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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让2020年经济学研究发展报告
#三大体系#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经济学科意义尤其重大。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经济学研究以中国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解读中国实践，推进学科建设，提升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规律性认识，体现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实践内容与思想理论成果。何立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根本立场、政治保障、制度基础、主题主线、发展理念、实现路径、内外关系和工作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办；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干。赵长茂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理论飞跃，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涉足、前辈先人未曾预见、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理论的创新性，可以从理论范畴创新、理论板块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三个维度来把握。其中的新范畴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其中起构建框架格局作用的新理论板块是全面深化改革理论、市场决定性作用理论和新常态经济发展理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和“短板思维”等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创新，是其重要特征。总体来看，经济学界的相关研究阐释，围绕“五个统筹”的框架展开。一是统筹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统筹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大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四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五是统筹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谢伏瞻提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谢伏瞻还提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是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有学者表示，脱贫攻坚如期实现，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更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国特色的脱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燕继荣提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也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关于新发展格局，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丰富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学者们认为，新发展格局将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协作、社会再生产的四大环节同新发展理念契合，连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规律，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论方法。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将其学理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任务。蔡昉提出，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途径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可以从自身增长的经验中提炼规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循环问题，同时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其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促进双循环的重点。高培勇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此为基础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框架。刘志彪等提出，双循环过去也有，现在的主场在我国，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新的全球化战略工具、资源和重要手段，中国既是世界供给中心，又是需求市场中心。能不能形成双循环体制，关键在于开放，尤其是对内开放推动统一市场建设，破除区域壁垒，加速生产要素流动，形成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李稻葵认为，扩大内需既是在外部形势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重要战略布局，也是由我国经济自身发展阶段决定的。陆铭提出，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释放制度红利。严成樑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需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卢锋提出，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未来追赶速度可能超过预测水平。刘伟、陈彦斌的研究显示，预计2020—2035年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速将达到5.3%左右，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将达到2020年的2.1倍，从而完成翻一番的增长任务。有学者提出，立足于新时代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学理论正肩负着突围与重构的新时代历史使命。有学者综述近20位访华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70年的评价。他们认为，政府公共部门在中国道路中的基础作用，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权力完全屈从于金融资本的被动角色，中国道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选择。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研究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者们普遍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个伟大发现的直接推动者。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由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转向经济批判、从经济事实出发研究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具有深刻影响。有学者提出，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深入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丰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最早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根本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近年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历史考证版中译本的陆续出版，我国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当代价值。尤其是运用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的论述，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平台的特征，以及阐述经济社会大循环的市场经济规律等重大现实问题。当代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哈维、帕特奈克和史密斯等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最新争论，涉及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等。关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具体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学者提出，垄断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商品链成为帝国主义的国际分工形式。有学者提出，当代帝国主义具有五大特征和特性。