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投稿

4月24日下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教授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为大家分享了自己研究近代史30余年的四点心得与体会。本文系录音整理，经朱英教授审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一、做学问：先天不足、后天恶补我是77级学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是1978年3月入学，从上大学算起一晃40年，从事近代史研究也有30余年了。回顾我个人的研究历程，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存在着一个先天不足的情况。“先天不足”是指基础知识学得不好。初中、高中阶段的学习，是打基础的时候，但受到了“文革”的影响，无法正常上课，导致我们基础知识不扎实、不全面。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做了近三年“知青”，后来以“知青”的身份考入大学。基础知识不扎实，也没有长期刻苦地准备高考，不过很荣幸地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但这种“先天不足”的缺陷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一级的学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中的少数，都是很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勤奋、刻苦，想把失去的时间“恶补”回来。不少77级、78级大学生，后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做出来不错的成果，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靠刻苦勤奋干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有相当的积累，大量的阅读，有了厚实的知识积累，还需要思考，人文学科的成果就是在你的思考之上，写出来。勤奋刻苦不可少，如果再有几分聪明，或者说是有几分才华，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最一流的学者，一定会是既勤奋又有才华的，而勤奋是最基本的前提。我个人的体会非常深刻，尽管我们“先天不足”，但通过“后天的恶补”，基础知识体系的缺陷得到很大程度的弥补。二、找准方向、精耕细作从事研究工作，第一步就是要找准方向，这不仅仅局限在近代史研究的领域。找准方向之后再精耕细作。找准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关系到你今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空间，取得的成绩。一般地讲，我们最初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都是从一个具体的方向或是一个题目开始，包括在读硕士、读博士，都需要找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你研究的方向。你做的题目能否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空间，而且你做出的成果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题目不宜太大，也不能太小，但方向一定要有发展空间。由于我的“先天不足”，尽管大学四年非常勤奋刻苦，但都只是做了打基础的弥补，至于史学研究怎么做，基本上没有找到门径。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和同班同学马敏考上了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生，跟章先生读研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读研究生后，首先要找研究题目，找方向。我很幸运，章先生帮我找到了研究题目和方向。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能力，找到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甚至能影响我一辈子都能做得下去做出成果的好选题。在七十年代末，章老师深入做辛亥革命史研究，他在全国各地查资料，在苏州档案馆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苏州商会的档案。商会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在辛亥革命前，它是由新兴的工商业者共同组成的一个新式商人社会团体。过去，我们在做辛亥革命史、做资产阶级研究时，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商会。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和港台、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发现关于辛亥革命史，我们从未思考过的一些问题，而港台、国外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例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我们一直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从未质疑过。但台湾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欧美或者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其中一个疑问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有资产阶级吗？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研究就是研究工商业、资本家，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的研究把对象搞错了。当时国内一大批关于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成果，都是在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者立宪派，而革命派中很难找到资本家，立宪派中有少数是资本家。大陆学者作出回应，说资产阶级应该包括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狭义说就是资本家，广义说就包括了资本家的政治代表：革命派和立宪派。但我们发现，我们主要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反过来说，资产阶级主体即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我们是缺乏考察的，这是我们研究的缺陷和不足。章老师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发现了商会的材料，商会是工商业资本家的团体，我们通过商会研究，考察它方方面面的情况，考察它的活动，从而可以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章老师意识到苏州商会这批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希望整理出来。但苏州档案馆的领导感觉比较为难，因为这批档案的量太大，从1905-1949之后所有的内容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整理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还需要整理者有一定的专业素养。章老师提出，我们派老师和学生帮助档案馆一起整理这批资料，并作为两个单位共同署名的成果。正巧那年（1982年）我和马敏考上研究生，就这样我们开始在两个老师的带领下整理这批资料。章老师给我们下发的任务是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寻找自己研究的题目。章老师并没有具体说研究什么题目，但他说看档案会发现里面的题目很多很多。刚开始我们很迷茫，大学四年都没有听说过商会，后来请教林增平老师，林老师说这个题目好，可以研究一辈子了。对于当时的我，可能还体会不到章老师、林老师的用意，现在我非常赞同了，而且还要补充一句，这个方向是一辈子也研究不完的。商会研究需要更多的，年轻的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这个方向对我和马敏教授影响太大，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同时能够看到那么多成体系的原始档案，非常幸运和难得了。朱英教授找准方向后，开始精耕细作。着手研究后发现，光靠档案资料是不行的，一定要靠大量的史料征引。史学研究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找史料。现在有很多技术、方式比较方便地查阅资料，当年条件有限，而且湖北武汉近代档案的保存很少。清末全国有8大商会，其中一个就是汉口商会，可惜武汉基本没有保存清末民初的汉口商会档案。所以我们从其他途径寻找资料。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很重要的一种资料就是报纸和期刊。清末和民国报刊数量相当多，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比如申报，就是全国性的报纸，当年是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数据库可以检索的，我们只能跑到图书馆去查胶片。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去国家图书馆看《时报》，整个国图只有三、四个阅读器，我们首先要抢占阅读器，抢到了每天早上去一直待到晚上关门，万一有一天没抢到，就很沮丧。而且我是外地进京，当时国图又不能复印，也不能像今天一样拍照，只有靠手抄。很大一批资料，全部手抄。随着日积月累，我们的资料卡片就是一堆一堆的。手抄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分类，而且对资料内容熟悉，现在虽然很容易检索到资料，但很难分类、没有理解，不能直接使用。我对资料熟悉并以问题分类，这些资料都可以转换成论文里有用的征引。读书时为了搜集资料是全国各地跑。读研和刚工作时，去国外或台湾机会很少，一直到八十个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有机会去台湾。去台湾做交流学者的机会，我看到不少大陆没有的资料，对我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所以精耕细作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就是大量的搜集与选题相关的资料，你资料的占用量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和其他人不一样，而且这个工夫是否到位，能够充分地反映到你的论文或著作中。史学的研究，没有史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这一点讲，不踏踏实实地做，真的很难出成果。但只要真正进入到了史料的海洋中去，方方面面的史料逐渐掌握，你又会发现有很多可以做的题目。此外与你研究方向、研究题目直接相关的论文、著作，你肯定不能放过，容易忽略的是标题里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研究内容却可能有相关性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好的学者，即使不是和你同一方向的研究，但他的论著中会涉及到相关话题，会有一些很好的思路、建议。那么精耕细作除了史料，就是要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著作花力气去读，去啃。学习研究论文，包括国内的学者，也包括国外的学者。我们发现有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非常出色，他们研究的长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研究中的短板，广泛的阅读之后，又有了充分的史料，加上对史料的分类和详细的了解，非常了解所作的研究从何时开始，经历了哪些阶段，研究了哪些议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没有做的问题，通过阅读发现问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术研究思路，而且这样的学术研究一定是有学术原创性的。