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杂志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章亚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省纪委监委指定，目前正接受晋中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章亚南简历：章亚南，女，汉族，1964年11月出生，浙江衢州人，博士研究生学历，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至1988年4月，山西省电力建设干部学校工作;1988年4月至1998年1月，山西省电力建设公司第四分公司团委副书记;1998年1月至1999年3月，太原高等电力专科学校教师;1999年3月至2005年8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2005年8月至2008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经济研究处副处长;2008年3月至2017年12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能源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总编;2017年12月至今，山西社会科学报刊社副社长、《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社长、总编、法定代表人;期间，2008年11月至今，兼山西省企业战略与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兼《生产力研究》杂志社社长、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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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2日，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在第二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上发表了他对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围绕“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和“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三方面进行探讨。以下是现场实录：一、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今天，我想讲讲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讲经济政策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当然讲的过程中间会涉及和表露自己对当前一些经济问题的观点。现在，全国有很多智库，各个高校也有智库，都在从事经济政策的研究。高校的主要任务本来是从事理论知识的教学与研究，现在都在研究经济政策，包括从海外学成回国的一些教授。这是件好事，大家都在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改革开放。但是我感觉也有必要在社会上宣传一下我的观点，也许这个观点很多人也都赞同，就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今天在场有很多是金融在职硕士、企业家、投资者，不纯粹是本科硕士全职学生，所以讲点这个内容，也许是有意义的。经济理论指什么？指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念，把概念形成知识的体系，进行逻辑的演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等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理论，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演绎，逻辑的自洽。当然有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需问题、市场问题、分工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普适性的。经济政策指什么？是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秩序作出的制度约束，即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每一项制度约束的制定者，其主观上背后可能都受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学说的支撑，但是它本身不是理论。我们说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体现的是政策措施，有具体制度性要求的内容。但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学的教授，社会上的学者，纷纷对供给侧进改革行各种各样的理论解说，有里根的供给学派，也有我们自己解释的新供给理论等。所以我说政策制度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尽管政策制度背后往往受制定者脑子中这样和那样理论的影响和支配，政策是结合了一个国家一定市场条件下作出的制度规范，是把抽象理论时舍去的具体情况，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候又放进去进行的思考和选择。政策往往不具有普适性。政策操作、执行力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政策制度实际执行中的现象、现状。相对于理论而言，谈不上是严格的思维活动，它是实际活动的表现。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制度，很可能由于受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因素影响，同样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对于这点，我想大家是赞同的。基于对上述概念认识的基础，我认为我不是经济学家，起码不是纯理论经济学家。我一辈子一直从事的是经济金融政策制度的研究，可以叫政策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不管你是哪个庙的，来自何方，你想搞政策研究，最后就是要看你在献计献策方面的功力，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好点子。搞政策研究的，了解上面讲的三者的差异很重要。一是要清楚地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落脚点是什么？一周前我在上海出席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我很清楚我是通过分析，最后重点在讲政策建议，在讲制度、政策应该怎么调整，而不是讲理论，不是在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至于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古典理论，还是凯恩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二是如果落脚点在中国经济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么需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与他国有什么不同？实际执行力又是什么情况？譬如，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调控是必然的。对于融资难问题，央行其实是放松了银根。但为什么央行的总量政策效率老不高？过去说央企、大型国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容易从商业银行得到贷款，民营企业、小企业不易得到，央企把得到的贷款又放给民营企业，放高利贷赚钱。前一阵子，银保监会主席提出了要“125要求”，其中要求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比例三年后要达到50%。消息一发出，银行股大跌，市场马上给你脸看。当然听说此发言最后没有变成正式的制度。但是大家知道，银保监会主席这么说了，内部对银行体系的要求是很严的。坚决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前两天李克强总理又去银行视察了。上面非常重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的基层银行是怎么做的呢？