一是生产和流通的新垄断——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和资本集中强化，形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二是金融资本的新垄断——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畸形发展的经济金融化。三是美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及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四是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与文化冲突的经济基础。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腐朽性急剧增强。还有学者梳理了西方左翼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21世纪以来，他们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思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来源等焦点展开学术论争，提出生态不平等交换论，分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长期趋势。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出发，我国学者还对一些经济范畴与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关于财富理论，洪银兴指出，财富概念不只具有马克思的一般规定，还能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由此产生全要素生产率思想。财富及财富分析既要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丰富的财富理论，又要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关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动态、经济结构等问题，冯志轩、刘凤义利用1996年至2009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的全劳动生产率增速处于40个经济体中的最高水平。乔晓楠、李欣关注了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与资本循环的运动中存在的一些从事非生产劳动的非生产部门，它们不创造价值，但发挥着特定的非生产职能。关于后凯恩斯主义，李黎力提出，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具有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可能性。李帮喜等提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新卡莱茨基经济学在21世纪给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学者提出，数学模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简单套用西方数理模型，会导致研究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无法识别把握世界大变局的量变和质变。一些著名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编辑部号召，破除“唯定量倾向”。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定量思维，金碚提出的基于史论、综合分析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作用的“域观经济”范式，具有观察当今世界的方法论优势。一些研究利用拓扑学研究信息多样传递的动态网络结构图，通过弹性网络方法的应用提高了国内经济学相关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在管理、运筹、数学、计算机领域，一些学者开始为全球经济增速测度贡献新模型、新算法，包括新的计算软件。例如对生产率内涵边界的测度，陈诗一等能源、环境、气候等领域的国内学者，已经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探索纳入能源、环境、生态等新指标，以形成符合现实需求的经济发展新指数。三、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经济的关系。张燕生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全球平均实际GDP下滑29.6%，其中四分之一是由于全球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巴曙松认为，虽然当前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并未出现，但如果应对不力，经济全球化将进入至暗时刻。也有文章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叠加中美贸易摩擦，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保持了稳定。关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动。有学者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资本家不顾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强制工人劳动，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的“资本至上”，造就了无可挽救的“灾难资本主义”。有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内向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纵向分工链条逐渐收缩，横向分工链条向邻近国家或区域集聚。其纵向并购的垄断性尤其依托数字经济的寡头势力。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开放型经济“共轭环流”地位，可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黏性与韧性、配套跨国公司发展、推进自贸区发展、实现供应链互动循环和促进其集群升级等方向着手。有研究发现，不同区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存在差异。加快推动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要从协调区域专业化分工、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等方面努力。有研究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于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双螺旋跨越，嵌入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伴随着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比重的逐渐上升，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同时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调整变化。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再次进行全球产业链回缩和替代战略调整。鞠建东等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已呈现 “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区块格局，美国、德国、中国分别为其核心节点。刘志彪提出，未来的产业竞争，不再是产品内分工格局下的国际代工厂与跨国公司为争夺订单的竞争，而是产业链对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全球供应链可能的内向化发展态势，将向两个方向演变，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有学者认为，中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产品工序的分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正溢出效应”，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大稳健”。还有文章提出，随着一国全球价值链主导能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平抑经济波动、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逐渐明显。关于区域协调。2020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贯穿全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命题。有学者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通过城乡的开放和发展，打造一个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建设下的城乡共治，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区域差距的发展趋势、政策变迁，以及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路径，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关注焦点。有学者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框架进行系统解读，提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监管考核，需要驱动各地方政府对区域高水平均衡达成行动一致性偏好。