言表达都完全套用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及经济学范式发展创新的最坚实基础无疑是中国自己的实践。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应在三个方面推进创新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也需要我们把实践中做对、做好的东西总结出来,这样不仅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也能为世界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以中国特色实践为依据或导引,实现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创新,作为方向,就当前而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至少可以依次或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第一,在现有框架和范式下寻求创新与突破,重点是根据中国经济活动的状态与变化,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和演进逻辑做出新的总结归纳,给其以科学的描述与揭示。第二,对现有框架和范式做适度的改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实践做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提炼概括,形成若干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规制或守则。第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融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有益创造,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与基本要求,创造具有世界性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形成基于中国成功实践、由中国经济学人主创、可以作为世界经济研究重要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教科书。原标题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偏差与矫正》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范恒山编辑:袁昕流程编辑 吴越
经济学的3个基本问题,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它的人却不多!那么到底是哪3个问题?为什么有这3个问题呢?要回答上面几个问题,首先要知道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学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而产生的;经济学要解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人们无限的需要。如果资源不稀缺,什么东西都可以免费获得,那么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稀缺性是普遍存在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要更好地满足欲望,就要解决稀缺性的问题。而同一组资源可以生产多种产品,该选择用哪一种资源,生产出何种产品,满足什么样的欲望?就出现了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资源配置问题。试想一下,虽然资源稀缺,但无可选择,比如只有1种稀缺的物品,且没有其它变化的可能,那么也没有经济学的必要了。因为有稀缺,又有变化,就有了多种选择方式,可以带来多种享受结果。用最好的组合得到最大的享受结果,这些都是自然的追求,也是最核心的“经济”思想,是economy的本义。因为经济学的选择性,让我们必须要考虑三个基本的问题: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3、分配给谁?这3个问题影响着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之前也都会思考这3个问题。这3个问题可以帮我们很好地指明方向,少走很多弯路。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讨论~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由此划分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尽管哲学的流派众多,大家对哲学的理解千差万别,但目前已经很少有专业人士质疑这个基本问题。哲学的其他问题会因其对待哲学基本问题认识的不同,即使按照相同或类似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也会得出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唯物和唯心的差别,自然而然地会从各个学科及其流派的理论演化和研究路径中显现出些许端倪。对于经济学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划分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基本依据,但我们也许无法完全套用哲学的框架,称之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至少还有供给与需求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尽管目前不被学术界所广泛关注,但却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上位问题,搞不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就无法真正说清楚。从人们的直觉来看,唯心是第一感觉,唯物反而有种守财奴的感觉。但如果将我们的视角再延长和拓展一下,就会发现存在决定思维是客观真理,而思维的能动性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成为现实,人类社会的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清楚。但由于人们所处位置的局限,许多人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社会发展真正的规律。同时,由于人类寿命的限制,即使处于所谓的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我们往往也无法亲身经历某个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见得到开始,不知道结局;见识过结局,没见过开始;更多的时候,两者都见不到,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如何能够认识清楚?只有靠集体的智慧,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洞察一切的天才,只有可以将众人智慧集于一身,实现逻辑自洽的思想者。故弄玄虚的把戏可以蒙蔽某些人一时,低劣的故弄玄虚者只能欺骗自己,高明一点的也许会欺骗一代甚至几代人,但终究会被后来的思想者所识破,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存在决定思维的一个重要证据。回到经济学的范畴,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供给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二位的,这点毋庸置疑。当然,供给是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供给,如果按照唯心主义的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可惜的是,现在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太多。再深入一步,我们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再精确一点,也许要说,认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按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使得到的结论大同小异,也绝对不能忽视其华丽外表下的本质差异,否则就与学术风马牛毫不相干,成为特定利益集团追名逐利的世俗工具了。