现在他们也积极给中小企业贷款，但给的往往是好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好企业并不需要贷款，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贷款，怎么办？银行就说你拿着吧，企业还不敢不拿，以后还要不要跟银行打交道？民营企业拿了贷款以后没有用，自己又去放贷给别人了，这是融资难的问题。就解决融资贵的角度说，银行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4.35%，有的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利率降到3.5%，统计报表汇总到北京一看很漂亮，贷款利率降低了。实际上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后，要求你不能乱用，你必须反过来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告诉你，你拿了我的贷款，必须买某个地方发的理财产品，当然利率肯定是高于3.5%。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无所谓，反正白赚了一点利息，捞到了好处。对银行来说走了一圈账，完成了上级任务，降低了利率。其实一切都没变，但银行企业两相其美，何乐而不为。这样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是政策制定错了？还是说执行中的问题？由此启发我们，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中国这么大，如果落脚点是研究中国的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中国长得什么样，是什么状况。三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方向是市场化、全球化，集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当然不乏也有不少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渐进改革的策略，是兼顾了稳定、发展、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落实到政策研究层面，背后又没有动态演化的现成理论可作参考。流行的多是各种均衡理论及其衍生的周期理论、危机理论。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复杂的渐进改革策略都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解释。当然经济学界有动态演化理论，但这个又不被主流所承认。那么我们做政策研究的，应该怎么做？我曾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年轻，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出谋划策搞改革，一心想把西方市场机制的东西搬过来。但是经过一段实践，发现很多问题后提出，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我们知道彼岸是什么，但是从此岸到彼岸不是简单的事，并不是彼岸的事今天都能做。彼岸的方向是明确的，是必须坚持的。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譬如有人经常说，某某国家在某某问题上怎么怎么，我们应该怎么怎么。问题是你怎么走过去？比方有人说，美国间接融资比例多少，直接融资比例多少，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那你怎么干？怎么样在短期内把直接融资譬如干到60%或70%？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干不过去？什么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场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二、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关于这样的文章太多了。14亿人口，连续40年，年均9.5%的GDP增长，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在说的判断，这个奇迹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的成绩确实是历史性的，但是同时正如习总书记在最近报告中讲的，同时中国又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危和机同生并存”的时期。那么对政策研究者来说，必须对该时期的经济事实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准确的把握。危和机并生，“机”往往好理解，说的也很多，“危”到底怎么理解？这涉及到对这几年经济基本走势的正确把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2018年到2020年三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重大任务时指出，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三大攻坚战我简单讲，一是防污染，二是脱贫，三是防风险。十九大报告之后其实很多媒体没有清楚解读。我一直在宣传，三大问题，第一是污染，污染是讲什么问题，是讲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经济领域的工作，当然治污染要花钱，又涉及GDP的增速，但就本身而言，不是经济工作本身。第二是脱贫，3000万人贫困问题要解决，也会涉及到资金，但严格讲，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第三个，眼前中国经济领域的事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国企改革问题、民企问题、乡村振兴问题、一带一路问题等等。这么多问题，党中央没说任何一件事是攻坚战，唯独说要防控重大风险是攻坚战，这是2017年10月讲的。但是当时社会上不敏感，媒体也没有突出报道。到年底的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中央又一次明确地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是高度的重视，提法是史无前例的。三大任务如果没有完成好，涉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得不到人民的认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进入2019年，经济形势不会因日历翻过了一页，翻过了一个月，马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不会。矛盾还是这些矛盾。我认为，2018年的经济工作，第一个维度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化，稳定经济增长，第二个维度就是慢慢释放风险，同时守住风险底线，简单讲全部经济工作就是要抓好稳增长和防风险这一主要矛盾。进入2019今年，形势发展会怎么样？内在趋势性的发展逻辑仍然没变。大家的判断无非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形势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更大。有人预测6%-6.5%，有更悲观的预测是6%以下。所谓“更加复杂”指什么？中国经济原来本身就有短期的、长期的问题，周期的、结构的问题，错综复杂在一起，现在加上中美摩擦，加上2019年全球经济减速因素，以及再加上国际地缘政治矛盾，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何时又要爆发局部战争等等，使得形势更加难判断。中央也提出形势“更加严峻”。我理解，面对上面所说的“更加复杂”的形势，调整转型本来就很痛苦、很严峻。因为多年积累的风险要慢慢释放，比如说P2P，大资管问题的风险要解决，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压力要加大。现在又加上了松货币政策的意图传递到松信用、松信贷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内在的信贷需求在减弱，即宏观的调控能力在减弱。以及由于改革的迟缓、产权保护的不足，民营资本没有安全感，即微观的活力明显不足。宏观与微观的变化，使得2019年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面对这个背景，对我们的政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1、在宏观上首先毫无疑问必须稳住，必须在容忍经济增速有所下行时也要稳住，稳住就是要防止断崖式的下跌。为此必须采取鲜明的逆周期调控，必须松货币、松财政。但是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在下降，怎么松？