除了缩小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虚拟经济的区域不平等同样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我国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老问题，虽然南北经济差距自2013年开始逐渐拉大，但2016年起我国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趋同。还有学者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差异，是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结构红利的倒U型转折是内在原因。关于国家创新体系。有学者对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进行解读，认为开放式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虽然与外资的合作有利于企业利用先进国家科技进步的扩散效应，但路径依赖和竞争关系扭曲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技术创新政策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需要数量和质量相结合提升创新绩效。互联网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尤其是低生产率企业和中小企业获益明显。创新发展一直处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28.3，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4位。2020年，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视角发生转变。安同良等提出，创新是系统中各方参与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协同结果，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应从复杂经济学视角予以重新审视，需要在复杂性视域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1+N”多层次创新系统。关于数字经济。经济学界对其特征及其给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重大影响展开了讨论。许宪春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前者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有学者对数字经济总量进行测度，认为数字经济尚未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些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范畴作了重新界定，认为融合的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产业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属于数字经济的统计范畴。还有学者提出，数字产业链的特殊性在于，数据既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投入，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传播介质。数字贸易口径的统一与否，触发了国家间关于税收制度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争议。杨虎涛认为，新一代数字经济意味着全球生产链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将使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大为缩小，束缚传统服务业的全球化地理空间将不复存在，从而出现机器化的知识生产。数据的特点是重复使用、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强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共享效应，极易形成垄断。数字大资本集团与金融集团的融合，更容易剥削和控制劳动者和消费者，使政府监管和社会治理陷入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因此而被激化。与数字经济相关，学界对数字货币的性质、影响和监管等展开了激烈讨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收入分配。2019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发新热议。“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学者预计，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在2023年前后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但还将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诸多挑战。扩大内需需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倒U型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进步伐，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不仅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需要进一步强化，累退性的税收制度设计也必须改变。还有学者提出，技术进步阶段从转移型向替代型的过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机，而技术进步方式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规模变化则是关键。关于财政现代化。杨志勇提出，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是中国70多年财政政策的共同关注点。按照西方模式破解中国财政可持续之谜无异于缘木求鱼。吕炜等提出，仅从地方政府视角探讨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已呈较大不适应性，中央政府适时调整了赋权方式，推动了改革目标的实现。财政金融两大体制密不可分。在地方公共债务问题上，尤其需要统筹二者。在隐性金融分权创造的弱融资约束环境下，税收分成对地方公共债务依存度和负债率均有正向刺激作用，成为地方公共债务持续增长的制度因素。这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提供了新思路。高培勇强调，安全已经构成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经常性和关键性考量。其中，财政安全最为重要。有学者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集中在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完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维度。有学者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效应不同步，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关于货币政策与金融安全。刘伟、苏剑提出，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及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正在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孙国峰提出，现代货币理论税收驱动货币的模式与现实不符，错误地运用宏观会计原理，功能性财政势必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张成思提出，偏离（远离）金融价格核心指标的数量型金融理论终将因“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科学性缺陷”而退出历史舞台。有研究分析，金融资本货币因素的强大作用，使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摆脱工业社会实体经济的基础性约束，脱实向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推动新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显学。有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冲击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股价与汇率下调，资本流入减少，产出水平和消费者价格下跌。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相比，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往往伴随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中的银行融资渠道比市场融资渠道风险更高。银行在网络中的关联位置与强度，显著影响银行流动性比率。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维统计方法和识别策略逐渐兴起，高频数据与动态分析方法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如时变GDFM（tvGDFM）模型，或将Diebold-Yilmaz关联性指数用于主权信用违约掉期（SCDS）利差的风险传染网络分析。对此，杨子晖、张明、周颖刚、梁琪、王君等学者也都提出了研究观点。还有学者认为，我国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与金融系统的违约风险相关性较高，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传染的影响更大，在系统性风险上升期，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稳定器作用，宏观审慎风险防范机制应秉承差异化监管理念。