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来源：新浪财经10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杂志社和经济学动态杂志社承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协办的“后疫情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2025年的中国经济——《经济研究》创刊65周年·《经济学动态》创刊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逾200位各界人士参会。在圆桌论坛一中，以“迈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为主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张晓山先后发言。在李稻葵看来，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学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不仅需要研究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要基于经济实践总结出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在其他国家也具有应用意义。因为如果自己都讲不清楚自己国家在经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特点，那么在国际上很容易被别人认为是旁门外道。裴长洪在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底要什么理论和政策？高度浓缩四个字：守正创新。裴长洪解释，什么叫守正，守正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体现什么？第一是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第二是民主性，要体现中国的价值；第三是时代性，要体现、要回答时代命题；第四实践性，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魏后凯表示，在构建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转型发展过程中，从发展的目标来看，可以用四个字进行高度概括，就是共享发展，因为我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共享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是居民之间的差距缩小要体现更多富裕；第二是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第三就是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在张车伟看来，我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差别比较大，西方经济学是市场经济，强调对市场的关注；而我国的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强调对人民的关注。同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我们有健全的产业体系，这是我们能取得今天这个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常修泽看来，面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蕴藏着很大的创新潜力，需要探索理论和政策怎样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常修泽认为，有产权的不都是要素，但是凡是要素都有产权，今天讨论要素市场化配置，在他看来实质是产权配置，是要素的产权配置。而基于这样的判断，就需要在改革中让广大人民群众都有自己的产权，知识分子有知识产权，技术者有技术产权，劳动者有劳动产权，管理者都管理产权。可能到某一天，人力资本的产权——人本产权的价值会超过物理资本和货币资本，成为第一资本。张晓晶分享了自己对新发展格局的看法：新坐标、新挑战、新对策。在他看来，过去的40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市场化为主导，效益为主要元素，而如今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安全和风险的维度，会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变化，从经济利益变化到战略利益，这就成为一个新坐标。而在此基础上，就要面临新的挑战，提出新的对策。张晓山谈到了自己对乡村振兴的看法。在他看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把农村和城市共同放在城乡发展的框架中，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格局，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通过改革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格局，使地方拥有更多的财政来源，城乡融合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农民的财富收入才可能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消费潜力才能真正发挥，土地产生的增值收益农民才能享受到。

编者按：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销售额4%计182.28亿元罚款。该案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第一起重大典型的垄断案件，标志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进入了新阶段。《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此次处罚，是监管部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举措，是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规范，并不意味着否定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而是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本号今日特别推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9年关于平台经济与公共政策的思考文章。文｜吴敬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在全球迅速兴起，正在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由于中国拥有无比巨大的市场规模，以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传统的线下交易由此转变为现在的线上交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变为交易合同的达成、支付以及执行提供了新的实现形式，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许多原来在线下无法完成的交易变得可行，也使各方面参与者能够共享由此带来的效益。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诸侯经济”尚未完全打破的国家，线上交易的这些优越性，对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有益的。不仅如此，平台企业还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优势，并获得了市场参与者的交易、结算等众多信息，占据了客户和数据的优势。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所有市场主体通过一个平台协调、交易时，网络效应最大化，效率也最高（Jullien，2004）。但是，美好的事物往往也有它的晦暗方面。信息产业本来就是一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因而造成“赢家通吃”的产业。有学者担忧，现有平台企业已经与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份额、客户、数据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它们还在凭借这些优势，通过组建实业风险资本（Corporation Venture Capital，CVC），投资新的企业、孵化新的模式。平台经济的这种“赢家通吃”以及投资并购优势，是否会演变为“通吃赢家”，就像传统经济中的铁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对垄断的这种担忧，是因为垄断乃导致市场失灵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将价格提到远高于边际成本，或者提供较低数量的产品以维持价格，导致无谓损失。