松多少？松不到位意味着什么？松过头了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分寸怎么掌握？具体如何看M2、信贷、社会融资总量这三项指标？又如何处理好这些指标与汇率、外储的关系？2、面对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动力不足，房地产投资又不敢轻易放松，那么补公共产品的投资短板，是当前稳经济的重要良策。但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效率在下降，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又很突出，媒体每天在讨论，地方债务风险怎么防？未来输钱谁买单？这一切基层地方政府可以不考虑，搞宏观政策研究的，这种狗抓耗子的事该管还必须要管。3、当前稳经济是必须的，稳经济必然是松货币政策。但是，面临已经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进一步松货币对守住底线意味着什么？现在P2P、大资管理在整顿，怎么整法，既不能让出事又要坚决搞干净，谈何容易。15000亿的资产、4000多万人群，已爆雷的不算，还有1500个机构怎么整治？货币总量的松政策怎么和释放部分风险，守住底线的要求相结合，要做到“对得起人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应该出台怎么样的具体政策？4、中央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这是党中央去年年中提出，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提出。这是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六稳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在上海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言时说，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预期看，不成问题，这是从纯经济逻辑分析。因为讲增长理论，需要讲增长的供与需因素。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我们仅次于卡塔尔、阿联酋等小国家，但与这些产油小国比意义不大，应和日本、德国、美国等大国比。我们是高储蓄率国家，说明我们经济增长有资金。4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我们又积累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包括庞大的这支民工队伍的技能，再加上潜在的制度改革红利，这三项因素构成了中国长期增长的供给潜力。有供给没有需求不行。从需求因素看，中国已经是一个第二大世界消费大国，中产阶层有3亿人口，并还在扩展，说明有大量的消费需求。而且消费在升级，到日本“买马桶盖”、体检消费等等，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又很大。中国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从长三角、珠三角往中国西部走，发展需求很大。另外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需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决定了中国还有很大的内需市场。供给和需求因素相加，中国经济长期不成问题。现在的关键是短期有问题，但长期是由短期连接起来的。短期问题不解决，泡沫没有破，风险又在慢慢释放，与此同时外部压力在加大，经济进一步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六稳，非常重要。问题是，六稳之间的逻辑是什么？我曾说，稳就业、稳金融，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外贸、外资、投资不稳，自然就业就稳不住。外贸、外资，投资减少，曾经签的这么多的合同契约不能履约，不能继续维持，一大批企业的资金链将中断，从而金融体系就稳不住。但是要稳住外贸、外资和投资，必须针对我刚才说的形成2019年新的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原因，对症下猛药，即针对宏观调控效应边际下降，微观活力明显不足的情况，立刻采取短期内能立竿见影的调整政策。否则，老声常谈书本知识，就不足以稳市场、稳民心，进而不足以稳大局，守底线。为此，上周的发言我提出了9条短期稳预期的措施。提的是否全面，是否抓住了要害，大家可以讨论。当前民营企业和市场预期为什么不稳？到底真正在想什么？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是否对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疑虑等等，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同样需要认真关注。三、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马云最近在浙商上海论坛上讲，“90%的人在埋怨宏观经济，但是90%倒下去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无关”。马云还讲，“我们公司做的最好的时候，是我关心世界的时候，当我关心我们自己，公司的形势就好起来”。我还记得马云还曾讲过很多很精彩的话，譬如：企业家不能完全听信经济学家的。假如企业家去听经济学家的话，一半就死掉了。这些话具体在哪里讲，我没查到，但我总的感觉，马云的讲话很生动、很实在，也很智慧、很哲理。我以前每次对企业家讲课或发言，讲到最后我也常说此类的话，即我以上讲的很多，你们不一定完全听我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宏观是宏观，微观是微观，微观是你要做自己的事。为什么这么说，下面讲两点意见。1、讲宏观经济是讲总体、讲趋势、讲原则，讲的比较抽象，而且讲的内容是单一的经济领域。但是微观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小宏观”，微观不能讲的太抽象，必须要具体。什么叫“小宏观”？就是要讲内部的组织架构，讲人的激励与管理，讲财务与投资，讲产品与技术，讲市场与营销，有时候还要讲与政治的关系，讲与主管部门和官员的关系。企业和宏观不一样，哪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影响赚钱。2、宏观即使有时讲产业结构调整，讲产品升级换代，我经常讲，这与微观企业有关系，有时候关系也不大，不要太在乎。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么大，全国的GDP到2018年要达88万亿，快90万亿了。你想想，一般一个普通的微观企业产值是多少？几千万？一个亿？就算你十个亿，也仅仅占全国GDP的9万分之一，很小、很少。这么大的国家，由14亿人口的吃穿住行构成的，各行各业近三千万家企业，不要说朝阳产业，就算是夕阳产业，你只要在是同行中做好“小宏观”，有明显的竞争力，照样可以赚钱，不用太在乎我们讲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认为，企业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要了解形势、看清趋势。但是最好是“三步一抬头”，“五步一抬头”，不要老抬头，不必老参加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论坛，做企业的要有做企业的定力，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宏观”内容上。像马云讲的，“大道理要懂，做企业家的还要回到本身，多想想自己的小道理。”我认为说得对，要各有分工，大道理让经济学家去研究，小道理你自己要管好。谢谢大家。（夏斌在2019年1月12日复旦泛海第二届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文字统筹：刘欣宜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智能化浪潮深刻影响整个产业链创新链摄影/周子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周子勋日前，“中国智能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开题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骏主持研讨会。余斌指出，课题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使课题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要聚焦焦点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过度分散。