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期刊

（图片来源：新华社）日前，"中国智能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开题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骏主持研讨会。余斌指出，课题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使课题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要聚焦焦点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过度分散。其次，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平台和企业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传统产业领域，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的参与方企业应该干什么，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但是在智能经济领域，政府、平台和企业三者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各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从规范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需要着重研究的。第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智能经济领域，举国体制优势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哪些领域又很难起到作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智能经济领域继续沿用过去那套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传统优势如何得到体现值得深思。马骏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发展。一是从智能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将会带来要素、企业、产业、商业模式、市场规则、经贸制度等全面变革，也会对劳动就业、伦理道德、数字鸿沟、税收制度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大量的长期性问题需要系统研究。二是从智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角度来研究。短期政策包括监管政策、创新政策等。三是从全球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智能经济。研究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智能化的历史机遇，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四是从关键产业的角度来剖析产业发展。结合特定产业的发展规律，寻找我国智能经济的发展道路。应邀参加研讨会的百度集团副总裁袁佛玉表示，这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未来时代将是智能经济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时代。过去10年，百度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用户画像、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技术方面进行了持续研究。这不仅仅说明百度是一个选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更是表明未来人工智能创新，尤其是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的支持能力和自主水平，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熊鸿儒说，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了智能技术的演进迭代，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智能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一轮智能化浪潮对整个产业链、创新链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智能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要尽快解决好不愿转、不会转、转不好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李燕认为，智能经济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研究关注：一是研究智能经济的理论框架与构成，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既有迭代也有突破，从构成看，涉及了5G等智能基础设施、数据核心要素、智能技术和产业支撑、重点领域智能化应用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内容。二是关注我国在全球智能经济发展中的位势，是否形成了安全可控的智能技术和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三是研究智能经济的治理问题，对智能经济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信息安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方面挑战，以及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法律规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峰表示，在研究智能经济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智能经济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一单个技术领域的发展应用，而是在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技术融合发展下，共同推动形成的一种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宋紫峰表示，从政府层面看，"十四五"期间，智能经济的发展至少会初步见分晓。从企业层面看，平台型企业如果想把智能经济推广到更深层次的应用，必须推动整个供应商或者平台系统和接入者做同样的事情。从个人层面看，有机遇但挑战也很大，个人需要与政府、企业一起行动，共同寻找到更好的平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结构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盛朝迅认为，课题研究应该突出三个重点方面：一是突出产业基础研究；二是突出智能经济的场景、需求；三是突出政策。其中，政府的作用是要创新管理、优化服务。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肩负重任。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期待。记者注意到，在此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每年定期推出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致力于客观全面地呈现世界范围内高校经济学科的研究力水平以及国内相关科研机构的世界位置。7月8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一项重要成果，即《2018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每日经济新闻》注意到，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旨在通过报告，给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较少争议的国际经济学科评价体系。报告力求实现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思想性的有机融合。国内名高校经济学科国际化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介绍，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知名高校都在进行经济学科的国际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纷纷去海外引进高质量人才。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科学有效的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客观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中国高校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期待。因此，该排名的推出，为国内高校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提供历史方位的同时，也便于我国科研主管部门更为科学地考核、评估科研机构，从而为推进和实施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战略提供客观依据，并为学生报考大学及科研机构间人员流动提供有效的参照，促进研究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学研究评价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期刊学术论文发表、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等。