全民创业的根本目的还是需要走向低成本高效率的产业链条和生产生活的方式。社会发展是否是个伪命题?答:是。教育与科技发展的问题,这是社会学、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将至关重要。美国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科技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提升的。科技发展会把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近年来政府主导的工业互联网的相关职能都被承包给了三产市场。那么一个企业职能(例如电商平台)所涉及的科技仅仅是软件的开发维护。一方面,一旦互联网经济革命爆发,各企业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小。首先第一点,信息产业爆发带来的是科技创新的创业氛围。其次第二点,企业正面临成长与定位的转变,为了保持新的竞争优势,从“财大气粗”的老板阶段转化到“对市场充满热情”“少投入,敢赚钱”的管理阶段。第三点,科技创新还会持续带来以人为本的用户需求,这种需求与创新使得创业风险被稀释。以上只是思考部分,还要根据题主实际情况而定。另外还有产业工人素质提升,新兴产业由于性价比高,势必会挤压传统产业或者现有产业的生存空间。再就是投资。工业互联网爆发初期,创业者的投资都是高收益,相对地,投资本身也是高风险,有可能会损失创业初期的投资收益,更惨的是去领投人跑路,这是相当不划算的。最后是风险对冲。一个平台的创始人,或者bat等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相对于传统企业的中高层来说,财务能力比较强,对于投资风险的风险考量也是比较透彻的。我先说结论:很大,重塑行业格局,冲击各行各业的标准和规范,甚至传统行业都会开始走向融合。从另一个角度想,看看三一重工如何与互联网沾上边?比尔盖茨投资,国家规定建厂厂房要有厕所...。当然,这些技术还是保密的。再看看我国的牛肉吧!技术一股脑全部卖给外国人!一个庞大的中国产业链有多可怕?现在南方所谓的品牌牛肉,广东产的,山东产的......卖一天就被全国超市瓜分一大半。价格上,让你在京东和天猫上开自己的超市就死透了。以上是举例子的,我的意思是:利用先进技术推动先进产业的发展。但这不是真的社会进步,特别是这些企业的上层。从根本上讲,还是先进的生产资料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冲击。社会进步,还是会先进化。然后,资本家看不见,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改变它,他只是一种手段。而最后落到普通人头上,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没法说因为技术层面上有什么影响。
来源:光明日报一门年轻的学科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研究对象到内容,从研究方法到体系都仍然处在探索之中。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是从19世纪2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城市土地经济和土地区位经济的研究开始的,这些研究重点关注了城市区位、城市土地市场的价值分配等内容。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A·韦伯发表的《工业区位论》阐述了城市的工业区位问题,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严密的研究方法,但他把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包含在其区域经济或地租理论之中,城市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农村人口大量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诸如住宅、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城市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诸多问题。城市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可以从1956年纽约大都市地区研究项目算起,胡佛和弗农合著的《都市解析》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学的起点。也有人认为,城市经济学的起始是以1964年美国区域科学专家威廉·阿朗索《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的。因此,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当前,城市研究、城市带研究和城市协同发展研究已成为城市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学科热点。我国对城市经济问题研究的高潮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建立以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成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建设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这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均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批城市经济学教材和专著在我国陆续出版,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我国最终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始城市经济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出版了国内最早的城市经济系列教材之一。现在,在国内无论综合性大学、文科学院、理科学院,均有日益增多的原来从事其他经济学科、社会学科、理工学科(如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规划学)的教师不断转向到城市经济学研究队伍中来,城市经济学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期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发展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城市发展本身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挑战,有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者不断探索,分析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总结城市经济学的重要规律、丰富城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提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建议,为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仅就中国城市经济学研究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有待城市经济学研究者们进行重点研究和持续探索:一是城市化问题研究。2018年我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8.3亿,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9.58%。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路径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此,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首先应从指导和规划城市发展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开始,通过了解这些方针政策出台的背景、形成的过程、产生的效果,来研究我国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发展动力,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其次,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一些重要举措、具体方案的研究,重点关注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中小城市的合理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激发经济发展较慢城市的发展动力问题。