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硕士论文

该如何进行文献评论呢？在我们看来，文献评论指对所涉文献的理解、吸收与批判，就内容而言，主要包括资料、方法、理论和总体四个方面，兹分别叙述如下。其一，理解并学习他人如何获取资料，判别资料的价值并思考进一步开掘新资料的可能性。其二，将已有各种研究方法进行认真的评估，判断各种研究方法之优劣并思考采用新方法的可能。其三，将已有的各种理论置于不同的概念架构中进行分析，并形成自己新假设。或者辨识已有概念间的前提假设，提出对某行为或现象的可能解释，形成新概念。其四，把握有关研究的进展，探讨改进的可能性或思考未来的研究是否更有意义，是否能得出更为显著的结果，即是否获得学术上的新进展。上述四个层次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其目的是通过对于已有成果的有条理的思考及批判，探索是否能发展出自己的研究，即有自己的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及新资料的新研究。一篇优秀的硕/博士论文理应在资料、方法、概念、理论以及写作方面均获得成功。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即便没有自己的新理论和新概念，能够搜集新资料，或采用新方法，印证其他的相关研究也是成功的。*************************华丽丽的分割线*************************ü 为撰写硕士、博士论文所进行的文献评论，可以不涉及被评文献的语言、题名、章节安排、表格设计、一些小的史实错误等。评论者应大处着眼。学习和批判的目的，在于构建自己的研究论文。评论者始终的是：他人的工作是否能构成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平台？又有哪些失误可以避免？如何平衡相互矛盾的观点，或者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完成对于矛盾双方的超越？ü 对于号称“填补空白”的研究活动，读者应当加以特别的注意。“填补空白”并不完全在于前人是否做过这项研究，而在于前人是否作过类似研究，并且对于前人的研究方法，你是否有革新或发明。举例说，在有关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中，经典的研究方法是根据文献的描述，将灾荒程度进行大旱、旱、平、涝、大涝的五级处理，再据此进行统计及其他相关因素研究。前人的研究不可能穷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所有的灾情，因此，后来者不能以一个前人未曾研究过的时段或一个未曾研究过的地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号称填补了空白。如果采用的是同一种研究方法，也只是将已有的方法作了一个应用。如果连分级的方法亦不知或不会用，只是简单地将所有的灾荒作不分等级的处理，就只能是学术研究的倒退，倒退至1930年代邓拓研究中国灾荒史的水平。因此，有学者将文献检索的过程，具体表述为检索背景文献、相关文献和最相关文献的过程。具体地说，在上述有关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中，中国经济史或中国人口史的相关论著可以称为背景文献，中国灾荒史的相关论著可以称为相关文献，而与灾荒史方法论有关或与研究者选定的研究时段及研究区域有关的灾荒史文献可以称为核心文献。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肩负重任。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期待。记者注意到，在此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每年定期推出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致力于客观全面地呈现世界范围内高校经济学科的研究力水平以及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世界位置。7月8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一项重要成果，即《2018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旨在通过报告，给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较少争议的国际经济学科评价体系。报告力求实现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思想性的有机融合。国内名高校经济学科国际化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介绍，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知名高校都在进行经济学科的国际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纷纷去海外引进高质量人才。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客观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中国高校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期待。因此，该排名的推出，为国内高校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提供历史方位的同时，也便于我国科研主管部门更为科学地考核、评估科研机构，从而为推进和实施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战略提供客观依据，并为学生报考大学及科研机构间人员流动提供有效的参照，促进研究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期刊学术论文发表、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等。但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评定一个学科最基础、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它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也是具有高引用率和拥有明星级教授的前提条件。当前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均是基于论文发表篇数。但存在的弊端是，这些排名所纳入的经济学期刊参差不齐，并未进行权重区分，对独立作者和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也未加区分，使之排名有失偏颇。《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更为立体、科学，具体表现在：在排名依据上，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论文发表篇数为基础；在期刊选择上，选取19本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综合顶级和分支领域顶级经济学期刊，基于这样高水平经济学期刊而得出来的排名更能客观反映是否属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在期刊权重上，对5本综合顶尖期刊和14本分支顶尖期刊做了不同权重处理；在作者贡献上，根据作者人数和署名单位数对单位得分进行了折算。记者注意到，排行榜采取了期刊+作者综合权重、期刊权重、作者权重和无任何权重四种方法分别进行了排名，以确保排名的科学性。田国强教授介绍，得到的排名结果相当稳健，也应对了该排名的科学性。国际权重期刊论文发表快速增长从榜单动态变化看，整体上大陆高校在近五年来综合排名呈上升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都居于全球前60名，在国内处于顶尖水平，凸显了上海财大理论经济学跻身上海市高峰Ⅱ类学科建设计划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近三年排名情况显示，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始终位居大陆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大陆高校排名也稳中有升。究其原因，随着国内经济学科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内高校海归经济学博士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大陆高校在国际重要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发表实现快速增长，从而在2017年的全球排名中得以突显出来。排行榜基于综合顶尖类（top 5）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单独排名。田国强教授强调这个单独排名的地位就像芯片是半导体的心脏一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仍然缺“芯”，虽然近年来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进步显著，但近五年发文数的中国第一（6篇）与世界第一（173篇）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田国强教授最后表示，一般情况下，评价一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实力，通常是拿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来考察的，而这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其他综合性的维度，比如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同行评价、全球雇主评价等多项因素。我们希望达到的是，根据国际上通常采用发文篇数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减少争议。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行榜将每年发布一次，持续跟踪国内高校经济学学科的国际研究力排名。