但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在公认的经济学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评定一个学科最基础、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它代表了一个大学、学科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也是具有高引用率和拥有明星级教授的前提条件。当前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均是基于论文发表篇数。但存在的弊端是，这些排名所纳入的经济学期刊参差不齐，并未进行权重区分，对独立作者和多位作者合作的情况也未加区分，使之排名有失偏颇。《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更为立体、科学，具体表现在：在排名依据上，以国际上通常采用的论文发表篇数为基础；在期刊选择上，选取19本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综合顶级和分支领域顶级经济学期刊，基于这样高水平经济学期刊而得出来的排名更能客观反映是否属于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在期刊权重上，对5本综合顶尖期刊和14本分支顶尖期刊做了不同权重处理；在作者贡献上，根据作者人数和署名单位数对单位得分进行了折算。记者注意到，排行榜采取了期刊+作者综合权重、期刊权重、作者权重和无任何权重四种方法分别进行了排名，以确保排名的科学性。田国强教授介绍，得到的排名结果相当稳健，也应对了该排名的科学性。国际权重期刊论文发表快速增长从榜单动态变化看，整体上大陆高校在近五年来综合排名呈上升趋势。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都居于全球前60名，在国内处于顶尖水平，凸显了上海财大理论经济学跻身上海市高峰Ⅱ类学科建设计划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近三年排名情况显示，上海财经大学在以上四种方法下始终位居大陆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大陆高校排名也稳中有升。究其原因，随着国内经济学科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内高校海归经济学博士人才市场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大陆高校在国际重要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论文发表实现快速增长，从而在2017年的全球排名中得以突显出来。排行榜基于综合顶尖类（top 5）期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了单独排名。田国强教授强调这个单独排名的地位就像芯片是半导体的心脏一样，结果显示中国大陆高校仍然缺“芯”，虽然近年来在国际顶尖期刊的论文发表进步显著，但近五年发文数的中国第一（6篇）与世界第一（173篇）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田国强教授最后表示，一般情况下，评价一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和实力，通常是拿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来考察的，而这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其他综合性的维度，比如课题、学术书籍出版、政策报告、同行评价、全球雇主评价等多项因素。我们希望达到的是，根据国际上通常采用发文篇数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减少争议。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行榜将每年发布一次，持续跟踪国内高校经济学学科的国际研究力排名。

10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杂志社和经济学动态杂志社承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协办的“后疫情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2025年的中国经济——《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经济学动态》创刊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在发言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经济复苏趋势的形态，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K型”曲线，即指在一个经济体中，一个群体迅速从疫情的经济影响中恢复过来，走出K字上半截的上升趋势，而另一个群体则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走出K字下半截的下降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认为，围绕疫后和“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学术研究可能呈现两方面变化。其一，新发展核心与灵魂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不管谈论疫后还是谈论这次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新发展格局这一表述的背后，是为什么要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背景条件下，作出这样的一个部署。新发展格局凸显强调的是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灵魂和核心意义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在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做统筹、做平衡。从疫后，从“十四五”开始，我们的考量范围至少是双层的，既要考虑到发展，又要考虑到安全。其二，在疫后、在“十四五”时期，不能就新发展格局而讨论新发展格局，也不能脱离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提出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而谈论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党中央对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做了11项概括。其中，9项是对疫前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新思想的高度概括。而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发展理论，以及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理论，则是在疫情期间提出的，从而形成了“9+2”的格局。这事实上是在既有理论研究成果肩膀之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因此，中国经济研究可能呈现两个突出变化。一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二是要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兼《经济学动态》主编黄群慧在致辞中表示，自创刊起，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方阵的“双子星”，《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动和繁荣中国经济学研究为已任，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前沿性，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及理论与政策的探索，忠实地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者以及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服务，为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和经济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经济报告（2020）：大变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发布仪式同步举行。该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体撰写的第一本年度中国经济报告，主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该问题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行思考研究，尤其是聚焦“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来源：经济参考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智能化浪潮深刻影响整个产业链创新链摄影/周子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周子勋日前，“中国智能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开题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骏主持研讨会。