研究中可以重点发挥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对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深入分析,并对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其中的规律。最后,加强对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并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并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失败的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代价,在推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真正取得后发优势。同时,城市经济学需要重点关注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树立创新发展的意识,注重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二是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应结合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对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在城市经济增长研究方面,可以重点研究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重点关注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主题。在城市发展研究方面,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涉及城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平衡、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的内容,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研究领域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研究,应主要从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出发,重视讨论城市公共资源的建设和配置,注重人文价值在城市建设中的体现,并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三是城市体系和城市群问题研究。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城市群体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的空间布局总况。城市体系是经济区的基本骨骼系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带动区域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城市体系的结构与布局,是城市化在空间上的主要表现。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程度,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增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发展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内容,比如,研究如何有效地按地域系统组织生产和进行行政管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最佳社会效果。对当前我国城市体系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等重要问题。其中,城市群、都市圈的研究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中之重。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也是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研究城市群的分工合作、经济联系和城市群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四是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研究。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逐步提高,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问题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指城市中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和组合,利用城市土地利用、人口通勤和房地产等微观数据,研究者可以对城市中各种经济活动的运行空间、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发展模式进行丰富的经验研究,也可以对以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检验。例如,通过分析城市土地这一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可以对城市土地供求、地租理论、城市空间演变和城市规划效率等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从而深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五是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治理问题研究。城市治理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城市政府必须担当起重要的调节者角色,因此优化政府部门在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是研究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明晰,许多观念有待改进,此类研究工作仍不能放松。城市治理相关问题既包括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地方发展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等城市经济学的传统问题,也包括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建立关于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体系、平衡城市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城市文明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等城市经济学中的新问题。(作者:孙久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
来源:金融界网站此前,《管理世界》的文章《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曾引发激烈的讨论,事实上广大经济学研究者早已对经济学中研究的数学方法使用尤其是越俎代庖成为研究的核心和亮点的现象有了诸多不满,对数学滥用类似的问题讨论,也不是时到今日才开始的反思。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一套又一套数学模型提出、被质疑、修改和继续被质疑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整体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根本无法说清,数学究竟是成就了今日的经济学,还是摧毁了今日的经济学。经济学的数学化进程大致开始于19世纪中期之后,人们开始借鉴物理学中数学模型的使用方法,将其用来分析现实中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微积分的引入及其边际研究方法轰轰烈烈地展开。此后大量数学领域的知识被逐渐引入了经济学科之中,包括线性代数、泛函分析、随机过程理论等等,尽管并没有人说经济学问题一定要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表达,但是20世纪40年代之后数学模型还是成为了这一学科里公认的表达规范。