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有三个方面是需要一辈子不停地追求和实践的——读书、思考、写作，唯有如此学问才会循序渐进。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在研究初期要对自己有一个高要求。从我个人的体验，或看一些比较优秀的学者，早年发表的论文都写得非常好。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清末苏州商团的，写完初稿后反复修改，后来投给《近代史研究》，很顺利的发表；之后一篇是写清末苏州商会，也花了很多功夫，很顺利地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因为有新题目、新史料、新观点的缘故，当时投稿没有退回修改，发表极其顺利。我发表这两篇文章是30、31岁，发了这两篇论文之后，自己就知道，写文章应该写成这样，反复修改达到一个高的水平才算完成。马敏老师更厉害了，第一篇就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起点非常高。高要求之后又有好的期刊发表，对自己也是极大的鼓励，更加有信心继续做研究。后来我们连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了一些论文，对以后学术研究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即使这样，后来我也一直在坚持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依然勤奋治学，这样才能持续进步。《苏州商会档案丛编》三、处理好学术研究专与博的关系专题研究要深、要透，剖析问题的方方面面；先是要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拓展，所以仅仅知道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专题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例如商会研究，不仅是研究商会的内容，还涉及近代史的方方面面，需要多角度论证。假如我对其他的问题不了解，对商会的认识也不可能全面、深刻，所以治学中一定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我的论文和专著，很多都是以“商会”为主，题目或内容都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相关问题，既有独立性又有自己的系统性。我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了解商人是个怎样的群体，他的整个发展脉络，于是需要了解近代商人，甚至古代商人。在历史进程中，在近代所谓“新”与“旧”有哪些转换和矛盾冲突。不去了解内在的发展变迁，单纯地从商会章程入手，很难具体深入地作分析。其次，商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查阅苏州商会档案时，我发现有几份苏州农会档案史料，具体内容是苏州农会给苏州商会的公文，还盖有农会的大印。当时就有疑惑，在此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农会，都是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的农民组织，但从未听说过辛亥革命前有农会。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写过相关的文章。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便开始留心这个问题，不断捕捉、寻找材料，在全国各地搜集商会资料的同时，我也收集了不少农会的资料，写了几篇文章。这是一个全新的题目，有人说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特别是后来在故宫“一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查档，既有商会的档案，也有农会的资料。其中有两卷关于农会的档案非常重要，使我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农会这个组织。这些农会档案是当时晚清全国各地农会上报清廷中央农工商部的各种材料，全国各地农会的负责人、具体工作事项等都有涉及。我估计在我查阅此档之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资料。我还在湖北省图书馆抄到一份《湖北农会报》，这份报刊是清末湖北农会办的报刊。有了这些材料的积累，写成了《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农会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后来我指导学生魏文享关注国民党的农会。共产党的农会大家都知道，关注的人也很多，但国民党也很重视农会，而研究的人很少，所以是值得做的。围绕这个问题，魏文享写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专著。这样，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宽，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另外，我在研究商会的问题中，发现在19世纪末戊戌变法之时，就有人提议成立商会，但并未付诸实施。主要原因是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个问题没有重视，而到清末正值清廷新政改革，清末新政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可以集中表述为“振兴工商，奖励实业”。那么如何振兴，除了民间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提出见解，还有清廷及一些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从很多高官的奏折能反映出他们对官商，或政商关系的重视。最后连清廷也认为，要想真正振兴商业，必须官员和商人连成一体、上下合力，才能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还有日本的经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不仅打败了大清帝国，甚至打败了“老大”俄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停地思考、反思，日本的崛起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通过改革变成强国。它的政治、经济大背景，还有改变君主专制的体制，通过君主立宪达到改革的目的，这是政治方面的措施。而日本经济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突出。商会的诞生，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人数的增加，他们思想认识的提高，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政府政策的改变，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长期“重本抑末”思想的转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重商主义”的思潮和政策就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很难得的是，官与商在成立商会这一问题上在当时达成了共识。但商会并不是中国创造的，在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组织，而且在他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期间，也有很多介绍欧美、日本商会的资料。中国成立商会是国外引进的，很多章程，很多规定，诸如商会选举制度等，在以往的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我就商会选举的问题、制度的演变、具体的操作等写了一系列文章。不同商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投票选举明显是近代民主政治的表现，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举措？实质上，这些都是中国人套用的。于是我意识到，商会的产生、后来为何会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以及商会的权力都是和政府有关系的。商会这一民间社团，在经济领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政府支持，让它来参与，所谓政府放权给商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管理放权给商会。尽管参照西方的模式，放权给商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看商会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商人满意，官方也是比较满意的，商会成为连接官与商的一个纽带，充分发挥了“通官商之邮”的功能，其作用自然不容小觑。而且在商会成立后，商人的影响力变大，“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商会可看作是近代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写出相关论文来回应国外学者质疑“辛亥革命前中国有无资产阶级”这一问题。过去几乎没有学者从商会这个角度去回应他们的质疑，我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学人的注意。孙中山先生留下了很多文字、演讲、信函，他自己确实未说过辛亥革命只是为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他是为了整个中国。我们说的革命，应该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解释是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这一观点我们是不接受的。后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还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只能求同存异，但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尽量客观地去评价、去看待历史。通过研究商会我从对清朝政府的看法，也与以前我们常说的贪污、腐败、无能有了不同，清朝很多高官大吏不断摆脱屈辱的阴影，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清廷在上层决心改革，也作出了很多行动。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确实能看到上层的转变和改革的意愿。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是过去所说改革都是假的。过去我们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与我们过去没有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朝政府深入、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都是以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的形象作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来讲，把清朝政府的改革和其他行为放置于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下，通过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场域来讲清朝政府，必然会把清廷讲得一无是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们（清廷）做的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发生。