“最佳论文”指样本期内学术影响力最大的论文，按如下4个指标来测度：发刊影响因子，引用目标论文的其他文献的篇数，获得专家投票数，下载次数。在所有纳入选票的论文范围内，这些指标在去除量纲后，分别被赋以权数0.1、0.6、0.2和0.1，加权计算综合得分（介于0和1之间），并按得分自高而低排序，位居前10位的论文即最佳论文TOP10。候选论文均选自2019年公开发行的期刊，包括中国大陆发行的中文期刊和全球发行的英文期刊各31份。中文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来自中国知网，英文期刊近10年简单影响因子来自IDEAS/RePEc。中文论文的引用数据来自中国知网，英文论文的引用数据来自谷歌学术（Scholar Google），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6月5-7日。论文所获专家投票数来自《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组织的专家调查（2020年7月11-18日），后者按世界经济学各子学科分别进行。中文论文的下载次数来自中国知网，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8月21日；英文论文的下载数据不易获得，未纳入得分计算中。最佳论文TOP10的内容概览将由相应作者亲自撰写，刊发于《世界经济年鉴2020》。编者按：本期推送“世界经济学总榜”2表。分榜即分学科榜8个，18张表，将在未来三日分别推送，包括：3科（宏观、贸易、金融，6表），3科（投资、统计、发展，6表），2科（政经、治理，6表）。延伸阅读：【世界经济年鉴】全球主要期刊发表的世界经济学中英文论文清单（2020年7月）【世界经济年鉴】世界经济学分支学科年度综述（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年鉴】世界经济学2019年最佳论文TOP10候选论文摘要《世界经济年鉴》重磅发布：改革开放40年40本世界经济学年度图书榜单《世界经济年鉴》关注期刊文献发表概况（2019年第3季度）【世界经济年鉴】 世界经济学论文清单说明（2019年第2季度）【世界经济年鉴】 世界经济学论文清单说明（2019年第1季度）【刘仕国】《世界经济年鉴》：世界经济学的“清明上河图”【目录】《世界经济年鉴2017年》【目录】《世界经济年鉴2016》【世界经济年鉴】　世界经济学2015年十佳论文榜单【目录】《世界经济年鉴2016》【世界经济年鉴】　世界经济学2015年十佳论文榜单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270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700万到800万的游客；拉萨是一个有5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可是每年却只能吸引100多万游客。这中间的差距，值得深思。”10月3日早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课程(MPA)”A班的课室，20多名三四十岁的“特殊学生”正在细心聆听该校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的讲课。今天的课堂对这班“特殊学生”来说有点吃力，因为他们刚在新疆、河北、吉林等全国各地的老家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调研，前一天才回到新加坡开始第三个学期的课程，部分人更是当日凌晨才赶到。而记者前来旁听这天的课堂，令他们的精神更为紧张。这就是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高官班”，共有55名学员，分成A、B两班，当中的高官包括拉萨市副市长许成仓、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王赋、吉林省检察厅副厅长贾晓东等。记者欲在课堂后采访许成仓，他以未征得相关部门批准为由，婉拒了记者的要求。不过许成仓之前曾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其间他谈到前来学习的收获，“拉萨的问题是缺乏人才。普通意义的人不缺，缺的是具备现代理念、有先进观念的人。”他的一个对比是，“新加坡是一个只有270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每年却能吸引700万到800万的游客；拉萨是一个有5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在世界的知名度很高，可是每年却只能吸引100多万游客。这中间的差距，值得深思。”许成仓将以“拉萨应该怎样规划它的产业政策？”为题，撰写他的公共管理硕士论文。学成回国之后，他还会就这个课题进一步研究，并付诸实行。探寻新加坡的成功之道“从学员交来的论文初步题目看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高官班”的负责人、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吴伟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这是新加坡政府与中共中央组织干部教育局签订合作协议后，首个一年期的硕士学位课程，中组部及中国外交部共选派了16人参与(原来有20人，后来课程因故延后了一年，其中4人已有新任命)，其中11人在南大。吴伟一直协助举办中国内地各省市及各部门官员到新加坡考察学习，他认为一年期的课程，让中国高官可以脱产全心全意读书，效果比较好。“以往他们来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只能走马看花，谈不上总结到什么经验。”吴伟说，“现在学员全年学习，今年2月开课的第一学期，先适应生活及四处参观考察；第二学期进入全面学习状态，学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一步在新加坡考察实际情况；8月底结束第二个学期后，各自回老家做3个星期的调研，准备写他们的毕业论文，重点是将新加坡学到的、体验到的，应用到具体工作去。”南洋理工大学在12月底还会安排学员到澳大利亚考察两星期，让他们了解幅员较大的发达国家的情况，补足新加坡幅员较小，经验未必适合在中国这个大国中使用的欠缺。“中国加入WTO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官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在新加坡学习，在这个东方及西方文化融汇的地方，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生活环境，对他们都有很大帮助。”吴伟说，由于一年期的课程安排时间相对地充裕，南大还为学员预备了英语加强班，提升这些中国官员的英语水平。吴伟说，从学员交来的论文初步题目看来，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领导干部绩效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及政府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另外也有学员对城市住房建设、经济全球化及新加坡的传媒发展感兴趣。“最重要是这些官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新加坡的经验只是给他们一点启发，知道有可能这样做，但在中国是否行得通，便要经过调研才知道，所以这个课程特别强调他们要回国搜集数据，才可以写出有深度及有实际作用的论文。”新加坡可以成为大国的政策试点“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大国不能做到的事，我们的优势是可以成为很多概念的试点，成为区内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参考。”南洋理工大学安排了多名退休高官授课，包括公共政策课的执教老师严崇涛，他是新加坡任职时间最长的高级官员，曾担任新加坡三个最重要的政府部门的主席(建屋局、经济发展局、公积金局)，同时兼任财政部副部长20多年。另外重点导师之一，是亚洲研究所所长陈光炎，他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也曾是新加坡贸工部的首席经济师。学校本身有较多会用华语授课的导师，而“高官班”的其它客席讲师，包括一些外国学者或者退休官员，学校会为学员安排普通话传译，方便那些英语水平不足的学员。除了这个中央层面的“高官班”，南洋理工大学还有一个被称为“中国市长班”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课程”，已经开展了7年。学员中不少是市级官员和国企高管，到现在已经培养了370人。加上到南大短期培训的中国官员及国企老总，在南大校园经常听到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在大学食堂中，除了有新加坡著名的海南鸡饭及叻沙汤面之外，还有北京水饺和四川凉面等适合来自中国学员口味的菜式。记者旁听当日，陈光炎的讲课题目是亚洲区内经济发展的历史变化。他认为，中国原来是亚洲政治及经济发展的中心，在明朝以后闭关自守，反而令区域的边缘国家发展起来，当中以日本的例子最明显；近年亚洲的经济发展，再次趋向中国及印度两个中心，所以现时的中国官员，应该具备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陈光炎长期在新加坡生活，也曾经到访过中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对中国情况十分了解。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新加坡本身的情况，例如廉政建设、公务员体系、公积金、公共房屋以及国有资产管理等。但新加坡地方太小，中国面对的很多问题，新加坡都没有面对过。例如区域差距及农民问题等，这方面新加坡本身没有什么借鉴作用，反而日本及韩国的经验较具启发性，所以他在课堂中，会介绍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至于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在吸引外国人才、提升国家竞争力、产业升级、加强科研等方面，均值得中国借鉴。”陈光炎说。陈光炎并称，新加坡是小市场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的经验特别值得中国官员学习：“新加坡政府以淡马锡这家公司来控制国有资产，重点是要为这些资产增值，给予企业管理自主权，所以旗下的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和新加坡电讯都办得很好，盈利表现不逊于国际的私人公司；而淡马锡在市场有需求时，释出新加坡电讯的股份，一方面增加新电讯的流通量，同时套现作其它回报率更高的投资，这方面很值得中国的国资委及汇金公司学习。”他还进一步指出：“新加坡的制度可以培养很多职业经理人，他们得到合理的报酬，为公司增值，这方面中国的不同区域、不同机构的差距会很大，要慢慢调整过来。现在学员先亲身体验新加坡的人才库，开阔视野，对返回自己的岗位进行改革会有很大帮忙。”新加坡人力部长黄永宏于9月29日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也指出，新加坡可以成为大国的政策试点：“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大国不能做到的事，我们的优势是可以成为很多概念的试点，成为区内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参考。我们本身的市场很小，但却是区内大市场的门户，通过我们，中国和印度更容易走向世界。这里有7000家跨国企业，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更有吸引力。”黄永宏说，新加坡下一波发展有赖人才资本，特别是那些可以提供新概念，并将概念变成产品的人才。为了营造更有利人才资本的环境，新加坡政府决定增加研究开发(R＆D)的开支，将研究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在5年内由2003年的2.15％增加至3％。