19世纪末，美国钢铁、铁路等行业迅速发展，一些竞争者之间通过固定价格、串通投标及分配顾客等达成共谋，操纵价格、形成垄断，也曾引起类似的担忧和讨论。其结果是，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谢尔曼法案》，该法案及之后的一系列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都旨在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不过，对垄断行为进行监管的公共政策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传统上，对垄断的判定往往根据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标准，就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另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标准，但通过法院判例来确立。然而现在，反垄断的实践发现，单靠市场占有率判断垄断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并不能有效地达到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相反，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所说，即使某一市场只有一家企业，潜在的进入者也能够构成对垄断企业的竞争威胁，迫使后者努力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否则就会面临被潜在竞争者击败的危险，市场势力转瞬即逝。这样，对垄断的判定逐渐地不再依据企业的市场地位，而要看企业是否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压制或损害竞争，法律转向禁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当行为。滥用行为的界定，有关法规往往只针对典型的滥用行为规定一些概括性的条款，因此对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界定上就面临较大困难。尤其是平台企业，它们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铁路等行业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一些国家反垄断法通常列举剥削性滥用和妨碍性滥用。剥削性滥用是指，企业对部分顾客（供应商）规定不合理的价格，也称价格歧视。妨碍性滥用是指，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为了维护或进一步加强其市场地位，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或者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作为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平台具有跨边网络外部性，对于平台一边参与者的补贴，可以增加另一边参与者的利益并提升平台的价值。因此，平台在定价时，就可能对价格更敏感的用户实行免费或者提供补贴，同时对价格不太敏感的另一边用户采取收费，甚至高收费的策略。作为一种竞争策略，免费、补贴等定价策略可以迅速击败竞争对手，形成对潜在进入者的壁垒。而在传统企业，对客户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低价策略，就可能被认定为价格歧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与其同事罗歇合作研究了双边市场的定价问题，他们在2003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双边市场中的平台竞争》是对平台经济领域最早的研究之一。梯若尔等人在2006年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多边市场的价格结构具有非中性的问题。“如果平台向市场一边收取较多费用，相应减少对另一边的收费,从而影响交易量，那么市场是双边的。换言之，价格结构非常重要，而且平台在设计价格结构时必须使它能够吸引市场两边的用户。”因此，传统竞争政策中的价格反映成本、反映社会价值等理念，对平台经济也不一定适用。这不仅是因为有跨边网络外部性的问题，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参与者都难以判断定价策略的合理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虽然，平台企业存在“一家独大”的情况，但我们也看到，平台企业始终受到新技术的竞争和新商业模式的竞争，平台与平台之间，甚至平台内部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平台经济具有多归属性（multi-homing），一个人既是甲电商的用户，也是其他电商的用户，既可以使用甲门户网站，也可以使用乙门户网站，正因为如此，曾经称霸一时的平台，例如雅虎、诺基亚和黑莓，会在短时间里被谷歌、Facebook（脸书）和苹果等竞争者超越，甚至淘汰。今天的优势企业，也可能被迅速成长的“新公司”超越，没人能保证它们当前的市场占有率能够持续多久。因此，重要的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竞争环境，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即使现在具有优势的企业，也只能靠改善服务和创新来保持其市场地位。除了“赢家通吃”的属性，平台企业还有另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属性。这就是平台企业往往是供应方和需求方接入并互动的“基础设施”，是交易设施的提供者，因此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梯若尔研究了处于“关键设施”、“基础设施”或者“瓶颈投入品”领域的企业，他认为，这类企业可以对下游企业“设置准入管制”或者“设置准入权”。这可能是平台企业出于自身商誉考虑，需要维护平台的交易秩序、保证参与者平等参与以及权益保护。平台的这一功能属性，就使平台成为一个“自律监管者”，设置“准入权”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自律监管措施。如果反垄断当局不能容忍“准入权”管理的排他性行为，那么交易秩序，尤其是服务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应该如何保障？如果允许这种“准入权”管理，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企业就有可能获得“垄断”高收益率，对此公共政策又该如何应对？此外，平台企业的自律监管还有可能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平台企业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参与者群体。因此，它们往往致力于更多的上下游开发，希望更多的用户参与并建立双方都可互动的商业模式，从而将更多的用户、社区集中起来。例如，游戏平台企业会致力于吸引更多的视频游戏玩家和游戏开发者、操作系统的用户和应用程序开发者、媒体和广告商以及支付客户和商户。正如梯若尔指出的，理论认为，这样的公平进入可以使下游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为赢得最终用户展开竞争。在这种上下游企业自由的双边谈判中，下游企业的竞争又可以削弱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这样一来，如何平衡维护交易秩序和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如前所述，平台企业连接着供应方和需求方，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它可能是平台企业巨大价值的来源。但是，在数据处理和运用的过程，也存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近期发生的Facebook信息泄露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近，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信息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在酝酿实施新的信息保护法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研究的趋势。总之，面对平台企业的种种复杂情况，业界、学界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都要进行认真和细致的研究，权衡利弊，做出恰当的选择。对于如何对待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这些问题，我愿意引用梯若尔在诺贝尔奖颁奖演讲中的观点。