当年的革命党人，为了他们的革命目标，竭尽所能放大清廷的反动与腐朽，他们这样做情有可原，但我们现在一百多年后去研究辛亥革命，就不能这样简单化的处理，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近代史学界是在沿用革命党人的话，“洋人的朝廷”就成了我们给清廷的定性。我们的任务与当年革命党人的任务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是客观地评价这一段历史，这就涉及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对革命的对象还需要研究。这一总是当时与学界同仁交流，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触，曾经想一起做一些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尽管最后没有做成，但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一定进展。比如我关注经济领域，我认为清廷在经济改革，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而且在之后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民国时期也在不同程度上沿用着这些经济政策、措施。这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拓展的新增长点。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放大，探讨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代表国家，商会和其他民间组织代表民间社会，我们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代到近代，到清末，到民初，甚至再往后延展，他们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变化，我们会发现国家与社会不同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了历史各层面的发展。我和马敏合写了一个关于苏州商会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分析研究近代史的新框架和新思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对市民社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是想通过商会做实证研究，以回应他们的研究，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因为市民社会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欧洲的经验，在中国是没有的。以这样一个视角（问题）研究中国历史是有适应限度的。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了一步，称之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范式，后来很多人也使用这一范式。我们的研究要有突破，就是要把小历史和大历史的研究结合。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结合八十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刚刚起步，我们把商会史的研究放在辛亥革命和近代史的框架中，所以它回应的不仅是商会史的问题，还有整个辛亥革命的问题；之后我们反思，从辛亥革命的视角看更多是从政治标准研究，但商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经济团体，于是有学者使用更宽泛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研究商会；再往后，透过商会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看国家与社会，通过商会历史的研究去关怀整个大历史的发展。我最大的体会是专题研究想要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必须要跳出专题，比如章开沅先生提出的跳出辛亥革命，以“三个一百年”来研究辛亥革命，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气量和眼界。如果一个研究确实只是区域性的，个案性的，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只是就事论事，其他人很难从你的研究中获得启示和帮助。但如果将自己做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其他学者虽然不做同一专题，借鉴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甚至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以这里我借用赵世瑜老师“小历史与大历史”的提法，来说这点体会。史学研究难在长期坚持。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如果将史学研究作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乐在其中，则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同时要长期做研究，个人的体验，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体质一直不好，但没什么大毛病。四十多岁出现问题，主要是那时每日从早到晚伏案工作，很少锻炼。经常高度眩晕，甚至有一次休克了，只得住院。但也没有查明病因，最后主治医生认为是功能性动脉供血不足，需要多锻炼，多活动，不能从早到晚都在伏案看书写作。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打乒乓球队，每天打球，到现在20多年了，老毛病再也没有犯，学问也能继续做。不过现在不敢熬夜了，否则身体吃不消。最后借用章老师的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如果立志要在史学研究上有所作为，既要勤奋刻苦勤思勤写，又要注意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把学术当作爱好，并一直坚持下去。

【编者按】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大概都有很多“槽”要吐。高校的历史系教师，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又有哪些职业“槽点”不吐不快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在高校历史系、人文学院等从事历史教学的四位老师，通过线上圆桌的形式，分享他们的见闻与思考。“吐槽”之外，或许能引起更多共鸣与讨论，为解决一些共有的问题提供一定“助推”作用。四位老师以甲乙丙丁代称。以下为本次圆桌会议上篇，主要讨论课题与期刊问题。“唯课题论”不可取甲：这几年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举措太严重了，唯课题论、唯帽子论、唯权威期刊论。我们还有点理想主义的教师当然有很多“槽”要吐。以前申报到课题很正常，不会给你平行资助，但这几年因为大家不积极，学校里课题拿的少。现在，如果申请到课题，学校给的科研奖励非常高，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唯帽子论”，如果是什么头衔的学者，那么各种资源都会向你倾斜，也不管获得者实际水平情况、如何得到这些帽子的。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荒唐，也不正常。乙：刚才甲老师讲的这种情况，我们工科大学更加严重，而且重视指标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像对某类刊物、某些项目加大奖励，而且在各种场合都把这个指标的功效加以放大。这种一味崇拜指标的局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真的没办法预料。因此在这里吐一吐槽。丙：前面两位老师说的情况，目前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唯课题”对高校科研风气的不良影响要更大。课题并不是成果，但现在高校里面把课题搞得比论著的分量还要大，首先跟评价体系有关。因为在“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里面，课题占很大的比重。现在提倡反“四唯”，反“唯论文”，无形中更加大了课题的比重。其次是实际利益的影响。最初的时候，拿课题就是获得一笔经费支持。因为一开始国家没钱，给各个高校财政拨款不多，能用于科研的钱更少，各个高校就只能靠额外拿课题来增加科研经费。后来受国际影响，越来越重视研发经费（R&D），作为衡量科研实力和高校等次的重要指标，清华、北大等校带头晒每年的科研经费，结果慢慢就成了风气，到现在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近年来国家科研投入越来越大，各种资源越来越向高校倾斜。所以研究院所也成立大学，目的就是为了分这块蛋糕。各个高校为了鼓励拿课题，纷纷加大课题经费提成和配套的力度。文科的对这个没什么感觉，自然科学的就很吓人了。文科拿几十万的课题已经高兴的不得了，自科是不屑一顾的。自科课题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然后一个提成、一个配套，那不得了。所以现在高校里自科根本看不起文科。管理部门也是一样，管自科的科技处比管文科的社科处地位高很多。再次跟财政拨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现在财政对高校的拨款主要是人头费，科研经费越来越注重效益，很多钱都通过课题的途径发放。学校拿的课题越多，科研经费就越多。课题少，科研经费就少，学校各方面事情就很难办，现在各级管理部门都讲绩效，经费、收入都跟绩效挂钩。学校的绩效怎么管理？就是按照“双一流”指标、学科评估指标，对标对表来打分。分数越高，等次越高，奖励就越高，学校获得各级经费支持也越多；如果成绩低的话，那就要倒过来扣你的钱了。所以，层层指标、层层落实，最后倒霉的就是老师，想跑都跑不了。甲：这几年对课题太重视了，而且课题很容易以现实风气为导向。但一些基础学科、一些专业的基础研究，必须要坐冷板凳，哪里能跟现实走这么近，走得越近，出的风头越多，说明学者越功利，学术研究成果就容易质量不高，胡乱应付了事。现在很多课题和学术评奖其实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越是从事专业纯学术性的研究者倒是不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那些看起来可以马上“经世致用”的，反而很容易拿到课题或奖励。丙：课题跟平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学校的层次越好，给的指标就越多。乙：我觉得项目课题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科不平衡。纯基础的、纯学术的学科，吃亏很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课题管理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只重视拿到——反正一拿到，就什么都有——但是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学校就根本不考察了。前一段时间有个老同志跟我讲，他说：唉，好多人拿项目拿得很起劲，拿到以后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不干就是不通过嘛，反正对个人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我们目前课题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丙：在一些省份，如果课题最后没有结项，会有一定的惩罚，比如省级的项目没有结项，三年以内不能再报省级项目。乙：其实对很多人还是没有限制，他拿到了一个就不需要其他的了，或者是再过三年再拿。丙：的确不应该这么强调课题，因为课题不是成果。如果是后期资助还好一些，毕竟有个相对成型的成果。丁：刚才几位老师讲得挺好的，首先课题天然就有导向。“导向”不是我们学者或者职能部门简单地去附和意识形态。