余斌指出，课题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使课题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要聚焦焦点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过度分散。其次，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平台和企业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传统产业领域，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的参与方企业应该干什么，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但是在智能经济领域，政府、平台和企业三者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各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从规范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需要着重研究的。第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智能经济领域，举国体制优势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哪些领域又很难起到作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智能经济领域继续沿用过去那套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传统优势如何得到体现值得深思。马骏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发展。一是从智能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将会带来要素、企业、产业、商业模式、市场规则、经贸制度等全面变革，也会对劳动就业、伦理道德、数字鸿沟、税收制度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大量的长期性问题需要系统研究。二是从智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角度来研究。短期政策包括监管政策、创新政策等。三是从全球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智能经济。研究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智能化的历史机遇，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四是从关键产业的角度来剖析产业发展。结合特定产业的发展规律，寻找我国智能经济的发展道路。应邀参加研讨会的百度集团副总裁袁佛玉表示，这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未来时代将是智能经济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时代。过去10年，百度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用户画像、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技术方面进行了持续研究。这不仅仅说明百度是一个选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更是表明未来人工智能创新，尤其是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的支持能力和自主水平，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熊鸿儒说，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了智能技术的演进迭代，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智能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一轮智能化浪潮对整个产业链、创新链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智能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要尽快解决好不愿转、不会转、转不好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李燕认为，智能经济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研究关注：一是研究智能经济的理论框架与构成，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既有迭代也有突破，从构成看，涉及了5G等智能基础设施、数据核心要素、智能技术和产业支撑、重点领域智能化应用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内容。二是关注我国在全球智能经济发展中的位势，是否形成了安全可控的智能技术和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三是研究智能经济的治理问题，对智能经济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信息安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方面挑战，以及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法律规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峰表示，在研究智能经济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智能经济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一单个技术领域的发展应用，而是在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技术融合发展下，共同推动形成的一种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宋紫峰表示，从政府层面看，“十四五”期间，智能经济的发展至少会初步见分晓。从企业层面看，平台型企业如果想把智能经济推广到更深层次的应用，必须推动整个供应商或者平台系统和接入者做同样的事情。从个人层面看，有机遇但挑战也很大，个人需要与政府、企业一起行动，共同寻找到更好的平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结构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盛朝迅认为，课题研究应该突出三个重点方面：一是突出产业基础研究；二是突出智能经济的场景、需求；三是突出政策。其中，政府的作用是要创新管理、优化服务。

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吴华清教授课题组的论文《未预期的非税负担冲击：基于“营改增”的研究》发表在中国经济学著名学术期刊《经济研究》2020年第11期。该校经济学院彭飞副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吴华清教授为通讯作者。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对于减轻企业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企业在面临较高的税负同时，还承担较大的非税负担压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减税和降费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两者效果密切关联。课题组基于2006-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使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营改增”对企业非税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各种规费支出，并且这一效应有增强的趋势，样本期间的涉企收费政策未能充分发挥制约效果。研究进一步发现，获得减税支持的传统增值税行业，非税负担显著增加，出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跷跷板效应；非政治关联、中小型和初创型企业，更容易遭受非税负担冲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和非税征管力度上升是“营改增”加重企业非税负担的重要原因。长期来看，深入推进涉企收费管理制度建设，有助于约束地方非税收入征管行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增值税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全面评估减税降费效果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加快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从财力分配上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其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不仅需要落实减税政策，还需要加强涉企收费制度建设。再次，非税收入制度建设较为滞后，可尝试逐渐上移省级以下非税收入征管权限，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监管。最后，提高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的有效性、精准性和协调性，既要规避“眉毛胡子一把抓”，也要规避“按下葫芦浮起瓢”。《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刊物，1998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2000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9年，被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上述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合肥工业大学是第一单位和唯一通讯单位。（通讯员：合肥工业大学彭飞）

