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编者按】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大概都有很多“槽”要吐。高校的历史系教师，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又有哪些职业“槽点”不吐不快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在高校历史系、人文学院等从事历史教学的四位老师，通过线上圆桌的形式，分享他们的见闻与思考。“吐槽”之外，或许能引起更多共鸣与讨论，为解决一些共有的问题提供一定“助推”作用。四位老师以甲乙丙丁代称。以下为本次圆桌会议上篇，主要讨论课题与期刊问题。“唯课题论”不可取甲：这几年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举措太严重了，唯课题论、唯帽子论、唯权威期刊论。我们还有点理想主义的教师当然有很多“槽”要吐。以前申报到课题很正常，不会给你平行资助，但这几年因为大家不积极，学校里课题拿的少。现在，如果申请到课题，学校给的科研奖励非常高，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唯帽子论”，如果是什么头衔的学者，那么各种资源都会向你倾斜，也不管获得者实际水平情况、如何得到这些帽子的。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荒唐，也不正常。乙：刚才甲老师讲的这种情况，我们工科大学更加严重，而且重视指标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像对某类刊物、某些项目加大奖励，而且在各种场合都把这个指标的功效加以放大。这种一味崇拜指标的局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真的没办法预料。因此在这里吐一吐槽。丙：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情况，目前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唯课题”对高校科研风气的不良影响要更大。课题并不是成果，但现在高校里面把课题搞得比论著的分量还要大，首先跟评价体系有关。因为在“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里面，课题占很大的比重。现在提倡反“四唯”，反“唯论文”，无形中更加大了课题的比重。其次是实际利益的影响。最初的时候，拿课题就是获得一笔经费支持。因为一开始国家没钱，给各个高校财政拨款不多，能用于科研的钱更少，各个高校就只能靠额外拿课题来增加科研经费。后来受国际影响，越来越重视研发经费（R&D），作为衡量科研实力和高校等次的重要指标，清华、北大等校带头晒每年的科研经费，结果慢慢就成了风气，到现在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近年来国家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各种资源越来越向高校倾斜。所以研究院所也成立大学，目的就是为了分这块蛋糕。各个高校为了鼓励拿课题，纷纷加大课题经费提成和配套的力度。文科的对这个没什么感觉，自然科学的就很吓人了。文科拿几十万的课题已经高兴的不得了，自科是不屑一顾的。自科课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然后一个提成、一个配套，那不得了。所以现在高校里自科根本看不起文科。管理部门也是一样，管自科的科技处比管文科的社科处地位高很多。再次跟财政拨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现在财政对高校的拨款主要是人头费，科研经费越来越注重效益，很多钱都通过课题的途径发放。学校拿的课题越多，科研经费就越多。课题少，科研经费就少，学校各方面事情就很难办，现在各级管理部门都讲绩效，经费、收入都跟绩效挂钩。学校的绩效怎么管理？就是按照“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对标对表来打分。分数越高，等次越高，奖励就越高，学校获得各级经费支持也越多；如果成绩低的话，那就要倒过来扣你的钱了。所以，层层指标、层层落实，最后倒霉的就是老师，想跑都跑不了。甲：这几年对课题太重视了，而且课题很容易以现实风气为导向。但一些基础学科、一些专业的基础研究，必须要坐冷板凳，哪里能跟现实走这么近，走得越近，出的风头越多，说明学者越功利，学术研究成果就容易质量不高，胡乱应付了事。现在很多课题和学术评奖其实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越是从事专业纯学术性的研究者倒是不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那些看起来可以马上“经世致用”的，反而很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丙：课题跟平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学校的层次越好，给的指标就越多。乙：我觉得项目课题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科不平衡。纯基础的、纯学术的学科，吃亏很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课题管理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只重视拿到——反正一拿到，就什么都有——但是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学校就根本不考察了。前一段时间有个老同志跟我讲，他说：唉，好多人拿项目拿得很起劲，拿到以后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不干就是不通过嘛，反正对个人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我们目前课题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丙：在一些省份，如果课题最后没有结项，会有一定的惩罚，比如省级的项目没有结项，三年以内不能再报省级项目。乙：其实对很多人还是没有限制，他拿到了一个就不需要其他的了，或者是再过三年再拿。丙：的确不应该这么强调课题，因为课题不是成果。如果是后期资助还好一些，毕竟有个相对成型的成果。丁：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的，首先课题天然就有导向。“导向”不是我们学者或者职能部门简单地去附和意识形态。我们都是中国人，对现在的国家和民族都抱有热情和热爱。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可能更有利于党和国家方针的进一步实施。如果把学术与宣传的边界明晰化，会更加合理。其次，重申报、轻结项。以前学校规定，评副教授不需要国家级课题，但是近些年一定要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才可能申报副教授、教授，压力一下就大了很多。所谓重申报、轻结项，就是只要中了课题就可以去评职称，假设课题最终没完成，不是因为各种问题被撤项的话，几乎没有惩罚机制。如何把处理申报和结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另外，最近几年招标课题、专项课题大量增加了。专项、招标也等同于重大课题，专项、招标就造成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学术同仁的局面，当然有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但这也可能成为一种私相授受的资源。今后项目导向会越来越严重，国家侧重智库、项目导向，就说明以前人文学科或者更广领域的学术研究跟社会、国家的需求脱节了。现在项目导向在高校里面影响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学校之前项目是不配套的，因为这样的项目太多了，但这两年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人文社科因为经费相对较少，学校给配套，同时奖励。甲：这导致某些“大佬”不断在“大拿”，而且不一定做或者不一定能做好，课题垄断度太高了。丙：现在文理科都强调要拿纵向课题，但“纵向课题”的来源太少，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垄断。课题级别是根据发布部门的行政级别确定，并不是根据学术水平来定的。省级课题的选题、成果水平就比国家级课题差吗？不一定。近年来申报课题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限额申报。课题申报的时候，不限项跟限项差别非常大。一旦限项，第一关是出校门。出校门是最麻烦的，就像评职称一样，在学校里面搞筛选。好学校名额多一些，也更重实力而不是人情关系，一般的学校就不同了，更多要靠人脉关系。只要限项，搞校内推荐，肯定是有“优先”。课题这种体制化的存在虽然暂时很难改变，但也不应过分突出课题的地位。论文、著作是科研成果，课题不是科研成果，只是获得资助资格、拿钱。而且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科不同，许多学者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也一样做出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所以把课题强调的这么重，成果反而不强调、不重视，这实在说不过去。乙：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个方向是好的。因为看到了成果的基本模样，最后偏差应该会小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评审项目时应该加大后期项目的资助数量、力度和权重。项目是什么级别，能不能立项，要看成果本身，不要只看前期设计。混乱的期刊丁：关于权威期刊，科技部已经发文了，明确不允许奖励SCI论文了，我们学校已经改了，理工科老师现在收入可能要减少很多，至于人文社科，因为教育部没有直接发文，还没有跟着调整。甲老师他们很幸福，因为XX大学历史系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学科，我们学校人文学科在一起评比，导致了文史哲多个学科同时去竞争职称、人才称号或者是人才推荐的资格。虽然文史哲说是不分家，但其实专业领域的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很多领域的著名学者也不能把握跨学科，或者说超越他自己的研究领域。的确不应该以文章级别来衡量学术水准，但如果不用期刊级别，中国又是个人情社会，那咋办？权威期刊肯定会调整，但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不好预计。权威期刊淡化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比较良性的方式，来引导学术的评价体系？甲：……比方说国家社科的成果文库，以前大家好像不怎么重视，但这几年为什么重视了呢？因为表格里加了这一项，各高校就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不能用僵硬的或者是指标化的东西来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丙：现在指标体系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甲：我觉得权威期刊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权威期刊流行了很多年，权威期刊的可操作性更大。当然不光是权威期刊，一般的期刊操作性都大，公平性越来越差，而且号称是权威期刊经常发很多的烂文章。大家以核心期刊看人的学问，很糟糕。我看一些学者在所谓权威期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问题很多：引文的错误，误读材料，抄错材料，还有做“伪注”。其中当然有些是编辑的错误，有些是作者的错误，但编辑应该校对出来。总体上，权威期刊比别的期刊质量要好一点，但是我们太强调某几种期刊，就导致很多不太正常的情况出现。其中之一是这些期刊编辑到处指导别人怎么做学问、怎么研究、怎么选题，其实他自己都不怎么会写文章或者文章都不通的，还要去指导别人做研究。这是非常荒唐的现象。课题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有意识形态导向，有应用导向，但核心期刊的威风可以说完全是被体制造出来、被大家捧出来的。这样对于年轻人不太有利，年轻人投稿，经常会遇到文章再好也难得到发表的情况，不要说权威期刊，一般性期刊也不用。因为杂志担心转载率，担心无名作者会抄袭，导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包括博、硕士生、讲师或者是副教授之类的，发文章很难，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很优秀，不能发表文章很影响他们的成长。乙：是的，甲老师讲的这些期刊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期刊问题的根源是评价体制。某个期刊，在有的学校是第一层次，在有的学校又是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同的期刊在教育部填表的分数权重有大小之分，分数占比高的，就变成了高校的权威期刊。另外，我觉得目前在期刊问题上，对教师个人影响比较直接的是：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时，落实在期刊指标上，就会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不公平。举个例子，《近代史研究》在我们学校的评价指标里面属于第三个档次，而台湾地区出的《哲学与文化》是所谓A&HCL，排在第二个档次。《近代史研究》的文章，学术水平应该要比《哲学与文化》高吧？每次不管是评职称还是申报人才项目，学校把名额分到各个学院，学院内部评选就会看期刊指标，这个时候我们历史学就亏大了。这一点我是深有所感，也是深恶痛绝。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应该要分学科作评价。在文科下面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还不够，要再分到一个具体的学科。比如有三个名额的话，文史哲要各占一个名额，然后每个学科内部再来评比。丁：期刊的事我再讲两句。我们学校很大，管理层当然要用一种标准单一的方式量化，肯定会形成不同学科放在一起评价，就导致越是发达、成熟的学科，可能越吃亏。我们期刊的名录，是按照一级学科或者学科大类来划分的，历史学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了，这个学科从业者很多。历史学科举出五六个水平顶尖的刊物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学科门类确定权威期刊的话，你就只能挑一种。其他很多新兴的学科，或者说逐渐成熟的学科，也是一个学科门类，必须得给它一个指标，定为权威期刊。这就导致非常成熟的学科在期刊评价体系中严重内耗。再就是刚才讲的外文发表SSCI，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SSCI可以分区，有转载率等影响因子。