一方面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数学基础成为了必备的研究技能,比如萨金特时至今日依然每个学期都要去旁听数学课,另一方面许多数学学科今日的兴起,比如统计学,实际上也与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相辅相成。然而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其实是一种天作之合,因为数学表达本身的逻辑性和简洁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经济关系进行阐述和分析,通过严谨化的表达得出一般化或者公理化的结论,也有助于不同地域、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并为经济学理论可靠性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这个学科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标志之一,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本领域对数学化的质疑其实从未断绝(当然,只是一直被压制)。很多学者认为,理论经济学公理并不反映真实世界的运行逻辑,只是一种数学的机械主义游戏,而这也是经济学领域外人士对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大的质疑所在。比如经济学传统里往往使用经济人理性、信息完全对称等假设,来获得许多漂亮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这与现实谬之千里,结论自然很不可靠。但弗里德曼等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理论假设的不真实不一定影响经济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如果这个理论依然可以对现实进行分析和预测,那么它的假设真实与否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不过后来人们给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扣上了一顶工具主义的大帽子,因为这很容易被解读为投机取巧,学者们也会本能地规避那些无法使用简洁的理论进行描述而事实上又恨重要的问题,最终把经济学分析引入研究者自己头脑风暴的死胡同,变成所谓的“黑板经济学”(也就是只在黑板上成立的经济学)。因此很多人调侃经济学者无法预测0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经济界几乎是一片哑然,而克鲁格曼之所以能拿到诺奖,也是因为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97金融风暴。人们对经济学的解释性始终充满期待,但也始终对这样的解释性充满疑虑,这恐怕是经济学发展永远的矛盾所在。经济学者在使用经济模型时,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允许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有多大程度上的不真实,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学中数学滥用的发端。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之所以可以和数学合璧(从经济学发展史角度来说,经济学数学化的奠基人就是萨缪尔森本人),是因为经济学本身的特征就是数量化的。因为经济变量本身存在着严肃的逻辑关系,找寻其中的因果性并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实是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目标所在。但是同样地,在经济中有很多因素是呈现非数量特征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对信息集的偏离”,这些因素在模型中无法解释,很多研究者也偷懒将其作为一个常数处理。这就使得经济学中的分析很容易流于机械化的表面,学者们甚至会有动机用数学上的相关性取代严谨的因果性,来进行讨论,这无疑摧毁了经济学分析的根基。而后来行为经济/金融学的兴起,也同经济学传统研究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尽管长时间地对经济学中的数学滥用进行质疑,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数学滥用。最近这次争议的发端就是罗默的那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一文,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经济学诺奖界的村上春树对数学滥用进行批判的例子,是他老师卢卡斯的两篇文章。在他看来,数学滥用现象主要包括脱离理论基础的非正式用语与符号、不符合现实与直觉的假定以及错误的数理模型推演几种形式。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界定,数学使用和滥用之间的分界线。人们之所以要在经济学领域中引入数学,无非是因为数学能让我们的表达更简洁、精确,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显得更加优美。但是经济学界一直有声音认为,我们可以用文字说清楚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用数学进行分析。可是,我们究竟如何判断什么样的问题只用文字来说,而什么样的问题就必须引入数学工具呢?并没有一个可行或者可借鉴的分析标准存在,我们也很难知道究竟是数学表达还是文字表达,更符合经济学的本意,因为从符号学角度来说两者都只不过是信息的承载者和阐述的工具而已。文初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及反思》这篇文章,认为数学滥用的主要形式包括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数学模型过度运用、实证研究与经济理论相脱节、实证过程不规范四个方面。但问题在于四点中的第四点说明研究者用错了数学,而前三点正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究竟我们能容忍经济学假设与现实存在多大差异和我们有什么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应用是否适度上。所以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将100多年以来经济学者对数学方法的一次炒冷饭式的总结,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数学究竟应该多大程度地进入经济学,就像我们也不知道经济学应该多大程度地入侵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我们提出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一点倒是蛮符合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特点的。所以大家轰轰烈烈地批判一下就好了,在可见的未来,你们想搞经济学研究,发经济学论文,还是要搞各种奇奇怪怪的模型去忽悠审稿人的。附:《一个经济学学生的疑惑:经济学是不是已经沦为以经济题材为背景的数学应用学?》我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是一名大三的经济学学生,三年的学习中,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至今仍未得到解决。那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了?回看到目前为止大学前两年4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分最高的课程分别是:数学分析1(6分)、数学分析2(6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6分)、计量经济学(3分),清一色的数学,除此之外的数学课程还包括:数学分析3、线性代数,由数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课程则有: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国际经济学。那抛开数学,真正能让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生应该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的课程呢?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除了学校的课程安排,据我所知,无论是学校招收研究生还是与经济金融相关的公司招聘的时候,即使毫无经济学学习的背景,数学系学生的抢手程度甚至远大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想知道,经济学到底怎么了?