他说，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保护消费者免于游说团体的政治影响，并迫使生产者按成本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当出现市场失灵，竞争受到削弱的时候，怎么办？就要有公共政策维护市场竞争。问题在于，政府也会失灵，特别在一些具有强势国家的体制下，政府压制市场竞争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况也时有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进行综合考量和权衡，采用创新治理的方法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指出，着重“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时隔20年的两个决定，都如此强调市场的竞争性质，是因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这两个基本功能，都是要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发现价格，使之真实反映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和再配置；与此同时，也只有竞争的激励鞭策，才是推动企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社会持续提供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的最强大力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面对平台经济这一新事物带来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和业界同仁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和需要进一步研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信息产业大国，当然不能自甘落后。在我看来，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检索和梳理文献，了解前人和近人都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然后，从基本问题和事实出发，重新审视市场竞争、垄断以及包括竞争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在此基础上运用基本理论，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演进的新特点，开展深入研究，找到能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福利的答案。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来源：“比较”微信公众号2019-01-24，界面新闻 2020-08-21图片取自网络=====中国智库 China Think Tank=====“中国智库”是中国发展出版社开设的新媒体账号，旨在搭建联系政府与理论界和民众的桥梁，让决策内容和过程更多地为民众理解和认可，让决策者更多地了解民间声音。中国发展出版社是国家高端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单位，业务领域包括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智库服务等。除出版社本部外，旗下还有《中国发展观察》《经济要参》《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报告》《新经济导刊》等期刊社和国研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国研智库创新科学园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研智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斯科特广告公司、山东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

智能化浪潮深刻影响整个产业链创新链摄影/周子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周子勋日前，“中国智能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开题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骏主持研讨会。余斌指出，课题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使课题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要聚焦焦点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过度分散。其次，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平台和企业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传统产业领域，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的参与方企业应该干什么，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但是在智能经济领域，政府、平台和企业三者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各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从规范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需要着重研究的。第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智能经济领域，举国体制优势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哪些领域又很难起到作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智能经济领域继续沿用过去那套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传统优势如何得到体现值得深思。马骏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发展。一是从智能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将会带来要素、企业、产业、商业模式、市场规则、经贸制度等全面变革，也会对劳动就业、伦理道德、数字鸿沟、税收制度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大量的长期性问题需要系统研究。二是从智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角度来研究。短期政策包括监管政策、创新政策等。三是从全球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智能经济。研究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智能化的历史机遇，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四是从关键产业的角度来剖析产业发展。结合特定产业的发展规律，寻找我国智能经济的发展道路。应邀参加研讨会的百度集团副总裁袁佛玉表示，这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未来时代将是智能经济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时代。过去10年，百度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用户画像、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技术方面进行了持续研究。这不仅仅说明百度是一个选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更是表明未来人工智能创新，尤其是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的支持能力和自主水平，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熊鸿儒说，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了智能技术的演进迭代，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智能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一轮智能化浪潮对整个产业链、创新链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智能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要尽快解决好不愿转、不会转、转不好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李燕认为，智能经济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研究关注：一是研究智能经济的理论框架与构成，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既有迭代也有突破，从构成看，涉及了5G等智能基础设施、数据核心要素、智能技术和产业支撑、重点领域智能化应用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内容。