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吴华清教授课题组的论文《未预期的非税负担冲击：基于“营改增”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经济学著名学术期刊《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该校经济学院彭飞副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吴华清教授为通讯作者。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对于减轻企业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企业在面临较高的税负同时，还承担较大的非税负担压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减税和降费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两者效果密切关联。课题组基于2006-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使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营改增”对企业非税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各种规费支出，并且这一效应有增强的趋势，样本期间的涉企收费政策未能充分发挥制约效果。研究进一步发现，获得减税支持的传统增值税行业，非税负担显著增加，出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跷跷板效应；非政治关联、中小型和初创型企业，更容易遭受非税负担冲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和非税征管力度上升是“营改增”加重企业非税负担的重要原因。长期来看，深入推进涉企收费管理制度建设，有助于约束地方非税收入征管行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增值税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全面评估减税降费效果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加快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从财力分配上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其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不仅需要落实减税政策，还需要加强涉企收费制度建设。再次，非税收入制度建设较为滞后，可尝试逐渐上移省级以下非税收入征管权限，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监管。最后，提高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的有效性、精准性和协调性，既要规避“眉毛胡子一把抓”，也要规避“按下葫芦浮起瓢”。《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刊物，1998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2000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9年，被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上述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合肥工业大学是第一单位和唯一通讯单位。（通讯员：合肥工业大学彭飞）

各位老师，新生同学下午好！刚才主持人介绍说我是外聘的高级专家，实际上也可算上本校内聘的。因为我原本就是本院前身经济系的老师。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举家迁往杭州，在杭州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执教。一晃二十多年。现在到了退休的年龄，受母校召唤，回母校兼职。想把我在沿海大学这二十多年教学与学术研究，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与博士后合作研究积累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带回来，回馈母校，助母校经济学科建设一臂之力。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一般认为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但客观地来看，除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还有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政府配置资源主要着眼于公平。实际上除了这两种机制之外，还有第三种机制，就是道德和情感的力量。回母校工作，恰是受到情感的驱使。经不住过郭爱君院长的真诚邀请，再加上严纯华校长的鼓励。严校长2018年夏天去上海开会期间，特意来杭州看望校友，谈了他关于母校发展的宏大设想，鼓励我回母校工作。这样我就回到了兰大，受聘兼任学术院长。今天是研究生开学典礼。首先为各位新生选择兰州大学而高兴。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的。兰州大学是胡焕庸线以西唯一的一座“双一流”大学。选择兰州大学，不仅意味着你们选择了进入大陆高校第一梯队，而且意味着选择了这个梯队的唯一。而今高校毕业生就业求职，有个“九八五”、“二一一”和非双一流之间的差别对待。“九八五”高校之间互相认可。选了兰大，就意味着获得了与别的“九八五”高校毕业生在一个平台竞争的资格。有些海边的大学，虽然取分比兰大高，但毕业生要进“九八五”高校，去一些好的单位工作，比非九八五高校的毕业生要难些。说到唯一，是这个意思：在胡焕庸线以东，有几十所双一流大学。而在那条经济地理分界线以西，只有一所，这便是兰州大学。唯一的一所，“自强不息，独树一帜”（校训），与众不同，这恰是创新者的重要素养之一。选择兰大多半意味着你有创新的志向，有一定冒险意识。我在浙江经常碰到一些民企经营者，聊起来，他们就青睐那些到外国和很远的外地，尤其是大西北求过学的青年人，不大看好老在爸妈身边长大者。因为感到大西北闯荡的年轻人，别的不说，见识和生活自理能力都要高于同类年轻人！看到这么多新生，作为兰大经济系最早的研究生之一，感到有资格说两句。我想要说的有两层：一层是感叹。感叹兰大经济学科研究生教育发展之快。1980年我作为第二届研究生入学，那年经济系一共招了两名研究生，加上第一届也就是1979级，累计十一名。分四个专业，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史，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史。1982年毕业十人，我是提前和七九级同学一起毕业的。那年四个专业中，只有我的导师刘天怡先生招的外国经济史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别的三个专业只有培养研究生的资格，尚无学位授予权。毕业时拿到的只有毕业证书，而无学位证书。学位证要到别的有资格颁授学位的大学去申请。在座的同学们或许不知道，中国的学位制恢复的时间比研究生制要晚些。最初几年许多学校许多学科只拿到了招收研究生的资格，但未获得授予学位的资格。可见初创时期的艰难！一晃四十年去了。刚才问了一下，今年招了179名，主要专业都涵盖了。实际上，现在的管理学院是从经济系分出来的，若算上管理学院的研究生，人数就更加可观了。粗看了一下兰大今年招生的情况，印象中管理学院招生占全校的十分之一以上，应该有五六百人。发展之快，令人惊叹。但恰是这种快速扩张，这也增加了研究生们的压力。我1982年毕业时，全国到那年为止毕业的研究生还不到两千人，物以稀为贵，当了一段时间的“天之骄子”。然时间不长，研究生暴增，毕业生多了，不值钱了，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而今全国每年招收研究生近百万，博士硕士稀松平常。这意味着诸位的就业压力比我们那个时代大多了。因此学习压力也大多了。说到未来的就业与职业压力，就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二层意思。就是在研究生阶段打算做点什么？这里如果有人去过浙大，或许留意过。浙大玉泉校区大门里面一侧草坪上有个小牌子，上面写着两行字，是老校长竺可桢让学生们自问的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他提的这两个问题我想对任何一所大学初入学的学生都有用。我想，对在座的新生也有针对性。这里只谈竺可桢校长提的第一个问题：读研究生准备做点什么？或许有同学说还没想好。这很正常，因为时下千军万马考研，其中有些人的确没有想好。发现大学毕业了工作不好找，或者看到别的同学要读研，自己也考考，实际上对学问并不感兴趣。英文中研究生叫postgraates,直译叫“大学后”，这部分同学读研的心态大概和这个意思差不多？现在既然考上了，入学了，就得老老实实考虑一下在大学里来干什么来了？竺可桢（1890-1974）校长（1936-1949）：“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基于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尤其是对我所知道的研究生后来去向及工作情况的观察。我以为大学尤其是研究生阶段，主要应致力于练好或提升三种能力：第一种是阅读能力。就是能很快地读书读文章，并把你所阅读的知识吸纳进来，嵌入你的头脑里已有多知识体系，变成自己的知识。如果具备这样的能力，你就能和古今中外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知识人对话，从他们那里获得知识。在互联网时代，如若具备这个能力，那你就可以放眼全世界去寻找与吸收专业知识。那些世界级的名校院系的网页上，都有大量文献和最新研究成果。如果你养成阅读的习惯，并且阅读效率很高，那你读研就不限于一个学校，而能博采众长。实际上大学和研究院只是一个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吸收人类迄今积累下来的知识—-至少是你所选择的那个专业的知识。很遗憾，据我观察，现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真正读书的人不多，有些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就上了几门课，读了几本教科书，不少人连这个专业的奠基之作《国富论》都没读过，更别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通论以及哈耶克等名家的著作了。毕业了思想空空。第二种是思考能力。这个能力的训练和提升首先得养成质疑的习惯。凡事都问个为什么。许多科学发现都是对那个行业一些现成结论推论的质疑道出的。在别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发现不一般，这是思考者的重要特点。