本文整理的经济学专业期刊全部为核心期刊，论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有期刊来自掌桥科研，浏览查询下载地址：zhangqiaokeyan.com/LBJH-2020091102经济研究导刊收录信息：CHSSCD CSTPCDISSN：1673-291X CN：23-1533/F出版周期：旬刊影响因子：0.313简介：《经济研究导刊》杂志是经济类学术刊物，由黑龙江省新闻出版主管，黑龙江省报刊出版中心主办的经济类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第二届北方优秀期刊，经济类核心期刊。南开经济研究收录信息：北大核心 CHSSCD CSSCI CSTPCDISSN：1001-4691CN：12-1028/F出版周期：双月刊影响因子：1.820简介：本刊是经济理论刊物。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状况为主，兼及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的介绍与分析，刊登有创见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经济与管理评论收录信息： CHSSCD CSSCI CSTPCDISSN：2095-3410CN：37-1486/F出版周期：双月刊影响因子：0.745简介： 《经济与管理评论》是山东财经大学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经济管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载理论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世界经济、区域经济、管理科学以及企业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文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收录信息：北大核心 CHSSCD CSSCI CSTPCDISSN：1007-1369CN：32-1544/F出版周期：双月刊影响因子：1.287简介：本刊是以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为主，反映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追踪国际热点问题，为正确判断国际经济与政治局势提供理认论依据、方法和思路的中文学术核心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收录信息：北大核心 CHSSCD CSCD CSSCI CSTPCDISSN：1000-3894CN：11-1087/F出版周期：月刊影响因子：1.069简介：该刊兼容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两个学科，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中的焦点问题及时反映两个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经验，探索国内外该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反映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研究成果。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收录信息：北大核心 CHSSCD CSSCI CSTPCDISSN：1004-292XCN：14-1055/F出版周期：月刊影响因子：0.733简介：本刊是面向生产和科研的学术性刊物。主要介绍国内、国外技术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发展方向，交流产业结构、宏观、微观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验，她融入了世界、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本提供学术咨询和工作指导的刊物。荣获中文核心期刊(2008)、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编者按：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销售额4%计182.28亿元罚款。该案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第一起重大典型的垄断案件，标志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进入了新阶段。《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此次处罚，是监管部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举措，是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规范，并不意味着否定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而是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本号今日特别推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9年关于平台经济与公共政策的思考文章。文｜吴敬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在全球迅速兴起，正在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由于中国拥有无比巨大的市场规模，以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传统的线下交易由此转变为现在的线上交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为交易合同的达成、支付以及执行提供了新的实现形式，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许多原来在线下无法完成的交易变得可行，也使各方面参与者能够共享由此带来的效益。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诸侯经济”尚未完全打破的国家，线上交易的这些优越性，对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有益的。不仅如此，平台企业还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优势，并获得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结算等众多信息，占据了客户和数据的优势。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所有市场主体通过一个平台协调、交易时，网络效应最大化，效率也最高（Jullien，2004）。但是，美好的事物往往也有它的晦暗方面。信息产业本来就是一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因而造成“赢家通吃”的产业。有学者担忧，现有平台企业已经与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份额、客户、数据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它们还在凭借这些优势，通过组建实业风险资本（Corporation Venture Capital，CVC），投资新的企业、孵化新的模式。平台经济的这种“赢家通吃”以及投资并购优势，是否会演变为“通吃赢家”，就像传统经济中的铁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对垄断的这种担忧，是因为垄断乃导致市场失灵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将价格提到远高于边际成本，或者提供较低数量的产品以维持价格，导致无谓损失。19世纪末，美国钢铁、铁路等行业迅速发展，一些竞争者之间通过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及分配顾客等达成共谋，操纵价格、形成垄断，也曾引起类似的担忧和讨论。其结果是，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谢尔曼法案》，该法案及之后的一系列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都旨在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不过，对垄断行为进行监管的公共政策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传统上，对垄断的判定往往根据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就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另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标准，但通过法院判例来确立。