其次，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平台和企业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传统产业领域，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的参与方企业应该干什么，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但是在智能经济领域，政府、平台和企业三者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各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从规范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需要着重研究的。第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智能经济领域，举国体制优势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哪些领域又很难起到作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智能经济领域继续沿用过去那套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传统优势如何得到体现值得深思。马骏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发展。一是从智能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将会带来要素、企业、产业、商业模式、市场规则、经贸制度等全面变革，也会对劳动就业、伦理道德、数字鸿沟、税收制度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大量的长期性问题需要系统研究。二是从智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角度来研究。短期政策包括监管政策、创新政策等。三是从全球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智能经济。研究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智能化的历史机遇，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四是从关键产业的角度来剖析产业发展。结合特定产业的发展规律，寻找我国智能经济的发展道路。应邀参加研讨会的百度集团副总裁袁佛玉表示，这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未来时代将是智能经济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时代。过去10年，百度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用户画像、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技术方面进行了持续研究。这不仅仅说明百度是一个选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更是表明未来人工智能创新，尤其是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的支持能力和自主水平，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熊鸿儒说，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了智能技术的演进迭代，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智能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一轮智能化浪潮对整个产业链、创新链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智能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要尽快解决好不愿转、不会转、转不好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李燕认为，智能经济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研究关注：一是研究智能经济的理论框架与构成，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既有迭代也有突破，从构成看，涉及了5G等智能基础设施、数据核心要素、智能技术和产业支撑、重点领域智能化应用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内容。二是关注我国在全球智能经济发展中的位势，是否形成了安全可控的智能技术和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三是研究智能经济的治理问题，对智能经济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信息安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方面挑战，以及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法律规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峰表示，在研究智能经济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智能经济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一单个技术领域的发展应用，而是在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技术融合发展下，共同推动形成的一种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宋紫峰表示，从政府层面看，“十四五”期间，智能经济的发展至少会初步见分晓。从企业层面看，平台型企业如果想把智能经济推广到更深层次的应用，必须推动整个供应商或者平台系统和接入者做同样的事情。从个人层面看，有机遇但挑战也很大，个人需要与政府、企业一起行动，共同寻找到更好的平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结构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盛朝迅认为，课题研究应该突出三个重点方面：一是突出产业基础研究；二是突出智能经济的场景、需求；三是突出政策。其中，政府的作用是要创新管理、优化服务。

（图片来源：新华社）日前，"中国智能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开题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骏主持研讨会。余斌指出，课题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使课题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要聚焦焦点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过度分散。其次，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平台和企业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传统产业领域，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的参与方企业应该干什么，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但是在智能经济领域，政府、平台和企业三者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各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从规范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需要着重研究的。第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智能经济领域，举国体制优势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哪些领域又很难起到作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智能经济领域继续沿用过去那套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传统优势如何得到体现值得深思。马骏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发展。一是从智能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将会带来要素、企业、产业、商业模式、市场规则、经贸制度等全面变革，也会对劳动就业、伦理道德、数字鸿沟、税收制度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大量的长期性问题需要系统研究。