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内在关联性，成为研究亮点。有学者提出，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防控输入性风险，是现阶段我国维护金融市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举措。金融科技风险、中小银行风险防范与化解，以及来自美国的现代货币理论等，也引发国内学界热烈讨论。关于粮食和能源安全。为新发展格局筑牢安全基底是经济研究的焦点，尤其是保障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在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观的指引下，有学者从打造粮食生产供需改革双轨机制，注重供给数量向供给价格和粮农收入转变，由保障生产向保障生产、流通和储备转变，以及促进粮食生产方式从耕地向立体转变等维度，提出深化农业供应链改革、保障粮食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建议。2020年下半年，能源安全备受关注。经济学界围绕能源开发、能源消费、能源结构等问题展开研讨。新时代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斐然，但仍需从完善能源价格的市场机制、构建有效竞争的能源市场等方面深化改革。从全球能源效率变动的结构看，虽然技术进步使得能源强度有所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的提升和各国产业结构与投资率的差异，抵消了全球部分能源效率的提升。有学者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总的来看，2020年我国经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执笔：钟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相关阅读：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历史学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株林到底是什么神秘力量让你无法停止剁手？AI+ 行为经济学研究报告给你答案
AI 科技评论按：本文首发于「学术头条」微信公众号（ID：SciTouTiao），AI 科技评论获其授权转载。行为经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问？这一学科中有哪些耀眼学者？行为经济学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操纵我们？AMiner 发布的《 AI+ 行为经济学研究报告》中，给你答案。看到店铺有优惠券就停不下剁手？习惯使用一个购物平台就懒得再换？为什么在微信上收到 1 块钱的红包都让人开心？用花呗一时爽，还花呗却惊呼自己哪来的钱？这些日常中稀疏平常的现象背后，其实都站着你看不见的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是借鉴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将心理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模型之中，考察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下，经济行为的特征与规律的一门学问。1、为什么AI需要行为经济学？2017 年的诺贝尔经济奖授予给行为经济学家查德·塞勒，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在之前的多年来，其都不被主流的经济学家所认可和接受。由此也可以预期到行为经济学的未来繁荣趋势。就本质而言，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在于理性人的假定。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或市场总是完全理性的，不会受到认知偏差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成立。这就是理论决策和实际决策产生差异的地方，也是行为经济学之所以值得研究的地方。2、哪里有行为经济学学者？行为经济学相关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总的来看，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美国远远领先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图 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学者全球分布作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经济领域的重要领军人物，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查德·塞勒是近期相当耀眼的行为经济学家。塞勒是继丹尼尔·卡尼曼后第二位因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诺奖的学者，在研究中，他分析了心理学如何影响经济决策的三个方面——有限理性、自我控制以及社会偏好，近年来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 Market Efficiency。此外，2001 年诺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2005 年托马斯·谢林、2010 年诺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以及 2013 年诺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等人，均在行为经济学有所深耕。3、商家如何利用行为经济学掏空你的钱？目前，利用心理学的洞察力，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可以解释：为什么消费者会更多的买售价 0.99 美元的东西，而不是 1 美元的东西（左数效应）；为什么消费者热衷于办理健身会员资格，却从不去使用（乐观偏见）；以及为什么消费者很少会退回购买的商品（购后合理化）。网络巨头们，从亚马逊到滴滴，都在使用类似的伎俩让消费者不停地访问的网站，玩它们开发的游戏，购买它们的商品。我们来举一个亚马逊的例子。运费对于网购来说，一直是最大的心理障碍。一个没有那么昂贵的商品如果附加了运费，就容易让人变得不想购买。亚马逊为此推出了 2 项解决措施。其一是免运费政策，只要商品价值超过 99 元，就可以获得亚马逊免费配送。随着消费者添加购买计划以外的书或 CD 以达到免运费条件时，原本只卖出一件商品的亚马逊，就会因此变成了卖出两件商品。更有趣的机制是亚马逊高级会员（Prime）。只要每年交上 388 元的初始费用，就可以享受全球购免邮送货的优惠。这项服务很可能让消费者产生了更多的消费：一旦知道一家商店可以免费送货，消费者就不大会去另外的地方购买。此外，由于购买了 Prime 会员，在亚马逊上购物或者海淘就不再有运费的障碍，冲动性消费比之前更不太受抑制。你习惯性的购买动作，其实都是商家利用行为经济学精心设置下的陷阱。4、未来行为经济学发展趋势完美理性不可实现，行为经济学理论能够为人工智能中存在的未知、不确定等提供可行的路径。从整体来看，未来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趋势。一是行为经济和行为金融理论的构建人类行为是复杂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本身的构建也是复杂的，构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体系时，理论的适用性、合理性，理论的模型化，理论应用的局限性、敏感性，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度等都是今后研究的关键。二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将促进心理学传统和实验经济学的融合经验证据表明，特定的心理现象，例如有限理性、受限理性、受限的自利行为和不完全自我控制，是一系列市场化结果背后的重要因素。目前，虽然行为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还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其发展，最终有可能取代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些要素。三是行为经济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认知科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结合已经引起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这也是今后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其发展过程中，行为经济学将广泛运用到政治、法律和经济等领域，逐步形成比较成型的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等等。
任德《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研究报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