我们都是中国人，对现在的国家和民族都抱有热情和热爱。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可能更有利于党和国家方针的进一步实施。如果把学术与宣传的边界明晰化，会更加合理。其次，重申报、轻结项。以前学校规定，评副教授不需要国家级课题，但是近些年一定要有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才可能申报副教授、教授，压力一下就大了很多。所谓重申报、轻结项，就是只要中了课题就可以去评职称，假设课题最终没完成，不是因为各种问题被撤项的话，几乎没有惩罚机制。如何把处理申报和结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另外，最近几年招标课题、专项课题大量增加了。专项、招标也等同于重大课题，专项、招标就造成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学术同仁的局面，当然有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但这也可能成为一种私相授受的资源。今后项目导向会越来越严重，国家侧重智库、项目导向，就说明以前人文学科或者更广领域的学术研究跟社会、国家的需求脱节了。现在项目导向在高校里面影响是越来越明显，我们学校之前项目是不配套的，因为这样的项目太多了，但这两年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人文社科因为经费相对较少，学校给配套，同时奖励。甲：这导致某些“大佬”不断在“大拿”，而且不一定做或者不一定能做好，课题垄断度太高了。丙：现在文理科都强调要拿纵向课题，但“纵向课题”的来源太少，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垄断。课题级别是根据发布部门的行政级别确定，并不是根据学术水平来定的。省级课题的选题、成果水平就比国家级课题差吗？不一定。近年来申报课题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限额申报。课题申报的时候，不限项跟限项差别非常大。一旦限项，第一关是出校门。出校门是最麻烦的，就像评职称一样，在学校里面搞筛选。好学校名额多一些，也更重实力而不是人情关系，一般的学校就不同了，更多要靠人脉关系。只要限项，搞校内推荐，肯定是有“优先”。课题这种体制化的存在虽然暂时很难改变，但也不应过分突出课题的地位。论文、著作是科研成果，课题不是科研成果，只是获得资助资格、拿钱。而且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科不同，许多学者在没有资助的情况下也一样做出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所以把课题强调的这么重，成果反而不强调、不重视，这实在说不过去。乙：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个方向是好的。因为看到了成果的基本模样，最后偏差应该会小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评审项目时应该加大后期项目的资助数量、力度和权重。项目是什么级别，能不能立项，要看成果本身，不要只看前期设计。混乱的期刊丁：关于权威期刊，科技部已经发文了，明确不允许奖励SCI论文了，我们学校已经改了，理工科老师现在收入可能要减少很多，至于人文社科，因为教育部没有直接发文，还没有跟着调整。甲老师他们很幸福，因为XX大学历史系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学科，我们学校人文学科在一起评比，导致了文史哲多个学科同时去竞争职称、人才称号或者是人才推荐的资格。虽然文史哲说是不分家，但其实专业领域的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很多领域的著名学者也不能把握跨学科，或者说超越他自己的研究领域。的确不应该以文章级别来衡量学术水准，但如果不用期刊级别，中国又是个人情社会，那咋办？权威期刊肯定会调整，但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不好预计。权威期刊淡化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比较良性的方式，来引导学术的评价体系？甲：……比方说国家社科的成果文库，以前大家好像不怎么重视，但这几年为什么重视了呢？因为表格里加了这一项，各高校就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不能用僵硬的或者是指标化的东西来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丙：现在指标体系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甲：我觉得权威期刊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权威期刊流行了很多年，权威期刊的可操作性更大。当然不光是权威期刊，一般的期刊操作性都大，公平性越来越差，而且号称是权威期刊经常发很多的烂文章。大家以核心期刊看人的学问，很糟糕。我看一些学者在所谓权威期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问题很多：引文的错误，误读材料，抄错材料，还有做“伪注”。其中当然有些是编辑的错误，有些是作者的错误，但编辑应该校对出来。总体上，权威期刊比别的期刊质量要好一点，但是我们太强调某几种期刊，就导致很多不太正常的情况出现。其中之一是这些期刊编辑到处指导别人怎么做学问、怎么研究、怎么选题，其实他自己都不怎么会写文章或者文章都不通的，还要去指导别人做研究。这是非常荒唐的现象。课题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有意识形态导向，有应用导向，但核心期刊的威风可以说完全是被体制造出来、被大家捧出来的。这样对于年轻人不太有利，年轻人投稿，经常会遇到文章再好也难得到发表的情况，不要说权威期刊，一般性期刊也不用。因为杂志担心转载率，担心无名作者会抄袭，导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包括博、硕士生、讲师或者是副教授之类的，发文章很难，其实他们中很多人很优秀，不能发表文章很影响他们的成长。乙：是的，甲老师讲的这些期刊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期刊问题的根源是评价体制。某个期刊，在有的学校是第一层次，在有的学校又是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同的期刊在教育部填表的分数权重有大小之分，分数占比高的，就变成了高校的权威期刊。另外，我觉得目前在期刊问题上，对教师个人影响比较直接的是：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时，落实在期刊指标上，就会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不公平。举个例子，《近代史研究》在我们学校的评价指标里面属于第三个档次，而台湾地区出的《哲学与文化》是所谓A&HCL，排在第二个档次。《近代史研究》的文章，学术水平应该要比《哲学与文化》高吧？每次不管是评职称还是申报人才项目，学校把名额分到各个学院，学院内部评选就会看期刊指标，这个时候我们历史学就亏大了。这一点我是深有所感，也是深恶痛绝。不同学科在一起评比，应该要分学科作评价。在文科下面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还不够，要再分到一个具体的学科。比如有三个名额的话，文史哲要各占一个名额，然后每个学科内部再来评比。丁：期刊的事我再讲两句。我们学校很大，管理层当然要用一种标准单一的方式量化，肯定会形成不同学科放在一起评价，就导致越是发达、成熟的学科，可能越吃亏。我们期刊的名录，是按照一级学科或者学科大类来划分的，历史学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了，这个学科从业者很多。历史学科举出五六个水平顶尖的刊物是很容易的。如果按照学科门类确定权威期刊的话，你就只能挑一种。其他很多新兴的学科，或者说逐渐成熟的学科，也是一个学科门类，必须得给它一个指标，定为权威期刊。这就导致非常成熟的学科在期刊评价体系中严重内耗。再就是刚才讲的外文发表SSCI，这个争议比较大，因为SSCI可以分区，有转载率等影响因子。国外的很多同人期刊杂志是超越体制，靠学术共同体来维持，质量很高，但有的期刊也是人情期刊。我们对期刊的评价还是过于简单化了。进入SSCI，就把这个名录视为一种天然的质量保障，这其实学者的自我矮化，学者不靠学术判断，只看期刊名录了。然而，SSCI本身又是种商业行为。那么，怎么突围呢？教育部几年前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就是A刊制度，权威期刊相对较广。起码把原来那种金字塔的格局变梯形的格局，每一学科里面有五六种在同一个平台。这样对学术生态的维护有好处。今后如果能提供一种多样化范围和名录，不是一家独大，大家都良性竞争，可能比较好。丙：权威期刊开始流行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客观地说，部分权威期刊论文确实给学界研究树立了标杆。但毕竟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一样，都是期刊评价的标准，一刀切地把它拿来作为评价期刊里所有文章的指标，显然就弊大于利了。从国内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来源说，多数期刊的核心地位是由原来的行政级别转化来的——如原来的国家级、省级期刊——再按照行政级别分配学术资源，逐步形成今天的核心期刊体系，所以它的源头是行政本位，而不是学术本位。这可能是国内学术期刊与国外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区别。除了期刊问题，研究成果评价还应该注意“大同行”评价和“小同行”评价的差异。自然科学方面，研究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很多问题由“大同行”评价很难进行，只能看期刊级别和影响因子，但是改由“小同行”评价就好解决一些。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研究领域细分化的问题，那么文科的学术评价是不是可以参考自然科学的“小同行”评价方式呢？当然，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在缺乏严格学术规范和道德监督，学界自身学术自律也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小同行”评价很容易变成“小圈子”评价。这是目前“小同行”评价最容易滋生的弊端。许多人也出于担心学术评价变成人情关系下的私相授受，继续支持相对客观、公正的核心期刊评价。解决办法，或许可以仿效国外，扩大评审人的选任范围，严格限制本校、本系统、本省评委比例，强化评审人的回避制度和诚信惩戒。具备条件的大学可以从全球选任评审人。不过，根本解决办法，恐怕还是要靠学界自身开展“扒粪运动”，重新树立良好风气。甲：有些学校特别看重外国刊物，主要是因为大学要冲国际排名。实际上很多国外刊物发的文章很多很烂的，翻译成中文没法看，主要给外国人看的，很多国内学者找外国学者代写，或者跟人合作，质量其实很难保证。但是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定位很高，奖励的金额也很高。乙：教育部前几年搞的A刊目录，公布后意见很大，就没有普遍推行。A刊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同学科的A刊数量不平衡。据说当初是由各学科专家评出A刊目录上报到教育部，再由教育部做统筹，但最后是按每个学科上报的目录公布了。有些学科上报的A刊数量多，一些不太好的刊物也混进去了。像历史学的A刊数量就比较少些，估计当时历史学科的专家挑选期刊非常严格。另外一个问题是崇洋媚外，国外刊物的份量、地位普遍高出了国内刊物。这是教育部原定A刊目录里面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例如，《近代史研究》属于A3刊物，也就是在A刊目录里面属于第三个等级，而台湾地区《哲学与文化》是A2刊物，在我们学校，A2比A3地位要高很多。再比如说，国外某个历史类的SSCI刊物在教育部A刊目录里面可能是A1，而国内的《历史研究》属于A2，那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漏洞。所以说A刊要推行的话必须作些修改，根据每个学科的情况，在学科内部权衡一下，在各个学科之间再平衡一下。丁：我们学校没有采用A刊体系。我还特意问过人事处的老师，他们说如果教育部A刊实行的话，我们肯定按照A刊，因为要以教育部考核指标为指挥棒。教育部明确把A刊给撤回来了，因为A刊有利有弊。