二是从智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角度来研究。短期政策包括监管政策、创新政策等。三是从全球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智能经济。研究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智能化的历史机遇，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四是从关键产业的角度来剖析产业发展。结合特定产业的发展规律，寻找我国智能经济的发展道路。应邀参加研讨会的百度集团副总裁袁佛玉表示，这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未来时代将是智能经济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时代。过去10年，百度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用户画像、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技术方面进行了持续研究。这不仅仅说明百度是一个选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更是表明未来人工智能创新，尤其是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的支持能力和自主水平，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熊鸿儒说，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了智能技术的演进迭代，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智能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一轮智能化浪潮对整个产业链、创新链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智能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要尽快解决好不愿转、不会转、转不好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李燕认为，智能经济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研究关注：一是研究智能经济的理论框架与构成，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既有迭代也有突破，从构成看，涉及了5G等智能基础设施、数据核心要素、智能技术和产业支撑、重点领域智能化应用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内容。二是关注我国在全球智能经济发展中的位势，是否形成了安全可控的智能技术和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三是研究智能经济的治理问题，对智能经济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信息安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方面挑战，以及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法律规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峰表示，在研究智能经济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智能经济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一单个技术领域的发展应用，而是在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技术融合发展下，共同推动形成的一种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宋紫峰表示，从政府层面看，"十四五"期间，智能经济的发展至少会初步见分晓。从企业层面看，平台型企业如果想把智能经济推广到更深层次的应用，必须推动整个供应商或者平台系统和接入者做同样的事情。从个人层面看，有机遇但挑战也很大，个人需要与政府、企业一起行动，共同寻找到更好的平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结构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盛朝迅认为，课题研究应该突出三个重点方面：一是突出产业基础研究；二是突出智能经济的场景、需求；三是突出政策。其中，政府的作用是要创新管理、优化服务。

7月21日，进一步提升政研(改革)系统的调查研究能力和决策服务水平，增强改革协调能力，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举办了专题讲座，内蒙古工商联原副主席、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政协原副主席、工商联原主席、全国蒙商联席会秘书长李岳清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研究的思考》专题讲座。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区域经济合作局、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市四区党委政研室等机关干部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等50多位企业届人士参加了本次专题讲座。讲座由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主任李抚沧主持。在近三个小时的讲座中，李岳清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疫情带来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仍是当前第一要务、当前呼和浩特招商引资引才引智工作环境及发展优势等方面进行深度的剖析和讲解。阐释了政策研究对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整个讲座深入浅出、语言生动风趣、理论和实例结合，参会者对讲座内容反响热烈，掌声不断。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指出了呼和浩特市急需组建人才智库、以及“小饭桌”行业急需产业化、规模化。他认为，当前招商首先要引才引智，有了人才和智慧才能聚智聚策，这是实现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呼和浩特市实现“创新型首府”的关键所在。李岳清说，从历史角度来看：鼠疫加速中世纪黑暗结束、黑死病推动文艺复兴;新冠疫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情，影响世界的格局与走向。未来，中国经济将走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代，这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民营经济企业家必将成为市场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国有企业家一定意义上是准企业家。因此，企业一定要在创新方面，经济增长方面大有作为。针对目前蒙商发展、以及呼和浩特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李岳清说，蒙商是内蒙古最有活力的战略资源，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发展创新、营商环境、文化建设是呼和浩特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蒙商”虽然是小商帮，但可以起到办事处、信息点、桥头堡等作用。他认为，机遇大家都有，关键看谁能抓得住、抓得好。他建议，蒙商企业要走“创新之路”，守住底线、看清方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呼和浩特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为呼和浩特市老百姓、为政府、做一些“吃劲”的事，让老百姓树大拇指。在现场交流环节，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主任李抚沧，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浙江内蒙古商会执行会长、浙江经视传媒副总经理王森，内蒙古文化学者王万昌等围绕主题，先后从各自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当前呼和浩特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形势，提出思考和建议。