国外的很多同人期刊杂志是超越体制，靠学术共同体来维持，质量很高，但有的期刊也是人情期刊。我们对期刊的评价还是过于简单化了。进入SSCI，就把这个名录视为一种天然的质量保障，这其实学者的自我矮化，学者不靠学术判断，只看期刊名录了。然而，SSCI本身又是种商业行为。那么，怎么突围呢？教育部几年前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A刊制度，权威期刊相对较广。起码把原来那种金字塔的格局变梯形的格局，每一学科里面有五六种在同一个平台。这样对学术生态的维护有好处。今后如果能提供一种多样化范围和名录，不是一家独大，大家都良性竞争，可能比较好。丙：权威期刊开始流行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客观地说，部分权威期刊论文确实给学界研究树立了标杆。但毕竟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一样，都是期刊评价的标准，一刀切地把它拿来作为评价期刊里所有文章的指标，显然就弊大于利了。从国内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来源说，多数期刊的核心地位是由原来的行政级别转化来的——如原来的国家级、省级期刊——再按照行政级别分配学术资源，逐步形成今天的核心期刊体系，所以它的源头是行政本位，而不是学术本位。这可能是国内学术期刊与国外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区别。除了期刊问题，研究成果评价还应该注意“大同行”评价和“小同行”评价的差异。自然科学方面，研究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很多问题由“大同行”评价很难进行，只能看期刊级别和影响因子，但是改由“小同行”评价就好解决一些。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研究领域细分化的问题，那么文科的学术评价是不是可以参考自然科学的“小同行”评价方式呢？当然，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在缺乏严格学术规范和道德监督，学界自身学术自律也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小同行”评价很容易变成“小圈子”评价。这是目前“小同行”评价最容易滋生的弊端。许多人也出于担心学术评价变成人情关系下的私相授受，继续支持相对客观、公正的核心期刊评价。解决办法，或许可以仿效国外，扩大评审人的选任范围，严格限制本校、本系统、本省评委比例，强化评审人的回避制度和诚信惩戒。具备条件的大学可以从全球选任评审人。不过，根本解决办法，恐怕还是要靠学界自身开展“扒粪运动”，重新树立良好风气。甲：有些学校特别看重外国刊物，主要是因为大学要冲国际排名。实际上很多国外刊物发的文章很多很烂的，翻译成中文没法看，主要给外国人看的，很多国内学者找外国学者代写，或者跟人合作，质量其实很难保证。但是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定位很高，奖励的金额也很高。乙：教育部前几年搞的A刊目录，公布后意见很大，就没有普遍推行。A刊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同学科的A刊数量不平衡。据说当初是由各学科专家评出A刊目录上报到教育部，再由教育部做统筹，但最后是按每个学科上报的目录公布了。有些学科上报的A刊数量多，一些不太好的刊物也混进去了。像历史学的A刊数量就比较少些，估计当时历史学科的专家挑选期刊非常严格。另外一个问题是崇洋媚外，国外刊物的份量、地位普遍高出了国内刊物。这是教育部原定A刊目录里面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例如，《近代史研究》属于A3刊物，也就是在A刊目录里面属于第三个等级，而台湾地区《哲学与文化》是A2刊物，在我们学校，A2比A3地位要高很多。再比如说，国外某个历史类的SSCI刊物在教育部A刊目录里面可能是A1，而国内的《历史研究》属于A2，那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漏洞。所以说A刊要推行的话必须作些修改，根据每个学科的情况，在学科内部权衡一下，在各个学科之间再平衡一下。丁：我们学校没有采用A刊体系。我还特意问过人事处的老师，他们说如果教育部A刊实行的话，我们肯定按照A刊，因为要以教育部考核指标为指挥棒。教育部明确把A刊给撤回来了，因为A刊有利有弊。A刊要筛选，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大佬，他们过滤掉一批洋刊了，但如果过滤得有偏差，又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行政老师心里都有数，SSCI和SCI其实不能体现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在评价体系里面它们确实是权威期刊。今年教育部、各个部委发文件了，不能有SSCI和SCI，各学校就开始玩文字游戏了，称之为“国外重要期刊”。SSCI和SCI主要是英文期刊，如果变成国外重要期刊的话，不用英文，用其他语言在一些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可以算，比如日本的一些中国史杂志。这样，可能非英文国家的杂志也可以变为国外重要期刊，所以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唯SSCI，可能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的洗牌。甲：我觉得大家反对权威期刊，不是因为不应该有，而是因为标准很乱。我也帮一些杂志做过专家评审，发现有我通过的文章，杂志没有发；有些我知道被毙掉的文章，杂志发了。丁：期刊名录毕竟是管理的有效手段，我们应该回到学术的本位，回到文章本身，看能否解决问题，这可能是它的关键点。甲：但有时候没办法评价，你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他在《近代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我又不懂，怎么评价呢？最后还是得回到期刊的级别上，这就很不好说。乙：以《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作下比较，有些人在《哲学研究》每年可以发一篇，但是在《历史研究》每年能发一篇的有几个学者呢？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丙：换一个角度看，“崇拜洋刊”可以对国内学术刊物造成改进的压力和动力。（马淑钦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凤凰出版社等高校和机构的4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做总结发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主持新书发布式。王建朗介绍了近代史所七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历程，他指出，《丛刊》是从近代史所藏的110多种稿钞本中，精取其中31种汇编影印而成，史料价值极高。魏大威指出，近年来，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社科院、历史研究院各单位及各位专家，与国家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方面，以及抗战文献、近代中日关系、近代专题文献等方面合作推出了很多重要出版成果，总量已接近3000册，便利了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国家图书馆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规划建设47项重点项目，希望以后进一步发挥国图职能，加强与学术、科研机构合作，一如既往为国家学术研究做好文献保障和学术助力，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就《丛刊》的价值、意义及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认为日记作为一般制度史和日常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刘萍从该所早期征集史料的途径谈起，认为正是前辈学人的努力和学术自觉，才使得当下的近史所史料收藏蔚为大观，为后人树立良好榜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谈到史料影印的必要性以及影印的困难，呼吁相关图书收藏机构，加强大型文献类图书的收藏规划。他建议出版机构，重视日记手札类文献的电子化，推进与民间和海外资料收藏者的合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认为，日记手札等资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多属私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可补其他史料之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张永江充分肯定该书价值，认为对于日记信札等资料，可分批次、分阶段进行整理研究，相关教学机构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之学。《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丛刊》精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1种未刊稿钞本日记，如《定边日记》《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等。日记底本经高清彩色扫描，凡原书扉页、题签、印章，以及日记中粘贴的各种剪报全部予以保留，灰度制版印行，总计八十册。这些日记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主人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责编：吴敏

1.《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编，知识出版社1980年6月版)本书收集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和马林等10人的回忆文章或谈话11篇，是记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的第一手材料。除参加者本人的回忆文章外，还辑录了党史考证论文四篇，对“一大”的会期、参加人数和讨论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附录中收入了“一大”通过的纲领等文件。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史文献，收录了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决议、报告和函电等，按年代顺序编译。全部资料从1919年至1943年止，分辑出版。本书是第一辑(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至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为我们了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文献资料，对进一步研究中国革命历史、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起到了积极作用。3.《“一大”前后》第一—三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再版第一册，1985年2月再版第二册，1984年6月出版第三册)本书是《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的一种，选编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有关建党活动的部分资料。第一册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选编了当时的有关决议、党刊和革命报刊的社论、书信、报告和文章等，并将有关的综合资料作为附录。第二册按各地党组织建立时间的先后次序编排，主要选编了当时一些亲身经历者后来所写的文章、回忆录和访问他们的记录。第三册是新增补的资料，附有“‘一大’前后大事记”。4.《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本书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下达给浙江的专题征集任务之一，在征编专题资料的基础上，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嘉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和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编纂而成。本书收录了历史文献、回忆资料以及部分学者的考证文章和书报文摘，对13名“一大”代表的生平作了简介，选录了邓小平等领导人及知名人士的部分题字、题诗、题词，为研究党的创建时期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本书是俄罗斯科学院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译出。本文件集收录重要档案文件205份，绝大多数为首次发表，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电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这些珍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更加详细地阐述我们对当时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些文献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立场和行为，介绍了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莫斯科对国共两党内部发展进程的影响。6. 《开天辟地大事变》(曹仲彬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本书是宣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的专著。全书共分十章，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特别是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展开的，介绍了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争论情况，同时也介绍了作者的研究成果、对一些争论的看法和探索意见。作者曾先后访问过党的一大代表刘仁静、一大会议安排者王会悟、1920年入党的罗章龙、1922年和1923年入党的王一知和夏之栩等人，特把这些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访谈录附后。