A刊要筛选，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大佬，他们过滤掉一批洋刊了，但如果过滤得有偏差，又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行政老师心里都有数，SSCI和SCI其实不能体现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在评价体系里面它们确实是权威期刊。今年教育部、各个部委发文件了，不能有SSCI和SCI，各学校就开始玩文字游戏了，称之为“国外重要期刊”。SSCI和SCI主要是英文期刊，如果变成国外重要期刊的话，不用英文，用其他语言在一些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可以算，比如日本的一些中国史杂志。这样，可能非英文国家的杂志也可以变为国外重要期刊，所以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唯SSCI，可能又会引起新的一轮的洗牌。甲：我觉得大家反对权威期刊，不是因为不应该有，而是因为标准很乱。我也帮一些杂志做过专家评审，发现有我通过的文章，杂志没有发；有些我知道被毙掉的文章，杂志发了。丁：期刊名录毕竟是管理的有效手段，我们应该回到学术的本位，回到文章本身，看能否解决问题，这可能是它的关键点。甲：但有时候没办法评价，你在《历史研究》上发了一篇，他在《近代史研究》上发了一篇，我又不懂，怎么评价呢？最后还是得回到期刊的级别上，这就很不好说。乙：以《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作下比较，有些人在《哲学研究》每年可以发一篇，但是在《历史研究》每年能发一篇的有几个学者呢？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丙：换一个角度看，“崇拜洋刊”可以对国内学术刊物造成改进的压力和动力。（马淑钦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半年之前，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全球各地的社会生活会因为一场疫病而陷入紊乱。瘟疫打破生活常态，并非世界历史上的新现象。但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与过去有何不同？它与过去的历次危机又有何相似之处？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不仅关乎对当下局势的理解，也关乎危机的应对举措，而问题的解答则呼唤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角。鉴于此，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拟于2020年11月就上述议题举办年会，诚邀各位专家就目前的热点及相关问题发表高见，祈望各位学者同仁惠赐论文。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学科承办。鉴于当前上海市和本校防疫政策，本次年会会场设在校外酒店进行，拟邀请提交论文的专家学者莅临现场。特殊情势下多有不妥，兹请原宥。具体事项如下：会议时间：2020年11月13-15日。13日报道，14日全天研讨，15日离会（会期如因防疫形势发生变动，将另行通知）；会议地点：诺宝中心酒店（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1688号）；会议主题： 1. 世界近代史上的瘟疫 2. 世界近代史上的危机、应对与变革 3. 全球化的历史与未来请各位有意参会的专家于11月1日之前提交论文（成稿）。会议费用：会议承办方承担餐费，往返旅费和住宿费由与会专家自理。会议联系人： 黄艳红 张炜 洪庆明会议专用邮箱：shjindaishi2020@163.com 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学科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九日

【编者按】11月24、25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时常有非近代史专业的朋友要我推荐中国近代史的综论著作，以便快速获得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整体印象，一个整体的变迁趋势，并了解这种变迁的意义所在。我们数得出来的，往往还是蒋廷黻、徐中约、陈旭麓，都是好几十年前的著作。最近二三十年，近代史学界似乎都丧失了写通史的勇气和野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基本看不到宏观讨论的文章，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写专题论文。一方面，这固然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脱离了大而化之、空泛讨论的陋习，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新困境，此即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指的是过于丰富的文献，即便是最聪明、最勤奋的研究者穷尽一生也不可能完全阅读，也没有人敢说自己读完了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无力从整体的视角来理解近代史，更无力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因为近代历史去时未久，留下来的资料本来就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文献被电子化并通过网络共享，这些电子资源的获取成本相较于购买图书、查询档案小得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使得许多原来看起来不成其为史料的材料也成为史料甚至还可能成为重要史料。举例来说，在革命史一统天下的时代，大概没人会把记载晚清城市如何处置粪便的材料当作史料来严肃对待，可能也不会有人把舞厅的记录和描述当作文献来看，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史、城市史、卫生史、新文化史、女性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些统统都可以成为史料。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并不一定是对原来革命史学的补充，也可能是否证、改写、纠偏，历史画面的丰富很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原以为是主干的历史演进不过只是枝叶而已，因此你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只需要抓住主干，不了解枝叶也不要紧。总之，近代史学界现在很难说有公认的主干，也很难开列出一个近代史学界公认的必读书目来。此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规范深受乾嘉汉学和兰克史学的影响，对材料的扎实程度、证据链的细密程度有明显高出欧美史学的要求，给个人的推理、想象和诠释留下的空间要小很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近代史界的同行评审极端强调一手文献，拒绝单一文献，对理论、方法论和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则远逊于欧美同行。一方面是“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对举证细密程度的高要求，其结果就是缩小论述的范围，集中笔墨描述和分析特定的人物、事件，时限也尽可能控制在较短的时段里，如此方能尽量避免漏洞和硬伤，以至于不少学者一辈子工夫都花在某个人物或某一事件的研究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专题论文对史料的挖掘甚至达到了涸泽而渔的程度，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做了非常细密的史实重建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我们一方面佩服他下了不少苦工夫，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这些苦工夫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因为不少文章基本没有论点，没有刷新人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助益甚小，遑论对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何帮助。不少研究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研究做任何联想，在遭遇质疑的时候往往会辩护道：我讨论的是某人在某事上的作为，其他人我没有研究过，真不敢说一定也是这样的。这固然是智识上的谦卑、诚实和严谨，但另一方面也显得非常无奈，知识的价值大小与其可迁移性有密切关系，如果史学生产的知识注定只能是特殊性的、不可迁移的，其价值就相当可疑。如果关于特殊人事的知识生产无助于改善我们对更长时段历史演进的看法和理解，如果它不具备较为重要的解释意义和反思意义，读者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了解一个死人的所作所为。有人的回答是，这个题目没有人研究过，我填补了空白。这种回答是完全无效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空白都值得填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读者的，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产品，它是没有市场的，也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样的研究买单。信息超载的另一个后果是，每个学者在做自己的专题研究时，通常不需要去阅读与此专题研究不直接相关的研究，以至于同样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从业者彼此读不懂文章，研究近代经济史的人读不懂思想史，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没有能力判断近代社会史的论文，更为甚者，研究章太炎的不读严复，也无法对严复研究论文做出有效的判断。研究领域高度相关的同行学者尚且不互相阅读作品，同行评审难以有效开展，学术会议常见鸡同鸭讲的情况，又怎能指望有多少读者呢？与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学界相反，今天敢于通贯地讨论长时段历史的，敢于去讨论大问题的，反倒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不少人努力去解释宏观问题。从历史学对证据的高要求来看，他们提供的证据可能很难构成比较严密的证据链，他们的证据甚至不过是从他人的二手研究中扒过来的。这让许多历史学者甚为瞧不上，但是又羡慕他们获得更多的阅读和掌声。读者、社会和政府永远都需要学者对重要问题做出回答，历史学者拒绝承担这样的职责，把领地拱手相让，也怪不得历史学被边缘化。作为一种折中方案，比较可取又可行的史学训练往往强调以小见大，从具体个案折射广阔的历史画面。但是问题在于，有什么理由说自己选择的个案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从个案看出广阔的历史画面？即便是说透过个案看出时代变迁的主流趋势都可能遭到质疑，因为既无整体图景为前提，又如何可能判断何为主流何为支流。从严格的逻辑来讲，我们真的很难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做出有力的辩护。所以，在信息超载的前提下的“以小见大”，严格地说，都不过是自我宣称而已。特定的人事总是需要放到整体性的历史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才可看出其意义，所以即便是开展专题研究，作为背景知识的整体性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仍然是必需的。笔者近年写作专题论文的时候，最感困难的就是描绘整体画面、铺垫时代背景、交代大框架，怎么写都是几十年前的陈词滥调，让人望而生厌，怎么写、怎么改都不满意。如果基于经典的二手研究来做概述，外审专家往往会批评说，轻易地采用既有研究为论述起点，不可接受；如果择取特定的原始文献来分析和描述时代背景，往往又遭遇这样的质疑：你怎么确定这几个文本能代表时代氛围、整体图景？老实说，我回答不上来，怎么都缺底气。