我承认我数学不好,不喜欢数学,所以在被数学虐了千百遍之后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既可笑又可怕的想法:诺贝尔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唯独没有设立数学家,而数学家并不甘心,从而攻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句可能有些偏激的话,如今我在学习的并不是我高考报名时所想象的那样,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根本就是以经济学为背景题材的数学应用题所集成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我对高等数学比较头疼,可是我基本的逻辑还是有的。而不管在教科书中还是在实际应用中,一些把经济学问题抽象为数学推导的过程在我看来毫无逻辑。如若果真如此,那即使数学演绎的过程再繁琐,所用到的模型再复杂又有何用处呢?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滥用已经太过了,如果说数学的应用让经济学研究前进了50年,那也许数学的滥用一定会让经济学研究停滞100年。我觉得也许错的并不是我,而是经济学。之前提到过,在教科书中的叙述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中,数学的演算确实越来越复杂,但内含的逻辑却毫无章法可循,对此我想各举一个例子:教科书:经济学领域中的模型不论复杂还是简单都绕不过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这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这两个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西方经济学界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推导、得出结论。我想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还记得学习高中物理时,因为数学能力有限,所以题目中经常会给出类似“假设摩擦力为零,假设斜面光滑”之类的假设,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说的所谓光滑斜面,但这样一来却可以让我们在数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锻炼我们的物理思维能力。而等我们学习了相关的高等数学之后,我们便可以拿掉这样的假设,通过同样的思想,进行完整的运算。但经济学呢?似乎经济学家们已经完全忘记了“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作为假设的存在,反而将其奉为真理,在这基础之上乐此不疲地开发模型、得出结论、发现与实际不符······这是在开完笑吗?如果说我定一个前提假设说“人类全部死光了”之后得出结论“经济就不存在了”从逻辑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样的结论有用吗?我想说的是假设是一种简化问题的过程,通过假设我们可以首先在一定假设限制下得出一个较为简单的结论,之后通过一定手段将假设还原,回归到实际的结果中来。想想我之前提到的物理学,不就是从实际中发现问题,进行光滑斜面的假设,再通过摩擦系数,真真切切的将假设还原到现实之中,得到真正的结果。那经济学呢?有谁将在假设条件下开发的模型成功地还原到现实中来了?没有,因为没有这两条如此强的假设,他们的模型根本站不住脚。经济学的发展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是任由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任性地开发模型争夺诺贝尔奖?希望不是这样吧。之前所说的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学假设的未还原”问题,这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只是一个基于利益、名声等因素考虑过后,作为一个实实在在需要生存的人所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很多人都知道这样得出的结论不靠谱,但问题是现在的学术界就认这个东西,而且理性人假设也是前人所做的奠基,即使以后被推翻也无关己事。真正设计到逻辑问题的是“理性人假设”,关于这个假设本身的荒谬我想以后再谈,现在就算我承认这个假设,我想从逻辑层面展现一下有关理论的逻辑是多么混乱。理性人假设说的是人类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法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举个例子,对小孩子来说,玩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小时候玩的太疯了会影响学习,学习不好意味着长大之后在求职结婚甚至在吃饭问题上都面临诸多困难,所以小孩要好好读书,做到将来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一旦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利益又有了损失。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倒想知道,怎么做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明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致命逻辑缺陷就在于对于时间,它没有区分。再比如对于一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种商品的价格升高销量就会下降,但是对企业来说,一件商品的利润与销量的乘积一定会有一个最大值,而企业做的最优决策就是确定乘积最大时的利润。这样是不是做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见得吧,利润与销量乘积的最大值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定义的,但如果说我的企业在短时间内给出明显低于市场的定价,将竞争对手都挤死,之后作为一个垄断生产商,那时的利润到底和原先相比究竟是高是低很难说清楚吧。这样一说应该很明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根本没有对时间做出一个有效的区分,更甚者,利益的实现所涉及到的是未来的时间,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比如也许小孩子玩疯了长大一无所成但也许偏偏就因为玩启发了他的创造力呢?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实证或者推导,从逻辑上来说理性人假设本身就是个悖论,根本不能作为一个前提假设不是吗?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经济的实际应用方面,是有关学校食堂优化的问题,我想明天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多,基础也不扎实,我的很多想法都可能是错的。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希望能在数学的统治下找到和我不谋而合或是想背而行的想法,尽管我也找到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类似想法的论文和书刊,给我很大的启发但我觉得很难说得上系统更提不上是一种理论。所以我希望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我只希望能不带立场地找寻经济学的真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也许这篇文章发在行为经济学板块能得到更多认同,但我明白发在这里能听到更多理性的反对的声音,这样能让我更多地思考,所以我希望大家能把真实的想法一起分享。附:(一些我觉得有些想法的书,也希望大家能推荐好书)保罗·罗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托马斯·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思维 : 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凡禹《经济学会撒谎》迈克尔·舍默《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德曼《失灵 : 为什么看起来可靠的模型最终都会失效》萨维奇《平均值缺陷》布拉斯兰、迪诺《数字唬人 : 用常识看穿无所不在的数字陷阱》琼斯《谁说图表不会说谎》达莱尔·哈夫《统计数字会撒谎》