然而现在，反垄断的实践发现，单靠市场占有率判断垄断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达到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相反，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所说，即使某一市场只有一家企业，潜在的进入者也能够构成对垄断企业的竞争威胁，迫使后者努力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否则就会面临被潜在竞争者击败的危险，市场势力转瞬即逝。这样，对垄断的判定逐渐地不再依据企业的市场地位，而要看企业是否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压制或损害竞争，法律转向禁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当行为。滥用行为的界定，有关法规往往只针对典型的滥用行为规定一些概括性的条款，因此对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界定上就面临较大困难。尤其是平台企业，它们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铁路等行业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一些国家反垄断法通常列举剥削性滥用和妨碍性滥用。剥削性滥用是指，企业对部分顾客（供应商）规定不合理的价格，也称价格歧视。妨碍性滥用是指，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为了维护或进一步加强其市场地位，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或者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作为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平台具有跨边网络外部性，对于平台一边参与者的补贴，可以增加另一边参与者的利益并提升平台的价值。因此，平台在定价时，就可能对价格更敏感的用户实行免费或者提供补贴，同时对价格不太敏感的另一边用户采取收费，甚至高收费的策略。作为一种竞争策略，免费、补贴等定价策略可以迅速击败竞争对手，形成对潜在进入者的壁垒。而在传统企业，对客户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低价策略，就可能被认定为价格歧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与其同事罗歇合作研究了双边市场的定价问题，他们在2003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双边市场中的平台竞争》是对平台经济领域最早的研究之一。梯若尔等人在2006年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多边市场的价格结构具有非中性的问题。“如果平台向市场一边收取较多费用，相应减少对另一边的收费,从而影响交易量，那么市场是双边的。换言之，价格结构非常重要，而且平台在设计价格结构时必须使它能够吸引市场两边的用户。”因此，传统竞争政策中的价格反映成本、反映社会价值等理念，对平台经济也不一定适用。这不仅是因为有跨边网络外部性的问题，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参与者都难以判断定价策略的合理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平台企业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但我们也看到，平台企业始终受到新技术的竞争和新商业模式的竞争，平台与平台之间，甚至平台内部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平台经济具有多归属性（multi-homing），一个人既是甲电商的用户，也是其他电商的用户，既可以使用甲门户网站，也可以使用乙门户网站，正因为如此，曾经称霸一时的平台，例如雅虎、诺基亚和黑莓，会在短时间里被谷歌、Facebook（脸书）和苹果等竞争者超越，甚至淘汰。今天的优势企业，也可能被迅速成长的“新公司”超越，没人能保证它们当前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持续多久。因此，重要的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竞争环境，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即使现在具有优势的企业，也只能靠改善服务和创新来保持其市场地位。除了“赢家通吃”的属性，平台企业还有另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属性。这就是平台企业往往是供应方和需求方接入并互动的“基础设施”，是交易设施的提供者，因此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梯若尔研究了处于“关键设施”、“基础设施”或者“瓶颈投入品”领域的企业，他认为，这类企业可以对下游企业“设置准入管制”或者“设置准入权”。这可能是平台企业出于自身商誉考虑，需要维护平台的交易秩序、保证参与者平等参与以及权益保护。平台的这一功能属性，就使平台成为一个“自律监管者”，设置“准入权”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自律监管措施。如果反垄断当局不能容忍“准入权”管理的排他性行为，那么交易秩序，尤其是服务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应该如何保障？如果允许这种“准入权”管理，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企业就有可能获得“垄断”高收益率，对此公共政策又该如何应对？此外，平台企业的自律监管还有可能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平台企业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参与者群体。因此，它们往往致力于更多的上下游开发，希望更多的用户参与并建立双方都可互动的商业模式，从而将更多的用户、社区集中起来。例如，游戏平台企业会致力于吸引更多的视频游戏玩家和游戏开发者、操作系统的用户和应用程序开发者、媒体和广告商以及支付客户和商户。正如梯若尔指出的，理论认为，这样的公平进入可以使下游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为赢得最终用户展开竞争。在这种上下游企业自由的双边谈判中，下游企业的竞争又可以削弱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这样一来，如何平衡维护交易秩序和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平台企业连接着供应方和需求方，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它可能是平台企业巨大价值的来源。但是，在数据处理和运用的过程，也存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近期发生的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近，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信息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在酝酿实施新的信息保护法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研究的趋势。总之，面对平台企业的种种复杂情况，业界、学界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都要进行认真和细致的研究，权衡利弊，做出恰当的选择。对于如何对待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这些问题，我愿意引用梯若尔在诺贝尔奖颁奖演讲中的观点。他说，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保护消费者免于游说团体的政治影响，并迫使生产者按成本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当出现市场失灵，竞争受到削弱的时候，怎么办？就要有公共政策维护市场竞争。问题在于，政府也会失灵，特别在一些具有强势国家的体制下，政府压制市场竞争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况也时有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采用创新治理的方法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指出，着重“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时隔20年的两个决定，都如此强调市场的竞争性质，是因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这两个基本功能，都是要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发现价格，使之真实反映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和再配置；与此同时，也只有竞争的激励鞭策，才是推动企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社会持续提供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的最强大力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面对平台经济这一新事物带来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和业界同仁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和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信息产业大国，当然不能自甘落后。