李抚沧在总结讲话时，对李岳清主席的讲座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此次专题讲座内容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对今后呼和浩特市未来经济发展、政策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12月14日，第十四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郭庆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骁，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邢占军，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王振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在开幕式上，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从“建设科学研究和咨询服务基础”、“建设活跃开放的学术交流基地”、“建设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培训基地”三个方面介绍了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中心）的建设情况，并指出下一步研究基地应在学科交叉研究、财税（思想）史研究与教学、资政启民、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邢占军教授代表学校致辞中指出，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本次论坛集中研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恰逢其时，意义重大。《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王振霞表示，论坛秉承“以文会友，重在学术”的理念，为财税领域研究者搭建对话平台，已形成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表示，经济学院愿与国内同行一道努力，携手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财政学科的发展。论坛的主题报告环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研究员作了“人力资本、公共政策和高质量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低技术含量的发展、少数人呼吁的发展、环境不友好的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发展。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只有以人民为中心、依靠创新与公平、依靠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才能实现。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郭庆旺教授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税制完善与发展、新时代税制建设、税制结构、税制改革四个方面作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税制改革”的报告，并提出了新时代财税改革需要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教授作了“地方财政改革的思考”的报告，报告涵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涵、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下的财税改革、完善地方财政治理的改革措施等三个方面，深度剖析了地方财政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研究员作了“财政现代化的技术力量”的报告。报告系统阐述了技术推动下的财政现代化问题，提出依靠科学技术与专门技术两种技术力量的结合，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骁教授作了“地方财政改革新趋势—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的展望”的报告。报告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用哲学视角分析财政改革的逻辑框架，认为地方财政改革应更加彰显财政的民主、民生、法治的价值导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教授作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标尺:现代预算制度”的报告。报告深度分析了国家治理转型中的财政压力，提出“善治”是现代国家的追求，“善治”有赖于预算制度的保障。下午的平行论坛，参会专家学者围绕“政府、企业与市场”、“公共支出与区域发展”、“地方债务与PPP项目融资”、“税收与国家治理”、“预算、转移支付与国家治理”、“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期刊发展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第十四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获得山东大学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高端学术论坛资助，由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财贸经济》编辑部、《财经智库》编辑部与《公共财政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主题，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来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以及《财贸经济》《公共财政研究》《世界经济》《山东大学学报》等3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参加论坛。(通讯员 董雪 窦浩)

（本文系作者为《比较》研究部近期的研究报告《平台竞争与平台效率》所作的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在全球迅速兴起，正在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由于中国拥有无比巨大的市场规模，以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传统的线下交易由此转变为现在的线上交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为交易合同的达成、支付以及执行提供了新的实现形式，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许多原来在线下无法完成的交易变得可行，也使各方面参与者能够共享由此带来的效益。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诸侯经济”尚未完全打破的国家，线上交易的这些优越性，对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有益的。不仅如此，平台企业还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优势，并获得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结算等众多信息，占据了客户和数据的优势。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所有市场主体通过一个平台协调、交易时，网络效应最大化，效率也最高（Jullien，2004）。但是，美好的事物往往也有它的晦暗方面。信息产业本来就是一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因而造成“赢家通吃”的产业。有学者担忧，现有平台企业已经与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份额、客户、数据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它们还在凭借这些优势，通过组建实业风险资本（Corporation Venture Capital，CVC），投资新的企业、孵化新的模式。