二是关注我国在全球智能经济发展中的位势，是否形成了安全可控的智能技术和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三是研究智能经济的治理问题，对智能经济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信息安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方面挑战，以及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法律规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峰表示，在研究智能经济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智能经济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一单个技术领域的发展应用，而是在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技术融合发展下，共同推动形成的一种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宋紫峰表示，从政府层面看，“十四五”期间，智能经济的发展至少会初步见分晓。从企业层面看，平台型企业如果想把智能经济推广到更深层次的应用，必须推动整个供应商或者平台系统和接入者做同样的事情。从个人层面看，有机遇但挑战也很大，个人需要与政府、企业一起行动，共同寻找到更好的平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结构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盛朝迅认为，课题研究应该突出三个重点方面：一是突出产业基础研究；二是突出智能经济的场景、需求；三是突出政策。其中，政府的作用是要创新管理、优化服务。

（图片来源：新华社）日前，"中国智能经济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开题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出席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骏主持研讨会。余斌指出，课题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使课题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要聚焦焦点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过度分散。其次，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平台和企业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传统产业领域，政府应该干什么，市场的参与方企业应该干什么，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但是在智能经济领域，政府、平台和企业三者各自的边界在哪里，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各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又是什么？从规范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需要着重研究的。第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在智能经济领域，举国体制优势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哪些领域又很难起到作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智能经济领域继续沿用过去那套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传统优势如何得到体现值得深思。马骏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发展。一是从智能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来研究。智能经济将会带来要素、企业、产业、商业模式、市场规则、经贸制度等全面变革，也会对劳动就业、伦理道德、数字鸿沟、税收制度等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大量的长期性问题需要系统研究。二是从智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角度来研究。短期政策包括监管政策、创新政策等。三是从全球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智能经济。研究中国企业如何利用智能化的历史机遇，扬长避短，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四是从关键产业的角度来剖析产业发展。结合特定产业的发展规律，寻找我国智能经济的发展道路。应邀参加研讨会的百度集团副总裁袁佛玉表示，这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未来时代将是智能经济和社会紧密相连的时代。过去10年，百度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用户画像、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技术方面进行了持续研究。这不仅仅说明百度是一个选择长周期的科技创新企业，更是表明未来人工智能创新，尤其是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的支持能力和自主水平，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熊鸿儒说，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了智能技术的演进迭代，应用场景日益丰富，智能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这一轮智能化浪潮对整个产业链、创新链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智能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要尽快解决好不愿转、不会转、转不好等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二级巡视员李燕认为，智能经济有三个方面值得重点研究关注：一是研究智能经济的理论框架与构成，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既有迭代也有突破，从构成看，涉及了5G等智能基础设施、数据核心要素、智能技术和产业支撑、重点领域智能化应用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内容。二是关注我国在全球智能经济发展中的位势，是否形成了安全可控的智能技术和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三是研究智能经济的治理问题，对智能经济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信息安全、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方面挑战，以及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法律规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峰表示，在研究智能经济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智能经济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一单个技术领域的发展应用，而是在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多技术融合发展下，共同推动形成的一种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宋紫峰表示，从政府层面看，"十四五"期间，智能经济的发展至少会初步见分晓。从企业层面看，平台型企业如果想把智能经济推广到更深层次的应用，必须推动整个供应商或者平台系统和接入者做同样的事情。从个人层面看，有机遇但挑战也很大，个人需要与政府、企业一起行动，共同寻找到更好的平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结构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盛朝迅认为，课题研究应该突出三个重点方面：一是突出产业基础研究；二是突出智能经济的场景、需求；三是突出政策。其中，政府的作用是要创新管理、优化服务。