来源：新华网思客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主办的清华诺贝尔经济学论坛暨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李稻葵在会上发布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学总结》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的行为和激励必须改革和调整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作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从不到5%上升至18.2%，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又极为独特的经济增长。“报告”从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土地使用权的转换、金融深化与金融稳定、以学习为导向的对外开放、审慎的宏观调控五大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进行经验总结。“报告”指出，首先，要有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帮助企业快速进入和发展；第二，地方政府要有动力将土地快速地从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第三，金融深化至关重要，即引导居民家庭持有越来越多的本币金融资产，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第四，学习是对外开放中经济增长的关键，开放的根本好处是学习而不是比较优势，单独的比较优势往往会使经济处于低发展水平；第五，中央政府必须积极审慎地调控宏观经济。由于企业在产业组织博弈中相互竞争，经济过热时太多的企业进入同一个行业，经济过冷时又变得不愿退出拥挤的行业。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调控措施，主要包括市场化手段、行政命令和改革措施。“报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的行为和激励必须改革和调整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作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政府与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值得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研究领域。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也认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建议可以加强对创新的分析并将中国人口基数大和多样性的特征加入到今后的研究当中。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非常认同报告中土地使用权的转换对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性。他说，土地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中央政府需要对土地要素的分配和估价加以干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认为，中国经济40年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近三千万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壮大。而且，中国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改革仍然在不断地深化。（作者：金辉）
银狼权威分析报告：2020全球贸易大变局（上）
2020年4月8日，当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时，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这一年全球贸易将出现大崩溃，甚至是二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彼时，WTO预测，在乐观情况下，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将萎缩12.9%；悲观情况下，全球贸易量恐下跌32%。2020年10月，WTO根据形势变化，发布了新修订的预测，预计全球商品贸易将比2019年下降9.2%，随着防疫封锁的解除，6月和7月份的跨境贸易激增，从而避免了贸易的更深度下滑。但WTO同时预测，2021年全球贸易增速将只有7.2%，远低于此前预计的21.3%反弹幅度，贸易规模也将远低于疫情前水平。在危与机中，全球贸易迈入新的一年，有哪些根本性的改变或全新的趋势出现？01口罩供应看中国2020年12月22日，WTO发布《2020年上半年全球医疗贸易报告》，2020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同比下降14%，但医疗产品进出口达11390亿美元，同比增长16%。进出口贸易在抗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消毒剂、口罩、手套、洗手液、血氧仪、注射器、温度计和呼吸机等产品需求暴涨，全球抗疫关键物资贸易增长29%。中国成为全球口罩的最大供应国，占世界出口量的56%。同时，2020年上半年，中国是口罩的第六大进口国。中国严重依赖中间原料进口，2020年4月中国进口无纺布是2019年同期三倍，日本和美国是主要供应国。抗疫相关物资主要进口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法国和意大利进口分别增长62%和52%。中国、德国、美国成为防疫产品方面的三大贸易商，主导了疫情关键产品的贸易。在出口方面，2020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的疫情关键产品额从180亿美元增至550亿美元，中国、德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比利时、法国、爱尔兰和荷兰这前十个国家占世界出口72%以上。在进口方面，美国是疫情关键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占疫情关键产品全球进口总额的19%，其次是德国（9%）和中国（6%）。美国41%的疫情关键产品进口来自中国，德国上半年从中国进口的疫情关键产品则同比增长了5倍以上，中国产品在德国进口的这些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从不到8.6%增加到33.1%。中国在进口疫情关键产品方面，从日本的进口增长最快，达17.8%。疫情关键产品十大出口商与进口商via：WTO>>>报告原文地址：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medical_goods_update_e.pdf02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有所减少2020年12月11日，WTO发布年度贸易监测报告，由于疫情影响，全球贸易大幅下降，各国政府更关注抗击疫情，相对缓解了双边贸易紧张局势。WTO成员自疫情发生后共采取了335项有关货品贸易措施，其中58%为促进措施，42%为限制措施，分别涉及2270亿美元及1800亿美元的贸易额。从新冠大流行至2020年10月，有39%的贸易限制措施被废除。WTO表示，在过去一年中，WTO各成员之进口促进措施涵盖贸易贸易已从5447亿美元攀升至7313亿美元，而进口限制措施方面则自7469亿美元减少至4409亿美元。via：WTO>>>报告原文地址：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0_e/trdev_11dec20_e.htm03数字时代促进政府政策创新2020年11月23日，WTO发布《2020年世界贸易报告：数字时代促进创新的政府政策》年度报告。报告围绕数字时代如何创新政府政策这一主题，分析了近年来各国政府支持向数字经济过渡、促进数字创新、经济创新和技术进步政策及其趋势，以及这一趋势对贸易流动和全球商业的影响。报告指出，贸易和贸易政策历来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多边贸易体系通过完善可预测的全球市场条件和支持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创新和技术的全球扩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企业更加依赖无形资产，与传统企业相比，数字企业能够更快地进入全球市场。数字经济的成功将取决于市场开放、信息获取和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及服务、合作开展研究项目以及新技术传播等要素。报告说，世界经济正在向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变，这一转变凸显创新和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在数字时代，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支持向数字经济转型。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新产业政策”，通过支持创新和技术升级来促进增长。支持数字经济的创新型政府政策体现在推出旨在提升技术、推进生产及服务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规划，包括具体的数字发展计划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战略。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了电子商务和数字创新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政府对信息通信技术能力建设和升级的支持措施。报告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又开始流行起来。迄今，大约115个国家已经制定了“新产业政策”“工业4.0”或“数字转型”计划，所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支持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积极政策推动数字科技发展及电信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新政策反映了数字经济的特点,即以数字化为导向，鼓励技术升级、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创新，突出数据在政策工具中的核心作用。via：WTO>>>报告原文地址：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wtr20_e.htm04中国进出口为全球贸易作出贡献2020年10月6日，WTO发布《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更新报告。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萎缩9.2%，好于先前预测的13%至32%的降幅。报告同时预测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7.2%，大大低于此前超过20%的增长预期。