在我看来，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检索和梳理文献，了解前人和近人都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然后，从基本问题和事实出发，重新审视市场竞争、垄断以及包括竞争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在此基础上运用基本理论，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演进的新特点，开展深入研究，找到能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的答案。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来源：“比较”微信公众号2019-01-24，界面新闻 2020-08-21图片取自网络=====中国智库 China Think Tank=====“中国智库”是中国发展出版社开设的新媒体账号，旨在搭建联系政府与理论界和民众的桥梁，让决策内容和过程更多地为民众理解和认可，让决策者更多地了解民间声音。中国发展出版社是国家高端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单位，业务领域包括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智库服务等。除出版社本部外，旗下还有《中国发展观察》《经济要参》《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报告》《新经济导刊》等期刊社和国研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国研智库创新科学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研智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斯科特广告公司、山东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纪念建党100周年” 特刊征稿启事截稿时间：2021年5月20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设立“纪念建党100周年”特刊，欢迎广大师生、关心关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的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围绕主题撰写论文，征文选题包括但不限于：1. 思想研究；2.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研究；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4.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与完善；5.建党百年下的人权研究；6.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的司法配套体制机制研究；7.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创新与实践探索；8.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发展；9.新时代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10.其他相关选题。投稿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20日，投稿邮箱：由于平台规则限制，不允许含有联系方式，请想要投稿的朋友，微信搜【写作投稿副业优选超市】获取，具体要求及参考格式见附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编辑部二〇二一年三月征稿要求.docx附件：本刊论文体例示范.doc格式体例公司治理变迁中的政府介入研究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论文应有英文题名。）吴金群1 耿依娜2（1．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2．浙江工业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包（单位全称、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单位名称与省市名之间应以逗号“，”分隔，整个数据项用圆括号（）括起，且要有相应的英文。）收稿日期：2007-07-16（根据投稿日期填写）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转型的经验研究”（70472055）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没有受基金资助的，此项可以不填作者简介：吴金群（1975－），男，浙江东阳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这里写职称，不要写职务）耿依娜（1975－），女，江苏连云港人，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具体到省市县），单位和职称以及学历。摘要：应直述文章的主要观点，若是实证论文，通常可以采用如下范式：利用什么数据通过什么方法研究什么内容得出什么结论（重点是结论，不要有概述性语句。若是理论性论文，则直述文章的主要观点和结论。结论较多时，中间是“；”隔开，不要（1）（2）等序号。切忌对文章进行主观价值评判，也无需对文章作评论、补充或解释，同时避免抽象性地概括。关键词：关键词是反映文章主要内容的名词术语，对文献检索有重要作用。一般每篇文章可选3～8个关键词，并附英文关键词。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要求一：多级标题的格式规定如下：一、（数字后用顿号）（一） （数字后不用符号）1．（数字后统一用“．”号）（1）（数字后不用符号）要求二：正文中参考文献格式正文中参考文献要实引，即在正文中用上角标标注参考文献批示序号，与文末的参考文献序号（方括号[1][2]…）相对应）。正文中参考文献需要注意：1. 本刊不采用这种标注方法：“内容（作者，年份）”，可以转化成如下两种方法：一是“内容[ ]”；二是“作者（年份）指出某某内容[ ]”，当然也可不标出年份。然后在文章最后列出参考文献。不要在作者名字上面加上标序号，即不采取这种形式：“作者[ ]指出某某内容”。2. 如果是两位英文作者，名字中间不用and，用“和”。3. 一般情况下，凡是提到某位作者和他的分析内容时，都必须用参考文献的形式标出。4. 如果一个参考文献多次被引用，不用重复编号，后面引用时直接标出第一次被引用时的编号。要求三：文后参考文献格式（注意数字序号的中括号后面空半个字符）文后参考文献的标志符号及范列：1.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告[R]。如果参考文献属于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和报告的，还要在正文中的参考文献序号旁需标出参考的起止页码。如：“。。。。。。。标准的前提[1](P23-25)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举例：[1] 刘国钧．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这里不用标页码）2.期刊文章[J][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举例：[2]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杂志一定要指出页码）3.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C]//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年：析出文献在原文献中的页码．举例：[3]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C]//伍蠡甫．西方论文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页码．4. 报纸文章[N][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举例：[4] 朱契．关于《华岳全集》的一点看法[N]．光明日报，1962—03—06（8）．5. 国际、国家标准[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6. 专利[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7. 电子文献（数据库[DB]，计算机程序[CP]，电子公告[EB][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发表或更新日期（加圆括号，有出版年的文献可不选此项）、引用日期（加方括号）和电子文献的网址.例如：[7] 萧钰.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EB/OL].(2001-12-19)[2002-04-15].http://www.sohu.com/a/195161651_267106.8. 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要求四：文后英文参考文献的书写1.英文作者名的书写。举例：Oliver E. Williamson，还有一种书写格式，那就是Williamson，O.E. 强烈建议采用Williamson，O.E这种书写方式。另外一种书写格式不常见，即O.E.Williamson不常见，不推荐使用。多位作者之间用逗号而不是and连接，超过三个作者的，后面的可以用et,al.比如，Williamson,O. E., Hart,O.,et al.2.