7月21日，进一步提升政研(改革)系统的调查研究能力和决策服务水平，增强改革协调能力，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举办了专题讲座，内蒙古工商联原副主席、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政协原副主席、工商联原主席、全国蒙商联席会秘书长李岳清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研究的思考》专题讲座。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区域经济合作局、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市四区党委政研室等机关干部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等50多位企业届人士参加了本次专题讲座。讲座由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主任李抚沧主持。在近三个小时的讲座中，李岳清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疫情带来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仍是当前第一要务、当前呼和浩特招商引资引才引智工作环境及发展优势等方面进行深度的剖析和讲解。阐释了政策研究对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整个讲座深入浅出、语言生动风趣、理论和实例结合，参会者对讲座内容反响热烈，掌声不断。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指出了呼和浩特市急需组建人才智库、以及“小饭桌”行业急需产业化、规模化。他认为，当前招商首先要引才引智，有了人才和智慧才能聚智聚策，这是实现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呼和浩特市实现“创新型首府”的关键所在。李岳清说，从历史角度来看：鼠疫加速中世纪黑暗结束、黑死病推动文艺复兴;新冠疫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情，影响世界的格局与走向。未来，中国经济将走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代，这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民营经济企业家必将成为市场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国有企业家一定意义上是准企业家。因此，企业一定要在创新方面，经济增长方面大有作为。针对目前蒙商发展、以及呼和浩特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李岳清说，蒙商是内蒙古最有活力的战略资源，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发展创新、营商环境、文化建设是呼和浩特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蒙商”虽然是小商帮，但可以起到办事处、信息点、桥头堡等作用。他认为，机遇大家都有，关键看谁能抓得住、抓得好。他建议，蒙商企业要走“创新之路”，守住底线、看清方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呼和浩特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为呼和浩特市老百姓、为政府、做一些“吃劲”的事，让老百姓树大拇指。在现场交流环节，呼和浩特市委政研室主任李抚沧，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浙江内蒙古商会执行会长、浙江经视传媒副总经理王森，内蒙古文化学者王万昌等围绕主题，先后从各自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当前呼和浩特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形势，提出思考和建议。李抚沧在总结讲话时，对李岳清主席的讲座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此次专题讲座内容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对今后呼和浩特市未来经济发展、政策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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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第十四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郭庆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骁，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邢占军，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王振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石绍宾主持。在开幕式上，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从“建设科学研究和咨询服务基础”、“建设活跃开放的学术交流基地”、“建设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培训基地”三个方面介绍了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中心）的建设情况，并指出下一步研究基地应在学科交叉研究、财税（思想）史研究与教学、资政启民、教育教学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山东大学校长助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邢占军教授代表学校致辞中指出，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际，本次论坛集中研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恰逢其时，意义重大。《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王振霞表示，论坛秉承“以文会友，重在学术”的理念，为财税领域研究者搭建对话平台，已形成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表示，经济学院愿与国内同行一道努力，携手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财政学科的发展。论坛的主题报告环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研究员作了“人力资本、公共政策和高质量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低技术含量的发展、少数人呼吁的发展、环境不友好的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发展。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只有以人民为中心、依靠创新与公平、依靠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才能实现。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郭庆旺教授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税制完善与发展、新时代税制建设、税制结构、税制改革四个方面作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税制改革”的报告，并提出了新时代财税改革需要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教授作了“地方财政改革的思考”的报告，报告涵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涵、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下的财税改革、完善地方财政治理的改革措施等三个方面，深度剖析了地方财政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研究员作了“财政现代化的技术力量”的报告。报告系统阐述了技术推动下的财政现代化问题，提出依靠科学技术与专门技术两种技术力量的结合，提升财政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骁教授作了“地方财政改革新趋势—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的展望”的报告。