本书用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7.《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刘宋斌、姚金果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本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经过，主要内容包括：创建前的国内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国际形势，创建的文化背景和五四运动，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建、成立以及初期的活动，等等。本书既有著者个人研究这段历史的心得和观点，同时也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附有一些图片资料。8.《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倪兴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本书记述的时间为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全书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力求全面、详尽地记述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除对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及旅日和旅欧的早期党组织活动予以重点记述外，还涵盖了全国约20个省市有关党的创建方面的活动。资料以当地党史部门出版的史料为主要依据，体例上以编年为主,兼顾记事本末，既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事,又按事件的性质适当集中记叙,力求完整地体现历史的连续性。本书满足了从事中共创建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同时方便了读者查阅与中共创建人物事件和活动相关的史料。9.《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本书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等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作者认为，中共成立史的研究应联系国际大环境，打破“自我封闭”的研究状况，纠正以回忆录取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本书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10.《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10—2004.12)》(倪兴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本书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地反映1949年10月至2004年12月止中共创建史研究成果的专题目录索引，收录了在中央报刊、各地省市级刊物、大专院校学报、党史和军史研究等刊物及部分论文集上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篇目(资料不收)以及公开出版和内部出版的相关著作篇目。本书编者在编辑过程中查阅了《全国报刊索引》和《近代史研究》逐年刊载的目录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逐期刊载的目录索引等各种目录索引近30种，又对100多种专业期刊、核心期刊进行核查，得到各方党史学者的专业指导。本书根据题录性质分为总论、思潮、事件、会议、组织、报刊、书籍文章文献、旧址故居纪念馆、人物、著作等十大类目，每大类目下依照题录主题再设子类目。11.《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倪兴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本书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发起、组织并统稿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由30多位专家学者分头执笔，经过主编和作者近4年的辛勤耕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之际出版的大型辞书。本书选收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的各种社会思潮、事件、会议、团体、组织、文献、文章、报刊、书籍、人物、旧址等有关词目近1700条，构建了一个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的中共创建史资料体系。12.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本书分上下册，记述了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在1991年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本书上册内容包括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革命新局面的形成、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北伐战争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等。在叙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时，本书不限于以辛亥革命作为开篇，而是向前延伸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19世纪后半叶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和仁人志士的探索作了概要叙述，从“两个八十年”的视野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开展的必然结果。本书是涉及中共创立的权威著作。1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版)本书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的第一册。全套文献集共26册，按时间顺序编排，收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献，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决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电报、书信等。其中，第一册收入了1921年至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文献75篇。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文献15篇，以“副编”的形式收入第一册。本书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14.《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本书(套装上下册)系文件汇编，收录了出席中共一大的国内13位代表在中共创建期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后)的文章和文件，反映了一大代表在此时期的建党思想，以及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共创建史提供了详实的材料。15.《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邵维正主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本书是以党的创建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性党史读物，叙述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成等三个方面。本书从不同视角阐述和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坚持用事实说话，每章可以独立成篇，组合在一起又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16.《建党》(张军锋、张树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本书以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激荡变幻的历史为背景，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描绘了中国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革命活动和理论思潮，以及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筹备到成立并扬帆起航的一系列过程。此外，该书还附录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出席者人物小传”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事记”等史料，并配有图片150余幅。17.《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本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共同发起和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学术研讨会”的成果结集，收录了会议讲话5篇和论文73篇(国内学者66篇、外国学者7篇)，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共创建的关系、辛亥革命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五四运动与中共创建的关系、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历史人物与中共创建、中共早期组织与中共一大、中共创建及其初期开展的工作、上海近代社会与中共创建、国内外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状况等10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18.《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黄修荣、黄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版)本书全面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三大创建的历史进程。全书有注释1500处，引证史料260余种、近千册，涉及中外革命先辈以及一些当事人鲜为人知的回忆录、书信、文章，还有相关报刊杂志的记录及反思，以及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近年来公布的有关中共创建的珍贵档案史料。19.《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5月版)本书的档案文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馆藏、已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俄罗斯档案馆公布的有关资料、国内外已公开的有关资料和当事人回忆等。全书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等6篇中共一大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等19篇中共一大相关文献，李达、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29篇中共一大回忆资料，以及国外有关一大的文献资料5篇。本书是研究一大的工具书，对党的代表大会的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20.《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版)本书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国内外档案馆和专家、学者编纂的“中共创建史系列丛书”的第一册，公布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2015年10月赴俄新征集的档案资料，收集了1920年至1923年间关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关系的档案资料，收录文件121份，档案文件、人物、书籍等各类珍贵图片157幅。本书用档案资料系统完整地将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链接为一个脉络清晰的整体，为研究者在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基石，填补了这一时期关于该主题的系统性档案资料的空白。21.《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本书是“中共创建史系列丛书”的第二册，为日文档案资料集。该日文档案来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资料，选取时间段为中共创建前后几年，内容为日本当局对在日本居住的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人的行为的记录、调查等。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日本视角，无论是文字的表达还是语气的推敲，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他们的立场以及对中共的态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尽量贴近原文表述方法，这有助于中国学者更有效地使用这份材料。本书还记载了上海的社会结构、政治气氛、人文环境等，反映出中共建党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翟雅楠：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