我去许多高校讲座，有时讲完后没几个人提问，即便提问，提的问题多半也不着边际。原因多半是平时只偏向相信而缺失质疑，这是我们教育的缺失。这个缺失，同学们在读研以后要补上。第三种是使用文字和专业术语、专业方法表达思想的能力，说简单点就是写学术论文的能力。研究生毕业论文是不可或缺的。毕业时你得写篇像样的学位论文。这个能力基于前两个能力的积累。许多人临近毕业了还找不到研究的问题，选不出题，让导师命题。这是由于前两个能力差，如果你在不断读不断地思考，养成思考的习惯，就会发现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如果你平时不断在动笔，写文章，学着做计量，就会发现写篇较长的学术论文并不难。我还以为，通过上述三种能力的刻意培养与提升，人的分析与判断能力会提升，有能力就有自信心。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判断事物走势的能力和自信是不可或缺的，是你质疑生涯的依托。最后，预祝同学们在接下来的两年或三年研究生阶段学习愉快，将来顺利毕业！就讲这些！谢谢！作者简介：赵 伟：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职于浙江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苏黎世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等国外多所高校客座教授，以及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等研究机构客座研究员。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等多个领域，涉猎哲学与世界历史等关联学科。迄今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三百篇，学术随笔三百多篇。著有《现代工业社会与经济体制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干预市场》等专著多部，以及《空间视野看中国经济大势》（浙江大学出版社）、《阅读大学》等学术随笔多部。来源：赵伟教授赵伟教授工作室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谢贵安曾跟随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攻读博士，是明史研究方面的专家。谢教授曾对宋、明、清以及已佚实录进行过系统而长期的研究，是当之无愧的实录研究集大成者，其中《明实录研究》更成为谢教授的“成名”之作。近期，澎湃特约记者采访了谢教授，请他谈谈他的学术之路与实录研究。谢贵安教授澎湃新闻：您是中国实录研究的集大成者。请问是怎样的因缘促使您持之以恒、系统性的对实录进行研究？谢贵安：怎样跟实录研究发生交集，这实际上源于我留校时所参与的集体项目。1986年7月，我硕士毕业之后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任教。当时所里正在做一个集体项目，即《明实录类纂》的编撰。就是把《明实录》按地方系列（即各省）和内容系列（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类编纂，我正好赶上这个集体项目。当时正是中国经济大潮高涨之际，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东南飞”的现象，很多高校教师都往东南沿海调动，留在内地的大学老师很少愿意做这种枯燥费力又缺乏经济效益的史料编撰。这个项目当时在所里推动也很不容易。我天性比较随和，随遇而安，所以就一个人承担了这个项目中的一整本书，就是《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明实录》用的版本是上海书店翻印的台湾史语所的那个本子，有一百册，摆满了一整个书架。当时没有电脑，是用手工从原书上摘抄出湖北史料。抄实录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相关问题；同时不经意间下了一番功夫，把整个实录浏览了一遍。摘抄实录的过程十分紧张，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人脑就像电脑一样进行史料检索，只要一看到湖北史料，马上就把它们摘抄出来。即使睡觉的时候，满脑子都会出现“湖广”、“武昌”、“江夏”、“襄阳”这些符号。由于是目力检索，还是遗漏了一些湖北史料。30年之后，武汉出版社又把《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申报列入湖北省重大工程——《荆楚文库》中，让我重新编纂成《〈明实录〉中湖北史料辑录》，给了我一个弥补遗漏、全面编纂《明实录》湖北史料的机会。这样看来，我从工作伊始到步入职业生涯后期，都在编纂同一本书，《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就这样一头一尾闭合了我的学术生涯，铺就了我学术史的路基。编完这本书之后，对《明实录》可以算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张舜徽先生在讲课时一再强调要通过抄书打下史料基础，这次编纂湖北史料不经意间实践了张先生的抄书主张。张先生停招了四年博士生，我就等了四年。这缘于性格上的保守木讷和随遇而安，没有想过到外面开疆拓土。这种性格其实贯穿了我整个的学术生涯。我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很普通的基层干部子弟，根本没接触过这种学术文化，因此我做学问并非一开始就有宏伟规划。走上学术道路，纯属个人兴趣所致。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对当时的政治意义没有什么印象，但对选录的配套古文材料兴致浓厚，这是走上文科之路的原因。1990年张舜徽先生重新招收历史文献学博士生时，我如愿考中。读博后必须考虑选择博士论文选题。以前博士生培养有这么一种模式，就是硕士论文做什么博士论文继续在此基础上加深拓展。我以前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大戴礼记校正》，属于经学。虽然对《大戴礼记》我从头到尾都翻遍了，上面也密密麻麻做了很多批注，但始终不能融会贯通。我不想再选经学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后来我看到司马光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自幼读经书，比别人勤苦，却不能“钩探微蕴”，后来发现自己偏好史学，最终确定这是自己“所长”。我没有司马光那种史学悟性。选博士论文题目时，已经对经学失去信心，于是决定选择史学论题。既然前面做了《明实录类纂》的编撰，就决定选《明实录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导师张舜徽先生已经去世，答辩时就请武汉大学的朱雷教授当答辩委员会主席，投票结果是全优。1995年该论文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此前（1993年）我已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任教，书的出版引起一些关注。稿费不多，给了460美元，在当时自费出书都很困难的背景下，还算不错的结果。澎湃新闻：实录的史料来源是怎样的？谢贵安：像《明实录》和“二十四史”这样的史书，其内容曾被“新史学”判定为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它们的史料来源还真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央政府的诏令、奏疏、公文，皇帝批阅的朱批，都有专门地方保藏，被称为“金匮石室”。到了修《实录》的时候，就把这些档案发往史馆。当时有一个词语叫“宣付史馆”，“宣”就是公开的意思。一般而言主，《明实录》的史料就是由一层层累积下来的档案为其来源，史实相当可靠。当然，有一些事涉宫闱秘事、有损领导人形象的史料，可能被销毁和隐匿了。帝王隐私的记录往往不可靠，但是，不管《实录》还是“二十四史”，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写国家大事，写皇帝个人私事很少。《实录》写皇帝个人私事，多是依据《起居注》。但是对于起居注官，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碍手碍脚，而时置时废，后来基本上就不设了，即使设立也形同虚设。《康熙起居注》还行，由起居注官直接记录皇帝的言动；到了雍正以后，起居注官就不再跟随皇帝随时记载，只把公文档案拿来加以整理，追记成所谓的《起居注》。那些公文档案上都有皇帝的批注，对这些档案的处理，就表明皇帝在场办公，实际上《起居注》成了间接记录。所以说，皇帝个人私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国史和正史里面其实记载很少。国史都是写国家事情，像襄阳府遭了灾、江夏县遭了旱等。地方官上报后，皇帝怎么批阅，怎么赈灾，过程都是客观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多得国家救济，报灾时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有些地方官为了推卸责任，有时候则把灾害报得轻一点，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但是这些事件的处理过程是完整的。所以说，实录的史料有一套制度保障，我称之为“史料储备制度”。平时将档案藏之“金匮石室”，修史时发往史馆编撰成不同形式的史书。一般而言，一个朝代会修成一系列不同体裁的史书，先编修成“编年附传”的《实录》，再在《实录》基础上编成纪传体的国史。当本朝被推翻之后，新王朝会在易代之后再修一个纪传体正史。不管修成什么体裁的史书，史料都是从档案里来的。举例而言，清朝在《清实录》修完之后，都要修清朝《国史》，于是把修好的《实录》发往国史馆，国史馆再根据《实录》的史料，加上其他原始史料，修成纪传体的《国史》。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清代国史馆旧址上成立清史馆，把上述《清实录》、清《国史》以及各种史料全部发往清史馆中，由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柯绍忞等人领导史官再修撰成《清史稿》。不管朝代怎么变，记载该朝代史书的史料来源清晰、源流有序。这就是陈垣先生为什么提出要探讨史源学的原因。探讨中国史源之后，可以发现中国的史书对史事的记载史料来源于档案，大致是可靠的，这跟19世纪兰克史学兴起之前的西方史书系统并不一样。《明实录研究》澎湃新闻：除了实录研究之外，我们发现您对思想史、经学、旅游史、谶纬谣谚也很有研究，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情况吗？谢贵安：我到武汉大学历史系，经历过三个学术阶段。第一阶段是介入旅游文化研究，第二阶段是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1993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分配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新上任的系主任是世界史专业的胡德坤教授。胡教授有开拓性，他不满于当时历史系糟糕的经济状况，决心要增加专业，跟社会和市场接轨，改善历史系的经济条件。