文后英文参考文献著作名称著作名称的首字母大写，其他每个实词均要大写，介词、连词、定冠词等小写（冒号后面的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均须大写）。范列：[1] Flechsig, T.G.,Grossman,S. The Effect ofConcentration on Bank Loan Rate：An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Finance,1965, 20 (3):298-311.注意核对参考文献的准确性和内容的完整性！！要求五：注释的标注注释不采用脚注也不采用尾注的标法，在文中上标标出①②③，在文章内容之后，参考文献之前，顺次使用①②③……列出各个注释的内容。请注意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区别。注释是对正文中某一地方的补充说明，以方便读者阅读或作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是作者在写作中参考了别人的材料（包括观点），所以文章可以没有注释，注释也可以没有出处或页码，但文章一般应该有参考文献，而且我刊规定参考文献一定要有具体页码并在相应对方标出来。要求六：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内容应包括：标题、作者名、单位、摘要内容和关键词。翻译一定要准确规范，不能出现语法错误，尤其是专业术语的翻译不能出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是教育部主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综合性经济科学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湖北省优秀精品期刊。本刊追踪经济理论的研究前沿，关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与热点，反映财经科学研究的新发展。倡导创新、求实、严谨的学风和文风，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平等争鸣。热诚欢迎各界人士赐稿，为便于稿件的采用，敬请来稿遵循以下要求：1.本刊已启用“远程稿件处理系统”，投稿请按“远程稿件处理系统”的要求办理。敬请作者关注本刊官方网页中相关链接，网址是http://xuebao.zuel.e.cn。这是本刊唯一的投稿平台，投稿和查询均在该系统进行。编辑部工作邮箱不再接受投稿，稿件请勿投给编辑部个人。本刊从未委托任何网络、机构、个人代理编辑部的任何业务，也没有在外设立分支机构。2.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在稿件正文中不要出现作者的相关信息。作者单位和作者简介等信息请另做一个文档单独上传，其中：（1）作者单位。包括单位全称、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且要有相应的英文。请注明详细的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2）作者简介。可按以下顺序标出：姓名(出生年— )，性别，籍贯，工作单位，职称和学位。3.题名。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论文应有英文题名。4.文稿以不超过20 000字为宜，欢迎简明扼要而又论证充分的短文。文稿必须附有200～300字的中文和英文摘要，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应是文章主要观点的浓缩。每篇文章可选3～8个关键词，并附英文关键词。5.基金项目。如果所投稿件是作者承担的科研基金项目，请以“基金项目：”标明基金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6.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请采用人民出版社最新版本。引用原文必须核对准确，注明准确出处。凡涉及数学模型和公式的，务请认真验算，确保计量方法和模型正确。7.注释一律放在正文后参考文献前（非尾注）。论文应附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文后。本刊采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7），引用文献采用实引方式在正文中标注序号及起止页码；各类外文文献的文后参考文献格式与中文示例相同；外文文献题名的首字母及各个实词的首字母大写。具体格式请参照《格式体例》。8.本刊奉行文责自负的原则，但对所有来稿保持编辑加工和删改的权利，亦可视需要部分选登或摘登来稿。作者若不同意，务请申明。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本刊约定，稿件交编辑部两个月后未得到刊登通知的，可另行处理。本刊已加入中国知网、万方、超星和“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等数字化平台，作者若不同意论文被相关数据库收录，投稿时务请注明。凡被本刊刊登的稿件将同时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出版或提供信息服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刊对作者不收取任何名目的费用（包括版面费、审稿费等），稿件刊登后，将一次性支付作者著作权使用报酬（包括印刷版、光盘版和网络版各种使用方式的报酬），并赠送样刊2册。11.凡向本刊投稿，均视为同意上述约定。

（本文系作者为《比较》研究部近期的研究报告《平台竞争与平台效率》所作的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在全球迅速兴起，正在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由于中国拥有无比巨大的市场规模，以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传统的线下交易由此转变为现在的线上交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为交易合同的达成、支付以及执行提供了新的实现形式，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许多原来在线下无法完成的交易变得可行，也使各方面参与者能够共享由此带来的效益。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诸侯经济”尚未完全打破的国家，线上交易的这些优越性，对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有益的。不仅如此，平台企业还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优势，并获得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结算等众多信息，占据了客户和数据的优势。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所有市场主体通过一个平台协调、交易时，网络效应最大化，效率也最高（Jullien，2004）。但是，美好的事物往往也有它的晦暗方面。信息产业本来就是一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因而造成“赢家通吃”的产业。有学者担忧，现有平台企业已经与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份额、客户、数据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它们还在凭借这些优势，通过组建实业风险资本（Corporation Venture Capital，CVC），投资新的企业、孵化新的模式。平台经济的这种“赢家通吃”以及投资并购优势，是否会演变为“通吃赢家”，就像传统经济中的铁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对垄断的这种担忧，是因为垄断乃导致市场失灵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将价格提到远高于边际成本，或者提供较低数量的产品以维持价格，导致无谓损失。19世纪末，美国钢铁、铁路等行业迅速发展，一些竞争者之间通过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及分配顾客等达成共谋，操纵价格、形成垄断，也曾引起类似的担忧和讨论。其结果是，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谢尔曼法案》，该法案及之后的一系列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都旨在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不过，对垄断行为进行监管的公共政策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传统上，对垄断的判定往往根据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就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另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标准，但通过法院判例来确立。然而现在，反垄断的实践发现，单靠市场占有率判断垄断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达到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相反，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所说，即使某一市场只有一家企业，潜在的进入者也能够构成对垄断企业的竞争威胁，迫使后者努力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否则就会面临被潜在竞争者击败的危险，市场势力转瞬即逝。这样，对垄断的判定逐渐地不再依据企业的市场地位，而要看企业是否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压制或损害竞争，法律转向禁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当行为。