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独特困境，最近读到美国和英国的两位年青历史学家写作的、在欧美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宣言》（英文原版于2014年10月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开上网，后出版纸质版；2017年3月出版中译本），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史学界的共同困境。该书指出，从196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间，西方历史学界都习惯于在短期历史的框架下寻找素材，“其短视程度堪称历史之最”。在一项以1880年以降的8000篇历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为抽样范围的统计中，1900年论文涵括的历史时限大约为75年，到1875年，其时限缩短至30年左右，“5至50年的生物时间尺度遂成为历史研究入门的模本”。史学界养成了“只求时段缩短、文献精益求精的习惯”，目标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其结果是，文献愈不为人知、愈艰涩难解，便愈被人看好，因为孤僻的文献方显史家治史的功力”。1981年，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伯纳德·贝林感叹道：“历史研究同时朝一百个方向长出分枝，而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协调……想要实现整体的综合，哪怕是有限的某些地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无穷无尽的细节却无法不能结成网或块，非专业读者甚至史学同行也看不到这些细节的意义和价值，“史学界只顾彼此交谈，话题越来越窄，时段越来越小”，史学遂难逃被边缘化的厄运，而“以长时段思考历史与未来在专业史学之外极为流行”，比如自然科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该书作者认为大数据和数字人文的迅猛发展使得克服信息超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可能。“主题模型软件能够用机器快速阅读大量的政府报告或科学文本，然后反馈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以来人们的学术关切和观念变化的基本事实……许多这类的软件能够把大量的文献记录迅速转化成可视的图示或图表，否则数据量太大根本难以读完”。该书作者之一、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牵头的团队在2012年夏季推出了一款叫做Paper machines（纸机）的文本挖掘软件，“专供学者全面梳理大宗纸版文档之用，尤其适合档案极其丰富的20世纪的跨国研究”。类似于此的大数据处理软件在西方正在陆续开发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某些工具挖掘文献，迅速地定位文献中的特定部分，生成词频变化图表，甚至在文献之间建立起时间或逻辑的关联，生成大事年表，研究者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判断和分析文献的来源和文献作者的价值立场、细读文本深层含义。历史学家从过于繁重的文本挖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文献的深入解读和创造性思考中。新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史学家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过载的困境。该书作者畅想，“如果历史院系能够培养出研究工具的设计者和大数据的分析师，那就等于把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塑造成知识生产的尖端人才，在学院内外都将大放光彩”。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有着海量的原始文献需要挖掘和爬梳，另一方面也有着数量庞大的二手研究需要整合，此外，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中国近代史需要置入古今嬗蜕、中西交冲的框架中来理解，对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当然知道得越多越好，因而显然更多地面临信息超载的困境，也更为急迫地需要探索如何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不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近代史学界怎能把被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者抢走的地盘夺回来，怎敢重新思考长时段历史，怎敢回答社会最为关心的大问题？相较于依靠图书馆和资料卡片做研究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知网、读秀以及近代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要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不久的将来，历史系是否有可能把数据挖掘能力的培养也纳入培训体系之中？史学与情报学、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何时可以提上日程？史学界、图书馆、出版界和信息技术公司要怎样才有可能联合作战，开发庞大的数据资料库以及高效的信息挖掘工具？国家的科研基金、出版基金是否有可能资助产生大容量的、有统一架构的、互相补充和兼容的文献数据库？谷歌学术、百度学术这样的搜索引擎工具，什么时候可以把信息抓取的触角深入到全网的史料数据库和大量图书资源的内部？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42.00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由我国著名的近代史专家胡绳先生编写，胡绳先生不仅是近代史史大师更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先生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结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着力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胡绳先生在写这本书之前已经有许多近代史著作了，为什么胡绳先生还要写这本近代史呢？胡绳先生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给一般读者阅读这一本读起来不枯燥的书。书中不乏有一些胡绳先生自己的看法，但是胡绳先生著书时十分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以及胡绳先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广泛吸取学术界已有的成就。本书采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书名，而不是《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一是因为避免和当时已有近代史著作雷同，二是因为胡绳先生前期根据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胡绳先生后期认为根据社会性质划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更为准却（即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为中国近代史），因此胡绳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也说明了这本书讲述的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前一段时期）胡绳先生以宏大视野，锐意立新，开拓了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对史学界普遍关注、争议较大的问题，胡绳先生亦有独特见解。本书基本结构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三次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高潮为中心来展开历史画卷的并以此线索把从1840年到1919年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阶段和农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是太平天国失败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第三个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第四个是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酝酿的时期。胡绳先生并不赞同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作为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重点突出了农民革命作为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革命力量，对天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肯定，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失败做了总结，论述五四运动对于开启新的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胡绳先生的这本书书逻辑清晰，史实详细，见解独特受到大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但是由于史观问题受到了许多攻击与非议，例如一些人认为胡绳先生对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叙述有吹捧夸大嫌疑；二是对不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叙述一笔带过，并没有做详细叙述，对这两段时期积极作用并未提及，以及对于晚清进步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贴上“反革命头子”“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卒”的正政治标签。三是用阶级史观来写这本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看待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和改革。《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先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简要介绍了一下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同时也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国同西方各国关系，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做了一些系列铺垫，说明了鸦片战争前的社会背景。说明了当时东西方之间存在的一些差距，西方列强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都有了很高的提升。而处于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仍然坚持天朝上国的理念，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经已经停滞不前了，军事方面仍然以封建军事为基础，兵制未能革新，武器方面缺乏创新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在英国的坚船利炮攻击下，显得那样的脆弱不堪，清王朝内部对于这次战争的战与扶又是那么的摇摆不定，清政府一方面想要维持天朝上国的尊严，想要和英军进行开战；而另一方面清政府腐朽的军队难以抵抗近代化英军的坚船利炮，为稳定满清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求和的态度。