2020年全球贸易表现优于预期，部分归功于多个国家实施了强有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支撑国民和企业收入，使消费和进口规模在“解封”后迅速反弹，经济活动加速恢复。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出现历史性下滑，环比降幅达14.3%。但6月至7月，全球贸易表现强劲，释放出触底反弹的积极信号，提升了全年贸易表现预期。医疗物资等疫情相关产品贸易规模逆势增长，也部分抵消了其他产业贸易收缩的影响。其中，疫情期间个人防护装备出现“爆炸式”增长，其二季度全球贸易规模增长92%。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制成品贸易同比增长情况via：WTO报告强调，该预测数据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全球贸易最终表现将取决于疫情发展和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从中期来看，全球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复苏，将主要依赖未来投资和就业领域的表现，而这两者的表现都与企业信心密切相关。未来如果疫情反弹，政府重新实施“封锁”措施，企业信心也将因此动摇。从更长期来看，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也会影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速，欠发达国家可能会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WTO高级经济学家科尔曼·尼表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不仅在进口需求方面支持了区域内贸易，在出口方面的表现也好于预期。例如，这一时期，全球个人防护装备出口增长了49%，预计贸易额将达到980亿美元，而中国就贡献了其中的43.8%。>>>报告原文地址：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62_e.htm另提供一份商务部制作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0年秋季》PDF，>>>下载地址：http://images.mofcom.gov.cn/zhs/202012/20201209112029503.pdf以上报告和数据作为年度趋势分析，自己留存研究或发给客人都是极好的。（本文由焦点视界focusvision综合编译）
肇禋上海财大发布2020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 港大北大清华综合排名上升
新民晚报讯（记者 易蓉）为推进和实施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战略提供客观依据，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经济学研究全球竞争力评估中心昨日发布《2020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该报告对全球大学研究机构的经济学高端产出的竞争力提供科学性评估。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论文发表进步显著，但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依然巨大。从近5年和近3年的综合权重排名看，全球前2名高校仍然是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过去3年综合排名上升，而上海财经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则有所下降；从2018-2019年的综合权重排名动态变化看，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审计大学、暨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均有显著的排名上升；从3年和5年移动平均综合排名看，均呈现上升趋势的有北京大学，最为显著的是复旦大学。然而，不少高校在3年移动平均排名有明显下降趋势。其中，首都经贸大学，无论是3年和5年移动平均综合排名下降最为显著，其次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上海交通大学3年移动平均下降显著，上海财经大学显示出下降趋势。上海财大田国强教授表示，经济学研究力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期刊论文发表、学术影响、课题研究、书籍出版、政策报告等，现有全球经济学研究力排名大多仅仅只是基于论文发表篇数，所纳入的经济学期刊质量参差不齐，且并未进行权重区分，对独立作者和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也未加区分，使得排名公信力不足。该研究排名希望通过分权重、多层级的评价方法，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减少争议。
见面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018》在京发布
1月10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018》智库蓝皮书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发布。本次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联合主办。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理事长、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介绍了2017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动态。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刚教授代表报告编写人员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2018》及后续年度报告的编写和出版情况。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总编辑、总经理孙凤文编审介绍了济南出版社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打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文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蓝皮书系列》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的出版情况，并表示将继续支持主题出版、加大学术出版投入力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智库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和临沂大学四个单位联合编写，是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出版工程的重要内容。（光明融媒记者赵秋丽李志臣）
爱缤纷《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发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日前在京举办“数字经济前沿秋季研讨会”。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李海舰研究员出席并致辞。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室主任蔡跃洲研究员在会上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报告》基于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对数字经济的内涵进行界定，对1993~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并基于测算结果深入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报告》进一步对十四五时期的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预测与展望，并据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研讨会由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18AZD006)”、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影响增长动力及产业结构的理论与经验研究(71873144)”提供支持。《报告》从数字经济的渗透性、替代性和协同性等技术经济特征出发，将数字经济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与数字技术直接相关的特定产业部门，即“数字产业化”部分；以及融入数字元素后的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即信息通信技术渗透效应带来的“产业数字化”部分。“数字产业化”的增加值通过传统的生产法、支出法进行核算，“产业数字化”的增加值难以直接测算，将其分为ICT替代效应和ICT协同效应两部分，按照“先增量后总量，先贡献度后规模”的原则，将数字部门以外的传统产业划分为17个细分行业，将增长核算、计量分析等定量工具相结合，进行分行业测算。测算结果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170293.4亿元，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3.1%和11.3%，在同期GDP中的占比达17.2%。其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规模相当，分别为84060.3亿元和86233.2亿元。从数字经济规模增速来看，1993至2019年GDP年增长率9.1%，数字经济整体年均增长率16.6%，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增速14.3%，“产业数字化”部分增速21.8%。