《胡适研究十论》，耿云志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54页，75.00元人生世上，会碰到许多机缘，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往往都是原来所无法预见的。我走上研究胡适的道路，就是许多机缘凑巧遇合到一起所造成的。1971年，我们还在河南“干校”搞运动的时候，就听说周恩来总理向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的任务。1972年，我们从河南“干校”撤回北京。不久，搞中华民国史的任务就落实到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由李新先生负责。这年10月，民国史研究室（当时不叫研究室，叫研究组，为行文方便，我姑且全文都用民国史研究室的名字）正式成立，我是最早的成员之一，到现在，参加过那次成立会的人，就只剩下我一个了。研究民国史，特别是涉及思想、教育、学术与文化方面，绝对无法越过胡适这个人。胡适自从1949年以后在大陆一直是被批判，被打倒，以致名誉被搞臭的一个“反面人物”。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研究这样一个人，是须要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敢于独抒己见的勇气的。我一直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从读高中的时候起，我就对思想和理论发生兴趣，常常表达一些独立见解。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不能入重点大学。1972年，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胡适在文、史、哲各学科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是一位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要研究他，对他做全面的了解和评估，也就需要在这些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较好的训练才行。我比较具备这样的条件。初中时期，我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读过世界许多国家最优秀的文学家的作品（中译本）和他们的传记，以及文学评论家的作品。高中时期，我又成为哲学的狂热爱好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至于历史，我一直都比较感兴趣。而大学毕业之后，又恰好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所以，在文、史、哲三方面，我都还有一点基础，有一点训练。可惜，我没有学习过英文，自学过一个阶段，因为工作压力及家务压力太大，不得不放弃。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我只能先从搜集材料入手。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陆陆续续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那时，仍在搞运动，我只能用每天搞运动剩余的时间来查阅档案）。这使我了解到与公开宣传的胡适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胡适形象。我的胡适研究之路，就是从这一年正式开始的。1979年，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要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李新先生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去参加会议。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查过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里播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既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便不大会再发生大轰大嗡、不讲理的群众运动了，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打小报告和扣政治帽子了。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研究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这篇文章被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要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出来。他认为这篇文章是那一期的杂志（1979年5月号）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1979年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见到了我那篇文章。那次会议规模很大，有两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教师以及理论工作者参加。通过他们，把重新研究、重新看待胡适的重要信息带到了全国各地。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渐渐为学界所关注。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许多曲折的过程。1979年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出版社因得知上面有人有不同意见而不得不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胡适研究之路的曲折，这仅仅是开始。1983年秋冬，有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近代史所内为“清除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才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不得人心，几无可能。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1986年，又发生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于是又有人跃跃欲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还说道，学校的课堂里不应当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以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自从1979年5月，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不断有杂志、出版社向我邀稿，要我写胡适传，我总觉得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难以写出满意的胡适传。所以我都先后谢绝了。除了客观条件以外，我的主观条件也有问题，当时除了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以外，我还要替黎澍先生写文章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此外我还承担着几乎全部的家务工作。所以，那时期，我一个人差不多要做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半人的工作。当时之所以放弃英语自学也是这个原因。那时社会上传说，有女要嫁就嫁给社科院的男人，因为他们不坐班，可以包揽全部的家务。1983年底或1984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所以，1984年春夏间，就主要做这件事。全书约四十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胡适档案中的大量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和稍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道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写胡适的传记。我仍然没有答应，我仍觉得条件不够成熟，写不出自己可以满意的胡适传记。我只答应四川人民出版社，把原来《论稿》中的年谱简编进一步充实，单行出版（原来，香港中华书局抢先把那个年谱简编单行出版了，据说，销路还不错）。新编的《胡适年谱》于1989年出版，此书对于胡适研究者和其他对近代思想学术史感兴趣的人，颇有参考价值，被引用得很多。此后于1996年出版《胡适新论》，2011年出版《重新发现胡适》，都是研究胡适的专题论文的结集，我始终没有写胡适传记。因为传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生平故事，我不善于讲故事。所以，我就拿出时间精力做专题研究。另外，我编辑了一些资料书。最主要的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是把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中凡比较有价值的材料，整理起来影印出版，有四十二大册。这部书自1994年出版之后，成为海内外研究胡适的学者最重要的参考书。我写的书，我编的书，几乎没有能赚钱的，因为学术性强，太专业，发行很少，所以赚不了钱。但这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却是挣了大钱，因为海内外大图书馆都要买，在海外三千美元一部，按七折卖还有两千一百美元，当时合人民币一万七八千元。据说，收入四五十万元，我作为主编，没有拿一分钱，全部交给研究所。因为那时，研究所非常困难，大家都很清苦，都眼巴巴地盯着这部书能给他们多带来一些补贴。那时北京流传一句顺口溜：“远看像是逃难的，近看像是要饭的，上前一问，是社科院的。”可见，那时我们社科院的工作人员有多么困难。九十年代，我还做过一项较大规模的资料工作，是编辑出版《胡适论争集》。此书原来并没有刻意要编成一部大部头的书。但编起来，觉得材料越看越多，于是索性就编成一部“现代思想论争集”一样的东西。因为胡适是现代思想领袖，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发动者，或是主要的目标人物。这部书从文学革命一直到台湾时期的争论，以及他死后关于他的历史地位的争论都包括在内，共收资料三百四十余万字。同样是一部资料丰富、价值很高的学术资料集。此书出版于1998年。1995年我开始创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1995年5月出版；第二辑1996年出版；第三辑1998年出版，后因经费困难，停了下来。这时期，我受香港商务印书馆之约，为他们编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胡适著作选》（这是台湾出版商买了此书版权之后改的名字，香港商务印书馆就叫做《胡适卷》）。这本书只收了胡适最具有代表性，又最有可读性的文章。这在我是不经意做成的。没想到，不经意做的事，效果却意外的好。此书1997年出版，至今每年仍有出售。可见其受读者的欢迎。我做胡适研究的最大目标就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读胡适，了解胡适。而这本小书于此颇有贡献。另一本书，是把胡适档案中保存的胡适照片，挑选出能反映其各个时期的活动及交往情况的，略加注语，编成一本《胡适及其友人》（此书也收入少量胡适档案以外的照片）。据说此书销售情况亦比较好。2001年，在北京举办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时，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总经理慨赠此书数十册，分赠与会各位学者。这本书前些年，中华书局又再版一次。2008年我开始办起《胡适研究通讯》，定为季刊，每年出四期，到现在仍在继续出版，由宋广波承担编辑任务。这个小刊物深受海内外学者欢迎，余英时先生说他每期都读。在胡适研究方面，我费时间精力最多的，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和开展推动胡适研究的各项活动。1991年是胡适的百年诞辰，我既然决心要让社会重新认识胡适、了解胡适，既然认定胡适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教育、文化上有巨大贡献的人，他的百年诞辰就一定要有所举动。台湾地区和美国华人世界一定也会有相应的纪念活动，如果大陆上竟然没有任何举动，我们将无以对后人。反复思索之后，我决定要找当时的社科院院长胡绳先生谈谈我的想法。没想到，胡绳先生很坦率地支持我的想法，他说：“举办一次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决定让我列席历史学科片各所所长会议，向他们谈谈我的想法。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各所所长一致赞成我的想法。随后我以近代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报告给院里，申请于1991年适当时候，举办一次全国规模的关于胡适的学术研讨会。院里批准并给予资助，有几个研究所，以及相关的学会，还有安徽大学，都捐款资助这个会议。破天荒的全国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11月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顺利举行。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当时任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王子野先生出席了会议。他本人是绩溪人，他对胡适已经有了新的了解。会前，在北京我们已多次交换意见。他能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实在是对会议，对胡适研究，对我个人一个极大的支持。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一般学者可以信任我，可以支持我，踊跃写文章来参加会议，但承担协办会议的绩溪县的干部们，他们和学者们不一样。所以有王老先生参加，这对于会议的成功是很有意义的。会议几乎囊括了当时从事胡适研究和关心胡适研究的学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七十多人与会。我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讲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史上具有广泛影响而又争议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对他只有批判而无研究。十余年来，研究胡适的有关论著相继问世，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适研究，将会在比较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中，不断深入，取得更大进展。”