因此一场没有胜负悬念的战争结束了，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放低姿态来求和，英军对华侵略很大原因是想要打开中国市场，而清军战败请和，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有了谈判的筹码。因此双方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胡绳先生把这次条约签订看成是可耻的城下之盟，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国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后，美.法两国通过威胁恐吓，逼迫清政府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主权遭到践踏，领土遭到割占，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这时大清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了，然而只有少数先进睁眼看向了世界，看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清政府内部腐朽对人民无情的压榨剥削，最终导致农民革命的爆发！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书中写到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都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的中农群众，特别是计较贫苦的中农感觉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义。因此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完全是清政府腐朽统治造成的。胡绳先生写天平天国这段历史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胡绳先生认为并不是基督教俘获了洪秀全，从而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洪秀全所信仰的“上帝”不过是几本基督教小册子里拿来的上帝，这只是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个新颖的形式。这场农民革命声势浩大，历史长久。但最终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天平天国集团内部矛盾及中外势力共同剿杀，这场农民革命以失败告终。胡绳先生对于天平天国评价颇高，曾在书中用“伟大”二字评价，他写到:“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但这样的评价在不少人看来对于天平天国有吹捧夸大的作用，而稍晚天平天国国的洋务运动胡绳先生则是一笔带过，把为剿灭农民革命而兴起的湘军头领曾国藩写作成“反革命头子””封建卫道士”则有点激进。后面内容会分几篇依次介绍，让我们一起看胡绳先生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划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凤凰出版社等高校和机构的4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致辞并为新书揭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做总结发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主持新书发布式。王建朗介绍了近代史所七十余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历程，他指出，《丛刊》是从近代史所藏的110多种稿钞本中，精取其中31种汇编影印而成，史料价值极高。魏大威指出，近年来，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社科院、历史研究院各单位及各位专家，与国家图书馆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方面，以及抗战文献、近代中日关系、近代专题文献等方面合作推出了很多重要出版成果，总量已接近3000册，便利了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国家图书馆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规划建设47项重点项目，希望以后进一步发挥国图职能，加强与学术、科研机构合作，一如既往为国家学术研究做好文献保障和学术助力，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就《丛刊》的价值、意义及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细珠认为日记作为一般制度史和日常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刘萍从该所早期征集史料的途径谈起，认为正是前辈学人的努力和学术自觉，才使得当下的近史所史料收藏蔚为大观，为后人树立良好榜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谈到史料影印的必要性以及影印的困难，呼吁相关图书收藏机构，加强大型文献类图书的收藏规划。他建议出版机构，重视日记手札类文献的电子化，推进与民间和海外资料收藏者的合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认为，日记手札等资料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多属私人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可补其他史料之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张永江充分肯定该书价值，认为对于日记信札等资料，可分批次、分阶段进行整理研究，相关教学机构可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之学。《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珍稀日记手札文献丛刊”之一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项目”。《丛刊》精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1种未刊稿钞本日记，如《定边日记》《李星沅日记》《吴焘日记》《张朝墉日记》《潞生日记》等。日记底本经高清彩色扫描，凡原书扉页、题签、印章，以及日记中粘贴的各种剪报全部予以保留，灰度制版印行，总计八十册。这些日记撰者既有晚清督抚重臣，也有北洋政府高官；既有名士学者，也有世家子弟。每种日记虽篇幅长短不同，却都是反映近代社会剧烈动荡和变迁历史的珍贵文献。透过这些日记主人的笔触，折射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责编：吴敏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以巨著《历史研究》闻名世界，被誉为“近代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史学家”。此人试图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家庭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汤因比也是如此。汤因比出生在英国一个家境颇为殷实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据说，汤因比的名字来源于伯父，因为伯父阿诺德·汤因比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汤因比从小就对历史很痴迷，而在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上学经历，都为他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与其他历史学家根据国别研究历史不同的是，汤因比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历史的研究应该放在比国家更大的范围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为广阔的范围就是人类文明。中国人对汤因比熟悉，主要原因是他曾上世纪七十年代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谈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这是一个西方人和东方人就人类未来进行全新的预测，由于这是汤因比去世前进行了最后的预测，因此曾在东西方史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两人的交谈期间，中国正处于特殊的时代，而日本则在亚洲创造了经济奇迹。尽管如此，汤因比还是直言不讳地认为最有资格和能力引领人类社会前进一大步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汤因比之所以这样认为，他给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原因一、中国的儒家思想使得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基本上符合了人类社会的整体需求；原因二、中国也曾多次经历了混乱和解体，但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文明角度来看，中国人很好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而且能够很完整地保存文明的完整，中国的这种模式值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借鉴。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去世，享年86岁。汤因比临死前对西方文明持着悲观失望的态度，他希望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来拯救西方。“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参考资料：《汤因比：来世我愿生在中国》、《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

2019年12月7日，第三届“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四川大学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由《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举办，本次由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论坛旨在鼓励和扶持党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加强青年学者和学术编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强化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提升中共党史研究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平。本次论坛共有12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他们的论文从上百篇投稿论文中精选而出。每位报告人有五分钟的时间对自己的论文做简要的汇报，介绍选题的意义和价值、相关学术背景以及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每个报告人做完简短的报告后，都安排有六位点评人对他们的论文进行点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金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道炫研究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里峰教授等十余位学者及《中共党史研究》《史林》《党的文献》《党史研究与教学》等党史研究相关期刊的编辑作为点评人，对参会青年学者的论文做出了精彩而犀利的点评。