对滥用行为的界定，有关法规往往只针对典型的滥用行为规定一些概括性的条款，因此对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界定上就面临较大困难。尤其是平台企业，它们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铁路等行业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一些国家反垄断法通常列举剥削性滥用和妨碍性滥用。剥削性滥用是指，企业对部分顾客（供应商）规定不合理的价格，也称价格歧视。妨碍性滥用是指，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为了维护或进一步加强其市场地位，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或者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作为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平台具有跨边网络外部性，对于平台一边参与者的补贴，可以增加另一边参与者的利益并提升平台的价值。因此，平台在定价时，就可能对价格更敏感的用户实行免费或者提供补贴，同时对价格不太敏感的另一边用户采取收费，甚至高收费的策略。作为一种竞争策略，免费、补贴等定价策略可以迅速击败竞争对手，形成对潜在进入者的壁垒。而在传统企业，对客户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低价策略，就可能被认定为价格歧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与其同事罗歇合作研究了双边市场的定价问题，他们在2003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双边市场中的平台竞争》是对平台经济领域最早的研究之一。梯若尔等人在2006年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多边市场的价格结构具有非中性的问题。“如果平台向市场一边收取较多费用，相应减少对另一边的收费,从而影响交易量，那么市场是双边的。换言之，价格结构非常重要，而且平台在设计价格结构时必须使它能够吸引市场两边的用户。”因此，传统竞争政策中的价格反映成本、反映社会价值等理念，对平台经济也不一定适用。这不仅是因为有跨边网络外部性的问题，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参与者都难以判断定价策略的合理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平台企业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但我们也看到，平台企业始终受到新技术的竞争和新商业模式的竞争，平台与平台之间，甚至平台内部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平台经济具有多归属性（multi-homing），一个人既是甲电商的用户，也是其他电商的用户，既可以使用甲门户网站，也可以使用乙门户网站，正因为如此，曾经称霸一时的平台，例如雅虎、诺基亚和黑莓，会在短时间里被谷歌、Facebook（脸书）和苹果等竞争者超越，甚至淘汰。今天的优势企业，也可能被迅速成长的“新公司”超越，没人能保证它们当前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持续多久。因此，重要的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竞争环境，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即使现在具有优势的企业，也只能靠改善服务和创新来保持其市场地位。除了“赢家通吃”的属性，平台企业还有另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属性。这就是平台企业往往是供应方和需求方接入并互动的“基础设施”，是交易设施的提供者，因此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梯若尔研究了处于“关键设施”、“基础设施”或者“瓶颈投入品”领域的企业，他认为，这类企业可以对下游企业“设置准入管制”或者“设置准入权”。这可能是平台企业出于自身商誉考虑，需要维护平台的交易秩序、保证参与者平等参与以及权益保护。平台的这一功能属性，就使平台成为一个“自律监管者”，设置“准入权”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自律监管措施。如果反垄断当局不能容忍“准入权”管理的排他性行为，那么交易秩序，尤其是服务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应该如何保障？如果允许这种“准入权”管理，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企业就有可能获得“垄断”高收益率，对此公共政策又该如何应对？此外，平台企业的自律监管还有可能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平台企业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参与者群体。因此，它们往往致力于更多的上下游开发，希望更多的用户参与并建立双方都可互动的商业模式，从而将更多的用户、社区集中起来。例如，游戏平台企业会致力于吸引更多的视频游戏玩家和游戏开发者、操作系统的用户和应用程序开发者、媒体和广告商以及支付客户和商户。正如梯若尔指出的，理论认为，这样的公平进入可以使下游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为赢得最终用户展开竞争。在这种上下游企业自由的双边谈判中，下游企业的竞争又可以削弱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这样一来，如何平衡维护交易秩序和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平台企业连接着供应方和需求方，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它可能是平台企业巨大价值的来源。但是，在数据处理和运用的过程，也存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近期发生的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近，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信息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在酝酿实施新的信息保护法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研究的趋势。总之，面对平台企业的种种复杂情况，业界、学界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都要进行认真和细致的研究，权衡利弊，做出恰当的选择。对于如何对待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这些问题，我愿意引用梯若尔在诺贝尔奖颁奖演讲中的观点。他说，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保护消费者免于游说团体的政治影响，并迫使生产者按成本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当出现市场失灵，竞争受到削弱的时候，怎么办？就要有公共政策维护市场竞争。问题在于，政府也会失灵，特别在一些具有强势国家的体制下，政府压制市场竞争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况也时有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采用创新治理的方法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指出，着重“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时隔20年的两个决定，都如此强调市场的竞争性质，是因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这两个基本功能，都是要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发现价格，使之真实反映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和再配置；与此同时，也只有竞争的激励鞭策，才是推动企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社会持续提供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的最强大力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面对平台经济这一新事物带来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和业界同仁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和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信息产业大国，当然不能自甘落后。在我看来，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检索和梳理文献，了解前人和近人都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然后，从基本问题和事实出发，重新审视市场竞争、垄断以及包括竞争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在此基础上运用基本理论，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演进的新特点，开展深入研究，找到能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