有鉴于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办旅游专业后经济效益明显，胡主任就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也创办了旅游专业。我分来之后，他找我谈话，让我参与旅游专业的建设。随遇而安的性格，让我对旅游专业的教学科研倾尽全力，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国教材《旅游文化学》，在旅游专业权威刊物《旅游学刊》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多年后，我又与后生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年积累的成果《中国旅游史》。这就是我在旅游学上产生成果的背景。这是第一个阶段。1994年，胡德坤主任把冯天瑜教授从湖北大学引进武大历史系，把覃启勋、我和杨华三人配备给冯老师做学术梯队，我从此转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冯老师做文化史有家学渊源，其父亲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学生，相当于“黄埔”一期。冯天瑜先生特点是视野广阔，思路清晰，善于把微观研究成果经过梳理整合后升华为理论体系。我跟冯老师合写了《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一书。核心观点认为当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并非类似西方启蒙思想那样的民主思想，而是一种“新民本”思想，依然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只是跨进了一大步。之所以说它是“民本”，是因为这些思想家使用的术语都属于传统民本思想体系，先前的民本思想是“尊君—重民”结构，既尊君又重民；说它“新”，是因为新民本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限君—重民”结构，但是对君权的限制采用了“扩大相权”或“学校议政”等措施，并未达到西方启蒙思想家设计的高度，如三权分立等。后来这部著作申报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的时候获得了一等奖。这是在武大的第二个阶段。在武大的第三个阶段，是做中国史学史研究。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我都是听从“组织安排”、“随遇而安”的话，那么从2002年开始，我决定自己确定研究方向。因为我的学术基础是历史文献学，而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有一大块领域交叉和重合，当时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尚无人专门从事史学史的研究，于是我决定独自耕耘这片荒芜的土地。武大历史系特别重视实证学问，我所从事的历史文献学正属于实证之学。此前进行的《明实录》研究，属于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叉领域，同时又符合武大历史学的实证风格，于是决定以《明实录》研究为基础，开展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当时有人质疑我与中国史学史是否有关联，于是我把从华中师范大学读书开始，一直到来武大任教期间发表的史学史论文收集起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中国史学史散论》，那是我第一本史学史研究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展示了我虽然研究方向呈阶段性变化，但基础始终不离历史文献与中国史学史交叉领域的特征。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从现有的基础做起比较好，所以我就从《明实录研究》重新出发。此前读博士都是三年时间，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然有许多需要深入和完善的地方，有些具体问题还可以深入进行。于是我就针对《明实录》中先前涉及但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写了不少论文，这是对《明实录》研究的扩充和深化。后来在此基础上申报上了“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明实录》。于是开始扩展实录研究，往上往下两头拓展。往上拓展就一直上溯到萧梁，中国的皇帝实录从萧梁时期开始出现；往下开掘就到了最后一部实录《清实录》。如此上溯下延，最后就形成了一套四部的分段研究成果——“实录研究书系”。第一部就是《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对已经散佚的从萧梁一直到元代的实录进行研究，但是中间把《宋实录》抠出来另成一书，所以第一部书中不包括《宋实录》。《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对从梁迄元已佚实录的修撰过程、史馆制度、人员配备、史馆运作状态，实录散佚过程，收藏情况以及史料价值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第二部是《宋实录研究》。说起来，也是因为《宋实录》中的《太宗实录》并没有全部散佚，现存20卷；同时也因为宋代关于该《宋实录》修撰过程的记载太过丰富，所以就把《宋实录》从已佚实录中独立出来探讨。第三部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明实录研究》。这部书已出版过三个版本，即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是相对成熟的一部实录研究著作，也是我的“成名”之作。第四部就是《清实录研究》，76万字，对《清实录》的修纂过程、汉化倾向、史料价值、致用状况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探究。这部书写成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申报上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录研究书系”一套四部，于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推出。如此一来，我在实录领域就完成了四个时段的研究：已佚、宋、明和清。加上2007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概论性的《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我在实录研究上共出版过5部专著。总结一下，可以看出我实录研究的路径，是先具体（1986年从《明实录》研究入手），然后是抽象（即2007年对整个中国实录体史学进行鸟瞰），最后再回到具体（即2013年分别出版《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和《清实录研究》）。经过这么一番努力，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没想到本人在实录研究上竟已渐成规模。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在变动不居后居然形成实录研究的规模和体系，我自己都觉得都有点不可思议。我深感自己的命运还算不错，虽然缺乏长远规划，但看准了事情就身体力行地去做，在这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一种学术大潮推动着我前进，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由自发向自觉提升的学术态势。谢教授的实录研究系列在实录研究中，不断会有新的体会和收获。我在《宋实录研究》写成之后，对其中遗留的一些问题继续探讨，比如《宋实录》作者群的考订和分析。社会史重视群体研究，所以我就对《宋实录》的修撰群体做了一些分析，把他们的籍贯、出生地等做了个表格，从中看出一些挺有意思的现象。通过考察人的地缘、学术倾向来分析《宋实录》作者群的分布和构成，结论出乎意外。对此我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指出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在河南的开封府。这个结论修正了我对葛兆光先生某个观点的认识。他认为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实际上形成两个首都，即政治首都开封和文化首都洛阳。洛阳是二程理学的发源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之初是在开封设局，但与王安石政治斗争失败后，便离开政治首都开封，将史局迁到文化首都洛阳。但是我在统计北宋实录的作者群之后，发现不能简单将政治和文化中心分开。传统社会中，首都必定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一体，出现两个中心的可能性很小。开封府除了是北京的政治中心外，也同时是文化中心。北宋实录的作者群集中在开封府，艺术家集中的翰林图画院也在首都开封。首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合一的现象直到近代海洋和商业文化侵入，才发生变化。民国时南京是政治首都，而与经济首都上海分离。另一篇是《〈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发现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分布在巴蜀地区，而不是今天的浙江或江苏。南宋实录的作者群主要出现在几个世家大族中。因为巴蜀地方封闭，一旦形成史学家族，便会代代相传；因为环境封闭，不易受到外来的冲击，这些家族的后生难以产生其他选择，容易承传家族的史学传统，这是南宋实录作者群集中在巴蜀几大史学家族的原因。这个结论是前人未曾料到的。除实录研究之外，我在史学史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领域，比如说写过武汉地区第一部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史》，由武大出版社2012年出版，57万字。为什么说是第一部史学史的通史呢？因为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邹贤俊老师主编的一部3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纲》，是以专题形式编写的教材，限定在古代部分；另外冯天瑜老师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写过一个《中国史学史纲》的讲义，约几万字，一直没有出版，是后来冯老师把它拿出来出版的；还有就是武大历史系近代史著名学者姚薇元先生，他也有一个《中国史纲要》，只有6万字，迄唐而止。原来也是压在箱底的讲稿，后来出版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丛书的时候，附在他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后面问世。