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全国绝大多数从事胡适研究的人和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人，得机会聚在一起，互相认识，互交朋友。这对以后推动胡适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有这次成功的学术聚会，才有以后数年胡适研究的迅速推广。会后编选的论文集，我取书名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据说销路非常之好，以至几年之后，又再版一次。这在大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居然有再版的机会。这次会议的成功，使我对胡适研究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就在第二年，我在北京燕京饭店举办了一次有海内外研究胡适的朋友们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大家达成两项重要的共识：一个是要成立胡适研究会，以便于推动胡适研究工作的进展；一个是开始筹备编辑胡适全集的工作。这两项工作随后都渐次落实，分别得以实现。1993年，1995年，分别在青岛和上海举办第三次、第四次胡适研讨会。特别是上海的会，非常圆满成功。我们第一次请到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傅安明先生到会，他对那一段时期胡适先生的生活及与朋友交往的情况知之最多。2001年，在北京举行了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会，与会者听了一段胡适讲演的录音，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请了一些研究党史和革命史的学者参加，对于推动胡适研究起了特殊的作用。2011年，我们在南京举办了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为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们还编辑出版四本书：《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本来书名是《新编胡适文选》，但出版社方面大概有其苦衷，坚持正题必须另起名字）、《胡适书信选》《重新发现胡适》《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胡适及其友人》的增订版）。南京之会，于2011年4月27日至28日在南京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历届胡适研讨会参会人数最多的，除了少数年高体弱的朋友，还有极少的几位在学校工作的朋友因课程安排上的困难无法到会，其他的朋友都认真撰写论文到会宣读，参与热烈的讨论。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日本朋友，在大地震和海啸的巨大灾难刚刚过去之后，如期来到南京参加会议，他就是山口荣教授。我在此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道：“由于有了大量的胡适著作的出版，由于有了大量的研究胡适的论著的出版，我们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读者界，相当多的人对胡适有了比较接近真实的了解。曾经被批判得面目全非的胡适，逐渐以比较完整的真实形象浮出地面。他是一位在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他是一位不骛神奇，始终以平实的态度认真思考中国现代化各种问题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巨星般的学者和思想家，胡适先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一份极其丰厚的遗产，例如：白话国语的成立，教育独立与学术独立的主张，个性主义的价值追求，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提倡，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深远考虑，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研究胡适的学者大多已着手从事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必须看到，胡适先生的思想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我们研究胡适，应虚心地学习和借鉴胡适先生树立的典范，始终秉持学术良心，以平实的态度去研究问题和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我们的学术良心去唤起别人的理解；用平实说理的态度去与别人共享知识和真理。切不可以‘立异为高’，切不可以急功近利。学术良知应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相信，以这样的心态，以这样的方法去工作，我们必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除了举办学术研讨会之外，我们还组织一些其他很有意义的活动。2013年，本着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的想法，我向安徽绩溪的朋友提议，在胡适先生的家乡，举办一次“中学生读胡适”的征文评奖活动。此议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吴浩先生慨然捐赠两百本《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供此次活动之用。适之中学的校长、语文教师们认真地组织了这次活动。他们初评出五十篇写得比较好的“读胡适征文”，由我们胡适研究会聘请包括中学语文教师在内的胡适研究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严格评选，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的获奖者。5月15日，我特地赶到绩溪为获奖的学生颁奖。这是六十多年来大陆上破天荒的一次评奖活动。适之中学的百余名教师和数千名学生以及十多位绩溪县各界人士参加了颁奖大会。事后还举办了围绕这次活动的座谈会。可以说，这是一次很有实际效果的胡适思想推展活动，所有参与者都高度评价此次活动的意义。我个人从事胡适研究，已有四十多年。胡适研究对于我，基本上是“业余”的工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被集体课题和其他工作所占用。但做胡适研究的时候，我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意愿，是怀着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做的。所以，非常愉快、欣慰。我已记不清我有多少次接受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要我谈胡适，有的学校学生自动组织起来，请我去讲胡适。这些全都是出于义务心与责任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认识胡适的真实面目，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你可以仍然不赞成他的某些主张，但我希望你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作出的判断。胡适先生一辈子不希望人们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热心于胡适研究，也是为此。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好的思想、好的主张才会涌现出来。这正是古人所谓集思广益的意思。但在古代，这只是明达君主或官员的一种想法和作风，可遇而不可求。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它应当成为一种牢固的制度机制，和有教养的人的一种习惯。四十多年来，学术环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本人对胡适思想及其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些认识都反映在我所写的书和论文中，读者可以检视、批评。胡适研究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实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学者们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做历史还原的工作，胡适的真实面目，真实思想，不可能被这么多人所了解。单有各自分散的研究工作，没有共同的活动，没有共同的园地，没有凝聚一起的努力，不可能产生较大、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数十年来，我作为胡适研究会的负责人，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筹划和举办各种活动，以推动胡适研究的进展和胡适思想的被了解。如举办学术研讨会、各种座谈会，编辑各类书籍、刊物，等等。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缺乏办事能力的人，特别是不具备现在人们称之为“公关”的那种本领。但既然是客观上需要做的事情，我也只好勉力为之。常有朋友对我说，你为推展胡适研究的相关活动，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若用这些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的学问，岂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成果吗？我说，胡适研究是一项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历史既然把我同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就义不容辞，尽我所有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否则，我会于心不安。值得欣慰的是，胡适研究经历众多学界朋友们几十年的努力，终究有了一些可喜的收获。第一，现在提起胡适，正面说一点胡适的贡献，已不至于让人感到吃惊了。第二，研究胡适的专书已有一百五十余部，研究论文与介绍性或评论性的文章则有两千七百余篇（截至2013年的统计）。第三，胡适本人的著作，从1979年的不许出版，到今天已出版和重复出版几百种，《胡适全集》也已经出版了。第四，大学的课堂里，讲授胡适的专题研究，或专题研究报告，早已是平常的事情。在中学里，我们竟能成功地举办“中学生读胡适作文比赛”。特别值得庆幸的是胡适的文章已经进入中学的课文。这是从前无论如何不可想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沿着数十年来的道路继续做下去，将来必定会有更大的收获。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指出，胡适研究的进步，人们对胡适的了解程度的提高，是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进步的天然尺度之一。（本文为《胡适研究十论》代序）

2019年12月11—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合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1届青年学术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两个单位的50余位学者与会，其中26位青年学者提交论文并报告了研究成果。青年学术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传统学术活动，旨在通过论文撰写、会议报告、同行互评、资深学者评点等环节，全面培养青年学者在学术写作与进行建设性批评等方面的学术能力，以期哺育青年学者成长，形成中国近代史学科代有传承的研究队伍。提交会议的26篇论文视野开阔，议题涵盖了从清前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三百年来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学术思想、国际关系、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变迁，以郭阳《从黄土地到黑水洋：台防同知梁尔寿述论》为首篇，以王康《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为收束。前文运用了大量地方志及日文史料，考察清前期的选官任用制度与战后重建问题，官员追求仕途与清朝统治技术的关系。后文考察经典小提琴曲《梁祝》的诞生过程，探讨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及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创作体制，及其与文艺实践的关系，回应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问题。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帝制向共和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国家的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均发生深刻变迁。卢树鑫《晚清巡道监察职能的运用与地方治理的强化——基于贵东道的分析》一文，通过解读光绪二年至六年贵州省贵东道道员易佩绅所作《贵东书牍节钞》，呈现了汉苗杂居的黔东南地区，经过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湘人治黔之后的统治秩序修复与社会重建，揭示了“同光中兴”局面在巡道一级的体制与人事运作，及清后期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强化。潘建华《秩序的重建：北伐时期国民党政权战地各省政务的筹办（1926～1928）》一文，通过考察国民党“北伐”过程中的地方军政整合与行政规划，讨论国民党政权应对晚清以来地方军事化积弊及重建军政关系的措施。池翔《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奉天国有林与林业诉讼》一文，以民国时期北京政府推行国有林制度，从而对东北传统地权定义提出挑战、引发产权纠纷的案例，梳理东北地区林、地权关系及管理结构的演变。郝昭荔《汉奸的经历、自我认知与政治重塑》一文，以青岛伪市长姚作宾为个案，呈现了急遽变迁的时代中个体的选择、判断及戏剧化的人生历程。近代中国的历史，与全球化的进程同步。李稳稳《外国人在安多藏区的考察活动及阶段特征探析》展现了19世纪欧美日俄列强在争夺亚洲内陆的背景下，在安多藏区的考察活动，及其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争夺与博弈。