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论坛内容择其精要，以飨读者。论坛现场建国初期上海的里弄改造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付志刚的论文题为《新中国初期城市基层“非单位人”组织化试探——以上海里弄改造为中心》。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单位组织被视为上海城市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但是，以里弄居民为主体的非单位人却因其无正式职业和成员的多元化而游离于城市基层体系之外。因此，如何将分散的非单位人纳入到国家的组织化体系之中，并将之整合成为可调控的基本力量，便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里弄改造的重要课题。付志刚的文章也以此为线索，探讨上海在新中国初期如何以单位为范本，将分散的非单位人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进而实现新中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转变。作者对里弄空间的复杂性做了介绍：里弄中既有商业大楼，还有资本家、高级职员居住的花园洋房以及由三轮车夫、码头工人和外地灾民搭建的低矮棚户。开放的里弄空间不仅成为游民以及“社会渣滓”的寄生场所，更成为“各地反革命逃亡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对于一般的里弄居民来讲，与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疏离感使他们更关心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非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在很多里弄居民的认知中，国家对里弄的改造是毫无意义的“活受罪”。有鉴于此，上海市委在1954年七月底发出了“关于里弄整顿工作的指示”，要求“清理里弄组织干部、摊贩、失业人员中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封建残余势力以及社会治安危害分子，初步弄清一般居民的整治情况，整理和健全里弄组织，确保工人阶级的居民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经过一年多的改造，上海市里弄中残存的少数异己分子被全面清除，而一般里弄居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也有了显著提升”，“能主动关心和支持里弄组织进行工作”，里弄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为可随时动员起来的组织化力量。曹树基教授对论文首先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作者在文献的使用上，有些过分依赖诸如《里弄整顿试点工作总结》《关于里弄工作情况的报告》等结果文件而非具体操作时的过程文件。结果文件有很多事后的拔高、遮掩，往往并不能反映事件原本真实的面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德英教授则认为，使用史料的时候，要跳出那个时代来做判断。比如“流氓”“社会渣滓”“封建迷信组织”等概念，要去进行区分和辨析，看看到底是哪些人被归类为了“流氓”，这些“流氓”和我们今天话语意义上表达的流氓，是否是同一概念。抗战时期中共的党团组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马思宇的论文题为《党群之间：抗战时期的中共党团制度、党群组织与群众运动》。马思宇首先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发展做了基本介绍：党员发展至120万，抗日根据地人口接近一亿人，下辖各群众团体人数超过1085万。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但中共具体是如何建立群众组织，群众运动如何在中共的指挥下开展，如何保证群众组织既代表人民，又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些细致的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们去探讨和解决。作者认为，理解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团制度。党团是指中共在一切党外组织与群众组织中进行组织活动的秘密机关，围绕党团，衍生出一整套渗透、整合、领导群众组织乃至群众运动的制度行为规范，这就是党团制度。党团制度是中共领导群众组织，调整党群关系的核心所在。作者首先考察了中共在国统区领导和发起群众运动的情况，马思宇认为，中共既善于利用国民党的旧有组织，如农村复兴会与合作社等，取得其领导权；另一方面，中共也重视自主建立群众组织，如“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等。作者随后考察了党团与支部的关系，中共与国民党对群众的争夺等问题。作者在结论中表示，中共党团制度在群众运动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党员借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参与到学生、工人、农民、妇女等团体的建立中，并在其中秘密工作，宣传党的主张，造成了社会的政治化。党团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与党组织的活动有分工也有合作，虽偶有交叉摩擦，但总体而言相得益彰。南方科技大学的李翔教授在点评时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和时间打交道的学问，但是在本文中却看不出时间线索，抗战时期中共的党团制度究竟是怎么发展，又是怎么演变的，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中共党史研究》的编辑赵鹏则表示，《党群之间：抗战时期的中共党团制度、党群组织与群众运动》的主题不够明确，在同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数个并不密切相关的问题，导致文章的几个主题之间各自为战，仿佛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感觉，赵鹏建议作者可以重建逻辑与叙事框架。《党的文献》的编辑茅文婷点评道，作者在处理史料时缺乏对文献的基本解读，而是碎片式地提取，这导致文章缺乏一个核心脉络和叙事框架。同时，直接照搬史料，会使论文在表达上语言不通畅，逻辑条理也不够清晰。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徐鹏在做报告1927-1931年间中共的文件印发机制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李里的论文题为《中共文件印发机制探析（1927-1931）》。文件是党内信息的载体，而文件印发则是党组织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组织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中共文件包括决议、通知、通告、宣言、报告、章程等多种类别。中共中央曾将文件材料的传递比喻为人体血脉流通：“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留滞，影响人的生死”。作者首先阐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面临的文件印发形势。相较于中共早期，1927-1931年的中共在文件印发的技术层面没有太大的突破，但中共面临的相关压力却明显增加：一方面，白色恐怖使文件印发的风险提高，可借助的党外资源减少；另一方面，党的政策变化巨大，事务增多，又产生了大量的文件需要印发。这使得党内的文件印发工作面临了巨大挑战。作者接着对中共早期的文件印发和传递的组织技术进行了考察。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转入地下。由于经费、人员、技术等条件限制，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文件翻印能力在不断拉大，造成各地党组织对中央文件翻印工作的依赖。从文件传递环节来看，中共仍主要采取党员随身携带与邮政系统传递文件的方式。但随着国民党沿途检查手段的升级以及经费限制等因素，这种方式在保证安全与节省资源之间越来越难以兼顾。此外，作者从党内政策态度的角度分析了文件印发流程中的组织压力。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经历数次重大会议，政策路线和人事安排几经调整。在这一背景下，相关会议决议的印发状况，不仅是技术问题，也被视为各地党组织对新政策路线的态度。最后，作者指出，在没有技术突破的前提下，中共文件的印发境况趋于恶化。直到1931年初，在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向苏区、积极推广巡视工作，党内电报的使用等因素相加之下，中共的文件印发工作才得到了极大地缓解和改善。在之后的点评环节，曹树基教授给这篇论文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自己读到的少有的佳作。首先作者使用的是典型的过程文件，对于当时党内的政治生态，进行了很好的还原。其次，行文的逻辑和框架非常缜密，每一部分的一头一尾，都是对于该部分内容高度的凝练和总结，颇有自己的行文之风。最后，文章不仅仅对史实进行了很好的叙述和还原，更在最后一部分，将文件的印发机制和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态度进行了结合，使全文的立意有了一个很好的拔高和升华。李里峰教授也对这篇论文给予了充分地肯定。但他也指出了一些可以继续打磨和修改之处。例如，文章的标题为《中共文件印发机制探析（1927-1931）》，但通读全文，基本都在还原文件印发的过程，“过程”并不等同于“机制”。如果是要探讨“机制”，恐怕还需要引入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机制”有一个更加概念化的观察。同时，论文的时间段是“1927-1931年”，那在这个时间段的之前和之后，中共的文件印发情况又是怎么样的，这或许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延伸讨论和对比研究的问题。李翔教授则建议，可以将中共的文件印发机制与共产国际与苏共的机制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放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中去考察，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不仅如此，文件印发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这是一个传播学领域经常关注的问题，他建议作者可以阅读和引入一些传播学的知识，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更加理论化的考察。点评环节论坛从上午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期间除了两个小时的中饭和午休时间外，基本全场无休。论坛在一开始就定下基调：杜绝“形式主义”和“好人主义”，场面话不要说，恭维客套的话不要说，只说缺点，只说有待改进和提高之处。学者们普遍表示，这是自己参加过的“炮火”最猛烈也是最真诚的会议，在本次会议上领受到的批评和建议，甚至比一整年里所收到的都要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的瞿骏教授在最后的点评环节，也给受到了一整天“猛烈炮火”的青年学者们以鼓励和安慰，他表示自己也向此次论坛提交了论文，但是并没有被选上，最终只能以点评者的身份参会，因此所有青年学者大可不必伤心难过，能够有机会在论坛上汇报论文，就已经是对自身学术实力的一种肯定。本次论坛也为广大的青年党史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不再是闭门造车般地在自己的领域里单打独斗，也让彼此知道了对方的研究和自己当前研究的不足。而相关党史期刊的编辑们的与会，以及他们从编辑角度给出的建议，使青年学者们收获良多，也为他们日后更好地建立写作规范和发表论文提供了许多帮助，使之感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温暖。(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