平台经济的这种“赢家通吃”以及投资并购优势，是否会演变为“通吃赢家”，就像传统经济中的铁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对垄断的这种担忧，是因为垄断乃导致市场失灵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将价格提到远高于边际成本，或者提供较低数量的产品以维持价格，导致无谓损失。19世纪末，美国钢铁、铁路等行业迅速发展，一些竞争者之间通过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及分配顾客等达成共谋，操纵价格、形成垄断，也曾引起类似的担忧和讨论。其结果是，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谢尔曼法案》，该法案及之后的一系列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都旨在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不过，对垄断行为进行监管的公共政策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传统上，对垄断的判定往往根据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就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另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标准，但通过法院判例来确立。然而现在，反垄断的实践发现，单靠市场占有率判断垄断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达到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相反，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所说，即使某一市场只有一家企业，潜在的进入者也能够构成对垄断企业的竞争威胁，迫使后者努力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否则就会面临被潜在竞争者击败的危险，市场势力转瞬即逝。这样，对垄断的判定逐渐地不再依据企业的市场地位，而要看企业是否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压制或损害竞争，法律转向禁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当行为。对滥用行为的界定，有关法规往往只针对典型的滥用行为规定一些概括性的条款，因此对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界定上就面临较大困难。尤其是平台企业，它们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铁路等行业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一些国家反垄断法通常列举剥削性滥用和妨碍性滥用。剥削性滥用是指，企业对部分顾客（供应商）规定不合理的价格，也称价格歧视。妨碍性滥用是指，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为了维护或进一步加强其市场地位，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或者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作为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平台具有跨边网络外部性，对于平台一边参与者的补贴，可以增加另一边参与者的利益并提升平台的价值。因此，平台在定价时，就可能对价格更敏感的用户实行免费或者提供补贴，同时对价格不太敏感的另一边用户采取收费，甚至高收费的策略。作为一种竞争策略，免费、补贴等定价策略可以迅速击败竞争对手，形成对潜在进入者的壁垒。而在传统企业，对客户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低价策略，就可能被认定为价格歧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与其同事罗歇合作研究了双边市场的定价问题，他们在2003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双边市场中的平台竞争》是对平台经济领域最早的研究之一。梯若尔等人在2006年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多边市场的价格结构具有非中性的问题。“如果平台向市场一边收取较多费用，相应减少对另一边的收费,从而影响交易量，那么市场是双边的。换言之，价格结构非常重要，而且平台在设计价格结构时必须使它能够吸引市场两边的用户。”因此，传统竞争政策中的价格反映成本、反映社会价值等理念，对平台经济也不一定适用。这不仅是因为有跨边网络外部性的问题，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参与者都难以判断定价策略的合理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平台企业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但我们也看到，平台企业始终受到新技术的竞争和新商业模式的竞争，平台与平台之间，甚至平台内部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平台经济具有多归属性（multi-homing），一个人既是甲电商的用户，也是其他电商的用户，既可以使用甲门户网站，也可以使用乙门户网站，正因为如此，曾经称霸一时的平台，例如雅虎、诺基亚和黑莓，会在短时间里被谷歌、Facebook（脸书）和苹果等竞争者超越，甚至淘汰。今天的优势企业，也可能被迅速成长的“新公司”超越，没人能保证它们当前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持续多久。因此，重要的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竞争环境，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即使现在具有优势的企业，也只能靠改善服务和创新来保持其市场地位。除了“赢家通吃”的属性，平台企业还有另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属性。这就是平台企业往往是供应方和需求方接入并互动的“基础设施”，是交易设施的提供者，因此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梯若尔研究了处于“关键设施”、“基础设施”或者“瓶颈投入品”领域的企业，他认为，这类企业可以对下游企业“设置准入管制”或者“设置准入权”。这可能是平台企业出于自身商誉考虑，需要维护平台的交易秩序、保证参与者平等参与以及权益保护。平台的这一功能属性，就使平台成为一个“自律监管者”，设置“准入权”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自律监管措施。如果反垄断当局不能容忍“准入权”管理的排他性行为，那么交易秩序，尤其是服务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应该如何保障？如果允许这种“准入权”管理，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企业就有可能获得“垄断”高收益率，对此公共政策又该如何应对？此外，平台企业的自律监管还有可能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平台企业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参与者群体。因此，它们往往致力于更多的上下游开发，希望更多的用户参与并建立双方都可互动的商业模式，从而将更多的用户、社区集中起来。例如，游戏平台企业会致力于吸引更多的视频游戏玩家和游戏开发者、操作系统的用户和应用程序开发者、媒体和广告商以及支付客户和商户。正如梯若尔指出的，理论认为，这样的公平进入可以使下游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为赢得最终用户展开竞争。在这种上下游企业自由的双边谈判中，下游企业的竞争又可以削弱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这样一来，如何平衡维护交易秩序和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平台企业连接着供应方和需求方，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它可能是平台企业巨大价值的来源。但是，在数据处理和运用的过程，也存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近期发生的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近，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信息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在酝酿实施新的信息保护法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研究的趋势。