魏兵兵《五卅运动与上海公共租界华洋关系的演变》在全球种族问题的大背景下，讨论殖民地的华人参政问题。彭鹏《怀疑与利用：试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国际联盟》揭示了日本与国际联盟之间既矛盾又共谋的关系。冯淼《太平洋视野下的民国经济与政治：三十年代太平洋国际学会知识界关于民国建设运动的讨论》利用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圆桌会议记录，呈现20世纪30年代英美学院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政治经济问题及苏维埃运动的认识。张燚明《1942年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的因应》与皇甫秋实《危机中的美国总统特使：1944年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加深了人们对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理解。李珊《试论近代中国人的英文书写与民族主义》与张会芳《英雄·亡国·国贼：清末民初安重根题材戏剧中的叙事转移》讨论了中国存亡绝续危机下民族主义的兴起。马建标《恭亲王奕、蒲安臣与咸同之际中西“合作模式”之形成》则试图在侵略与反抗的历史认识之外，挖掘中西“合作模式”的历史实践及其可能性。赵妍杰《以礼服定文野：婚礼标识所见之中西互动》反映了日常生活方面中西文化的融合。左翼知识分子的活动、群众运动的兴起、革命政党对群众的组织动员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以及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王毅《20世纪30年代左翼职业记者的革命之路及其影响》，彭姗姗《作为“群众运动”的讲演会——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中心的考察》，李志毓对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众运动的关注，姜涛对“党团员从军”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吴敏超《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梁馨蕾《脆弱的联合：抗战时期的朱家骅与黄埔系》，分别回应了上述问题。近代中国经历传统秩序与社会生活的瓦解，由此引发了深远的文化危机。优秀的思想家无不直面危机，在价值崩毁的时代，探求人生的意义与尊严，在“西潮”裹挟的时代，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彭春凌《人兽之辨的越洋递演：从沃德、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王波《文化主体的重构：邓实及其新“国学”思想的建立》，分别呈现了章太炎与邓实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众多资深学者，以担任会议主持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参加了论坛，对青年学者起到了良好的点拨与示范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肯定了青年学者的成果，鼓励青年学者在关注现实、坚定政治方向的同时，发扬近代史研究所以学术为本的传统和扎实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专业研究中不断进步。（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志毓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文 | 叶韦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摘自 | StoryStudio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妇女杂志》（1915-1937）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妇女期刊，发行量曾达万份以上，每月出刊，常常卖到断货。既然名为《妇女杂志》，应该是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群，但因女性的识字率不高，能写文的人更少，所以在杂志上发声的总是男性，他们往往细数女性的缺点，要求她们检讨，或者呼吁所有的父亲、丈夫善尽教养责任，以免中国被落后的女性拖垮。因为她们的保守性太重，当男子已经同意女性解放后，她们还宁愿守著畸形小脚和贞节牌坊，她们气量狭小又迷信，只知诵经念佛，而不肯走出家庭，对国家社会毫无贡献。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就说，「厌女」几乎是中国妇女刊物的传统。▲《妇女杂志》创刊号最显著的现象是许多男学生来信，极力想要摆脱他们在家乡、未受教育的未婚妻们。单在 1923 年，杂志刊登关于婚恋的通信就达 59 封，在 12 月号编纂了「五位想解约者的来信」，陈述新青年遇上旧婚约的集体叙事。江西九江的竹轩八岁就有了童养媳妇，他说：她是个未受教育者，茫然不知爱情为何物，我虽有时在我母亲面前劝她放足识字，她哪里肯信，只轻轻的走开罢了。我母亲常常因她性情不好，不知受了多少气……她又是女界最蠢者，连女红都不知做……尽管竹轩的父母不甚满意，但这位自小在他家接受教养的女孩，却还能「自主性地」不学识字、不肯放足、不做女红，甚且不断主动要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显然不合一般对童养媳的认知。问题是，这些极可能被抛弃的未婚妻们根本没有发言机会，所以也很难获得她们版本的故事。然而，当有女性为这些沉默而被遗弃的姊妹发言时，却被男性批评为「带有性别偏见」，是敌视男性，偏袒女性。这种对女性发言身分的攻击并不是少见的现象。1920 年学生领袖施存统（1899-1970）就在《民国日报》发表〈看不惯女士二字〉，认为发文署名「女士」，是女子「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举动」。1921 年接任杂志主编的章锡琛（1889-1969），也主张取消「性别界线」：我们有一个坚决的信条，以为妇女问题，并非专是妇女的问题，实在是两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把妇女和男子分成两种的人类，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实在是不自然，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所以我们现在所应该研究的，不宜专限于妇女的一方面，必须著眼于全人类的生活，才是合理。他们呼吁取消性别界线，避免对女性保护，乃至版面上满是对女性不友善的言论，虽有女性反应拒看《妇女杂志》，章锡琛依然坚持「针砭女性原是本志职责，实是希望女界进步」。这种对女性爱之深责之切的现象，并不独出现在男性主编身上。早在创刊初期，1916 年，留美归国的女主编胡彬夏（1888-1931）就规范过，她创「通信栏」写著：自本期杂志、始拟添通信一门、专为海内外女界与本社交换意见机关…通信时、妇女与妇女可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嚣张浮薄之语、诡怪妄诞之说、恕概不登载、盖风教所系、妇女与有责焉、斯为妇女初次在众目众耳前发表意见之时、会其必光明秀伟良淑端雅也固宜、又关于本杂志需改良处、或另有求恳事、尽可直言、本社常乐闻之、时或并答语附载。胡彬夏企图打造女性公共论坛，通过同性的信任关系，延伸通信情谊，鼓励女子「自由谈心、毫无拘束」，但同时警觉女子的公众形象，要求女界同胞在发言时必须自重，谨慎维护得来不易的发声管道。然而，此标准可能陈义过高，导致这个「通信栏」在她主编时期，只在第一期刊登她与作家施静仪的信件后，就终止了。当中国女权渐行开化，而出现更多受教育、天足的摩登新女性时，男性的厌女现象却不减反增。这些新女性在男性的描述中，外型时髦、思想西化，但虚荣自私，在一系列「模范的新女子」的征文中，全是对新女性的嘲讽，她们「出门之前」必精心打扮，是「社交的明星」、是「先进者」、是「演说家」、是「女神」，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周旋于众多爱慕者之间，不需操持任何家务，不仅糟蹋男性，也欺辱女仆与车夫。亦有许多男性读者来信，转述他们的友人被新女性抛弃的故事，无政府主义者华林饱尝失恋之苦，张絧之友人被毁婚，赵慕莲被「养尊处优的女子」抛弃，从此醒悟恋爱结婚是有钱人的享受，一般人还是娶旧式女子好。这些当事人羞于启齿的失恋经验，全经友人转述，搬上公共论坛，成为警世故事，男性向往自由恋爱，但却无法面对女性也保有自由选择。女性的读者来信远低于男性，更少谈到自己私密的婚恋经验，但不同于男性读者的集体叙事，女性的故事个个不同。受中学教育的如水自诩为新女子，却希望为夫另蓄一妻，以维自由之身 ；中学女生耿箫秋与大学生的恋爱受阻 ；北京女师江见觉的友人被迫嫁人；爱上有妇之夫的余亦人；受婆家欺压而想自杀的张梅仙；相信真爱无关性别的王卓 。男子大多具备公共发言的能力，他们的故事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处境；而女子要敢于说出婚恋故事，本身就是特异的，她们的经验更难以被收编，且这些发言的女性，既不是男性故事中无知无觉的旧女子，也不是朝三暮四的新女性。张梅仙说出她的处境，她十六岁定亲后，公婆不许她读书，而要她学刺绣，婚后却被夫婿嫌恶：他在南高读书，暑假或年假回家，到说程度不相配，这样的女子朱家角几百个也讨得著，到远乡远里讨著这个宝货来。我想起以前不读书，比尖刀刺我的心还要痛呀。热衷文学的女孩王卓渴望志趣相同的伴侣，不用组织家庭，只要相爱厮守，她问主编：男子中有这样理想的人没有？假如得不著异性的，可否找一个同性的？（我相信真爱是不分同性异性的，并且我也有过同性爱。）主编回应：你的爱情观──不分同性异性的恋爱，不免近于变态，或者因为对于恋爱的真义不曾澈底了解的缘故。最好请一读本号所载〈恋爱观的变迁〉一文。在 1921 年前，女性还少出现在公共论坛时，厌女论述是男性主张女性的落后使国家阻塞不前，藉由指责女性提升自己的优越感，却鲜少反省长久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1921 年后，女权国家论述退却，旧女性成为男性追求自由的包袱，新女性则让他们遭遇失恋的风险，无法让男性予取予求的女性，仍是被责备的对象。有趣的是，这些读者投书的厌女论述，却在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以另一种面貌呈现。▲1921 年北京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创男女同校先声，舆论呼吁男女社交自律节制。杂志广告则鼓励女性要注重一切仪容细节，以便与男子交谊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分析，这类通俗小说是读者面对社会快速变迁的逃遁叙事，他们拥抱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好让「想跟上世界的愿望，让位于想忘却自己跟不上这个世界的愿望」。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周蕾（Rey Chow）进一步发展出以「以女性为沉痾」的症候解读。读者总在小说中看到意志薄弱的男主角沉沦，而女主角则信守承诺、贞洁、美德，她们被迫走出家庭，寻找并拯救她们的（准）夫婿，但一切总是来不及，传统的力量（女性）始终赶不上现代社会招致堕落（男性）的速度，为了守贞（传统价值），女主角们的结局不是病死就是出家。女性被视为中国传统最深层的受害者，她们承载了繁复的家庭与社会规训，她们是最需被解放的一群，同时社会又最害怕她们被解放。她们应该上学、放足，有新思想、好容貌及旧美德，以准备随时承接被新时代抛弃的男子。参考文献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妇女杂志资料库。2、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期12（2004年）。3、Mittler,Barbara. “In spite of Gentility: Women and Men in Linglong (Elegance), a 1930s Women’s Magazine,” in Daria Berg and Chlo Starreds.,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Routledge, 2007).Link, E. Perr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4、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董之林、张京媛、陈顺馨、陈惠芳、陈敏娟译（台北：麦田，1995）。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年，学习阐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允称热点，历史虚无主义基本得到遏制，倡导社会形态研究、自觉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的成果引人注目，考古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进一步强化，文明和国家起源、政治制度史、古代国家治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史料库建设、全球史研究等构成重点。详细内容，容当另行专题介绍。中国古代史研究___________先秦史。我国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孕育、奠基于先秦时期。2020年，史学界深化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历史发展道路、国家产生方式、文明特质等问题的认识。（一）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持续增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提供了可靠证据。李新伟提出，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满天星斗”的“古国”。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刘庆柱认为，“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陈胜前指出，早在史前时期，吃苦耐劳、包容、和平、整体性思维、合群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戴向明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后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早期雏形国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小型城邦国家，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孙波认为，我国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已出现政治权力意义上的分化，并且可能已经出现相当集中的政治权力。