经济学类的研究生一直是考研究生的热门专业,因为每年考试人数都很多,所以考经济学类的大学院的国家线很高,从近几年的大学院考试的国家线来看,基本上考大学院的英语分数线维持在45分左右,那么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是经济学类专业考研,需要注意哪些?学长:注意四个方面。首先,要注意大学院考试的英语国家线,由于经济学种类的大学院考试英语国家线比较高,如果想报考经济学类专业,大学院考试英语是一道门槛,要求会比较高,如果自己的研究生考试的英语成绩不到50分就不能成为研究生,否则,其他科目的成绩再好也没什么用。第二,请注意数学的研究生考试,虽然大学院考试的数学国家线不高,但是很多学生也能达到这样的分数,研究生考试的数学总得分是150分,提高总分,要想进入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系研究生,数学成绩不到110分就不能选择保险。第三,要注意复习专业课,在这里让后辈们普及知识,大学院考试的专业科目考试的时候,你所在的考场有很多学生,因为不是学校,所以每个人的考试题都不一样,你的考试题密封在信封里,这种形式和平时不一样,专业课大家一定要看真正的问题,有考试真题,复习有方向,记住经济学类的问题多写,当然,微观经济学中的计算问题也要用心复习。第四,要注意报考大学院的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经济学专业中有几个专业领域,除了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其他专业比较冷,这是我个人的建议,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就业状况不理想,所以银行和证券的待遇福利低下。那么以上就是经济学类专业考研,需要注意哪些?学长:注意四个方面,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米塞斯在他的经典著作《人的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这样说: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真实人的真实行动,它的定律既不假设存在理想的或完美的人,也不幻想荒唐无稽的“经济人”,更无关统计概念上的“平均人”。每个人都拥有其所有的弱点和缺陷,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和行动,这才是经济学的主题。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谈论经济学这个话题?那是因为数十年来经济学渐渐脱离了它原来轨道,脱离了人们真实的生活,无数的经济学家引入更多地模型,更多计算公式,妄图希望通过测量和试验来左右人们的生活,一些错误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主流,成为政府扩大权力的幌子,经济学家们也渐渐成为帮助政府奴役人民的帮凶,因此谈论正确的经济学知识就凸显得十分必要。就像奥地利学派的大师路德维希.米塞斯说的:“要打一场观念的战争”。经济学原来是帮助人们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帮助人们洞察世事,学习人与人相处之道的有趣学问,更多地经济学研究者却走进象牙塔将其变成沉闷的科学,这种背离经济学本质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为了能更好的让人们认识正确的经济学规律迫在眉睫。我们清楚所有的人不必都成为经济学家,但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富于创造力,思维缜密的思想家发展出许多研究世界的学科,每一门学科都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视角,而经济学已经被证明是一门普世性的科学,因此我们很乐于谈谈这个普世性的学科。经济学像其他所有的学科一样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实用价值,就像天文学一样,解释宇宙的壮丽,但是当航海者漂流在大海上迷路的时候这种知识也能派上用场,还有数学只是它不仅仅让我们能感受到微积分的纯粹优雅,但是也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简单来说,当你发现无论是在古罗马还是在中国的北京国贸市场里,任何经济的运转都有着潜在的原理或者定理,那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经济学不但能给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使用的指导。人们常常抱怨经济学看起来枯燥烦闷充满各种各样的公式和模型,但是我想说的大家只是被一些经济学研究者错误的研究误导了,经济学虽然不能保证我们富裕,但如果忽视经济学的内容,我们将很难摆脱贫穷。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明白经济学的视角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被用到,比如在舞会和足球场上,它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但生活的关键时刻我们都需要用来做决定。就像文章开头讲的,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经济学家,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得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和生物学一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一套客观的工具进行分析,但是这种分析并不依赖特定的伦理和文化假定。无论经济学家本人是共和党人还是共产主义者,也不管他生活在美国还是索马里,经济学的规律和定理都是一样的。但是经济学并不能像物理学实验一样通过实验操作来验证经济学定律。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只是通过演绎和推理来探索经济学原理,生活中的测试时没有任何意义的,经济学的规律是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经济学的核心部分是无需证明的,它们仅仅是解读世界的一种方式。经济学的范畴:人们总是简单地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货币的,是研究钱的。但事实上,研究货币仅仅是经济学的基本目的之一。的确,经济学与货币密切相关,是解释市场上用货币标示的各种物品与服务的价格为何千差万别。经济学讨论的范围不仅仅是对货币的探讨。广义上经济学被定义为“关于交换的研究”,包括一切普通市场环境下的交换,也就是卖主交付实际的物品或者提供服务,而买主则提供一定数量的货币。本质上经济学研究的是以物易物的情况,买卖双方可以完全不使用货币,彼此直接交换物品。在极端情况下,经济学也研究一个人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如何利用大自然的词语来改善自身生活,就是我们常见的:“鲁滨逊经济学”。在所有的交换中,都贯穿着稀缺这一主题。稀缺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即使王健林这样的大富豪也面临着稀缺性的问题,面临着取舍。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王建林需要经济的使用它们。正是因为稀缺性的存在才导致了所谓的一系列的经济学问题:一个社会应当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生产那些物品和服务?而我们所知道的私有产权制度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并不研究“经济人”,常见的另一个误解是假定人只关心物质和赚钱,并且导致很多的经济学家建立模型:强调人们都是非常自私的,除非迫不得已,不会采取利他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学规律对于无论是修女特蕾莎还是地产大亨都是适用的。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一个简单的理由是有趣。当你每天停下来思考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你一定会为之惊叹。看看曼哈顿数百万人在不足2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工作,小岛上自己生产的粮食显然不够他们使用。但是曼哈顿却拥有很多豪华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是依赖于供货商提供的原料。每天各种食物被运送到曼哈顿,居民在温饱之余享受繁荣。曼哈顿的人们将自己拥有的可支配资源转化成更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比如珠宝,服装,金融服务等等,其过程复杂到难以用言语表达,市场经济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创造着繁荣和奇迹。经济学的魅力在于生活的实用性,在我们的当代生活中,政府正在极力干预我们的生活。为了保护我们的社会,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必须传播给更多的人,这与其他的自然学科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有人不信量子力学并不影响物理学家研究离子的高速运转,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正确的经济学知识,那么像更多地人相信最低工资法能帮助穷人或者低利率能治愈萧条,那么就是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无法阻止这样的政策带来的社会灾难。这就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正确的经济学常识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错误的理论却把人们带向奴役的深渊,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也是捍卫人类自由的一把利剑。本文参考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墨菲的《第一本经济学》,表示感谢。