总之，面对平台企业的种种复杂情况，业界、学界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都要进行认真和细致的研究，权衡利弊，做出恰当的选择。对于如何对待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这些问题，我愿意引用梯若尔在诺贝尔奖颁奖演讲中的观点。他说，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保护消费者免于游说团体的政治影响，并迫使生产者按成本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当出现市场失灵，竞争受到削弱的时候，怎么办？就要有公共政策维护市场竞争。问题在于，政府也会失灵，特别在一些具有强势国家的体制下，政府压制市场竞争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况也时有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采用创新治理的方法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指出，着重“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时隔20年的两个决定，都如此强调市场的竞争性质，是因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这两个基本功能，都是要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发现价格，使之真实反映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和再配置；与此同时，也只有竞争的激励鞭策，才是推动企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社会持续提供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的最强大力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面对平台经济这一新事物带来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和业界同仁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和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信息产业大国，当然不能自甘落后。在我看来，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检索和梳理文献，了解前人和近人都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然后，从基本问题和事实出发，重新审视市场竞争、垄断以及包括竞争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在此基础上运用基本理论，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演进的新特点，开展深入研究，找到能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的答案。

来源：新浪财经10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杂志社和经济学动态杂志社承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协办的“后疫情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2025年的中国经济——《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经济学动态》创刊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逾200位各界人士参会。在圆桌论坛一中，以“迈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为主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张晓山先后发言。在李稻葵看来，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不仅需要研究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基于经济实践总结出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在其他国家也具有应用意义。因为如果自己都讲不清楚自己国家在经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特点，那么在国际上很容易被别人认为是旁门外道。裴长洪在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底要什么理论和政策？高度浓缩四个字：守正创新。裴长洪解释，什么叫守正，守正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体现什么？第一是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第二是民主性，要体现中国的价值；第三是时代性，要体现、要回答时代命题；第四实践性，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魏后凯表示，在构建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转型发展过程中，从发展的目标来看，可以用四个字进行高度概括，就是共享发展，因为我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共享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是居民之间的差距缩小要体现更多富裕；第二是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第三就是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在张车伟看来，我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差别比较大，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强调对市场的关注；而我国的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强调对人民的关注。同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我们有健全的产业体系，这是我们能取得今天这个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常修泽看来，面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蕴藏着很大的创新潜力，需要探索理论和政策怎样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常修泽认为，有产权的不都是要素，但是凡是要素都有产权，今天讨论要素市场化配置，在他看来实质是产权配置，是要素的产权配置。而基于这样的判断，就需要在改革中让广大人民群众都有自己的产权，知识分子有知识产权，技术者有技术产权，劳动者有劳动产权，管理者都管理产权。可能到某一天，人力资本的产权——人本产权的价值会超过物理资本和货币资本，成为第一资本。张晓晶分享了自己对新发展格局的看法：新坐标、新挑战、新对策。在他看来，过去的40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市场化为主导，效益为主要元素，而如今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安全和风险的维度，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变化，从经济利益变化到战略利益，这就成为一个新坐标。而在此基础上，就要面临新的挑战，提出新的对策。张晓山谈到了自己对乡村振兴的看法。在他看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把农村和城市共同放在城乡发展的框架中，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格局，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通过改革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格局，使地方拥有更多的财政来源，城乡融合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农民的财富收入才可能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消费潜力才能真正发挥，土地产生的增值收益农民才能享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