武汉地区大概就只有这四种史学史著作，从先秦一起写到民国的史学通史著作，就是本人的《中国史学史》。在探讨中国史学史体系时，我发现了“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层累与延展”的现象，论文发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所转载，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此外，本人还对司马迁《史记》的学术思想、郑樵的会通思想、校雠学特点、钱大昕和章学诚史学思想等作过探讨，发表过系列论文，其中一些为《人大复印资料》所转载。澎湃新闻：您的实录研究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但从学术兴趣看主要是明清史，有什么缘由吗？谢贵安：因为明代学术被清代学者所低估，后者斥责明人“空谈心性，学术空疏”，影响了后人对明代史学的重视。相对来讲，明代史学的研究成果比较贫乏，可以研究的的领域较多。以前史学史大家金毓黻在写《中国史学史》明代部分时一笔带过。我的《中国史学史》明代部分则浓墨重彩地铺陈了很多内容，甚至连我都觉得写得过多，但有些学者居然称其为特色。此外，因为我是做《明实录》起家，研究《明实录》的时候会向明代史学史领域发散，自然会牵扯很多明代史学事件、著作、人物、问题、方法和理论等，所以我对明代史学史的研究就比较充分和集中。在明代史学史领域，除了《中国史学史》中有较充分的论述之外，我还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对明代国史与野史的关系，明代起居注的兴废，朱元璋的历史观念，明初君臣对《汉书》情有独钟的现象，明代史馆地点与内部运行机制，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大明志书》的修纂特点，《明实录》对朱元璋、建文帝、刘基、王竑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书写等问题均作了研究。清代史学史研究相对少一点，但是因为《清实录研究》写成之后，有七八十万字，后来就把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深入探讨，写成了一些文章。如对《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清实录》的文本形成与文献价值，民国学者对《清实录》的应用、整理和研究等问题作了讨论。其中对《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的形成，《清实录》宫藏版本、世传版本、皇史宬珍藏版本等版本问题作了系列考辨，特别是利用清人日记对《清实录》的修纂与版本作了考证，发表《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和《〈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等论文。用日记考证正史记载，丝丝入扣，合若符节，颇有成就感。澎湃新闻：您近来很关注明清史学的近代转型问题，并申请到了相关教育部社科基金，而且最近还在学术刊物上围绕该主题发表了论文和笔谈，引起学界关注。您在这里具体想处理什么问题？明清史学近代转型有何表现或特色？可否详细介绍下您最新的研究体会。谢贵安：关于明清史学转型问题的研究，缘于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申报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十三五”规划。该规划设定的主题就是“明清文化转型”。我负责研究其中的“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课题。什么叫文化转型？从时间上看，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范型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从空间上看，近代转型则是西方文化范型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过程。学者们一般认为这种由西徂东的近代转型模式属于外生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西方文明刺激之后开始向西方范型转变，因此这种范式也被称为“冲击—反应”模式。但仔细再作研究，发现里面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可以深入探讨。如果是一个没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或民族，它很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全盘西化。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度来讲，“冲击—反应”不可能产生简单和直接的效果；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外生型”模式。所以说中国的文化转型也好，史学转型也好，都不能无视中国悠久的文明基础和文化传统。对明清史学转型我是这么思索的：第一，既要考虑到西方史学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到中国传统史学因素的作用。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实际上并非其原创，而是德国卡尔·兰普勒希特和法国年鉴学派学者的观点传到美国后，形成了罗宾逊的“新史学”观念；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等人到美国留学后把这一套搬回日本；梁启超到日本之后又吸收了这些思想概念。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以西方史学为标准形成的史学体系。什么是“新史学”，“新史学”就是近代史学。以“新史学”为标榜的近代史学，有以下四个标准：一是从政治史向社会、民族和文化史转变，二是从英雄史观向群众史观转变，即所谓从“君史”向“群史”转变；三是是从循环史观向进化史观转变，将关注朝代循环向重视社会进化转变；四是从“海岸堆石”般重复无意的历史叙事向“公理公例”即规律的寻找和揭示转变。按照梁启超的这四个标准来看，二十四史、实录等史书都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都属于旧史学。他指责二十四史是为二十四姓帝王陈述家谱。这些学说，都是受到西方“新史学”的影响。所以说，中国的史学转型毫不例外地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但是，在史学的近代转型实践中，明清史学的传统因素会加入到近代转化之中，形成中西史学的互动局面。明清史学的传统因素在西方史学刺激下，会被激化、转化和阐释、改造成为近代因素，从而成为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如比说，中国传统史学不太重视史学理论，而西方史学则特别重视史学理论。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看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特别激动，认为中国也有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类似的著作，于是大力宣传和推广，使这部在传统社会不受待见的理论著作变成了史学新宠。《文史通义》在近代的接受和推广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在西方史学标准的影响下，明清史学中所拥有的与西方类似的史学著作，会受到极大的重视，从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比像《明实录》，似乎属于梁启超“新史学”所斥责的为帝王将相陈述家谱的东西，但经过留欧回国的傅斯年的转化和阐释，竟然也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构成。一般认为傅斯年是近代史学的实践者，他从欧洲引进的近代史学是德国兰克史学，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他在中研院史语所开展了两个近代史学建设工程，一个是对殷墟甲骨文进行科学发掘，以寻找原始的殷商史史料，一个是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并从对内阁大库中所藏《明熹宗实录》的散页整理扩展到对整个《明实录》的校勘和整理。《明实录》的史料直接取自档案等一手史料的做法，令傅斯年感到它与兰克史学精神相接而具有近代价值。可见，《明实录》经过傅斯年的阐释和转换后，也成为近代史学的组成部分。第二，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还必须兼顾“两段三方”。“两段”是指上段明清（鸦战前）史学和下段近代（晚清民国）史学各自的转型，上段探讨史学的近代因子，下段探讨近代转型的复杂过程；“三方”是指中、西、日，研究明清史学及学术的近代转型，必须兼顾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各自因素。中国的史学因素，不少都具有近代因子，但在西方近代史学影响之前，被浓厚的传统史学所包围，难以自动脱颖而出，实现近代转型，但经过西方和日本影响后，便迅速加入近代史学的建设之中。西方史学因素，自明中叶传入中国后，对明清史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西方的人民史观念，国别史观念，世界史、全球史观念，都是经过传教士传入的。传教士在译介西方史著时，往往会找一个中国书生作翻译。日本史学因素，对明清史学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西方近代史学思想往往经过日本传入中国，同时中国的明清史学传到日本后，被日本史学界用近代标准（即西方标准）阐释或改造后，再回传中国。如崔述的《考信录》，传到日本后，被白鸟库吉用西方实证史学和科学主义加以阐释，形成了对中国上古史的疑古思潮，再传回中国，影响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的形成。经过这样一个循环和轮回之后，发现中国传统史学不少因子居然也有近代性，不经过西学传入的刺激和日本引入后的加工改造，难以实现近代转换。一旦给它一定的条件和刺激，明清史学的不少因子也能够转化为近代史学。澎湃新闻：您的导师是国学大师张舜徽，请问张先生对您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谢贵安：张舜徽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基本上属于身体力行的示范。张先生带我们博士时，年事已高，给我们上课就比较少。但只要他一讲课，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博闻强识。他直接在黑板上写出古书中的句子和段落，分毫不差。张先生属于自学成才，培养博士的方针是无为而治。他曾经怀疑自己的这种方式，于是趁到南京会晤程千帆等老朋友时，向他们请教如何带博士生，程先生回答说博士生要以自学为主。老先生一听很高兴，回来后告诉我们：“看来我没错。