报告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用哲学视角分析财政改革的逻辑框架，认为地方财政改革应更加彰显财政的民主、民生、法治的价值导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曹现强教授作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标尺:现代预算制度”的报告。报告深度分析了国家治理转型中的财政压力，提出“善治”是现代国家的追求，“善治”有赖于预算制度的保障。下午的平行论坛，参会专家学者围绕“政府、企业与市场”、“公共支出与区域发展”、“地方债务与PPP项目融资”、“税收与国家治理”、“预算、转移支付与国家治理”、“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期刊发展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第十四届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论坛获得山东大学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高端学术论坛资助，由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财贸经济》编辑部、《财经智库》编辑部与《公共财政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地方财政改革”主题，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来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以及《财贸经济》《公共财政研究》《世界经济》《山东大学学报》等3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参加论坛。(通讯员 董雪 窦浩)

当今世界到处充斥着“理论无用论”，人们对理论研究越来越敬而远之。近日，英国发展研究院通信与影响力部门负责人詹姆斯·乔治拉基斯（James Georgalakis）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撰文称，想要弥合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鸿沟需要优化各方的沟通交流机制，真正提高循证决策水平。　循证决策存在障碍在很多政策研究专家看来，理论研究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且复杂的，两者之间的割裂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大都不重视与循证相关的学术成果，而研究人员有时也低估了实践的重要性。从目前看来，专门从事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的学者不仅寥寥无几，而且还被细分到不同的学科当中，与那些试图利用理论研究推动政策实践的人群缺乏互动。乔治拉基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凸显了循证决策的优点以及面临的挑战，因此，现在把各学科、各部门融合在一起共享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目前，针对研究人员和相关实践人员提供的指导少之又少，我们需要尽快研究如何将基于理论的方法直接与良好的实践相结合。在过去30年中，世界各国政府和资助者都日益重视由科学研究产生的证据。英国杜伦大学教育证据中心负责人史蒂芬·戈拉德（Stephen Gorard）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优质的研究证据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还长期存在一些质量不佳的研究。戈拉德以教育领域为例，解释了循证决策存在的一些问题。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通常会表达自己想要使用优质证据的意愿，但有时并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实践层面，很多教师主要依靠个人经验、其他教师的建议等制定教学计划，而不是以证据为主导。戈拉德解释称，人们在使用优质证据方面存在一些障碍。例如，研究内容频繁变化，缺乏寻找、阐释和实施证据的技能，人员的快速流动和行政关系变化等。此外，人们可能对一些可用的证据熟视无睹，或者由于缺乏改变现状的权限和资源而无法循证采取行动。戈拉德认为，使用有缺陷的研究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是时候改变现状了。提高各方互动水平严谨可靠的证据不仅可以帮助决策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还可以帮助决策者选择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案，避免产生伤害。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证据学教授露丝·斯图尔特（Ruth Stewart）表示，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投入大量资金推动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等形式形成潜在的解决方案。乔治拉基斯建议，从目前来看，把研究人员、公务人员、项目主管等各行业专业人群聚集在一起共享学习的机会比较少见，却很有必要。他们可以通过讨论解决自身面临的政策困境，构思切实可行的计划，并探讨如何让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增值。当然，对于那些仅希望在健康、可持续发展或减贫等领域提高循证水平的人群来讲，让他们沉浸到纯学术理论的环境中也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只能做到详细了解各种复杂性理论或公共政策文献而不采取实践行动，就不可能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人们需要为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提供更多的互动空间，在不过度学术化的同时提高知识的共享水平。斯图尔特在研究中发现，政策制定者与研究人员在互动中都在意机会成本，如果他们发现互动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可能就不会花费更多时间进行互动。从研究人员的视角来看，政策制定者都有相对固定的人际网络进行互动并共享信息，如果研究人员只与同一组政策制定者接触，则研究成果难以在更大范围传播。研究人员需要确定与其打交道的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够充当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如此才能创建更有效的人际网络，推动循证决策。斯图尔特认为，通过加强投资提高政策制定者使用证据的技能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拥有所需的能力和工具，就更有可能提高使用证据的水平。同样，如果想要提高循证决策的效率，研究人员也需要了解决策过程。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人员并不经常离开自己的科研环境，也很少与政策制定者直接接触和合作。在斯图尔特看来，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建立指导关系，这是进行知识交流的有效策略。其中最关键的点在于，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把证据的使用摆在突出位置。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政府学院讲师弗拉维亚·多纳代利（Flavia Donadelli）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得政策制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科研人员，因此现在正是深入讨论循证决策的良好时机。诸多与循证决策相关的文献显示，如果政策制定者与科研人员达成科学共识，形成良好沟通，则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鸿沟必将缩小。多纳代利认为，不仅要对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直接联系进行分析，而且不能忽略能够决定科学证据如何使用的更广泛的制度背景。没有必要的制度前提，即使有充分的理由，把科学证据纳入决策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发挥人文科学的作用在实践中，基于科学的循证决策主要由自然科学主导，有时还辅以人文科学。然而，自然科学方法在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局限性，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发挥人文科学处理社会问题的作用。例如，单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事实不足以制定气候政策，气候变化还需要个人和集体行为甚至是社会和政治层面发生根本变化。