李禹阶提出，在包括中原与周边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宗教因素逐渐趋于淡化。西周时期，巫师职能逐渐融入国家祭祀系统与朝廷礼乐制度。何驽认为，良渚文化由于过度依赖神权、“极端民主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被生态危机带来的灾害压垮。“五帝”传说真实吗？沈长云提出，五帝时代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应属于酋邦阶段；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多点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到夏商周三代转变为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考古学材料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肯定五帝与五帝时代的真实性。早期文明的交流形式和影响怎样？韩建业提出，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袁靖等人发现，良渚文化缺乏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竞争，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和动力。戴向明提出，从公元前4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中国各核心文化区相继开启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进程，直至出现早期国家。此后，中华文明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之一。徐义华认为，中国古人通过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实现了宗族与国家的整合。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色彩。二里头文化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关于它的内涵，许宏提出，礼制遗存是观察二里头都邑的礼制变革、人群结构和社会状况的重要视角。王青等人认为，夏人从史前继承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兽面形象应是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以上讨论，为认识传世文献所载三代礼乐的损益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石峁遗址以其宏大规模和独特面貌，引起学界强烈关注。2020年12月，美国考古学会评选过去10年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石峁遗址榜上有名。沈长云曾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居邑。2020年有多位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孟庆旭认为 “石峁族属”可能与帝舜有关，陈民镇认为石峁文化的族属尚难论定，孙周勇认为石峁文化年代跨越龙山时代后期和夏代早期，是一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与其他文化共同推进着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和发展的进程。（二）西周史重构和再认识走向深化。以清华简为依据重新认识西周，成为一个亮点。比如关于《摄命》篇中周王的身份，即有穆王和孝王两种意见。2020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出版，收入竹简《四告》《四时》《司岁》《行称》和《病方》五种八篇，均为前所未见。金文材料对于西周史研究同样居功至伟。晁福林提出，史墙盘铭文中的文王形象主题是膺受天命和周人先祖，而武王形象的主题则是威武刚强。西周时期盛行的天命观念进入东周后是否完全衰落？罗新慧提出，传统天命论所推崇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意识在春秋时期继续传播。根据山西翼城出土的三件霸伯铜簋，冯时认为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关于周代对东土的经营，陈絜从金文所载繁与繁阳的分析入手，指出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关于分封制度以及曾国、吴国、越国的历史，徐少华提出，曾侯与钟铭文是从西周晚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形势出发，来描述当时曾侯受封立国的情景，美化、颂扬其先祖之功德。徐良高提出，东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三）以基本概念反思为核心的理论探讨得到关注。围绕苏秉琦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讨论颇为热烈。李新伟提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大一统”式认知“怪圈”与史实不符；苏秉琦提出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需要细化和补充。易建平提出，苏秉琦对于“古文化”“古城”和“古国”等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应推出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实际并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理论。相对于国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陈星灿、陈淳等人认为，过去100年特别是7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重建中国史前史和先秦史、实证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史等多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应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跻身国际水平。___________中古史。秦汉至隋唐（前221—907）历时1100余年，统一时间长达770多年。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封建时代的朝廷、郡县、土地、税赋、科举、监察、军事等制度得以建立和巩固，中华文明由礼乐文明转向礼法文明。（一）制度史与国家治理研究取得新成果。中古制度史研究不断突破静态制度史的模式，对古代土地制度的认识愈加细腻与深入。臧知非、周国林、耿元骊、孙正军、杜文玉等人深入探讨战国至隋唐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或从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土地制度的性质与内容，经济制度的重心、功能和局限等方面总结秦汉经济制度运用于统一国家治理的经验和不足；或着眼于汉武帝对秩级序列的精心设计以及在官制、礼制改革中所体现的齐整有序倾向，揭示汉武帝所欲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或通过对唐五代十国宋的职官选拔任用、考课监察、审计勾检诸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发掘出主要制度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得失。严耀中、朱旭亮、李军等人关于孝文帝太和年间改革、唐太宗贞观年间“封禅”的研究，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二）运用新材料拓展新维度。近年来，中古时期考古遗存发掘、简牍、碑刻、墓志等整理和释读成果不断被刊布，拓展了考察的维度。沈刚利用东汉碑刻，提出东汉家族祖先书写，远祖书写为虚，近祖书写未必真，服属内祖先据实书写，大族兴起与儒学昌盛是东汉碑刻中祖先书写的社会基础。荣新江考察了北朝至唐入华胡人采用土葬和使用墓志的方式，提出胡人采用中国传统方式书写墓志，大体上最初是由汉人代为书写，之后有些胡人首领墓志采用胡汉双语书写。杨振红提出，“从人”多属从事反秦活动的六国贵族阶层，但也有无爵的士伍、庶人。此项研究为研究秦汉皇朝更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实例。（三）社会性质研究愈加细化。李治安提出，近年来“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黎虎从权力与人口的掌控剖析入手，认为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徐义华则将中国古代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薛海波提出，军镇体制僵化及镇将的贪腐引发六镇暴动，成为北魏走向分裂的转折；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发扬孝文帝改革精神，开创了府兵制等关键性制度，孕育了关陇集团，推进了中古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四）新路径探索取得一定成绩。魏斌、孙正军、仇鹿鸣、永田拓治、胡鸿、吴承翰等人以“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为题展开讨论，以开示新问题、新领域。侯旭东提出，汉语常用词研究的推进，循字见人，由词观史，有望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可能进路。孙英刚考察佛教传入的影响，认为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对当时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张国刚总结唐宋编纂重要史著的宗旨和特点，阐发了经世史学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陈怀宇提出，中国的中古社会具有多语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五）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新拓展。中古时期，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得到拓展。尚永琪提出，西汉对国马资源谱系的完善构建，提高了疆域管理的移动性能力，奠定了“汉”国号的核心文化凝聚力。陈烨轩、胡晓丹以“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为题，分别从墓志、沉船发现的宫廷瓷器、吐鲁番文书古波斯语写本中的东方文化因素，探讨了丝绸之路开拓的地理图景及东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与交融，其中许多信息是传世文献中未见的。_______________宋元明清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段，宋元明清各朝均有研究进展，成果丰硕。（一）制度史研究颇受重视。曹家齐从南宋尚书省“批状”的行用入手，讨论了“三省”的机构设置和权力划分，揭示出南宋中央行政体制中“三省合一”的实质。苗润博则指出《辽史·营卫志·行营》是二手拼凑材料，不能反映有辽一代捺钵制度之实态。李小波考察明朝末年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提出制度因素是科道官坐大并干扰正常行政运行的重要原因。刘凤云提出，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但无法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多位学者通过考察制度的变化，探讨其背后政治的变化。韩冠群考察了军政文书通进运行，提出南宋孝宗统治的前20年是君主独断，而后期的7年，中枢政治又回归君臣共治的格局。李治安探讨了元到明的临民理政制度，认为元代以兼容并蓄为特色，明代“配户当差”，不分南北，划一推行，提出主干划一与兼容多样相结合是临民理政的理想模式。刘祥学考察了明代的监察御史选用制度，认为监察御史参与政争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二）国家治理研究稳步推进。基层和边疆治理的理念、模式得到普遍关注。边疆治理的宏观思考得到重视。李大龙提出，应采用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视角构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贾益提出，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王晓鹏提出，清代实行的“内—疆—外”治理模式曾长期维持了中华“天下体系”内的统一和稳定，基本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多篇论文关注府州县等官员的施政和治理情况，试图从职能层面更好地解释传统基层治理的模式。龚延明、柏桦或者讨论宋代文官最底层的幕职州县官的职能变化，或者讨论明清地方官员的施政重点，认为官僚政治会导致忽略社会治理的根本。高寿仙提出，“皇权不下县”的本质在于“权不下县”，“官不下县”只是前提。（三）货币史和财政史成为热点。对于明清以来中国货币的认识不断加深，白银如何演化和发挥作用受到关注。在题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白银演化”的笔谈中，万明、陈锋、彭凯翔、燕红忠、岸本美绪、黑田明伸、邱永志、张国坤等对明代至近代的白银使用情况、货币制度变化等进行了讨论。王文成提出，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董圣兰、范金民则从明清民间货物交易中“渐以洋钱定价”入手，研究明代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认为其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影响。（四）疾病史和医疗史研究热度不减。霍斌考察了古代饮食与疾病的产生，认为滥食野生动物背后是巫术思维。林海梅、闵祥鹏认为，中国传统饮食禁忌，不仅是先民养生保健的经验总结，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疫病的作用。韩毅通过对宋代瘟疫防治特点的研究，提出宋代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刘桂海从吏员顶充、职能践行等方面呈现出清代县医学的运作实况及地方医疗的复杂性。余新忠认为中国历代虽然在疫病应对上积累了丰富而值得重视的经验，但没有形成系统性认识。（五）江南研究产生新动向。