你们要以自学为主。”所以张先生从来不要求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只是要求我们要立志远大，要有大气魄。我们这些新招来的研究生实际上受师兄们影响比较大。前面的师兄们都是选一部古籍作为硕士或博士论文题目，有研究《国语》的，有研究《左传》的，有研究《战国策》的，有研究《读史方舆纪要》的。早在读硕士时，我便受到这些师兄们的影响，也准备找一本书进行研究，当时《大戴礼记》研究的人相对少一些，我就以《大戴礼记校正》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虽然天天逐字阅读，密集批注，《大戴礼记》底本的每一个空白地方几乎都填满了批注的文字，但因为对经学的悟性太差，最终在博士论文选题上，选择了一部史学典籍进行研究，它就是《明实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明实录研究》也不是张先生确定的，而是按照师兄们选题的模式确定的。因此，在张先生这里学习，受到以他为中心形成的学术团体的集体影响更为直接。张舜徽张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以身作则。老人家终身以学术为使命，将生命与学术合一，排除各种诱惑和干扰，一门心思做学问。张先生学术影响大，所以做官的机会比较多。华师曾经想让他出任历史系主任，被他婉言谢绝。虽然他做了湖北省政协委员，但并不热衷参加会议。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尽量不要做官，会把自己耽误掉的。有一次杭州大学仓修良先生来看望张舜徽先生。仓先生当时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简编》，声誉日隆。杭州大学想让他担任领导职务，于是他就来征询张先生意见。张先生说：“我的意见是不要做官，会把自己的学术耽误的。”我深受张先生的这种观念的影响，这一辈子都没有动过任何做官的念头，埋头做自己的学问，甚至对扯面大旗、成立个什么机构的事情也并不热心。比如说我做史学史之后，华师的一位师兄说，听说你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我说没有呀！他说外边都传说你成立研究中心了。事实上，我并没有成立这种机构。当然，对这种传说我也很自豪：一个人并未虚张声势，却搞得好像有一个庞大团队似的。不做官，不务虚名，这种观念应该受张先生影响特别大，就是以学术为生命，其他杂务能排除就尽量排除。我特别怕开会，尤其怕晚上开会，一说晚上要参加会议心情就特别沉重。澎湃新闻：您本、硕、博都是在华中师大学习的，在您看来，华中师大的历史学科和武汉大学的历史学科各有怎样的特色？谢贵安：简单来说，一是武大重视非传统文献，华师重视传统文献。武大考古专业办得比较早，对考古材料发掘与应用相对重视，历史文献专业以楚地出土的简帛为研究对象，古代史专业重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应用，明清社会经济史重视湖北乡村发现的契约文书。华师则比较重视传统文献，文献所以前重视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明实录》等史学传世文献，后来又转向十三经、《皇清经解》等经学传世文献。二是武大重视古代史，华师重视近现代史。当然武大原来也同时重视世界史，近现代史也算有较重的份量，但经过老陈凋零后，世界史和近代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萎缩，而中国古代史则成为学科重点。华师的历史文献与古代史没有发展上去，出现了近现代史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两个学校历史学科最大的差别。三是从学风上看，武大学风笃实一些，华师学风灵活一些。武大特别强调学风严谨，学者从事某一专业后，终身不变，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东西。华师则相对灵活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可以跨越好几个相关领域。不少学者既研究历史，又研究文化。当然，武大历史学科与华师的风格也有相通之处。像华师的近现代史专业学风就比较严谨，重视学科范围的限定和注重本学科的发展，学者终身都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从事研究。华师的近现代史虽然有与武大严谨学风相通之处，但仍然有自己灵活的特点。它在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总能走在时代前列。“文革”以后，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个逐步解冻的过程，那么在没有解冻的时候敢不敢跨越？章开沅先生就看得远一点，走得快一点。华师近现代以前是以辛亥革命为研究对象，逐步扩大到商会史、教会史、社会转型等领域，不断地开风气之先。其实我本人的学术风格就打上了二校的烙印。我身上有华师学风的影子，研究对象跨越了好几个领域，有学术灵活的一面；但同时也受到武大严谨学风的影响。武大历史系老师终身从事一个专业的研究，我也因此在一个相对居有优势的实录领域钻研下去。我个人觉得，武大与华师的历史学科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武大的非传统文献与华师的传统文献，武大的古代史专业与华师的近现代史专业，武大的严谨学风与华师的灵活学风均可以优势互补。澎湃新闻：想问一下，您对史学社会功用的看法，您对青年学生专业选择、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话，有什么样的个人建议？您是否支持年轻人走出书斋？谢贵安：做公共史学确实很有意义。钱茂伟教授的公共史学国家后期资助项目，我曾参与评审，觉得他抓住这个课题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确实需要这样一种著作来推动公共史学的理论建设和史学实践。中国学者的确应该走出书斋去从事公共史学的建设，多抢救和发掘一些濒危的重大史实，特别是我们当代稍纵即逝的一些历史事件。古代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怎么采访和抢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依靠考古发现或民间文书的搜寻来补充史实。而当代确实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真的需要年轻学子们走出书斋去抢救和发掘。比如说一些建国初年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的历史，现在有些当事人还在，还可以采访。另外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历史，亲历者也都还在，可以去采访、录音，保存史实。采访时要进行抽样，注重样本选择的恰当性。当然，是否走出书斋因人而异，有些不擅交际的，你让他到社会上采访，他一见采访对象脸就红，问不了几句话就匆匆结束，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是否外出进行口述史学是因人而异。只要不是特别内向的学子应该可以从事采访活动，也应该参加这种公众史学的建设。至于比较内向的学者，他在书斋里面通过传统文献的爬梳，也可以发现自己学术的小宇宙。但是“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这两个概念还得认真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做公众史学研究确实很有意义，但是一定要把概念界定清楚，让大家能够心悦诚服。“公共史学”跟“公众史学”和“大众史学”概念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公共史学”应该是在一个公共平台发生的史学，才算是公共史学。不是说你向大众去采访，就是公共史学。如果采访大众之后没有在公共平台发布和交流，或许不能算是公共史学。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上公开发表论文，好像也是公共史学。近代期刊杂志出现之后，史学成果的交流就从好友的小圈子，沙龙里的座谈，变成一个公共的史学事件了。“公共史学”等一系列概念还得再予廓清，不是说你从大众那里采集了史料就是公共史学。古代有很多叫做“新闻”的笔记，像什么《客座新闻》，朋友来做客时，谈论一些新闻，内容好多都是从民间听来的新奇消息。这些消息来自于民间大众，就可以算是公共史学吗？兴尽客散后，有心的学者会拿出本子追记下来，形成《客座新闻》之类的笔记，但是这些“新闻”并没有立即发布，写成的笔记一放就是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才被人拿出来作为史料进行历史研究，能说《客座新闻》之类的东西就是公众史学吗？它算不得公共史学，因为它始终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因此，“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和“公众史学”这些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厘定。

厦大经济学科在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通过较完善的科研训练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科研功底。一直以来，厦大经济学科研究生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高水平科研活动，涌现了一批理论基础扎实、研究方法系统、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人才。2020年，经济学科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成果颇丰，截止到10月，经济学科博士生已有多篇论文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最优期刊发表。本期推送为大家介绍厦大经济学科博士生2020年度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的合作发表论文。发表情况概览（1）郭晔，黄振*，姚若琪：战略投资者选择与银行效率——来自城商行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2020,55(01):181-197.本文研究了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探讨了不同类型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影响的差异,并对战略投资者影响银行效率的渠道进行分析。