在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弗兰斯·布罗姆（Frans Brom）看来，科学研究能够影响公共政策，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事实证据，还要了解社会环境、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关键的规范与价值观等，人文科学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文科学研究通过反思传统、文化习俗和沟通交流方式，为人们提供系统性知识，让人们了解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体与社会的。布罗姆表示，人文科学具有解释性的学科特点，重点关注个体和群体的自我理解，这一点在充斥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的技术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了自我理解，人类在全球化和技术化的世界中就会面临被蒙蔽的风险。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文科学尚缺乏参与政策问题讨论的机构力量。布罗姆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人文科学也像其他学科领域一样需要特定的机构，此类机构可以把特定学科的研究与知识密集型的政策服务相结合。因此，社会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人文科学的具体应用，从而支持其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人文科学界或政策制定者之间缺乏结构性对话，缺少有组织的互动实践，其背后是学术和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布罗姆建议，人文科学知识的应用不应再局限于特定的研究项目，要通过为公共政策的发展作出贡献来展现其公共价值。因此，这意味着人文科学研究者要抛弃学术个人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影响上。我们要支持跨学科研究，为采取集体政策行动提供支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5日第2119期 作者：本报记者 王俊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观点工运理论政策研究工作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立身工会、心系大局，深入研究和系统思考工运事业面临的机遇挑战、思路举措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切实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增强政治定力，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群众，用政策建议推动工会改革创新。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研究重点突出思想性，聚焦工运理论创新。要始终围绕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以党中央关于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最新指示精神为主线，通过深刻领会、研究阐释和融会贯通，不断掌握研究问题、指导实践的思想方法和提升善思善谋、善作善成的能力水平。彰显时代性，聚焦工运实践发展。要围绕在实现“两个阶段”战略安排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问题；围绕工运时代主题，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如何进一步认清形势、找准位置、彰显作为、体现价值的问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方位、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工会组织如何进一步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等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阐释转化。注重实效性，聚焦工运现实需求。要明确一批研究阐释专题，列出一批工作实践专项，力争结合实际产生“化学反应”；深入了解掌握劳动关系新变化、职工队伍新特点、工会组织新形式、工会工作新手段，切实增强工会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心系职工、贴近基层的契合度。体现前瞻性，聚焦工会自身改革。要把握工会发展实际、聚焦工会自身短板弱项、回应职工关切，为推进工会工作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要体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围绕工会改革方向，落实强“三性”、去“四化”目标；围绕创新工会工作方法，扭住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环节；围绕改进工会工作方式，做大做强引领、服务、联系工作。提高工作效能，创新研究方法坚持上下结合。要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准确理解、全面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把握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的全局性。聚焦坚持“以一域服务全局”，紧盯本地党政出台的重大决策，发挥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的诠释和支撑作用。聚焦坚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调研、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工会的先进经验、成功做法、典型案例，体现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的开放性。坚持统分结合。做好工运理论政策研究，必须整合内外智力资源，内强统筹、外强协调，建立工运理论政策研究协同高效网络。坚持“借外脑”，既有效激发工会系统的内在动力，又充分发挥有关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的作用，形成自主研究和委托研究互补互动的协同研究模式。坚持点面结合。要与基层工会构建理论政策研究共同体，赋能基层工会理论研究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试验田”作用。要多层次、广渠道、全方位推进，既要注重“面”，重视对基层创造的好经验进行系统集成和有效推广；又要注重“点”，善于运用蹲点调查等方法进行典型个案研究，形成一批立得住、看得见、传得开的理论政策研究成果。坚持虚实结合。做好工运理论政策研究工作，既要重理论政策研究，又要重实地调查研究，并以实地调查研究为主。要通过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准确了解职工所思所想。紧扣基层面临的急迫问题开展调研，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调研结论和对策建议，有力促进工运理论成果与工会工作创新融合发展。提高转化质量，拓展研究成果把研究成果作为提升工作成效的“助推器”。工运理论政策研究要始终坚持研以致用，努力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上下功夫。要以工会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重点问题、难点问题为导向，开展专题调研，与基层工会干部、职工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办法、解决难题的实招。把研究成果作为辅助决策咨询的“指南针”。工运理论政策研究成果要在精准、易用、可行上下功夫，及时为工会决策提供行动指南。“精准”要求工运理论政策研究成果注重成功案例和经验总结，有较强的针对性；“易用”体现在工运理论政策研究成果看得懂、做得到，便于进行推广和复制；“可行”要求工运理论政策研究成果操作性强，符合工会实际和自身条件，可以实现直接转化甚至就地转化。把研究成果作为强化制度建设的“原动力”。只有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才能通过理论的系统论证和科学分析，提出制度建设的计划建议，推动制度“废、改、立”工作。要创新一批高效、务实、管用的更好服务职工的制度办法；不断优化完善与时俱进、协同精准的工会工作体制机制，促进工会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升工会组织治理效能。（作者单位：重庆市总工会）【来源：中工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