编者按:每一种未来,都需要一个真正的引爆点。而未来的引爆点,就是这样一个个“思想之问”。《那些比答案更重要的好问题》,用14个大问题开启了一场思想者的探索之旅,14位国内顶级科学家、思想家、趋势专家,带读者一起走进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借口、认知科学等领域,共同探索思想的边界,亲临未来的14种可能。李井奎经济学是一门认知与决策的行为科学。从经济思想史的宏大视野来看,我认为经济学需要解释三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三个问题是经济学的永恒之问,它们是自经济学产生之时就一直被的大问题,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都还不能很好地予以回答,或者几乎还不能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商业社会是如何兴起的?在1800年以前,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处于生活资料极端匮乏的状态。安格斯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历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统计研究表明,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间,人类社会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也就是说,人类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当中。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就是指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仅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一旦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会有一定数量的人生活在死亡线以下,只能以某种方式把他们消灭掉。这是一种极为悲惨的人类处境。所以,经济学被那个时代伟大的知识分子托马斯卡莱尔送了一个绰号:一门令人感到忧郁或者沉闷的科学。但是到了1800年以后,人类社会突然发生了一场飞跃,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然后在19世纪开始向欧洲和美洲扩散,20世纪又开始向亚洲等其他大洲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商业社会突然兴起,令人猝不及防。为什么工业革命突然在英国产生?为什么商业社会兴起于西方?这是经济学中的大问题。然而,用耶鲁大学经济史名家乔尔莫基尔的话说,对于这场革命的细节,经济史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几乎对这场革命发生之前和之后的数百年都做了详尽的研究,但上述两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现在,以乔尔莫基尔、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和格里高利克拉克为首的一批经济史学家开始用人类认知的跃迁来解释这一宏伟的历史巨变发生的原因。是否能够令人信服,我们拭目以待,但这足以说明认知框架可以提供更为广阔的理解可能性。第二个问题是:市场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经济为什么会不断增长?200年来,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几乎保持着1.8%的增长率不断向前发展。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增长率?为什么不是更高或更低的数字?这背后的原动力到底在哪里?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了第一代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当人口增长率恒定时,物质资本的积累就成了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储蓄率和投资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一定更高。但第一代模型假设各国的劳动生产率都是外部生产要素给定的。而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的第二代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也即劳动生产率变成了内部生产要素,认为技术是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所做的著名的殖民地经济增长研究,将白人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证实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对于市场的最终动力所在,学界依然难以达成共识。第三个问题是:经济为什么会波动?这个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周期的问题,但对它进行研究的不只有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马克思也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马克思不仅颠覆性地率先开始了对经济波动问题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还深入探讨了市场动力机制,对前文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也有深刻的洞察。从19世纪开始,关于经济波动的成因,分别有货币周期说、投资过度说、创新周期说等观点,不一而足。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在2008年8月宣称“宏观经济学状态甚佳”,而且“有关经济波动和方法论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的局面已经出现”,随后金融危机就如同海啸一般来临——现在想想还觉得很有讽刺意味。而按照凯恩斯的看法,离开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宏观经济学是无可索解的,经济波动更是如此。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三个问题都离不开对人类认知框架的根本思考,就像著名经济史学家唐纳德麦克洛斯基对经济史的重新解释:过去人们认为的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也许都不是原因,而是这场革命的结果。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说,产权保护促成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然而,如果产权保护是西方世界之果,真正的原因或许如麦克洛斯基的断言: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离开对人类认知框架变化的理解,离开人类决策背后的心理因素,上述三个大问题恐怕都不容易有令人信服的解答。(内容摘编自《那些比答案更重要的好问题》,全文有删节,李井奎为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