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更为多元化,本文选取2008—2016年102家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引入战略投资者能显著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第二,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是商业银行战略引资时的最佳选择,其次是境内非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最后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第三,战略投资者尤其是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引制"与"引智"渠道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郭晔，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宏观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风险、行为经济等，主持并完成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黄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19届金融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学、债券市场与风险管理，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姚若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级金融学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风险。（2）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经济研究,2020,55(06):105-121.税收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直以来是财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问题在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结论。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显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研究对于推动减税降费改革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刘诗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20届博士生。在《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现代财经》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财税政策、企业微观行为。林志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企业研发创新、中国金融市场、财税政策。冷志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财政研究》、《财政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税收理论。（3）宁博，潘越，蒋敏：婚姻、家庭与公司金融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2020(01):114-127婚姻状况、家长里短不仅仅是私人事务,也可以通过家庭成员嵌入公司经营治理进而影响公司发展。近年来,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实证方法的改善,从婚姻和家庭视角探讨公司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尤其是在金融学领域成功探索出婚姻和家庭因素影响公司决策的研究思路和实证方案,构成了家庭经济分析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本文首先梳理婚姻和家庭形成经济影响力的内在机理,即婚姻状态、生育情况等因素会影响家庭资源的配置过程以及个人的行为偏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婚姻和家庭在创业、公司发展和传承等方面的经济影响进行系统概括,并就其中具有启发性的创新洞见进行全面回顾,旨在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家庭因素与公司金融的交叉研究提供文献上的借鉴。宁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2020届博士毕业生，现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潘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福建省杰出青年科研人才等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迄今在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来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4）张明志，陈榕景：城市流动人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经济学动态,2020(05):85-100.本文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上,本文不仅提出了城市流动人口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成本作用机制,分析了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人力资本作用机制,而且讨论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与"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互补效应"存在的可能性。实证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降低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成本机制的存在;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流动人口通过提高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人力资本机制的存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存在着"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张明志，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3部。陈榕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届国际贸易学博士，现为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国贸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人口，迄今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期刊介绍《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综合性经济理论类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本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动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前沿性，致力于发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理论研究类文章，忠实地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决定与执行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服务，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努力。《经济学动态》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自196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既坚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及时反映国内经济理论动态，也坚持探讨和跟踪其他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的最新观点，同时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它以其独特的风格、动态性、信息性、政策性、实用性、学术性、综合性吸引着广大读者，成为政府决策部门、企业管理人士。来源：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

杜克大学经济学硕士是一个STEM项目，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前来申请，根据托普仕了解，杜克大学经济学硕士申请条件极其严苛，除了要求有强大的数学背景之外，还要有优秀的标化成绩才有机会被录取。杜克大学经济学硕士申请条件：1、背景方面要求申请者本科毕业，不限专业背景，但须拥有强大的数学背景，修读过微积分序列、线性代数、概率论和统计学课程。本科GPA未设最低要求，新生平均GPA为3.7，拥有一些工作经验亦可申请。注：如若以后有申请经济学PhD的打算，建议本科期间要多做一些科研项目，尽量发一些论文文章，如果能有一些核心期刊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如果是申请应用方向的还是需要多去实习。2、语言要求要求申请者递交托福成绩，最低分数要求为90，但根据历年录取数据来看，被录取的学生平均托福为102。3、GRE要求杜克大学经济学硕士项目未设最低GRE分数要求，2018-2019学年被录取的新生平均GRE阅读为158分，平均GRE数学为169分，可以参考!4、该项目申请截止日期为1月15日。杜克大学经济学硕士录取案例：姓名：张同学本科院校：国内某985院校本科专业：经济学GPA: 3.7+TOEFL：105GRE：325背景方面：张同学参与过两段实习和一段全职工作，全职工作时长达到了8个月，且工作内容与其所申请的经济学专业相关性非常强，可以说量身定做了。申请过程：张同学的整体成绩还不错，但是申请top10的项目还是心里没底，托普仕老师为他量身定制了两段实习，并且为他做面试指导，提前一个月给张同学发面经，交待注意事项，并安排张同学注意其他有面试的学校，错开时间准备，最终被杜克大学经济学硕士项目录取!（想要了解更多美国大学资讯，或者咨询留学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或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