数字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与2010年以后我国新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有非常大的关系。从行业结构性特征来看，ICT渗透效应作用发挥还很不充分，“产业数字化”发展有着巨大潜力。2018年，“产业数字化”占传统产业增加值比重仅为8.8%；分行业来看，仅有“非ICT机械”、“建筑业”、“金融和保险业”3个行业超过整体平均水平；“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化学工业”和“房地产业”的占比甚至不到3%。加大ICT对传统行业渗透可成为未来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ICT替代效应” 增加值规模、平均增速都明显大于“ICT协同效应”。ICT替代效应的作用机制更为直接，而协同效应是通过TFP间接发挥作用，制约因素较多。《报告》还对“十四五”时期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及规模进行了预测展望。蔡跃洲研究员认为尽管受疫情影响，整体宏观经济预测不太乐观，但是为应对负面冲击，加速推进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等措施可以在较大程度对冲疫情影响，“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大概率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能够达到326,724亿元，“十四五”数字经济整体名义年均增长11.3%，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年均增长10.3%，“产业数字化”部分年均增长12.3%。与会专家认为数字经济测度很有必要，同时围绕“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数字金融”等主题对数字经济前沿研究进展进行了广泛交流。针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议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部主任孙克博士首先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进行了点评，并从数字经济概念、技术态势、测算方法、发展特征、国际比较等角度对完善数字经济测算方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刘涛雄分享了“数字经济时代宏观指标的实时化、高频化”相关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研究室主任姜奇平介绍了数字经济学价值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咨询中心副处长张振翼介绍了我国数字经济领域企业“走出去”的现状、问题和建议。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李艺铭分享了“中国数字消费发展的现状与特征”相关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助理胡涛从出版业的角度，对“数字经济视域下的出版业融合发展”进行了研究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际产业研究室主任李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文书、滴滴发展研究院高级主管李萌分别提交了“数据价值链与价值创造机制研究”“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需求”“网约出行与新就业指数”等相关成果。围绕“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问题”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经济与互联网发展研究室李勇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三希教授分别针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竞争、反垄断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浙江大学中国数字贸易研究院院长马述忠教授介绍了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的角色定位，剖析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博弈能力。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宋斐分享了数据治理现状与趋势相关研究。芯盾时代公司郭伟怡从网络安全的角度介绍了数字经济的风险与控制，以及当前黑灰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和企业应对的实践和经验。围绕“数字金融”议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沈艳分享了“数字金融在助力经济复苏的作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究室黄国平研究员介绍了数字货币对现行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和冲击。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方燕从企业实践出发分享了“全球支付卡组织竞争监管及其启示”相关研究。（文章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虽有寿夭清华报告总结新中国70年发展七条“经济学经验”
中新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 肖欣)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22日在北京召开“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国际研讨会并发布同名报告，以经济学视角梳理总结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不同时期的发展经验，并据此乐观展望未来30年发展前景。ACCEPT创始院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在会上发布《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报告。报告认为，回顾新中国70年经济建设历程，既有一脉相承的主线，也有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差异。报告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从经济理论角度获得两条宝贵经验：第一，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是快速发展的基础；第二，自主创新的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和利用人才。报告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其中又有五条“经济学经验”值得总结：第一，经济增长需要创立和发展新企业，需激励地方政府营造好的营商环境；第二，快速的土地转换是增长关键；第三，金融长期保持稳定，使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第四，开放并非简单发挥比较优势或利用外资，其根本作用是学习；第五，谨慎的宏观调控有利于对抗微观主体非理性行为带来的经济波动。报告对中国未来30年发展前景作出经济学研判称，5年内，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有可能进入国际标准高收入国家行列；15年内，中等收入群体将从4亿倍增至8亿；30年内，将建成最具特色的、具有全球标杆意义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报告还对实现发展愿景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持久动力，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发挥领导力等提出建议。(完)
被遗忘北大年度研究报告称：中国经济须以不断升级的需求，引领好的供给不断产生
商灏北京大学1月27日发布主题为“高质量发展中的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2018年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需求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经济必须以不断升级的需求，引领好的供给不断产生。该报告主编、北京大学前常务副校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发布会上发表演讲，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上述判断的内在逻辑。他说，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忽略了需求方面的管理，特别是不能用劣质的需求，去带动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是要用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升级的需求，去引领好的供给不断的产生。他强调，在供给侧管理的逻辑框架里，需求管理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或缺性。他并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话：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有这两方面，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以哪方面为主，视国情而定有所不同的，但二者并非割裂开，并非相互否定、相互对立。刘伟还表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的条件下，有必要重新审视需求管理，探讨中国经济现在要有什么样的需求管理。