唐宋至明清，江南处于重要位置，故关于江南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一组关于“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专题研究，汇集了钱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潘伟峰、王卫平通过考察宜兴徐氏义庄，提出明代江南地区的宗族义庄具备了诸多新的时代特征。陈宝良以绍兴为中心，提出吴文化与越文化在保持江南文化趋同性的同时，也不乏差异性。熊月之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化中心由苏州在近代之后移到上海的过程和原因。陈平、冯贤亮、夏明方、邹振环等则反思和探讨了江南研究，或认为江南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或认为应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江南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或提出明清江南史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中国近代史、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史、制度史、经济史等成果显著。抗日战争资料整理、专著出版引人瞩目。新中国史研究新人辈出，选题多样，论述细腻，与中共党史的关系愈加清晰。当代社会史、经济史、抗美援朝史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助推“三大体系”建设。通过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理论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强化。有刊物专门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议题组织了笔谈。宋月红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适当。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是原创性理论。薛玉琴、刘正伟提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话语转型具有历史关联。李育民提出，中外条约关系研究的首要之务是揭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聚焦国家治理。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之变动。康文林考察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李光伟、章成分别从西南、西北边疆赋税征缴、将军与巡抚对新疆事权的争夺等方面，考察了国家对边疆财政、事权等治理模式的探索。李玉提出，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提出，太平天国的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许存健分析了不同阶段朝廷政策的制定以及不同省份督抚的因应，进一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中央指令的态度。抗战史、中共党史、经济史备受关注。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邹铖提出，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中共的共识。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虽没有掌握对日遗留问题处理的话语权，但仍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高士华提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臧运祜提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了日本的侵华与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加细致。金冲及考证后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及边缘区作了辨识。李玓提出，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经济史研究新意迭出，尤其是货币金融史、财政史研究受到关注。周建波、曾江认为，清末民初银行与票号展开竞争，最终完全替代票号，这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仲伟民、邱永志提出，16—19世纪中日两国货币流通制度的演进路径发生两次重要分流。16世纪中下叶以降，中国是“主导权下移”；日本则是“主导权上移”。19世纪下半叶，中国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日本则确立了国家货币主权。韩祥提出，甲午战争后，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小额硬通货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史料建设卓有成效。在抗战研究领域，出版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20个专题，20卷。《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则有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发布。《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引人瞩目。“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了100种报纸，其中包括红色报纸30余种。《清实录》和《清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正式向社会开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则搜集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2000多种刊物，1000多份报纸。海外史料搜集力度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加速发展。2020年，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等，特别引人瞩目。总结前人成果。晏绍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世界史研究的状况，认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不能缺少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不可一味追求西方的所谓新理论和新方法。何平提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家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世界史基本体系。2016年后，世界史研究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构筑世界史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体系的理性自觉愈加提升。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为“整体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发生了重要改变。邓京力提出，西方史学理论的整体性变化，孕育着新的理论体系构建。有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不同面向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代。21世纪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杨华、陈祖根提出，国内全球史研究实践论著数量不多，质量有待提高。张旭鹏提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刘文明提出，在跨文化互动中，当西方运用“他者叙事”时，应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徐善伟提出，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存有缺陷，突出问题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孙琇提出，跨国史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因而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的分析单位。跨学科研究受到重视。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追求所谓“科学化”。王立新对此进行了剖析，提出相关研究的局限在于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忽视了人文性。刘德斌提出，史学界对部落和族群问题的探讨、对帝国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阐释、对东方和西方流变及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再认识，可以为国际关系学构建更为开放、包容和全球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宽广的知识背景。李剑鸣提出，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但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大力开拓新领域。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推动下，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受到史家重视。80年代，情感史异军突起。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成为观察和探究对象，其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史学分支无法比拟的。陆启宏提出，情感史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海洋史、概念史及欧美之外的亚非拉史研究方面，均成果显著。不过，关注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执笔：史学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2020年哲学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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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共同挖掘、记录真实的历史”——日本历史学者希望与中国学者共同对日本侵华战争开展实证性调研“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75周年。那些战争中的受害者或许还健在，那些曾经使用过毒气弹的地点或许还能找寻到残留痕迹。时不我待，希望能与中国历史学者共同开展实证性历史调研与合作，共同去挖掘、记录真实的历史，一起打下‘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的基础。”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日前说。与中国专家一起进行与二战历史相关的实地调研是松野的夙愿。松野常年致力于侵华日军毒气战领域的相关研究。2019年8月，松野在日本《世界》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使用致死性糜烂毒剂的“黄弹”进行了详细介绍与分析。2020年8月8日，松野撰写的中文版论文——《日本陆军迫击第五大队〈战斗详报〉所示毒气战之实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用近3万字对侵华日军迫击第五大队的编制、装备、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红弹”使用情况作出了全面的考证，并附带了各种详细的图片、图表、武器弹药结构图、剖面图等。“由于侵华日军在化武作战方面推行有特殊的隐蔽政策，加之战败投降时销毁大批相关资料，导致中国对侵华日军化武研究领域史料发掘困难。松野论文中所使用的史料是近年来发现的体量较大、内容完整、真实性也已经得到证实的学术价值极高的新史料。其中提到的日军在华中等地区实施毒气战是既往研究甚少涉及的。因此，该史料不仅可以极大改善日本生化武器问题研究，也将对日本侵华史、日中战争史等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助益，学术意义深远。”《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副总编高莹莹高度肯定了该论文的研究意义。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与松野长期合作共同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他说：“此次发表的论文不仅对史学界意义重大，对现在的日中关系也有很大的启迪。例如，战争中日军是如何在明知违背国际法的情况下依然对中国抗日军民使用了化学武器。从初期其内部慎重意见较多，到实战试验性使用，到上层接受一线部队造成的既成事实，再到各地部队配备及实战的全面使用。松野诚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得出侵华日军‘无责任体制’的历史性教训。这一‘无责任体制’，在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中、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及对战后的影响，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警示当下。”松野说：“虽然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有限，但那些正式文书档案中没有的、民众被化学武器伤害的实情，民众口述的历史等也是佐证日军犯罪的重要证据。希望日中历史学者、民间口述历史研究者都能联合起来，在战争亲历者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进一步采用多种有效方法去记录真实历史，防止历史被风化。”（据新华社东京9月3日电）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