该报告副主编、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经济学院教授苏剑说，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经济的增长决定于需求的增长，经济增长的质量决定于需求增长的质量。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果有购买力，那就意味着他的需求也是无限的，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个需求刺激出来。试图总是用传统的产品来刺激需求，现在已不大可能实现目标，因为人们对于任何一种传统产品的消费，最终都会达到饱和。要想扩大的需求，只能提供新的产品，这是需求质量的扩大，而且这种需求的长期增长，决定了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苏剑说，他和刘伟教授还在该报告中对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创新努力，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总结，认为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可以遵循三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就是需求管理政策，需求曲线可以向左右平移。第二条思路，是供给管理政策，即供给曲线也可以进行左右平移。第三条思路是价格调整，这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有一个严格的前提假设：价格必须是刚性的，或者价格必须是黏性的，价格调整的比较缓慢，如果价格调整比较快的话，问题就不存在了，古典经济学就复活了。多位参与该报告相关章节内容研究和撰写的学者：国资委研究院研究员胡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周景彤，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新动能研究室副主任邹士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能源与战略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卫斌，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项凯标，新时代证券宏观分析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邢曙光，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人员、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周治富等，先后在会上从各自角度，论述了其与主判断相关的理论逻辑。其中，国资委研究院研究员胡迟的一段发言，颇有深意。胡迟说，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GDP总量超过90万亿，经济增长率是6.6%，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是30%，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然而谈高质量经济增长，可以更多的从结构方面来谈。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来看，现在一般用结构性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或者是优化，一般有几个方面的指标。用得最多的，是三产占GDP总量的比重，2013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那一年三产的比重超过二产的比重，这个数字这几年一直在增长，最新是超过了52%，相信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下去。他认为，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高质量的发展，就要看增长的基础是什么，到底是靠什么来增长。从这个口径来衡量，一些问题令人忧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进口的依赖度还是很高，这一点值得忧虑。工信部公布的最新最权威的数字显示，中国现在有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研究是空白，52%是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服务器，通信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芯片，95%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芯片，都依赖进口。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因此有比喻甚至称中国的经济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之上。”胡迟表示，这样一种格局的结果，从产业链来看，是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这种情况和五年前、十年前相比，应该说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而我们得到的是低附加值，环境也污染了。另外，从经济安全来看，外国人会卡你，像去年的中美争端一样，把芯片一断，中兴，甚至这个行业的生态安全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但从深层原因来看，这是老问题，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从发改委、工信部的一些文件来看，其实已经大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府出台了很多产业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为什么效果不明显？胡迟还说，前两天，在省部级干部的研讨会上，习总书记的发言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要建立自主创新的长效机制，我认为他主要还是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后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都要围绕这个来展开，这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过程当中，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经济才能真正的谈到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像现在所说的，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但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不要忘了，国际分工的机制，该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从当今世界各国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即使像美国，也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能自己生产，很多东西也是要靠进口。哪些是需要进口的，哪些是需要自主研发解决？去年6月，发改委规划司举行了一个内部研讨会，当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产业要细分一下，产业链上的东西，再细分一下，分了之后，确定哪些东西是以后还可以继续进口，靠国际分工来解决，哪些东西是需要自己来生产。“现在我们看到，说芯片被美国人卡了，现在很多国内的企业，包括马云，包括格力都在投资芯片，到底哪些是应该投资的，企业自己要关注。宏观层面上，国家更要关注这些问题，把这些顶层设计做好，然后再一步步往下捋。遵循国际分工，利用全球资源，来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为适宜。”胡迟强调，到这一步，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才能实现真正高质量的增长，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才可能有更多的含金量。另外，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新动能研究室副主任邹士年在会上有关楼市调控的一段分析，也很值得关注。他说，2019年调控政策的放松，政府最希望的是成交量上去，但房价不能上去，这是调控的底线。因此，2019年极有可能出台房地产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1月21号的时候，习近平在防范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稳妥实施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以前都讲的是构建，这一次会上已经提到稳妥实施了。3.0版本的房地产市场调控，讲的是价格的控制，成交量的放大，当然，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刘伟教授等学者还在会上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增长年度报告，至今已连续出版15期，最初是由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刘伟教授在2004年发起和组织的一个原计划施行10年的研究项目，国家统计局参与推进。从2014年开始，该项目成为由教育部、中宣部资助的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之一。据透露，该项目研究报告的许多重要内容，经常会被以“奏折”形式递交高层，试图对政府决策发挥重要影响。责任编辑：吴丽华 主编：商灏
洁宫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粤苏浙列前三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注：以上分值都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